【横议】防疫与宪法第35条|盛洪

最近有很多对过度防疫的批评,现在估且不论。只说一条,也足以说明过度防疫是错的。这就是,过度防疫必然与侵犯表达自由联系在一起。两年前武汉封城,作家方方写了《封城日记》,在我看来很是温和的,却遭到官方的打压和攻击。还有若干报道武汉真相的民间人士,也受到禁言或拘捕。前些日子西安封城,也出现一些诉说真相,呼吁改进的声音,却也被删贴或压制了。我对此曾著文“遮丑愈丑,自夸堪笑”予以批评,说“压制揭露丑闻的行为比丑闻本身更丑陋”。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由《宪法》第35条明确陈述。宪法权利,就是基础性的权利,凝结着古今中外、兴衰得失的血泪教训,不是任何借口能够加以限制或否定,当然“防疫”也不例外。

表达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天赋权利,从认识论角度看,也是形成最佳公共决策的最好原则。一个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共决策的好坏依赖于赞成这一决策人数的多寡;最好的公共决策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决策;当然在实际上,为了降低投票成本,采取多数原则和代议制。若要知道同意某一决策的人数多少,首先是要他们表达出来。在立法阶段通过投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听证,在日常通过言论。如果限制表达自由,公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表达,也就无法制定充分吸纳大多数人意见的公共决策。防疫政策也是一种公共决策,它应是在公众意见充分表达,全面真实地了解防疫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依据科学的研究与分析作出。如果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防疫政策就没有依据并出现偏差,带来重大社会损失。

侵犯表达自由的行为在现在的上海就要加个“更”字。我写过的两篇讨论上海疫情的文章,“不能以故意致死来‘防疫’”和“‘清零’迷误”所参考的文章,都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删除。尤其是那个《上海防疫逝者名单》,记录了上海因过度防疫而非正常死亡者的姓名和死亡原因,但被上海当局追杀,屡贴屡删,上海民众仍然接力放到网上,至今已有累计180位以上的逝者记录。其中9人跳楼,4人因氧气断供,4人因透析设备不够,12人心脏病未及时救治,4人脑溢血;……本来,一个普通的政府,应该为因它的不当措施导致非正常死亡而道歉,而哀悼,然而上海当局竟丝毫没有歉意和悔意,却想让人们忘掉有这些人死去。它的直接动机是掩盖错误,但这不仅直接触犯了《宪法》第35条,而且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肉体死了,难道也要名字死吗?

应当说,这些恶性事件是因为侵犯自由表达助长而成。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将监视公民言论、压制自由表达视为常规工作,而这是违反《宪法》和《警察法》的。有关民企产权受到侵犯,居民房屋被非法强拆,妇女被绑架强奸,孩子因打疫苗致残,凡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想申诉、抱怨、批评,就遭到删贴,或受到警察“训诫”,甚至遭到拘捕,因而地方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庇护,得不到纠正,反而越发恶劣。上海也并没有比其它地方好多少。其实在两年前,就有警察半夜两点强制一老人离家隔离,老人被折腾得当场脑溢血,后来不治身亡。其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信息均被删帖(《上海疫情逝者名单》,2022,第109号)。上海政府及警方已习惯于此,只不过这次范围涉及整个上海,才引人关注。

删掉这些死者的信息,压制各种批评意见,就等于表明一个态度,即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改正错误。于是已经出现的恶性事件并不能使上海当局有所收敛。当周盛妮护士因核酸限制贻误救治而失去生命以后,上海当局遭到了很多批评,我也著文指出,“关闭急诊”“就等于故意致人死地,无异于亲手杀人”(2022)。这样的道理,上海当局不会不知道。但尽管上海当局表态“不能一关了之”,在那之后,仍有16人因核酸等“防疫”障碍延误救治而死亡(《上海疫情逝者名单》,2022),这更是“故意致死”。他们可以半夜三更将垂危老人从家里绑出,却不能在收治急诊病人方面雷厉风行,显然只是敷衍。因而侵犯表达自由权利就意味着坚持“防疫”恶政。这种“防疫”与侵犯自由表达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错的。

侵犯表达自由,删除和压制求救声音、死者信息和批评意见,就是拒绝社会反馈。而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是在吸取社会中各方面信息,听取各种专家意见之后,综合提炼而成;并且在实施过程不断地随着参数变化和实施结果而作出调整。没有社会的反馈,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他或她最清楚,生命危险来自何方,是眼前的基础病,还是新冠;是在家里,还是在方舱对他身体更有利;尤其是一些老人,当他们判断离家隔离会更容易伤害生命时,他们的拒绝是合理信息的反馈。而这种信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说也是宝贵的,假如他们真的是为了保护生命,尊重这些个人的判断就会带来社会的生命损失最小化。而无视这些来自具体个体的反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生命损失。社会防疫的最佳状态,是政府与民众博弈的均衡,而不是政府强制实施它认为“正确”的东西。

而我们看到的官方宣传,只讲“新冠疫情”,不讲其他生命损失,仿佛它的全部任务就是消灭新冠病毒。当他们说“生命至上”时,似乎此“生命”与上述的“上海防疫逝者”无关。从官方的语气可以听出,仿佛上海民众发出的求救声音,他们因亲人逝去而发出的悲鸣,各界贤达对防疫的请愿和建议,都像没有发生过。这不仅仅是态度傲慢的问题,而且是在阻断正确制定决策的条件。这就是把防疫单一目标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对正常社会反馈机制的破坏。不把这180个非新冠逝者看作是这种过度防疫导致的错误,也就不用纠正或调整已有的政策措施,并且还报复式地走向极端。例如官方负责人说要“四应四尽”,“不打折扣,没有例外”,就比以前更加严苛了,高龄、重病都不“例外”。4月18日以后,由于这些“政策变化”,原来还可以在家隔离的94岁老人突然在半夜被破门绑走(圣地呀GO,2022),一位73岁偏瘫老人在被强制转运时猝死(陆火Media,2022)。

官方更不关心这些非新冠逝者是怎样死的。他们不是正常的死亡,而是在极度痛苦、绝望和焦虑下的死亡。由于上海停产氧气,4万名用户的氧气瓶断供。在一个养老院中“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上海防疫逝者》,第151号)周盛妮护士与另一位老人是因哮喘病死亡,死前呼吸困难也应带来极大痛苦。而且在老人因阳性将其离家隔离,在没有家人在身边的情况下去世,又是一大临终的痛苦。另一个应该注意的,是精神上的重创。过度防疫的天天骚扰、步步紧逼,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折磨;更有“执行不过夜”,半夜强行将人从家里绑走;用铁网将楼宇“硬隔离”,禁止市场供给导致饥饿,都在带来恐怖气氛,等等,九人因而自杀是这种状态的极端结果。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逝者名单,它包含了死亡前的更多痛苦。

看来,官方不是不知道过度防疫的问题,只是它不想知道。有一个视频显示,一个市民向前来视察的领导喊话,反映物资供应的问题,结果他被警察抓走。这是最直观的官方切断市民与政府之间信息沟通的例子。这在传统中国都是“阻塞言路”之罪。这直接说明了官方以为消灭了抱怨和批评的声音,就消灭了它的错误。它用于证明它的过度防疫是“正确”的理由,不是是否充分吸纳了信息和意见,而是是否出自领导之口。我看到一篇文章以傲慢的口气指责张文宏,说“医生别以为自己是市委书记”,好象市委书记就自动地比别人高明。其实,我们无法证明,官就比民聪明,大官就比小官聪明。当我们说“政治领导人更重要”时,是说他能借助于充分集合和吸纳社会上各种信息的机制——其中就有“自由表达”原则——进行决策(盛洪,2017)。而该作者的逻辑是,由权力背书的就是“正确”。

在另一方面,官方又以其在位便利,利用官方宣传机器指责民间的抱怨声音,并拿出“阶级斗争”的大帽子政治化对过度防疫的批评,并把防疫的模式之别上升为大国博弈。更有一篇题为“醒醒上海,这是在战争”的文章更明白地将这次“防疫”比拟为战争(冷如,2022)。这显然解构了官方“生命至上”的防疫动机宣告,原来“动态清零”的理由说不通时还可以说是“假借防疫的战时体制测试”。这更为荒唐。首先废弃市场、代之以行政体系的结果不用测试,人类千百年的经验教训早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经济学证明了无数次,难道非要用大量生命、健康和物质损失再来证明一遍吗?再者,如果为了战时体制测试就不惜伤害大量民众,导致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个准备中的战争也就不是为了保卫生命和权利而战,因而就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也不应为这样的战争去做准备。

该文还故作惊讶地指责上海,“在疫情两年多的时间,上海居然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战时供给体系”(冷如,2022)。好象该文作者不知道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行了30多年,“居然”饿死了几千万人,直到文革结束大多数人还挣扎在温饱边缘。这样自不量力的计划经济一旦实行,就必然是效率低下、破绽百出,行政体系要做到市场的万分之一,也只能顾头不顾腚。在大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只能制定400多种产品的计划,还经常短缺或过剩,而今天仅京东的商品就有4020万种(2014年)。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是哲学上的不可能。这是因为,市场是成千上万的人分散地表达他们意愿的机制,通过竞争或参照,价格逐渐收敛为均衡价格,这个价格体系再指导人们的行为,让他们进行简单计算即可(盛洪,2020)。因而市场也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机制。而计划经济或“战时体制”就是一个阻断自由表达,由自称“超天才”的人代替民众的表达的机制。

至于是否将防疫模式看成是与制度、文明或“国本”有关的竞争,更是得不出肯定的结论。如果没有自由表达,众多个人信息就无从得知,从而不能集合和融贯为好的防疫政策,却会为被人为操纵的假信息蒙骗,最终归于失败。更一般地,文明也好,制度也好,国本也好,表达自由就是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昌盛的文明是万马齐喑的。相反,表达自由才是社会繁荣、国家强盛的根本性原则。由于表达自由,不同思想的竞争才形成思想市场,创新思想才会层出不穷;个人意愿充分表达,才会为公共选择提供民意和信息依据;众多个人意愿被吸纳进公共决策,政府才能获得民众支持的力量,才会形成政治上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样的社会才会具有创新、公正和团结的特质,才真正有力量。而压制表达自由则会窒息创新,亵渎公正,涣散人心。用压制言论的规则去与表达自由原则竞争,孰能不败?

“国本论”又和“战争论”互相帮衬,暗示着和平的“竞争”终有一战。近来当局把防疫比作战争,用了很多战争语汇来形容防疫,比如说“总攻”。这样的词用在病毒身上显得很夸张。而一旦夸张,就失去其严肃性。然而这是借攻病毒来攻人。好象一说战争,“人”就没有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没有了,只剩下看不见的病毒,就可以对人动手了。将那些本来还在家隔离的体弱老人绑架出去,过度防疫致使延误、设备不够、病床不足而导致的死亡,也就合法化了。原来“总攻”的对象是人,按当局的语气,这些人只是病毒载体,而不是人,所以为了消灭病毒,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就是“最小成本”,对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以一删了之,置之不理。防疫的战争性质就体现在对这些人的残酷上,“总攻”一词难道不是道明它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吗?对于针对自己的“战争”,民众为什么要拥护呢?

“领导”的“正确”来源于通畅而充分的信息,来源于根据社会反馈的纠错能力,而不来源于对错误的坚持。我曾说过,人难免犯错误,但坚持错误,不纠正错误,则是绝对的错误。如果事实已经说明某一政策是错误的,坚持错误只能使错误更大,更难以掩饰,并不能证明“领导”高明。而纵观古今,不是“一贯正确”,而是“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才是领导最可贵的品质。《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文过饰非,一个国家会突然崩塌;而勇担责任,才会使文明崛起。有“罪己”的精神就不怕表达自由。我很理解官员们希望有一个值得夸耀的“防疫胜利”。但我说只有在宪法第35条下的胜利才值得夸耀。因为第一,遵循宪法第35条的防疫比无视它的防疫要难得多;第二,如果压制表达自由,压制批评,怎么知道别人的称赞是真的呢?

因此,我建议上海当局要学会在宪法第35条下执政。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拿出一个公共机构的诚意来,停止对《上海防疫逝者名单》及相关批评的封杀,坦率承认这些人的死亡有自己的责任,真诚地向死者家属和上海人民道歉,并选择适当日子为他们举行公祭。现在做可能还来得及。

参考文献

冷如,“醒醒上海,这是在战争”,《民生文化》,2022年4月18日。

陆火Media,“73岁偏瘫老人转运途中死亡:还要让多少生命成为‘最小的成本’?”《腾讯新闻》,2022年4月22 日。

圣地呀GO,“94岁的阿婆、93岁的教授夫妇、92岁的瘫痪夫妇…都被拉去了方舱”,微信公号《圣地呀GO》,2022年4月20日

盛洪,“不能以故意致死来‘防疫’”,《盛洪教授》,2022年3月31日。

盛洪,“领导是一种制度”,《FT中文网》和《中评网》同步首发,2017年9月26日。

盛洪,“武汉抗疫的计划与市场”,《盛洪教授》,2020年3月23日。

2022年4月25日于五木书斋

作者: flourish378

经济学家,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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