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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让信息跑过病毒|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及,禁止“非公”机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真替它感到尴尬。首先它是一个没有立法权的行政机构,没有资格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事务进行干预;其次它向它欲侵犯其权利的对象征求意见,真是荒唐得令人瞠目;再次,它所欲达到的目的,对这个社会是严重侵害。它似乎不知道大饥荒和文革时所谓“公有”的传媒封锁真相和制造谎言的历史,忘掉了前年“公有”传媒封杀新冠病毒的信息,并训诫李文亮等几位私人信息披露者;无视一些所谓“公有”传媒伪造瑞士专家,歪曲外国领导人言论的劣行;就在刚刚,在河南和山西的雨灾时,真正丰富的信息不是来自所谓“公有”传媒,而是来自民众的自媒体。中国自古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说,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侵夺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是颠覆这一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原则,企图掩盖错误、压制批评,甚至对统治者也没好处,更是将社会置于万马齐喑、谎言充斥的境地。再发此文。(2021年11月13日)

盛按: 一年前,由于信息没有跑过病毒,致使武汉封城。现在病毒变着样儿又在反攻。人类仍在防守。如果信息还跑不过病毒,与病毒的战斗恐怕很难赢。不过我们也涌现出李文亮等践行表达自由的英雄,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鼓励着我们”让信息跑过病毒”。

互联网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抗争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病毒,一个是信息。巧合的是,这两种看来不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具有传播性。一个描述病毒传播的模型——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信息传播。S代表尚未感染人群,I代表感染人群,R代表康复且免疫人群。这个模型就是通过描述这三者比率的变动来预测疾病传染趋势。它也可以用来研究计算机病毒,这与信息传播很相近。从信息角度,这三个人群也可以是“未知信息人群”,“转发信息人群”和“不转信息人群”。因而两者的传播态势可以用这同一模型来预测。这场抗争究竟谁能赢,取决于到底是信息传播得快,还是病毒传播得快。

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首先是,只有当病毒出现和传播,并且显现严重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信息滞后于病毒,并且经常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只有生物体移动并与其他生物体接触才能传播;即使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就能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

图1 SIR模型示例

信息跑过病毒

说明:这里采用了现成的SIR模型(matlab)。其中纵坐标代表人群比率(<0<1),横坐标代表时间(天)。感染率(λ)=0.8,康复率(μ)=0.2。看纵轴,感染人群比率的最高点约为0.4,对应的横轴时间约为第9天。

我在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SIR病毒传播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解释;其中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这里有两个重要参数,在病毒模型中叫感染率(λ)和康复率(μ);在信息模型中叫“转发率”(λ)和“不转率”(μ)。两者传播速度的快慢,关键取决于病毒感染率和信息转发率孰大孰小。谁大谁就快。在病毒传播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感染人群比率,它在纵坐标上的数值就是感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它在横轴上的数值代表时间(天)。在正常情况下,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可以假定信息转发率是病毒感染率的2倍。在图1 和图2的横轴上,病毒传染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9天,而信息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4天,显然信息快于病毒。转发信息人群的比率最高点是0.6,而病毒感染人群的最高点是0.4,这说明信息覆盖的人群要大于病毒感染的人群。这有利于民众提前预防,从而在病毒发展的更早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图2 信息传播模型

信息跑过病毒2

说明:此模型与上一模型一样,只是把病毒改成了信息。将感染率(λ)改成“转发率(λ)”,把康复率(μ)改成“不转率(μ)”。因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所以把λ的值从0.8提高为1.6,μ不变,仍等于0.2。看横轴,转发信息人群比率最高点约为0.6,时间约为第4天,比病毒快5天。而在这时,感染人群比率约为0.2,比第9天少一半(见图1)。

好在人类早就知道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动的重要性。中国《宪法》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宪法一样,都有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第35条的“表达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具有综合性,其基本道理就是让众多与分散的信息如实且及时地表达,以使他人和社会获得真实信息,也使专家能够以充分的信息分析事态并提出建议,以准确应对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传染病的信息。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维护社会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有效和灵活的机制。然而,如果不遵循自由表达的原则,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这就是对信息正常的传播加以干预,减慢了信息传播速度,减少了有价值的信息量,让信息在速度竞争中输给病毒。

例如,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而在文章分析的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是更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机会。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即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且只作为学术论文;而是在第一时间被发布出来,或至少让钟南山、王广发等权威专家获悉,将会大大提前采取防止“人传人”的措施。在这时,由于武汉市政府人为地压住这些信息,且又认识不到这些信息的重要价值,致使信息传播落后于病毒。

图3 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接触海鲜市场情况信息跑过病毒3

数据来源:Ch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The Lancet, January 24, 2020。

第二个机会是在12月30日,八个医生分别发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武汉政府竟以“造谣”的罪名拘留或训诫这八名市民。其中一名医生李文亮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就不仅只减少了八名市民的信息,而是80名甚至800名市民的信息,他们会因惧怕被“依法处理”,即使有病情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这就影响了信息的正常发布,使社会获得的信息严重少于真实的信息量,也就不能为专家预测模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如果武汉政府不是忙着封锁消息,而是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不难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也比后来采取措施的时间早23天。

第三个机会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12月31日到武汉考察,他认为疫情“可防可控”,直到他自己回京后也得了新冠肺炎,才能确定是“人传人”。钟南山于1月19日到武汉考察,他于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广东出现了本地病例,自己没有去武汉,但家人去过武汉,由此推断出“人传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威专家都是依据自身或本地经验做出“人传人”的判断,尽管他们都在近期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利用来自武汉官方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当这两位专家在得出“人传人”的结论时,并没有用什么高级设备或高深理论。只要有家属或医生感染且无海鲜市场(或武汉)接触史,就可以作出判断。而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市政府贻误的第三个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没有停住脚步。

直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则通报中称“未见明显人传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直到钟南山确认可以“人传人”以后,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钟南山是在1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出这一判断。他作为武汉市长,新冠病毒肺炎发源地的市长,竟与我们这些局外人同步知道这一疾病是“人传人”的!在这一个多月,他封锁信息以后究竟作了什么?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看作一场战争,武汉市长就相当于前敌指挥,而他掌握的“敌情”竟与千里之外的人一样。他称职吗?他能打赢吗?他们压制信息发表和流动的作法,也导致他们自己严重的决策错误。如果从12月8日算起,到2020年1月22日采取措施,一共45天。假定感染率为1.3,理论上可感染134107人。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的贻误战机吗?

图4 压制信息传播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4

图例:与上图同。

说明:因压制信息传播,我们将转发率(λ)调低为0.6,将不转率(μ)调高为0.4。结果是,信息传播高峰在第13天,转发信息人群比率为0.08。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比病毒慢4天,且转发人群比率大大低于信息正常传播的数值(0.6)。这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比知情的人还多,他们与携带病毒者相处却不知防范。

图5 压制信息传播从而疏于防范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5

图例:与图1同。

说明:由于信息比病毒慢4天,致使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导致感染人群比信息正常流动时多20个百分点。

看来在外部信息因打压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内部信息也并没有用来为政府对策提供指导。因而武汉政府压制新冠肺炎的作法并不是什么为了“维护稳定”,而只是他们近年来的习惯作法。这就是对他们认为本地的负面信息的本能的压制。为什么如此呢,除了保住官位与仕途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本地民众的健康,也不是这一疾病一旦传染,会给全国甚至世界带来严重损失。这种压制信息传播的行为上行下效,以致某地一个对县医院的批评者都会被警察拘留。并且在以往,他们压制“负面信息”,包括强拆伤害民众的信息,“城市治理”伤害小商小贩的信息,有关各种工作失误和各种事故的信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似乎屡屡得手,都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们的这些作法虽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但由于他们还有滥用公权力的能力阻止上访等信息外流的手段,基本上“消灭”了批评的信息。这次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贯如此。

其实这并不是武汉政府的“专利”,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普遍作法。即使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既然中国《宪法》已经规定“表达自由”原则,压制网络信息传播就是违宪,这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敢违宪呢?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有些人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漏洞,曲解“网络安全”的含义,利用手中暂时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压制批评。《网络安全法》正确地指出,“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12条)但该法也有些缺陷,如没有明确重申《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主导该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明确定义网络管理的行政部门,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对网络违法争议的裁决,以致有些管理部门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滥用网络行政权。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警察部门竟以在微信私人空间的议论为由拘捕公民。这些作法在实际上否定了《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在新冠肺炎时期出现的压制信息披露也就不过是众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然而,这次有所不同,对病毒是不能封号或截访的。从后来外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人们就不仅怀疑武汉政府,而且怀疑整个中国的信息了。泰国1月13日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日本16日,韩国20日,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这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其它城市与武汉的交往更为密切,竟没有相应的通报。直到1月20日,北京和深圳才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1日中国卫健委才首次报告了包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报告明显是在外国报告的压力下才发表,但有很长的时滞,给外国人以错误信息,也误导中国专家对这一疾病性状的判断。这说明,压制信息披露、瞒报和迟报在中国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并且仍然在起着负面作用。

实际上,压制信息披露,封锁疫情消息,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政府自己。这即包括武汉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如果武汉政府消灭了大量散在民间的疫情信息,也压住武汉政府自己掌握的医院信息,并且并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竟连最可简单判断的“人传人”性质都没有及时掌握,中央政府如果只靠武汉及湖北政府的渠道获得信息,则也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当海外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并反衬出中国内地的信息不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猛遭一击。既然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扭曲之处,政府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而又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惊惶失措,做出过度反应。例如,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如是否空气传染,飞沫传染,或接触传染;如果病例数据不真实充分,就不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感染率,就无法估计武汉居民携带病毒的比率,就只能怀疑所有的武汉人都有可能是带毒者,就只能采取“封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今天,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生活都离不开交易。交易为生产带来市场需求,交易本身也创造价值。2019年武汉GDP约为1.5万亿。如果封城两个月,将会损失2500亿元GDP;扩大到湖北省,2019年GDP约为 45828万亿,因不知武汉周边城市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而封了除了神家架以外湖北省全境,如果封两个月,则会损失7638亿元GDP。如果除湖北之外全国因新冠肺炎爆发而限制旅行两个月,假定在此期间减少生产和交易20%,则约损失31501亿元,加上湖北的损失,约为GDP的4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本来已呈下降趋势之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要交易就要人与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病毒,就会有人生病,甚至死亡。然而,如果经济因此而严重下滑,许多民众也会面临收入下降以至失业,不少家庭会出现财务灾难,甚至还会死人。这不是可以不加考虑,只用“革职”所能抵偿的。

武汉政府封锁疫情信息,扭曲自己的决策,其突然性又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冲击。由于大家已经知道,武汉政府把说出真相称为“造谣”,那么它告诉民众的话就更可能不是真相,所以不得不作最坏的想象。这必然造成恐慌。由于武汉政府压制了信息的发布,也不认真研究它所能掌握的信息,它与全国公众同步知道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它也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的传染方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有征兆也传染”的说法,人们因而也不能从个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受到感染,从而只能从居住地来划分人群,以致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实际上受到了歧视。有些地区将武汉人视为病毒,有些地区禁止武汉人入住酒店,有些地区将武汉人当贼抓,有的地区把回乡武汉人的家门封上,更有一群人拒绝与武汉人同坐一架飞机。还有不少县乡村庄封路封村,还有地方强制人们带口罩,不带就推出地铁,等等。就是在武汉,政府完全没有准备,但封城和禁止城内交通的命令却很突然,也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交通需求,以及市民正常的物资与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错误决策、民众损失和社会乱象都来源于对自由表达的压制。如果不对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利的行为加以整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依然是扭曲的,今天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就很难取胜,或者依靠病毒周期和病人自愈最终勉强收场,也是一个时间过长、损失惨重的战争。实际上直到现在,压制和封锁网络自由表达的行为还屡屡出现。除前述拘留发布消息者的行为外,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删帖或封号。笔者参考的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如“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就是你们几个”,“武汉 8 个‘造谣者’终于有一个现身了”等在微信公号上被删除或屏蔽。一些医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求救,被警方威胁不许再发布。有些病人因医院称没有试剂盒而不能确诊;有些病人已被确诊,但由于床位不够不被收治;有些人病死在家里或死在医院,用另一个名称,如“重症肺炎”来说明死因。这些似乎是用来减少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数量的机巧。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拒绝治疗、被迫回家或流浪在外而不被计入统计数字的病人,他们自生自灭,并继续传染别人,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在防疫体系之外。为了阻止信息的传播,不惜让病毒传播。

因而,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而及时性就是时间上的真实性。记得2003年战胜非典,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因两件事情而有所放开。一是3月份出现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打死,激起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国务院迅速取消了收容谴送制度,官民互动取得了一个良性结果。一个就是非典。钟南山、蒋永彦等专家突破舆论管制,说出非典真相,政府及时调整自己,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而引咎辞职。这不仅是这两人应得的惩戒,也警示了其他官员,为推动舆论空间的放开,尤其是自然灾害、疾病和生产事故的自由报导开创了先例。非典也是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得以克服。

这被当时称为“胡温新政”。这一放开舆论空间的趋势在那十年逐渐展开。然而在近些年来,舆论空间被大大压缩,自主传媒已经消失,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也被严格控制。不少行政部门无视宪法和相关法律公然监视微信群。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们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对于批评,他们“创造性地”将“寻衅滋事罪”用于网络;对于真相的揭露,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指为“谣言”。八名“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描述,在他发布消息的第二天半夜,他就被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其后又有多次被医院监察科谈话和派出所警察训诫,说他发布的真实信息是“不实言论”。这种作法既“高效”又猖狂,完全颠倒了“谣言”的定义。对比武汉市政府在认识新冠肺炎“人传人”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拖沓,压制信息发布却可谓“神速”。这多像病毒的帮凶。

因此,若要打赢这场防疫之战,就必须让信息自由发布和流动,让它跑过病毒。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第35条和相关法律。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落实不了?这些年不少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公然压制信息自由,又将信息扭曲为错误的数据,用以欺上瞒下。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也已积弊多年。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一场火灾事故,一个交通事故,一场传染病,他们都本能地低报数字,以躲过相应的惩罚。例如国务院规定,对于重大火灾事故要对当地政府追究刑事责任,而“重大火灾”被定义为死亡30人以上,当地政府官员就有倾向于少报死亡人数。而从政府结构来看,由于缺少真正的选举,法院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民众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很小,官员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一般只能靠下级提供的数据。所以下级官员们一定会在各种事故出现时尽量隐瞒。他们用“造谣”的罪名让民众闭嘴,不仅是要欺骗社会,也在欺骗他们的上级。

因而,若想让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就要清除所有这些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压制真相和批评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违反《宪法》第35条的行为加以惩罚。上述以压制自由表达、隐瞒数据而逃避责任和惩罚的行为,只有当对这种压制和隐瞒行为的惩罚明显重于他们所想逃避的法律惩罚,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第66条第1款),要予以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最高法院在道义上支持了武汉八个“造谣者”,但问题不是给他们平反,而是要追究诬蔑他们“造谣”,且目的是为了“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人。法律就在这儿摆着。隐瞒和谎报的前提是压制其它信息源。将真相说成是“谣言”的作法才真正是造谣,且构成“隐瞒、谎报、缓报”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对八名披露真相人的打压,造成疫情信息的灭失和迟滞,使得武汉大量人群疏于防护,致使染病甚至死亡,更将病毒传染到全中国以致世界,后果已“严重”得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上限。公诉吧!

2020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1月31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周雅】游白虎涧咏水|盛洪

大道本无形,惟水参差是;
千变皆为善,临瀑悟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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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议】政府要在市场面前保持中立|盛洪

盛按:现在看来,这样的主张已经太奢侈了。现在不是“中立不中立”,而是“对立不对立”的问题了。在包含市场制度的宪政结构中,市场与政府之间是有一个明确的边界的。政府的义务是保护产权,维护市场规则和公正裁决,不随便干预市场是政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经济自由的权利是一种宪法权利,政府限制这一权利的管制是特殊的派生要求,需经特定程序才能设置。然而近来看到政府行政部门仅以一个看来过得去的理由,就对市场横加干预 ,如对校外培训,电子游戏,民宿,民间传媒等产业硬性强加进入障碍,实际上是任性增加这些产业的禁止性进入管制,而不经过任何法律正当程序,如听证会,征求专家和当事人意见,经立法机关同意,就突然以一纸行政文件消灭一个行业。这不仅是对其自身权力的僭越和对市场制度的颠覆,而且直接损害就业和经济增长。

而对现有的产业,如对房地产行业,行政部门仍根据当下表面利害进行干预,如在房地产价格下跌时限制价格下限,这与价格上涨时限制价格上限具有同一性质。限升和限降的干预是互为因果的,因而政府干预的原因是它自己,结果是价格波动增大。我在五年前写的这篇文章中,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描述和分析,只是这种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以致使政府行政部门成为与市场对立、侵削市场领域的机构了。再发。(2021年10月11日)

我们通常看到,在政府行政部门出台某个政策时,都会让人觉得这个政策很是必需。例如最近几大城市出台的抑制房价上升的政策就是如此。上海将二套房首付比升至70%,并重新强化了对非本地人口的限购。北京周边的廊坊市对所属各市县实行住房限购,非本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且购房首付款比例不低于30%。北京的限购政策基本就没有放开。深圳也在重拳出击。这有什么不对呢?数据显示,3月份上海房产价格同比上涨25%。比较而言,北京上涨了16%;更严重的是深圳,上涨了61%。这些涨幅都超过了2月份,因而是环比上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15_1343999.html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幅而迅猛的房价上涨?我们知道,在此之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有点坐不住了,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既有制度变革的意愿,更有想急于解决当下问题的政策含义。包括所谓“去产能,去库存”;其中一个重点是去房地产的库存。这自然涉及到具体政策。包括降首付比例,减契税,同时伴随着贷款利率的降低;大部分城市都取消了限购措施;甚至还想到了鼓励农民工购买住房的主意。这一措施很有效果,2016年1~3月,房地产销售面积已同比增长了33%。

面对迅猛上涨的房价,人们不免疑惑,房地产库存真是一个要卸掉的宏观包袱吗?据国家统计局,至2015年12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2亿平方米,这大概相当于7个月的销售量;库存似乎并不大。但据一些论者,如果加上在建施工面积,则高达80.8亿平方米,完全去掉库存则需要6.3年。这似乎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然而,如果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市场中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库存多少是根据自己的成本收益而理性决定的,如果库存过多占用资金,显然是不值得的。据一些研究,如果考虑在建施工面积中已售出的期房面积,2015年末待售面积加未出售施工面积共约56亿平方米(邓海清和陈曦,2016),约为当年现房销售和期房销售面积的三倍,考虑到房地产开发周期为2~5年,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所以,除了个别不计成本的国有企业外,房地产库存问题似乎不是一个宏观决策层应该考虑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要提“房地产去库存”呢?实际上,宏观决策层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2015年中国GDP名义上增长了6.9%,实际上可能还要低得多。而房地产业举足轻重,2015年的销售额高达8.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2.8%。房地产销售额的些微变动,就会产生宏观效应。更何况房地产业有着很强的产业波及效果,它是钢材和建材的最大主顾,也会带来物业服务和装修服务等下游需求。而自2010年以来,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速显著下降,到2014年竟是7%的负增长。按上年的销售额,这影响了近1%的GDP增速。2015年虽然有所增长,但仍没达到2013年的水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然而,造成房地产销售额增长减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再往前看,我们发现,这肇始于2010年。在那一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所谓“新国十条”,也被称为“住房限购令”,提出“坚决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并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将购买第二套房的首付率提高到50%以上,停发第三套房的贷款。各大城市随即出台了限购措施,其主要内容是限制购房数量和限制外地人购房。同时,不少城市也采取了直接限价政策。

再往前追问,为什么要限购呢?是因为自2007年以后,出现了房价的迅猛上涨。以北京为例,自2001年至2013年,商品住宅价格平均每年上涨20.4%;自2007年至2010年,商品住宅价格上涨了142%,平均每年上涨34.3%;仅2009年一年,就上涨了63%。所以“新国十条”出台的原因是,“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加大了居民通过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难度,增加了金融风险,不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资料来源:捷安信,“北京历年房价”,2014。

问题是,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房价上涨呢?这个房价高涨又从何而来呢?应该说,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城市化过程加速。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城镇化率偏低;到1978年,城镇化率不到18%,还不及1960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奇迹带来的产业发展和财富增长,便使城镇化率超常增长,平均每年的城镇化率提高约1.2个百分点。在这一进程中,原有的住宅供给模式已不能适应,于是开始了住宅商品化改革。这一改革显然有其正面意义。即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住房资源,也必然会将住宅及相关的土地稀缺性通过价格反映出来。因而2000年以后商品住宅价格的上涨,至少部分地反映了城市化进程。

第二个原因,是中央政府加大打击压制“小产权房”的力度。自1998年修改了《土地管理法》后,中央政府为了垄断土地供给,开始打压“小产权房”。2006年~2008年,中央政府及其部委连续颁发了七个压制“小产权房”的政策文件。据2007年资源部的调查,当年上半年小产权房的面积约有66亿平方米,如果按平均每人30平方米计算,这一面积可以住下2.2亿人。而对比当年7.7 亿平方米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如此大面积的小产权房显然会有力抑制房价上涨,而打压小产权房则会显著减少住宅商品的供给量,很自然会导致价格迅猛上升。

第三个原因,是盖了太多的经济适用房。那么为什么要盖经济适用房呢?据说是面对房价高涨,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却不在此。就在我国进行住宅商品化改革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建设部等单位关于《在京中央国家机关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厅字[1999]10号)中规定:“在一定时期内,国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统一组织建设经济适用住房,按建造成本价向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职工出售。”首开为公务员建造经济适用房先例。从此以后,各级政府纷纷仿效。

在本文中,我们暂且按下政策制定的利益动机不表。无论如何,2000年以后的房价加快上涨恰恰对应于经济适用房从1999年的起步;2007年以后的房价高涨又对应于2006年至2008年经济适用房对商品住宅用地的挤占。因为房价高涨,所以要盖经济适用房;因为盖了经济适用房,所以房价高涨。如此循环。据任志强,2005至2009年,仅北京经济适用住房用地占总供地计划指标的66%(2012)。商品住宅用地被挤占,供给会显著减少,自然会导致价格高涨。就上述北京的例子而言,如果土地供给减少了66%,北京的商品房价上涨60%以上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暂时不再往前追了。上述讨论至少让我们得出一个印象,当下的政府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上一个政府政策带来的。而上一个政策又是针对更前一个政府政策的后果。追根寻源,最初的政策既包含了对市场的反应缺乏中立的态度,也包含了行政部门自身利益的考虑。到后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有了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恶果就成为政府进一步干预的理由。只是一般老百姓不太会记忆较长期的事件,往往会忘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来的,也多认为政府该如此干预。

我们暂且把行政部门的利益动机放在以后讨论,先讨论行政部门对待市场的中立性问题。所谓中立性,就是政府不要用政策、管制、直接市场操作,甚至只是宣称,表现出政府希望市场朝某个方向发展。这种倾向性立场,往往会加大市场的波动;即使看来是为了对市场进行反向调节,也会因政府干预的力度过大而走过头。实际上,我们今天碰到的经济问题,并不是经济增长快或慢的问题,而是经济振幅过大的问题。而这,正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有人会问,难道市场就不会振幅过大吗?难道不是先有市场波动,才有政府干预的吗?我们首先要弄清,政府与市场的区别是什么。

市场是一个众多的人分散交易的地方,由于交易信息的互相参照和影响,分散交易的信息最后收敛为均衡价格。市场的有效性也依赖于这一特点。众多的人分散地交易一般会有不同的目的和判断,他们一般不会在同一时间朝一个方向买进或卖出。他们分散的决策会互相抵消,使得市场的波动并不很大。当然,在分散的市场交易的自然状态下,主动买进和主动卖出的交易不会正好相抵,有时可能主动买进的交易会更多,这就需要他们将价格提高到现有价格之上,这就使市场价格向上波动;有时则相反。这就形成了市场的正常波动。由于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负反馈机制,当价格高涨时供给就会增加,而需求就会减少,从而改变了供求关系,又抑制了价格朝同一方向继续前进,所以价格变动不会太大。

当然,在个别时候,在极小的概率下,人们的分散决策偶然会合成一个方向的主动交易,如大规模的抛售,造成市场的较大的波动。但这只是极为少见的特例,需要政府特殊对待。如美国政府对待1929年的大危机,或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就采取了直接干预的对策。1987年美联储果断向商业银行注入信用,如格林斯潘所说,将钱堆到了商业银行门口。因为实质经济可能会因为债权债务链条的断裂,导致信用收缩和货币供给的突然减少而受损。这种政策干预是特定情况下的应急措施。然而即使是这几个重要节点,也并非都是市场导致的。我们知道,2008年的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长年鼓励消费信贷,且直接创立房地美和房利美,误导消费者造成的。

反过来看政府干预的性质。政府是市场中一个超级参与者。由于它的规模巨大,由于它的措施带有强制性,它的政策、管制或直接市场操作会将市场的涨落强有力地推向一个方向,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抵消它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记得在什么时期经济波动得更大,统计数据会告诉我们。下图就是从1950年代到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直观地,我们就知道,在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强力干预下,经济波动更为剧烈,同时经济增长却更为缓慢。政府干预越强,经济振荡越大。如从1958年到1971年的振荡最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市场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其振荡幅度次之。而九十年代以后,则就小多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再如应对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了所谓“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实际上直接投入了1 万多亿,其它是靠所谓“投资乘数”的作用。政府的另一个实际措施,就是鼓励地方政府投资,加速对地方政府项目的批准,推动国有银行加快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贷款。实际上,由于2009年我国实际上出现了高额的经常项目顺差,使得商业银行货币供给充足,当年的贷款额增量高达近9万亿元,增幅约为20%。

这固然防止了中国经济随着美欧等国的萧条下滑,但也立刻带来了通货膨胀。2010年,居民消费物价同比指数逐月上升,到11月已达5.1%,次年7月则高达6.5%,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更是高达7.5%。在另一方面,用行政命令推动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会显著降低投资的效率,许多项目在投资时就注定了将来亏损的命运。而亏损的货币后果就是紧缩。于是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马上带来了要朝相反方向干预的需要。

而在最近这些年,政府干预的手段不仅是诱导性的政策手段,如货币政策采取的调整利率手段,或财政政策的降低税率的手段,而经常采取直接限制购买或限制价格的手段,干预的后果会产生更为刚性,且更为急速的变动,以及带来更大的振幅。这就是近些年来,房地产市场,乃至宏观经济来回折腾、价格刚性变动的政策手段原因。这对经济有什么好处吗?基本上没有,反而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经济学一般认为,一个正常的市场中不可能完全避免波动,甚至有一定的波动是件好事,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波动太大却不是好事。林德特和金德尔伯格在其《国际经济学》的附录六中曾讨论过稳定价格会给世界带来一个福利增量。反过来说,过大的经济波动会带来损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农业波动。如果在丰年和歉年的波动幅度只在15%左右,人们会在歉年勒一下裤带;但如果振幅高达50%,则在荒年就有可能有人饿死。这在中国,就有非常惨痛的教训。

当经济受政府的政策、管制和直接干预的影响时,过大的波动也是一个不真实的市场信号。因为它并不反映真实的供需对比。政府鼓励甚至推动的投资也许没有有效需求,政府限制购买则使价格无法反映真实的购买需求。而政策带来的在短期内的频繁振荡,显然让投资者没有稳定预期;也许投资时的计算是盈利的,投资完成后就变得亏损了;这使得投资者不敢投资。市场信号扭曲,资源配置就不会有效率。甚至政府管制本身就会带来损害。如价格管制直接就是对市场价格的偏离,无论是偏高还是偏低,都会导致供给量和需求量不能一致,从而产生一个社会福利损失。

管制表面上给某一类人,如价格管制给低收入阶层带来好处,其实并非如此。张五常指出,如果价格管制所带来的“租值”(即管制低价与市场价格之差)不是指定给某个(些)具体的人的话,人们会为了获得这一租值而竞争(如排队),竞争中耗费的资源可以多至与租值相等。也就是说,租值消散了。更何况,在我国行政部门的官员不能受到有效约束的情况下,这种因政府管制而带来的租值,更有可能被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排他地获得。结果与倾向低收入阶层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我们看到,政府行政部门频繁地进行政策变换和调整,其结果并没给这个社会带来福利增量,反而带来损害和效率损失。那么,它们存在的意义何在?怎样才是一个有正面价值的政府?这首先是一个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其次是政府的行为准则问题。我们说,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负有责任,应对应于一个很狭窄的领域,即在经济真正面临不干预就会崩溃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宏观经济仍是市场和企业的事情。这种定位归结为原则,就是政府要在市场面前保持中立。

保持中立,就是要有在市场波动面前不表态、不动干预之心的定力。即使不得不介入市场,也要尽量避免采取强制性直接介入的方式,如限制价格,限制数量,或限制企业进入;而要采取诱导式的政策手段,通过影响市场参数影响经济当事人的行动。还要谨慎把握调整政策参数的度。这第一要有对市场机理的深刻理解,对市场的有效性要有充分信任。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我们的政府官员头脑中还有计划经济文化传统的残余,而且也会因为市场看来是众多民众并非深思熟虑的行为的结果,而政策则像是理性思考的产物。

其实这还是哈耶克批判过的唯理主义在作怪。哈耶克指出,“价格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可以节约使其运转的知识。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行动。”(1989,第82页)而市场这种自发的秩序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和巧妙机制,并不能为理性有限的人完全理解;而他们一旦认为自己参透了市场,且理性地设计了一个替代市场的制度时,那一定是一个远逊于市场的制度,就会带来灾难。这已为事实所证明。

因而,第二,相信市场,不仅要相信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上的优越性,还要相信其在经济波动方面的自我调节能力。即如前所述,市场在一般情况下是具有负反馈机制的,即对某一种市场波动的倾向有反向调节作用。而对于较大和较长期的市场取向,也要观察是否有其合理性。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成长,或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较快的城市化进程,或是因为制度变革带来的效率释放,或是因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带来了人口聚集。即使是在短期内出现的经济异动,也要思考是否非市场因素,如政府政策的因素导致。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这就是说,天没有说话,但我们坚信,冬天后面是春天;我们也应该同样坚信,市场波动会有一个负反馈机制在起作用。

第三,要有自知之明。就是要明确认识政府官员作为人类一员的有限性。这不仅要对计划经济的教训有深刻认识,而且要反省当下的政府政策是否会带来市场的快速刚性的、且过头的变动,而政策制定的原因是否是针对上一个政策导致的市场过头的变动。放长眼光,可以看一看近五年或近十年政府宏观政策或房地产政策的实施结果,是否是“因为干预,所以干预”,是否是用一个政策纠正另一个政策。更何况,如老子所说,“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看似精明理性的政策,反而会导致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及投机心理。

做到这三点并不容易。因为人都是凡人。凡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爱”。亚当. 斯密说,自爱导致“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负”和“对自己好运的荒谬假设”;这一弱点也带来了对两种状态的区别的高估:“野心,使人们高估私人职位与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虚荣,使人们高估寂寂无名和德高望重之间的区别。”(转引自科斯,2010,第132页)只是对于一般人,过分自负和过于乐观会在不长的时间内遭受惩罚;而对于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如果他们总是声称自己的政策是解救当下市场异动的灵丹妙药,而将市场异动归咎于民众的非理性反应,他们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而且会在让民众和社会受到惩罚的同时,保持和扩张自己的“自爱”弱点。而这,正是夸张的“野心”和“虚荣”所必需。

更不用说,除了“自爱”的弱点外,人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也是如此。前述有关为公务员盖经济适用房的决定就是一例。然而这一个更长的话题,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详细讨论。总而言之,自爱和自利不是一个经过劝说或自我克制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人的“原罪”。所以事实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建立一个对政府的他律制度,一个可以对政府问责的宪政机制。比如,我们要对前后打架和同时矛盾的政策举行听证会,要对宏观经济政策或房地产政策进行批评,同时限制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的行为。

所以,避免政府过度干预的高明制度,就是将市场边界的不容侵犯作为宪政原则。在我国,《宪法》中已经写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在现实中,宪法不可实施。而在大多数国家,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太多有关市场边界的争议,这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行政部门还是能够遵守这一宪法原则的。也就是说,这是文化使然。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当口,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是,“你们不必担心,市场是健全的。”(贝克纳,1999,第69页)而在股票市值跌了25%以后,里根总统是“最不紧张的人”,他说,“市场已经跌得太过火了,但是它会恢复的。”(贝克纳,1999,第70页)在他的中立态度下,格林斯潘也做出了恰当的救市举措。

但也有个别情况。如最近苹果公司与美国司法部之间的诉讼,是有关市场边界和市场的基础——产权制度的。不管这一争端结果如何,它都会作为一个宪政事件,告诉我们关于市场边界的划定。而在中国,我们在4月底已经收到有关深圳和上海房价下跌的消息。这显然是政府刚性介入、强力限购的结果。去年12月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房地产去库存”还余音绕梁。我们还能说什么?科斯说,“政府职能的继续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到达这样一个境地:多数政府活动都是弊大于利。我猜测,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2010,第75页)他显然说的是美国。而中国,我猜测,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阶段。但我相信,中国终将离开这个阶段。不仅因为“依宪治国”有着高度的社会共识,还因为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如此有定力的话:“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若侯王能自守,万物将自化。”

参考文献:

贝克纳,《格林斯潘:谁在主宰世界金融》,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邓海清,陈曦,“房地产库存真的那么高吗?——“周期归来”与投资软着陆”,和讯网,2016-04-14,http://house.hexun.com/2016-04-14/183314946.html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捷安信,“北京历年房价”,百度文库\专业资料\经管营销\经济/市场,2014。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El0lYvjOwGFQiRF3WPyJdUnBehJxvTfHPRzifoJtwuIz_2ar7INwuOqQMQLZiRV8SYQvdyjjUxgxa6CX76IOT_GC7EEVvH6FgrlzxTxtyq

科斯,《论经济学与经济学人》,格致出版社,2010。

任志强,“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制度性的权力腐败”,2012-05-01;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501/02/699582_207810027.shtml

2016年5月10日于五木书斋

中国经济市场化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盛洪等

中国可持续能源:中国2050年低碳发展之路课题报告之一

盛按:对于前些日子出现的疯狂的偷袭断电,有许多或荒诞不经或似是而非的解释。其中最靠谱的,是说因为要实现碳减排目标或碳中和,又因为降低能耗与碳减排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要实行能耗双控,即对能耗总量和强度同时进行控制。仔细想一想,“双控”不可能同时实现。能耗强度或碳排放强度是指单位GDP的能耗或碳排放。而由市场决定的能源价格条件下,资源配置接近最优,这时的GDP是在既定能耗总量条件下的最大值。这时一旦拉闸断电,因要素组合中出现短板而损失本应生产出来的产品,使得资源错置,GDP以更大比例下降,从而提高了能耗强度或碳排放强度。而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最好方法,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更有效率。这个2009年完成的研究指出,“从1980年到2004年,OECD国家的碳排放强度指数平均每年下降2%,而我国的这一数字则为4.4%,如果剔除结构因素,则为7.2%。两者之间的差额为2.4%或5.2%。这一差额大致对应于‘制度变革效应’。

为能耗双控的辩护强调要对高耗能产业或地区按照能耗总量指标进行控制,是一个貌似合理的说法。因为所谓“高耗能”产业或地区不是孤立的,而是参与到与其它产业和地区的分工体系中,高耗能的产品会成为低耗能产品的投入品,对它们生产的限制,就是对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限制。

当然,即使能够证明能耗双控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也不应该偷袭式断电,因为这破坏了市场契约关系,让发电公用事业违背“不间断服务”的原则,直接给企业带来损失,破坏了居民的基本生活环境,政府做了与其义务相反的事情,不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是在制造公共灾祸(public bads)。如果政府要做一些事情,可以“征收能源税和环境税,或进行排放权交易,并以税款设立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纠正网络外部性,等等,都会带来二氧化碳减排的明显效果。单因减少煤炭消费一项,就会减少5.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此发布此研究的引言,摘要和目录。

引 言

地球是一个复杂系统。关于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会对人类社会造成重大损害的说法,实际上无法被确切证明。然而人类活动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显著增加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认为现在的地球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最佳环境,我们至少要保持现状。所以我们的研究限定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上。

经济学的本质是一种哲学态度,即遵从自然秩序的态度。这种态度认为自然秩序是最好的秩序,只要不违背它,就会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的过于积极的干预也许是件坏事。然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是否自然秩序的结果?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大幅度增长的工业化是否自然秩序?

况且,自然秩序通常在较长时期中发挥作用,往往表现对违背自然秩序的惩罚。惩罚的极端形式就是对大量个体生命的毁灭,这对地球生物界将是一场灾难。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如果在当下就丧失生命,长期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地球从来就不是一个恒温室。亿万年来,地球上的生命就是在气候环境的变化中适者生存。如果努力维持这个恒温(假如可能),可能会使人类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关键在于,如果是以种群为单位的适应,则要以一些个体的死亡为代价,留下适应的个体传续种群。这显然不能被接受。所以,在今天人类社会道德价值基础上,我们能接受的是个体层次的适应,即绝大多数个体能够承受的温度波动范围。所以我们的态度就是,适度减排,个体适应。

在另一方面,各国的经济增长涉及到各国人民的当下福利,对于任何一个个人来说,这比远期的、并不确定的气候变暖要重要得多。因此对于各国来讲,GDP是国际私人物品,而避免气候变暖则是国际公共物品。各国显然更有动力获得前者,而对后者的问题上搭便车。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承认适度的经济增长是二氧化碳减排努力的上限。这样就使我们的目光转向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上。

由此导致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保证适度经济增长和提高能耗效率前提下减排二氧化碳,其指标就是单位社会福利的能耗及碳排放减少。这决定了本课题的基本取向:以市场制度为基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对在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予以恰当补救。

谈到补救时,我们知道有一个难题,即我们并不确切知道排放一单位二氧化碳会带来多少损害,从而无法适用边际减排成本等于边际减排收益的公式。这也许可以用一种替代方法来解决,即我们知道用某种普遍可以采用的技术减少排放一单位二氧化碳的成本。这是在不确定的气候变暖前景下的稳妥的选择。

更何况,如果将二氧化碳减排与节能的目标重合起来,由于节能本身具有经济合理性,减排也就有了比较确定的基础。由此,减排的目标变得清晰,措施变得可操作了。

摘 要

  • 虽然二氧化碳减排是避免人类不确定的未来所必需,但适度经济增长是各国人民的当下福利,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在保证适度经济增长和提高能耗效率前提下减排二氧化碳。
  • 因此,二氧化碳减排的制度方案和政策措施应是,在推进市场化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市场失灵加以补救。
  • 我们既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又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历史数据告诉我们,市场制度比计划经济能更有效地使用能源,从而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
  • 市场化对能源领域的影响是,(1)因持续提高经济效率导致GDP高速增长,也带动了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同方向增长,但增长幅度要比前者低得多,年均约低8.3%;(2)极大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降低了单位GDP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4.5%;(3)由市场导向,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工业轻型化,到2000年以后又进入了再重化工业化过程,这对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 市场化从三个方面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碳排放效率:(1)能源价格的调高使人们更为节能;能源价格的市场化则给出配置能源的正确信号;(2)市场竞争会降低能源生产和作为成本的能耗;(3)产权制度则使企业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
  • 由于我国的特点,本文的“市场化”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可称为“制度变革效应”。一是指在市场制度下的情形,市场本身持续地动态地推动效率的提高,可称为“制度内效应”。
  • 在能源供求方面,市场化的影响是,第一,市场经济时期的能源供求量增长率与计划经济时期没有显著差别。第二,能源产量的增长率也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大幅度地振荡;而在市场经济时期趋向平稳,波动较小。
  • 从1980年到2005年,我国的市场化指数从4提高到6.3,碳排放效率(GDP/碳排放)从920美元/吨提高到2560美元/吨。
  • 然而我国的市场化还未完成,与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相比市场化指数较低,从而碳排放效率较低。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数据来看,市场化指数与碳排放效率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 除了山东的排位比较靠前(8),其它能源大省(区),如山西(23)、黑龙江(22)、内蒙古(21),新疆(25)和陕西(27)等等,市场化程度均排在20名之后。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能源产业的市场化水平过低所致。
  • 如果我国现在的能源经济制度不再变革,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50年将达623亿吨。45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6%。
  • 如果我们认为市场化指数基本上定量地描述了现实中的市场化程度,假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是均匀的,我国要达到成熟的市场制度水平(即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14年。
  • 从1980年到2004年,OECD国家的碳排放强度指数平均每年下降2%,而我国的这一数字则为4.4%,如果剔除结构因素,则为7.2%。两者之间的差额为2.4%或5.2%。这一差额大致对应于“制度变革效应”。
  • 如果我国继续完成市场化,尤其是在前14年会大大降低碳排放强度,抵消重化工业化带来的碳排放强度、从而碳排放总量的增长。从2005年到2050年,碳排放的平均增长率为4%。
  • 因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重要地位,要重点抓节煤,即优先完成煤炭产业的市场化和征收资源税和环境税。这将导致煤炭价格上升23.1%。
  • 政府要纠正传统能源的网络外部性对新能源开发的阻碍和打破网络的技术性封锁,其减排的效果不可估量。如果由此开始加速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从2005年到2050年,碳排放平均每年的增长率约为2.8%;205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会降至184亿吨。
  • 征收能源税和环境税,或进行排放权交易,并以税款设立基金,支持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纠正网络外部性,等等,都会带来二氧化碳减排的明显效果。单因减少煤炭消费一项,就会减少5.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 从社会贴现率角度看,政府支持不可耗竭的无(低)碳能源的开发是值得的,这种战略性的举措将会带来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由此可能导致的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大规模替代。从2028年开始,我国的碳排放就会出现零增长,到2036年,则会开始出现持续的负增长;从2005年到2050年每年平均增长1%。到2050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会降至80 亿吨以下。

目 录

引言…………………………………………………………………………………7

一、 能源的技术经济特性…………………………………………………………9

1、能源生产的技术经济特性

2、能源销售(输送)的技术经济特性

3、能源消费的技术经济特性

二、市场化与二氧化碳排放………………………………………………………18

1、市场化的定义与内容

2、二氧化碳排放、国内生产总值和碳排放强度

3、市场化与国内生产总值和碳排放强度的关系

4、市场化指数

三、计划经济时期对能源的配置机制……………………………………………28

1、能源的计划价格

2、能源的配置:能源的短缺与配给制度

3、能源生产指标

4、耗能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配给

5、经济制度与碳排放

四、从计划配置能源到市场配置能源……………………………………………43

1、作为能源体制改革背景的经济转轨

2、能源价格的市场化

3、能源的竞争性生产和销售

4、能源配给制度的取消

5、耗能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和城市化

6、国际分工、产业转移和重化工业化

7、能源产业市场化对能源供求的影响

8、市场化对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

9、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和终端消费结构的影响

10、能源产业市场化对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的影响

五、能源产业中还没有市场化的部分及其问题…………………………………93

1、政府对部分能源价格的管制

2、政府对能源生产和销售领域的进入限制

3、政府对能源进出口领域进入的限制

4、能源产业中非市场化部分对能源供求和能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5、国际比较:二氧化碳排放/GDP

6、与市场制度成熟国家的具体差距

7、中国的市场化潜力和碳排放

六、在现有能源经济制度下我国的碳排放………………………………………128

1、我国的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

2、管制低价导致对能源的更多需求

3、市场化导致的对能源的新增需求

4、综合分析:我国现有能源体制对碳排放的影响

七、制度方案与政策建议:在经济增长刚性和保证效率前提下的碳减排……………………………………………………………………………………142

1、完成能源领域的市场化

2、重点抓节煤

3、打破和清除垄断企业及相关部门对新能源技术开发和推广的障碍

4、节能就是减排:用社会贴现率评价节能减排新技术

5、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于能源价格

总结与建议…………………………………………………………………………163

参考文献…………………………………………………………………………………………166

课题负责人

茅于轼

课题执行负责人

盛洪

课题写作分工

盛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七部分执笔;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部分执笔;全文统稿;

赵农,第三部分执笔;

程炼,第四部分执笔;

胡安彬,第五部分执笔,第四部分部分执笔;

钱璞,第六部分执笔,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部分执笔。

【元野】斯巴达:军事国家和模仿文明|盛洪

从奥林匹亚出发,到斯巴达,要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崎岖的山路。尽管斯巴达是古希腊历史中的重要部分——它曾与雅典并列,并且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胜了雅典,但它一般不在旅游团的保留节目中。大多数旅游团主要在大雅典地区游览,再加上爱琴海上的一两个岛。除了道路难走,这是因为斯巴达虽名声很响,却没有多少可看的。

这与斯巴达的性质有关。它定位于一个军事集团,用战胜异族和掠夺他人财富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据说斯巴达遵循严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残疾的新生儿会被抛弃。一个人从七岁开始就要与父母分开,而父母则要分开住宿,似乎过着共产主义生活。而这种看来理想的社会又实际上是一个野蛮的社会,斯巴达人把被征服的种族当作奴隶,称作“黑劳士”,奴役他们,并且任意杀戮。据说,柏拉图在写《理想国》时,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多少借鉴了斯巴达的情况,同时把其表面的理想化情境,和隐藏在后面的奴隶制一起接受。据说“公共食堂”就是拍拉图受斯巴达启发,写入他的《理想国》,在两千多年以后成为地球另一端的灾难。

从人类历史来看,斯巴达和雅典是两个经典类型。一个是尊重个人自由,重视工商业发展,靠市场发展经济,技术和艺术高度发展,同时也因富有而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另一个强调个人服从集体意志——表现为领导的命令,它把社会的所有资源集中于军事目的,限制成员从事工商业,技术和艺术不发展,它靠模仿前者发展它的技术和艺术,靠军事掠夺获得财富。虽然它的经济总规模远小于前者,但由于将更大部分用于战争,在军事力量方面常与前者不分伯仲。前一个典型是雅典,后一个典型是斯巴达。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斯巴达最后战胜了雅典。

然而,从文明史角度看,斯巴达没有作出多少贡献。这也是斯巴达“没有多少可看”的一个原因。在斯巴达,有一个博物馆,但与雅典的国家历史考古博物馆相比,就不值一提。在这里有一些艺术品,如马赛克,雕塑等,都是比较粗陋的。有些看来较好的雕像,也很像是对雅典艺术品的模仿。

不过,也不是一无是处,在这些初级的艺术品当中,也有一些奇特的内容,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大概是斯巴达本地的神祇和特有审美。

斯巴达与雅典这一对国家类型是如此的经典,在以后两千多年间,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国家对。如古代的蒙古和宋朝,现代的美国和苏联。在蒙古大草原上,我们找不到多少古代蒙古帝国的文物遗迹,而宋代则是中原的人们永远也嚼不完的文化骄傲。苏联(俄罗斯)虽然也有技术和艺术,但其中大多数是对西方技术和艺术的模仿。只是一般而言,单一军事目的的国家会更有优势,如斯巴达之于雅典,蒙古帝国横扫欧亚大陆。只是美国与苏联这对国家有些奇怪,美国赢得了对苏联的冷战。

当然,这也不是说斯巴达完全不事生产,只是说它不依赖于市场体系下的分工结构,而可能是类似计划经济的体制。在博物馆中,有一部分关于橄榄的内容,对橄榄的生产和使用有很多介绍,这大概也是斯巴达的主要产业,可能其主要市场还在雅典。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发现院子里有一棵橄榄树,叶子在骄阳下发卷,看样子斯巴达是一个比雅典或爱琴海岛屿更干旱的地区。

走出博物馆,我们去寻找斯巴达卫城的遗迹。说是“寻找”,就是说我们并不明确它到底在哪里。借助于路标,我们开车到了一处废墟近旁,从景点指示牌子上确认这就是斯巴达卫城遗址。与雅典卫城相比,真可谓天壤。不说建筑的规模和规整程度,就是占地面积也是很小的。据说斯巴达为了保持种族的优秀,无情淘汰不太优秀的人,男人最多时9000人左右。这是一个很小规模的社会。我们不能想象它是怎样战胜雅典的,但这个遗迹的大小倒是符合这个传说。

离斯巴达不远,在塔伊耶托斯山,有一个米斯特拉斯遗址(Mysteras Site),它分上下两部分。

在山巅上的城堡据说是由法国随十字军来的威廉二世建造的。

下面以教堂为主的城镇则是由希腊王子维拉杜安威廉修建的。

时间都是在13世纪。上面部分已经颓败,下面部分还保存完好。大概上面有水源问题,并且上去很费力气;而下面比较方便,适宜成为一个市镇。不过这是一个小市镇,如果斯巴达人的后代还住在附近,大概也不多。这不仅说明斯巴达周边的环境不适宜发展出富庶的经济,而且也说明斯巴达的制度遗产也不适用于大经济。斯巴达留在这上世界上的东西,除了那些卫城废墟和艺术品残片,也许就是军事国家加集体专制体制的典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