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抗击新冠】让信息跑过病毒|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及,禁止“非公”机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真替它感到尴尬。首先它是一个没有立法权的行政机构,没有资格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事务进行干预;其次它向它欲侵犯其权利的对象征求意见,真是荒唐得令人瞠目;再次,它所欲达到的目的,对这个社会是严重侵害。它似乎不知道大饥荒和文革时所谓“公有”的传媒封锁真相和制造谎言的历史,忘掉了前年“公有”传媒封杀新冠病毒的信息,并训诫李文亮等几位私人信息披露者;无视一些所谓“公有”传媒伪造瑞士专家,歪曲外国领导人言论的劣行;就在刚刚,在河南和山西的雨灾时,真正丰富的信息不是来自所谓“公有”传媒,而是来自民众的自媒体。中国自古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说,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侵夺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是颠覆这一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原则,企图掩盖错误、压制批评,甚至对统治者也没好处,更是将社会置于万马齐喑、谎言充斥的境地。再发此文。(2021年11月13日)

盛按: 一年前,由于信息没有跑过病毒,致使武汉封城。现在病毒变着样儿又在反攻。人类仍在防守。如果信息还跑不过病毒,与病毒的战斗恐怕很难赢。不过我们也涌现出李文亮等践行表达自由的英雄,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鼓励着我们”让信息跑过病毒”。

互联网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抗争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病毒,一个是信息。巧合的是,这两种看来不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具有传播性。一个描述病毒传播的模型——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信息传播。S代表尚未感染人群,I代表感染人群,R代表康复且免疫人群。这个模型就是通过描述这三者比率的变动来预测疾病传染趋势。它也可以用来研究计算机病毒,这与信息传播很相近。从信息角度,这三个人群也可以是“未知信息人群”,“转发信息人群”和“不转信息人群”。因而两者的传播态势可以用这同一模型来预测。这场抗争究竟谁能赢,取决于到底是信息传播得快,还是病毒传播得快。

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首先是,只有当病毒出现和传播,并且显现严重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信息滞后于病毒,并且经常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只有生物体移动并与其他生物体接触才能传播;即使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就能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

图1 SIR模型示例

信息跑过病毒

说明:这里采用了现成的SIR模型(matlab)。其中纵坐标代表人群比率(<0<1),横坐标代表时间(天)。感染率(λ)=0.8,康复率(μ)=0.2。看纵轴,感染人群比率的最高点约为0.4,对应的横轴时间约为第9天。

我在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SIR病毒传播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解释;其中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这里有两个重要参数,在病毒模型中叫感染率(λ)和康复率(μ);在信息模型中叫“转发率”(λ)和“不转率”(μ)。两者传播速度的快慢,关键取决于病毒感染率和信息转发率孰大孰小。谁大谁就快。在病毒传播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感染人群比率,它在纵坐标上的数值就是感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它在横轴上的数值代表时间(天)。在正常情况下,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可以假定信息转发率是病毒感染率的2倍。在图1 和图2的横轴上,病毒传染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9天,而信息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4天,显然信息快于病毒。转发信息人群的比率最高点是0.6,而病毒感染人群的最高点是0.4,这说明信息覆盖的人群要大于病毒感染的人群。这有利于民众提前预防,从而在病毒发展的更早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图2 信息传播模型

信息跑过病毒2

说明:此模型与上一模型一样,只是把病毒改成了信息。将感染率(λ)改成“转发率(λ)”,把康复率(μ)改成“不转率(μ)”。因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所以把λ的值从0.8提高为1.6,μ不变,仍等于0.2。看横轴,转发信息人群比率最高点约为0.6,时间约为第4天,比病毒快5天。而在这时,感染人群比率约为0.2,比第9天少一半(见图1)。

好在人类早就知道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动的重要性。中国《宪法》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宪法一样,都有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第35条的“表达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具有综合性,其基本道理就是让众多与分散的信息如实且及时地表达,以使他人和社会获得真实信息,也使专家能够以充分的信息分析事态并提出建议,以准确应对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传染病的信息。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维护社会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有效和灵活的机制。然而,如果不遵循自由表达的原则,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这就是对信息正常的传播加以干预,减慢了信息传播速度,减少了有价值的信息量,让信息在速度竞争中输给病毒。

例如,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而在文章分析的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是更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机会。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即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且只作为学术论文;而是在第一时间被发布出来,或至少让钟南山、王广发等权威专家获悉,将会大大提前采取防止“人传人”的措施。在这时,由于武汉市政府人为地压住这些信息,且又认识不到这些信息的重要价值,致使信息传播落后于病毒。

图3 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接触海鲜市场情况信息跑过病毒3

数据来源:Ch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The Lancet, January 24, 2020。

第二个机会是在12月30日,八个医生分别发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武汉政府竟以“造谣”的罪名拘留或训诫这八名市民。其中一名医生李文亮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就不仅只减少了八名市民的信息,而是80名甚至800名市民的信息,他们会因惧怕被“依法处理”,即使有病情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这就影响了信息的正常发布,使社会获得的信息严重少于真实的信息量,也就不能为专家预测模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如果武汉政府不是忙着封锁消息,而是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不难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也比后来采取措施的时间早23天。

第三个机会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12月31日到武汉考察,他认为疫情“可防可控”,直到他自己回京后也得了新冠肺炎,才能确定是“人传人”。钟南山于1月19日到武汉考察,他于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广东出现了本地病例,自己没有去武汉,但家人去过武汉,由此推断出“人传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威专家都是依据自身或本地经验做出“人传人”的判断,尽管他们都在近期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利用来自武汉官方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当这两位专家在得出“人传人”的结论时,并没有用什么高级设备或高深理论。只要有家属或医生感染且无海鲜市场(或武汉)接触史,就可以作出判断。而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市政府贻误的第三个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没有停住脚步。

直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则通报中称“未见明显人传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直到钟南山确认可以“人传人”以后,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钟南山是在1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出这一判断。他作为武汉市长,新冠病毒肺炎发源地的市长,竟与我们这些局外人同步知道这一疾病是“人传人”的!在这一个多月,他封锁信息以后究竟作了什么?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看作一场战争,武汉市长就相当于前敌指挥,而他掌握的“敌情”竟与千里之外的人一样。他称职吗?他能打赢吗?他们压制信息发表和流动的作法,也导致他们自己严重的决策错误。如果从12月8日算起,到2020年1月22日采取措施,一共45天。假定感染率为1.3,理论上可感染134107人。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的贻误战机吗?

图4 压制信息传播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4

图例:与上图同。

说明:因压制信息传播,我们将转发率(λ)调低为0.6,将不转率(μ)调高为0.4。结果是,信息传播高峰在第13天,转发信息人群比率为0.08。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比病毒慢4天,且转发人群比率大大低于信息正常传播的数值(0.6)。这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比知情的人还多,他们与携带病毒者相处却不知防范。

图5 压制信息传播从而疏于防范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5

图例:与图1同。

说明:由于信息比病毒慢4天,致使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导致感染人群比信息正常流动时多20个百分点。

看来在外部信息因打压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内部信息也并没有用来为政府对策提供指导。因而武汉政府压制新冠肺炎的作法并不是什么为了“维护稳定”,而只是他们近年来的习惯作法。这就是对他们认为本地的负面信息的本能的压制。为什么如此呢,除了保住官位与仕途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本地民众的健康,也不是这一疾病一旦传染,会给全国甚至世界带来严重损失。这种压制信息传播的行为上行下效,以致某地一个对县医院的批评者都会被警察拘留。并且在以往,他们压制“负面信息”,包括强拆伤害民众的信息,“城市治理”伤害小商小贩的信息,有关各种工作失误和各种事故的信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似乎屡屡得手,都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们的这些作法虽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但由于他们还有滥用公权力的能力阻止上访等信息外流的手段,基本上“消灭”了批评的信息。这次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贯如此。

其实这并不是武汉政府的“专利”,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普遍作法。即使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既然中国《宪法》已经规定“表达自由”原则,压制网络信息传播就是违宪,这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敢违宪呢?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有些人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漏洞,曲解“网络安全”的含义,利用手中暂时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压制批评。《网络安全法》正确地指出,“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12条)但该法也有些缺陷,如没有明确重申《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主导该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明确定义网络管理的行政部门,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对网络违法争议的裁决,以致有些管理部门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滥用网络行政权。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警察部门竟以在微信私人空间的议论为由拘捕公民。这些作法在实际上否定了《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在新冠肺炎时期出现的压制信息披露也就不过是众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然而,这次有所不同,对病毒是不能封号或截访的。从后来外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人们就不仅怀疑武汉政府,而且怀疑整个中国的信息了。泰国1月13日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日本16日,韩国20日,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这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其它城市与武汉的交往更为密切,竟没有相应的通报。直到1月20日,北京和深圳才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1日中国卫健委才首次报告了包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报告明显是在外国报告的压力下才发表,但有很长的时滞,给外国人以错误信息,也误导中国专家对这一疾病性状的判断。这说明,压制信息披露、瞒报和迟报在中国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并且仍然在起着负面作用。

实际上,压制信息披露,封锁疫情消息,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政府自己。这即包括武汉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如果武汉政府消灭了大量散在民间的疫情信息,也压住武汉政府自己掌握的医院信息,并且并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竟连最可简单判断的“人传人”性质都没有及时掌握,中央政府如果只靠武汉及湖北政府的渠道获得信息,则也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当海外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并反衬出中国内地的信息不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猛遭一击。既然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扭曲之处,政府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而又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惊惶失措,做出过度反应。例如,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如是否空气传染,飞沫传染,或接触传染;如果病例数据不真实充分,就不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感染率,就无法估计武汉居民携带病毒的比率,就只能怀疑所有的武汉人都有可能是带毒者,就只能采取“封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今天,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生活都离不开交易。交易为生产带来市场需求,交易本身也创造价值。2019年武汉GDP约为1.5万亿。如果封城两个月,将会损失2500亿元GDP;扩大到湖北省,2019年GDP约为 45828万亿,因不知武汉周边城市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而封了除了神家架以外湖北省全境,如果封两个月,则会损失7638亿元GDP。如果除湖北之外全国因新冠肺炎爆发而限制旅行两个月,假定在此期间减少生产和交易20%,则约损失31501亿元,加上湖北的损失,约为GDP的4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本来已呈下降趋势之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要交易就要人与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病毒,就会有人生病,甚至死亡。然而,如果经济因此而严重下滑,许多民众也会面临收入下降以至失业,不少家庭会出现财务灾难,甚至还会死人。这不是可以不加考虑,只用“革职”所能抵偿的。

武汉政府封锁疫情信息,扭曲自己的决策,其突然性又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冲击。由于大家已经知道,武汉政府把说出真相称为“造谣”,那么它告诉民众的话就更可能不是真相,所以不得不作最坏的想象。这必然造成恐慌。由于武汉政府压制了信息的发布,也不认真研究它所能掌握的信息,它与全国公众同步知道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它也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的传染方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有征兆也传染”的说法,人们因而也不能从个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受到感染,从而只能从居住地来划分人群,以致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实际上受到了歧视。有些地区将武汉人视为病毒,有些地区禁止武汉人入住酒店,有些地区将武汉人当贼抓,有的地区把回乡武汉人的家门封上,更有一群人拒绝与武汉人同坐一架飞机。还有不少县乡村庄封路封村,还有地方强制人们带口罩,不带就推出地铁,等等。就是在武汉,政府完全没有准备,但封城和禁止城内交通的命令却很突然,也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交通需求,以及市民正常的物资与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错误决策、民众损失和社会乱象都来源于对自由表达的压制。如果不对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利的行为加以整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依然是扭曲的,今天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就很难取胜,或者依靠病毒周期和病人自愈最终勉强收场,也是一个时间过长、损失惨重的战争。实际上直到现在,压制和封锁网络自由表达的行为还屡屡出现。除前述拘留发布消息者的行为外,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删帖或封号。笔者参考的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如“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就是你们几个”,“武汉 8 个‘造谣者’终于有一个现身了”等在微信公号上被删除或屏蔽。一些医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求救,被警方威胁不许再发布。有些病人因医院称没有试剂盒而不能确诊;有些病人已被确诊,但由于床位不够不被收治;有些人病死在家里或死在医院,用另一个名称,如“重症肺炎”来说明死因。这些似乎是用来减少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数量的机巧。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拒绝治疗、被迫回家或流浪在外而不被计入统计数字的病人,他们自生自灭,并继续传染别人,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在防疫体系之外。为了阻止信息的传播,不惜让病毒传播。

因而,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而及时性就是时间上的真实性。记得2003年战胜非典,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因两件事情而有所放开。一是3月份出现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打死,激起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国务院迅速取消了收容谴送制度,官民互动取得了一个良性结果。一个就是非典。钟南山、蒋永彦等专家突破舆论管制,说出非典真相,政府及时调整自己,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而引咎辞职。这不仅是这两人应得的惩戒,也警示了其他官员,为推动舆论空间的放开,尤其是自然灾害、疾病和生产事故的自由报导开创了先例。非典也是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得以克服。

这被当时称为“胡温新政”。这一放开舆论空间的趋势在那十年逐渐展开。然而在近些年来,舆论空间被大大压缩,自主传媒已经消失,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也被严格控制。不少行政部门无视宪法和相关法律公然监视微信群。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们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对于批评,他们“创造性地”将“寻衅滋事罪”用于网络;对于真相的揭露,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指为“谣言”。八名“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描述,在他发布消息的第二天半夜,他就被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其后又有多次被医院监察科谈话和派出所警察训诫,说他发布的真实信息是“不实言论”。这种作法既“高效”又猖狂,完全颠倒了“谣言”的定义。对比武汉市政府在认识新冠肺炎“人传人”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拖沓,压制信息发布却可谓“神速”。这多像病毒的帮凶。

因此,若要打赢这场防疫之战,就必须让信息自由发布和流动,让它跑过病毒。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第35条和相关法律。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落实不了?这些年不少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公然压制信息自由,又将信息扭曲为错误的数据,用以欺上瞒下。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也已积弊多年。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一场火灾事故,一个交通事故,一场传染病,他们都本能地低报数字,以躲过相应的惩罚。例如国务院规定,对于重大火灾事故要对当地政府追究刑事责任,而“重大火灾”被定义为死亡30人以上,当地政府官员就有倾向于少报死亡人数。而从政府结构来看,由于缺少真正的选举,法院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民众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很小,官员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一般只能靠下级提供的数据。所以下级官员们一定会在各种事故出现时尽量隐瞒。他们用“造谣”的罪名让民众闭嘴,不仅是要欺骗社会,也在欺骗他们的上级。

因而,若想让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就要清除所有这些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压制真相和批评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违反《宪法》第35条的行为加以惩罚。上述以压制自由表达、隐瞒数据而逃避责任和惩罚的行为,只有当对这种压制和隐瞒行为的惩罚明显重于他们所想逃避的法律惩罚,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第66条第1款),要予以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最高法院在道义上支持了武汉八个“造谣者”,但问题不是给他们平反,而是要追究诬蔑他们“造谣”,且目的是为了“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人。法律就在这儿摆着。隐瞒和谎报的前提是压制其它信息源。将真相说成是“谣言”的作法才真正是造谣,且构成“隐瞒、谎报、缓报”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对八名披露真相人的打压,造成疫情信息的灭失和迟滞,使得武汉大量人群疏于防护,致使染病甚至死亡,更将病毒传染到全中国以致世界,后果已“严重”得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上限。公诉吧!

2020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1月31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明师精粹] 究天人之际:经验、理性和理性不及(1)|盛洪

“究天人之际”,“天”就是“神”,就是探究神人之间的边界。广义地讲,神是人对自己有限性的认识。人是三维半动物,不能理解高维的世界。人的理性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但是有限的。康德说人只能认识物的表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哈耶克说,对于复杂的社会体系,人是理性不及的。理性与理性不及的边界,也就是天人之际。

这是我在2016年8月27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横议] 权力短暂,天道永恒|盛洪

盛按:不时曝出的警察侵犯公民权利事件,如在重庆开枪击毙公民,在丹东借口“黄码”阻止公民看病,在上海破门而入绑架公民,在许多地方上门阻碍公民行使表达自由权利,在北京、河北和山东等地违法协助地方政府非法强拆公民住宅,等等,如此普遍、广泛和不分地域,就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系统性错误。这种系统性错误在于,公安当局不再认为自己的天职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而是用来限制、否定和侵犯他们的权利的。在两年前公安当局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所谓《规定》,在其中提出“民警……对公民……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我当时曾撰文批判这一自我授权的《规定》。我不知它是否已被实施。但不管实施与否,这已构成了公安当局的“指导思想”,并且由于表达自由和公正司法被压制,而实际上不负法律责任,它影响了警察对自己职责的理解,进一步削弱了警察的宪法意识,将警察这一被授权使用公共暴力的群体置于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即滥用这种公共暴力于公民,从而将其职责完全颠倒过来,构成了公民的恐惧因素,而不是安全的因素,反过来他们作为公民的一部分,其权利也会遭到严重侵损。再发此文。(2022年6月29日)

据传媒,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后简称《规定》)。其中包含了“民警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的内容。这一内容扩大了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力,而减少和侵夺了公民的权利。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公安部此举显然是一个僭越立法权的自我授权之举。

有人辩称,这里所说的“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可以解释为“依法履职”。那么,这里讲的“法”是什么法呢?按照常识,法首先是天道之法,是自然法。一个国家只因要保护公民的权利才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天道之法基本上在成文《宪法》中体现了出来,其核心部分就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确定,包括人身自由(第三十七条),人格尊严(第三十八条),表达自由(第三十五条),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条),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第十三条),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第三十九条),通信自由和秘密(第四十条),享有公平司法和基本人权(第三十三条),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第四十一条),非公经济的合法权利(第十一条),等等。公安部门之所以设立,首先是为了保护这些公民宪法权利,它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警察法》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一个警察的首要条件,所以“依法履职”之“职”就是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的天职。

既然“依法履职”就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怎么还会出现公安部所说“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呢?这显然是一个宪法性悖谬。能够“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一定是违反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行为,而不是“依法履职”。“依法履职”只能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更为安全。因为这些“合法权益”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也就是说,看到“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警察加以制止还唯恐不及,还要“依法履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加以“损害”吗?将公安部新规的实质含义串起来,难道不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的行为,“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依此推理,公安部在这一《规定》中所说之“法”就不是宪法以及符合宪法的各项法律,而是另有所指。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警察口称“执法”,却做着违反《宪法》及《警察法》的事情,一旦当事人要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他们就说“妨碍公务”,这已成为一个套路。如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情况有之,无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有之,损害公民财产权利的情况有之;每年大量的强拆导致的数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多是在警察的介入下发生的。前述《宪法》规定的多项公民权利几无幸免。这些违宪违法行为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惩处和纠正,他们也视这些行为为正常。实际上,我国警察作为一个群体,长期以来忽视宪法教育,很难做到自觉地执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天职,而多把上级命令当作“法”。例如重庆的一个女警察回忆被无辜劳教受到残害的日子时说,专案组警察也知道是错案,但他们说“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在不能辨清什么是所依之“法”,或明知领导命令有错却还要执行的情况下,告诉警察在“依法履职”时,可以损害公民权益,该是多么危险。

在公安部该《规定》中,提出它的新规定的理由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共有1.3万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如果他们是为了维护公民宪法权利而牺牲,我们应该为他们哀悼,但这不意味着应该由此得出,如果损害了公民的权益,“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结论来。因为这只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又有多少公民因警察的原因而命丧黄泉呢?由传媒披露的重大恶性案件就有,2001年福建福州市数名警察设局杀人案,2004年河南周口市6警察杀人案,2009年云南蒙自县警察杀人案, 2010年贵州关岭县的警察枪杀两人的案件,2010年内蒙古太仆寺警察枪杀三人案,2012年在辽宁盘锦市发生的警察枪击案,2013年广西平南县发生的警察枪杀孕妇案,2013年贵州安顺警察杀人案,2015年内蒙古公安厅长杀人案,2017年湖南新化县的警察开枪杀人案,等等。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雷洋案,一个从洗脚店经过的人竟遭不测,而没有一个警察为此负法律责任。

而其中的一些警察杀人行为,是以“依法履职”为名义的。如雷洋案是因“抓嫖娼”,盘锦警察杀人案是为了强拆,所依是领导之“法”。还有更大范围的警察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事件,是在所谓“依法”的名义下进行,如薄熙来主政时期的重庆,在“打黑”的名义下滥抓无辜,被抓捕的多达4000多人。重庆警方在非法设立的“打黑基地”中滥施酷刑,包括“老虎凳”,“打表”,“鸭儿浮水”,“苏秦背剑”等,还有精神折磨,如所谓“政治归零”,“经济归零”和“情感归零”等。很多人不经法律正当程序而被判处死刑,有13人被执行死刑。而当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强征农民土地时,警察经常被用来压制失地农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如盘锦征地警察杀人案。我们曾根据传媒报道,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2003 年到2014年8月间共有182件强拆恶性事件,共造成强拆双方的人员伤亡484人,死亡人数162人,受伤人数322人。而没有被报道的恶性事件就更多。

有人会说,我举的例子只是个别现象,薄熙来也不过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情况,不能代表主流和总体。其实不然。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好人也会变坏,更何况,事实表明,薄熙来不只是偶然出现的坏领导。周永康就是另一个例子,他曾是武装警察的主要领导。2012年至2016年,就有23名公安系统官员落马,其中有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还有人开列了“不寒而栗的一串名单”,列数从周永康开始的100位落马公安系统高官。尽管如此,中纪委仍然认为,公安部的反腐力度不够。关键还不在于这些公安系统的领导是否腐败,而是作为一个凡人,只要没有制度的强力约束,他们会不会自觉地忠于宪法精神,把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在另一面,如果我们的警察群体只是把上级命令当作“法”,就难免会做出违反宪法,伤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事情来。而当他们遵照上级命令“依法履职”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时,不就可能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伤害吗?

公安部的新规还提出,在警察个人不承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由其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这更是一个悖谬的要求。“补偿”从何而来?还不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从何而来?还不是老百姓的钱。逻辑就变成这样,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损害者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而要由公民自己赔偿。一个社会,如果让受害者自己赔偿自己的损失,怎么能制止加害者?在加害者受到鼓励的情况下,受害者还能生存吗?汉高祖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之所以能在乱世中稳定人心,就是道出了最朴素的规则:损害者要承担罪责。这是古今中外最基础的文明规则。计划经济的失败告诉我们,当个人不承担他们的行为后果时,效率可以低到何等程度;当个人不承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时,带来的社会损害将不堪设想。更何况警察还不是普通百姓,他们手中握有暴力工具,一旦允许他们不承担损害后果,他们将会失控于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也将会失控于社会。

最后还要看到,公安部的这种新规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警察利益,实则不然,而是将警察置于一个更危险的境地。如果警察不是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而是执行上级领导偏离宪法精神的命令,并且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势必加剧警民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当酿成恶果时,当初执行上级命令者或者成为领导的替罪羊,或者被领导袒护而遭私人复仇。事实也告诉我们,那些执行错误命令的警察下场都不好。如重庆薄时期的“打黑英雄”,王立军自不必说,曾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的周渝于2014年自杀,“一等功臣”唐建华被捕入狱,“一等功臣”郭维国获刑11年,王智获刑5年,郑小林,苟洪波,但波等因刑讯逼供罪被起诉定罪,等等。有人会说,还不是因为薄熙来倒台了吗?然而薄的倒台不正是因为他下达了罪恶的杀人命令吗?再则,如果不能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警察自己的宪法权利首先得不到保护,如重庆打黑的序幕,就是对警察队伍的清洗,有900多警察遭受不白之冤。

权力短暂,而天道永恒。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警察或官员来说,拒绝执行上级领导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错误命令,才是对他自己最安全的选择。许多犯罪的警察总以“执行上级命令”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期待的是上级权力罩住他们而不受惩罚,但结果仍是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应该明白的是,他们的上级最终会因他们自己执行错误命令而失去权力。反过来说,拒绝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反而是对上级的“爱护”。其实,执行错误的命令就是一种罪,这被汉娜∙阿伦特称为“平庸的罪恶”。她说,这种罪恶之所以不可饶恕,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服从命令”为借口,摆脱自己的责任,于是一个社会在看来没有任何个人负责的情况下遭到灭顶之灾。大多数社会都有相关的规则以避免这种情况。我国《警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我希望我们的警察兄弟把《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和《警察法》第三十三条作为金科玉律和护身符。

即使真的依宪法和法律履职,也并不是可以随便为之,又能不承担法律责任。执法也有程序问题和方法问题。我们不时看到粗暴执法的情形,如2016年5月17日,兰州一大学生因拍摄警察粗暴执法而被警察殴打;2017年4月17日沈阳市4名警察在抓捕嫌疑犯时不出示证件,也不验明正身,就将人打了一顿,结果发现抓错了人;2017年9月1日上海警察在纠正一名妇女违规停车时,将抱着孩子的妇女推倒在地并压住,并摔伤孩子;2018年5月27日,安徽六安教师讨薪,被警察殴打;等等。概而言之,如何执法也有一个是否遵循宪法的问题。纠正一个交通违规错误,或抓捕一个嫌疑犯,是为了公众安全,如果在执行过程中造成公民不必要的伤害,则违反了设立警察的初衷。不遵循正当程序和不采取恰当方式的所谓执法,实际上仍然是违反宪法精神,对公民权利造成了损害。因此,这也不应“不负法律责任”。

最后,公安部的这个《规定》所引起的实际上是一个宪法性问题。如果这个《规定》真能成立,《宪法》就该修改。这个《规定》通篇只讲警察的权利,而只字不提警察应该保护的公民的宪法权利。只有一处提到时,却是假定如果损害了,警察如何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仿佛警察群体是一个自外于公民和社会的特殊集团。在其它条款中,该《规定》将适用范围扩展到“被恶意投诉、炒作的”,和“被错误追究责任或者受到不公正处分、处理的”等方面。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什么是“舆论监督”,什么是“炒作”,不是公安部门自己一方可以说了算的,而要经过一个法律的正当程序以辩明事实。在我国的现实中,公安部门由于拥有暴力,无论法律如何规定,它相对于其他公民来说,有着实际上的优势。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使已经不平衡的天平更多地倒向本来就有优势的一方。有鉴于此,公安部门作为一个部门与其它部门有着很不相同的性质,它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就不是一个管理部门内部事务的规章,而有很强的外部效应。有如此内容的《规定》就不应由公安部门自己制定。

如果这个《规定》落地,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行为将会数倍、数十倍于现在。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讲,这也是极为负面的。因为警察之位虽低,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却代表政府的形象。一旦政府告诉警察可以损害民众的“合法权益”而不承担责任,他们会因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过于宽纵的这种姑息而蔑视政府,遑论公民权利,可能会主动侵害民众而惹出事端。伊拉斯谟曾说,“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不能承担激怒或藐视哪怕最卑贱敌人的代价。”执政党如果设想用这样的方法来“维稳”,可能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动摇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所以执政党和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规定》。由于它存在着严重违反《宪法》精神的内容,我建议国务院可以根据《立法法》第96条 判定该《规定》“超越权限”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根据97条规定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撤销该《规定》。人大常委会也可进行合宪性审查,以违宪为由撤销该《规定》。

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这说出了“王”的权力来源:奉天为民。在这里,“天”是天道,“民”是民众,“王”是政府。警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众需要;如果他把自己放在民众之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天道之法。天道之法不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如果以为可以改变,那是权力的狂妄。人类最大的努力就是使人造之法更接近天道之法。不过,无论怎样,人类都不得不遵循天道之法。当人造之法接近天道之法时,他们就在遵循天道之法;当人造之法背离天道之法时,他们就会受到天道之法的惩罚,最终还要回到天道之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动的遵循,只需付出较小成本;后者是被动遵循,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到底是多少,取决于什么时候纠正。

     2019年2月20日于五木书斋

首发于2019年3月11日《FT中文网》 和《中评网》  

 

[新经济] 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选择网购?|盛洪

摘要:在电子零售环境下,消费者节约了购买的时间和精力,零售商节约了门店和仓储地租,而增加了快递成本。当快递成本小于节约的购买成本和地租成本之和,网购就是值得的。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将零售分成便利店、超市、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四种形式,将商品分成食品、日常用品、大型电器和服装四个种类,用个人收入和快递成本两个主要变量,以及信息内外对称性、花色效用距离,易腐性和重量与体积等四个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人们在不同零售形式和不同商品上的网购替代率。

一、消费者购物行为变化的理论分析

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电子零售蓬勃发展,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原来人们购买商品,要到繁华的商业中心去;即使买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到周边的超级市场。于是形成了以城市或人口聚集区为中心的零售商业的分布格局。城市经济学也是以此构建的。

如果要设立一个商店,或建立一个商业中心,在理论上,就要选择一个位于居民居住地中心的地点,其半径依赖于居民采取什么方式走到这个商业中心。粗略地说,如果是购买日常用品或食品,一般在步行10分钟的范围之内;如果是进行大量购买的超市,可以在驾车10分钟的路程之内;如果是购买家用电器的专业店,也要在驾车30分钟之内的路程之内;如果购买家具,可在驾车60分钟之内;如果购买汽车,还可以更远一些。设立一个便利店的考虑,就是要看在10分钟步行路程之内,有多少居民,是否可以支撑这个便利店的日常交易量。如果能够支撑,就设立;否则就不设立。其它形式的商业组织也是如此。

图1  传统购买方式路线示意

反过来,当便利店、超市或专业店已经布局,在传统形式下,人们会隔一段时间到商业中心去购买商品,他们有时只是买一两件商品;他们会经常到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一般是大量购买;他们有时会购买贵重商品,如家用电器或汽车。无论怎样,都会形成上图那样的情形。

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直接去市场购买的情形大量减少,更多地是在网上下单,由快递员将商品送到家里。于是,人的行动路线变成了大量的快递员到居民区去。于是形成了下图的情形。

图2  网购路线示意

那么,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第一,快递员是驾驶机动车运送商品,其活动半径要大于步行的半径。这使得物流中心的覆盖半径要大于日常百货店,就会使物流中心享受更大的规模经济。

第二,快递员一次会给多人送货,其规模要大大于个人一次购买的规模,反过来,总体人数也要少于个人消费者到市场去的人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搬运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同时消费者也减少了购买并搬运商品的成本,当然主要是个人在时间上和体力上的付出。

第三,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劳动是没有人支付报酬的,实际的报酬包含在购买的商品效用中;而快递员是获得了报酬的。这是用市场的、货币化的、专业化的、可交易的劳动,替代了一种非市场的、非币货化的、非专业化的、和一般不可交易的劳动。这一改变也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例如,由于竞争,快递公司会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据统计,中国的快递单价从2006年的28.8元/件下降到2015年的13.4元/件(张秋虹,2017)。

第四,在网购物流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异地物流。由于是终端消费者下的订单,这种物流是已经确定了销售的有效物流,它会大大节省长途运输、仓储和退货的成本。

第五,表面看来,将消费者个人的非货币成本转变为快递的货币成本,似乎增加了销售-购买的货币成本,实际上却又替代另一种成本,即店面成本和库存成本。后者不仅包括仓库成本,还包括占用资金的成本。这不仅是因为网上商店一般没有实体店面,而且是因为生产企业根据订货数量发货没有任何多余需要储存的商品。

总体而言,在网购时代,原来消费者的购买模式逐渐被网购和快递所取代,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每件快递的费用,而节约的费用,包括他们自己购买运送的体力与时间,零售店的店面费用和仓库费用,长途运输的低效率成本。

二、网购物流费用节约的估计

由于网购物流的专业化和货币化,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物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物流费用。打开大型物流公司的网站,我们就能看到物流公司的报价。如圆通公司的同城快递价格是10元,异地价格是20元;中通同城是13元,异地是15元;顺丰同城15元,异地23元。平均而言,2015年约为13.4元/件。我们就以此为物流费用的标准。

那么网购物流替代了什么费用呢?首先是消费者个人的物流费用,即他或她到购买商品的商业中心的往返距离所需时间。当然还有将所购商品运送到家的体力耗费,汽车汽油费用等,但为了简便计算,这些都忽略不计。

首先我们应该估计,购买一件商品所耗费的成本。这件商品可能从街头便利店、或超市、或专业店、或综合商业中心、或外地购买,所以“平均成本”,就是购买这些商品的加权平均成本。我们可以用在不同地方购买商品的频率和所费成本来估计。通过网上的问卷调查,我们得出,加权平均,一个人每年从便利店购买98.4次,每次购买4个商品;从超市购买53.2次,每次购买8.3个商品;从专业店购买4次,每次购买3个商品;从综合商业中心购买5.9次,每次购买4.7个商品。到便利店是走着去,每分钟约走85米;到超市,专业店或商业中心是开车去,每分钟833米,我们再估计上下车和停车时间为15分钟。得单程时间见下表。

表1  问卷得出四种零售方式的数据

路程(米)件数/件数/单程时间(分)每件时间(分)
便利店31598.5442
超市90953.28.3164
专业店3852432014
商业中心66725.94.72310

算上往返路程时间,从便利店购买花费8分钟,超市32分钟,专业店40分钟,大型商业中心46分钟。在便利店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路程时间是2分钟,超市4分钟,专业店14分钟,综合商业中心10分钟。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综合商业中心去的目的不仅是购买商品,还有看电影、会朋友等娱乐目的,以及获得餐饮等其它服务的目的,如果把购物看成是四个目的之一,但主要是购物,占全部活动的68%,我们也可以粗略地将购买一件商品的时间减少到68%,即6.8分钟。按2018年我国人均GDP66006元估计,每分钟的价值约0.55元。但这只是个平均数,不同的人的收入不同,所以他们的时间价值也不同。我们根据对已有收入数据的回归,得出我国收入分布的特征值,即标准差,以此为基础,我们模拟出我国的收入分布。见下图。

图3  中国个人收入水平分布

当然,人们在网上购买商品,并没有完全替代到实体店的购买,尤其是距离很近的实体店。距离越近,购买越频繁,如到便利店的购买,越不可能被网购替代。实际上,人们首先在网上购买的商品,一般是购买距离较远的商品,或搬运成本较高的商品。另外,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布也不同,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的时间价值更高。我们用这样的收入分布去估计不同人购买一件商品时的时间价值。我们把购买行为按零售形式分成四种,即便利店,超市,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我们在前面已经估计了到这四种地方购买的单位时间。

除了节约购买时间,网购还带来了另一项节约,节约下来的成本可以用来补贴快递成本。这项节约就是对零售门店租金和仓库租金以及存货资金成本的节约。例如,根据国美年报,地租成本约占销售额的5.37%。假定网购用快递替代了门店和仓储成本,则可节约这5.37%的成本。网店零售商可将这一节约的部分补贴给快递费,即网购时所谓的“包邮”。由于不同的商品的单价不同,所以越是贵的商品越可以“包邮”,越是便宜的商品,网购节约的地租成本的绝对值越小,越可能抵偿不了一件快递包裹的费用。一个人选择网购的决策计算如下所示。

假如:(快递单价-路程时间 × 每分钟价值-产品单价 × 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选择网购。

即假如快递单价小于节约了的消费者到实体店的路程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地租份额,就可以选择网购。在这里,虽然地租成本的节约归零售商,但零售商可将这一节约转为“包邮”成本或价格下降,又会为消费者获益。在技术上,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到不同的实体店去购买,具体产品的单价也不一样,我们采取蒙特卡洛方法,我们假定有3000个个人,他们的收入围绕着人均收入随机波动,产品单价围绕着平均价格随机波动;而到不同实体店的路程时间价值,我们采用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到四种不同实体店的路程时间,与围绕着特定年份人均GDP随机波动的具体个人收入计算出来的单位时间价值相乘。

我们将不同的收入,到不同的地点购买,购买商品的不同价格,以及假定网店愿意将节约的店面租金用于补贴快递费用,代入这个计算模型中。假定到便利店中购买商品的单价均值为20元,到超市的单价均值为30元,到专业店购买的单价均值为3000元,到综合商业中心购买的单价均值为200元,但不同的个体购买的产品会围绕着产品平均价格随机波动,范围不超过100%,放在一个模型中,我们得出,约有0.5%的情形人们愿意用网购替代便利店,2.6%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超市,88.2%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专业店,42.9%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综合商业中心。

从购买件数看,便利店的权重是0.61,超市是0.33,专业店是0.025,大型商业中心是0.036。那么加权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时间就是3.13分钟。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时间价值约1.69元。显然比快递成本要低。正因为收入分布是波动的,所以有些人到实体店购物的时间价值就会高于快递单价,才会出现上面估计的情形。而加权平均,网购对实体购物的替代率,如果从购物件数来看,仅有4.1%;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高频率的购物主要是到便利店和超市的购物,由于距离较近,一次购物的件数较多,但平均单价较低,所以较难被网购替代。但从购物价值来看,网购替代率高达55.7%。这是因为到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购物的单价较高。

影响网购替代率的,主要有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快递单价。收入水平决定了时间价值。201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城市居民的比重为59.6%,农村居民为40.4%。加权平均约为29299元。由此可以估计,城市居民的人均GDP 应是平均水平的134%,而农村居民的人均GDP是平均水平的49.9%。将这一比率代入模型,假设农村居民到实体店购物的路程时间与城市居民相同,则网购的件数替代率为2.6%,价值替代率为53.6%;城市居民的网购件数替代率为5.2%,价值替代率为56.6%。显然,城市的网购替代率高于农村。

而全国各地的收入水平又有不同,如2018年,北京人均GDP为140211元, 上海为134982元,江苏为115168元,浙江为98643元,广东为86412元。这五个地区的网购件数替代率如下图。网购显然是从人均收入高的地区最先开始,逐渐漫延到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

图4  北京等五地区网购替代率

一般而言,影响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因素,除了收入水平和快递单价,就是商品的单价水平。但这一因素并不会随着时间有大的变动。所以主要因素仍是前两个。变动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估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或快递单价的降低,会有多少购买行为被网购所替代。在这里,我们假定其它因素,如价格水平等不变。

假定我国的人均GDP水平自2018年以后每年增长5%,网购件数替代率将会提高多少呢?见下图。

图5  个人收入增长下的网购替代率

然而,如果按不同类型的零售商业来看,它们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变化不同。从购买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看,越是一次大量购买,越是综合性的消费,平均的交易费用越低,相反则越高。网络交易显然首先替代的是交易费用高的商业组织形式,大概首先要属专业店,其次是综合商业中心,再其次是便利店,再其次是超级市场。如人们首先越来越多地从网上购买家用电器,电脑及其配件等,而有时还会去逛综合商城,经常到超市,每次买很多商品,几乎每天去便利店。

当人均收入每年增长5%时,变化比较大的是便利店和超市,综合商业中心变化较小,而专业店的网购替代率几乎不变。这是因为在现有收入水平条件下,人们已经用网购替代了体积重量大和路程远的商品购买(89%以上),收入水平再高也没有进一步替代的潜力了。而便利店和超市则处于实体店购买和网购的边缘上,只要收入水平提高,时间价值提高,人们就会用网购替代实体店购买,用快递员替代自己跑路。

图6  四种零售方式的网购替代率

如果我们用网购替代率的增长率来描述,就会更为直观。

图7  四种零售方式的网购替代率增长率

假定收入水平不变,仍是2018年的收入水平,但快递单价每年下降5%,一直下降到原来单价水平的一半,结果如下。

图8  快递单价下降下的网购替代率

可以看出,网购件数替代率对快递单价有所反应,当快递单价降低一半时,网购件数替代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

与收入水平提高类似,便利店和超市的网购替代率会增长得更快。

与实体交易相比,网络交易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评价功能。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商品后,在评价栏上对商品品质、卖家服务、发货速度、快递速度以退款速度作出评价,并能综合成分值,与其它电商对比。尤其是消费者可以写成具体的文字进行评价,这给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更充分的信息。而在实体店中,我们不能获得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偶然逛到的一个实体店,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商店一样。网店的评价功能极大地减少了购买行为的不快后果,亦即提高了效用。

网络交易与实体交易相比的一个重要劣势,就是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涉及到信任。人们最初的网购经验,大多是担心付钱以后能否获得自己满意的商品。然而网上支付平台的出现,如支付宝等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支付宝不仅是一个支付手段,还是一个第三方信用担保。当他们发现收到的商品不满意时,就可以退货退款。一旦人们接受了网上支付手段,他们发现这比在实体店中的支付方便多了。人们在实体店还有可能在收银台前排队等待。于是,支付又变成了网购的一个优势。正因如此,新的模式很快就站住脚了。

三、不同商品的网购替代率

网络交易的这种优势,更大地体现在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商品领域。在各种商品中,那些无需当面查验商品规格、花色和质量的商品,更容易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如很多人的网购是从购买图书开始的。这是因为人们更重视书的内容,其它方面差一点,如封面、版式等,都不是重要的。标准化的家用电器也是如此,人们看重的是它的内在质量,外观可在网上大致看到。而内在质量是无法用肉眼观察的,只能依赖于厂家的信誉。而服装、家具等则更需要当面看清。因而无怪乎,电商多是从卖书及CD开始的。如亚马逊,当当等。反过来,实体书店首先受到了网络交易的冲击。即使到电器实体店,一般很难直接拆箱测试。所以电子产品的销售更依赖于生产企业的信誉和商家的信誉。

而有些商品,如服装,主要的功能和质量体现在外表,所以到实体店挑选和试穿,效果更好。反过来,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图片虽然也给出了服装外表,但服装的质量还取决于服装质料的手感,以及合身程度,所以图片与直接观看、触摸和试穿的效果还是有一定距离。另外实体店的规模受到覆盖半径的限制,越是半径小即距离近的服装实体店规模会越小,花色品种少,从而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选择需要。

另外,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的易腐性,商品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影响到具体零售商业形式的兴衰。商品价值越高,人们购买时就越谨慎,就越有可能直接到实体店去买;如人们很少在网上购买汽车。商品越易腐,也越不适于在网上购买。如人们还是倾向于自己直接购买新鲜食品。如果商品的体积和重量较大,人们就更倾向于让快递员送货上门。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从外表判断商品质量的程度作为一个维度,对不同商品进行排序,从最不能判断内部质量,到一目了然,形成一个连续谱系;还可以将实感与图片的差距也照此办法排序;实体店规模与品种多寡,和实体店距离也可排序;商品的易腐性的排序;商品的体积和重量的排序;从而可以用来间接判断,一种商品是否更容易用网购替代实体交易。这四个指标可分别称为“信息内外对称性”,“花色效用距离”,“易腐性”和“体积与重量”。例如,服装的信息内外对称性就较高,比如为0.95,而电视机则为0.05;服装的花色效用距离为4.7分钟,电视机为90分钟;服装的易腐性为0.2,电视机的易腐性为0.02;服装的体积与重量为1,电视机的体积与重量为19。

这些性质程度的大小都会影响到网购商品或服务的效用或成本,因而是直接影响网购率的因素。如信息内外不对称越强,越依赖于生产企业的信誉,而不是购买现场的检验,因而网购越不影响商品质量。所以网购不会降低购买者的效用。反过来,信息内外不对称性越弱,购买现场的检验就越重要,就越不依赖于网购;网购而不是在实体店购买,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越大。花色效用距离直接就能估计出网购所替代的路程和运输成本。易腐性的高低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而体积与重量直接就影响到快递的成本。所以这些性质的程度都可以折合成成本或效用,也就可以用来直接估计网购对实体店的替代的影响。

如信息内外不对称对效用的影响。在这里可以用价格来表示效用;对效用的影响可以用对价格的影响来表示。如

Pia =P(1-IA)

IA表示信息内外对称的程度,0 < IA < 1。信息内外不对称是相反的量度,即1-IA。此式表示,除非100%的信息内外对称,信息内外对称性越大,对网购的影响越大;信息内外不对称程度越大,对网购的效用越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存在着“现场可观测性”,通过购买现场的观察,或试穿、甚至试吃,可以获得在网上看图片无法获得的有关商品的信息。而如果现场并不能获得更多的有效商品的信息,则到实体店购买就没有效用增量。Pia =P(1- IA),意为信息内外对称性越大,对网购越有负面影响,即对网购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信息内外不对称越大,对网购价格降低的影响越小。

关于花色效用距离:

dCcd = CD/S*w

其中,CD表示花色效用距离,S表示速度,w 表示单位时间成本。dCcd表示由于存在花色效用距离而产生的成本,其中各项,CD,S,w的变动都会对成本产生影响。

关于易腐性对价格的影响:

Pec =P(1-EC)

EC表示易腐性,0 < EC < 1。此式表示,易腐性越低,对网购效用的影响越小。

关于体积与重量:

dCvw = VW*c

其中,VW是体积与重量c 是单位体积重量的物流单价。dCvw 代表因体积重量的变化而导致的成本变化。

用这几个因素估计食品、非食品日常用品,大型电器和服装。我们假定:

表2  几类商品的特性

食品非食品日用品大型电器服装
信息内外对称0.50.60.010.6
花色效用距离(分钟)4.04.014.06.8
易腐性0000.01
体积重量(公斤)< 1< 119< 1

另外,根据我们的网上问卷调查,对去实体店而不网购的因素,价格高,体积大,新鲜易腐,和亲自试的比重如下图。

图9  不网购的因素结构

我们将“价值高”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体积大”和“新鲜易腐”直接就是“体积重量”和“易腐性”,而“亲自试”因素就是因为“信息内外不对称”的反映,即如果非常不对称,也就无需到实体店亲自试了。我们将问卷中这几个因素的比重作为上述“信息内外不对称”,“易腐性”和“体积重量”因素的权重,纳入到计算中。而“花色效用距离”可用购买时间价值来衡量,直接计入成本。

如果去掉价格因素,花色品种距离和体积重量这三个可以直接计算成本和价格的因素,则剩下两个到实体店购买的因素,信息内外不对称性和易腐性的权重如下图。

图10  不网购两因素的结构

估计食品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便利店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便利店商品单价×(1-加权食品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加权食品易腐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非食品日常用品网购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超市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超市商品单价×(1-加权日常用品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加权日常用品易腐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大型电器网购件数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重量+商品单价/100-专业店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重量-专业店商品单价×(1-加权大型电器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服装网购件数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综合商业中心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综合商业中心商品单价×(1-加权服装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其中,“商品单价/100”对应于因单价高而要到实体店购买的因素,其含义是,当商品单价高时,因在网上购买失误而可能导致的损失,在一定概率(假定为1/100)下,也就高。所以要加为成本。

可得出下面的网购替代率的估计。

图11  四类商品的网购件数替代率

四、结语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由于节约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交易费用,改变了物流的流动的方向和形式,使实体零售店节约了门面和仓储的租金成本,代之以快递成本。当消费者节约的路程成本和网络零售店节约的地租成本大于快递成本和网购风险时,人们就选择网购,零售商就选择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

然而,不同的人收入不同,这会影响到单位时间成本进而路程成本,而到不同类型的零售店,便利店,超市,专业店或综合商业中心的距离和购买商品的类型、单价不同,也会影响到人们是否用网购替代到实体店。本文的研究表明,2018年中国大陆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约为4.6%,网购价值替代率为61.5%。

影响人们选择网购主要的两个因素是个人收入和快递单价。个人收入决定了时间成本,收入越高,时间成本越高,越愿意用网购替代要实体店的购买。快递单价影响网购的成本,快递单价越低,人们越会选择用网购替代在实体店购买。当这两个主要因素变化时,网购替代率就会发生变化。在空间上,不同地方因平均收入水平不同而网购替代率不同,如城市的网购件数替代率为5.7个百分点,而农村则为3.1个百分点。我们也可以期待,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网购替代率也会不断提高。而随着快递单价的下降,网购替代率也会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张秋虹,“快递物流成本的分析与控制”,《经济视野》,2017年第7期。

盛洪和钱璞,“零边际成本与虚拟地租”,《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3期。

原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附录:关于消费者网购的行为变化调查问卷*

为了更好地了解移动互联下,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不同类型的实体商业带来的影响,天则所“移动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布局和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课题组制作了此份问卷调查,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写这份问卷。本次调查以匿名方式进行,所有资料仅供课题研究使用,我们会对调查资料严格保密。在此我们向您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带*号为必填题。

注意:答卷人回答的购物行为要以家庭为单位即无论答卷人是家庭中的父亲、母亲、老人或孩子,都不是以自己个人的购物行为为准,而是以整个家庭的购物行为(次数、件数、距离、单价等)为准。

一、您在网购之前:

1.到经常去的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1. 100米以内
  2. 100-300米
  3. 300-500米
  4. 500米以上

2.一般情况下,到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2件
  2. 3-4件
  3. 5-6件
  4. 7-10件
  5. 11件以上

3.在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单位商品的平均价格约为多少?[单选题]

  1. 10元
  2. 15元
  3. 20元
  4. 25元
  5. 30元
  6. 35元以上

4.去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频率一般是多少(次/月)?[单选题]

  1. 1-5次/月
  2. 6-10次/月
  3. 11-15次/月
  4. 16-20次/月
  5. 21次/月以上

5.您到经常去的超市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1. 500米以内
  2. 500-1000米
  3. 1000-2000米
  4. 2000米以上

6.在超市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5件
  2. 6-10件
  3. 11-15件
  4. 16-20件
  5. 21件以上

7.去超市购买频率是多少(次/月)?[单选题]

  1. 1-3次/月
  2. 4-6次/月
  3. 7-9次/月
  4. 10-15次/月
  5. 16次/月以上

8.到经常去的专业店(例如书店、家电、家居建材)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1. 1000米以内
  2. 2000米以内
  3. 2000-5000米
  4. 5000-10000米
  5. 10000-20000米
  6. 20000米以上

9. 去专业店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2件
  2. 3-5件
  3. 6-10件
  4. 11-15件
  5. 16件以上

10.去专业店购买频率是多少(次/年)?[单选题]

  1. 1-3次/年
  2. 4-6次/年
  3. 7-9次/年
  4. 10次/年以上

11.到经常去的综合商业中心(mall)的路程是多远(米)?[单选题]

  1. 1000米以内
  2. 2000米以内
  3. 2000-5000米
  4. 5000-10000米
  5. 10000-20000米
  6. 20000米以上

12.在综合商业中心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3件
  2. 4-6件
  3. 7-10件
  4. 11-15件
  5. 16件以上

13.去综合商业中心购买频率是多少(次/年)?[单选题]

  1. 1-3次/年
  2. 4-6次/年
  3. 7-10次/年
  4. 11-15次/年
  5. 16-20次/年
  6. 21次以上

14.到综合商业中心的主要活动?(多选题)

  1. 购物
  2. 吃饭
  3. 看电影
  4. 其他休闲娱乐活动

二、您在网购以后

15.去便利店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如果减少了平均每月减少多少(次/月)?[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次以上

16.去超市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月)?[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以上

17.去专业店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年)?[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次以上

18.去综合商业中心(mall)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年)?[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次以上

19.买什么样的商品要去实体店?[多选题]

  1. 价值高的
  2. 体积大的
  3. 新鲜易腐的
  4. 要亲自试用的
  5.             

20.您一年中网购商品的价值占您全部购物的比例大约是多少?[单选题]

  1. 10%以下
  2. 11-20%
  3. 21-30%
  4. 31-40%
  5. 41-50%
  6. 51-60%
  7. 61-70%
  8. 71-80%
  9. 81-90%
  10. 91%以上

21.网购的频率(次/月)大约是多少?[单选题]

  1. 1-3次
  2. 4-6次
  3. 7-10次
  4. 11-15次
  5. 16-20次
  6. 21次以上

22.每次网购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3件
  2. 4-6件
  3. 7-10件
  4. 11-15件
  5. 16件以上

三、基本信息

23.您的性别?[单选题]

24.您的年龄?[单选题]

  1. 18岁以下
  2. 19-25岁
  3. 26-30岁
  4. 31-35岁
  5. 36-40岁
  6. 41-50岁
  7. 51岁以上

25. 您的个人月收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收入总和,包括零花钱)是多少?[单选题]

  1. 3000元以下
  2. 3001-5000元
  3. 5001-10000元
  4. 10001-20000元
  5. 20001元以上

26.您受教育的程度?[单选题]

  1. 初中及以下
  2. 高中/大专
  3. 本科
  4. 硕士及以上

27.您所在的城市?[单选题]

  1.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2. 二线城市
  3. 三、四线城市
  4. 乡镇级

28.您所居住的区域位于城镇的位置?[单选题]

  1. 城市中心区
  2. 城郊结合部
  3. 郊区
  4. 村镇

* 感谢钱璞,帮助我完成了《关于消费者的行为变化调查问卷》的工作。

[元野] 千岛湖落日|盛洪

从波士顿开始的美国东北部自驾,第一站是千岛湖。这是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旅游胜地。我们在经过州边界时,路边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本子供路人登记。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家庭,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他们是从纽约开车过来的。妇人有点不舒服,他们都有点情绪不高。过了一会儿,他们掉头回去了。

驱车到千岛湖。大概这不是中国旅游团的保留节目,所以中国游客比较少。酒店前台没有意识到我们要入住,问我们找谁。酒店就靠湖边,办好入住,我们就在房间阳台看湖景,照了些相片。

然后就到湖边去散步。酒店附近的景色似乎不太精彩,又有一个鱼市场,有点嘈杂。老妈建议开车沿湖到其它地方看看,于是到了约十公里之外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湖景湖岸似乎漂亮些。

这时也快到了晚饭的时间。恰好附近有一个披萨店,进去点一个披萨。经营的是两个年轻女孩,她们的披萨水平不太高。不过这是普遍现象,全世界的旅游地的披萨水平都不太高。就是在威尼斯,在其很著名的饭馆里,披萨都咬不动。披萨虽不好,权且充饥。然而在这时,在这披萨店里,有一缕夕阳照进,却是非常美丽。暗红的,柔和的。也许这么差的披萨还能幸存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店的位置好,在黄昏时刻有落日美景。一时间我们觉得披萨味道也不错。

吃完晚饭,就回到湖边。夕阳继续下沉。红色更为深暗。在夕阳的衬映下,一些鸟在日落前抓紧翱翔,一只船在湖上荡漾。我们坐在湖边,静静地看着落日。

这时从附近飘来一阵歌声。原来是有一群大学生在这里唱歌,他们在这里欢度周末。很好。他们也在为我们的落日伴奏。

第二天,我们按照原先的安排乘游船到湖上游览。我在若干年前曾经游览过这个湖。那是一次在多伦多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小军去看我,顺便到千岛湖乘船游玩。从加拿大那一端过来,似乎远一些。千岛湖的岛上有不少名人别墅。这次路程近一些。导游在经过一些岛的时候介绍了相应名人的别墅。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岛叫“爱情岛”。是一个叫作乔治. 博尔特的富豪买下的岛,他在岛上建造了他与爱妻共同的爱巢。但建造完成后,爱妻不幸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从此不登此岛。

据说千岛湖有1600多个岛。究竟有哪些明星、富人?走马观花,也没有文化背景知识,加上英语听力不太好,也没记住。离开千岛湖以后,名人别墅淡忘了,它的落日却永驻心中。

[明师精粹] 通古今之变:契约、习惯、传统和制度变迁(5)|盛洪

把“rule of law”译成“法治”,又把其中的“法”作狭义解释为“法律”——强制性秩序,是一个巨大错误。“法治”就成了“法律的统治”,即强制性的统治。其中的law应该作广义理解,即规则,定理或天道。而在现实世界中最接近天道的是礼,是习俗,是习惯法。源于习惯法的普通法被清教徒带到美国,为美国宪政提供了重要基础,包括美国宪法中的重要原则,程序主义传统,司法审查等,从而被称为普通法宪政主义。我们要摒弃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同意所达成的契约、习俗和传统带来的制度变迁。我们要强调礼的、或普通法的思维方法,要相信普通人,重视习俗和惯例,优先非强制性规则,即“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

这是我于2016年7月31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题目是“通古今之变:契约、习惯、传统与制度变迁”。

第二个童年|文人

    像其他大多数男人一样,我结了婚,又有了孩子。换句话说,我做了丈夫,又做了爸爸。像这样的经历被千百万人重复过无数次。但无论人们怎样说,我仍坚持认为,我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是天生爱孩子的那种人。实际上,在我和我太太最后决定要一个孩子之前,我用尽了各种拖延战术。是我女儿的降生改变了我对孩子的看法。这种变化使我后来一直认为,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如何不曾有过孩子,他(或她)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或她)就枉来世间一趟。在这之前,我看过不少孩子,也听说过不少遍生孩子的故事。然而,当”我”的孩子诞生时,我仍感到不可思议。我对这个孩子的生命作过什么贡献吗?是我和我太太之间的男女之事”创造”了这个小生命吗?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出,我有创造生命的非凡能力。不,我没有。我和我太太都太平凡了。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有一种超乎我们想象的力量早已安排了这一切。我们不过在履行一个仪式罢了。但是,这个小生命确确实实降生在我们家中,对于我们这些不能创造生命的人来说,不能不是一种莫大的恩赐。对此,我们心里唯有感激之情。

    从我看到我女儿的第一眼起,我就爱上了她。其实在她诞生之前,我已经做梦看到了她,一个漂亮的女孩。是的,不管现在怎样解释梦,我确实是在梦中知道,我将有一个女儿。当我在医院等候我太太生产时,我将一本宋词从头翻到了尾。我将其中出现次数最多、并且最美丽的字摘了出来,作为我女儿的名字。这个字就是”潇”。看我女儿的第一眼,是在产房门外看的。因为医院不让做父亲的(做丈夫的)进去。我远远看见一个护士一手抱着一个红扑扑的婴儿走了过来。我深信其中那个漂亮的是我的女儿。我猜对了。从大轮廓上看,我的女儿很好看。但当我的太太把她抱到近处看时,我却有点失望了,她的眼睛似乎太小了。在她生下来的最初日子里,我们的亲属们都在为她的小眼睛担心,直到她的眼睛越睁越大。

    其实,孩子之所以可爱,并不是因为她(或他)长得什么样。父母们并不真的在乎孩子长什么样。孩子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她(或他)小。就是因为小。小得不能自理,小得不能保护自己,小得如果没人照料就像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当她哭时,就像是在呼救。谁能对一个弱小生命的呼救无动于衷呢?在几乎所有的动物中,似乎只有人在刚生下来时必须全部依赖于他人。他(或她)不能走,不能爬,甚至不能翻身。因此,人作为一个物种延续下来,就必须建立在父母之爱上面。爱,就是生命的要素。反过来,中国人常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是因为,父母对我们最有恩的时候,是我们最幼小、最脆弱、最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恰恰又是我们一无所知的时候。无论在我们有记忆以后与父母之间有什么样的矛盾,我们仍然要爱父母,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我们的报答而在我们没有记忆的时候帮助了我们。 

    如今我们也作了父母,从心里说,我不需要报答。孩子给予我们的,远远超出了我们所付出的。我将来永远不会说,“爸爸妈妈把你养大,你要如何报答”之类的话。一个新的生命,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的东西,那就是活力,那就是生气。孩子总是试着把事情做到极限,又每每突破极限。只要是孩子,他(或她)就有着不断创新的潜力,她就总是能够做她以前不曾做到的事。第一次翻身,第一次坐起来,第一次爬,第一次站起来,第一次走,第一次叫爸爸妈妈,都使我的女儿异常兴奋,也使我们站在一旁的人一同分享着快乐。我相信,这和一个成人突破了世界记录,发现了新的定理,创立了新的学说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难以突破的我们自己的局限,越来越罕有创新的机会,那就和孩子在一起吧,和她一起分享打破记录的快乐。

    我们并没有征求孩子的同意,就把她带到了这个世界,她同意吗?她对这个世界满意吗?从她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之心,她对生活充满了情趣。记得几乎在刚生下来以后,她就经常在睡梦中微笑,似乎在她满月以后,笑就成了她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那时,我和我太太常说,我们的女儿就像家里的太阳。不仅是指她醒我们也得醒这样一个事实,更是形容潇潇的笑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潇潇第一次用笑对我作出反应,是在她两个月的时候。当时我对她作了一个怪样,她竟咯咯地乐了起来。这实在使我喜出望外。在那之前,我实在不知道,一个刚刚到这个世间两个月的小生命,竞能与别人沟通对人世间的共同的赞美。这个人世间确实很奇妙。任何一个小小的发现,都会使潇潇兴奋不已。当她会说话以后,就用幼童独特的生动语言来形容她的发现。当我们泛舟湖中,看到一个空的可乐瓶子被扔在湖中,随波逐流,潇潇对着我们喊,“快看,可乐在游泳!”尽管这个情景包含着我所不喜欢的文化含义,去掉这一层,这个世界,无论怎样,在孩子眼中都是美的。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使我们接受了花生酱。有一次,当我们吃完了一瓶花生酱后,又买了同样牌子的、但瓶子大一些的花生酱。潇潇回家来看到以后,就说,“哟,花生酱怎么长大了!”她后来又学会了唱歌。半是从幼儿园学会的,半是听录音带学会的。在她三岁那年的夏天,有一次我带她去游泳。那是一个专为儿童开放的池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带她游过不少次泳,所以她很能适应这里。池子里孩子也很少。潇潇在这里游得颇为忘情。扶着游泳圈,一边在水中走,一边用手划着水,作鱼儿游水状,一边唱起“鱼儿鱼儿水中游,游来游去乐悠悠;困了枕水草,饿了觅小虫,……,乐悠悠,乐悠悠,海底世界任自由。”这是她从儿童歌谣磁带中学会的歌,在此时此刻,与此情此景,与她的心境,竞溶为一体,和谐无二。这时,一缕夕阳照了过来,给这个游泳池和池中的穿着粉红色游泳衣的小女孩披上了一层金色。坐在一旁的我,作为父亲的我,恍然到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自从我告别童年以后,我一直努力的,是如何远离这个童话世界。但我为什么要远离童话呢?我们一直想了解我们面对的世界,想猜透它,但永远也做不到。也许还不如不了解它,不猜透它好。如果这个世界表面是美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看它的里面呢? 

    童话是浑然一体的,成人的逻辑则要把它割碎。如果成长或成熟只是意味着打碎童话与和谐,我们真怀疑成人们的努力是否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了。人类的许多伟大天才,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理论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始终怀有孩童一样的天真。也许人类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成人们冒似聪明的作法所致。他们创造了各种制度与文化,希图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但却带来更大的冲突。或许老子所说“弃智绝圣”,正是指的要避免这样的自作聪明;他所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恰是形容这种人类文化悖论的惊世骇俗的警句。老子庄子所向往的没有”圣人”的世界,其实不就是孩童的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只有对宇宙的真切感受,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简单的反应。喜怒哀乐发自内心,不加掩饰。在这里,会有用拳头作武器、以个人为单位的战争,但多只会打破皮,决不会有成军团的战士互相厮杀,也不会使用核武器。但是,人总要长大,人类社会总在变得更庞大,更复杂,老庄的理想社会似乎最终会不可避免地、无情地被打碎。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现实啊!然而,且慢,“圣人”总是要死的,所有的人总是要死的。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总会有人新生,文化总会从头开始,这一代一代的人的更替,在不断地向僵化陈腐的成人文化注入新鲜生动的童真,从而延缓了人类社会走向崩溃。看到孩子,我们知道老子和庄子没有输。在人的最高的限度面前,他们胜利了。每一个人在他(或她)生命的最初几年,都是生活在老庄的理想国中。这也许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谁能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无论是多深刻的哲人,多有力量的政治家。

    当我们远离了童年时代,我们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还有第二次机会。这就是我们的孩子的降生。我们还会和孩子一起重新度过这段美好的时光。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童年。仅仅由于这,就使我们无愧无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爱孩子、要孩子的一个原因。谈到爱孩子,我在最近播出的《中国母亲》里看到一个为自己女儿输血十几年的母亲,当别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得很简单,为了孩子,我随时愿意献出我的生命。当我们说,我们爱孩子,爱到愿意为他(或她)而死时,我们其实发现了爱与死的直接关联。我在猜想,在上帝创造人类之初,上帝曾经让人们作一个选择,即:是长生不死,同时没有孩子,还是要孩子,但不能长生不死。如果这个世界是那样美好,值得每个人活一遍,为什么不给我们深爱的人一个机会呢?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新的生命就没有乐趣,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到了今天,我们更清楚,我们不可能又要长生不死,又要有孩子。因为地球是有限的,没有人离去,就难有人进来。如果今天的人都可以声称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孩子的生命,我猜想,我们的祖先一定选择了死。这样理解死,真让我激动不已。因为死是为了爱。爱与死,其实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就像生与爱一样。我在传统小说中经常看到,那些老人在说死的时候,通常说,要给后代腾地方了。在中国传统中,人们也给出了另一种选择。这就是长生不死,但不能有孩子。这就是神仙。是神仙,就不能食人间烟火,就不能娶妻生子。尽管不少人羡慕神仙的生活,但也有神仙熬不住清心寡欲的日子,下凡过一般百姓的日子。七仙女的故事就是一例。在七仙女看来,与董永夫唱妇随,胜似天上宫阙。知道爱与死这样的关系,知道我们用自己的生命交换的是什么,我们会突然对死产生一种坦然的心情。死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的祖先的明智的决定。它不是一件黑暗的事物,相反,它是最终证明我们的爱的最美丽的仪式。

原载于1995年《北京晚报》

[制度经济学] 永佃制的经济性质*|盛洪

摘要:从永佃制的起源就可以看出,永佃权不仅是永久承佃的权利,还包含了部分的土地产权。因而永佃权本身具有独立的市场价值,并且可以不经田主的同意而交易。永佃权(或称田面权)与田主的权利(或称田底权)成为分割同一块土地的两种权利。不过这种两种权利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并不一样。田底权所有者要更多地与政府打交道,而田面权所有者权则更侧重于农业操作。这种产权的分割又起到了发挥行使产权行为的比较优势的作用。当地租为固定时,永佃农的投入收益全部归他自己,所以他有动力改进地力和土地上的设施。这样一来,永佃农与田主之间的产权边界就会朝着扩大永佃农权利的方向移动。由于永佃农是实际控制土地及其产出的人,所以在产权行使过程中,永佃农占有优势,这使得地租的实收率长期下降。永佃制的这些特性与当下的农村土地制度比较接近,而进一步的改革,则应是朝着更为纯粹的永佃制迈进。

在中国以至世界其它地方,永佃制似乎是一种奇特的经济制度。其实,它的奇特性质是人们自己造成的。这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制度还缺乏深刻认识,以至于把教科书中简单的理论刻画当作制度本身,反过来对现实的制度感到陌生。

反过来,如果我们对永佃制进行深入探讨,就有可能发现以往所没有意识到的制度特性,从而加深我们对制度的理解。

一、永佃权作为一种产权分割的产物

顾名思义,在永佃制中,土地承佃一方拥有永远承佃土地的权利,即永佃权。根据赵冈,永佃权不仅意味着永久承佃的权利,还具有独立性,即它可以被自由地转让,而无需经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一旦进入市场,永佃权也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在中国一般被称为“田面权”或“田皮权”,而减除“田面权”或“田皮权”的土地所有权就被称为“田底权”或“田骨权”。在土地市场中,就会形成 “田骨价”和 “田皮价”。总体而言,两者之间没有什么稳定的比例。田底价也未必要比田皮价高;甚至有时田皮价不仅比田面价要高,也比整个田价要高。如下表。

屯溪地区清代田底价和田面价

年代田骨价(两)田皮价(两)
17076.502.91
1727-17527.627.38
1782-180010.798.49
1802-180711.489.71
1814-181718.0137.04
1821-185017.7514.27
1851-18619.2910.39
说明:此表是章有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一批清代屯溪档案,浓缩编制而成。转引自赵冈,2005,第49页。

可以看出,田骨价和田皮价之间并无固定或稳定比例,这是否说明,永佃权不是一个边界清楚和性质稳定的权利?这种情况在地租率上也有反映,即田骨租率与田皮租率之间并不一定有一个稳定的比例。

例如,据张明,民国时期皖南地区的大租率(即田骨租率)虽大多在17.5%左右,是整个地租率35%的一半,但也有不少大租率明显偏离此数,为14.4%,8.2%,7.3%,16.6%,10.7%, 12%,10.1%,12.1%,5.5%不等(第311~322页);反过来讲,也就是小租率(田皮租率)大小不等。这进一步显示,无论是田皮价,还是田皮租率,都不是“纯粹的”永佃权价格。

如果仅就永佃权的字面意义去理解,永佃权的价值就是永远承佃较之非永远承佃所能节省的交易费用,包括由此产生的职业稳定和减少寻找新的土地租佃的时间间隔和成本,这将会对永佃权的价格产生什么影响呢?一般而言,承佃的权利和出租的权利是平等的,而交易费用是双方承担的。在权利平等、且讨价还价地位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交易费用的分担不会相差太大。所以,永久承佃的权利并没有明显大于零的价值;就如同永久出租的权利也没有明显大于零的价值一样。

所以,永佃权中一定包含了多于永久承佃的含义。这些含义可以从永佃制的几种起源假说中发现。据赵冈,永佃权有三种起源。第一种起源是押租制起源;第二是协助开荒起源;第三是典卖起源(2005,第16~24页)。

仔细分析就可发现,这三种起源都涉及了佃农对土地资产的某种程度的投入。所谓“租押制”,即佃农在承佃土地时,要向田主交纳押金。但押金的数量并无一定限制;但当退佃时,如果押金数量较大,田主可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反而妨碍了退佃;反过来说,佃农获得了继续租佃的权利。这种情况持续发生,就形成了实际上的永佃权。在其中,多于避免欠租风险的押金的利息,实际上就是佃农对土地的投入。

所谓“协助开荒”,就是佃农曾帮助田主开荒,或兴建农田水利等设施;田主以永佃权回报。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劳动的投入。

第三种起源则是典卖起源,即田主为了融资,将土地出典,但要保留赎回的权利和在原地耕作的权利。为了获得这后一种权利,他们索要的典价往往低于市场价值。这就相当于用一定量的资金保留住了部分土地所有权。反过来,他们就可以支付较低的地租。类似的,也有以较低价格将土地卖断,只保留承佃权的情况。

这三种起源实际上都是在说,永佃权的获得是由于佃农支付了额外的投入。尤其是第三种起源假说,更是接近一种思想实验。我们可以想象,田主出典或出卖土地时,可以将价格任意降低,其区间为100%的市场价值到0,与之对应,他作为佃农向典主或买主支付的地租也可以从100%的市场租率到0。如果实际典价(或地价)相当于市场典价(或地价)的比率为a,而0>a>1,则相当于田产的典主或买主只获得了比率为a的土地产权,他所获得的地租率也相当于市场地租率的a*100%。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田底价(租率)和田面价(租率)之间,没有一个稳定的比率,不同的田底田面关系的价格或地租率可以相差很大。

这一思想实验告诉我们,永佃权实际上是捆绑了永久承佃的权利和部分土地产权的一种权利,而它所占产权的比例,与它所贡献的投入比例相关;永佃农向新的田主交纳的地租少于市场租率的部分,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产权部分的所得。再纯粹一点,我们可以把一份产权划分为n份,并用该产权市场价值的1/n的价格去购买其中的一份,也可以花市场价值的k/n去购买k份。我们知道,在现实中存在大量这样的产权分割形式,比如股票。

所以,实际中的永佃权,是一种产权分割同时兼有永久承佃权利的权利,只是“永久承佃”是一种比较引人注目的外在形式,才使不少人误以为它只是“永佃权”。

二、永佃权与田底权的分离又是一种比较优势的分工

然而,永佃权与田底权的分离与股票分割一块资产并不完全一样。用多张股票将一块资产平均分割以后,每一张股票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同的;但永佃权与田底权的分割并不是一种权利的平均分割。也就是说,永佃权包含的权利和义务与田底权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并不相同。我们可以将前一种分割称为对产权的“横向分割”,将后一种分割称为“纵向分割”。或者,更简单,分别称为产权的“分层”与“分块”。直观地,我们可以用一幢楼作比喻。将楼纵向分割成许多小的部分,就是许多单元公寓;将楼横向分割,就是分层。

这两个从一个土地产权上分割开来的产权的最大的区别是,田底权拥有者有纳税义务,而永佃权拥有者没有纳税义务。其它方面的不同还有,永佃权所有者要比田底权所有者更多地关照土地资产,决定在土地上种植什么农作物,等等。因此,永佃权与田底权的分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行使产权包含的若干活动之间的分工。

例如,有些人更善于与政府打交道,有些人更善于就农业种植进行决策。这意味着,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人,在纳税等方面会比不善此道的人更为驾轻就熟;善于农业决策的人也比不懂农业的人在这方面花费更少的成本。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当一块田地从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时,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人持有田底权,善于农业决策的人持有田面权,就会各自发挥优势,带来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的节约,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行使他们的土地产权,运作土地资产,带来效率的提高。

行使产权活动的比较优势和土地产权的分割

 说明:图中甲善于农业决策,不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用“纳税”代表);乙则相反。两者是决定广义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要素,即产权运作的要素。图中的田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纳税和农业决策两种产权操作的无差异成本曲线,意即这两种产权操作投入的不同组合产生的产品量。横轴表示农业决策的投入,而纵轴表示与政府打交道的投入;两者又互为价格。即农业决策的价格是用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来衡量,与政府打交道的价格也可用农业决策的时间来衡量。甲的纳税的成本是Pg1,农业决策的成本是Pa1;乙的纳税成本是Pg2,农业决策的成本是Pa2。

甲善于农业决策而拙于纳税,而乙善于纳税而拙于农业决策。这时如果甲持有这一田地的所有产权,他的产权运作成本将是Pg1A Pa1O表示的长方形[1];如果是乙持有所有产权,他的产权运作成本将是Pg2B Pa2O表示的长方形。当将这一土地的产权分为永佃权(田面权)和田底权后,甲持有田面权,只做农业决策而不纳税;乙持有田底权,只纳税而不做农业决策。假定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他们共同运作这一田地产权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了,只为灰色表示的部分。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其它领域也很常见。如房屋租赁领域也有房东及二房东之分。房屋所有人可先将房屋出租给二房东,再由他出租给房客。在这两者之间,房东可能更善于筹集资金,把握房地产市场的动向,以及向政府交纳财产税;而二房东更善于对产权标的物——房屋本身进行维护或改装,更善于与房客打交道。所以,就会出现两层房租。一是房东向二房东收取的房租,一是二房东向房客收取的房租。

更一般地说,只要经济当事人愿意,一个完整的所有权可以分割成任意多个产权,这一组产权可被称为产权束。这种分层既包含了划小产权单元,以便于财富较小者购买这样一个融资上的理由,更是基于人们在行使不同阶段的产权行为的比较优势不同,能使产权得到更有效的行使。例如,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千禧年酒店的产权被分拆成九个互相独立的产权,包括一份土地产权,二分空中产权,一份空中租赁权,一份租赁抵押权,四份产权抵押权(陶然,2013)。实际上,任何一幢公寓楼都同时存在多份独立的产权,即公寓产权,它同时包括了对它下面的土地的部分权利。

三、永久承佃加固定租金带来的产权边界的变动

一般认为,一个资产租赁的合约,甲乙双方是纯粹的资产产权持有者和资产的租赁使用者。其实在现实世界中,两者之间的界线远没有这样分明。

赵冈指出,永佃制多产生在固定租金的情况下(2005,第2页)。这会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即永佃农有动力向土地投资。因为在这时,他的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增量可以由他自己完全获取。例如,一块田地的现有产量是200斤稻谷,固定地租是每亩100斤稻谷,当他投入资源提高了地力或改进了水利设施,使粮食产量增加到了300斤,由于原来的地租是固定的,所以他仍交给土地所有者100斤稻谷,他将获得全部新增的100斤稻谷。反过来,他就动力进行这样的投资。

一旦进行这样的投入,土地产权的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现在,新增的100斤稻谷就是该土地的新增的地租;由于土地价格是由土地资产的收益率决定的,土地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如果土地价格是地租的25倍,就会从2500斤稻谷上涨为5000斤稻谷。如果永佃农拥有收取这新增100斤稻谷地租的权利,也就有权利从出售土地的价格中获取对应这一地租的地价,在这一例子中就是2500斤稻谷。在这时,他显然就是这一土地的部分产权的所有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永佃农会根据需要和自己资源情况对土地进行不断的投入,他与田底权持有者之间的产权边界也会随之变动。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田底价与田面价,田底租率与田面租率之间并没有稳定比例的原因。

然而,从长期看,既然永佃农会获得他对土地新增投入的全部收益,他对土地的投资就会不断积累,也使他拥有更多的土地产权,他向田主交纳的地租率就会逐渐降低。这似乎为明清以来的历史所证实。据高王凌,自明末以来,中国的地租率就在下降(2006,第29页)。章有义对徽州地区的研究表明,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地租率明显下降。下表表明,截至1887年的13宗地14次地租调整中,地租率平均下调39.2%。

资料来源:章有义,1988,第206页。

在从1890年到1922年10宗地12次调整地租率的变动中,每次地租率平均下降了3.6%。见下表。

资料来源:章有义,1988,第207页。

这一地租长期下降的现象,至少部分地包含了在固定地租下因佃农不断投入而导致的产权份额增加的因素。据章有义,“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徽州地租即以定额租为主,分成租已不多见。”(章有义,1988,第325页)章有义又指出,在农田设施的投资中,田主只投入较小部分,如“1833—1857年祁门东西庄农田设施维修共村335宗次。其中曾由地主直接付钱或谷的只有33宗次,不到总数的10%,其余都是以佃户欠租作抵”(第332页)。这意味着佃农对农田的投入抵消了部分地租[2]。 

这也充分说明,所以“永佃权”,就是一种包含了部分土地所有权的权利。

四、永佃农直接支配土地资产带来的对产权行使的影响

产权的真正价值在于行使,而行使产权就是实际占有、使用和控制产权的标的物。土地产权的标的物就是土地。较之田底权所有者,永佃农对土地有着实际的控制。尽管在法律上,两者的产权是平等的,但如果永佃农的产权受到了侵犯,或他认为受到了侵犯,他可以直接用自己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的产权;而田底权所有者的产权受到侵犯时,他虽然也可以用自己的行动保护自己的产权,但是,一来,他并没有身体上的优势,因为永佃农就是因为在劳动力上有优势才承佃的,并且田底权所有者一般是以较多的田地出租为形式,所以在人数上也不占优(高王凌,2005,第82页,第119页);二来,他与土地之间也比较疏离。

如果田底权所有者向政府申请保护,可能会远水不解近渴。乡村一般离县城较远,如果政府派人保护田底权所有者的产权,成本就会较高,动作就会较慢。况且,他若申请政府保护,还需一个复杂的诉讼程序,而法官未必一定会作出有利于他的判决(高王凌,2005,第149~169页)。

所以,如果这田底权所有者与永佃农之间出现产权冲突,更能有效行使产权的人将会占有优势。在现实中,就是永佃农会经常处于优势地位。这一状态会影响两者的谈判,也会影响两者日常处理产权纠纷时的策略。

例如,如果考虑到永佃农会利用实际控制田地、掌握更多有关收成信息的优势,田底权所有者可能会在地租率上或在实际收取的租额上做点让步。因为永佃农越是认为谈判形成的地租率不合理,他越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再比如,地租是由佃农交给田主的,佃农实际上控制着作为地租的农产品。他经常可以采取的策略,就是拖延。经受不起时间拖延的田主,就会在地租量上做出让步。所以,在签订租佃合约后,经常可以看到欠租的行为,且这种欠租不是短期为之,而是一种长期的习惯(高王凌,2005,第79~90页),甚至意味着佃农并不认为欠了田主地租。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田主与佃农之间的均衡状态。

那么,这种欠租不交的行为是否可以用退佃,即中止租佃合约来约束呢?答案是,不怎么有效。因为退佃也要有实施能力。如果田主不能迫使佃农及时交纳地租,怎么能迫使佃农退佃呢?如果田主不能指望借助政府力量强迫佃农不再拖欠地租,又怎么能借助政府力量实施退佃呢?所以,当佃农利用其优势拒不退佃时,情形与拖欠地租是一样的。即使有几例政府帮助田主实施了退佃,但所占比例很小,不足以形成可置信的威胁(高王凌,2005,107~118页)。

正因如此,这种租佃行使产权能力不对称的关系,经过长期演进,形成了习惯,甚至法律。在乡村中,有“许退不许夺”的说法,即只许佃农自己退佃,而不许田主主动退佃(高王凌,2005,第112页);而在清朝形成的有关永佃制的法律中,则规定只有在三年以上不交地租的情况下,才允许田主退佃(赵冈,2005,第37页)。

这种关系并不会稳定在一个均衡水平上。因为既然事实证明了存在这种影响,就会潜移默化地缓慢地发生作用。可以想象,这种变化最有可能发生在代际变动以后。永佃农的儿子已经把实交租额当作既定租率,在他当家以后,就有可能利用实际使用和控制田地的优势向田底权所有者的儿子进一步要求更低的实交租额。如此数代以后,就能观察到明显的实际租额的下降。高王陵指出,在明清的四百年间,实收地租率在缓慢下降,如下表。

年代地租实收率
1550年~1650年80%~90%
1651年~1750年70%~80%
1751年~1790年60%~70%
1791年~1850年70%~80%
1851年~1890年69%~70%
1891年~1900年50%~60%
数据来源:高王凌,2005,第29页。本表用较具体的数字替代了原文中的“世纪”、“上半叶”或“几成”等较模糊的表述。

田主和永佃农在行使产权方面的优劣势,还可能是名义地租率长期下降的一个原因,与上一节讲的因对农田投入增加而增加的产权份额共同起作用。据章有义,田主之所以同意降低租额,是因为“与其空悬高额,不如酌量降低,反可更有效地引诱佃农交足”(章有义,1988年,第208页)。他列举了六个减少租额的例子,都带来了地租实收率的上升。见下表。 

资料来源:章有义,1988,第208页。

这一现象也许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永佃农及其家庭持续利用其实际行使产权的优势,不断迫使田主接受更低的名义地租率和实收地租率。如果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可能就揭示出一个重大的事实,这就是,如果某一产权的标的物被非产权所有者长期使用和控制,产权就可能逐渐地从前者转移到后者。这也许是下述事例的原因,即英国的土地在名义上是归国王所有,但实际上,自11世纪诺曼公爵入侵英国并建立了国王土地所有权(咸鸿昌,2009,第25~29页)以后,土地的保有人经过漫长的时期,最后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而国王的土地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

五、永佃制的效率含义

在 “永佃权与田底权的分离又是一种比较优势的分工”一节中,我们证明了,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离和互相独立,可以利用不同的人的不同禀赋,降低运作土地产权时的成本。这一特性就是制度变迁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制度更优的判别标准。

也就是说,永佃制是一种比没有永佃制的土地制度更好的一种制度。那么从功能角度看,它好在哪里呢?

首先,永佃制意味着一种永久合约。永久则意味着有最长的时间视野。经济学认为,时间视野越长,资源配置越有效率。因为资源配置的影响会涉及未来,对当下有好处的资源配置未必在未来也有好处;当人们的视野看到未来时,才能做出兼顾未来的资源配置。对未来有好处的资源配置就是投资。无论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的古训,还是“迂徊生产”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说,投资会带来比直接生产更高的效率。

第二,永佃制的绝妙之处,在于保证合约的永久性的同时,又不失资源的产权在人之间再配置的极大的灵活性。经济学证明,由于环境、资源、制度、技术和供求关系都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原来认为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到现在看来不再有效率了,所以要重新配置。而其方式就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实现资源产权的转移。永佃制中田底权与田面权的互相独立和自由买卖,创造了土地产权自由转移的理想空间。

第三,永佃制因其永久性和固定地租的安排,带来了对承佃人的激励,解决了保护产权的标的物——土地的问题,进而又使土地承佃人跨过产权边界,对土地进行投资;在不损害田底权所有者的利益的同时,增进了永佃农的利益;把似乎应该对立的双方,变成共赢的合作者。

第四,永佃制还可将土地产权的规模划小,减轻土地交易的融资成本。

因此,永佃制是有效率的土地制度。

六、永佃制的当代意义

当我们理解了永佃制的经济性质后,就会发现这一经济制度不仅可以解释我国当下的土地制度,而且可以为现有制度内在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和方案。

我国现有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在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土地名义上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土地的一种制度。在称谓上似乎与永佃制毫不相干,但当我们透过称谓上的区别,去看两者的经济性质时,就发现我国农村现有的土地制度就是一种永佃制。

所谓“农村集体”,就是以社区为单位的集体组织,它相当于田主或田底权所有者;所谓“农户”的“土地承包”,就是一个经济个体与农村集体的一个合约关系,据此获得该土地的承佃权利;所以农户就是永佃农。这样判断,是因为,

(1)他们在属于集体的土地上耕作的权利是永远的;这不仅是在正式的法律,如《土地承包法》中有“耕地承包期为三十年”,且“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的明确表述,在《物权法》中有“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的明确规定,而且是社区成员权利的隐含权利,并为农民的日常观念所认定。

(2)农户(永佃农)向农村集体(田主)交纳的是固定地租。在承包制实行后的相当长时间里,租税原则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按固定数额向政府交税,向田主交纳固定地租,自己享有所有的剩余利益。这一情况在中央政府取消的农业税后发生了变化,既无需“交足国家的”,也没有“留够集体的”义务,所以收入全归佃农。这可以被看成是零税率;农户作为农村集体的成员之一,将交纳的地租和应当获得的地租对冲;没有改变固定地租的性质。一个证据是,如果是外来农户,就要交纳固定地租。

(3)农户(永佃农)可以将承佃的土地转包(出租)或转让(出售)给他人,这就相当于拥有田面权的人出租或出售田面权。《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且“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只需“报发包方备案。”这说明承包权是一种相当独立的田面权。

由此看来,现有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在几个制度要点上都基本符合永佃制的标准,因此就是一种永佃制。

不仅如此,如前述讨论,如果农户认为他拥有永远承佃的权利,且只需交纳固定地租,就有动力不断向田地投入。自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的创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农户已经在田地上有了大量投入。这就意味着他们作为永佃农所拥有的田面权占整个田地产权的份额就会增加。实际上,现有的法律也承认农户向土地的投资。例如《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

例如,假定在土地承包制实行之初,农户们拥有的田面权占整个田地产权的份额为零,经过三十年的投入,包括增加地力或其它设施投资,假定每年每亩投入了相当于200元的资源,按3%的复利计算,三十年的投入相当于现在的9546元。如果现在田地租金为每亩800元,则农业用途的土地市场价值约为每亩20000元;他们的田面权占整个田地产权的比例将会达到48%。

可以预见,长此下去,如果没有经济技术上的上限,田面权的份额就会接近100%;也就是说,几乎挤出了田底权,从而获得了大部分的田地产权。在这时,“农村集体”作为田主的身份就会趋于自动消亡。

当然,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还不是历史上曾经实行的完全的永佃制,它存在三个缺陷。第一是承包权(永佃权或田面权)的转包(出售)还需经发包方(田底权所有者)的同意;所以还不是完全独立的田面权。

第二,农村集体的土地发包人(田底权所有者)身份由现行法律做了比较僵化的规定,所以其权利,即田底权是不可以买卖的。而在永佃制盛行的明清民国时期,田底权也可出售。这也不是一种完全的永佃制。

第三,农村集体的土地产权被现有的法律制度所削弱;如只能用于农业用途,如果要改变为建设用地,必须先改为国有土地,实际上为政府以非公益目的征地大开方便之门;并且《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只有三年平均产值的六到十倍,这相当于农业用途的土地市场价值的24~40%。

正因为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具有大部分永佃制的性质,又还存在缺陷,为我们的制度变革方案提供了一个既可以“从现状出发”,又可以走向“理想境界”的前提条件。我们的目的,就是将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发展为完全的永佃制,为此,就需要:

  • 取消或重新解释《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需要发包方同意的条款。目的是,在是否要由发包方同意方面,让农村集体自己选择。
  • 在法律框架中,将“农村集体”作为一个由其成员(农户或个人)通过正当程序决定其设立、扩张、缩减或终止的法人。在这一原则之下,农村集体作为田底权所有者(或田主)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决定是否出售其田底权。
  • 明确国家对土地的权利只是主权意义上的权利,直接表现为对土地本身或土地产出征收税赋;并不与土地产权直接冲突。

    总体看来,这样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方式,既可达致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又很具有操作性,甚至具有某种保守性。对现有的土地制度无需做较大改动,甚至在法律文本上基本不做改动,也能达到改革的目标。因此是一个成本低、效果好的改革方案。

参考文献: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咸鸿昌,《英国土地法律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张明,《民国时期皖南永佃制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赵冈,《永佃制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 在本文初稿完成后,作者曾在天则学术双周论坛上做过演讲,高王凌,郑振源,谭书豪,杨晓惟,刘业进等人提出了有价值的批评和建议。特此感谢。

注释

[1] 甲在农业决策上的成本应为三角形OAPa1的面积,而纳税的成本则为三角形OAPg1。乙的成本和共同的成本的情形都可类推。

[2] 这一现象的边界比较模糊。如果田主一次性地用少收地租抵消了佃农的投资,可视为田主的投资;但如果折成每年少交若干地租,就相当于田主承认投资是佃农作出的,他承认佃农对土地的产权份额扩大了,所以每年就少收地租。

原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4年第4期

[横议] 制止极端滥权要从警惕第一次侵权开始|盛洪

最近河南的红码事件惹了众怒,遭到痛批。这正是这件大坏事的好的一面。这种滥权手法以其极端表现形式、明目张胆的恶意和对当事人的严重侵害,使公众容易警觉其违法和罪恶性质,群起而攻之,就有望加以纠正。实际上,滥用健康码侵权已经苦民久矣,只是其形式不那么邪性毕露,范围不那么普遍而一直不为舆论所关注。

我在去年撰写“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一文时,曾注意到这类问题:  “当一些律师到异地去开展法律业务时,当地政府为了阻碍他们为委托人辩护,竟利用操纵健康码或行程码的便利,将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或变黄,而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核酸检测为阴性,也从而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法学学者谌洪果从低风险地区运城回到西安,在出示行程码时发现变黄了,说他在14天内去过菲律宾,而他根本就没去过。大连瓦房店市竟然规定,两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一律变为黄码,三次就变为红码。”

我提醒道,“从总体上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被一些地方政府恶意利用,成为系统性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工具;反过来也就瓦解了两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严重破坏了防疫体系。”

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用于“防疫”目的时,公民的权利已经遭到侵犯。这就是,防疫当局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将所谓“防疫”措施用于非必要目的,例如私自篡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原来的定义是,‘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1米内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而钟南山将定义改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盛洪,2021)而一旦被确认为“密接”,健康码就会变红。这种擅自扩大“密接”范围,再将用于真正密接者的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加给扩大定义的“密接者”身上,不仅无端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且增加了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不仅如此,“又有人创造发明了‘时空伴随’概念,将在一个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点周围半径800米之内,同时存在超过10分钟的人,或在14天内在确诊患者曾经到过的地方累计停留30小时以上的人,都称作‘时空伴随者’,更是荒谬绝伦。前述成都8万人绿码一下子变成黄码,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伴随’事件,他们都被当作受感染者的‘时空伴随者’,造成很多不便。”(盛洪,2021)这是利用健康码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进一步侵犯。

我们看到,在将健康码恶意地用于对银行储户维权的打压的手段之前,各地的防疫当局已经进行了多种的“创造性”使用。但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也自然没有遭到今天这种全国的口诛笔伐,也就没有纠正的可能,而只能鼓励已经使用这种侵权手段的地方防疫当局,并为其它地方防疫当局所仿效。而实际上 ,为打击银行储户维权,和为了阻止律师辩护,和为了增加地方官的防疫“保险系数”而擅自扩大“密接”定义而非法改变健康码的颜色,都是一个性质,就是利用健康码的“防疫”外衣,侵犯公民权利。只是侵犯的程度不同,伤害的大小有别。而一旦防疫当局在滥用健康码上走出了一小步,就有可能走更大的步子,以致最后走向极端,将其作为侵害公民利益的进一步侵害手段。

而如果要制止类似河南红码事件发生,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对行政当局利用权力侵权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它就会得寸进尺,在原则上侵犯了较小的权利以后,就会在这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侵犯更大的权利,而不会有止境。而在大陆中国,要做到警惕是比较难的。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没有从教育中学到权利意识,行政部门经常利用其宣传工具模糊权利的边界。而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受过宪法培训,他们普遍地只知道有上级,不知道有宪法,遑论宪法权利。当他们要执行一个行政命令时,他们把它当作高于宪法权利的东西来遵循,并且为了自己便利,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努力,他们倾向于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执行上级命令。而侵权的方法则是从小到大。

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限制了公民很小的自由权利。如居委会突然要向居民发出入证,并在门口设卡检查居民的出入。这时公民权利就已经受到了侵犯。因为居民进出小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只不过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较小的妨碍,并无大的伤害而不加以警惕。当然如果这一限制真有防疫功能也可以考虑接受。但这种行为之所以被视作侵权,是因为它丝毫没有防疫功效,反而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因为一般小区都有门禁和保安,居民个人或车辆进出都已经有了检查。居委会设卡没有增加一点安全性,却徒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可以认为,居委会这一举动就是一种侵权的试探。

接着居委会或其上级就可以层层加码了。回顾一下上海的例子。从最开始居委会限制出入,到不许出门,再到天天核酸,再到将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再到在楼外加装铁栅栏,再到交钥匙,再到入户消杀。第一次升级居民们虽然不悦,但仍认为可以接受;第二次升级也是在第一次升级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居民们也忍了;接着就是第三步,第四步,……。正像温水煮青蛙,公民权利就会被逐渐掠夺殆尽。正如上海交钥匙的居民看到的那样,最后他们最该信赖的,他们住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完全被打破。这种作法也为上海当局所承认。它的官员说,上海的作法就是“压力测试”。压力——一点儿一点儿地挤压公民的权利,测试——看看公民们有什么反应。应该说,最后的极端形式,入户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是因为在前面的“压力测试”中居民们的反应低于当局的估计。

实际上,行政当局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仅始于健康码,也不仅始于防疫。前年北京怀柔当局要非法强拆某处小区时,就以防疫的名义限制车辆通行。近几年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行政当局以“拆违”、 “环保”为由大规模地非法摧毁郊区社区,严重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居住权。“防疫”只是近三年来的侵权的天赐理由。从防疫以来的大量侵权行为来看,它真正关心的不是防疫,而是以“防疫”为名义的侵权。所以我们要真正制止河南红码事件的出现,就要从警惕第一步侵权开始,从源头堵住。

如何判断一个打着防疫旗号的行为是侵权呢?首先要判断这一行为是否防疫所必需。例如前述居委会在小区门口设卡就不是防疫所必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科学判断,将核酸阳性者拉出去集中隔离也不是防疫所必需,集中隔离密接者更不是,集中隔离核酸阳性者的同门栋邻居、甚至同楼邻居更不是,当然将完全阴性的居民楼或小区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就更没有一点与防疫沾边。

在我援引《传染病防治法》时,我还是假定奥密克戎病毒引起的疾病是官方所说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防治”。然而目前的数据已表明,这一疾病的危害性已经小于或相当于流感。这不仅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且为大陆中国的数据所证实。如上海的数据,吉林的数据,等等。而防疫当局坚决不改对奥密克容等级的判断,却是依据香港的病死率数据,这个数据比世界其它地方的数据高出很多。但也有专家说出数据偏高 有其原因,实际死亡病例中仅有8%是死于新冠的(张作风,2022)。讽刺的是,在香港防疫当局不再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以后,大陆中国防疫当局仍拿香港说事。尽管它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普遍质疑的背景下,至少应该就新冠肺炎和奥密克戎的性质举行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以确定是否调整对该疾病的定性。如果在奥密克戎毒性实际轻于流感的情况下,仍坚持用于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可以看出,正是对奥密克戎性质的新的认识,才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幅度降低防疫管制措施,至今有45个国家完全取消了入境限制。在这一背景对照下,上海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关闭市场、封闭社区、禁止交通、阻断物流的方式,迫使2700万居民两个月不能出门工作与活动,缺医少药,食物匮乏。令人发指的是,许多行为,如半夜砸门强绑高龄老人离家隔离,撬门入户消杀,是采取非法的暴力实施的。如果我们断定,在奥密克戎毒性程度条件下,这些举措都远不是必要的,那么上海这两个月的作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大规模的严重侵犯。

当然,要公民警惕和监督行政当局的侵权行为,不如行政当局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去侵权。但行政当局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有着凡人同样的弱点。自律的行政当局不是不可期待,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律的行政当局一定是一种制度结构的长期结果。这种制度结构至少包括两项制度,一是自由表达,一是公正司法。如果行政当局一有侵权行为就会被披露,公民受到行政当局的侵权就可以获得公正司法的救济,长此以往,行政当局焉能任意侵权?当它要实施一项行政行为之前,就得先看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如此,它就成为了一个可期待的行政当局。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回到警惕第一次侵权上来。有人会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专业知识不足以判断一项防疫行为是否必要。这是当然。不过,你只要怀疑就够了。证明必要的责任应该在防疫当局。你只消问一下有何依据即可。这也是一些上海居民阻止“大白”滥权的主要方法。他们一要问这些“大白”的姓名身份,二要让他们出示如此行为的法律文件。

还会有人说,在大多数人都服从侵权的 行政行为时,自己很难直接拒绝。这也是当然。只有个别具有清晰权利意识和理性敢言的人会站出来拒绝,这种人值得我们敬佩。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也可在事后将之写成文字,放在网上。对于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如半夜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不要认为自己很渺小,说了也没用,诉了也没用。实际上,大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过程,已经基本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所缺的就是实际运用。我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只有用宪法,宪法才有用”,其中强调任何宪法文本都需要一个实际激活的过程,否则就只是白纸一张。将揭露侵权的文字放在网上,将造成严重侵害的行政当局告上法庭,应该不难吧。

参考文献

盛洪,“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盛洪教授》。2021年11月27日。

张作风,“‘上海疫情为什么居高不下?’ 90岁知名传染病专家给学生张作风教授‘出考题’”,《深究科学》,2022年4月27日。

2022年6月17日于五木书斋

[明师精粹] 通古今之变:契约、习惯、传统与制度变迁(4)|盛洪

春秋决狱,从《旧约》到《新约》,和英国普通法的生成,是三个从习惯形成成熟社会秩序的故事。

这是我于2016年7月31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题目是“通古今之变:契约、习惯、传统与制度变迁”。

[周雅] 两座山和两个人|盛洪

最近去了南京的栖霞山和镇江的焦山,发现两山各有一个与之有关的人。在栖霞山,这个人叫征君。征君是对一类人的称呼,他们就是不应皇帝征召的人。这位征君,本名叫明僧绍。他是南朝时的山东人。刘宋时曾任官职,南齐时在栖霞山隐居,后将住宅捐为寺,就是今天的栖霞寺。据说从刘宋元嘉年间到萧齐,明僧绍有六次拒绝朝廷征召,被人尊为明征君。

到了唐初,他的五世孙在唐高宗手下做官,以其事迹向皇上求御碑。李治写下“摄山栖霞寺明征君之碑”文,由大书法家高正臣书写。

我虽然不太懂书法,但直观地看,这笔字颇有王羲之之风,神采飞扬。

无独有偶,在镇江的焦山,也有一个人叫焦光。东汉末年兵荒马乱,他隐居在此。汉献帝曾征诏三次,他都谢绝了。这被称为“三诏不起”。此山原名樵山,因他改为焦山。为纪念他,人们建了三诏洞。

离三诏洞不远,有一处乾隆题诗,曰:

三度驻金未驻焦,隐虞顿置笑松寥。回銮得趁一时兴,策骑偷消十里遥。信是无双栖静域,还因有暇陟崇椒。水天俯仰惟空阔,小矣奚称隐士招。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士传统也是儒家的传统之一。最被人称颂的是陶潜。那么唐高宗和乾隆皇帝为什么称颂隐士呢?仔细看看,他们称颂的都是前朝隐士。既有隐者,可谓“天下无道”。这就反衬自己是有道之君。当然也不仅是此意。积极入仕为官的人,有一心为天下苍生的,也有谋求荣华富贵的。而真的隐士,不用怀疑他们走终南捷径。只要大多数人参加科考,有一两个隐士也可抗衡对功名的痴迷。

从儒士角度看,归隐从来就是一种备用方案。他们当然想匡君行道,致君尧舜,但情势不得已之时,归隐就是最后一种谏议方式。当然,还有革命。不过,那不是常规方法。

如今,隐士传统似乎不见了。还好,还有两座山,两个人。

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