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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让信息跑过病毒|盛洪

盛按: 一年前,由于信息没有跑过病毒,致使武汉封城。现在病毒变着样儿又在反攻。人类仍在防守。如果信息还跑不过病毒,与病毒的战斗恐怕很难赢。不过我们也涌现出李文亮等践行表达自由的英雄,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鼓励着我们”让信息跑过病毒”。

互联网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抗争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病毒,一个是信息。巧合的是,这两种看来不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具有传播性。一个描述病毒传播的模型——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信息传播。S代表尚未感染人群,I代表感染人群,R代表康复且免疫人群。这个模型就是通过描述这三者比率的变动来预测疾病传染趋势。它也可以用来研究计算机病毒,这与信息传播很相近。从信息角度,这三个人群也可以是“未知信息人群”,“转发信息人群”和“不转信息人群”。因而两者的传播态势可以用这同一模型来预测。这场抗争究竟谁能赢,取决于到底是信息传播得快,还是病毒传播得快。

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首先是,只有当病毒出现和传播,并且显现严重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信息滞后于病毒,并且经常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只有生物体移动并与其他生物体接触才能传播;即使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就能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

图1 SIR模型示例

信息跑过病毒

说明:这里采用了现成的SIR模型(matlab)。其中纵坐标代表人群比率(<0<1),横坐标代表时间(天)。感染率(λ)=0.8,康复率(μ)=0.2。看纵轴,感染人群比率的最高点约为0.4,对应的横轴时间约为第9天。

我在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SIR病毒传播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解释;其中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这里有两个重要参数,在病毒模型中叫感染率(λ)和康复率(μ);在信息模型中叫“转发率”(λ)和“不转率”(μ)。两者传播速度的快慢,关键取决于病毒感染率和信息转发率孰大孰小。谁大谁就快。在病毒传播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感染人群比率,它在纵坐标上的数值就是感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它在横轴上的数值代表时间(天)。在正常情况下,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可以假定信息转发率是病毒感染率的2倍。在图1 和图2的横轴上,病毒传染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9天,而信息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4天,显然信息快于病毒。转发信息人群的比率最高点是0.6,而病毒感染人群的最高点是0.4,这说明信息覆盖的人群要大于病毒感染的人群。这有利于民众提前预防,从而在病毒发展的更早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图2 信息传播模型

信息跑过病毒2
说明:此模型与上一模型一样,只是把病毒改成了信息。将感染率(λ)改成“转发率(λ)”,把康复率(μ)改成“不转率(μ)”。因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所以把λ的值从0.8提高为1.6,μ不变,仍等于0.2。看横轴,转发信息人群比率最高点约为0.6,时间约为第4天,比病毒快5天。而在这时,感染人群比率约为0.2,比第9天少一半(见图1)。

好在人类早就知道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动的重要性。中国《宪法》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宪法一样,都有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第35条的“表达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具有综合性,其基本道理就是让众多与分散的信息如实且及时地表达,以使他人和社会获得真实信息,也使专家能够以充分的信息分析事态并提出建议,以准确应对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传染病的信息。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维护社会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有效和灵活的机制。然而,如果不遵循自由表达的原则,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这就是对信息正常的传播加以干预,减慢了信息传播速度,减少了有价值的信息量,让信息在速度竞争中输给病毒。

例如,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而在文章分析的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是更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机会。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即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且只作为学术论文;而是在第一时间被发布出来,或至少让钟南山、王广发等权威专家获悉,将会大大提前采取防止“人传人”的措施。在这时,由于武汉市政府人为地压住这些信息,且又认识不到这些信息的重要价值,致使信息传播落后于病毒。

图3 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接触海鲜市场情况信息跑过病毒3

数据来源:Ch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The Lancet, January 24, 2020。

第二个机会是在12月30日,八个医生分别发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武汉政府竟以“造谣”的罪名拘留或训诫这八名市民。其中一名医生李文亮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就不仅只减少了八名市民的信息,而是80名甚至800名市民的信息,他们会因惧怕被“依法处理”,即使有病情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这就影响了信息的正常发布,使社会获得的信息严重少于真实的信息量,也就不能为专家预测模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如果武汉政府不是忙着封锁消息,而是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不难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也比后来采取措施的时间早23天。

第三个机会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12月31日到武汉考察,他认为疫情“可防可控”,直到他自己回京后也得了新冠肺炎,才能确定是“人传人”。钟南山于1月19日到武汉考察,他于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广东出现了本地病例,自己没有去武汉,但家人去过武汉,由此推断出“人传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威专家都是依据自身或本地经验做出“人传人”的判断,尽管他们都在近期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利用来自武汉官方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当这两位专家在得出“人传人”的结论时,并没有用什么高级设备或高深理论。只要有家属或医生感染且无海鲜市场(或武汉)接触史,就可以作出判断。而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市政府贻误的第三个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没有停住脚步。

直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则通报中称“未见明显人传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直到钟南山确认可以“人传人”以后,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钟南山是在1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出这一判断。他作为武汉市长,新冠病毒肺炎发源地的市长,竟与我们这些局外人同步知道这一疾病是“人传人”的!在这一个多月,他封锁信息以后究竟作了什么?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看作一场战争,武汉市长就相当于前敌指挥,而他掌握的“敌情”竟与千里之外的人一样。他称职吗?他能打赢吗?他们压制信息发表和流动的作法,也导致他们自己严重的决策错误。如果从12月8日算起,到2020年1月22日采取措施,一共45天。假定感染率为1.3,理论上可感染134107人。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的贻误战机吗?

图4 压制信息传播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4

图例:与上图同。

说明:因压制信息传播,我们将转发率(λ)调低为0.6,将不转率(μ)调高为0.4。结果是,信息传播高峰在第13天,转发信息人群比率为0.08。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比病毒慢4天,且转发人群比率大大低于信息正常传播的数值(0.6)。这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比知情的人还多,他们与携带病毒者相处却不知防范。

图5 压制信息传播从而疏于防范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5

图例:与图1同。

说明:由于信息比病毒慢4天,致使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导致感染人群比信息正常流动时多20个百分点。

看来在外部信息因打压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内部信息也并没有用来为政府对策提供指导。因而武汉政府压制新冠肺炎的作法并不是什么为了“维护稳定”,而只是他们近年来的习惯作法。这就是对他们认为本地的负面信息的本能的压制。为什么如此呢,除了保住官位与仕途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本地民众的健康,也不是这一疾病一旦传染,会给全国甚至世界带来严重损失。这种压制信息传播的行为上行下效,以致某地一个对县医院的批评者都会被警察拘留。并且在以往,他们压制“负面信息”,包括强拆伤害民众的信息,“城市治理”伤害小商小贩的信息,有关各种工作失误和各种事故的信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似乎屡屡得手,都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们的这些作法虽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但由于他们还有滥用公权力的能力阻止上访等信息外流的手段,基本上“消灭”了批评的信息。这次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贯如此。

其实这并不是武汉政府的“专利”,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普遍作法。即使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既然中国《宪法》已经规定“表达自由”原则,压制网络信息传播就是违宪,这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敢违宪呢?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有些人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漏洞,曲解“网络安全”的含义,利用手中暂时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压制批评。《网络安全法》正确地指出,“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12条)但该法也有些缺陷,如没有明确重申《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主导该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明确定义网络管理的行政部门,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对网络违法争议的裁决,以致有些管理部门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滥用网络行政权。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警察部门竟以在微信私人空间的议论为由拘捕公民。这些作法在实际上否定了《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在新冠肺炎时期出现的压制信息披露也就不过是众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然而,这次有所不同,对病毒是不能封号或截访的。从后来外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人们就不仅怀疑武汉政府,而且怀疑整个中国的信息了。泰国1月13日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日本16日,韩国20日,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这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其它城市与武汉的交往更为密切,竟没有相应的通报。直到1月20日,北京和深圳才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1日中国卫健委才首次报告了包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报告明显是在外国报告的压力下才发表,但有很长的时滞,给外国人以错误信息,也误导中国专家对这一疾病性状的判断。这说明,压制信息披露、瞒报和迟报在中国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并且仍然在起着负面作用。

实际上,压制信息披露,封锁疫情消息,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政府自己。这即包括武汉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如果武汉政府消灭了大量散在民间的疫情信息,也压住武汉政府自己掌握的医院信息,并且并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竟连最可简单判断的“人传人”性质都没有及时掌握,中央政府如果只靠武汉及湖北政府的渠道获得信息,则也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当海外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并反衬出中国内地的信息不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猛遭一击。既然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扭曲之处,政府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而又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惊惶失措,做出过度反应。例如,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如是否空气传染,飞沫传染,或接触传染;如果病例数据不真实充分,就不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感染率,就无法估计武汉居民携带病毒的比率,就只能怀疑所有的武汉人都有可能是带毒者,就只能采取“封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今天,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生活都离不开交易。交易为生产带来市场需求,交易本身也创造价值。2019年武汉GDP约为1.5万亿。如果封城两个月,将会损失2500亿元GDP;扩大到湖北省,2019年GDP约为 45828万亿,因不知武汉周边城市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而封了除了神家架以外湖北省全境,如果封两个月,则会损失7638亿元GDP。如果除湖北之外全国因新冠肺炎爆发而限制旅行两个月,假定在此期间减少生产和交易20%,则约损失31501亿元,加上湖北的损失,约为GDP的4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本来已呈下降趋势之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要交易就要人与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病毒,就会有人生病,甚至死亡。然而,如果经济因此而严重下滑,许多民众也会面临收入下降以至失业,不少家庭会出现财务灾难,甚至还会死人。这不是可以不加考虑,只用“革职”所能抵偿的。

武汉政府封锁疫情信息,扭曲自己的决策,其突然性又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冲击。由于大家已经知道,武汉政府把说出真相称为“造谣”,那么它告诉民众的话就更可能不是真相,所以不得不作最坏的想象。这必然造成恐慌。由于武汉政府压制了信息的发布,也不认真研究它所能掌握的信息,它与全国公众同步知道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它也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的传染方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有征兆也传染”的说法,人们因而也不能从个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受到感染,从而只能从居住地来划分人群,以致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实际上受到了歧视。有些地区将武汉人视为病毒,有些地区禁止武汉人入住酒店,有些地区将武汉人当贼抓,有的地区把回乡武汉人的家门封上,更有一群人拒绝与武汉人同坐一架飞机。还有不少县乡村庄封路封村,还有地方强制人们带口罩,不带就推出地铁,等等。就是在武汉,政府完全没有准备,但封城和禁止城内交通的命令却很突然,也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交通需求,以及市民正常的物资与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错误决策、民众损失和社会乱象都来源于对自由表达的压制。如果不对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利的行为加以整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依然是扭曲的,今天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就很难取胜,或者依靠病毒周期和病人自愈最终勉强收场,也是一个时间过长、损失惨重的战争。实际上直到现在,压制和封锁网络自由表达的行为还屡屡出现。除前述拘留发布消息者的行为外,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删帖或封号。笔者参考的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如“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就是你们几个”,“武汉 8 个‘造谣者’终于有一个现身了”等在微信公号上被删除或屏蔽。一些医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求救,被警方威胁不许再发布。有些病人因医院称没有试剂盒而不能确诊;有些病人已被确诊,但由于床位不够不被收治;有些人病死在家里或死在医院,用另一个名称,如“重症肺炎”来说明死因。这些似乎是用来减少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数量的机巧。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拒绝治疗、被迫回家或流浪在外而不被计入统计数字的病人,他们自生自灭,并继续传染别人,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在防疫体系之外。为了阻止信息的传播,不惜让病毒传播。

因而,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而及时性就是时间上的真实性。记得2003年战胜非典,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因两件事情而有所放开。一是3月份出现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打死,激起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国务院迅速取消了收容谴送制度,官民互动取得了一个良性结果。一个就是非典。钟南山、蒋永彦等专家突破舆论管制,说出非典真相,政府及时调整自己,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而引咎辞职。这不仅是这两人应得的惩戒,也警示了其他官员,为推动舆论空间的放开,尤其是自然灾害、疾病和生产事故的自由报导开创了先例。非典也是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得以克服。

这被当时称为“胡温新政”。这一放开舆论空间的趋势在那十年逐渐展开。然而在近些年来,舆论空间被大大压缩,自主传媒已经消失,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也被严格控制。不少行政部门无视宪法和相关法律公然监视微信群。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们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对于批评,他们“创造性地”将“寻衅滋事罪”用于网络;对于真相的揭露,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指为“谣言”。八名“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描述,在他发布消息的第二天半夜,他就被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其后又有多次被医院监察科谈话和派出所警察训诫,说他发布的真实信息是“不实言论”。这种作法既“高效”又猖狂,完全颠倒了“谣言”的定义。对比武汉市政府在认识新冠肺炎“人传人”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拖沓,压制信息发布却可谓“神速”。这多像病毒的帮凶。

因此,若要打赢这场防疫之战,就必须让信息自由发布和流动,让它跑过病毒。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第35条和相关法律。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落实不了?这些年不少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公然压制信息自由,又将信息扭曲为错误的数据,用以欺上瞒下。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也已积弊多年。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一场火灾事故,一个交通事故,一场传染病,他们都本能地低报数字,以躲过相应的惩罚。例如国务院规定,对于重大火灾事故要对当地政府追究刑事责任,而“重大火灾”被定义为死亡30人以上,当地政府官员就有倾向于少报死亡人数。而从政府结构来看,由于缺少真正的选举,法院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民众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很小,官员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一般只能靠下级提供的数据。所以下级官员们一定会在各种事故出现时尽量隐瞒。他们用“造谣”的罪名让民众闭嘴,不仅是要欺骗社会,也在欺骗他们的上级。

因而,若想让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就要清除所有这些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压制真相和批评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违反《宪法》第35条的行为加以惩罚。上述以压制自由表达、隐瞒数据而逃避责任和惩罚的行为,只有当对这种压制和隐瞒行为的惩罚明显重于他们所想逃避的法律惩罚,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第66条第1款),要予以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最高法院在道义上支持了武汉八个“造谣者”,但问题不是给他们平反,而是要追究诬蔑他们“造谣”,且目的是为了“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人。法律就在这儿摆着。隐瞒和谎报的前提是压制其它信息源。将真相说成是“谣言”的作法才真正是造谣,且构成“隐瞒、谎报、缓报”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对八名披露真相人的打压,造成疫情信息的灭失和迟滞,使得武汉大量人群疏于防护,致使染病甚至死亡,更将病毒传染到全中国以致世界,后果已“严重”得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上限。公诉吧!

2020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1月31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读书】伏羲崇拜和制度神|盛洪

由于出国旅行的行程变故,我们决定到甘肃南部一带,天水,定西,陇南,甘南,和临夏等地转一下。这一带有着多个民族和宗教,地貌也很多样,是一个自驾的好地方。经过天水时到伏羲庙游览了一下。此地古称成纪,是伏羲的出生地。天水伏羲庙建于明弘治三年(西元1490年),在全国是一座规模较大,建筑独特,文物积累颇多的伏羲庙。一进大门,迎面两幅匾额,一个匾额上书“开天明道”,另一个上书“与天地准”。这是开启或奠定基本秩序原则的意思。我们过去讲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也曾去过其他两位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和炎帝的庙宇,主要是歌颂他们统一中华之功。在伏羲庙,祭祀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很不同。我们知道,伏羲没有什么武功,但他之所以受到中华子孙的崇拜,是因为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

“开天明道”是说,道是文明的基础,它本隐藏在大自然中,隐藏在民众的互动之中,伏羲作为中华文明创始的政治领袖首先是把隐藏在世间习俗、惯例中的基本规则提炼出来,并明示于众。“开天”是指开辟了文明,它奠基在一套合理的和公正的基本规则之上。“与天地准”也是类似的意思,准是准则之义,就是行为准则;“与天地准”是指根据对天道的理解,为人数众多的社会建立行为准则。有了行为准则,人们之间才不会互相伤害,至少不会无意的冒犯。他们之间才会和谐相处,人们的行为才不至于互相冲突,互相抵消,这个社会不仅和平而且有效。这表明,祭祀者对伏羲的价值和初民社会的关键要素还是非常清楚和精准的。这就是在称颂伏羲创建制度的功绩。一个文明的出现,不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就行了,而是要创建他们“怎样聚”的制度规则。

进入庙中,在正殿门上也有两块匾额,一曰“道啟鸿蒙”,一曰“一画开天”。在当时老百姓还是懵懵懂懂,整个群体因没有秩序而鸿蒙一片,伏羲根据老百姓的互动形成的道创建规则,并一般性地引入群体中,立刻就打破了鸿蒙状态,使之秩序井然,条理分明。这就是文明的开始。“一画开天”显然是指伏羲作八卦图,八卦图包含着人类社会的基本道理,分布了阴阳互动而生成的各种可能,用之于社会,就会使社会因有了秩序而焕然一新,就像换了个天地,所以是“开天”。在殿中的两个柱子上,有一幅对联:“不缘八卦开神钥,谁为三才泄密藏”,这本是明代杨溥诗中两句,是将八卦视为社会基础原则,它们经由伏羲画出,泄露给了人世间。这才开启了文明。在中文中,“文”从“纹理”而来,直观地,就是出现了有结构的条纹,这与没有结构的混沌一片有明显区别;它喻示着由于人们遵循行为规则,社会呈现出有结构的性状。

我们一直听说有“盘古开天地”之说,是说在混沌一片之中,盘古用斧子劈开混沌,于是上清下浊,天地分明。但这传说在传统中国并不是士大夫的主流看法。它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且无历史根据,比伏羲的传说晚得多。因而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传统中国有关宇宙创始传说的一个支流。不过这一传说比较直观形象地描述了开天辟地的情形,用来比喻伏羲甚为合适。在没有文明规则的人群中,就像是一片浑沌之所在,一旦引入文明规则,就像一斧劈开浑沌一样,互相侵害和互相防范的混乱现象消失了,人群之中变得清明,人们大都遵循行为规则,从而变得可以预期,于是清浊分明,有条有理。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还不是物理上的分明,而是心理上的分明,当相信别人多是遵循规则,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了制度的保证,心理上自然会感到清明多了。对人类来说,他们没有经历过、更不可能记得地球形成过程,真正的“开天辟地”是指文明的开始,是宇宙价值意义的开始。所以在传统中国,伏羲被视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

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制度的发展。当然八卦是作为基础性制度,作为制度原则在起作用。与具体规则还是不同。不过在伏羲庙《重建伏羲庙记》碑文中,有伏羲“以俪皮为礼,而正婚姻之始”,这是出自孔颖达《礼记正义》引谯周《古史考》云:“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就是说伏羲创建了婚姻制度,包括最早的婚姻礼俗。这就是以俪皮(两鹿皮)作为礼物向女方家庭求婚。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是与大众最接近、和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度创新。婚姻就是固定配偶的男女关系,并用伦理规范来保证。这种关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稳定性和长期预期,让他们从长计议,就能做出比短期考虑更有效的决策来。如养育孩子,投资土地,等等都需要长远考虑。到今天,稳定和睦的婚姻仍是男女生活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有了婚姻,有了孩子,就有了家庭,这就形成了社会中最基础的制度单位。它是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单位,还是政治单位,以家庭为基础,人们逐渐自组织起来,形成更大的单位——社会。

婚姻如此重要,结婚就是一个重大事件,非经由一个隆重的仪式不能达成。伏羲创建了婚姻礼俗,到孔子时婚礼仪式已经成熟,《仪礼》中的“士昏礼”章和《礼记》中的 “昏义”章都有详细记载。在这套婚礼中,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新郞要到新娘家去亲迎。这显然是对女方及其家庭表示尊重之意。当鲁哀公问孔子,“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正色答道,“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下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焉?”孔子的说法是对婚姻制度的高度评价,而在这时距离伏羲开创婚姻制度已过了上千年,西周时已出现较成熟的文明,是为轴心时代;可以说这是以婚姻制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婚姻在西周时彰显了它的价值。我们知道,伏羲和女娲被看作是夫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伏羲女娲的双身像。也许这是最早的一幅夫妻合像。通常说伏羲创造婚姻大概是指他最先与女娲结为夫妻,作为示范让他人仿效。然而说婚姻真是伏羲创造的,似乎没有坚实的证据。

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婚姻制度在已有的男女关系制度中变异而成。就像某些人类学著作猜测的那样。最先是部落年长的男性首领霸占了部落里的所有女性,就像黑猩猩一样。后来年轻的男性开始造反了,他们杀死了男性首领,瓜分了部落里的女性,或者将她们与其它部落的女性交换。一开始他们也没有确定固定伴侣,偶然的机会中,有些男女之间有着特殊的感情,形成长时间配偶关系。后来这种形式优越性显露了出来,于是有更多的人选择固定配偶制度。最初究竟是谁开始的固定配偶关系也无从知道。然而人们将婚姻制度归功于伏羲,并因此而祭祀他。并非他们认定伏羲一定开创了婚姻制度,而是他们认为婚姻制度是个了不起的制度,他们要借伏羲来表达对婚姻制度的感恩和崇敬。他们祭祀的是婚姻制度。伏羲是婚姻制度的制度神代表。

伏羲庙《重建伏羲庙记》碑文又称,伏羲“断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絙桑为瑟,而乐音自是兴焉。” 是说伏羲创造了乐器,从此有了音乐。乐器似乎 是一种技术发明,而不是制度创新。然而音乐有其制度性。这从传统中国的理想制度被称为“礼乐制度”就能看出。一曲音乐好听不好听,似乎是个人的事情,然而音乐不止于个人欣赏,它是公开的声音,又可以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可以同时让众多人听到,也可以由众多人共同形成。因而音乐可以在众多人中引起共鸣,使他们觉得有一种共同的感受连接着彼此。《乐记》云,“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礼与乐有着各自的特征,乐侧重人与人之间的相通处,礼是行为规则,区分人与人之间行为的边界。这两者可以协调,形成礼乐制度,“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礼乐共同形成的制度可以防止偏颇,由礼形成的社会结构,要由乐的共同性来模糊区别和缓和紧张。

由于家庭的出现,就形成了以家为场所和情境的人与人之间的重复互动,慢慢形成最初的习俗——礼。由《礼记》“曲礼”章可知,后来普遍通行的礼,在最初是在家庭内部的习俗,主要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习俗,如“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总结提炼起来,就是“孝”。这一原则可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如乡党,村庄,乡镇,或县,人们依照家中的关系,以家中规则为准绳,向外推广,形成了全社会的习俗。“孝”一般化为“仁”。而这些都是婚姻开端的。正如孔子所说,“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看来,是伏羲奠定了礼乐制度的基础。而中国儒家并不将礼乐局限于人间秩序,而是扩展到整个宇宙,“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所以伏羲是在文化上开天辟地之人。

人们祭祀某一神灵或人物,是比较功利主义的。他们希望受祭神灵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一两项愿望,或者一般地保佑他们平安和幸福。而选择的神灵应是历史上有功绩的或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绩的人,如关公,是看重他的忠义,或者诸葛亮,忠诚且智慧;而另一方面是对他的祭祀是否灵验。而一种制度,如果是好的话,会带来人们直观看不到的好处。如市场制度,只要人们遵循市场规则,平等谈判,自愿交易,一致同意成交,就会形成一个价格体系,人们遵循这个价格体系行事,就会在每个个体满意的情况下,使社会走向繁荣。直观地,人们看不出市场规则会导致资源在社会中接近最优的配置,更看不到市场导致的分工深化和技术创新等后续结果。社会涌现出比人们直观的预期多得多的财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一个神迹。这种感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为许多人所经验。“神”这个词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有限理性无法解释的现象。

因此,制度带来的不直观的好处,使制度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人们就会祭祀那个他们认为是创造了制度的人,以表达他们对制度的崇拜。而伏羲既然开创了婚姻制度,对于后世的那些制度受益者来说,他不仅是祖先神,而且是一个制度神。祭祀他,不仅是表示感谢,而且还期望他保护婚姻这一带来好处的制度。希望能有一个幸福而稳定的家庭。据说在黄河流域遗存着大量伏羲崇拜传统,秦陇,晋冀鲁,等等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大量的伏羲庙;早在殷商以前就出现了伏羲形象,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伏羲的名字;据说从孔子以后到汉代,伏羲最后被定位为中华的帝王之首被祭祀的。且虽然伏羲庙的修建少不了政府的参与,然而祭祀仪式多由当地民间组织,因而是一种自发的祭祀活动,伏羲崇拜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说明民众对伏羲创建制度基础,包括婚姻制度的评价有多高。而一个社会的发展倚重制度的发展,一个制度变迁如果对了,就足以让祂脱颖而出。因而祭祀制度神应是对的。一个神有多伟大,在于崇拜祂的人有多少,认为他有多伟大。

关于伏羲,学界认真研究的不多。我看到的只有闻一多先生的《伏羲考》。在这本书中,闻一多先生考据了大量文献,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描述。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在大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然后结成夫妇。常见的伏羲女娲图人首蛇身,两条蛇身缠绕在一起。这组描述告诉我们了大致的信息。如同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中国在上古时期经历过一场大洪水,这一时期比禹的时期早得多,大概是在伏羲时期。一个假说是,地球上的水来自小行星,否则不会有这么多的水。而小行星向地球倒水就不是今天的雨所能比拟的。《旧约》记载,诺亚时的雨连续下了40天。所以在中国的雨也会非常大,幸存下来实属不易。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之所以强调洪水,是因为兄妹婚姻当时可能已是禁忌,因为没有别的男女了他们才结成夫妻。两蛇交尾意味着他们在交媾,自是夫妻。蛇身是图腾,大概是一经过联合的大部落的图腾,因为蛇就是龙,而龙图腾是多种动物图腾整合而成。这意味着伏羲是这个整合的大部落的首领。其主干很有可能就是他与女娲生育而形成的部落。伏羲是婚姻制度的创立者同时又是部落首领,显然对婚姻制度的扩展有着重要影响。

上述伏羲崇拜传统在中国的地域上的分布,说明了这一崇拜的广泛性。它很古老,构成一种文化,这个传统随着族群的迁徙和扩展而向更大的地域扩展。闻一多考据的古代文献也分布很广,不仅在汉族地区,在苗族的古代传说中也有;在新疆高昌国遗址中发现有伏羲女娲图,前些年我们去西双版纳的曼飞龙,看到崇拜伏羲和女娲的庙宇。时间跨度很长,从《易经》到《战国策》。因此是一个强劲的传统。这说明在一个文明中有着祭祀制度神的传统,这一传统反映了该人群认识到制度给社会带来的神奇功效,通过祭祀来强化对制度神的感激,也强化对这种制度的遵从。在犹太传统中,对摩西的崇拜就是对制度神的崇拜,因为他带回“摩西十戒”,为犹太社会立法。在中国,周公被周族及以后的中国人祭祀,不仅是因为他辅佐成王,忠心耿耿,而且是因为他制礼作乐,为周朝,也为以后的中华的制度奠定了基础。显然对创建制度的人表示尊敬,是一个健康的有希望的文明的重要标志。

当然伏羲的最大贡献还应说是作八卦。前面说过,“文”就是纹理,那么“明”就是明亮。因为有了纹理结构,所以人类社会明亮起来。八卦产生的背景,大概一是社会已经有行为规则,形成结构,条理分明;如不同部落的通婚制度,是有一定规则的。张岩先生在其研究中提出,八卦大概是区分互相通婚的半族之间的规则结构。八卦用阴阳变化形成的结构似乎又想简化地穷尽社会各种可能,以及在这些可能出现时的正确应对。这是作为一个社会寻求尽可能地大的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文明没有可能。如果每天对不确定地出现的事情疲于应付,就没有精力和心情创造艺术和创新技术。八卦的最重要的特质是,它用极其简单的符号系统模拟纷繁复杂的世事,以阴阳消长互补的无数种可能组合来预见和分析实际可能发生的事情,既不迷失在复杂性中,又能扼要把握规则特征,是极为有效的分析工具。

我多年来研究制度经济学,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方法近似地解释制度的神奇功效。一种制度与另一种制度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天差地别。有时制度规则改变一点,结果就大不相同。一个社会若知道制度的重要性,知道一种制度比另一种制度更有效,就会在制度上下功夫。否则就会把重点放在别的因素上,如技术因素;为了技术因素又对制度进行了破坏。对制度功效的感受,对制度的重视表现为人们祭祀什么人,他们认为什么人是英雄。有些人武功卓著,有些人道德高尚,有些人有艺术和文化上的贡献,有些人创建了制度。他们都可以作为崇拜和祭祀的对象。然而祭祀创建制度的人说明祭祀的人对制度功效和社会族群发展的贡献的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对社会功德无量的事情。既然在中国存在着那么多和广泛的伏羲崇拜传统,说明中国有大量的人对创建制度高度评价。这正是应当做的事情。

在传统中国,要知道一个祭祀传统是否活着,要看施行祭祀的庙宇是否活着。一个庙宇之所以活着,是当下的机制能够让它在民间获得足够的资源。只有筹集到足够的款项一座庙宇才能修建;只有有足够的香火钱,庙宇才能维持日常运转。天水伏羲庙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后多次重修,此前也曾有过祭祀伏羲的庙宇。无论是始建还是重修,都是当地主要官员牵头,士绅捐款,民间组织安排祭祀活动,靠香火存活。这说明伏羲祭祀是官民一致赞同的一项祭祀传统。地方官员主要是出自士大夫群体,从他们阅读的经典来看,伏羲是处于中华文明的主流地位,当地士绅是由地方的读书人和商贾大户组成,而普通老百姓则是祭拜主体。说明伏羲崇拜在中国有着跨阶层的广泛基础。

当然,当我们说制度神时,说某人创建了制度时,侧重强调人们对制度及其神奇功效的认识,并不一定赞同这个制度就是某人创建的。实际上,制度因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产物,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创建,再向民众推广的。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生成有很多猜测,也有一些模型,多是想象一个浑沌世界中人与人的互动,经过无数次互动磨合而成规则,此是哈耶克所说的 “自发的秩序”,伏羲等文化英雄的作用,是发现这些自发的秩序,把它们搜集起来加以总结和提炼,再拿出来为社会所用。这就是他们创建制度的由来。他们并没有创建制度——他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对民间涌现出来的自发秩序,能够敏锐发现并及时认识到其功效,迅速将其提炼为制度规则。至于八卦,是在许多自发秩序的基础上,再经大自然的启示,经譬如河图和洛书的启示,进行了高度的理性思考,才能得出。如此看来,伏羲这样的人也至关重要,将他们视为制度神也不为错。

儒家正统把伏羲设立为“三皇之首”,“五帝之冠”,将祂视为中华的人文始祖,早于我们一贯认为的炎黄,看来是颇有道理的。中国人一贯自称“炎黄子孙”,其实“伏羲女娲子孙”更为确切。一个文明,只有有了一套基本文明规则才算是被开创;如果只是靠暴力征服了别人,根据就谈不上文明。我们说,伏羲是一个制度神,祂同时就应该是一个开创文明的始祖。伏羲崇拜数千年顽强地延续到今天,这一传统恰是对中华历史的正确评价。

闻一多,《伏羲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余粮才,《从仪式过程到信仰圈——黄河流域伏羲祭祀仪式考察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

宋进喜,《无影灯羲庙匾联碑刻浅释》,甘肃人民出版社,2017。

刊载于2021年第9期《读书》

【周雅】奥林匹亚:宗教遗骸和体育灵魂|盛洪

奥林匹亚也许是我们环游希腊最远的地方,它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端。然而从迈锡尼出发,也不过用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让人奇怪的是,它远离雅典,也远离斯巴达,却是举办全希腊运动会的地方。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大多数希腊人要到比较偏远的奥林匹亚去参加运动会吗?

当我们到奥林匹亚的时候,已经是下午。比较好的安排是先参观博物馆,再参观遗址,那时太阳已经西斜。奥林匹亚既是举办运动会的地方,也是一个宗教中心。有宙斯神庙和赫拉神庙以及祭坛、宝库和管理所等建筑。为运动会配套,也有一些餐饮、旅店和浴场等。在罗马统治时期,奥林匹亚衰落了,以后留下一片废墟。

在博物馆中,我们看到原来在宙斯神庙中的雕塑组像,如西山墙的雕塑组像表现了Lapiths与Centauers之间的战争,显示着当时的艺术辉煌。

另外一个镇馆之宝是酒神雕塑,这是一个类似大卫的雕像,一个美少年。他是宙斯安排照顾婴孩的信使,他的断了的左臂被想象是拿着一串葡萄。他的裸体显示着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健美的男青年。有如此上乘的艺术品,显然是雅典艺术辐射的结果。

不过大量的展品还是相当古拙的。如有不少陶罐,多是有着红色或黑色条纹图案,比在雅典博物馆中有着复杂图案的陶罐拙朴得多。

而一些青铜制品,除了其造型有些奇异外,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就过于简陋了。一类是形体较小的青铜动物,与北方草原的青铜器风格很类似。

一类是较大的平面青铜器,造型怪异,做工粗陋。

从博物馆出来,太阳开始西沉,斜射的角度使奥林匹亚神庙遗址显得更为神秘和庄重。奥林匹亚城的中心是阿尔提斯圣地,里面有许多神庙和祭坛遗址,断壁残垣在夕阳下生动突显。

宙斯神庙规模较大,在奥林匹亚鹤立鸡群。

赫拉神庙虽已残破,但它的遗存却保留着优雅。

向东走,通过一个拱门,就是奥林匹亚运动场。大概是奥林匹亚是较远的旅游点,并且已经是下午,此时整个运动场空无一人。我和女儿可以任意拍照。这里曾经是那些漂亮的年轻男女们争胜的地方,当年的盛况早已不见,奥林匹克运动会却在现代复活。我们坐在那里,静静地想象两千多年前那些展现力量和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些竞赛参与者的灵魂似乎还在运动场上空游荡。

【读书】英国的“自由贸易”:一个划时代的谎言|盛洪

记得在1998年一次关于哈耶克《自由宪章》的读书会上,邓正来先生说“小心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我当时颇有同感。在当时的语境下,“自由主义”显然是指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常说的经济自由主义。我的担心并非只是经济自由主义会被某些人当作大棒挥舞,更重要的是,这会严重损害人们对其真精神的信赖。一般地,任何意识形态化,都是对“好的”理论的双重损害。

细究起来,何为“意识形态化”,似乎也难说清。在这里我估且做两点描述。一是“简单化”;一是“贴标签”。简单化,就是对一理论作过于简化的叙述,舍去该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和范围,以及很细微的判断分寸。这固然对理论的普及有好处,但被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不仅失去了原理论的准确性,并且经传媒的放大,往往比原来“小心求证”的理论更具有话语优势。前提和分寸会被大众忘掉,他们只做非此既彼、“爱憎分明”的判断。甚至会有这样的可能,某一理论的真精神会受到其意识形态化的变种的批判。

也许“自由贸易”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中国有很多人已经知道“自由贸易”是件“好事”,但不知道“好成什么样”。通俗点说,自由贸易“比”贸易保护要“好”,但不是“最好”。“更好”的事是要加上“自由迁徙”。这在“纯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瑟斯那里只是常识,因为“限制自由流动的影响与保护关税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61页)。然而,尽管米瑟斯声称为限制移民的政策辩护是徒劳的,但后来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比如,有一篇文章介绍说,与“经济自由主义”一词天然相联的芝加哥学派多是反对“自由移民”的。由于文章较短,我没弄清他们究竟凭据何种经济学理论。

不过有一种与自由贸易理论有关的主张,最容易用来为“自由贸易而不自由移民”辩护,这就是所谓“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从这个定理我们可以推导出“自由贸易可以替代自由移民”的结论来,因为如果自由贸易能导致各国的工资相等的话,人们也就没有移民的经济动机了。然而最近看了杨小凯和张永生在《经济学季刊》上的一篇综述,发现这一定理连同它背后整个古典自由贸易理论都已经遭到了不少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大师级的人物如阿罗、德布鲁,也包括杨小凯本人的猛烈批判,有人断定,“两国商品价格通过贸易达到均等化,通常并不能保证各国要素价格的均等化”(2002第一期,第29页)。只是杨小凯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些理论成果并不为贸易经济学的主流接受,我最近看到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也依然故我:“要素价格均等化”还是“定理”。

被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无政府社会。实际上,迄今经济学分析的所有交易,都暗含地假定有一个政府。否则交易的纠纷就无人裁决,只能靠拳头解决问题。到了没有政府的国际上,拳头就要换成坚船利炮,在今天就是核武器等等。在殖民主义时代,“贸易跟着国旗走”;在今天,军事力量仍是国际经济秩序背后隐蔽的支配因素。既然国家实力影响着国际财富分配,所以也应在贸易政策的视野之内。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下降;而贸易保护的好处则表现为货币的聚集,这是可以集中使用以增强国家实力的资源。所以在其著名的《通论》中,凯恩斯一针见血地说,重商主义者(即主张贸易保护的人)“所追求的,乃是国家的利益,及国力之相对的增加。”(商务印书馆,1977,第296页)所谓国家利益,也包括国家内商人的利益,所以熊彼特更坦率地说,“强权与利润可能有冲突,然而强权最终将导致更多的利润,特别是在海盗式的帝国主义时代。”(《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6,第516页)

除此之外,在通行贵金属货币的近代早期,贸易盈余直接等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加上重商主义更有保护本民族幼稚工业之功效,都会为民族国家带来好处。这两点,货币和市场,也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和经济发展,应该说还有战争和殖民主义,是解释近代史的互为因果的重要事件。W·罗斯托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 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他不仅用大量篇幅讨论重商主义活动,而且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因为重商主义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16、17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学派,与其说他们没有发现自由贸易的“真理”,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同样的逻辑,后来一些国家从重商主义走向自由贸易,也并非经济学家的功劳,而是重商主义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即过长地实行重商主义会导致负面的结果,如工资上升和资本过剩(利率下降),最终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资本外流。所以凯恩斯说,“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第286页)这时将贸易政策调整到自由主义政策上,又会有利于这个国家及其商人。熊彼特不无正确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现在给予了英国的自由贸易以坚定的支持。”(第546~547页)所以在他看来,“‘重商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鸿沟。如果对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政治理想和兴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见,那么自由主义经济学本来是可以继承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工作的。”(第555页)

在所有经历过重商主义实践的国家中,最成功的当属英国。这段历史少为人知,是因为一些主流的西方历史学家,为了使英国崛起的历史显得漂亮一些,慷慨地放弃了这一“光荣”。以致不少人认为,英国人是以自由贸易起家,靠自己产品的竞争实力成为“世界工厂”的。例如布罗代尔认为,赶上并超过印度的棉纺织业,只是英国及欧洲棉纺织革命的结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第三卷,第663页)。而在费正清那里,“自由贸易”又变成了贩毒战争的正义之旗(《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上卷,第251页)。更有甚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认为中国不肯与英国贸易(尽管是因为英商走私鸦片),即违反了其国际义务(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57,第一卷,第158页),一个推论就是英国动用炮舰天经地义。全然不顾自由贸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有“不贸易”的自由。当然,这个“贴标签”的过程相当漫长,而且不仅仅是这三个人的功劳。而所谓“贴标签”,就是将已经被简化的理论主张与某些利益集团脸谱化地联系在一起。

回到17、18世纪之交,当时印度和中国如布罗代尔所说,“合为一个超级世界”。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禁止销售印度棉布的法令。当然,这不过是16世纪都铎王朝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的又一新的应用。罗斯托承认,正是在这一法令保护下,“英国的发明者和革新者终于解决了用棉线作经线的问题,从而以机器同印度人的灵巧的双手展开了竞争。”(《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商务印书馆,1997,第106页)然而这只是开始,因为只靠当时的英国市场,是无法形成导致“革命”的规模的。看一看英国传统的毛纺织业就知道了。应该说,根本的转折来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印度被强加了不公平的关税。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中描述说,1814年,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棉丝织品的关税仅为3.5%,而向英国出口棉织品的关税则高达70~80%。“结果,在1814年至1844年30年里,印度棉织品输入英国的数量从125万匹跌到63000匹,而英国棉织品输入印度的数量从不到100万码增加到超过5300万码。”他引证英国殖民史学家M·马丁的话说,“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引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商务印书馆,1995,上卷,第254页)

比起印度来,当时的中国更强大,市场也更大。尽管已经发生了棉纺织业的“革命”,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棉纺织品的成本仍较中国为高。鸦片战争时许多人预言,一旦英国获得了在中国“自由贸易”的权利,英国工业品的对华出口将有大幅增长。然而1854年英国对华出口的工业品竟仅为1843年的59%。马克思在其“对华贸易”一文中引述说,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寄往英国,并注明了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页)市场是公平的,它只看谁的成本为低,不管是“工业革命”的产品,还是“传统家庭”的产品。事实上,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是在鸦片战争的半个世纪以后。然而,任何一项新的生产方式,都要“眼前”的利润来维持。不要说半个世纪,5年的赔本买卖都作不起。如果真是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早就垮台了。

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鸦片是重要的角色,而不像马士或费正清所说,是偶然为之。事实是,直到19世纪初,英国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反而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所以只能“出售”大量的白银。《天子南库》的作者张晓宁指出,“一直到18世纪中叶,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中,购买中国货值的90%以上都用白银支付”,在此之后虽然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有大量白银流向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136~139页)。这种情形其实在东西方贸易中延续了上千年。当初大量黄金被中国的丝绸换走时,曾引起罗马人的惊恐。后来有两个事件的巧合对东西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就在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洲之前不久,明朝政府于1436年(英宗正统元年)解禁了白银。再以后,一直到英国崛起之前,中西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用中国的产品交换西班牙在美洲生产的“货币”。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约有一半美洲白银最终到了中国。由于解禁后的白银逐渐成为中国货币体系中的主要成分,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直接等价为货币供给的增加。这为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拉蒙·梅耶斯)认为明清时期存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货币条件。然而后起之秀英国就没有西班牙那样幸运,它没有在美洲发现那么多金山银矿。它拿什么与中国贸易呢?

即使是“生产货币”的西班牙,也认为白银流入中国的贸易黑洞不可容忍,以致在其殖民地菲律宾颁布了《禁穿华布令》。更何况没有“货币”的英国。如果听凭“自由贸易”,英国大量靠其它贸易挣来的白银就会无情地被中国吸走,其宏观结果就是造成英国国内的通货紧缩;其微观结果就是剥夺了对大机器工业的投资。英国也就不具备“经济发展”的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在这时,鸦片就具有战略意义。撇去道德考虑,鸦片的生产特性是无需复杂的技术;它的消费特性是,一旦成了它的消费者,就会持续成为它的消费者。于是鸦片贸易既一本万利,又有着稳定的且不断扩张的市场。不是随便什么商品就能担此“大任”。然而鸦片作为一种毒品,无论是在当时(包括英国国内)还是现在,又是被排除在贸易之外的“非法物品”。“战略性的商品”和“非法物品”的冲突,在英国国内表现为国会就要不要打鸦片战争的辩论,在无政府的国际上,就是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使英国在中国贩卖鸦片完全合法化,鸦片作为英国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商品”的纪录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90年代。这战略性地扭转了白银的流向。中国为进口鸦片每年流出3000~4000万两白银,而据马克思说,鸦片收入提供了英国岁入的六分之一(第28页)。鸦片从中国的货币体系中抽血的同时,为英国的崛起提供了货币条件和资本条件。

退一步讲,即使不谈鸦片的非法性问题,当时的英国也很难与现代意义的“自由贸易”沾边。它的所谓“自由”,大概第一是要打破在它之前的欧洲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对贸易的垄断,第二是打破政府对贸易的垄断。只是到了鸦片战争的前夕,垄断的东印度公司才将销售鸦片的权利“自由化”到散商那里,却仍然保持着强迫印度农民生产鸦片的垄断权。与东印度公司相比,“广东十三行”毕竟是获得特许权的多家私人商号,特许权只涉及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大宗商品,并不垄断其它商品的贸易。尽管这些特许商号共同成立的公行有价格卡特尔之嫌,但其主旨仍是行业自律,以致其“行规”开头就说“中外一家”( Foreign and Chinese are of one family )。至于关税率,直到鸦片战争时期,据林德特等人的《国际经济学》,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还高达30%以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54页),比当时中国官方规定的2%(据马士资料)~5%(据张晓宁估计,第125页)的关税率高了许多,显然远不够“自由贸易”的标准。

传统中国作为一个超越国家的文明,一直是开放海外贸易的。据鲁传鼎的《中国贸易史》,汉唐以后,不独长安、洛阳商贾云集,而且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以至扬州,也都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进口关税率时有不同,但多为6.7%(粗货)~10%(精货)(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第1 ~ 30页)。历朝中国政府基本没有重商主义的概念,他们开放贸易也并非信奉“自由贸易”;而是对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外则要“怀柔远人”。但由于清代只开广州一关,且十三行制度仍有垄断性质,加上吏治腐败,经常出现在关税之外加征规费和勒索之事。据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记载,康熙和乾隆两代皇帝都曾直接干预过广东海关勒索外商的事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69~70页,第92~98页)。明清以后,政府也不时设有海禁。然而这并非想搞“贸易保护”,而是因海盗所致。明时海盗多为“倭寇”,清初为台湾郑氏集团,后来则与西方有关。事实上,欧洲的商人多出身海盗,后来也是亦商亦盗。当时经常有装备大炮的“商船”开入中国的港湾,致使清朝政府采取“不得不防”的态度。这些海盗不仅不受本国法律的约束,却经常是本国政府的座上宾。英国王室与海盗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例如伊利沙白女王在海盗德雷克那里持有股份,在一次对西班牙商船的成功掠夺中,女王分得了25万英镑。这部分钱为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初始资本(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280页)。海盗德雷克也被加官进爵,官至海军中将。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用大炮护送的鸦片走私,与其说是“自由贸易”,不如说更像海盗行为。

只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贸易政策才确实开始走向了“自由贸易”。但这时英国已经用“不自由的”暴力手段搬倒了两个昔日的经济巨人;并且为了这一天,如果从1700年算起,它已经实行了几乎一个半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到了该考虑克服该政策弊端的时候了。尽管中国的实力不是一下子能被打垮,但这条龙的脖子已经被勒住了:被强加的5%的条约关税率。而英国的关税仍然由自己做主。实际上,英国的“贸易自由化”的过程是漫长的,直到1900年左右,英国的平均进口关税率才降到约5%;甚至在1860年左右,这个数字仍高达15%。而到了20世纪大萧条时期,这个数字又回升到了20%以上。因而英国式的“自由贸易” 理想还有一层含义,即在贸易对手被强加低关税率的同时,自己保持较高的关税率;如同对待被殖民的印度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样。

当初在英国国会辩论该不该为鸦片出兵时,托利党人曾义正词严地谴责这场不义的战争。但我不知道在鸦片战争之后还有多少这样的声音。我想正像近代史所展现的那样,道德信念经不起巨大利润的重压。我们只能在角落里听到那些“不合时宜的”声音。然而道德耻辱感却进入了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今天的中国刑法规定,贩卖1000克以上鸦片的人,要被处以15年徒刑以至死刑。在整整一个多世纪中,一个凭借武力向其它民族贩卖了至少242072800000克鸦片的民族,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有时一个毒枭可能会逍遥法外,但除非没有任何道德思考,一个贩毒的民族怎能因它暂时躲过了惩罚就能心安理得呢?于是,一些西方学者下意识地将“自由贸易”这块招牌做了夸张的处理,用来“对冲”整个民族为贩毒而战的道德耻辱感。这种努力如此成功,不仅今天的英国青年对那段历史怀有虚妄却强烈的道德优越感,甚至不少受这场战争损害的民族的青年,也真诚地相信英国人为了“自由贸易”的伟大理想而贩毒。

这种将“自由贸易”标签贴到英国脸上的作法引起了两种负面结果。一是因喜欢“自由”而倾向英国。人们将自由的价值观等同于英国的价值观,又将英国的价值观等同于英国的利益。他们认为只要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就符合自由的理想。回顾一下从1700年到1900年英国的所作所为,我们就知道这个标签有多少真实信息。另一种是因厌恶英国而否定“自由”。既然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做了那么多损害其他民族的事情,“自由贸易”本身一定是值得怀疑的。有些人甚至怀疑一国之内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是否西方的阴谋。可以说,用“自由贸易”为贩毒辩护导致了对“自由”的双重践踏。一方面,它打着“自由”的旗号践踏真正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它又用罪恶的行为践踏“自由”理念本身。这不能不是意识形态化毁掉经济自由主义的极好例证。

在经济学假定的情形下,自由贸易确实优于贸易保护。但迄今为止这种“自由贸易”没有在世界上实行过一天。一个国家若想将这一理念变为现实,就要看与它打交道的国家是否愿意做同等的事。单方面地谈“自由”和“开放”是没有意义的。经济学还将证明,如果仅有自由贸易而没有自由移民,不是所有的国家都会皆大欢喜的。虽然中国在只强调“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中或许是赢家,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去思考在这一过程中可能被“边缘化”的国家的利益。这个历史证明曾经为了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的文明,在今天也不应仅考虑自己的福利。在这时,经济自由主义的真精神更加符合她的道德理想:只有自由移民,才能天下一家。

           2002年5月23日定稿于北京郎家园,载于《读书》2002年第12期。

【周雅】滴血教堂和托钵圣徒|盛洪

从那不勒斯到佛罗伦萨的路程有点儿远,大约需要五、六个小时,不过在中间有一个重要的人文景点叫阿西西。这是圣徒佛朗西斯,或译作方济各的故乡,也就是方济各教会的大本营。不过到阿西西也需要四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可以停一下的地方吗?有。叫奥尔维耶托。

这个地方为什么有名?是因为有一座欧洲最漂亮的教堂——奥尔维耶托大教堂(Duomo di Orvieto)。如下图。为什么是最漂亮的教堂?这个教堂的壁画不是在其内部,而是在其外部。为什么可以放在外壁?因为采取了一种有悠久历史的技术,这就是马赛克。这种技术古希腊时期就有了。我们在斯巴达的博物馆就看到过。到了罗马时期就更为成熟。如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几乎是古罗马的马赛克大全。

奥尔维耶托大教堂

用马赛克铺的壁画,色彩亮丽,能经风雨,长年不会掉色。这个十六世纪建成的教堂,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雨,教堂外壁上的壁画仍然鲜艳如新,引得游人如织。

耶稣给圣母加冕

奥尔维耶托有何德何能,能建造这样一个漂亮的教堂?奥尔维耶托本来就很漂亮,环境宜人,又离罗马不远,引不少教皇青睐。据说从12世纪到14世纪先后有罗马教廷的六位教皇在这里居住。而建这个教堂则与一段传奇有关。

据说在十三世纪时,有一个曾经怀疑圣体圣事的牧师在奥尔维耶托附近亲眼看到血从圣饼中滴到餐布上,从此相信,耶稣的血和肉可以变为面包和葡萄酒。他向住在奥尔维耶托的教皇汇报了这件事后,教皇就决定在奥尔维耶托建造一座教堂。从1290年动工,经过约三个世纪最终建成。至今我们可以在教堂里看到这块据称是滴着耶稣血的餐布。

滴了耶稣血的餐布

奥尔维耶托是一座山城,教堂是在山顶上。开车上来,感觉坡比较陡,但车辆还算少,古城很安静。在城里转了转,在教堂旁边的餐馆吃了午饭,秀色可餐。

离开奥尔维耶托,就去阿西西。那里也是个山城,圣方济各大教堂也在山顶。这是全世界方济各教派的中心。据说二十世纪初举办方济各教派大会,全世界竟有两百多万人涌入阿西西。提起方济各教派,就要说说圣方济各。他是罗马教会承认的圣徒。他的功绩,就是创立了新的教规,并得到教皇的许可。

圣方济各大教堂

这新的教规就是不得有财产,要通过乞讨维持敬奉上帝的活动。理由是,如果把精力放在获取财产上,就没有时间敬奉上帝了。他出身于一个还算富裕的家庭,但他悟道以后,就把他父亲的财产全还给了他父亲,好象还脱了衣服。有壁画为证。

壁画:方济各将财产和衣服还给父亲

在圣方济各大教堂里,有二十八幅壁画记载着他一生的业绩。其中一幅就是退还父产。圣方济各的新教规很像佛教的风格,因为佛教就鼓励僧人们托钵化缘,云游天下。所以方济各教会被看作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除了乞讨,方济各还保持一种低调的处世精神。有人请教他,如果被强盗劫了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拿出面包和葡萄酒请强盗兄弟吃喝,然后劝他们皈依上帝。

当然,方济各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得到当时的教皇洪诺留三世的支持。他很快就批准了方济各的新教规(1223年)。由此看来他很有改革精神。然而我们也知道他又是一个煽动十字军东征的宗教领袖。在这时对强盗很有耐心的方济各也加入了这一行动。他曾到埃及为十字军布道,但对战争的现实比较失望,很快回到了阿西西。

离开阿西西,我们到郊区的一处别墅住宿。这真是一个适合放松休养的地方。周围一片平缓的草地和山林,别墅设计精致,设备完善,主人热衷园艺,把周边的花园收拾得典雅优美。第二天离开时真有点儿恋恋不舍。

郊舍夕照

【忘言山房】司法过程应遵循交流的基本规则|盛洪

去年8月,我在怀柔区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的家园被非法拆毁,强拆分子称是依据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的文件——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获得怀柔区法院裁定执行。我委托律师于2020年8月向北京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撤消该《决定书》。8月25日,北京市政府向我发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称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被申请人(按:指北京市规自委)对北京中天恒石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西台村股份合作社、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西台村民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该行为与申请人(按:指我)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详见附件二)因而我没有申请该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不予受理。

这个《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的决定根据,就是它其中的一个判断——我与该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按一般常识,仅凭这一句是不够的。这一判断涉及价值100万元以上的住宅产权,所以要给出严格的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证明。为了证明这句判断是对的,北京市政府应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没有以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为法律依据的对我的住宅的非法强拆行为。

为了证明这一点,它得证明:

  1. 不存在《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见附件一)。在这个《告知书》中,告知对象是“老北京四合院(西台部分)内居住户”(我是其中之一),要求他们在2020年8月3日以前自行拆除他们的房屋,依据是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果这个《告知书》存在,我又不是“法律上的利害相关”的人,它为什么“告知”我。
  2. 如果不能证明不存在《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它应证明怀柔区九渡河镇政府不是北京市政府的下属机构,或者怀柔区政府没有遵循行政机构的内部规则,没有向上级政府请示或汇报它的所为,它没有权力依据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非法强拆 。
  3. 或者证明2020年7月28日夜晚没有发生怀柔区派2000余人围攻并攻陷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非法限制居民自由,并在其后非法摧毁了该社区的所有房屋,包括我的房屋的事情。

第二,否定上述事实极为困难。不过即使存在上述行为,依据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它可以说上述行为所非法摧毁的房屋没有侵害我的权利和利益。

为了证明这一点,它得证明,我没有该住宅的产权或居住权。它得证明:

  1. 我没有从北京中天恒石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西台村股份合作社处购买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B-201院的住宅。它这样做很困难。因为这一交易的证据很多,合同,发票,房产证,荣誉村民证书,银行转账证明。
  2. 即使它不能证明我没有与中天恒石公司的上述交易,它也可以证明我获得的产权是不合法的。这需要证明我不是善意第三人。这样一来,它就得证明不存在2004年《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怀柔区推进农村城市化发展纲要的通知》,其中提出“允许村集体通过民主合法程序,灵活选择土地的使用形式,以获取最大经营收益。”就要证明,北京中天恒石投资有限公司和西台村在向我出售该房产时明确说明了该房产具有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说的问题,从而证明我不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3. 即使它证明了我没有对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住宅的产权,它还得证明,我没有在那里的居住权。这样它就必须证明,我没在那里住过,尤其是,我在2020年的3月至8月,包括7月28日晚上,我没在那里住。但这也很困难。正是因为我与我的大部分邻居住在那里,为了侵犯和摧毁我们的住宅,它的下属怀柔区才出动了2000多人围攻并攻陷了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逼迫我们撤离。

在没有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给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北京市政府该“不予受理”《决定书》说我与京规自(怀)罚字(2019)第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导致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要否定和抹杀的上述事实涉及许多铁的证据,极端暴力的行为,惨重的住宅财产损失,对受害人身心的深度伤害,在很多人(包括施暴者)心中的深刻记忆和大量相片、视频和文字的记录,用“谎言”二字来形容恐怕太单薄了。

基于这么简单的逻辑,我2020年9月份向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我于2021年8月6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行政裁定书》,称“本案中,涉案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非针对盛洪作出,其与5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盛洪不具有提起复议的主体资格”,因此“不予立案”(详见附件三)。我就不再在法理和事实方面加以评论。而是要在基本交流规则上加以评论。人类很早就学会了互相交流,并形成了基本的交流规则,即“来而不往非礼也”,一问一答,回答必须针对问题进行回答。而司法过程是在交流,对话或辩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复杂的过程,遵循交流规则是它默认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人与别人交流,对别人说的话、问的问题根本不理,还是说他原来的话,这就违反了基本的交流规则。比如:

问:请撤消A。

答:因为B,我不回答。

问:请否定B 。

答:因为B,我不回答。

显然,第二答应该先论证B的合理性。

哈维尔的八条《对话规则》中有四条涉及此问题,它们是:

(4)辩论时要用证据;

(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

(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

(8)尽量理解对方。

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哪一条也不符合。我向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的起诉是向它提的一个问题,即北京市政府所说我与北京市规自委的行政处罚“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不对的,并举出了大量事实作为例证;而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的回答是,因为我“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不予立案”。这就违反了第(4)条“辩论时要用证据”。它没有针对我的问题进行反驳,仿佛我的起诉书根本就不存在,而是重复了北京市政府“不予受理”我的行政复议的那句没有证明的判断,这正是我所质疑的据此提出行政诉讼的那句话,没有作出任何进一步的解释。这就违反了第(5)条“不要坚持错误不改”。如果北京市政府作出那样一个没有证明的判断还情有可原,那么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无视起诉者的任何问题,仍不加解释和反驳地重复起诉者质疑的关键的一句话,就毫无道理了。这就违反了第(6)条“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遑论第(8)条“尽量理解对方”。我们说交流规则在人类很早时期就形成了,司法规则在其后很晚才形成,浓缩到一个人,就是他或她在学前时期就基本掌握了交流规则,但只有法学院毕业以后才可能当法官。

也许本案法官辩解说,法律并没有规定,司法判决必须要说明理由,所依判断要有证据。这也不能说明,该法官的行为没有违法。前面说过,交流、对话规则比司法规则发生更早、更为基础,不遵循交流规则实际上就是颠覆司法规则。再者,很多在常识上、道德上显而易见地不会发生的事情,一般并不明文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但不意味着这样做不违法。人类历史上,人们会因为某种罪行太过悖逆常理,所以不设其罪,如古希腊人认为人不可能杀亲人,所以不设弑亲罪;古波斯人认为人不可能杀亲生父母,所以不设弑父母罪;日本明治时期认为,人们不会谋反,所以不设谋反罪。当然不设之罪是因为认为这种行为不可能出现,而不是认为这种行为不是罪。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人们对这种行为的罪恶感或道德羞耻强烈到了阻止他们如此做的程度。虽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必须对自己的判断提供证据,必须对自己的判决说明理由,但这是因为违反这一要求是显而易见地不可能。本案法官敢于违背交流规则,说明他们的行为突破了人们对道德底线的想象。

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交流规则,人们之间就无法沟通,他们之间就不能合作,妥协或消除冲突,就没有社会分工,和睦相处和繁荣发展。如果司法程序不遵循交流规则,如本案所表现的那样,就会轻易否定公民的既有权利,他们的权利也就会更容易被侵犯,产权制度就会被颠覆,社会秩序就会失去基础。如本案,法院连证明它说的原告与被告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屑一做,也就不费吹灰之力地否定了原告的权利,轻而易举地侵犯和摧毁原告的住宅;由于太容易了,所以被侵害和摧毁的公民住宅的范围之大,过程之野蛮残暴,心理伤害之深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北京,2020年底到现在,拥有1500户住宅的瓦窑别墅区被摧毁,香堂的三个区几百户人家的家园被摧毁,北京郊区数十上百个社区数百上千个家园被非法强拆,破坏住宅权和产权的速度和效率是惊人的。正是因为强拆者不需要遵循法律和习惯的规则,不需要费口舌或案头工作,不需要直接面对受害当事人,不需要开庭让原被告双方辩论,传讯和询问证人,搜集证据,证明他们是合法的,才会出现如此情形。因此,法律和常规对人们的要求,尤其是对政府及相关机构的要求增加了它们行动的成本,但这是提高了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成本,反过来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不仅如此,不遵循交流规则不仅更容易伤害别人,也更容易伤害自己,使自己更容易犯错误。如果久而久之,本案法官习惯于这种作法,将其应用于其它方面,就会发现他或她会更多地与他人冲突,更多地侵犯他人,以致招致他们的报复或诉诸法律,无法在社会中正常生存。例如,他或她去超市拿了一堆商品不付款就出去,……

收银员:请付款,否则不能出去。

他或她:你与这些商品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你没资格阻止我。

经理:    这是我们超市的货物,我们为什么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他或她:你与这些商品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你没资格质问我。

结果他或她就犯了偷盗罪。因而,遵循交流规则不仅会保护他人的权利不受自己侵犯,也会保护自己不犯错误或罪行,从而不受法律惩罚。

同理,一个组织,尤其是政府机构如果不遵循交流的基本规则,也容易犯错误,也会伤害自己——从根本上否定自己的合法性。因为政府就是为了向民众提供公共物品而设立的。它工作得好不好,影响到它的合法性。而民众的意愿是它工作的最好指示,民众反应是评价它的工作的最重要的依凭。如果一个政府机构拒绝与作为个体的民众交流,它就是在无视民众的意愿,就不会知道它该朝哪个方向工作;如果民众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提供任何证据地否定起诉者的资格,就是拒绝听到来自民众对政府工作的反馈。该政府机构必然会做侵害公民权利或利益的事情。如此,它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从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变为制造公共灾祸的机构。

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的本案法官没有交流能力,或者极端傲慢,不屑交流,很有可能,他们是出于无奈才做此裁定。因为我们知道,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法院独立审判,但在宪法之外,又存在一个政法委,它在法院之外事先已经规定了这一涉及党政政策的案件应该如何判,以及“协调”公检法的一致行动,实际上已经在事先和制度上破坏了现代司法制度,它设置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是互相独立的,原被告之间互相辩驳,法官是中立的。在这一案件中,北京市政府作为北京市规自委的上级,并且作为实际非法强拆的怀柔区政府的上级,实际上对这个案件心知肚明,北京市政法委作为北京市党政机构掌控的机构,不可能作出否定北京市规自委文件的决定,在这种违宪的体制下,在北京市政府眼中,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只不过是它的司法工具罢了。所以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表现出赤裸裸的倾向性,连语言都是重复被告被起诉的语言。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不存在北京规自委的该《行政处罚决定书》。我在北京市规自委的网站上没有查到这一文件,并且怀柔区非法强拆分子在进行非法行动时,也没有出示。所以这种可能性特别大。之所以不存在这一文件,也许是因为北京市规自委深知这一非法强拆行动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罪恶,为了摆脱以后背负罪责,它没有出具这一文件。既然不存在这一文件,所以也没法“撤消”,北京市政府“不予受理”是摆脱尴尬的选择。如果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裁定北京市政府的“不予受理”非法,则可能将其置于“撤消”不存在文件的荒唐境地。但这样一来,它自己就只能表现出不顾交流规则,以原告质疑的理由对原告的起诉“不予立案”,这反而是更为尴尬的选择和更为荒唐的境地。

关键在于,在现有法律体系有着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以及上诉制度的情况下,这种不顾交流规则的裁定做得如此有恃无恐,还是因为他们知道,表面上的多个行政复议和司法机关实际上是一个,它们都由北京市政府及其政法委控制着。如果不同的机关之间不是不同的主体,就不可能对当事人的上诉做出不同的判决。而这种结构恰是破坏了司法体系保证公正的有效设置。古今中外皆如此。早在宋代,就有翻异别戡的制度,意即当当事人喊冤时,就换一个法庭审理。宋代到现在已经上千年了。

更宏观地看,北京市政府这些年奉行的减小北京建成区面积的强拆计划,就是一个单方面制定的、回避对话的、甚至刻意向受害公民隐瞒的计划。它直接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对公民权利,住宅权,产权,人身自由,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的保护;它违反了《规划法》要求的规划要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的规定;违反了一系列行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的规定,当事人有被告知、听取意见、听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权利;在没有做到这一切时,就进行了非法的野蛮的强拆行动。这是在更大范围的不遵循交流规则的行为,由此造成的灾祸也是空前的。

虽然我替本案法官想了这么多理由,但这些法官们仍然要付出声誉的代价,这也许是他们做此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的裁定书,白纸黑字将进入历史。违反宪法和法律非法强拆的行政部门也终将进入历史,但人类的交流规则不会进入历史,它已经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在交流规则的标尺衡量下,这一《行政裁定书》必然不会被认为是在“交流”,更谈不上是“司法”,遑论“公正”了。

2021年8月23日于五木书斋

附件一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人民政府告知书

附件二    北京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附件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治国】政府份额膨胀,利润空间殆尽|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有“学者”主张,为“限制不合理收入”,如“灰色收入”和“垄断收入”,要加征财产税。觉得真是奇谈怪论。消除这些不合理收入的真正有效方法,是釜底抽薪,打破垄断和约束公权力。放着大量行政性垄断现象不去纠正,面对着动辄数十亿的贪官不断涌现,却鼓吹加税,既在承认不合理收入的合法性,又让广大无辜者陪绑。我在2018年底估计,宏观税率已高达51.5%,企业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再不减税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崩溃。2019年初的减税暂时缓解了这一危机,但减税幅度远没达到我的预期。2020年的一般财政支出比2018年不减反增了11%。形势比2018年底更为险恶。在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持续增高的前提下,加税不啻是既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又打击经济增长动力的一石双鸟的恶招。(2021年8月20日)

简单地说,“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市场化加低税负。市场化的道理我们已经懂了,它既能激励我们的工作,也能极大改善资源配置。而那个指导资源配置的价格体系,也是在成千上万的人互相交易中形成的。更长远的看,市场制度还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专业化,进而也能推动制度的变迁。

那么“低税负”是什么意思?税负对应的是公共服务。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和公正裁决的公共服务需要资源来支撑,所以税负就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因为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公共服务提供的条件,所以税负就是任何产品中必需的成本。当税负——公共服务的成本低廉时,其它生产要素的报酬就相对高,要素的所有者就有更大的动力进行生产和投资。

如果税率只由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自己决定,就不会低。因为公共服务具有自然垄断性质,政府行政部门会定一个垄断高价,并且还可以强制执行。那么,低税负是怎样决定的呢?理论上讲,在一个法治社会,税率由民众的意愿决定。具体形式就是民众选代表,代表定税率。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条件,怎么就形成了低税负?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的参照系是计划经济,效率极低,不仅民众穷困,政府官员也不富裕。据说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震出访英国,发现英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是自己的六倍,大吃一惊。因而,当市场经济的效果刚开始显现时,政府部门参照计划经济时的收入规定自己的收入,虽然在绝对量上比以前有很大改观,但仍处于一个低税率的水平上。

图1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占GDP的比重(1979年~1998年)

这被统计数字所印证。从1978年到1995年,财政收入逐年显著上升,但税率(财政收入/GDP)在逐年下降,直到1995年低至10.5%。这当然是狭义的税率概念,但也足以反映税率的下降趋势。正是这样的低税率配合市场化改革,才造就了中国奇迹。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经济焕发出越来越高的效率,涌流出巨大财富。政府部门的参照系也从计划经济逐渐转变到市场经济本身。在这时,税率仍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仍没有任何制度约束。政府行政部门即使不是有意的、也是经济人本性驱使它逐渐增大宏观税率。这包括以税收为主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财政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企业占有的资源和资产的机会收益,以及医疗养老保险。从1997年到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从占GDP比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个百分点。

图2  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97年~2017年)

     自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住宅商品化,土地价格显著上涨,也开启了政府行政部门从中分割利益,即土地财政的阶段。对于这一部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分割,我国更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因而土地财政的数额也越来越大,从2010年的2.8万亿增长到2017年的5万亿。

图3  土地财政收入(2010年~2017年)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据李扬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也在逐年显著增加,从2012年的46万亿上升为2014年的69万亿(《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43页)。按照合理的利润率,即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廖理和汪毅慧,“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研究”,《金融研究》,2003年第4期),约为6.15%加6.38%等于12.53%估计,如此巨大的净资产的机会收益应有数万亿。见下图。这也是宏观税率的一部分。

图4  国有企业的净资产及其机会收益    单位:万亿

    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累计余额,自1997年以来更是一路飙升,从832亿上升为2017年的7.6万亿,比一年的社会保险收入还要高。这是徒然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却并不发挥作用的部分。

图5  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单位:万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说明:采用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作为政府控制的宏观税负的一部分,是因为这是社保收入减去支出的累计结果,是不对应于服务的收入,是更纯粹的对社会财富的占有。

去年我曾估计,2013年的宏观税率已高达45.6%。现在根据2017年的数据(国企部分用2014年数据),一般财政预算支出203330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60700亿元,国有企业的机会收益8.6万亿,社会保险基金累计余额7.6万亿,共约426030亿,占当年GDP比重高达51.5%。在2013年的基础上重上加重。

我们已经知道,税负就是公共服务的价格,它必然进入每一个企业和公民的成本之中。一个产品或服务由多种要素贡献而成,其中大部分要素是竞争性的,所以相对价格能稳定在一个既定的水平上,甚至有所下降;但有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要素如不加以管制,则会将价格提高到垄断价格的高度;而公共服务的价格则是强制性垄断价格,不仅需要支付,而且不能不支付。当公共服务的相对价格(即占GDP比重)提高十几个百分点的同时,就是企业或个人的盈利空间减少十几个百分点。终有一个时刻,他们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有证据表明,随着税负的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的《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对应着税负的逐年增加,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从2009年的10.68%下降到2016年的7.12%(2018)。见下表。

制造业民营企业税负水平和总资产报酬率      单位:%

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
利润税负水平6956.659.376.972.171.579.275.9
实际所得税率16.516.517.719.918.818.730.719
总资产报酬率10.689.3314.969.338.357.796.657.12

数据来源: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2018。

假定资产负债率为38%(汪娴和王凯,“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分析”,《科技经济市场》,2017年第8期),则估计出净资产收益率,减去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再减去中国股票市场合理的风险溢价,则可作出判断。我们看到,自2012年以来,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已经是负值。其含义是,这些企业的资本已不能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平均的市场回报,还不如按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进行一年期的贷款业务。这表明,就是在这几年,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
推导的净资产收益率13.9211.6220.2111.139.708.897.358.57
一年期贷款利率5.4%5.6%6.4%6.4%6.2%5.6%5.0%4.4%
再减去风险溢价平均值2.14-0.367.43-1.65-2.83-3.49-4.53-2.56

说明:1.这里采用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无风险利率,是因为管制的和垄断的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约1~1.5个百分点,且参照国债利率做适当调整;2.本文仍用无风险利率作为财务成本,实际上大多数民营企业不可能以这样低的利率贷到款。这也说明本文的估计是很保守的,实际的净资产收益率要更低。3.用来推导净资产的资产负债率是38%(汪娴和王凯,2017);4.这里采用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为6.38%(廖理和汪毅慧,2003)

图7  减去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的净资产收益率

应该注意的是,这只是平均值。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如果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为零,则大约一半企业的资本收益低于市场合理水平。用2012年至2016年的平均值-2.6%估计,这样的企业比例就会大幅度增加。这是因为如果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它们大多集中在平均值附近。如果平均值向负的方面移动,即使很小,也意味着有明显多于一半的企业资本得不偿失。如下图。

图8  净资产收益率呈正态分布

说明:纵轴是分布概率,横轴是净资产收益率。

如果一多半企业的资本处于得不偿失状态,他们就会停止生产,遑论投资。这会导致衰退。问题是,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糟的是,这样一种趋势不仅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在加速。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增长了7.8%,而GDP则只增长了6.8%。而据财政部,今年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8130亿元,同比增长37.3%。两者相加同比增长了10.5%。

图9  2018年上半年的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和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财政部网站。

更有一种“税改方案”,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将社会保险的收缴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移交到了税务总局,这导致两个重要变化。第一,对社会保险金额的提取的基数就不是原来的基本工资,而是全部收入;第二,税务总局收缴具有强制性,原来不愿意加入社保的企业或个人就不得不交纳社保费。这会使宏观税率进一步上涨。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险不应是一种强制性征收的税负,而应留有让企业和公民自愿选择的空间。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对付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灵活雇用工人,不交社保费(工人也不要),在萧条时才能安然渡过。因而这种改变不仅不是一个正向的改革,却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

现在应该到了悬崖勒马,立即刹车的时候了。然而更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如此行动的机制。要想刹车,首先要知道危险,知道车辆已经越过了危险边界。如果车前方的挡风玻璃不是透明无色,能够真实观察前方路况,而是过滤掉危险情况,只能看到安全和美丽景色的话,也不可能发现应该刹车的理由。这就是说,对于经济形势,如果没有一个全方位的透明的信息表达机制,没有不同观点的讨论与交锋,就不可能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关于宏观税率问题,经济理论界和企业界早有警示。2016年底,我们的一个研究报告提出了宏观税率太高的问题,并提出“死亡税率”的警示,立刻遭到压制,直接有人要求课题负责人闭嘴。现在网上有关减税的文章也经常被删除。利润空间殆尽,只因意见空间殆尽。实际上,任何一篇报告未必正确,关键在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要保证所有的人表达自由。尤其在事关宏观政策方面,更要有一个保证各种声音都能发出的意见生态。这才是一个社会的透明的挡风玻璃。

有了关于路况的真实信息,如果没有灵敏的刹车系统,车照样停不下来。财政支出的刹车系统,就是对财政支出的约束机制。然而在我国,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刹车系统。在文字上,我国各级政府的收支要经同级人大审批和监督,但历史证明,这个刹车系统是失灵的。一般情况是,每年的财政收入决算一般会超过预算,支出一般会超过收入,支出决算一定会大大超过收入预算。下表是最近10年间的情况。这意味着,人大虽然表面上批准了财政收入预算,但对超过此预算的结果无力纠正,只能认可决算;对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况也无法制约,只能认可支出决算。因此这是一个失灵的刹车系统。

表3  中国财政的超收超支(2007~2017)

年份全国财政超收额(亿元)支出超过收入额(亿元)超收幅度超支幅度支出决算超出收入预算幅度
20077271-154116.5%-3.0%12.5%
20081140535419.5%2.1%22%
20097749950011.7%11.4%24.4%
201091671000011.2%8.1%20.2%
201114176850015.8%5.2%21.8%
2012363580003.2%7.4%10.8%
20132533120002.0%8.5%10.7%
2014837135000.6%8.1%8.7%
2015-203116200-1.3%15.5%14%
20162352282891.5%17.7%19.5%
20173937307632.3%17.8%20.6%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而这辆无法刹车的汽车却有着充足的动力,这就是吃税人的利益冲动。我们在多年前问一些官员关于税收的看法,他们认为税收就是拿来给他们花的,如果花不完就突击花,而不认为税负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的,如果没有花完,就要留给民众和社会。这样的看法到现在仍没有改变,因为这个群体既没有“尔俸尔禄,民脂民肓”的传统观念,也抵触有关“纳税人”的概念。他们还有一个习惯看法,即这些年宏观税率不断被他们提高,但似乎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预言的恶果,他们甚至质问,如果有“死亡税率”,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这显然是倒果为因。中国到现在为止已经出现的经济奇迹,恰是原来较低税率的结果。而这些年税率并没有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而是不断提高,且在一段时间内还存在着一定的利润空间,但这个空间一定会随着宏观税率的上涨不断变小以致消失。

我相信宏观决策者们都清楚拉弗曲线所阐释的道理,知道减税最终会带来税收的增加;更知道相反的结果,如果税率过高会导致经济衰退,税收也会减少。但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他们若要减税也要遇到巨大的障碍,首先是吃税人利益集团在这些年的财政支出飞速上涨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利益刚性,而且形成了利益膨胀刚性,即他们习惯于每年都增长的收入。他们必然要顽强对抗停止政府份额增大的任何企图。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经济由于税负过重而减慢或衰退,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收入不能减少,其他人的收入都是软的。这种迹象已经显现出来。不少地方的税务局已经提前征税,即使是在北京,也有的地方税务局在年初就征全年的税了。

进一步说,减税导致税收增加的结果,是在社会和政府的整体范围上、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实现,然而现在的行政部门一方面是短视的,只关注自己任期内的事情,因而它们不愿意为较长时间的结果而忍耐当下的停止增税或减税;另一方面又是局部的,它们不愿意为了整体的利益而约束局部利益的膨胀,并且认为自己这个局部多收一些无关大局。而从整个政府结构来看,也没有对增加税收行为的有效惩罚,这就不能改变它们的行为。

那么,是否就没解了呢?不是。如果宏观决策者认识到问题严重且紧迫,痛下决心阻止恶果的发生,不惜使出霹雳手段,还是有办法。刹车坏了,还可以勒手刹。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短期,在当下,就是救急;一是在长期,就是要改革制度结构,真正建立起约束财政支出的机制来。所谓“救急”,第一,就是要采用当前政府行政部门行之有效的手段,对各级政府的行政负责人进行一票否决式的约束,如果该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超过当年该地区GDP增长速度,就地免职。这种方法在许多场合曾经采用过,如在非典时期就采用过,并且非常有效;第二,在全国层次,可由国务院直接审查没有经过立法机关同意的各种税费,并加以废止;第三,在立法层次,则要进行直接的减税,这包括减少税种和降低税率,如将企业所得税率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和增值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以上。

从长期看,就是要建立起社会的透明的挡风玻璃和灵敏的刹车装置。这意味着要真正实施《宪法》第三十五条,保证民众的表达自由;要把人大这个立法和监督机关建设成有效约束行政部门财政支出扩张的强有力的机构,这同时意味着要简政。当然所谓“长期”,并不意味着“以后再做”,而是要从现在做起。比如“表达自由”这件事。看清楚汽车前面的路,才能避免跌下悬崖。如果不是这样,例如这篇文章不能发出,或者发出了又不见了,前途可能凶多吉少。

                                2018年9月22日于五木书斋

2018年9月30日《FT中文网》和《中评网》同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