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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让信息跑过病毒|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及,禁止“非公”机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真替它感到尴尬。首先它是一个没有立法权的行政机构,没有资格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事务进行干预;其次它向它欲侵犯其权利的对象征求意见,真是荒唐得令人瞠目;再次,它所欲达到的目的,对这个社会是严重侵害。它似乎不知道大饥荒和文革时所谓“公有”的传媒封锁真相和制造谎言的历史,忘掉了前年“公有”传媒封杀新冠病毒的信息,并训诫李文亮等几位私人信息披露者;无视一些所谓“公有”传媒伪造瑞士专家,歪曲外国领导人言论的劣行;就在刚刚,在河南和山西的雨灾时,真正丰富的信息不是来自所谓“公有”传媒,而是来自民众的自媒体。中国自古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说,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侵夺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是颠覆这一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原则,企图掩盖错误、压制批评,甚至对统治者也没好处,更是将社会置于万马齐喑、谎言充斥的境地。再发此文。(2021年11月13日)

盛按: 一年前,由于信息没有跑过病毒,致使武汉封城。现在病毒变着样儿又在反攻。人类仍在防守。如果信息还跑不过病毒,与病毒的战斗恐怕很难赢。不过我们也涌现出李文亮等践行表达自由的英雄,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鼓励着我们”让信息跑过病毒”。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抗争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病毒,一个是信息。巧合的是,这两种看来不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具有传播性。一个描述病毒传播的模型——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信息传播。S代表尚未感染人群,I代表感染人群,R代表康复且免疫人群。这个模型就是通过描述这三者比率的变动来预测疾病传染趋势。它也可以用来研究计算机病毒,这与信息传播很相近。从信息角度,这三个人群也可以是“未知信息人群”,“转发信息人群”和“不转信息人群”。因而两者的传播态势可以用这同一模型来预测。这场抗争究竟谁能赢,取决于到底是信息传播得快,还是病毒传播得快。

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首先是,只有当病毒出现和传播,并且显现严重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信息滞后于病毒,并且经常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只有生物体移动并与其他生物体接触才能传播;即使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就能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

图1 SIR模型示例

说明:这里采用了现成的SIR模型(matlab)。其中纵坐标代表人群比率(<0<1),横坐标代表时间(天)。感染率(λ)=0.8,康复率(μ)=0.2。看纵轴,感染人群比率的最高点约为0.4,对应的横轴时间约为第9天。

我在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SIR病毒传播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解释;其中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这里有两个重要参数,在病毒模型中叫感染率(λ)和康复率(μ);在信息模型中叫“转发率”(λ)和“不转率”(μ)。两者传播速度的快慢,关键取决于病毒感染率和信息转发率孰大孰小。谁大谁就快。在病毒传播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感染人群比率,它在纵坐标上的数值就是感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它在横轴上的数值代表时间(天)。在正常情况下,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可以假定信息转发率是病毒感染率的2倍。在图1 和图2的横轴上,病毒传染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9天,而信息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4天,显然信息快于病毒。转发信息人群的比率最高点是0.6,而病毒感染人群的最高点是0.4,这说明信息覆盖的人群要大于病毒感染的人群。这有利于民众提前预防,从而在病毒发展的更早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图2 信息传播模型

说明:此模型与上一模型一样,只是把病毒改成了信息。将感染率(λ)改成“转发率(λ)”,把康复率(μ)改成“不转率(μ)”。因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所以把λ的值从0.8提高为1.6,μ不变,仍等于0.2。看横轴,转发信息人群比率最高点约为0.6,时间约为第4天,比病毒快5天。而在这时,感染人群比率约为0.2,比第9天少一半(见图1)。

好在人类早就知道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动的重要性。中国《宪法》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宪法一样,都有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第35条的“表达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具有综合性,其基本道理就是让众多与分散的信息如实且及时地表达,以使他人和社会获得真实信息,也使专家能够以充分的信息分析事态并提出建议,以准确应对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传染病的信息。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维护社会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有效和灵活的机制。然而,如果不遵循自由表达的原则,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这就是对信息正常的传播加以干预,减慢了信息传播速度,减少了有价值的信息量,让信息在速度竞争中输给病毒。

例如,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而在文章分析的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是更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机会。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即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且只作为学术论文;而是在第一时间被发布出来,或至少让钟南山、王广发等权威专家获悉,将会大大提前采取防止“人传人”的措施。在这时,由于武汉市政府人为地压住这些信息,且又认识不到这些信息的重要价值,致使信息传播落后于病毒。

图3 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接触海鲜市场情况

数据来源:Ch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The Lancet, January 24, 2020。

第二个机会是在12月30日,八个医生分别发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武汉政府竟以“造谣”的罪名拘留或训诫这八名市民。其中一名医生李文亮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就不仅只减少了八名市民的信息,而是80名甚至800名市民的信息,他们会因惧怕被“依法处理”,即使有病情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这就影响了信息的正常发布,使社会获得的信息严重少于真实的信息量,也就不能为专家预测模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如果武汉政府不是忙着封锁消息,而是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不难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也比后来采取措施的时间早23天。

第三个机会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12月31日到武汉考察,他认为疫情“可防可控”,直到他自己回京后也得了新冠肺炎,才能确定是“人传人”。钟南山于1月19日到武汉考察,他于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广东出现了本地病例,自己没有去武汉,但家人去过武汉,由此推断出“人传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威专家都是依据自身或本地经验做出“人传人”的判断,尽管他们都在近期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利用来自武汉官方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当这两位专家在得出“人传人”的结论时,并没有用什么高级设备或高深理论。只要有家属或医生感染且无海鲜市场(或武汉)接触史,就可以作出判断。而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市政府贻误的第三个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没有停住脚步。

直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则通报中称“未见明显人传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直到钟南山确认可以“人传人”以后,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钟南山是在1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出这一判断。他作为武汉市长,新冠病毒肺炎发源地的市长,竟与我们这些局外人同步知道这一疾病是“人传人”的!在这一个多月,他封锁信息以后究竟作了什么?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看作一场战争,武汉市长就相当于前敌指挥,而他掌握的“敌情”竟与千里之外的人一样。他称职吗?他能打赢吗?他们压制信息发表和流动的作法,也导致他们自己严重的决策错误。如果从12月8日算起,到2020年1月22日采取措施,一共45天。假定感染率为1.3,理论上可感染134107人。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的贻误战机吗?

图4 压制信息传播的结果

图例:与上图同。

说明:因压制信息传播,我们将转发率(λ)调低为0.6,将不转率(μ)调高为0.4。结果是,信息传播高峰在第13天,转发信息人群比率为0.08。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比病毒慢4天,且转发人群比率大大低于信息正常传播的数值(0.6)。这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比知情的人还多,他们与携带病毒者相处却不知防范。

图5 压制信息传播从而疏于防范的结果

图例:与图1同。

说明:由于信息比病毒慢4天,致使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导致感染人群比信息正常流动时多20个百分点。

看来在外部信息因打压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内部信息也并没有用来为政府对策提供指导。因而武汉政府压制新冠肺炎的作法并不是什么为了“维护稳定”,而只是他们近年来的习惯作法。这就是对他们认为本地的负面信息的本能的压制。为什么如此呢,除了保住官位与仕途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本地民众的健康,也不是这一疾病一旦传染,会给全国甚至世界带来严重损失。这种压制信息传播的行为上行下效,以致某地一个对县医院的批评者都会被警察拘留。并且在以往,他们压制“负面信息”,包括强拆伤害民众的信息,“城市治理”伤害小商小贩的信息,有关各种工作失误和各种事故的信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似乎屡屡得手,都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们的这些作法虽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但由于他们还有滥用公权力的能力阻止上访等信息外流的手段,基本上“消灭”了批评的信息。这次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贯如此。

其实这并不是武汉政府的“专利”,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普遍作法。即使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既然中国《宪法》已经规定“表达自由”原则,压制网络信息传播就是违宪,这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敢违宪呢?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有些人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漏洞,曲解“网络安全”的含义,利用手中暂时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压制批评。《网络安全法》正确地指出,“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12条)但该法也有些缺陷,如没有明确重申《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主导该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明确定义网络管理的行政部门,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对网络违法争议的裁决,以致有些管理部门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滥用网络行政权。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警察部门竟以在微信私人空间的议论为由拘捕公民。这些作法在实际上否定了《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在新冠肺炎时期出现的压制信息披露也就不过是众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然而,这次有所不同,对病毒是不能封号或截访的。从后来外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人们就不仅怀疑武汉政府,而且怀疑整个中国的信息了。泰国1月13日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日本16日,韩国20日,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这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其它城市与武汉的交往更为密切,竟没有相应的通报。直到1月20日,北京和深圳才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1日中国卫健委才首次报告了包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报告明显是在外国报告的压力下才发表,但有很长的时滞,给外国人以错误信息,也误导中国专家对这一疾病性状的判断。这说明,压制信息披露、瞒报和迟报在中国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并且仍然在起着负面作用。

实际上,压制信息披露,封锁疫情消息,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政府自己。这即包括武汉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如果武汉政府消灭了大量散在民间的疫情信息,也压住武汉政府自己掌握的医院信息,并且并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竟连最可简单判断的“人传人”性质都没有及时掌握,中央政府如果只靠武汉及湖北政府的渠道获得信息,则也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当海外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并反衬出中国内地的信息不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猛遭一击。既然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扭曲之处,政府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而又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惊惶失措,做出过度反应。例如,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如是否空气传染,飞沫传染,或接触传染;如果病例数据不真实充分,就不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感染率,就无法估计武汉居民携带病毒的比率,就只能怀疑所有的武汉人都有可能是带毒者,就只能采取“封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今天,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生活都离不开交易。交易为生产带来市场需求,交易本身也创造价值。2019年武汉GDP约为1.5万亿。如果封城两个月,将会损失2500亿元GDP;扩大到湖北省,2019年GDP约为 45828万亿,因不知武汉周边城市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而封了除了神家架以外湖北省全境,如果封两个月,则会损失7638亿元GDP。如果除湖北之外全国因新冠肺炎爆发而限制旅行两个月,假定在此期间减少生产和交易20%,则约损失31501亿元,加上湖北的损失,约为GDP的4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本来已呈下降趋势之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要交易就要人与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病毒,就会有人生病,甚至死亡。然而,如果经济因此而严重下滑,许多民众也会面临收入下降以至失业,不少家庭会出现财务灾难,甚至还会死人。这不是可以不加考虑,只用“革职”所能抵偿的。

武汉政府封锁疫情信息,扭曲自己的决策,其突然性又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冲击。由于大家已经知道,武汉政府把说出真相称为“造谣”,那么它告诉民众的话就更可能不是真相,所以不得不作最坏的想象。这必然造成恐慌。由于武汉政府压制了信息的发布,也不认真研究它所能掌握的信息,它与全国公众同步知道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它也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的传染方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有征兆也传染”的说法,人们因而也不能从个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受到感染,从而只能从居住地来划分人群,以致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实际上受到了歧视。有些地区将武汉人视为病毒,有些地区禁止武汉人入住酒店,有些地区将武汉人当贼抓,有的地区把回乡武汉人的家门封上,更有一群人拒绝与武汉人同坐一架飞机。还有不少县乡村庄封路封村,还有地方强制人们带口罩,不带就推出地铁,等等。就是在武汉,政府完全没有准备,但封城和禁止城内交通的命令却很突然,也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交通需求,以及市民正常的物资与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错误决策、民众损失和社会乱象都来源于对自由表达的压制。如果不对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利的行为加以整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依然是扭曲的,今天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就很难取胜,或者依靠病毒周期和病人自愈最终勉强收场,也是一个时间过长、损失惨重的战争。实际上直到现在,压制和封锁网络自由表达的行为还屡屡出现。除前述拘留发布消息者的行为外,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删帖或封号。笔者参考的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如“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就是你们几个”,“武汉 8 个‘造谣者’终于有一个现身了”等在微信公号上被删除或屏蔽。一些医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求救,被警方威胁不许再发布。有些病人因医院称没有试剂盒而不能确诊;有些病人已被确诊,但由于床位不够不被收治;有些人病死在家里或死在医院,用另一个名称,如“重症肺炎”来说明死因。这些似乎是用来减少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数量的机巧。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拒绝治疗、被迫回家或流浪在外而不被计入统计数字的病人,他们自生自灭,并继续传染别人,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在防疫体系之外。为了阻止信息的传播,不惜让病毒传播。

因而,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而及时性就是时间上的真实性。记得2003年战胜非典,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因两件事情而有所放开。一是3月份出现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打死,激起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国务院迅速取消了收容谴送制度,官民互动取得了一个良性结果。一个就是非典。钟南山、蒋永彦等专家突破舆论管制,说出非典真相,政府及时调整自己,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而引咎辞职。这不仅是这两人应得的惩戒,也警示了其他官员,为推动舆论空间的放开,尤其是自然灾害、疾病和生产事故的自由报导开创了先例。非典也是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得以克服。

这被当时称为“胡温新政”。这一放开舆论空间的趋势在那十年逐渐展开。然而在近些年来,舆论空间被大大压缩,自主传媒已经消失,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也被严格控制。不少行政部门无视宪法和相关法律公然监视微信群。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们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对于批评,他们“创造性地”将“寻衅滋事罪”用于网络;对于真相的揭露,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指为“谣言”。八名“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描述,在他发布消息的第二天半夜,他就被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其后又有多次被医院监察科谈话和派出所警察训诫,说他发布的真实信息是“不实言论”。这种作法既“高效”又猖狂,完全颠倒了“谣言”的定义。对比武汉市政府在认识新冠肺炎“人传人”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拖沓,压制信息发布却可谓“神速”。这多像病毒的帮凶。

因此,若要打赢这场防疫之战,就必须让信息自由发布和流动,让它跑过病毒。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第35条和相关法律。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落实不了?这些年不少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公然压制信息自由,又将信息扭曲为错误的数据,用以欺上瞒下。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也已积弊多年。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一场火灾事故,一个交通事故,一场传染病,他们都本能地低报数字,以躲过相应的惩罚。例如国务院规定,对于重大火灾事故要对当地政府追究刑事责任,而“重大火灾”被定义为死亡30人以上,当地政府官员就有倾向于少报死亡人数。而从政府结构来看,由于缺少真正的选举,法院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民众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很小,官员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一般只能靠下级提供的数据。所以下级官员们一定会在各种事故出现时尽量隐瞒。他们用“造谣”的罪名让民众闭嘴,不仅是要欺骗社会,也在欺骗他们的上级。

因而,若想让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就要清除所有这些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压制真相和批评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违反《宪法》第35条的行为加以惩罚。上述以压制自由表达、隐瞒数据而逃避责任和惩罚的行为,只有当对这种压制和隐瞒行为的惩罚明显重于他们所想逃避的法律惩罚,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第66条第1款),要予以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最高法院在道义上支持了武汉八个“造谣者”,但问题不是给他们平反,而是要追究诬蔑他们“造谣”,且目的是为了“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人。法律就在这儿摆着。隐瞒和谎报的前提是压制其它信息源。将真相说成是“谣言”的作法才真正是造谣,且构成“隐瞒、谎报、缓报”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对八名披露真相人的打压,造成疫情信息的灭失和迟滞,使得武汉大量人群疏于防护,致使染病甚至死亡,更将病毒传染到全中国以致世界,后果已“严重”得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上限。公诉吧!

2020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1月31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何以可能?|盛洪

盛按: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动力问题。有人就认为,国企管理层因独享垄断与优惠之利,没有改革动力。我在“局部产权理论和国企幻象”指出,表面看来国企的巨额好处实际上会引来众多的竞争者,他们为挤进国企不惜互相倾轧,从而他们获罪的几率远高于民营企业。他们若识破这一点,就要起来改革。不过那篇文章比较学术化。本文是该文的通俗版。我相信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国企高管们能看懂这篇文章。(2023年2月6日)

盛按:最近听到消息说,国企2020年上缴利润只有全部利润的不足10%,远低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承诺的上缴比例30%。看来国企管理利益集团在对抗改革方面又胜利了。然而,按照我在“局部产权理论和国企幻象”中发展的理论,它羸了,但是还是输了。因为它为国企争取的每一笔不义之财,都没有确切指定给某个个人,如此这些不义之财吸引了众多贪婪者的竞争,而在国企内部竞争规则就不仅是市场规则和经营绩效,还有政治手段和构陷阴谋。我发现,按照比例国企管理者获罪概率是民营企业家的94倍。所以,国企管理利益集团越是从十四亿股东那里攫取更多不义之财,就越会出现更激烈和险恶的竞争,就越有可能进监狱。因而,国企是一个幻象,是引诱人进入然后再毁灭他的陷阱。而最可悲的是,这个陷阱是这些受害者自己挖的。我的这篇文章是“局部产权理论和国企幻象”的通俗版。在文章最后,我对国企管理集团有些期待。现在看来,我太乐观了,我太高估他们了。(2021年11月29日)

一直备受关注却久拖不决的国企改革,在今天因为两件事情变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第一件事情是我国经济增速的严重下滑。据国家统计局,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降到6.3%,为多年来的最低点;而根据克强指数,增长率约为4.1%。对其中发电量进行修正,则约为3% [注]。新车销售量已经连续13个月下滑。房地产销售面积也出现下降趋势。2019年1~7月,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1.3%;在总体销售额上升的同时,办公楼销售额下降13.3%,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10.9%。

与之相应,上海和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在增加。今年1~7月份,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达18%。在租金下降20~30%的情况下,深圳写字楼空置率已从上2018年下半年的17~18%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25%(“深圳写字楼空置率攀升是实体经济艰难的反映”,《和讯新闻》,2019年8月21日)。房地产和汽车,是昂贵的商品;深圳和上海是中国代表性的商业城市。这些数据与宏观数据一起告诉我们,尽管出台了减税措施,我国经济还是有可能走向衰退。

在经济显著放缓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表现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2019年1~6月,国有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5%,低于6%的平均水平;利润总额增长率为-8.7%,低于-2.4%的平均水平;贸易额增长-5.4%,低于12%的平均水平(大成企业研究院,“经济稳韧有进,民企担纲中坚”,2019);净资产收益率从2018年的3.9%降到1.9%(根据国资委数据估计)。

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享有免费资本、免费土地、低息贷款、低价的资源开采权,以及垄断权,这样的“成绩”就更成问题。按照我们以前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名义的与实际的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相差12.7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实际的净资产收益率已经降到负的10.8%。按照所有者权益691681亿元计算,约亏损-74790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国GDP的8.3%。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存在使经济总量下降了8.3%;而带来的机会损失就不仅如此。如果假定国有企业的这些净资产能够带来6%的净利润,就说明它们的存在严重拖累了经济增长约11%,是经济下滑的最主要原因。因而,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必过的一关,而且是阻止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关键举措。

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又是我国改善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障碍。在中美贸易纠纷中,“国有企业”的名字时隐时现。说它“时隐时现”,是说有些时候,它的问题用别的名词替代,如“政府补贴”,“垄断”或“强制转让技术”。今年5月23日,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方在巴黎举行的部长级会谈,将这一担忧明确地表达了出来。他们说:

部长们日益担心其他国家将国有企业发展为“国家冠军企业”,破坏以市场导向的贸易,并指导这些国有企业控制全球市场。部长们也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非市场优势和非市场的国内行为日益关切,这些优势和行为对三方国内的农民、工人和企业产生了扭曲的负面影响。

其中所说的“其他国家”应是指中国无疑。除了这一点,这段话在中国也是“政治正确”的,因为中共在其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而“破坏以市场导向的贸易”就是错的。实际上在中国,国企改革问题也是一个长期被官民关注的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数人都对国企改革能否真正实施持悲观态度。这是因为,国企高管群体在享有着巨大的国有资源优惠和政府补贴的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强势群体,让他们放弃利益几乎就是与虎谋皮。然而,这个看法也许是错的。

表面看来,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益极为醒目。这包括,第一,不交利润,即资本成本为零。虽然自2007年始,它们貌似每年上交数百上千亿元的利润,但又以补贴或再投资的形式投回到作为整体的国有企业中去。第二,对于已划拨的国有土地不交地租,即土地成本为零。虽然有些上市公司象征性地给母公司交一些地租,但这些国有母公司却将此作为自己的收入。第三,获得低息贷款。据刘小玄等人的研究,国企实际上只需要支付1.6%的融资费率,而市场利率水平约4.68%。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可以只支付平均市场利率的34%的融资成本第四,拥有垄断权。据我们的研究,国有企业的垄断权,使其增加相当于营业收入的4.8%的收入;或按制造业增加值率22%计算,相当于增加值的21.8%。还有低价获得国有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并时常获得政府的资金补贴;在这里我们忽略不计。

图1   增加值中扣除各种要素收益份额和垄断收益份额之后的劳动收益份额

而在另一方面,2001年由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联合发文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中提出,“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一句话,就是对劳动(含管理)要素的报酬不设限。虽然近些年来政府对国企高管的收入水平设置了上限,但主要采取的是平均工资倍数的相对限制,人们很容易采取水涨船高的对策,还可以用非工资甚至非货币的形式进行分配,通过在职消费享有利益,最差也可以用减少工作努力而直接消耗上述减免非劳动要素成本的好处。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国有企业,它是一个资本成本减少100%,土地成本减少100%,货币成本减少66%,垄断利益增加相当于增加值的21.8%的企业。将这些要素成本减免的利益折合成增加值的份额,约为61.2个百分点。我们也可称之为“国企租”。但对劳动(管理)要素的成本却没有限制。按照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率,如果完全支付这些要素的成本并去除垄断收益,劳动者报酬的份额为-7.3%。而按上述的减免优惠,则劳动者报酬会占增加值的53.9%。也就是说,即使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吃掉了不少这些减免带来的好处,但由于不交或少交其它要素成本,国有企业的劳动(管理)者能获得一大半增加值。这样一种既轻松(所以效率低)又挣钱的地方,谁人不想去?

图2 将资本、土地和垄断收益份额降为零,货币收益份额降为原来的34%的劳动收益份额

然而,这些通过行政部门规定的要素成本减免,却不是补贴给国有企业中的确定的个人的。这就给看似诱人的国有企业带来了致命的颠覆。这是为什么呢?类似的情况经济学已经做过研究。如张五常教授在其《佃农理论》中对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做的研究。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政府强制性地把市场形成的地租率(56.8%)减掉三分之一,就是37.5%。那么第一个问题是,减下来的租金给了谁?五常教授说,这要分情况。如果减下来的租金转给确定的佃农,那么后者就相当于获得了相应部分的土地产权,结果就与正常的产权关系下的情形相同。但如果减下来的租金并不确定地转移给某个(些)人,则佃农们会竞争这块利益,在竞争中,这块利益就消失殆尽。他称之为“租值消散”。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竞争一块“白得”的利益,他们可以采取不经济的行为。例如,如果政府规定一种商品的价格降低为市场价格的50%,消费者的反应就是抢购,他们会把时间耗费在排队上面。而排队是不产出商品的。但由于商品便宜了50%,所以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会花至多相当于便宜部分价值的时间去排队。于是,价格降低的租值就这样耗散掉了。类似的,在“在三七五减租”的例子中,假定在减租前佃农的收入是100元,这是他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也与社会平均的工资率相当。减租后,他可以多得50元。但这时如果可以自由竞争这块地的租佃权的话,很多原来收入100元的劳动者,就会投入到土地租佃权的竞争中来,即使他们的加入或者原佃农增加劳动投入,都会使边际生产率递减,以致实际的佃农收入减低到90元,80元,70元,……,但加上减租的50元,仍然高于100元,即他们的机会成本,所以还是值得的,直到降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完全抵消了减租的好处。

那么,国有企业是这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呢?应该说都不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状态。“国企租”不是转让给确定个人的,所以不是第一种情况。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也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国有企业的产权在理论上归国家所有,管理团队和普通员工都是雇员,他们有任期或合同期,他们不可能拥有国有企业的长期利益。但他们一定清楚,在他们的任期内,是可以获得国有企业这种“国企租”的巨大利益的。因而他们又有足够的动力抗拒人们从企业外涌入。他们用正常的劳动人事制度限制企业员工数量。但由于有大量权力和关系的介入安插更多的员工,国有企业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冗员,个别企业如中石化的冗员度甚至高达90%,但总体来说没有达到自由进入那样的水平。所以国有企业维持了显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水平。据我们的估计,2013年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非国有企业的330%。

在另一方面,由于国企高管与行政官员共同属于一个群体,他们之间经常进行身份互换,“国企租”的巨大利益会激起行政官员的强烈动机。根据我们2011年做的官员履历统计,在 19 个部委的 183 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 56 人。通过对 123 家央企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 47 家企业当中,一共有 115 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而按照制度,国企高管是有任期的,正常的更换才会给企图进入的行政官员带来机会。所以在政治过程中,国企高管任期被压缩得很短,约为三年一届,这明显不利于一个企业运营的连续性,但有利于为外部行政官员创造更多的进入机会。在现实中,就是国企,尤其是央企高管频繁更换。如在2018年,至少有97位央企负责人职位调动。而央企一共只有96家,平均调动率是100%。

而非程序的、非正常的进入是另一种进入机会。这就是,现有国企高管因犯罪落马而空出肥缺。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国企高管都会意识到三年任期来日无多,所以除了合法收入外还可能采取非法手段攫取利益。第二,他们的位置被有权势的行政官员觊觎,利用政治手段影响司法构陷他们。无论如何,结果表现为国企高管有更高的几率获罪。而且根据上述逻辑,越是有“油水”的企业,高管获罪几率越高;越是职位高,越有可能落马。例如石油行业因为垄断和其它优惠政策,是油水大的行业,所以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高管获罪率很高。另据统计,从中共十八大到2015年11月,共有171名国企高管落马,其中总会计师、办公室主任等共15人,约为9%;副职和其他班子成员共52人,约为30%;董事长、总经理或党委书记共104人,占总数的61%(赵振宇,“部分被查处国企高管案例分析”,《中国纪检监查》杂志,2015年第6期)。显然是职位越高,获罪几率越高。

图 3   国企高管获罪频率(中共十八大~2015年11月)

数据来源:赵振宇,“部分被查处国企高管案例分析”,《中国纪检监查》杂志,2015年第6期。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统计,2013年12月1日到2018年11月30日,犯罪的民营企业家1569人,国企高管768人(和讯名家,2018)。由于2017年国有企业数只有1946家,而非国有企业则高达371054家,在这五年内,平均每家企业的国企高管获罪几率是39%,而民营企业家是0.4%,前者是后者的94倍。尽管国有企业一般规模偏大,但由于国有企业有着“隐性家庭化的特点”,一个人的腐败或垮台经常表现为“窝案”,牵扯到一群人。尤其是如上所述,获罪风险会随着职位的升高而增加,如果用上述国企高管犯罪的768人乘以61%(一把手占全部获罪人员比例),国企一把手获罪几率约为24%。考虑到所谓“一把手”一般指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党委书记是兼任,所以一把手一般是两人,所以具体到个人,一把手的获罪几率是12%。

一旦考虑到获罪风险,上述国企的巨额利益就会被抵消掉,甚至是负数。假定一个国企高管每年能够获得来自于“国企租”的额外收入400万元,平均任职五年,共2000万元,但获罪几率是12%。一旦判刑,根据现有的经验,大概是50万元一年,共可能判40年。我们又假定入狱一年的损失是400万元,则期望值是-160万元,显然得不偿失。那么为什么人们还是飞蛾扑火那样涌向国有企业呢?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少人由于心理偏差认识不到这一点。亚当 ∙ 斯密说,人们通常表现为对“自己能力的过分自负”和“对自己好运的荒谬假设”。他又说,“贪婪,使人们高估贫穷和富有之间的区别;野心,使人们高估私人职位和公共职位之间的区别;虚荣,使人们高估寂寂无名和德高望重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两种弱点会使人们高估国企高管位置的价值,因为这兼有金钱、地位和名声的好处;而低估他们面临的风险,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现代心理学证实了亚当 ∙ 斯密的观察。认知心理学曾做过实验,发现人们很容易犯“忽略基础比率”的错误。即人们只关注一种现象发生的表面比例,如红色的汽车发生事故的概率是蓝色的两倍,人们往往不考虑红色汽车的数量是蓝色汽车的两倍,而得出红色汽车更容易出事故的结论来。这是人们经常犯的错误,即使是在哈佛大学学生中做这个实验,竟也有45%的人犯了“忽略基础比率”的错误(艾森克和基思,《认知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78页)。在国企的例子中,人们只看到获罪的民营企业家在总量上比国企高管多,就误以为后者更安全。实际上,这是因为忽略了民营企业的数量是国有企业的191倍这个“基础比率”。国企高管犯此错误的人应比哈佛大学的学生要多一些。

然而,也有一些有长远眼光的国企高管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采取各种方法规避风险。如投入和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源,以期在高管任命方面保住自己的位置并获得更多的安全;或者进行高风险的投资,使企业的财务处于风险的边际之上,以使觊觎位置的人觉得无利可图而止步。但这些还都是技术层面的应对。更聪明的应对则是严格律己、小心谨慎,不追求当下的利益,而求长久平安。不过,这只是在个人层面上的防范,丝毫不会改变国企高管群体面对的平均的负的期望收益。这是因为,如果他们真的处处设防,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也就减少了获得“国企租”的数量。在风险减少的同时减少可能的收益,并且还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甚至还不能摆脱恶意的构陷,其收入期望值不会提高。任何一个还没有落马的国企高管,甚至是在退休以后,仍然会有同样的几率在某一天身陷囹圄。

因而,国企高管的处境是一个制度性悖论。这就是,国企高管的这种悲剧式命运,是他们这个群体自己造成的。国有企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政策性利益,是因为国企高管群体与行政官员群体高度重叠,或者说就是一个群体造成的。正是因为国企高管可以与行政官员互换身份,一个行政官员有朝一日可能变身为国企高管,所以在他制定政策时,就更有可能倾向于国有企业。而在我国,由于“部门立法”有着历史惯性,本来应该由立法机关批准的对国企的免收利润或赋予垄断权等决定,却由行政部门作出。如石油行业的垄断权是被称作“38号文件”的行政规定所赋予的,没有任何合法性。但在他们在密室中作出决定时,不可能赤裸裸地将这些利益归于他们自己,却可能将利益归于一个群体,他们自己又是这个群体中人。他们误以为,这样做一定对他们自己有好处,而实际上,他们为自己挖了个陷阱。

这是因为,只要他们不能把这一巨额利益直接划归自己,他们就面临着同一群体中别人的竞争。而不同于自由市场中的竞争,和平的,遵循市场规则的竞争,他们自己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形式,如政治的或法律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这样一种国有企业体制,就是一个迷惑人的、具有欺骗性的陷阱。当人们陷入其中,甚至锒铛入狱,仍然没有明白他们是怎么进去的。只要这种国企体制不变,他们就无法摆脱那个无可逃遁的命运,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悖论在于,这个陷阱恰恰是国企高管-行政官员这个群体自己设置的。其中的诱饵就是那个令人垂涎的“国企租”,而陷阱则是这个并没有确定“国企租”归属从而导致他们之间争斗的制度环境。正是因为这个国企制度本身违反了人间的基本正义、不通过正当程序就将国家和民众的巨大利益划归自己这个群体,才必然导致这个制度反噬他们自己,如同“天罚”。

然而,国企的这种真相终归要为国企中人所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国企真相在不断展现,那些触目惊心的腐败案在冲击人们的头脑;另一方面,经济心理学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有耐心,亦即他们越有更长远的眼光。而眼光越长,越能发现隐藏在表现利益后面的代价。而国企中藏龙卧虎,精英荟萃,他们中不少人清楚,不义之财不是财富,而是罪证,这会遭到监察机关的直接惩戒;其中更有一些人能够明白,制度的不正义是广义的、且更为隐蔽的不正义,它可能符合字面上的规则,但他们获得的“国企租”也是广义的不义之财,仍会受到广义的惩罚,即错误制度引起的贪欲和恶意争斗的惩戒。“国企租”越多,越是诱人,惩罚也就越严厉。结束国企高管悲剧命运的根本出路,就是进行彻底的国企改革,首先就要去除“国企租”,使国企成为与其它企业一样的市场中平等的竞争者。即使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要将国企这种制造幻象的陷阱拆除。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国企改革的曙光。国企改革要靠国企内部的动力。以往当我们提出国企改革时,国企高管层就会齐声反对,当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捍卫的是陷他们自己于死地的陷阱。现在应该到了一个转折点。国企体制的陷阱性质被揭示出来,越来越多的国企高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位置越高,风险越大,平均而言受教育水平越高,眼光越长远,就越有动力对国企现有体制进行改革。他们将是今后国企改革主要力量。更何况,国企改革是中国民众和国家的利益所在。如果我们用五年时间完成国企改革,最后完全去除“国企租”,则每年可以享有两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而在国际经济关系上,由于那个阻碍国际公平贸易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发现,他们的利益子虚乌有,还有负面结果,因而这个利益集团就会瓦解,他们也不会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去捍卫国企这个陷阱,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就更容易达成公平的贸易协议。这是民众、社会、国家和国企中人皆大欢喜的结果。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国企改革呢?

[注] 2019年上半年克强指数估计:货物周转量增长率,5%(权重25%);货币供给增长率,4.4%(权重35%);发电量增长率,3.3%(40%),修正数,0.6%。

2019年9月14日于五木书斋

2019年9月20日首发于《FT中文》

【治国】警惕计划经济在土地配置领域借尸还魂 (+按)| 盛洪

盛按:听说北京当局要关闭三里屯酒吧街,理由是房屋危险。面对质疑,它又称“升级改造”。最关键的问题是,那些支撑“三里屯”品牌的商家却被全部清退。这不仅侵犯了他们的产权(包括经营权,在本地的长租权等),而且使三里屯失去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它最经常且最站不住脚的理由就是“规划”。规划就是计划,英文是一个词planning。臭名昭著的计划经济曾使中国沦为世界第二最穷国家。这个把计划的对象从物质产品变为远为复杂的城市空间布局的“规划”,却说得那样理直气壮,真不知是哪来的底气。它把城市中充满活力的现象叫做“乱”,恰是计划思维的可笑标准。复杂理论告诉我们,生命恰是在有序与无序之间,是在混沌的边缘。那种整齐划一和千篇一律的计划审美,必定会扼杀城市的活力,让它走向死亡。本文对“规划”做了细致分析和全面批判。再发供朋友们参考。(2023年2月3日)

自然本生美,自治育繁华;
愚夫揠苗处,赤地无禾稼。

最近看到自然资源部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粗览一下,发现这又是一个“部门立法”的典型例子。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对规划权和土地用途管理的强调,争夺和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削弱公民的土地权利及相关的住宅权和财产权,以及削弱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所谓“土地规划”,就是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计划。而这与计划经济一样,假设政府或其任用的“专家”对有关土地配置的全部信息完全知晓,能够制定出完善的土地布局安排。这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计划当局是一个哲学逻辑,即其组成人员都被假设是一些具有无限理性,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的人,他们能够制定一个为数亿民众的众多需求,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提供及时供给的完善生产计划。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根本不可能。我在“武汉抗疫中的计划与市场”一文中,对计划经济是如何生存的做了如下讨论。

“计划当局通过减少商品品种,配给和短缺,让广大民众勉强地维持在温饱边缘上。在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期,包括工商业改造,我国的商品品种数量就持续减少。据《新中国商业史稿》引述天津的数据,天津文化站的商品品种从1957年的600余种减少到1960年的300余种;天津百货站从300余种3700多个花色减少到200余种,1300多个花色(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1984,第159页)。而1957年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少了大量商品品种。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我们的服装颜色主要是蓝色,以致被称为‘蓝蚂蚁’。在文革十年,北方人看不到香蕉和柑桔。商品品种和花色的极大减少显然远离了消费者的纷繁复杂的效用需求,极大地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但却能够将分配商品的复杂度降低以接近计划者的能力。

即使如此,计划当局也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进一步的措施,即实行配给。如粮票,油票,肉票,副食配额,过年才有的花生和瓜子配额,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所谓‘四大件’,也需要凭票购买。等等。在计划经济登峰造极之时,大约是在文化革命时期,各种商品配额票证多达100多种。即使这样,也经常不能达到供求平衡,所以经常要排队。如每年民众都要排队买配给的大白菜。在投资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领域,就更多地出现短缺现象,以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纳写了一本《短缺经济学》来分析计划经济。”(盛洪,2020)

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废弃计划当局对全国的生产计划,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全体民众依据市场价格自己作出应该“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和为谁生产”的决策,由市场形成生产和消费的动态结构,才有了中国奇迹,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收入和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除了市场对生产商品的资源配置外,还有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才共同形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这方面,我在“香堂为什么拆不得”一文中也有所论述。

“实际上,如果认为只有政府批准才能盖房子,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成长在空间中表现为城市的快速成长。但其速度远远超出政府的预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内住宅的增长,大量涌入城市的打工族引起了对住宅的超额需求,在城市之中或边缘的农村集体就迅速作出反应,为满足需求而盖了大量住房,为‘计划之外’涌入的人口提供住房,无声地解决了城市扩展赶不上对城市需求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城中村’,上面的房子都是所谓‘小产权房’。尽管城中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主要是因为政府不为其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没有城中村,只是等待政府的‘规划’和‘批准’,城市就不可能容纳那么多来自外地的劳动力,也就谈不上经济高速发展。由于城中村普遍存在,且房租便宜,也极大降低了工资成本。这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起步时期尤为重要,现在也不可小视。”我的结论是,“中国奇迹的制度原因,就是市场在配置商品生产和配置土地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盛洪,2019)

市场制度配置土地资源的好处还不仅是为大量外来劳动力提供了“小产权房”和“城中村”,而且还为城镇化提供了条件。而城镇化,正是诺奖得主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另一个是工业化。从1996年到2017年,中国大陆的城镇化率从30.5%增长为58.5%,每年约有2000多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这带来了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的巨大投资需求。我曾估计过,2015年的市政建设投资,包括县城和乡镇,约为2.3万亿元;如果考虑广义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通讯、卫生、教育和文化等,2014年的城镇化投资约为13万亿元。以后更多。任何一个产业的投资都远远不能达到如此规模。因而城镇化的投资需求正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除了投资,每年2000多万进城的农村居民会因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而大幅增加收入,又由于城镇中商业密布,购买方便,又会因改变购买习惯而大幅增加永久性需求。

市场化主导的城镇化除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外,还带来了土地的节约和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化。城镇的定义,就是人口密度显著高于乡村的地方;如美国的定义是每平方公里386人以上。而城镇化,就是人口从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向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流动。人口密度高意味着人均占用土地面积就会少,因而就等于节约土地。除了军事要塞或政治中心,城镇的核心功能是交易,城市就是市场制度的有形形式。只要实行市场制度,那些在贸易节点上的地方就会聚集更多的商人,他们之间的交易创造了交易红利,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向这个地方聚集。而人口的聚集会带来所谓“市场网络外部性”,即交易机会和交易红利的增长要快于人口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那些更重要的节点会吸引更多的人群,次重要的节点吸引较少的人群,不在贸易节点上的地区可能还会人口流出。这就是一个市场主导的优化配置土地资源的过程。

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配置,是一个复杂系统。尤其是城镇,就是更为复杂的有机体。而城镇化过程又是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理性有限的人类实际上不能完全理解复杂系统,更谈不上对复杂系统的“计划”或“规划”,如果真认为可以,那就真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在计划经济时期做过“计划工作”的人都很清楚,他们的所谓的“计划”有多可笑。当时中央政府管理的产品只有400多种(程连升,2016,第231页),而2019年仅京东的绿色商品就超过1亿种(京东大数据研究院,2019),还大大少于淘宝。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品种仅为今天品种的不到十万分之一,还质次价高,经常短缺。他们真以为他们的“计划”比市场优越吗?与商品的生产计划相比,对土地的规划更为困难。不仅因为对土地的配置,尤其是城镇土地的配置要远远复杂于对生产体系的配置,而且因为,对生产计划一般只制定一年,而土地规划则要制定以后十到二十年的计划。而对于未来,人类的理性更是有一条鸿沟,他们对当下的复杂系统尚说不清楚,遑论未来。

由于技术、制度和自然环境会在未来发生变化,人们无法预知未来应该怎样配置土地。如气候干冷化导致农耕社会南移;欧亚大陆通行市场规则遂使丝绸之路及周边城市出现,航海技术的发展会导致沿海城市的崛起,交通通讯技术的改进使网状城市体系形成和发展,私家车的普及会带来城郊化,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出现又在重塑城市格局。但这些环境变化、制度和技术创新都不能在一、二十年前就能预见。“创新”就是“不可预见”的意思。因而,绝对不可能有完善的土地规划。现在能看到的土地规划实际上都是有严重问题的土地规划。更不用说,土地规划的编制程序还有问题,法定的民众参与没有落实,编制者自己还存在动机问题。有研究指出,“长官意志左右着城市规划”(百度知道,2017);规划中“政府机关用地、大型公共设施用地占用过度”,“普通住宅区建设密度过大”,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功能缺失”(前瞻产业规划,2017)。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规划”,却在近年来被拔高。尽管2019年通过的新《土地管理法》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不当地过度强调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中充斥着这样的“计划者”语言:“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统筹安排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用地,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等等。“规划”无所不在,任何建造房屋的举动都要经过“批准”。

而我们又知道,“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且又很确当几乎是痴人说梦。规划当局不可能制定出完善的规划,甚至应该说,规划当局的规划与市场决定的对土地资源的布局相比,不知粗陋多少倍。但《土地管理法》要求人们放弃依据市场信号的决策权,而遵循这个粗陋的规划,人们就只能要么受到粗陋规划的限制而不能进行有效建设,或者连粗陋规划都没有,而不能进行任何建设。后者是对土地资源配置更为严重的扭曲。而由各级行政部门规定的所谓“用地指标”,只能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的大致平均分配,而不能理解和预见在市场机理指引下的城镇发展的实际不平衡,不可能预见到某一地点在下一个技术创新带动下是新的增长空间。如果这样的规划权出现在150年前,根本就不会有上海的崛起,因为那时上海只是一个村级单位。如果这样的规划权出现在40年前,就不会有深圳、广州、浦东、厦门、青岛等沿海城市的崛起,因为它们似乎应该与同级的行政区域同步发展。

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城市土地资源的配置完全由中央计划当局控制,公民没有任何权利自己建造房屋,结果城镇化率从1952年到1978年26年的时间里只从12.46%增长到17.92%。平均每年只提高0.2个百分点。而早在1936年左右,据《中国年鉴》,居住在2500人以上聚居点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8%(高路,2014)。作为对比,自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到1996年后又加速为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网站)。这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化水平实际上是倒退了。1978年,中国大陆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为3.6平方米,还不如1950年的4.5平方米。缺房户869万户,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黄小凡,2017)。同时城镇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更是残破不堪。许多城市没有入户的自来水,只有极少的城市才有管道燃气,更不用说立交桥和地铁。之所以如此,其道理与制定生产计划而压抑经济发展的道理一样,就是“计划者”用他们有限的理性,限制民众在市场信号引导下进行的房屋和城镇建设的决策和努力。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还要回到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的对土地的计划呢?这是因为,在我国现在的政治结构中,政府行政部门有着抢夺权力的冲动。而所谓权力,就是民众赋予政府为保护他们权利、改进公共治理的能力。但当这些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偏离委托人的意愿,就会发现这些权力也可以用来为官员们自己造福。这就是所谓权力寻租。若要寻租,先要设租;若要设租,先要有权力。只要能够对资源或产品的价格、数量、生产企业的进入甚至消费者的购买设定限制,就会产生租。如配给粮食,粮票就可以换钱;改革之初工商局有对企业设立申请的生杀大权,那些局长、所长就富了。所以权力就是利益。政府行政官员与其他人一样,都是趋利避害的经济人,所以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争权。争权也有各种层次,最低的大概就是争夺一个现有权力的部门归属。如对农用车的管理,农机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间争得死去活来,只因为可收管理费。最高的层次是“部门立法”。

2010年,我在“《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批判”一文中就指出,当时的这个国土部提出的“修订草案”就是一次“部门立法”。我指出,“行政部门过强,政府部门介入到较多的经济领域,从而成为交易的或利害冲突的一方,不可能在立法中持中立与超然的立场,而人大相对较弱,不能有效约束行政部门的这一倾向。行政部门通常通过部门‘条例’甚至‘意见’施行着实际上的立法权,由于它们又是实际上的执法者,部门官员并不是超凡入圣的人,他们就可能利用‘实际立法权’为自己设租。而为修法提供‘草案’是最大的实际立法权,是为部门寻租而设租的最佳机会。并且,‘部门立法’经常采取秘密的形式,在送交人大审议之前,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利害相关的人毫不知情,也就没有舆论监督的压力,导致错误立法得以通过。”(盛洪,2010)

我们知道,国土资源部那一次“部门立法”是以失败告终。但“部门立法”还可以利用草拟《实施细则》的机会,再次将部门私货塞入。这次自然资源部提出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就是一个典型利用草拟《实施细则》机会的“部门立法”操作。本来新《土地管理法》对规划权的拔高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但到了“修订草案”这里,“规划权”又一次被拔高。如在第三条中说到,各种“土地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应当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如果没有规划,就什么都不能做。第一,这样的意思在《土地管理法》中并没有,这个实施细则实际上比《土地管理法》进一步减少了公民或组织的权利,而增加了行政部门的权力。这是被《立法法》所禁止的。第二,这一条把“规划”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就抹杀了市场制度在配置土地资源时的决定性作用,也剥夺了所有公民通过获得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所拥有的利用土地的权利。这当然也违反了《宪法》的“市场经济”原则和侵犯了“土地所有权”和“住宅权”。

谁来规划呢?自然资源部作为草拟主体,在这一“修订草案”中赤裸裸地写入了它自己的权力范围和定位。这就是“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由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如果有人违反了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阻碍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它规划,它实施,它检查,它惩罚。于是,对公民土地权利的削弱和剥夺,就变成了自然资源部的权力,也就变成了它的利益。仅这几项,集立法、司法和执法于一身,就是一个大得了不得的权力,而且还附加了强制性,变得杀气腾腾。而依据法理,一个部门是不可以在它起草的《实施细则》中规定自己的权力的,这就相当于自我授权。而自我授权就是一个行政部门不应有的行为,就是僭越立法权。它的权力,只能由它的上一级行政机构(如国务院)或立法机关来界定。因而,仅此一举,自然资源部起草这样的“修订草案”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我这样说是否有些夸张,是否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非也。漫说自然资源部是一个行政部门,在这种结构中就有着争权的内在冲动,它的前身主要是国土资源部,而在历次的“部门立法”的机会中它都显现出了这一特质,它有这样的“传统”。如在2009年国土资源部提出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中就潜藏着多处部门利益,最重要的,就是赋予了国土资源部有关土地资源的全面的权力。我在“《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一文中就指出,“由于《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有着很强的部门立法色彩,虽然赋予了土地管理部门过大的权力,却通篇没有土地管理部门定位的描述,其实暗含着土地管理部门就是该法的立法和执法主体;在其中就更不可能有限制和监督土地管理部门的条款。这使得该部门实际上成为《土地管理法》的‘法上’部门。”(盛洪,2010)

后来国土资源部与其它一些部门的部分职能合并,变身为自然资源部,而其行为,即使在这一《实施条例》没有通过之前,已经让人感到恐怖了。在目前大规模违宪违法强拆运动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自然资源部的身影。我在“产权理论的重要一课”一文中提到,“在回答‘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居民的信访时,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说,‘根据自然资源部文件精神,该房屋位于河道管理范围内,该区域属于国家级禁止建设区,禁止建设一切与水利无关的设施,应该予以拆除整改。’”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自然资源部系统竟然用该部内部的秘密的“文件精神”作为法律依据,宣判“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死刑,可见该部门抓权、争权的心情有多么迫切,以致根本不顾及“文件精神”在法庭中既不能当作法规援引,也不能当作证据采纳,却用它对抗《宪法》保护的“住宅权”和“财产权”,对抗其它维护《宪法》的法律设置。

对于香堂文化新村的强拆,也是由北京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委员会背书的。它认定香堂文化新村的住宅是“违法建筑”,理由是未“取得(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2019)。然而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法》第41条规定,只有在使用农用地时才需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这显然不适用于大多数没有占用农用地的香堂文化新村房屋。即使适用,根据《立法法》,也“不溯及既往”,因为香堂新村的房屋基本上是2008年以前建造和出售的。在非法强拆半山云居的案件中,南口镇政府是“根据北京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的申请,和人民法院的裁决”进行的强拆。而半山云居是2010年开始出售的,也不能依据《城乡规划法》第65条强拆,因为它不是现在的“在建项目”。现在大规模违宪非法强拆的基本模式,就是由自然资源部系统违法认定“违建”,再由地方政府部门非法强拆。当被强拆业主质疑时,自然资源部机构就说“我只管认定违建”,强拆的地方政府说“不是我认定的”。两者配合巧妙,都不想承担法律责任,才会完成如此恶行。这种机构还能让它再获得它自己草拟的《实施条例》赋予的权力吗?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关于昌平崔村镇香堂村违建的认定争议”

资料来源:北京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 (http://yewu.ghzrzyw.beijing.gov.cn/gtmail/front/index/historyDetail/5c94431abf2517dd4d3dd7fb/98105

实际上,多年来大规模的强拆运动背后,都站着自然资源部(国土资源部)。它在市场化配置土地以实现中国奇迹的过程中毫无建树,却经常为强拆提供舆论支持和具体操作。在它制造的各种舆论中,“小产权房不合法”和“没有建房规划许可证”比较突出,也是现在非法强拆的主要理由。实际上,所谓“小产权房”就是在集体土地上盖的房。而集体土地产权是《宪法》第10条所规定的完整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我在多次演讲中说,“国土资源部官员说所谓 ‘小产权房’不合法,但从来都没有说出不合什么‘法’。他们的所谓‘法’就是他们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在深圳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产权不分大小一律保护”。然而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明确地说“小产权房”不合法,说“只要房产证不是红本,而是绿本蓝本”,就是该拆的。这使许多人都被误导,认为“小产权房”就不合法,就要被拆。

而所谓“没有建筑规划许可证”就是非法的,几乎就成了所有房屋的“口袋罪”。2008年开始实施的《城乡规划法》第41条是说,若要占用农用地进行乡村住宅建设的,要申请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而真正占用农用地建房的,只占“小产权房”的很小一部分。但从自然资源部系统的行为来看,它已经将该法条无限扩展到适用所有城乡房屋建设;既适用于2008年生效以前的建筑,也适用于所有时候在非农用地上进行建设的建筑。只要是没有它所说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就被列入“违法建筑”,就要被非法强拆。如此一来,就没有一所房屋可以逃脱自然资源部系统认定“违建”的厄运。指哪儿打哪儿,想拆谁就拆谁。这已经不是一般地歪曲解释法律和使用法律,而是以极端恶意的动机,肆无忌惮的手段,心怀对宪法和法律傲慢狂妄,才能做出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自然资源部再获得了它塞进“《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中的权力,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实际上,只要规定公民盖房子要由政府审批,就是违反《宪法》原则的。《宪法》确定,中国大陆是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其基本原则,就是资源配置,包括土地资源配置要由市场决定。所谓“市场决定”,就是公民或组织根据市场信号进行成本收益的判断,来做出行为的决定。因而所谓“市场决定”就是公民决定。现在可能有不少人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土地配置不能由政府决定,其实我们只要看一看生产商品的资源配置由市场决定,就能理解了。今天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企业生产的商品没有政府批准就认为是非法的。恰恰相反,没有政府批准的商品生产,才能形成我们今天丰富的商品品种和数量的供给,才能有不断创新的新商品和服务品种的涌现,为什么会担心盖房子没有政府批准会坏事儿呢?我们也只要看一下改革开放40年的“城中村”和“小产权房”对中国奇迹的战略性贡献,就知道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伟大意义了。

反过来,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商品没有政府批准就是非法的,那将是一个什么样子。例如,有一种计算机机箱或手机机身未经政府批准生产,于是政府某部门就说这是种机箱或机身是“非法生产的”,于是要“强拆”掉这些机箱或机身。其结果,就是所有公民的这种计算机或手机都要被砸毁。不仅机箱或机身内的CPU和其它零部件会被毁掉,更重要的是其中机主存储和累积下来的信息资料都要毁弃,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自然资源部想以所谓“没有许可”拆掉公民家园,情形何其相似!一个住宅单位就是一个“机箱”或“机身”,业主或居民在里面进行的装修,安置的家具和电器,以及庭院中栽种的树木和花卉就是“CPU”和“零部件”,他们在里面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庭院审美和生命记忆就是“机箱”或“机身”里的软件和信息。非法强拆就像拆掉“机箱”或“机身”时毁掉的硬件和软件一样,毁灭了更有价值的东西。

有人会误解我,认为我与自然资源部(国土资源部)有什么私怨。其实,我是对它充满爱心。我不忍看它犯错误,也不忍看它伤害自己。为什么会伤害自己?其实,任何一个人或机构,只要争夺与它自己职责不匹配的权力时,就会伤害自己。而不是权力越大越好。我在“《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批判”一文中指出,“由于缺乏对土地管理部门和征收征用土地的政府部门的制度化监督,相关土地部门滥用权力,设租寻租,成为了腐败的重灾区。”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土地部门已经是“三大腐败重灾区之一”。到现在为止,国土部已有两名部长落马,多名地方国土资源局局长被判刑,多名司局级官员入狱。仅2018年就有5名厅级官员获罪(周超,2019)。这是因为,权力越大,越偏离宪法所赋予的公共职权,越有可能形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而不少公民为了避免这种所谓“合法伤害”,就要用其它手段加以避免。张五常教授说,政府对市场价格进行干预就会产生租,这也为官员们创造了寻租空间。

另一方面,如果某一部门权力过大,从而部门利益过大,就会有人觊觎这个部门的职位。我在撰写“局部产权理论和国有企业幻象”时发现,国有企业通过“院内活动”获得更多优惠政策和垄断权后,国有企业的管理层的职位更不稳定,其政治风险更大。这是因为,国企因其政治运作获得的好处,并没有确定地划归于某个(些)个人,而只是划归给一个群体。当群体内别的个体发现这一好处时,就可以采取各种手段挤进国企。而其中一种手段,就是构陷国企的现有管理者。据一些数据的分析,国有企业高管获罪几率是民营企业家的94倍。而且职位越高,越有可能获罪;国企一把手(董事长,总经理或党委书记)的犯罪几率高于高管平均水平207%;产业的垄断利益越大,越会有更多的高管落马;如中石化连续三任总经理落马。这其中包括这些国企高管自律不足的问题,也有的可能是被别人看中职位而遭到陷害。

而行政部门中也有类似情形。部门通过“部门立法”等手段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却不可能明确界定给某个(些)个人,这就吸引了其他人通过抢夺该部门的位置而获得权力。而在该部门工作的现任官员可能会因此处于一个高风险的境地。最可悲的是,国企高管的悲剧恰是这一群体通过一系列“院内”游说争取太多不当利益所致;行政部门通过“部门立法”获得过多不当权力导致自身官员处于高风险境地,也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导致官员落马的腐败陷阱或阴谋陷阱,恰是他们自己挖的。而通过“部门立法”争夺权力,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过程,就是一个挖陷阱的过程。目光短浅的人会迷失在当下权力的幻觉中,而受过更多教育,知识结构相对丰富,从而目光较长远的人是能看清这之间的逻辑链条的。而在政府行政部门中,这类人应不在少数,且职位越高,这类人应该越多。如果再不能看到“部门立法”争夺权力和侵害公民权利就是在给自己挖陷阱,就似乎不可原谅了。

最后,有人会说,在配置土地资源领域,难道一点儿也不需要政府介入吗?当然不是。首先是政府要对公民或组织的土地产权提供确认和保护,为土地产权交易备案,对土地纠纷进行公正裁决。即要用公共权力巩固土地产权制度。其次对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失灵的地方提供补救。包括国家安全,环境保护,自然与文化景观的维护等。当然这些都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因而,我们应强调,市场配置土地资源是一般宪法原则,而政府介入土地资源配置是特殊情况。一般原则就应在所有土地配置领域发挥作用。如果说有特殊情况而要背离一般原则,就要经过特殊的法律正当程序,说出特殊情况,并得到立法机构的同意。而对于公共土地管理部门要加以界定和限制,使之不能夸张政府权限,打着介入的旗号伤害土地产权。而这种因特殊情况而对公民土地产权的限制,也最好采取行为规则的方式,即通过司法裁决的方式加以实施,而慎用行政手段。

那么,规划就那么一钱不值吗?当然不是。我所反对的是不当拔高“规划权”,它是用来否定公民的土地产权,住宅权和财产权。我认为有效的规划还是有所帮助的。所谓“有效的规划”就是以市场制度为基本制度假设,按照市场机理预测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未来发展。并依据这一大致的发展轮廓,预估该地区或城市的成熟规模,预见产业的大致结构,为前期基础设施的布局和投资提供参考。而我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的地区和城市规划都不是“有效的规划”,规划编制者要听从政府官员的意见,很多规划数字并不来源于规划方法,而是由编制者和官员商讨决定的。多年来我也参与过一些规划编制,我们自己开发出了“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规划仿真模型”(SIEM)。我认为我们在方法上是极为领先的。即使如此,我也经常提醒我们的地方政府客户,我们编制的规划只是参考,不要把规划看成硬性指标。

在另一方面,我也要强调,虽然我们反对“计划经济”,但不反对“计划”。任何一个经济组织甚至家庭都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只要计划不是由一个中央计划当局垄断,计划之间是竞争的,计划就可能是好东西。同样,只要规划是各个城市、地区、乡镇以至村庄自主制定的,且在制定过程中征求了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就可能有益于该群体。尤其是乡村的规划,只要不规定要由上级批准,只要不受到行政干预,就是一个自治体的规划,就可能是一个好规划。为什么会好?我们今天很热衷于古村游或古镇游,这些地方之所以美,就是因为没有土地管理部门,没有他们顶礼膜拜的“规划”。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智慧中心,一个村庄就人才济济,他们生于斯、长于斯,最介意他们的村庄的美和舒适。当然这也不排除他们邀请外人来参与。他们不仅造福当代,也遗爱后人。让游客赞叹,让居民受益。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规划拜物教者”,就不要把乡镇村庄的“蓝蚂蚁”再留给后人唾骂了。

汉娜 ∙ 阿伦特说,“在立宪的、有限的和法治的政府中,被制约的所谓统治者的权力,实际上并非权力,而是暴力”(2011,第135页)。意思是说,凡是超出为公众服务范围的额外强制力,就不配称为权力。因而,自然资源部想通过“部门立法”争夺的“权力”实际上不是权力,而是侵害公民且暂时不受惩罚的暴力。纵容它,就是将部门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上。况且,这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无尺寸之功的部门,却一直被市场创造的财富所喂养,今天反过来用这些资源反噬市场制度的根基,可谓“吃改革开放的饭,砸改革开放的锅”,却深谙宪法机体上哪里有裂缝,并且为了偷窃这个体系所欲保护的公民权利,而不断娴熟地将这个裂缝撬大,甚至不惜毁坏这个宪法保护机体本身。因而,如果我们的社会(包括自然资源部官员)放任它利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订之机进行“部门立法”,不仅说明我们没有明察“偷权”的眼光,甚至会旁观更多本来应为民众服务的行政部门将公民权利分而食之,岂不将公共权力败坏殆尽,而暴力横行吗?

参考文献

百度知道,“现阶段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现象”,2017年5月16日。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昌平崔村镇香堂村违建的认定争议”,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2019年12月19日。

程连升,《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高路,“民国以来20世纪前半叶中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回顾”,《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1卷, 第6期,2014年12月。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

黄小凡,“从分房到买房:新中国的居住革命”,《搜狐》“看历史”,2017年2月20日。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2019绿色消费趋势发展报告》,2019年12月27日。(转引自《电商报》,2019年12月27日)

前瞻产业规划,“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解析”,2017年11月14日。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盛洪,“《土地管理法》及其‘修订草案’批判”,《新政治经济学评论》16,2010年11月1日。

盛洪,“为什么香堂拆不得”,《FT中文网》,2019年11月2日;(刊载时题目为“香堂‘小产权房’中的经济和法律问题”)。

盛洪,“武汉抗疫中的计划与市场”,《盛洪教授》微博,2020年3月23日。

周超,“这个部门“消失”之前 5名厅级干部落马”,《北京青年报》,2019年1月6日。

2020年5月11日于忘言山房

《盛洪教授》:忘言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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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师精粹] 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4)|盛洪

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与张五常合约理论如此吻合,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选择空间是一样的。在合约变革的效果几乎与产权变革一样,但前者的成本比后者低得多的时候,选择哪种改革形式就是非常清楚的。同理,在中国的工业改革过程中,用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对冲以消灭计划价格,也是一种用合约改革化解改革难题的方式。更为一般地,合约改革在世界范围中,在历史的重大变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英国土地保有制逐渐演变为保有农实际拥有土地,世界上大多数的奴隶制是用合约瓦解的。

这是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明师精粹] 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3)|盛洪

综合科斯定理和合约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假定产权安排是错的,但是基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无法纠正,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易、修改合约纠正这个错误,以使资源达到或接近最优配置。二十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几乎完美展现了这一理论逻辑。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就是错的,但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没有条件进行产权改革,邓子恢及杜润生提出的包产到户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不改变产权制度的前提下,用改变合约去纠正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错误。这一改革一经实施,就带来了农业效率的极大提高。

这是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有斐君子】我与邓正来的交往|盛洪

盛按:再发此文,纪念邓正来先生逝世十周年。(2023年1月23日)

 我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与邓正来相识的,仿佛我们从来认识。记得清的,是他创办《中 国社会科学季刊》 以后, 在他那里发表文章。 

我查了一下,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共发了三篇文章。其中“法官裁决和公共选 择 ” 是我认为我的最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不长, 却包含了我认为重要的理论贡献。 当 时的背景是, 这种跨越经济学和法学边界的文章很难被经济学刊物所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又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老大刊物。我记得我曾给它投过稿, 退稿时说, 他们的编辑“看不懂 ” 我的文章。 但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接受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在法学界也有一定影响。 我后来又从这篇文章中发现原来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含义, 它证明了 “精英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总而言之, 邓正来除了译介哈耶克等大家的著作,和自己的理论贡献外,最重要的是通过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努力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这是一个社会所必需。这群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业利益,独立于外国的霸权式的意识形态,也要独立于传媒。他们必须要有中立的和超然的立场,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 对政府予以监督和批评, 也不媚俗和媚众, 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到今天, 我们看到, 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称共产党为 “ 执政党 ” , 而在二十世纪八、 九十年代, 很多人都称之为 “ 我们党 ” 。 而邓正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 以及他倡导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正是推动中 国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重要努力之一。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 “独立 ” 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 而且还有学术上的独立。邓正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一个重要作用, 就是确立一种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在此之前, 出现过政治评价标准,例如谁的文章被政治领导人批示了,谁就会名 声大振; 或者是经济评价标准, 比如谁的书畅销, 版税收入多少; 还有传媒评价标准, 即谁更受大众传媒的关注,似乎他的学问也越大。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把评价的主导权又交给了学者自己。 一方面, 由学者来匿名评审刊物的投稿;另一方面, 对于已发表的文章和论著, 由学者们进行评论。我记得我在《中国书评》上发过一篇题为“会有一个 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的文章, 显然只是一种学术史的叙述。 

当然, 在这背后, 邓正来作为主编, 也有着把握评价标准的重要的作用。前述我的那篇文章的采用, 说明了他有着跨越学科的眼界,和对理论的审美直觉。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 “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 ” ,在当时的主流刊物看来也比较另类。这篇文章刊出后,也受到了一些好评。更重要的,是主编对不同观点的中立和超然的立场。 我记得在关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的读书会上, 邓正来一开始就说, “ 小心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 ” 这说明他有着很充分的自觉。作为哈耶克的译介者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推崇者,他很注意,不能将他所主张的观点简单化或推广到“过犹不及 ” 的境地。 这也同时使他作为主编时能够尊重别的观点。 

由于有了独立的学术标准,也就超越了其它因素的考虑,如论资排辈。这使不少年轻人 从这两个刊物中脱颖而出。例如有一次邓正来给了我一篇经济学论文, 让我作匿名评审人。我当时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至少是一个博士,文章很有深度,且说明他阅读了大量文献,我 给了肯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文章发表后,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作者, 柯荣住, 一个大三学生。 小柯后来就有了很好的发展。 

再回头说一下邓正来与天则所的关系。 我记得 1993 年天则所在三昧书屋的成立会上, 邓正来就参加了。他具体说了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后来邓正来参加了天则所的理事会,我 们至少一年可以碰一次面。有几年天则所面临困难,我们的事业法人身份被注销了,有一些不了解天则所的机构不时制造麻烦。就在这种时刻,邓正来, 当然还有其他理事, 都比以往 更积极地参加天则所的理事会。这是对我们最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天则所内部也有一些争吵。但邓正来看得很清楚,不应在这种争吵中站在某人一边,反对其他人,而是强调天则所的核心成员要团结。他说,茅、张、盛是三个核心, 缺一不可。 我很佩服他这种对一个组织内部关系的深刻理解, 和维护天则所团结的努力。 

2012 年 12 月 22 日, 我到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参加他倡议的 “ 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 ” 论坛。 我一直比较懒,更不习惯周末参加会议。但实在经不住他带有进攻性的邀请, 声称只参加一天。 他说, “ 一天也好 ” 。 看来, 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在这一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 在开会前五分钟, 我抓紧时间将我们新出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英文版书给了他,他见到后很高兴地说,这太好了,这很重要!

他的这种反应并非应酬。记得在去年的天则所理事会上,我向理事汇报了“国企报告”的内容,得到了理事们的一致支持。邓正来当即表示要在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全文发表。后来就一直没有就这篇报告的沟通,我以为可能碰到了各种问题而作罢。谁知在大约五、六月份时,我收到了从复旦大学寄来的刊物,上面全文刊登了这份“国企报告”。只是有一个小遗憾,即由于在这期间我们的报告又做了些修改,如把数据从2008年更新到2009年,所以刊登的版本稍旧了一些。然而,基本内容都在。过了不久,这个小遗憾被另一位天则理事弥补了:汪丁丁在他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也几乎全文刊登了“国企报告”的最新版本。可以说,包括邓正来在内的天则理事,对“国企报告”表现出了破例的支持。当“国企报告”的中文书籍因在国内出版社受到阻挠而推迟出版时,英文版的书籍倒先出版了,邓正来当然知道,这个出版的份量。

邓正来走得太急,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理事,好朋友,好学者,好的学术组织者。然而,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不是“没有缺点”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鲜明的个性。他有时显得很强势,很咄咄逼人,似乎传统的“文人”概念无法涵盖他。但他的出现,给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了更为多样化的风格。他的突出个性,他的强势风格,他的独立精神以及保持独立的顽强奋争,他的自由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贡献,都将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遗产。我们感谢他,我们怀念他,愿他安息!

2013年2月20日 于五木书斋定稿
(本文为作者根据2013年2月4日在“邓正来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改写)

2013年2月23日《中评网》首发

《盛洪教授》:有斐君子

[读书] 嘎达梅林是如何成为英雄的?|盛洪

很早就知道嘎达梅林的名字,那是一首名为“嘎达梅林”的曲子,曲调婉转哀伤,悠扬辽远,与不少其它蒙古歌曲一样,能够拨动心弦。记得康德说过,崇高是一种与宏大规模相联系的优美。蒙古曲调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吧,听起来眼前就会浮现出风吹草低的草原。那首“嘎达梅林”协奏曲被称为“史诗”,据说是歌颂一位蒙古的英雄。只是到后来,才知道这位英雄并非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英雄。

所以在搜寻可看的电视剧时,看到“嘎达梅林”就把它选中,在电视剧要“断顿”时就开始看它。这部电视剧总体上还不错,稍微有点粗糙。但大致把故事叙述下来了。主角嘎达梅林的演员形象还是不错,并不是汉族的美男子类型,而是蒙族的硬汉风格。他皮肤黝黑,颧骨高突,头发卷曲蓬松,笑起来一口白牙。他意识纯朴,不失机智,意志坚强,骑马射箭打枪武艺高强,身段敏捷矫健。这些都构成了对他的英雄审美。

英雄审美的巅峰,是嘎达梅林最后牺牲的场景。当他的义军被打散,他为了转移围剿官军的视线,独自一人将他们引向了敖包,这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电视剧画面是他静坐在敖包前面的山坡上,拿着一杆烟枪从容地抽烟,当敌军赶到时,他与王爷二儿子包明远单挑,在一场恶斗快结束时,他举刀劈向包明远,这时包围他的敌军的枪声响了,他身中多枪倒在地上。这个场面震撼人心。这时响起了“嘎达梅林”的歌声。

我当然知道这是编剧和导演安排的场景,但这时我已经不想分辨什么是编的,什么是真实的。嘎达梅林,这个完美的英雄已经永远地屹立在了科尔沁草原。当王爷在快要走出科尔沁草原时听到枪响,也洒酒于地,肃然起敬。他知道,以后人们不会记得他,而永远记住了嘎达梅林。在他临走时祭拜王陵时,那个看陵人已经唱起了“嘎达梅林”。应该说,这是我听到的各种版本中的最好的“嘎达梅林”。这是一个男低音用沙哑的嗓子唱出的歌曲,其中或许还有用鼻音发出的呼麦。歌中唱道:

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这里道出了他起义的目的,“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他的英雄之美,不仅是他的外表的英雄气概,他的牺牲之壮烈,还在于他起义目的的正义性。然而,究竟是怎样地“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蒙族人民不是一直都在草原上吗?

《嘎达梅林》,演唱者:腾格尔

由此牵出一段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在他们之间,我们一直认为的问题主要是出自北方游牧民族在干冷时期会南下侵犯农耕民族。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冲突主题。一般而言,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一道天然的界限。这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而万里长城就大致坐落在这条降水线上。在它的南部,雨量较多,适宜农耕;在它的北部,雨量较少,适宜游牧。但当干冷时期,这条降水线会向南移。而原来的游牧地区雨量更少,水草不丰,牲畜不足,无法支撑放牧民族日常所需。他们就可能向南侵,像打猎一样劫掠农耕定居之人。这引起农耕国家的反抗,以及两个人群之间的冲突与战争。

在有些时候,农耕国家足够强大,向北进击驱赶游牧民族,并可能短暂地使之臣服,如汉唐时期的情形。而在更多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不满足于向南掠夺一些财物,而是要“入主中原”。如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但多数情况下只是“入主”了半个中原。完全成功入主中原的只有两个王朝,一个是蒙古人的元朝,一个是女真人的清朝。严格来讲,女真人不完全算是游牧民族,而是介于游牧和农耕之间的民族。但它的成功是借助于它与游牧民族——蒙古族的联盟。而科尔沁,则是一个与满清联盟尤为紧密的蒙古部族。对皇太极,顺治和康熙三代满清皇帝都有重大影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出自科尔沁的女人。

一般而言,游牧民族有两个特点使其具有军事优势。一是战马及骑马的人。奔跑是马的优势,草原是马能奔跑的空间,而“胡儿十岁能骑马”。在古代,战马就是最重要的战略性物资,骑兵就是具有战略优势的军队。而中原马只能拉车,不能奔跑。二是移动的生活方式。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在欧亚大陆北部有一个从东到西的大草原,相当于一个古代的高速公路。由于游牧生活,北部民族很容易联合成一个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就是这样形成的。一是移动性本来就是军事上的重要因素。它可以替代千军万马。不仅移动迅速,而且补给——羊群也是自动移动的。因而北方游牧民族天然具有相对于南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我们很少听说农耕民族“北侵”的事例。

然而,近代以来,这种战略格局发生了逆转。这是现代工业化的结果。最初,是清王朝使用了西方制造的火炮。格鲁塞在其《草原帝国》中评论说,“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第7页)清末民初以后,中原地区发展出了近代军事工业,组建了现代军队。而在游牧民族一方,低人口密度不利于发展出经济中心,游牧比定居缺少发展现代工业的条件,因而缺乏热兵器的资源。而清朝的召庙制度已将蒙古草原分割成多块王公领地,他们之间已无出现一个新的成吉思汗的可能。因而也不具备大规模的现代军队。科尔沁草原的军事部队只有几百人,而近旁的张大帅的东北军就有几十万人。

由草原和农田的性质,它们各自养活的人群数量是不一样的。由于放牧,草原单位面积产出远低于农田。按照现在的产出价格,农田的单位面积产出大约是牧场的20倍。产出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于是农耕地区的人口密度就远高于草原地区。如果按照市场逻辑,自发的交易会使草原不断被卖出变为农田。那么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草原与农田的边界是相对固定的呢?这一方面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据一些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金代,在科尔沁一带就有农耕人口,大概是那里的女真人或内地去的汉人。但金代科尔沁地区的沙化严重。这大概是农耕的结果。这里的土地耕种多年后会沙化。为了解决沙化问题,明朝廷曾将当地及长城以北农耕人口迁徙至北平地区。这样做似乎有了效果。“明代晚期 , 科 尔沁沙地的植被 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 又出现水草丰美的景象 。”(张柏忠,“元代至民国时期科尔沁沙地的变迁”,《北方文物》,1991年第1期。)

由于400毫米等降水线是一个大致的界限,不同年份的情况不同,具体地区的小气候也不一样。在科尔沁这个跨越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地方,很难划清哪块地适宜农耕或放牧。出于好奇,我们自驾来到科尔沁。在扎鲁特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中,我们看到4000~5000年前的当地先民一边打猎一边农耕,说明当时的气候土壤条件适宜农耕。我们在科尔沁南部地区看到大量农田,而在北部地区也看到农田与草原互相交错。究竟是农耕还是游牧,这只有靠试错。经济规则会迫使人们将牧场变为耕地,而沙化又迫使人们从这块地退出农耕。由于植被的恢复,康熙年间,清廷鼓励科尔沁地区发展农业。到乾隆时期,“科尔沁沙地上除自用和外销之外的仓储粮为 10万石。”(张柏忠,1991)

另一方面,原来草原与农田之间的边界又是由制度划定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个制度边界就是长城。它大致沿着400毫米降水线而建。在明代,它是农耕和游牧之间的明确界限。到了清代,长城之防御功能虽废弃,但满清朝廷不允许蒙古人和汉人交往,自然也不开放内蒙古草原。但是仍有例外。2020年我在陕西榆林地区长城沿线的镇北台发现,清代在长城之外约50里划一界线,在此以南称“伙盆地”,可由汉人租种,蒙人收取租金。这大概是清政府为缓解汉族人口挤向草原的压力,而设立的一种兼顾双方利益的制度。

镇北台

然而到了清代末年,农耕地区的人口压力加大,大量汉民涌入内蒙草原。在科尔沁草原出现了小规模的土地租佃。这主要是汉族农民与蒙古王公之间的合约关系。由于农耕的单位面积收益远高于放牧,每亩所产生的租金较高,诱使当地王公出租土地。由于规模较小,多在草原的边缘地区,所以对蒙古牧民没有太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开垦草原被称为 “私垦”。光绪28年(1902年)以后,清政府推行“放垦蒙地”政策,由政府出面丈量土地,并设局招垦。于是就出现了大规模出售草原土地的情形。民国成立后,在短暂地间歇以后,又开始继承清朝的放垦政策,“招民承垦;提倡国民移垦”,“拟开放土地系蒙、藏、回游牧地段”,自然包括科尔沁草原。在政府的政策导向下,蒙古王公又在卖地巨大利益的诱导下,将土地大规模地卖了出去,而祖祖辈辈在上面放牧的牧民却无立锥之地了。这是嘎达格林起义的背景。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那些在草原上放牧的人为什么没有丝毫对土地的权利呢?这是一个有关土地产权的问题。在草原放荒的实例中,在私垦阶段,我们看到收取地租的主要是蒙古王公及执政官(扎萨克);而在官垦阶段,地价则由国家和王公各收入一半。这反过来说明了实际上的草原土地所有权是蒙古王公的,与一般牧民无涉。而所谓“国家分得的一半收入”代表了征税权。这与在中原地区的王公的土地所有权不同。早在西周,就有采邑制度。是分封给王室子弟或官员的一块地方。“私邑之中的赋税收入主要归采邑主”(吕文郁,2006,第2页)。采邑制到战国时期演化为封君制。封君只是拥有封地的征税权,而不拥有封地的土地所有权(第263页)。这种制度在后来王朝或被称为封国制。这种制度下征税权和收租权是分离的。享有征税权并不意味着拥有土地产权。

这是在农耕条件下的土地制度演变结果。在英国,至今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属于国王的,但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土地所有权的含义。土地的保有农已经变为永佃农,进而成为实际的土地所有者。这是因为不仅土地收益,而且劳动收益都是需要保护的。因而对土地所有者和承佃者的保护边界是一致的。进而在租佃交易中,佃户支付的保证金大大于避免退佃风险所需,实际上等于获得部分产权,遂是永佃权。而在固定地租和永佃权的情况下,佃户改良土壤、改进灌溉设施等投入增加的收获,就全归佃户所有,就等价于土地增值部分归佃户。而这就是拥有部分产权的标志。因而发展出了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离。当田底权所有者出售他的权利时,不妨碍田面权所有者继续拥有他的田面权——继续承佃和享有部分产权。在租佃关系中,佃方受到更多的保护,永佃是“可退不可夺”。

而在草原地区,情形则不一样。游牧的性质是不受阻碍的在大面积的草原上巡游。这里没有一块地是不属于牧民的,又没有一块地是排他地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有类似农耕社会那样的土地产权概念。拉铁摩尔指出,“草原社会的统治不像中原那样以土地所有权为基准的。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移动权比居住权更重要,而‘所有权’实际上就是循环移动的权利。”(第44页)正因如此,游牧民族似乎没有区分个人或家庭的土地产权的概念。但他们在广阔草原上游牧的权利是默认的,他们的放牧成果需要保护,这就超出产权的范畴,而更侧重于政府的职能。因而,在草原上,征税权——政府公共治理的权力与收租权就没有分离,一直在蒙古王公手里。

科尔沁草原

而在传统社会,这样的权利分配似乎没有太大问题。因为王公的收入主要来自牧民的放牧,不可能有没有牧民的草原。然而近代以来大规模地将草原转变为农地的官垦运动,却是以农耕社会的土地产权的概念和标准来评价草原的。而且一旦改为农地,自有从中原涌入的农夫,原来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就不是王公利益所必需,他们就会被视为无用之人而被抛弃。而这些牧民因长期没有农夫那样的有关土地产权的概念,也没有区别于王公土地产权概念的“永牧权”概念,他们只能希望王公不要出卖草原的土地,以保留他们放牧的场所和权利。而牧场变为农田带来的巨大的资产升值,已经使王公无法招架,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分割巨大利益的集团又会挟持军事力量,逼迫还顾及牧民的王公就范。于是,草原被大规模地出售变为农田,使得牧民成为了必然的牺牲品。这是在农耕和游牧社会的产权概念不对称、军事战略格局发生变化下的必然的悲剧。

在另一方面,民国把尊重蒙古王公的权力和利益看作是“五族共和”的表现,认为王公就代表了蒙古人民的利益,并没有区分王公的利益与牧民的利益。在这个大背景下,官僚、军阀和投机商人就会倾向于最简单的交易程序——只与王公作交易,这在名义上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在传统观念上草原就是属于蒙古王公的,而不顾及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的利益。而王公则一直把牧民当作自己的奴隶,虽然没有在形式上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但是他们没有土地产权。由于缺少至少在观念上的土地产权或者“永牧权”,牧民的利益就缺少传统力量的保护,而这在农耕社会中却是存在的。所以所有同情牧民的人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声援他们,王公在法律上或习惯上也可以不征求牧民的意见就将草原出售。

因而,嘎达梅林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必然的悲剧。所有其它非暴力反抗的方法都会无济于事。他与牧民们发起了“独贵龙”签名请愿运动,也曾到沈阳向政府和王公请愿,而省政府站到了王公和军阀的一边。他自己也差点丧命。起义是他们的最后一条路。而在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下,他们的起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而起义本身的正义性就在于,它以其悲壮的结局告诉世人,这里存在问题,这里有千百万权利和利益被剥夺的民众,而社会需要给予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起义提出要求,社会应该回答。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案就是制度变迁,而当时社会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方案。假如他们胜利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化解草原变农田的巨大利益的重压。制度方案的提出还需正义目标、动力、制度资源积累和创造性。

而在这个问题背后,牧场变农田是否会带来土地退化的结果,现在看来却是不一定的。我们在科尔沁地区穿越,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片绿色。在库伦这个农耕化最为发展的地区,除了塔敏查干沙漠以外,基本上就是农田。更有不远处的大青沟,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郁郁葱葱。我在一片玉米地看了一下,竟是沙地。大概起决定因素的不是土壤,而是降雨。有研究指出,降水量对植物多样性有着重要影响。而该研究观察的年份,1984至1986年,平均降雨量为518毫米,大大超出历史水平(常学礼等,“科尔沁沙地固定沙丘植被物种 多样性对降水变化的响 应”,《植物生态学报》,2000,24(2))。我们在科尔沁地区的三天中,都有降雨,其中有一天竟有早晚两场大雨,这里似乎是一个湿润地区。可以猜测的是,如果持续有较高降水量,植物就会繁茂生长,其枝叶根茎腐烂以后,又会改进土壤。所以这个问题的结论并不确定。确定的问题是,牧民关于土地的权利。即使农耕化,他们也有选择农耕的权利。

库伦大青沟

于是,我们看到了嘎达格林作为完美英雄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他为之流血奋斗的事业的正义性。而以嘎达梅林之聪敏,自然知道他的反抗必然失败的结局——他是以几百支枪对抗强大的东北军,没有胜利的希望。但他毅然决然地揭竿而起,说明他在一开始就抱有必死的信念。这又是他的英雄的另一维度。而在当时的背景下,占据主流地位的政府、军阀同时主导着舆论,他也会料到他的起义会被污名化。在当时的主流报导中,他是以“匪”的形象出现的,这是他在肉身之外的又一种牺牲,精神的牺牲。这甚至是比肉身的牺牲更重大的牺牲,没有强大的英雄气概是不能承受的。

如果没有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嘎达梅林的叙事民歌,我们至今或许还把嘎达梅林视为土匪。然而,为什么会有这首叙事民歌?这难道不是正义性对人心的震撼所产生的反响吗?与官方文告不同,民间传说的生成要难得多。官方文告只需掌握权柄之人拟就,而民间传说则需经过千百万人之口。“民歌自 20 世纪 30 年代产生以来,在民间口耳相传”(姜迎春,“叙事民歌 《嘎达梅林》 历史记忆研究”,《民族文学研究》,2010 年第2 期),民歌就是一种以艺术形式的投票。一个民歌之所以生成并广为流传,反过来证明了这是经过千百万人的赞同和推崇,否则就不可能存在。我由此才悟到,周朝设立风官收集民歌,真是个聪明的设置。于是,嘎达梅林作为英雄在民歌中惊人地复活了。正是嘎达梅林起义的正义性,他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激发了创作者的仰慕之情和崇高想象,后来有关嘎达梅林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

除了叙事诗,民歌,还有独奏曲,协奏曲,交响诗,小说,歌剧,京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等。“嘎达梅林”题材的艺术作品如此之多,显然与对英雄审美的追求有关。而完美英雄的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其事业的正义性。因而美是与真和善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的起义目的本身就有着可审美的地方,那就是还这些被剥夺和被驱赶的人以公道。《礼记》“乐记”章云,“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那些创作“嘎达梅林”题材作品的艺术家之心,正是为这追求公道而视死如归的气概所拨动。“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那撼动心弦的“嘎达梅林”曲调,是从对英雄的敬仰之心流淌出来的。所以它是那样的动听悠扬,率真而简约。从而,这些艺术作品从民间而出,又经艺术家的加工,构成了嘎达梅林英雄审美的一部分,与他的真实的英雄业绩一起,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嘎达梅林。

有关嘎达梅林题材的艺术作品的大量出现,又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虽然从嘎达梅林牺牲以后不久就开始出现了“嘎达梅林”叙事民歌,但经专业人士整理、校订的版本公开出版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而在这之后又经历了文革期间的打压。据小说《青旗 ∙ 嘎达梅林》记载,嘎达梅林的战友以及“独贵龙”运动又被作为“内人党”的一部分遭到整肃。而在改革开放后,嘎达梅林题材的艺术品才真正有一个大爆发。这是因为在文革及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雄及英雄气概遭到了最严酷的镇压。对英雄的敬仰本是超越敌我的。例如史可法矢志抗清,宁死不降,清廷却为他建立墓祠。而文革时代却容不得英雄。这是当时社会最稀缺的精神资源,而一个缺少英雄的社会是没有脊梁骨的社会,是一个无法屹立的文明。

然而暴力压制是不可能将人们对英雄的感动和赞美抹去,这是因为对正义的判断,对美的欣赏,和对英雄的崇敬不是外在输入的,而是植根于人性之中。孟子所说的四善端之一的“是非之心”就是先天的正义感;康德说审美能力是不依赖于客体概念的主观的和普遍的先天能力,而崇高是一种宏大之美。他说,“每一种英勇性质的激情都是在审美上崇高的,因为这种激情激发起我们克服任何阻抗的力量的意识。”(2011,第137页)“甚至战争,如果它是以秩序和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进行的,本身就具有某种崇高的东西,同时也使得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的人民遭受的危险越多,并且在其中能够勇敢地坚持下来,其思维方式就越崇高”(第126页)。正是人心中的这种天生本性,使得对正义英雄的抹杀不可能长久,一旦条件允许,心弦就会自动被拨响。

中华文明从来不缺英雄,“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文革结束以后,就出现了对英雄的饥渴。嘎达梅林这样一个完美英雄,是作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文明在现代的稀缺的英雄楷模,在当时显得格外醒目。有关嘎达梅林的艺术品是在为这个缺钙的文化补充精神之钙。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解决他为之流血的问题。草原土地农耕化的问题,不仅是游牧传统的消失,而且是牧民权利确立的问题。只有如此,嘎达梅林的起义才有一个应得的结局,崇敬他的人们不仅会审美,而且应尽善。

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9。

康德,《批判力批判》(电子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022年9月2日于五木书斋,原载于《读书》2023年第1期,刊载时有少许删改。

【治国】最让人担心的,是政府又要鼓励生育|盛洪

盛按:大陆中国人口多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引起舆论震惊,我们多年前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由于计划生育利益集团的对抗,结束计划生育的时间又被拖了几年,使人口减少的问题更早、更严重地出现了。我在几年前预言,在劳动力减少之前,会出现市场萧条。但我们更担心的是,政府行政部门又要以此为借口鼓励生育。如此一来,人口问题就是一个政府政策方向的问题,少也政府,多也政府,它里外里都有理,其实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它制造的。我希望,人口减少这件事能够引起对人口问题长远因果的思考,认识到夫妇自然选择生育要远比政府政策好得多,也不会出现人口的大起大落,以及人口结构的失衡。(2023年1月19日)

盛按:最近看当局宣布允许中国父母生三个孩子,感叹计划经济思维如此根深蒂固。中国的计划经济灾难已经证明物质产品生产是不可计划的,人作为复杂得多的生命体怎么能被计划?更糟的是,限制生育的计划政策由于不能被批评而在显现恶果时长期得不到纠正,新的政策由于要实现短期目标而摆向另一个极端。它将制造下一轮的错误,又要用新的一轮极端政策来纠正。我在5年前的双周论坛上评论易富贤的演讲时,已经提出了这一担忧。现再发该评论。

最让人担心的,是政府又要鼓励生育

——在第546期双周论坛上的评论

盛洪

时间差不多了,我再说两句。我虽然也批评易教授单一因素的分析方法,但这个单一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要承认人是第一位的要素。包括很多方面,他是劳动力、他是消费者、他是企业家、他是创业者、他是创新者,都是经济最重要的要素,所以我很同意做这样的研究。当然,我的批评是说仅仅只有这个要素是不够的,还是不够严格,不够精确。

上次易教授来讨论的时候我提的那个问题,在碰到劳动力短缺之前,会碰到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就是市场的萎缩。首先人口减少是作为消费者人口的减少,消费者人口的减少会被放大,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就相当于减少了一个需求的增量,这就类似于紧缩的政策,宏观经济学有一个概念投资乘数,增加一个投资增量,它可以放大数倍,当然这个乘数原理正反都起作用,你增加一个增量会增加数倍,减少一个增量会减少数倍。易教授讲人口和经济是有这个关系的,但是不那么严格,我相信经济学家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可以更严格一些。

第二点,确实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用人口解释,比如说像城市化过程的一个现象,大城市收入数倍于其他地方,然后缩小,实际上城市化就是一个均衡的过程,在没有达到新均衡以前这些都是正常的,达到城市化均衡以后,就像您刚才说的人不再往东京流了,或者人不再往上海流了,这就是一个新均衡,这是正常的。除了大城市的利益以外,还有大城市的成本,比如说拥挤、污染都有问题,这些年还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像汽车化,汽车化也导致城郊化,在美国也发生过了,还有互联网化等因素。如果再完整解释这些现象,再加入一些因素会更好一点。

第三,我再阐发一下刚才张老师提的问题,我国计划生育的这样一个故事,应该作为人类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就是政府自作聪明、不当干预导致的结果。政府认为它比市场聪明,它比每一对夫妇依据自己现有的情况做出决策更聪明,这个想法是错的,这是哈耶克批判过的。其实成千上万人的分散决策导致一个综合的结果,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作为一个计划者,你认为那个所谓目标是好的,但是你其实理性有限。当时中共中央的目的就是说孩子少了负担率就低了,忘了几十年以后负担率就高了,这个逻辑很简单。第二,执政者的眼光是短浅的,为什么?人的寿命有限,他执政时间也有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不仅要看到这些年执行这个政策的方向是错的,在制度上和原则上也是错的。

现在的危险是什么?不知道易博士是不是能接受,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要鼓励生育?这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还得靠政府鼓励生育,原来我们要节育,少生孩子发奖金,是不是多生育也发奖金,政府正反都有事干了。现在大家觉得生育率很低,根本不能维持人口水平,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政府应该鼓励生育啊,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政府的管制是因为管制所以管制,为什么?我举个比较近的例子,就是现在的楼市,大家看都在折饼子,干什么呢?一直对楼市进行管制、限购,后来发现经济掉下来,就鼓励买房,突然楼价又一下子飞涨,又反过来管,里外都不是你干的吗?你不限制,怎么会有经济箫条?你不鼓励,怎么会有楼市高涨呢?其实核心就在于里外你都在证明你政府有道理,其实里外里你都证明了你政府没有道理,因为现在的问题都是你创造的问题,这是核心。

我现在想说的是,严格来讲不能通过政府鼓励生育,这是核心,这是更高阶的原则。你要说现在鼓励,然后又过头了,又生多了,又计划生育,政府里外里老能干活,整天这些活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易老师举的例子是印度和美国,因为他们没有这种干预,我觉得这其实要特别注意,它们各方面的指标相对来讲比较均衡,包括负担率等等。要特别强调,现在很有可能计生委变成鼓励计生委了,它就变得很可怕,我们要非常清楚地认识这一点,这帮人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政策调整会滞后?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有利益集团,其他人也说过这个问题,计生委严格来讲就是利益集团,计生委就是罪人,他们卖孩子,都是有证据的。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卖孩子,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挣钱,这个在莫言的《蛙》小说里面都有提到。还有一个原因,言论不自由。我们不能公开的正面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国策?就像易老师说那本书不让出版。这说明一个社会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多么核心。相当长时间不允许别人讨论,那就贻误时机。因为这些人理性有限,甚至有自己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让讨论不是这个事情多么正确,是因为有他们的利益,触犯他们的利益了,所以管制是非常糟糕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又是另外一个经典案例,说明一个社会不许大家自由讨论问题会带来什么灾难。

2016年4月8日

[横议] 三年教训,以直报怨|盛洪

关于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的疾病,在放开以后又有与之前传闻不同的症状和表现。其中是说它导致的血氧下降会致人死亡,还有是说它仍会给约10%的人带来后遗症。这是应该值得警惕的。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另一种后遗症,这是容易被忽略的。这就是过度防疫所导致的滥权后遗症。当防疫政策从严防转向放开以后,人们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取消了,动辄封城或弹窗的恐惧消失了,病毒大面积地感染成为问题,医药资源以致丧葬资源紧缺成为最大关切,但背后的原因并没有变,不论封还是放,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这个逻辑就是,权力(power)高于权利(rights)。这已经不是滥权后遗症,而是一种权力基础病。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会永远在其中焦虑或奔波。

公权力是用来提供公共物品的。它的有效行使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均衡,一是各项公共物品之间的均衡。私人物品就是民众自己提供的物品,不需要公权力机构提供或干预,以提供公共物品为名压低私人物品的提供就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而只有保护民众的权利,让他们在行使权利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才能充分提供私人物品,并与恰当规模的公共物品之间形成均衡。在公共经济学中,这时投入一单位资源产生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社会边际效用相等。而公共物品也有多种,在既定总规模下,增加一种公共物品必然以减少其它公共物品为代价,因而它们之间也应有一个最佳均衡,这时任两项公共物品的社会边际效用相等。能够帮助实现这两个原则的制度结构,是一套权利体系,以及受到权利制约的权力。

用这种观念去衡量防疫政策,我们就应明白,生病虽是个人之事,皆因传染具有负外部性,使防疫成为公共物品。而传染病是一种社会灾害,它是多种社会灾害中的一种,所有社会灾害是对所有社会福利的削减。所以设立公权力控制传染病,是减少社会灾害提高社会福利的一种措施。然而这种措施应有恰当的度,就是其挤压私人物品和其它公共物品资源所带来的损失不超过其带来的防疫增益。因而过度防疫的错误就在于,它把防疫当成社会唯一重要的事情,不惜削减和侵夺民众的权利、进而损害他们的利益,这包括非新冠死亡,被强迫绑架至方舱,住宅被撬门消杀,等等;它亦把防疫当成唯一重要的公共物品,不仅挤压其它公共物品的资源,而且破坏其它公共物品,大量用于方舱、核酸的投资挤压了建ICU或其它公共设施的资源,而为了执行过度防疫,又在破坏自由表达和公正司法的社会环境。

而在另一方面,防疫措施的仓促取消仍是违反了上述公共物品的均衡原则。这就是对防疫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这是一种特殊的“不足”,起因于防疫当局在此之前的过度防疫。首先是感染人数迅速增加,超出其它早放开国家的比率。这很有可能是由于长时期将人关闭在狭小空间中,缺少正常生活,没有户外运动,加之惊恐和不确定,导致人们身心俱疲,更会降低对病毒的抗衡能力。因而放开之后感染迅速漫延,布洛芬等退烧药奇缺。其实这种结果正是过度防疫造成的。布洛芬作为一种药可以经市场作用而达到供求均衡,这本与政府无关。只是防疫当局为了实现其清零目标,企图直接控制所有有感染嫌疑的人,不惜采取破坏正常医药环境,破坏市场机理的作法,禁止医院或诊所接治发热病人,禁止药店或网上出售退烧、止咳等药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然没有需求,制药企业也就没有生产。这使得大陆中国的药品供应严重低于正常水平。因而,感染患者激增和药品的不足都是防疫当局制造的供需不平衡,理应由防疫当局承担责任,并尽快弥补这方面的短缺。

放开的方向还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在放开以后,由于没有把握节奏和缺少相关医药资源储备而造成的短时间严重短缺,因缺乏经验和不能及时得到治疗而带来的死亡,也是不容低估的。然而与结束遥遥无期的过度防疫相比,这一情况终究是有结束的时候,这就是感染人数超过了群体免疫的比率,短时期内不会再出现染病高峰。人们可以放心地工作、学习、消费和出行。不过在过度防疫或放开背后,防疫当局的动机不是对防疫效果的判断,而是证明它比别人做得好,它有决策的或制度的优势,从而无需吸纳国内的不同意见,也无需参考国外的不同作法。因而这种决策注定是错的。过度防疫与仓促放开决策的共同特点是极端缺乏分寸感,没有均衡的概念。防疫当局固执地认为,将一件它认为最重要的事做到头就是成绩,值得夸耀。其实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事情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均衡。《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止于致善”。为什么“至善”还要“止”?就是因为“至善”不是越多越好,“至善”是均衡,是适可而止。

而防疫当局之所以能够做出极端的决策,一是它不理解公共物品是什么,它的“好”在哪里。二是它摧毁了形成正确决策的信息环境。我们假定新冠疫情是自然病毒引致的,它的发生并无防疫当局的责任。防疫当局的任务只是在既有的疫情下做出努力,以减少疫情带来的危害。在这里,公共物品就是它减少的疾病危害。假如病毒无法彻底消灭,也就不是防疫当局的责任。而将目标定在“清零”病毒,就是在做一件超出自己职责和能力的事情,并且不惜损害民众的权利和利益,以及社会的其它目标。因而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公共决策。并且在防疫之前,社会的信息系统就遭到严重损坏,自由表达受到严重侵犯,尤其到了防疫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以致在决策时就没有可以抗衡的不同意见,以缓和决策的极端性。而放开则是在权利进行反抗、且过度防疫愈发显现其负面结果的情况下的反应。仓促决策或许是因为反对信息是非常规地传达到防疫决策层,使其始料不及,以及原来被压抑的相反信息一同起作用。

决策的极端性必然导致执行的极端性。为了完成本来不可能完成的清零任务,也必然要求执行者超强度超范围地执行。所以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执行过度防疫的各地方政府显然只是防疫当局的工具,而没有自己依据宪法的对防疫和其它目标之间的权衡。这表现为防疫的单一指标一票否决。不少地方官员只因多了几个新冠病例就被免去职务,而不管他们在兼顾其它社会目标方面做得如何。这种示范作用在这种本来就是执行工具的体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官员们不得不考虑将防疫放在第一位,而不惜牺牲民众的权利和其它社会利益。这就如同张五常教授讲的“履行定律”,即当人们关心商品的某一属性时,这一属性就被突出,而其它属性就被忽略。如按瓶购买维生素,人们就只注意瓶子的多少,而忽略瓶子里面有多少粒维生素片以及其含量。公共服务显然复杂得多,但道理一样,当上级只关心新冠病例数量时,地方官员也只顾及病例,而为此不惜侵犯民众权利,甚至导致其它疾病的加重或死亡。

地方政府对上级防疫政策的执行还是一种特别的竞争,这就是朝着上级倾向的方向多走几步,走快几步。如果地方官员只是想把握防疫及社会目标的均衡,那么在其行为方面就没有什么突出表现让上级注意。这时只有做得更进一步、更为极端,才有可能让上级关注。而如果这是地方之间竞争的模式,那么走得比别人快也是竞争的结果。因而我们看到,当有的城市因有几十病例封城时,就有城市因只有一个病例而封城,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一例核酸阳性而封城。当政策转向放开,各地政府也是忙不迭地取消各种限制,而不会顾及是否有一个缓冲,是否在医药资源上有所准备,于是一旦放开,又出现了感染迅速漫延,甚至在20多天的时间内就感染了几乎全部人口的现象,这种突然的冲击是任何正常的医药条件和丧葬条件都无法应对的。

地方政府的竞争,就像赛跑一样,重要是跑得快,朝哪跑是次要的。我们可以认为11月27日动态清零政策开始松动,这一天北京不少小区提前结束封控。而就在此之前的十多天时间里,从11月15日到2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署名仲音的文章,不断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15日),“‘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25日)。“仲音”这个笔名的谐音似乎代表着它的权威。这给地方政府以错误的理解。就在11月下旬,广州加强了对海珠区的封控,激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出现了警民冲突。然而就在11月30日,广州防疫当局宣布解除封控。就在北京全面放开的前几天,我们小区连续十几天强制要求每天检测核酸。就在11月25日,在小区没有一例核酸阳性的情况下,竟将小区北大门用铁条焊死。虽然11月27日将其拆除,仍要求每天核酸。

如此突然的政策变动显示出防疫当局不是将防疫政策用于防疫,而是用防疫证明自己正确。因而它的防疫政策伴随着对宪法和法律的违反和破坏。它以其实际掌控的公权力实施着这种违反和破坏,而在社会中显得无人阻挡。第一个对宪法的违反和破坏就是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权利。防疫当局只要认为对它自己当下的决定有利,就可以动用公权力,限制信息的传播,并凭借公共信息机构宣扬不实信息。无论信息表达的方向如何,这种借用公权力的对信息中立的扭曲,都会带来对疫情的判断失误。这种失误不仅是公众的失误,而且是防疫当局本身的失误。如在疫情之初,为了掩盖疫情,防疫当局压制对疫情信息的披露,反而以其官方身份组织武汉的万家宴,加速病毒的传播;而在鼓吹“动态清零”的时候,就将其它不实施此政策的国家的情况说得一塌糊涂,完全不去注意它们的真实数据和经验,这种持续的宣传使放开不能有序实现,给公众带来不必要的恐慌,又使人们缺乏应对的经验。

在新的情况下,防疫当局又在掩盖事实,扭曲数据。如要求医生将患新冠死亡者的死因写成其它疾病(在西交大的浙江人,2023)。这种作法只对它当下的作为很在意,要求看起来很好看,受到别人的称赞。防疫当局就像一个争强好胜的孩子,只对一阶信息有反应,而对其背后的二阶信息完全没感觉。所谓“二阶信息”,就是表面信息所反映的更深层含义。如一件重大公共事故,如实报道出来确实是一件坏事,但这件事的如实报道说明了当局没有阻止它的报道,正是证明了自由表达原则得到了遵循。丹宁勋爵在对英国的一项“蔑视法庭罪”的判决时这样说,“我们决不把这种审判权作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手段。尊严必须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上。我们决不用它来压迫说我们坏话的人。我们不害怕批评,也不怨恨批评。因为关系到成败的是一件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言论自由。”(1999,第32页)他这话说得如此自豪,显然是认为维护表达自由是一件更为光彩的事情。

而动用公权力压制表面看来的“坏”信息,表面看来很好看,但一来这种“好”得过头的信息没人相信,没有起到当局想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压制“坏”信息而动用公权力,进行删帖,封号,训诫,上门威胁,甚至抓捕信息披露者,则是比“坏”信息更坏数倍的行为。防疫当局以自己的一阶信息观念揣测别人的荣辱标准,恰不知别人的标准正好相反,反而弄巧成拙,将自己坏的一面更充分地暴露给别人。不仅如此,压制不同声音,对别人的批评睚眦必报,也使自己少了补充信息和不同视角观念的来源,少了因批评而引起的反省,少了反对意见带来的更周密的思考,不可能做出更中立完善的决策来,也必会导向极端。

在过度防疫时期,防疫当局借口“防疫”普遍、经常、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如上门绑架核酸阳性甚至阴性者,强迫居民交钥匙、或撬门入户消杀,阻止急重病人医院就医,在小区、楼宇外面加装硬隔离,等等。本来大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被设定用来限制并阻止行政部门滥用权力,但司法体系整个屈从于防疫当局,它们没有起到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作用,却在侵犯公民权利时助纣为虐。如在过度防疫时期,将极端措施奉为法律,对仍然救治发热病人的医生抓捕判刑,对可能导致传染的普通人也加以刑事惩罚,且审判过程缺少对正当程序的遵循,刑期甚至高达四年( 蛙爆料,2023)。实际上,这些刑事判决都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疫情特殊时期的特定法律依据,如《传染病防治法》并无如此惩罚规定。在《刑法》中似有第330条与此沾边,但其中内容没有涉及救治发热病人医生或传染病毒的普通人,仅其最后一款涉及“拒绝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但其重点是“依据传染病防治法”,而该法并未规定这样的内容。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五部门发文调整涉疫刑事案件的办理,这似乎只是表明,随着防疫当局将新冠疾病降为“乙类乙管”,对法律的适用也应相应调整。其实,即使是在“乙类甲管”时期的涉疫刑事判决,也没有与刑法沾边的,却以超越法律的作法予以重判,这显然是当时防疫当局影响司法部门所为,并无法律依据。五部门的这种“调整”给人以错觉,以为政策高于法律,政策变了,法律就应随之而变。这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法律比政策更基本更恒久,它不应因政策变化而变化。否则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期的、不稳定的条款,让人无所适从。在这次疫情中,首先是防疫当局是将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迫使司法体系作出没有法律根据的判决;然后又以它自己的政策变化要求法律变化,这是对法律的污辱,也会使民众产生政策高于法律的错觉。五部门的意见也只是对“正在办理的”的案件发生作用,而似乎已经判的则要继续执行。这也是对法律的蔑视。如果判刑没有法律依据,到什么时候都要纠正。

放开后对医药资源的挤兑,使人们批评防疫资源没有有效配置。就在防疫当局放开态度已经很明确的时候,还传来“山东拟投资超230亿元建永久方舱”的消息,为此要发行专项债130多亿元(陈汐等,2022)。这显然是个滞后的信息。山东省党政部门还在为“动态清零”而表现自己,而不是理性地分析这巨额公共资金用于何处才是最有效率的。很显然,按照那种“应收尽收”的口号方舱根本不够,然而这种措施对防疫有何好处,方舱的条件恶劣,管理混乱已为各地经验所显示,并且核酸阳性者如果在家隔离并自愈是更好的应对方法,则方舱就完全是浪费资源。很粗陋地看,山东官员们也似乎没有进行大致的分析,表现无需如此费力。还有人指出,方舱是靠收费维持的,是政府在购买这种公共服务。有报导称,为了增加方舱入住人员,有核酸公司造假阳性。

套用公共经济学的术语,建方舱或测核酸也是一种公用事业,它们需要政府的特许,也需要竞争性地进入。这需要一套管制机制。就如同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开始推行的公共事业市场化的作法一样。民营企业有权参加公用事业的竞标,但进入程序应该公开透明,企业通过对资产或服务收费的竞价,优胜者中标。而这种机制也应套用到防疫的公用事业上。但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一个省进行过方舱或核酸的竞标,却有人发现,很多检测核酸的公司都是刚刚成立,它们获得特许也无人知道是否经过了正当程序。更有人通过《天眼查》发现,有的人,如张姗姗,一人竟是35家核酸公司的监事(谭谈社会,2022)。而这35家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它们是如何获得核酸特许的,是令人生疑的。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是竞争的,一个政府的最好作法就是保护这种竞争的环境。防疫中的市场也是一样。只是有些防疫产品是比较特殊的产品,一般的企业是没有技术能力生产出来的。如核酸、抗原检测试剂,如疫苗。这可能使得在一国之内只有少数几家企业生产。这就天然地缺少竞争。而在这时,首先是,对这类产品的约束就是消费者对它们的信任,如果他们认为核酸检测是多余的,或疫苗有严重副作用,他们应该有权拒绝检测或接种。然而如果防疫当局直接鼓吹这类产品的效力,而刻意隐瞒其副作用,就会对消费者的判断中立性有所干扰。例如有些人由于相信了当局的宣传,接种疫苗后患了白血病或其它严重疾病(yys,2021);这也是在市场中立性遭到扭曲后导致的问题。更有的地方采取强制或变相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如若出现问题,强制方却是不负责任。

因而,要保证防疫产品有效发挥作用,并依赖于竞争使其质量得到提高,最好的办法是,防疫当局要在防疫产品市场面前采取中立态度,要求商家完全披露技术数据,不能强制人们接受一种或几种防疫产品,甚至不能表达倾向态度。并且要公平对待世界上所有的防疫产品制造商,不能借口所谓“国家尊严”就利用政府公权力拒绝外国产品的进入,实际上是保护了国内垄断者的利益,损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让外国医药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不一定是因为外国产品优于本国产品,而是要让不同国家产品在本国市场中平等进入和公平竞争,通过增加竞争压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例如防疫当局对辉瑞疫苗和治疗新冠口服药采取了拒绝和限制的态度,而将该产品排除在外。其直接后果是增强了国内同类产品的垄断程度。这显然是违反了宪法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公权力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没有尊严的事情。

在过度防疫时期另一个严重的滥权事件就是郑州红码事件。《健康码》网络系统是针对防疫而设立的,其正常功能是有效辨别公民的健康状态,以及时判断感染风险。这个系统若要有效发挥作用,就要保证其中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如果其中数据被使用系统的防疫部门篡改、用于非防疫目的,损害的不仅是被赋红码的具体个人,而且是整个系统的公信力和可靠度,人们就会对整个《健康码》产生怀疑。这是对具有特殊公共意义的网络的摧毁,是较为严重的犯罪。而这些犯罪嫌疑人赋红码的对象,都是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因为该银行出现网上提款困难,储户普遍担心他们的存款安全,遂到郑州该银行总部去问询。这本是一个民间经济主体之间的问题,涉及可能的银行无法支付、甚至倒闭的危险。为什么郑州官方要以赋红码的手段阻止储户到郑呢?据报道,河南村镇银行的实际控制人是河南新财富集团。郑州官员为了它的利益不惜摧垮《健康码》系统,让人严重怀疑他们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当防疫管制放开以后,上述这些滥权行为或事件都像遥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很快被抛诸脑后,舆论不再关注。然而滥权行为究竟是实施了,如果我们的社会对此无所作为,就会给人一种误解,这些侵犯公民权利及利益的行为只是当时政策的过头举措,人们可以原谅,滥权实施者或官员也会有错觉,认为他们在防疫的情况下就可以违反宪法、侵犯权利。这会带来负面的社会结果,在以后就可能出现另一种类似情形,权力又可以以另外一种“特殊”理由违宪、违法。而在这些被容忍和被“习惯”的滥权后遗症背后,是导致这种后遗症的病毒,这是导致过度防疫以及仓促放开的共同原因,是使我们的社会很难走向法治的观念病毒,这些观念包括:

政府优先于社会;

政府的目标是高于社会综合目标及其它目标的;

为了实施政府制定的政策,可以不考虑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这三种看法显然是错的,但在社会中它们却被官方实际强调,而为大多数人所默认。设立政府,是为了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而社会先于并高于政府。这也是古今中外的主导观念,如荀子曾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将政府放在社会之上,就颠倒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对政府性质的歪曲夸大。正因为社会先于政府,社会综合目标显然是一个社会的优先目标,而作为社会之下的政府,它只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公共服务只是社会需要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将公共服务放在社会综合目标之上。而为了保证政府忠实地执行社会所赋予的职责,而不将自己的目标凌驾于社会综合目标之上,公众创立了一个社会契约,它以宪法的形式出现,并以宪法为基础,设立了相关的法律,约束政府只做社会综合目标允许做的事情,而不能滥用权力偏离这一目标。

而前述种种滥权行为,都 实际上违背了这个社会契约,偏离了政府在社会中的恰当定位,如果不对这些滥权行为加以抵制和惩罚,这种行为将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常态。我们将会在任意时间被权力突然破门而入,侵犯人身自由,财产权,隐私权或住宅权。因而我们真正忧虑的是,在防疫政策和措施中表现出来的滥权行为会在另一种环境下继续存在,对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综合利益持续地侵犯和破坏。因而只有惩罚在防疫中的滥权行为,纠正官员和民众对这种行为的认识,打断容忍这种行为的“习惯”,最终起到消杀导致这些侵权的滥权病毒的作用。

有人会说,这是否对防疫人员的报复?当然不是报复。报复是用颠倒的规则来进行的。而我说要惩罚过度防疫时期滥权的人,是依据在当时也存在的宪法和法律。我们是按照当时的(也是现在的)宪法和法律的标准来审判他们。例如侵犯公民表达自由就是违反当时的宪法第35条,因此而对公民实施行政行为则违反了行政诸法;对医生或感染者的枉法裁判违反了当时的宪法第131条法庭独立审判原则,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不经正当程序就指定特定企业投资或经营防疫公用事业,也违反了宪法第15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违反了“反垄断法”第44条关于不得加强垄断行为的规定。更不用说,那些强行闯入居民家绑架人,既侵犯了住宅权,又侵犯了人身自由,还对人身施加了伤害,更是现行法律所不容;那些撬门侵入居民家中进行消杀的人也是侵犯了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也可以用《刑法》对号入座。……

对于在防疫中出现的郑州红码事件的当事人的惩罚,可以专门地讨论一下。郑州当局已经对犯事者作了处罚。郑州当局的《通报》说,“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市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赵勇,市大数据局科员、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健康码管理组组长陈冲,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耀环,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决定“给予冯献彬撤销党政职务的处分;给予张琳琳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给予陈冲记大过处分;给予杨耀环、赵勇政务记过处分。”这只是行政处罚,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犯罪,他们应该受到刑事惩罚是什么呢?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中,规定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网络服务渎职罪”。其中第二款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款显然适用于郑州红码的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对健康码信息做了修改,以致没有健康问题的人被赋了红码。这一犯罪行为涉及了“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人数较多,且此举造成《健康码》网络体系的公信力被严重削减,可谓“后果严重”。适用于“前款处罚”。这就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不仅如此。由于《刑法》中规定的该罪还只是假设个人犯罪,而郑州红码事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只是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之间又有着组织关系,因而这是一起“有组织犯罪”。根据定义,有组织犯罪是三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对他人……,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可以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手段。”这适用于利用篡改《健康码》信息,用红码“限制人身自由”,且影响“正常经济秩序”的郑州红码事件。

还不仅如此。在郑州红码事件中的“犯罪组织”不是别人,而是打着“政府”旗号。无论是指使者还是执行者都有政府的行政职位。因而这是“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郑州红码事件犯罪嫌疑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活动”(第五十条第一款)。而“国家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第五十条)虽然该法没有直接规定“有组织犯罪”的量刑,但数次提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说明这是要比个人犯罪更为严重的惩罚。而在这个基础上的“从重处罚”又应是多重呢?

由这一事件的讨论我们还可推广,即在一般的犯罪之上,如果是由政府官员或其命令的人所做,是否要按照上述讨论,考虑到“有组织的犯罪”,“政府犯罪”,那些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是否也要加重处罚?这是当然的。对一个社会最危险的破坏并不来自外部,也不来自民众之间的争斗,而是来自本来保护民众权利的政府,后者因此而获得民众聚集的公共资源和使用公共暴力的授权。而一旦这个公权力机构违背社会契约,滥用它被赋予的权力以侵犯权利的方式攫取自己的利益,民众很难加以阻止。因而以政府名义的有组织犯罪才是一个社会最该加以防范的罪恶。我们当然不是主张对做过错事的政府机构或其官员加以报复,而是如孔子所说的是“以直报怨”,即用正直的惩罚对待犯罪,不仅向社会昭示这种行为是错的,让受害受损者的怨恨得到伸张,也使加害者清楚知道这是公正的惩罚,他们心甘情愿领受。如此持之以恒,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原则才能够得到彰显,大陆中国才法治可期也。

参考文献

Yys,“接种新冠疫苗后得了白血病——是谁惹的祸?”及评论,《知乎》∙《医云社》,2021年9-月4日。

陈汐,郑慧,刘建中,“山东拟投资超230亿元建方舱医院,新增隔离床位超20万个”,《财经十一人》,2022年12月1日。

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1999。

谭谈社会,“张姗姗照片曝光,核酸造假,拥有35家核酸公司,背后大佬不简单”,《百度》∙《谭谈社会》,2022年11月29日。

蛙爆料,“涉疫获刑,司机申请再审:如果今天无罪,明天就出车”,《 网易号》∙《 蛙爆料》。

在西交大的浙江人,“医生爆料:我开了一张新冠肺炎死亡诊断,医院却要求更改死亡原因”,《百度》∙《在西交大的浙江人》,2023年1月6日。

《盛洪教授》:防疫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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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摘要)|课题组

盛按:就在当局宣称要重振经济的同时,一些举动却是背道而驰。陕西省宣布向多家民营企业派遣中共党委第一书记,舆论一片哗然。本研究告诉我们,即使不考虑补贴、资源免费使用或优惠和垄断权,国企的名义净资产收益率也显著低于民企,更不用说剔除这些补贴和垄断,其净资产收益率就是负的。国企作为整体就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数。而国企一直就有第一书记,将第一书记派到民企,难道是要将民企的效率降到国企的水平吗?在另一方面,有多家国有全国性企业集团宣布成立,它们有什么把握与已经成为国企主体的企业有所区别呢?这种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岂能重振经济?(2022年1月15日)

盛按:最近看到国资委开会讨论国企改革问题。但所提出的“改革”似乎并没有制度变革的性质,只是在推动政府主导的合并和调整。而要想真正进行改革,首先要弄清楚国企问题是什么。我们这个11年前完成、并在以后又修订的研究报告指出,国企一直在免费或低价使用国有资源,并享有行政性垄断权,因而不是一个在市场中的真正的企业。国企改革首先要将国企变成真正的企业,因而第一步就是取消国企享有的资源价格优惠,取消行政性垄断权,让它在市场中与其它企业公平竞争。第二步就是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国资委会议提出“要盘活存量土地资产”倒是沾改革的边,但我恐怕如果国企继续免费使用国有土地,也没有动力“盘活”;并且它也并不知道国有企业占用了多少国有土地。在我们这份报告中,我们对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的国有资源(包括土地)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估计。如果国资委真想改革,可以参考。(2022年7月23日)

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120027.08亿元,2013年的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3.89倍,2013年的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5.36倍。累计获得净利润为86086.33亿元,2013年的账面净利润比2001年增长了6.12倍。

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9.08%,非国有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5.67%。2013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64%,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73%。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

国有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名义净资产收益率比较(2001~2013年)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这种不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补贴、融资成本和土地及资源租金等方面。

按工业用地价格3%的比例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共应缴纳地租4380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名义利润总额的36.5%。如果再考虑商业服务用地,仅2013年一年,国有企业就应交纳12943亿元地租。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1.6%,其它企业加权平均的实际利率(视为市场利率)则约为4.68%。若按照市场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息, 2001到2013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57124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名义利润总额的47.59%。

2011年11月之前,石油的资源税平均仅为每吨26元,加上按销售收入的1%计征的资源补偿费。我国对石油征收的资源租金不足价格的2%;远低于我国向合资企业征收的12.5%的比例。即使加征了特别收益金,也不能完全实现资源所有者的权益。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少交纳的石油资源租金约为5603亿元。加上天然气和煤炭等自然资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2001年至2013年间共少交纳资源租金约11138亿元。

从1994 年至2006年,国家财政用于国企亏损的补贴达到了3653亿元。据不完全统计, 2007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获得财政补贴约为2741亿元。

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上述共约129291亿元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据测算,2001年至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则为-3.93%。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真实与名义收益率比较(2001~2013)

2013年,国有企业人员的人均工资52388元,非国企单位的加权平均工资为50848元;国有企业人均劳动者报酬16.8万元,比非国有企业高233%,和私营企业水平相当。行业之间在工资上存在巨大差异,2008年,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5万元,约为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元的7倍。在收入最高的5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比重最高,在收入最低的5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最小。

按照现行的公积金制度规定,职工和单位公积金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原则上不高于12%。不少垄断行业的国企和事业机关将这一比例提升到20%。网通运营公司全额计提41.42 亿元,一次性现金住房补贴。国有企业利用国家无偿划拨的用地进行单位集资建房。企业购买市场上的商品房,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本企业员工。

2007~2009年,992家国企所得税的平均税负为10%,民企的平均税负达到24%。

自1994年至2007年,国有企业没有上交一分钱利润。2009年,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仅约6%,其余利润都在企业内部分配。2010年,该比例降至2.2%,2013年略提升到5.36%。而央企上缴的红利目前主要在央企体系内部转移,尚没有体现出惠及民众的意义。

我国存在结构性的国进民退现象。从资金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年的85.8%上升到2012年的90.3%;从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看,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年的89.3%上升2011年的93%;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国有比重从2005年的90.5%上升到2006年的98.9%,2011年下降为92.1%。

用市场力量的指标对各个行业的垄断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表明,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烟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等行业中,2007年的垄断程度比2002年有显著增加。这些行业与国有企业比重增大的行业有很大重合。

通过对国家部委官员的履历统计发现,在19个部委的183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当中,具有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就有56人,比重达到30.6%。通过对123家中央企业的高管履历统计发现,在有信息披露的47家企业当中,一共有115名高管具有政府工作背景,平均每家企业达到2.45人。因而,存在国企管理层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互换。

 企业高管通过进入政府获取政策与资源;政府官员进入企业兑现在位时的经济收益。

行政部门拥有制订法律的实施条例、指导意见和部门规定等权利,即实际上存在“行政立法”;企业管理层无需游说立法机关,只需游说行政部门即可,即存在“院内活动”。

国有企业应当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其适合于市场机制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提供。尤其当政府成为唯一买家或者生产过程需要严格控制的产品,应当由国有企业提供,其他产品则由民营经济提供。国有企业存在的条件,是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融资阶段和生产阶段不可分离。

国有企业是不同于一般政府和一般企业的公共机构。国有企业不应以营利为目标,应以实现社会公益为目标。

 我国已有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质是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即通过对国有资产的经营而获取利润。因此,当国有资产不断显现资本的属性,政府也就逐渐成为人格化或机构化的资本。

国有资产资本化,尤其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初期,不仅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具有推动市场化的积极意义。然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

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取消国有企业无偿或低价占有和耗费国有资源的特权,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等重要方面而设计。其意义在于,促进不同经济主体充分、公平地展开经济竞争,从而更好地实现我国的社会正义,提高经济效率。

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有两个:其一,将国有企业转变为非营利性公法企业;其二,建立国有资产的宪政治理架构。

 为实现国有企业的终极改革目标,国企必须从营利性领域(而不单是从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

2015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