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

【抗击新冠】让信息跑过病毒|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及,禁止“非公”机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真替它感到尴尬。首先它是一个没有立法权的行政机构,没有资格对涉及公民宪法权利的事务进行干预;其次它向它欲侵犯其权利的对象征求意见,真是荒唐得令人瞠目;再次,它所欲达到的目的,对这个社会是严重侵害。它似乎不知道大饥荒和文革时所谓“公有”的传媒封锁真相和制造谎言的历史,忘掉了前年“公有”传媒封杀新冠病毒的信息,并训诫李文亮等几位私人信息披露者;无视一些所谓“公有”传媒伪造瑞士专家,歪曲外国领导人言论的劣行;就在刚刚,在河南和山西的雨灾时,真正丰富的信息不是来自所谓“公有”传媒,而是来自民众的自媒体。中国自古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说,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有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利;侵夺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就是颠覆这一古今中外最有价值的原则,企图掩盖错误、压制批评,甚至对统治者也没好处,更是将社会置于万马齐喑、谎言充斥的境地。再发此文。(2021年11月13日)

盛按: 一年前,由于信息没有跑过病毒,致使武汉封城。现在病毒变着样儿又在反攻。人类仍在防守。如果信息还跑不过病毒,与病毒的战斗恐怕很难赢。不过我们也涌现出李文亮等践行表达自由的英雄,他们的勇气和精神鼓励着我们”让信息跑过病毒”。

互联网

在这场与新冠病毒肺炎的抗争中,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是病毒,一个是信息。巧合的是,这两种看来不同的东西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具有传播性。一个描述病毒传播的模型——SIR模型,也可以用来描述信息传播。S代表尚未感染人群,I代表感染人群,R代表康复且免疫人群。这个模型就是通过描述这三者比率的变动来预测疾病传染趋势。它也可以用来研究计算机病毒,这与信息传播很相近。从信息角度,这三个人群也可以是“未知信息人群”,“转发信息人群”和“不转信息人群”。因而两者的传播态势可以用这同一模型来预测。这场抗争究竟谁能赢,取决于到底是信息传播得快,还是病毒传播得快。

相对于信息,病毒有些优势。首先是,只有当病毒出现和传播,并且显现严重病情时,引人警惕的信息才会产生;信息滞后于病毒,并且经常会滞后很长时间。然而信息也有优势。病毒的传播靠生物体,只有生物体移动并与其他生物体接触才能传播;即使坐上飞机,从中国到美国也需要10多个小时。而通过互联网,信息在瞬间就可能传播到世界另一端。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信息应该跑得过病毒。这是人类能够有效战胜病毒的重要因素。一旦信息快于病毒,人们就能迅速地知道病毒的基本特征,如感染率,病死率,康复率,以及传染方式,如是否人传人等,就能在病毒还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就能采取恰当的手段(如隔离)减少传染,最后消灭病毒。

图1 SIR模型示例

信息跑过病毒

说明:这里采用了现成的SIR模型(matlab)。其中纵坐标代表人群比率(<0<1),横坐标代表时间(天)。感染率(λ)=0.8,康复率(μ)=0.2。看纵轴,感染人群比率的最高点约为0.4,对应的横轴时间约为第9天。

我在这里采用一个简单的SIR病毒传播模型,做一个示意性的解释;其中的数据并非真实数据。这里有两个重要参数,在病毒模型中叫感染率(λ)和康复率(μ);在信息模型中叫“转发率”(λ)和“不转率”(μ)。两者传播速度的快慢,关键取决于病毒感染率和信息转发率孰大孰小。谁大谁就快。在病毒传播模型中,值得关注的是感染人群比率,它在纵坐标上的数值就是感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它在横轴上的数值代表时间(天)。在正常情况下,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可以假定信息转发率是病毒感染率的2倍。在图1 和图2的横轴上,病毒传染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9天,而信息达到最高点的时间是4天,显然信息快于病毒。转发信息人群的比率最高点是0.6,而病毒感染人群的最高点是0.4,这说明信息覆盖的人群要大于病毒感染的人群。这有利于民众提前预防,从而在病毒发展的更早时间内把它控制住。

图2 信息传播模型

信息跑过病毒2

说明:此模型与上一模型一样,只是把病毒改成了信息。将感染率(λ)改成“转发率(λ)”,把康复率(μ)改成“不转率(μ)”。因信息比病毒传播得快,所以把λ的值从0.8提高为1.6,μ不变,仍等于0.2。看横轴,转发信息人群比率最高点约为0.6,时间约为第4天,比病毒快5天。而在这时,感染人群比率约为0.2,比第9天少一半(见图1)。

好在人类早就知道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动的重要性。中国《宪法》与大多数其它国家的宪法一样,都有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第35条的“表达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凝结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利弊得失的经验教训,具有综合性,其基本道理就是让众多与分散的信息如实且及时地表达,以使他人和社会获得真实信息,也使专家能够以充分的信息分析事态并提出建议,以准确应对相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传染病的信息。坚持这一原则,就是在维护社会应对各方面问题的有效和灵活的机制。然而,如果不遵循自由表达的原则,就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这就是对信息正常的传播加以干预,减慢了信息传播速度,减少了有价值的信息量,让信息在速度竞争中输给病毒。

例如,据黄朝林教授等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称,新冠肺炎最早的病例发生日期是12月1日,而不是后来说的12月8日。这第一病例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至10日,在最初4个病例中,有3个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说明有着很强的“人传人”性质。而在文章分析的共41个病例(截止1月2日)中有34%的人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这又增加了“人传人”的证据。这是更有效抗击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机会。如果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在一个半月后,即1月24日在《柳叶刀》上发表,且只作为学术论文;而是在第一时间被发布出来,或至少让钟南山、王广发等权威专家获悉,将会大大提前采取防止“人传人”的措施。在这时,由于武汉市政府人为地压住这些信息,且又认识不到这些信息的重要价值,致使信息传播落后于病毒。

图3 确诊新冠肺炎病人接触海鲜市场情况信息跑过病毒3

数据来源:Chaolin Huang et al.,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infected with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China,The Lancet, January 24, 2020。

第二个机会是在12月30日,八个医生分别发布了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武汉政府竟以“造谣”的罪名拘留或训诫这八名市民。其中一名医生李文亮依据他所在医院其它科室的情况,于12月30日在微信大学同学群里发帖说“确诊了7例SARS”,但很快在31日就被院方谈话并受到警方“训诫”。后来1月7日他所在科室也收治了疑似新冠肺炎病人,很快家属受到了传染,他自己也受到了传染。这是在大约1月10日。不仅如此,武汉警方还公开宣称“依法进行了处理”,央视很快进行了报道,这就不仅只减少了八名市民的信息,而是80名甚至800名市民的信息,他们会因惧怕被“依法处理”,即使有病情也不敢公开说出来,这就影响了信息的正常发布,使社会获得的信息严重少于真实的信息量,也就不能为专家预测模型提供更多的经验数据。如果武汉政府不是忙着封锁消息,而是对他们发布的信息做进一步调查,不难得出“人传人”的结论。也比后来采取措施的时间早23天。

第三个机会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王广发12月31日到武汉考察,他认为疫情“可防可控”,直到他自己回京后也得了新冠肺炎,才能确定是“人传人”。钟南山于1月19日到武汉考察,他于20日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广东出现了本地病例,自己没有去武汉,但家人去过武汉,由此推断出“人传人”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权威专家都是依据自身或本地经验做出“人传人”的判断,尽管他们都在近期去过武汉,但并没有利用来自武汉官方的相关信息来做判断。当这两位专家在得出“人传人”的结论时,并没有用什么高级设备或高深理论。只要有家属或医生感染且无海鲜市场(或武汉)接触史,就可以作出判断。而1月11日已有7名武汉医生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新冠肺炎‘人传人’已月余 中疾控回应论文争议”,《财新网》,2020年1月30日》)。不能不说,这是武汉市政府贻误的第三个机会。信息被阻滞,但病毒没有停住脚步。

直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第一则通报中称“未见明显人传人”。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解释“为什么1月19日还要举办万家宴”时说,“是基于之前我们对这一次疫情传播是对人与人之间有限性传播的这个判断”。这说明这时他自己对新冠肺炎的传染特性仍然毫无了解。直到钟南山确认可以“人传人”以后,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钟南山是在1月20日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说出这一判断。他作为武汉市长,新冠病毒肺炎发源地的市长,竟与我们这些局外人同步知道这一疾病是“人传人”的!在这一个多月,他封锁信息以后究竟作了什么?如果把抗击新冠肺炎看作一场战争,武汉市长就相当于前敌指挥,而他掌握的“敌情”竟与千里之外的人一样。他称职吗?他能打赢吗?他们压制信息发表和流动的作法,也导致他们自己严重的决策错误。如果从12月8日算起,到2020年1月22日采取措施,一共45天。假定感染率为1.3,理论上可感染134107人。这难道不是非常严重的贻误战机吗?

图4 压制信息传播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4

图例:与上图同。

说明:因压制信息传播,我们将转发率(λ)调低为0.6,将不转率(μ)调高为0.4。结果是,信息传播高峰在第13天,转发信息人群比率为0.08。这意味着信息传播比病毒慢4天,且转发人群比率大大低于信息正常传播的数值(0.6)。这意味着,感染病毒的人比知情的人还多,他们与携带病毒者相处却不知防范。

图5 压制信息传播从而疏于防范的结果

信息跑过病毒5

图例:与图1同。

说明:由于信息比病毒慢4天,致使不能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导致感染人群比信息正常流动时多20个百分点。

看来在外部信息因打压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内部信息也并没有用来为政府对策提供指导。因而武汉政府压制新冠肺炎的作法并不是什么为了“维护稳定”,而只是他们近年来的习惯作法。这就是对他们认为本地的负面信息的本能的压制。为什么如此呢,除了保住官位与仕途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本地民众的健康,也不是这一疾病一旦传染,会给全国甚至世界带来严重损失。这种压制信息传播的行为上行下效,以致某地一个对县医院的批评者都会被警察拘留。并且在以往,他们压制“负面信息”,包括强拆伤害民众的信息,“城市治理”伤害小商小贩的信息,有关各种工作失误和各种事故的信息,对政府部门工作的批评,以及非洲猪瘟疫情,等等,似乎屡屡得手,都已成为习惯。多年来,他们的这些作法虽然产生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但由于他们还有滥用公权力的能力阻止上访等信息外流的手段,基本上“消灭”了批评的信息。这次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贯如此。

其实这并不是武汉政府的“专利”,而是全国很多地方政府的普遍作法。即使武汉政府惩戒八名说出真相的人已遭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愤慨和批判,我们仍然看到不少地方政府继续以“造谣”为罪名抓捕或威胁民众。如在温州,宁波,金华,重庆,秦皇岛,廊坊,衡水,邢台,承德和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对所谓“造谣”者的行政拘留。尽管其中一些所谓“谣言”确有不实之词,但这不足以对“造谣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因为对付谣言首先有很多非政府的、非强制的方法,如阅读者本身对消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再者可以用真相反驳谣言,如政府通过及时发表消息消弭谣言的影响等。况且大多数所谓“谣言”其实是真相。反过来,“把有说成无”或“把多说成少”也是谣言,甚至比“把无说成有”更可怕。如果真是为了社会利益,则应对两种谣言一视同仁。而各地警方的迅速出手,说明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改掉压制网络言论的恶习,这阻碍我们获得有关疫情的准确信息。

既然中国《宪法》已经规定“表达自由”原则,压制网络信息传播就是违宪,这些政府官员为什么还敢违宪呢?这是因为近些年来,有些人利用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漏洞,曲解“网络安全”的含义,利用手中暂时不受有效制约的公权力,为一已之私压制批评。《网络安全法》正确地指出,“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第12条)但该法也有些缺陷,如没有明确重申《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是主导该法的基本原则,也没有明确定义网络管理的行政部门,没有规定司法部门对网络违法争议的裁决,以致有些管理部门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于一身,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滥用网络行政权。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警察部门竟以在微信私人空间的议论为由拘捕公民。这些作法在实际上否定了《网络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在新冠肺炎时期出现的压制信息披露也就不过是众多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一种表现而已。

然而,这次有所不同,对病毒是不能封号或截访的。从后来外国报告新冠肺炎病例开始,人们就不仅怀疑武汉政府,而且怀疑整个中国的信息了。泰国1月13日报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日本16日,韩国20日,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都确诊了第一例新冠肺炎,……。这使人们怀疑,中国的其它城市与武汉的交往更为密切,竟没有相应的通报。直到1月20日,北京和深圳才首次报告了新冠肺炎疫情;21日中国卫健委才首次报告了包括上海、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市的新冠肺炎疫情。这种报告明显是在外国报告的压力下才发表,但有很长的时滞,给外国人以错误信息,也误导中国专家对这一疾病性状的判断。这说明,压制信息披露、瞒报和迟报在中国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并且仍然在起着负面作用。

实际上,压制信息披露,封锁疫情消息,不仅误导了民众,也误导了政府自己。这即包括武汉政府,也包括中央政府。如果武汉政府消灭了大量散在民间的疫情信息,也压住武汉政府自己掌握的医院信息,并且并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什么重要价值,竟连最可简单判断的“人传人”性质都没有及时掌握,中央政府如果只靠武汉及湖北政府的渠道获得信息,则也不可能知道真实情况。当海外疫情信息及时披露,并反衬出中国内地的信息不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猛遭一击。既然政府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扭曲之处,政府就会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而又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就会惊惶失措,做出过度反应。例如,如果不知道传染方式是什么,如是否空气传染,飞沫传染,或接触传染;如果病例数据不真实充分,就不能估计出接近准确的感染率,就无法估计武汉居民携带病毒的比率,就只能怀疑所有的武汉人都有可能是带毒者,就只能采取“封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措施。

在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今天,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生活都离不开交易。交易为生产带来市场需求,交易本身也创造价值。2019年武汉GDP约为1.5万亿。如果封城两个月,将会损失2500亿元GDP;扩大到湖北省,2019年GDP约为 45828万亿,因不知武汉周边城市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而封了除了神家架以外湖北省全境,如果封两个月,则会损失7638亿元GDP。如果除湖北之外全国因新冠肺炎爆发而限制旅行两个月,假定在此期间减少生产和交易20%,则约损失31501亿元,加上湖北的损失,约为GDP的4个百分点。在我国经济本来已呈下降趋势之时,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而要交易就要人与人接触,就有可能传染病毒,就会有人生病,甚至死亡。然而,如果经济因此而严重下滑,许多民众也会面临收入下降以至失业,不少家庭会出现财务灾难,甚至还会死人。这不是可以不加考虑,只用“革职”所能抵偿的。

武汉政府封锁疫情信息,扭曲自己的决策,其突然性又给民众带来更大的冲击。由于大家已经知道,武汉政府把说出真相称为“造谣”,那么它告诉民众的话就更可能不是真相,所以不得不作最坏的想象。这必然造成恐慌。由于武汉政府压制了信息的发布,也不认真研究它所能掌握的信息,它与全国公众同步知道新冠肺炎是“人传人”的,它也不能提供更进一步的传染方式的细节,甚至还有“没有征兆也传染”的说法,人们因而也不能从个体特征上判断是否受到感染,从而只能从居住地来划分人群,以致武汉人甚至湖北人都实际上受到了歧视。有些地区将武汉人视为病毒,有些地区禁止武汉人入住酒店,有些地区将武汉人当贼抓,有的地区把回乡武汉人的家门封上,更有一群人拒绝与武汉人同坐一架飞机。还有不少县乡村庄封路封村,还有地方强制人们带口罩,不带就推出地铁,等等。就是在武汉,政府完全没有准备,但封城和禁止城内交通的命令却很突然,也没有考虑到医护人员的交通需求,以及市民正常的物资与服务需求。

所有这些错误决策、民众损失和社会乱象都来源于对自由表达的压制。如果不对这种违反宪法侵犯公民自由表达权利的行为加以整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依然是扭曲的,今天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战争就很难取胜,或者依靠病毒周期和病人自愈最终勉强收场,也是一个时间过长、损失惨重的战争。实际上直到现在,压制和封锁网络自由表达的行为还屡屡出现。除前述拘留发布消息者的行为外,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删帖或封号。笔者参考的几篇有价值的文章,如“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就是你们几个”,“武汉 8 个‘造谣者’终于有一个现身了”等在微信公号上被删除或屏蔽。一些医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或求救,被警方威胁不许再发布。有些病人因医院称没有试剂盒而不能确诊;有些病人已被确诊,但由于床位不够不被收治;有些人病死在家里或死在医院,用另一个名称,如“重症肺炎”来说明死因。这些似乎是用来减少新冠肺炎病例及死亡数量的机巧。但最重要的是那些被拒绝治疗、被迫回家或流浪在外而不被计入统计数字的病人,他们自生自灭,并继续传染别人,却在公众的视野之外,也在防疫体系之外。为了阻止信息的传播,不惜让病毒传播。

因而,真正要战胜新冠病毒,就要让信息跑在病毒前面。这要求信息的真实性,也要求信息的及时性。而及时性就是时间上的真实性。记得2003年战胜非典,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政府对新闻的控制因两件事情而有所放开。一是3月份出现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大学生在广州收容所里被打死,激起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国务院迅速取消了收容谴送制度,官民互动取得了一个良性结果。一个就是非典。钟南山、蒋永彦等专家突破舆论管制,说出非典真相,政府及时调整自己,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长张文康因隐瞒疫情而引咎辞职。这不仅是这两人应得的惩戒,也警示了其他官员,为推动舆论空间的放开,尤其是自然灾害、疾病和生产事故的自由报导开创了先例。非典也是在这样一种舆论环境下得以克服。

这被当时称为“胡温新政”。这一放开舆论空间的趋势在那十年逐渐展开。然而在近些年来,舆论空间被大大压缩,自主传媒已经消失,互联网上的自媒体也被严格控制。不少行政部门无视宪法和相关法律公然监视微信群。而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们错误的揭露和批评。对于批评,他们“创造性地”将“寻衅滋事罪”用于网络;对于真相的揭露,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指为“谣言”。八名“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后来描述,在他发布消息的第二天半夜,他就被传唤到武汉市卫健委;其后又有多次被医院监察科谈话和派出所警察训诫,说他发布的真实信息是“不实言论”。这种作法既“高效”又猖狂,完全颠倒了“谣言”的定义。对比武汉市政府在认识新冠肺炎“人传人”性质和采取措施时的拖沓,压制信息发布却可谓“神速”。这多像病毒的帮凶。

因此,若要打赢这场防疫之战,就必须让信息自由发布和流动,让它跑过病毒。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重申和落实《宪法》第35条和相关法律。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落实不了?这些年不少政府行政部门都在公然压制信息自由,又将信息扭曲为错误的数据,用以欺上瞒下。这本是公开的秘密,也已积弊多年。他们的目的,就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一场火灾事故,一个交通事故,一场传染病,他们都本能地低报数字,以躲过相应的惩罚。例如国务院规定,对于重大火灾事故要对当地政府追究刑事责任,而“重大火灾”被定义为死亡30人以上,当地政府官员就有倾向于少报死亡人数。而从政府结构来看,由于缺少真正的选举,法院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民众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很小,官员们只是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一般只能靠下级提供的数据。所以下级官员们一定会在各种事故出现时尽量隐瞒。他们用“造谣”的罪名让民众闭嘴,不仅是要欺骗社会,也在欺骗他们的上级。

因而,若想让信息比病毒跑得快,就要清除所有这些打着“国家安全”幌子压制真相和批评的行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对政府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违反《宪法》第35条的行为加以惩罚。上述以压制自由表达、隐瞒数据而逃避责任和惩罚的行为,只有当对这种压制和隐瞒行为的惩罚明显重于他们所想逃避的法律惩罚,才有可能消除这种现象。实际上,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第66条第1款),要予以行政处分,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最高法院在道义上支持了武汉八个“造谣者”,但问题不是给他们平反,而是要追究诬蔑他们“造谣”,且目的是为了“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人。法律就在这儿摆着。隐瞒和谎报的前提是压制其它信息源。将真相说成是“谣言”的作法才真正是造谣,且构成“隐瞒、谎报、缓报”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对八名披露真相人的打压,造成疫情信息的灭失和迟滞,使得武汉大量人群疏于防护,致使染病甚至死亡,更将病毒传染到全中国以致世界,后果已“严重”得远远超出立法者的想象上限。公诉吧!

2020年1月31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1月31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防疫经济学】复旦研究称“若躺平会死155万”有严重硬伤|盛洪

最近复旦大学有一个研究,以其“若躺平会死155万”的论断吸引眼球。马上就有人反驳这篇文章的用意恰是相反,若采取措施,如提高老年人接种疫苗比率,就可以避免如此多的死亡。其实还是承认这个判断是对的。我就颇为怀疑。因为我在“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一文中提到,“按照现在大陆中国的人口,即使全被感染了(当然不可能),按照我们从吉林省得到的病死率,死亡人数也不超过3.7万人(比较:流感死亡人数8.8万人/年)。”(盛洪,2022)差距如此巨大。仔细一看,该复旦研究选取的“死亡率”是1.1‰(王春,2022)。注意,这不是通常说的病死率,即感染者的死亡率,而是全体居民的死亡率。何以见得?用全国人口数141260万乘之,约得155万。这是以全部人口为基数的死亡率。显然全体居民比全体感染者的基数要大,因而同样死亡人数的居民死亡率应比病死率要显著地低。而该研究的居民死亡率竟比张文宏说的奥密克戎的病死率(0.178‰)还高出许多。这明显是用错了参数,并且假设全体国民都感染了病毒。因而其得出“若躺平会死155万”判断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硬伤。

参考文献

盛洪,“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盛洪教授》,2022年5月5日。

王春,“复旦大学模拟数据:若中国选择“躺平” 半年或致155万人死亡”,《光明网》,2022年5月13日。

(此为我为再发“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一文写的按语,为便于转发,专发为文。2022年5月15日)

[齐家]无母何恃?|盛洪

    不知不觉,“母亲节”走进了中国社会。这既不是民间文化内在生成的,也不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只是每年到了5月第二个周末,主流电视台和大型超市中总有相关的大肆宣传。据说这个节日来自美国。今年母亲节时,美国《华盛顿邮报》载文抱怨,美国是在168个国家中仅有的四个没有母亲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在美国这个个人主义占主导,家庭观念淡漠的国家中,子女一旦长大成人、结婚成家,就与父母分开而居,往往多年难得一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母亲节的设立是对亲情的一种补偿。节日是一种跨越世代的文化提醒,也往往有某些仪式。这些仪式表达内心感情,也容易替代内容。因而母亲节也可能沦为子女偿还母爱欠账的仪式。

    中国是一个崇尚家庭价值的社会,有着孝敬父母的悠远传统。中国自己没有产生出母亲节,不是因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不爱自己的母亲,而是因为这种爱不需提醒。已婚子女经常会回父母家看看,两代人之间还不时会在物质和精神上互相帮助,更有农历新年全家团聚其乐融融。母亲节的传入,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家庭传统逐渐丧失,另一方面也归功于商家宣传和一点点文化自卑。商家关心的,是母亲节的礼物市场;这能促进节日的仪式化,却也可能使节日更重物质。而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孝敬”是对父母特定的爱的形式,如何去爱,有着非常丰富和全面的文化资源,远非一个节日所能打发。如果中国人真的认为在爱父母方面不及他人,在形式上去学别人的节日的同时,忘记了自己的尊亲文化,不知是否本末倒置?

    我们注意到,世界上大多数有较长文化传统的国家都有自己的母亲节,时间各不相同。如英国是在四旬节之后的第四个星期日,法国和瑞典是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日,不少阿拉伯国家是在5月10日,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在5月第一个星期日,泰国在8月12日,等等。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人逐渐恢复了文化自信。近年来不时有人提议,将中国传统的文化节日,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定为国家节日。中国也能以自己的丰厚的文化资源为基础,设立中国的母亲节。如有人建议以孟母或岳母的生日作为中国母亲节。这样的建议确应考虑。一个节日如果不仅仅是外在形式,而在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产生共鸣,必然应是以这一社会内生的文化为基础的,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中。

    《诗经》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谈到母亲,就和自己的所有特点直接有关,生理的和文化的。谈到母亲,就会想到传承;一个文明就是通过母亲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的。此母亲非彼母亲。所以谈到母亲的节日,就应该是“自己的”,“独特的”,和自己的文明一脉相传的。只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时,才会推及别人的母亲。如果爱别人的母亲甚于爱自己的母亲,就不要怪韩国亲戚更爱“我们的”端午节。也许将孟母的生日(或其它有意义的日子)作为中国的母亲节更为合适。孟母三迁,将子女培育成有用之才是最高的母爱;而她的爱光芒万丈,为中国贡献了一位千古文化英雄。从“爱母亲”开始,儒家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孔子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型)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2006年首发于《权衡》

[防疫经济学] 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按)|盛洪

盛按:最近复旦大学有一个研究,以其“若躺平会死155万”的论断吸引眼球。马上就有人反驳这篇文章的用意恰是相反,若采取措施,如提高老年人接种疫苗比率,就可以避免如此多的死亡。其实还是承认这个判断是对的。我就颇为怀疑。因为我在本文中提到,“按照现在大陆中国的人口,即使全被感染了(当然不可能),按照我们从吉林省得到的病死率,死亡人数也不超过3.7万人(比较:流感死亡人数8.8万人/年)。”差距如此巨大。仔细一看,该复旦研究选取的“死亡率”是1.1‰。注意,这不是通常说的病死率,即感染者的死亡率,而是全体居民的死亡率。何以见得?用全国人口数141260万乘之,约得155万。这是以全部人口为基数的死亡率。显然全体居民比全体感染者的基数要大,因而同样死亡人数的居民死亡率应比病死率要显著地低。而该研究的居民死亡率竟比张文宏说的奥密克戎的病死率(0.178‰)还高出许多。这明显是用错了参数,并且假设全体国民都感染了病毒。因而其得出“若躺平会死155万”判断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硬伤。(2022年5月14日)


目录
一、模拟结果
1. 无措施(或躺平)
2. 动态清零
3. 非强制措施+核酸阳性居家隔离
4. 简单比较
5. 几点说明
二、模型介绍
三、基本机理
四、本模型的基本描述
五、数据选取
六、再说几句

一、模拟结果

1. 无措施(或躺平)

图1 无措施的防疫和经济结果示意图

说明:各项措施前面的“+”号代表,该措施是在前面措施基础上增加的措施,结果也是累加的。后同。

看图中最左边的一列,“无措施”。感染人数指数(某天感染人数相当于头一天的百分比)超过100%,为215%,显然是指数式扩张,病毒传染不收敛。与增加了各种防疫措施,如减少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保持社交距离,个人防护等相比,其感染人数指数是最高的,并且由新冠引起的死亡也是最多的(0.14)。

2. 动态清零

图2 动态清零防疫与经济结果示意图

“动态清零”使新冠死亡人数下降了一些,但不显著,从“无措施”的0.14人,减到0.03人。但其它原因的额外死亡高达5人,显然不成比例。同时GDP指数从100%降低到5%。说明经济受到重创。这说明该防疫措施所带来的好处远不抵其成本,包括生命成本。

3. 非强制措施+核酸阳性居家隔离

图3 非强制措施+核酸阳性居家隔离防疫和经济结果示意图

在采取了减少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保持社交距离,个人防护等六项措施后,感染人数指数降到了100%以下,为98%,说明是收敛的。但还是接近100%,应该说是在收敛和扩张的边缘上。在这时采取核酸阳性即居家隔离(假定是7天)的措施,使其基本传染数又下降了一半。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测出核酸阳性就马上隔离,由于人数众多,平均而言,会减少一半传染他人的时间。这时感染人数指数进一步降到71%。死亡人数降到0.05人。没有额外死亡。GDP保持不变。

4.简单比较

图4 三种防疫模式比较

我将减少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不接触交易,保持社交距离,个人防护,机构防护等措施一并称为“非强制措施”,把它们与感染者居家隔离放在一起,作为一种模式。将关市场、封小区和难就医一并称为“强制措施”,作为“动态清零”模式。

直观地,在三种模式中,降低感染人数指数上,“无措施”为219%,具有很强的发散性,感染人数会迅速增大,显然不可取。“动态清零”模式最好,为47%。但与“非强制+居家隔离”相比,好得有限。后一指数也显著低于100%,为75%,是收敛的。在性质上都是在抑制病毒传播,只是“非强制+居家隔离”的速度不那么快。

在减少新冠死亡方面,“无措施”没有减少,虽然在第一天新冠死亡是0.14人,然由于感染人数指数是219%,多天之后会很多,但上限受总人口之限。所以不可取。“动态清零”模式最好,但好得有限,一天之内仅比“非强制+加居家隔离” 少0.02人。但与此同时,带来的其它疾病的额外死亡人数,“动态清零”模式却是最多的,每天高达5人。这会随着实施天数的延长而增加,额外死亡人数相当于5人乘以天数。从生命都是平等的意义上说,“动态清零”模式直接导致死亡,违背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并且带来了更多人的死亡,代价是惨重的。而“无措施”和“非强制+加居家隔离” 的额外死亡人数都是零。

在GDP指数方面,“无措施”和“非强制+加居家隔离” 都保持100%,即防疫不影响经济。而“动态清零”模式则为5%,说明经济遭到重创。
比较而言,“非强制+加居家隔离” 在各项指标中和综合效果上是最好的。其感染人数指数是75%,是明显收敛的;其额外死亡人数是零;其GDP指数是100%,即不影响经济。

5. 几点说明

这里的模式是纯粹的模式,在现实中不存在。如没有完全无措施的模式,多少还有一些措施,如禁止大型集会、打疫苗、感染者自我隔离等。也没有完美的清零模式 。这里假定“动态清零”模式不存在拥挤在一起核酸检测,在封城前抢购,在方舱里抢饭,并由此引起的交叉感染;没有行政部门的侵犯人权和伤害民生,等等。但如果完美的“动态清零”模式也不可取,有这些现象的就更不可取。

为了简化,本模型假定在病毒已经传染了10天,感染人数已达2549人后开始采取防疫措施。将采取防疫措施后的第二日与前一日进行比较,因而是速率概念,即两日之间的变化,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防疫的总趋势,是扩张、不变,还是收敛。模型中的“死亡人数”也是一日的绝对数,可与模型本身的规模(人口,GDP,面积)比较。

关闭市场、限制网购和封闭小区的的封城政策会带来饥饿恐慌,使本来有条件居家工作的人也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把主要时间用于维持生存,如抢菜和团购。并经常会被警察和防疫人员以“防疫”的借口侵扰,从而也失去了居家工作的条件和时间。所以本模型并不假设人们在被封城期间能够有效地在家工作。

本模型不考虑接种疫苗的作用。因为据大量观察,疫苗并没有防止感染的作用,且如果有降低重症或死亡的作用,已经包含在现有统计数据之中了。

二、模型介绍

在这里用的模型,是我构建的“十维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仿真模型”,其核心概念是“集聚”。由集聚产生市场网络外部性,即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人之间的交易数量会更快增加。基本研究单位是“交易”。一个交易能带来交易红利,同时也有交易费用。空间经济学根据不同空间位置的人口密度估计交易数量, 再由交易红利估计总收入。而制度经济学也是以交易为研究基本单位的,交易费用是核心概念。所以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这里是打通的。这一模型可以根据人口集聚的程度和规模估计经济产出,并根据人口密度估计出特定位置的最适产业。并且还可以利用其制度经济学的性质,对制度变革和政策进行测试。我在“交易与城市”一文中对这一模型的基本机理作了阐述。我们用这一模型为地方政府作过三个产业规划编制,均比较成功。

图5 某城市人口密度分布示意图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发现病毒传播与交易类似,都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实现的。“集聚”使病毒更易传播。于是扩展了原来的空间经济学模型,用来估计在防疫措施限制人们之间接触的条件下,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我用模型对武汉封城的结果进行了模拟,显示出在抵制病毒传播的有限效果下,经济产出显著减少。我并试图找出既减少病毒传播的接触,又不妨碍交易进行的方式来, 平衡防疫与经济,遂写出“既要防疫,又要交易”。

后来我发现,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率、人口密度相关,而这又与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有关。当人们减少他们之间的接触时,基本传染数就会下降。如果我们寻找到既能减少直接接触,而不影响交易的方法,且不追求病毒清零,而只是把目标定在将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就能使病毒传播收敛,并最终使其消亡。我并用这种考虑扩展了模型,模拟了几种减少接触且保持交易的措施,并测试出结果,遂写出“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一文。

三、基本机理

首先我们不必追求病毒清零,因为那样成本太高,且不易实现。只要我们将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病毒传播就会收敛,最终归于消失。如下图。这是在365天的时间里病毒下降的趋势。虽然慢点,如果与这两年的实际效果比,现在看来并不慢。

图6 基本传染数小于1的病毒感染示意图

假定基本传染数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乘积,表示为:

基本传染数 = 自然因素系数×社会因素系数

这意味着基本传染数会随着社会因素系数的变化而同比例地变化。如果我们把平均每天的交往次数算作100%,假定减少交往频率就会同比例地降低基本传染数,即如果我们的平均交往次数减少10%,则基本传染数也减少10%;平均交往次数减少50%,基本传染数也减少50%;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我们把交往频率减少到某个数后,基本传染数会降到1以下。例如,在基本传染数为3.77时,如果我们将交往频率减少到正常水平的25%,基本传染数会降到0.94。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将交往频率降到日常的1/4,就能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必封城封路,不必待在家里不出门,就可以实现抗击新冠肺炎的目的(盛洪,2020)。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减少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不接触交易”,“保持社交距离”,“去聚集处要事先检测”,“公共交通工具减半载客”,“个人防护”和“机构防护”等措施,既可以减少传染,又不妨碍交易。并用模型做了模拟,结果是可行的。

图7 四种防疫措施的累加效果示意图

资源来源:盛洪,2020b。

以上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一类,即都是非强制性措施。而强制性措施,如“关市场”,“封小区”和“难就医”,则大不相同。这第一会在减少病毒传染的同时,更大幅度地减少交易,从而减少经济产出;第二强制性必然违背公民意愿,由于每个人是对自己最好的判断者,所以强制性带来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对利益、健康、自由和尊严的损害。所以强制性措施是代价巨大的。

四、本模型的基本描述

这是借用一个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其基本规模是100平方公里,约43万人口,135亿GDP。空间由100*100个网格构成,每个网格是1公顷,即100米*100米。

由于病毒的传染并不确定,感染者随机地分布,随时间和密度有所不同。

图8 感染者随机分布示意图

为了简化,我只考虑一天的传染速率。如果是大于100%,则是发散的,说明防疫不成功;如果小于100%,则是收敛的,说明防疫有效果。

这个传染速率,我是根据基本传染数和病毒传染代际间隔时间估计出来的。虽然代际间隔时间实际上是正态分布的,但考虑到众多感染者在时间上的交错和相继,我们视代际间隔时间为平均数。用代际间隔时间(天数)对基本传染数开方,得每天传染率。这点请专家指正。

用来估计效果和成本。用感染人数乘病死率,可知减少传染减少的新冠死亡人数。同时用模型估计,特定措施下的GDP,得出其经济成本。还要估计因特定措施导致的其它疾病的额外死亡人数,作为特定防疫措施的生命成本。在本模型中,因为数字较小,我用的是绝对人数,没有用比率。不过可参照本模型的人口规模来比较。

在本模型中,我采用的非强制措施是,去掉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不接触交易,保持社交距离,个人防护和机构防护。强制性措施是,关市场,封小区和难就医。关市场包括关闭实体店和禁止网购,封小区意味着居民不能出小区去工作、学习、采购、娱乐。难就医讲的是防疫措施妨碍和延误就医。

所有非强制性措施都具有减少接触传染的效果,同时不减少交易;而强制性措施都同时减少了接触传染和交易。减少了接触,就降低了基本传染数;而如果减少了交易频率,则减少了交易带来的产出。在具体计算中,影响传染和交易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的传染或交易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五、数据选取

首先是基本传染数和平均传染代际间隔时间。这是新冠原始毒株与奥密克戎的主要区别之一。我原来采用的数据是钟南山团队提出的,新冠原始毒株的基本传染数为3.77,传染代际间隔时间为7.5天。现在采用的奥密克戎的基本传染数为10(疫查到底,2022),时间间隔为3天(中国网直播,2022)。

再一个重要参数就是病死率。而我注意到,在大陆中国的官方数据中有两种数据,一是“确诊病例”,一是“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对病死率的争议可能由此而生。有些人用确诊病例为基数来估计病死率,而张文宏的病死率是以对所有感染者为基数,即将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相加。既然官方将所有核酸阳性者视为病人,强制隔离;所以我们要以所有感染者(核酸阳性者)为基数。

如果再严格一点,可分别用病死率和感死率,即感染死亡率。感染并不等于得病。当然在这里,这等价于张文宏的“病死率”。我们现按张文宏的口径,但我们不能用上海的数据。因为这后面有政治化因素。为了给“动态清零”提供合法性依据,近来官方把许多非新冠死亡者塞进新冠死亡数据(刘忠良,2022)。所以我们要避开上海的数据。选择另一个规模较大,但没有政治化的数据。这就是吉林省的数据。

2022年3月1日至5月4日,吉林的无症状感染者累计36818人,确诊病例累计39640人,共有感染者76458人,死亡人数累计2人(百度,2022)。病死率约0.000026。

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门急诊人次为65643. 8万人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第181页),约为总人口的0.469。每百门急诊入院人数4.41(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第130页)。得居民急诊入院率为0.02。每天为0.000056。这个参数代表急诊重病率,如果延误就可能死亡。这里假设由于“防疫”造成看病难,造成约50%的患者的治疗被延误,其中死亡概率为20%。居民的急诊延误死亡率为0.0000056。

六、再说几句

(1)如果单位成本不变,当病毒传播的基本参数,基本传染数和传染代际平均间隔时间发生了变化,大到奥密克戎之于新冠原始毒株,则防疫成本完全不可承受。这个参数的变化影响巨大。如果两种新冠病毒类型同时开始传染,到第20天,奥密克戎传染的人数是原始毒株的134821倍。如下图。即使由于规模经济性,对奥密克戎的防疫成本是对原始毒株的1/10,其成本也是不可承受的。这是防疫模式需要改变的重要因素。

图9 奥密克戎传染人数相对于新冠原始毒株传染人数的倍数

(2)在这时再强调“应检尽检”, “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就是一个扭曲医疗资源配置的要求。所谓“应检尽检”,其言下之意就是全员检测,就是将所有医疗资源用于核酸检测这种简单工作,挤占了治疗各种疾病的专业人才;所谓“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边界就是最轻度的患者——无症状感染者,这就让稀缺的医疗资源被较轻患者占用,而排挤走了其它疾病的重症患者,甚至排挤走了真正重症的新冠患者。

(3)在“动态清零”模式下,从所谓“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到“早封城”的思路,认为可以尽快压制住病毒,尽快解封,其实不然。由于病毒的出现是随机的,所以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病毒,封城到解封不管多快,都是对交易和生产的中断。而现代分工体系要求合作是稳定的和可预期的,封城损失多少不是以时间长短来衡量,而是“动态清零”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造成经济分工预期的不稳定,导致合约的丢失,甚至永久丢失市场。

(4)全面封城,对超出患者、密接者的其他人的强制隔离,显然还带来无端限制人的自由的代价。这个代价可以用来与挽救的生命进行比较和权衡。因而隔离的上限是社会成本不应高于社会收益。见下式。

社会成本:隔离人数 × 天数 ≤
社会收益:因隔离减少感染的人数×病死率×(新冠死亡减少的期望寿命)× 365天(盛洪,2021)

现在普遍出现极少病例就封城的作法,是对社会资源和人的生命的极大浪费。

(5)强制核酸阳性、但无症状的感染者离家到方舱隔离,无论从减少传染角度、还是从治病角度都比居家隔离的效果要差、甚至是严重恶化了。实际数据表明,无症状者无需专门治疗,七天左右就转阴(雷册渊,2022),所以居家也能达到此目的;方舱隔离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危险,而居家隔离没有这种危险。况且方舱隔离还增加了大量公共资源的投入,居家隔离只是使用了居民现成的房屋。

(6)本来大陆中国的党政体系的权力不受约束的问题就没有解决,过度防疫又为他们提供了滥用公权牟取私利和侵犯人权的机会。他们借防疫之机限制市场供给,打压竞争者,甚至将外省支援物资占为己有,高价出售给居民。警察或防疫人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并不遵循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暴力闯入民宅、绑架居民的事件屡有发生。

(7)奥密克戎的强传染性虽然会被低病死率极大缓解,但说“因中国人口基数巨大而会导致死亡绝对数也很大”似乎也对。然而得出必须实施“动态清零”的结论却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人口基数巨大也有上限。按照现在大陆中国的人口,即使全被感染了(当然不可能),按照我们从吉林省得到的病死率,死亡人数也不超过3.7万人(比较:流感死亡人数8.8万人/年)。第二,人口基数巨大,实施“动态清零”导致的额外死亡人数也会更多;第三,说不要“动态清零”,并非要走另一个极端——“躺平”,而是调整为“非强制措施+核酸阳性居家隔离”,这会抑制病毒传播,使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并不会导致新冠死亡的很大增加。

(8)由于要求“清零”,又缺少概率概念,才会导致“全员”高频率检测核酸,这既浪费资源,又会带来聚众交叉感染的结果。而如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则可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如每次抽取占总人口千分之一的样本,只要观察两次样本中阳性的数量(比例)是上升还是下降,就能判断基本传染数是否在一以下。这会带来巨大的节约和安全性。

(9)由于现在“动态清零”模式高强度地与全员核酸、强制无症状感染者离家隔离,封闭小区,关闭市场,对急诊设置障碍,等等捆绑在一起,使其严重依赖于不受约束的行政体系,该体系又是以重复性聚集,强制接触为特征的,导致其成为病毒传染体系,致使病毒感染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并且必然扩散到其它地区,从而它本身就是防疫的巨大障碍,“清零”目标更是无法实现。

(10)现在看来,目前的防疫政策缺少人类行为学的数据和研究基础。如果花费目前防疫花费的1/100的费用,聘请人类学、社会学的学者进行疫情人类学观察和研究,弄清人们的行为的防疫效果,如究竟是到市场购买还是居委会组织团购更能导致病毒传播,究竟是居家隔离还是到方舱隔离更有利于防疫和治疗,到处设卡检查健康码、核酸证明还是去除这些关卡更能减少病毒传染,等等。在这些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再制定相关防疫政策,就更能贴近实际情况,取得更好效果。

最后应强调,本模型是一个非常简略的模型,模拟出来的结果只具有示意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本人是一个防疫方面的门外汉,更会有很多不专业的错误甚至硬伤。我希望专业人士能够指出来。同时我也相信,我与他们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视角也会对他们有所启发和补充,帮助他们完善研究和方案建议。我这个模拟比较也提供给政策制定者作为参考,如果他们看到,并且愿意看的话。

参考文献

百度,“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吉林省”,《百度》,2022年5月5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20。
雷册渊, “上海方舱医院院长:很多患者不知道怎么感染的,但平均7天就转阴了”,《上观新闻》,2022年4月22日。
刘忠良,“人民日报采访张文宏陈尔真,上海香港数据告诉你该恐惧新冠奥密克戎吗”,《头条文章》,2022年4月28日。
盛洪,“既要防疫,又要交易”,《FT中文网》,2020年2月12日。
盛洪,“交易与城市”,《制度经济学研究》,2013年第3期。
盛洪,“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 ,《盛洪教授》,2020年4月23日(2020b)。
盛洪,“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Forget-talk Hill Study》,2021年11月27日。
疫查到底,“硬核循证|R0=9.5=1传10?R0,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澎湃号》,2022年4月26日。
中国网直播,“奥密克戎感染病例间的代间距平均为3天传播能力是德尔塔变异株2倍”,《中国网直播》,2022年4月27日。

2022年5月5日于五木书斋

【横议】防疫与宪法第35条|盛洪

最近有很多对过度防疫的批评,现在估且不论。只说一条,也足以说明过度防疫是错的。这就是,过度防疫必然与侵犯表达自由联系在一起。两年前武汉封城,作家方方写了《封城日记》,在我看来很是温和的,却遭到官方的打压和攻击。还有若干报道武汉真相的民间人士,也受到禁言或拘捕。前些日子西安封城,也出现一些诉说真相,呼吁改进的声音,却也被删贴或压制了。我对此曾著文“遮丑愈丑,自夸堪笑”予以批评,说“压制揭露丑闻的行为比丑闻本身更丑陋”。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由《宪法》第35条明确陈述。宪法权利,就是基础性的权利,凝结着古今中外、兴衰得失的血泪教训,不是任何借口能够加以限制或否定,当然“防疫”也不例外。

表达自由不仅是公民个人的天赋权利,从认识论角度看,也是形成最佳公共决策的最好原则。一个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共决策的好坏依赖于赞成这一决策人数的多寡;最好的公共决策是全体公民一致同意的决策;当然在实际上,为了降低投票成本,采取多数原则和代议制。若要知道同意某一决策的人数多少,首先是要他们表达出来。在立法阶段通过投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听证,在日常通过言论。如果限制表达自由,公民的意愿得不到充分表达,也就无法制定充分吸纳大多数人意见的公共决策。防疫政策也是一种公共决策,它应是在公众意见充分表达,全面真实地了解防疫的成本和收益基础上,依据科学的研究与分析作出。如果限制公民的表达自由,防疫政策就没有依据并出现偏差,带来重大社会损失。

侵犯表达自由的行为在现在的上海就要加个“更”字。我写过的两篇讨论上海疫情的文章,“不能以故意致死来‘防疫’”和“‘清零’迷误”所参考的文章,都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删除。尤其是那个《上海防疫逝者名单》,记录了上海因过度防疫而非正常死亡者的姓名和死亡原因,但被上海当局追杀,屡贴屡删,上海民众仍然接力放到网上,至今已有累计180位以上的逝者记录。其中9人跳楼,4人因氧气断供,4人因透析设备不够,12人心脏病未及时救治,4人脑溢血;……本来,一个普通的政府,应该为因它的不当措施导致非正常死亡而道歉,而哀悼,然而上海当局竟丝毫没有歉意和悔意,却想让人们忘掉有这些人死去。它的直接动机是掩盖错误,但这不仅直接触犯了《宪法》第35条,而且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肉体死了,难道也要名字死吗?

应当说,这些恶性事件是因为侵犯自由表达助长而成。长期以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将监视公民言论、压制自由表达视为常规工作,而这是违反《宪法》和《警察法》的。有关民企产权受到侵犯,居民房屋被非法强拆,妇女被绑架强奸,孩子因打疫苗致残,凡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想申诉、抱怨、批评,就遭到删贴,或受到警察“训诫”,甚至遭到拘捕,因而地方政府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庇护,得不到纠正,反而越发恶劣。上海也并没有比其它地方好多少。其实在两年前,就有警察半夜两点强制一老人离家隔离,老人被折腾得当场脑溢血,后来不治身亡。其子在社交平台多次发布信息均被删帖(《上海疫情逝者名单》,2022,第109号)。上海政府及警方已习惯于此,只不过这次范围涉及整个上海,才引人关注。

删掉这些死者的信息,压制各种批评意见,就等于表明一个态度,即拒不承认错误,拒不改正错误。于是已经出现的恶性事件并不能使上海当局有所收敛。当周盛妮护士因核酸限制贻误救治而失去生命以后,上海当局遭到了很多批评,我也著文指出,“关闭急诊”“就等于故意致人死地,无异于亲手杀人”(2022)。这样的道理,上海当局不会不知道。但尽管上海当局表态“不能一关了之”,在那之后,仍有16人因核酸等“防疫”障碍延误救治而死亡(《上海疫情逝者名单》,2022),这更是“故意致死”。他们可以半夜三更将垂危老人从家里绑出,却不能在收治急诊病人方面雷厉风行,显然只是敷衍。因而侵犯表达自由权利就意味着坚持“防疫”恶政。这种“防疫”与侵犯自由表达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错的。

侵犯表达自由,删除和压制求救声音、死者信息和批评意见,就是拒绝社会反馈。而一个好的防疫政策应该是在吸取社会中各方面信息,听取各种专家意见之后,综合提炼而成;并且在实施过程不断地随着参数变化和实施结果而作出调整。没有社会的反馈,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他或她最清楚,生命危险来自何方,是眼前的基础病,还是新冠;是在家里,还是在方舱对他身体更有利;尤其是一些老人,当他们判断离家隔离会更容易伤害生命时,他们的拒绝是合理信息的反馈。而这种信息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来说也是宝贵的,假如他们真的是为了保护生命,尊重这些个人的判断就会带来社会的生命损失最小化。而无视这些来自具体个体的反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生命损失。社会防疫的最佳状态,是政府与民众博弈的均衡,而不是政府强制实施它认为“正确”的东西。

而我们看到的官方宣传,只讲“新冠疫情”,不讲其他生命损失,仿佛它的全部任务就是消灭新冠病毒。当他们说“生命至上”时,似乎此“生命”与上述的“上海防疫逝者”无关。从官方的语气可以听出,仿佛上海民众发出的求救声音,他们因亲人逝去而发出的悲鸣,各界贤达对防疫的请愿和建议,都像没有发生过。这不仅仅是态度傲慢的问题,而且是在阻断正确制定决策的条件。这就是把防疫单一目标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对正常社会反馈机制的破坏。不把这180个非新冠逝者看作是这种过度防疫导致的错误,也就不用纠正或调整已有的政策措施,并且还报复式地走向极端。例如官方负责人说要“四应四尽”,“不打折扣,没有例外”,就比以前更加严苛了,高龄、重病都不“例外”。4月18日以后,由于这些“政策变化”,原来还可以在家隔离的94岁老人突然在半夜被破门绑走(圣地呀GO,2022),一位73岁偏瘫老人在被强制转运时猝死(陆火Media,2022)。

官方更不关心这些非新冠逝者是怎样死的。他们不是正常的死亡,而是在极度痛苦、绝望和焦虑下的死亡。由于上海停产氧气,4万名用户的氧气瓶断供。在一个养老院中“有三个老人很明确是因为氧气跟不上,慢慢地死去。”“手指、脚趾慢慢发黑,呼吸频率加快,最后死掉了。”(《上海防疫逝者》,第151号)周盛妮护士与另一位老人是因哮喘病死亡,死前呼吸困难也应带来极大痛苦。而且在老人因阳性将其离家隔离,在没有家人在身边的情况下去世,又是一大临终的痛苦。另一个应该注意的,是精神上的重创。过度防疫的天天骚扰、步步紧逼,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折磨;更有“执行不过夜”,半夜强行将人从家里绑走;用铁网将楼宇“硬隔离”,禁止市场供给导致饥饿,都在带来恐怖气氛,等等,九人因而自杀是这种状态的极端结果。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逝者名单,它包含了死亡前的更多痛苦。

看来,官方不是不知道过度防疫的问题,只是它不想知道。有一个视频显示,一个市民向前来视察的领导喊话,反映物资供应的问题,结果他被警察抓走。这是最直观的官方切断市民与政府之间信息沟通的例子。这在传统中国都是“阻塞言路”之罪。这直接说明了官方以为消灭了抱怨和批评的声音,就消灭了它的错误。它用于证明它的过度防疫是“正确”的理由,不是是否充分吸纳了信息和意见,而是是否出自领导之口。我看到一篇文章以傲慢的口气指责张文宏,说“医生别以为自己是市委书记”,好象市委书记就自动地比别人高明。其实,我们无法证明,官就比民聪明,大官就比小官聪明。当我们说“政治领导人更重要”时,是说他能借助于充分集合和吸纳社会上各种信息的机制——其中就有“自由表达”原则——进行决策(盛洪,2017)。而该作者的逻辑是,由权力背书的就是“正确”。

在另一方面,官方又以其在位便利,利用官方宣传机器指责民间的抱怨声音,并拿出“阶级斗争”的大帽子政治化对过度防疫的批评,并把防疫的模式之别上升为大国博弈。更有一篇题为“醒醒上海,这是在战争”的文章更明白地将这次“防疫”比拟为战争(冷如,2022)。这显然解构了官方“生命至上”的防疫动机宣告,原来“动态清零”的理由说不通时还可以说是“假借防疫的战时体制测试”。这更为荒唐。首先废弃市场、代之以行政体系的结果不用测试,人类千百年的经验教训早就告诉了我们,成熟的经济学证明了无数次,难道非要用大量生命、健康和物质损失再来证明一遍吗?再者,如果为了战时体制测试就不惜伤害大量民众,导致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个准备中的战争也就不是为了保卫生命和权利而战,因而就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也不应为这样的战争去做准备。

该文还故作惊讶地指责上海,“在疫情两年多的时间,上海居然还没有一套成熟的战时供给体系”(冷如,2022)。好象该文作者不知道中国计划经济的历史,实行了30多年,“居然”饿死了几千万人,直到文革结束大多数人还挣扎在温饱边缘。这样自不量力的计划经济一旦实行,就必然是效率低下、破绽百出,行政体系要做到市场的万分之一,也只能顾头不顾腚。在大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只能制定400多种产品的计划,还经常短缺或过剩,而今天仅京东的商品就有4020万种(2014年)。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这是哲学上的不可能。这是因为,市场是成千上万的人分散地表达他们意愿的机制,通过竞争或参照,价格逐渐收敛为均衡价格,这个价格体系再指导人们的行为,让他们进行简单计算即可(盛洪,2020)。因而市场也是一种自由表达的机制。而计划经济或“战时体制”就是一个阻断自由表达,由自称“超天才”的人代替民众的表达的机制。

至于是否将防疫模式看成是与制度、文明或“国本”有关的竞争,更是得不出肯定的结论。如果没有自由表达,众多个人信息就无从得知,从而不能集合和融贯为好的防疫政策,却会为被人为操纵的假信息蒙骗,最终归于失败。更一般地,文明也好,制度也好,国本也好,表达自由就是最核心的原则之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昌盛的文明是万马齐喑的。相反,表达自由才是社会繁荣、国家强盛的根本性原则。由于表达自由,不同思想的竞争才形成思想市场,创新思想才会层出不穷;个人意愿充分表达,才会为公共选择提供民意和信息依据;众多个人意愿被吸纳进公共决策,政府才能获得民众支持的力量,才会形成政治上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样的社会才会具有创新、公正和团结的特质,才真正有力量。而压制表达自由则会窒息创新,亵渎公正,涣散人心。用压制言论的规则去与表达自由原则竞争,孰能不败?

“国本论”又和“战争论”互相帮衬,暗示着和平的“竞争”终有一战。近来当局把防疫比作战争,用了很多战争语汇来形容防疫,比如说“总攻”。这样的词用在病毒身上显得很夸张。而一旦夸张,就失去其严肃性。然而这是借攻病毒来攻人。好象一说战争,“人”就没有了,他们的权利也就没有了,只剩下看不见的病毒,就可以对人动手了。将那些本来还在家隔离的体弱老人绑架出去,过度防疫致使延误、设备不够、病床不足而导致的死亡,也就合法化了。原来“总攻”的对象是人,按当局的语气,这些人只是病毒载体,而不是人,所以为了消灭病毒,他们的损失和痛苦就是“最小成本”,对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以一删了之,置之不理。防疫的战争性质就体现在对这些人的残酷上,“总攻”一词难道不是道明它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吗?对于针对自己的“战争”,民众为什么要拥护呢?

“领导”的“正确”来源于通畅而充分的信息,来源于根据社会反馈的纠错能力,而不来源于对错误的坚持。我曾说过,人难免犯错误,但坚持错误,不纠正错误,则是绝对的错误。如果事实已经说明某一政策是错误的,坚持错误只能使错误更大,更难以掩饰,并不能证明“领导”高明。而纵观古今,不是“一贯正确”,而是“勇于承认错误”,“知错就改”才是领导最可贵的品质。《左传》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文过饰非,一个国家会突然崩塌;而勇担责任,才会使文明崛起。有“罪己”的精神就不怕表达自由。我很理解官员们希望有一个值得夸耀的“防疫胜利”。但我说只有在宪法第35条下的胜利才值得夸耀。因为第一,遵循宪法第35条的防疫比无视它的防疫要难得多;第二,如果压制表达自由,压制批评,怎么知道别人的称赞是真的呢?

因此,我建议上海当局要学会在宪法第35条下执政。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拿出一个公共机构的诚意来,停止对《上海防疫逝者名单》及相关批评的封杀,坦率承认这些人的死亡有自己的责任,真诚地向死者家属和上海人民道歉,并选择适当日子为他们举行公祭。现在做可能还来得及。

参考文献

冷如,“醒醒上海,这是在战争”,《民生文化》,2022年4月18日。

陆火Media,“73岁偏瘫老人转运途中死亡:还要让多少生命成为‘最小的成本’?”《腾讯新闻》,2022年4月22 日。

圣地呀GO,“94岁的阿婆、93岁的教授夫妇、92岁的瘫痪夫妇…都被拉去了方舱”,微信公号《圣地呀GO》,2022年4月20日

盛洪,“不能以故意致死来‘防疫’”,《盛洪教授》,2022年3月31日。

盛洪,“领导是一种制度”,《FT中文网》和《中评网》同步首发,2017年9月26日。

盛洪,“武汉抗疫的计划与市场”,《盛洪教授》,2020年3月23日。

2022年4月25日于五木书斋

【忘言山房】春之巢 | 盛洪

盛按:春天又来。满园春色已变成一片荒芜。怀念我的被非法摧毁的美丽小院;怀念与我的邻居一起曾经拥有的“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2022年4月24日)

盛按:去年今日,我们进驻了我们在怀柔的小院——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开始了与邻居们一起护宪维权的努力。正值初春。我每天早晨在院子里跑步,拍照了不少美景。虽然到7月28日美丽的家园被野蛮摧毁,但它的美丽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就如圣琼斯说过的那样,我活在我的名字里。只要一提起“水长城老北京四合院”,它就会浮现在人们眼前。而它又是摧毁它的贼人们恐惧的源泉。害怕天罚的惊恐将经常出现在他们夜半噩梦中。(2021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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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惊我眼,春去不留香;
惟愿春之巢,年年惹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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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get-talk Hill Study is at the Old Beijing Courtyard in Water Great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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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为什么人工智能不能成就计划经济,反而会改进市场经济?|盛洪

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网络性质

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不少不同的区分和定义,但如果我们要在社会系统和互联网意义上讨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要在这一范畴内讨论它们的区别。从网络系统意义上讲,计划经济就是在一个网络系统中,要由一个中央控制机构决定网络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网络或节点的行为;换成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要由中央计划当局来决定每个企业和每个个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生产和消费等问题。

对应的,市场经济就是在一个网络系统中,由各个节点或各个子网络系统决定它们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成千上万个个人和企业自主决定他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在什么地方以及在什么时候生产和消费等问题。

在其它条件给定的情况下,计划经济要求中央控制机构瞬时解决N个人生产S个产品在T个时间点和G个地点销售给N个人,实现供求平衡。这要求它求解一个极为复杂的联立方程,若想获得所有内生变量的解,联立方程至少要有所有变量数那么多,即应该等于N×S×T×G个,这个联立方程会随着变量数量的增加而更为快速地复杂化,即复杂度随着N,S,T,G的增长而更快速的增长,即所谓“指数灾难”。

简化一下,以中国为例,假定N是13亿,他们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所以潜在地13亿人之间都可能存在交易关系,13亿的两两组合数是8.4499999935e+17;又假定有10万种产品或服务,其中每一种可能在任意一对交易之间成交,则有8.4499999935e+22种可能性;如果再考虑时间,简化地,我们假定是365天,再考虑地点,我们假定以县为单位,中国共有2862个县级行政单位,则有8.827123493209905e+28种可能性。而要解出所有这些可能性,则需要更多的计算次数。据我们所知,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只能达到每秒93.01e+15次。

更何况这只是一个简化的假定。因为现代生产过程比较复杂,迂回较大,很多人生产中间产品,一个产业链条多至几十道数百道,就不是简单地一个生产者直接对应一个消费者的关系了;经济也必然是跨越国界的,如果考虑所有可能性,就应将全球的人口算进来;更重要的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不是固定的,由于专业化的深化,一种产品可以分成更多的生产段,更多的中间产品,更多的工序,因而产生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而创新因素更不是计划者所能预见的,一个新技术的出现会产生出众多的新产品,众多新的交易方式,又带来了更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而要达到上述简化计划经济模型同样的结果,市场经济只需要由任意两两人之间进行交易,各自决定自己是否要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成交,也就是需要解一道四则运算题;但成千上万的分散的个人的这种交易通过互相影响和借鉴,通过一个过程可收敛为一个价格体系,人们只需根据价格信号作出自己的简单计算。也就是说,在同样的网络系统中,市场经济把上述N+S+T+G个联立方程的问题,变为无数个互相独立的四则运算,只要在任何两两人之间有一个数(价格)相同,就可以成交,无数个达成的交易可以解决N个人生产S个产品在T个时间点和G个地点实现供求平衡的问题。事实上,依赖于如此简单的两两人交易,也能够实现上述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复杂系统的有效运转。

也就是说,当其它条件都相同时,市场经济总是会以比计划经济简单得多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因而,当计算能力相同时,无论是多快或多慢,市场经济也仍然会以比计划经济简单得多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优劣与计算能力无关。因而,当计算能力或者与之相关的人工智能有了大发展以后,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结论不会改变。

二、自治:大自然化解复杂性的方法

然而,上述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优劣的讨论只是一种技术性讨论,即只是从计算能力上来论证计划经济不可行,如果随着时间推移,计算能力增长到可以忽视复杂计算和简单计算的区别呢?我再从自然秩序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这就是,一个系统的复杂度在一定范围内能带来效率,但当复杂度超过一定限度时,系统运转的成本就会大得超过系统复杂性带来的好处,在这时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该系统中就会分离出多个可以自治的子系统或个体,从而减少系统中心控制的复杂程度,反过来又使系统可以扩展。

这可以看作是大自然解决复杂性问题时的基本策略。首先,当一个系统的所有部分或要素的行为都由一个中央控制机构决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当系统将自己分成多个自治的部分,我们可以称这些自治的部分为个体。每个个体的复杂度显然比整体要低;接着,让这些部分或称子系统或个体自己决定它们的行为,包括生产或消费的行为。这样一来,整个系统由一个中央控制机构直接控制所有部分的复杂结构,就转变为中央控制机构只控制各个部分之间规则的机制,复杂度就会大大降低。关键在于,分开的子系统或个体要有决策的能力,即智力,它们就能自治。阿尔贝·雅卡尔指出,“一旦系统达到一定的复杂程度时,我们就应该腾出点儿位置给这个生命物质所具有的不仅可以自己构造自己还可以创造出意料之外的、新的东西的能力。”(89)

这种个体从整体独立出来,形成自我意识,并具有智慧,从而具有自治能力,能够决定自己的行动,也能够承担行动后果的情况,被称为具有自由意志。这在奥古斯丁讨论《圣经》“旧约”的“创世纪”时,有过精彩的阐述。奥古斯丁认为,夏娃和亚当偷吃智慧树上的禁果,睁开眼睛,有了羞耻感,暗喻着他们有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个体与整体分开的标志;也有了智慧,这是自治的条件。因为有了自由意志,其作为就要由自己承担后果,错了就要受惩罚,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这也意味着,自由是有代价的,只有做对了才有奖励,做错了就要受惩罚。反过来说,如果是不自由的,也就无需承担责任,也就没有“罪”的概念。

那么,将整体划分为几个部分,分成多个个体,为什么就可以简化复杂问题呢?将整体划分为部分或个体,首先就要承认部分或个体的自治,否则就不叫“划分开来”,也就意味着个体有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而只有涉及个体间的公共事务时,中央控制机构才有权力干预或介入。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一旦有了自治权,就可以自由行动,只不过要承担责任和后果。于是,个体之间就会进行自由的互动。每个个体都遵循趋利避害的规则,即带来有利结果的行为就坚持,带来不利结果的行为就停止或调整,经过多次重复的互动,就会形成共同都接受的规则。因为只要规则对一方有害,就不会被受损害方坚持,也就会被修改,直到各方利益都不受损害的规则为止。

这些各方互动形成的规则,依其性质,既兼顾了每个个体的利益,又实现了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因为所有个体利益得到保障和增进,就是最好的整体利益。如果不是如此,有些个体就会偏离这个规则,就会面临改变的压力。但这些规则的形成又不是任何个体有意规定和实施而形成的,而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无意形成的,他们只是参照别的互动或交易的形式和结果选择自己的交易形式,大量的分散的这种行为,最后会叠加和收敛为行为规则,因而没有额外的形成成本和运行成本,所以从中央控制机构来看,它并没有参与其间,也就没有控制的复杂度问题,就像自动运转一样。它所需要直接介入的,只是那些个体之间的共同的公共事务。这显然大大简化了中央控制机构运作的复杂程度。

这种通过众多的、分散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形成的规则,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的秩序”。在现实中,比较多的为人接受的形态就是习俗、习惯或惯例。在自发的秩序主导的社会中,复杂问题被大大简化了。

三、自发的秩序的可认知性和可计算性

既然自发的秩序是无数分散的个体互动形成,就相当于吸纳了这些互动个体行为的全部信息,吸纳过程又是一个长期的试错过程,因而自发的秩序既包含了空间的信息,又包含了时间的信息,后者还意味着,这是一个动态的秩序,所以哈耶克又称之为“扩展的秩序”。

那么,人们的理性是否可以认识这种“自发的秩序”呢?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问题,曾是十八、九世纪欧洲哲学家关注的问题,一个主要倾向认为,人类不可能完全认知这个世界。这是因为,人是靠自己的感官感受来自外界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是外部世界物质的完全内在表达,而是其表象。即使人们掌握了这全部的表象,也不能掌握这些物自体。因而从总体上讲,人类是不可能完全知道外部世界的。而自发的秩序来源于个体的、尤其是人的个体的自由行动,某个个体究竟怎样行动,我们是无法确知的;大量分散的个体怎样自由互动,我们更不可能知道。康德说,自由是不可认知的,就是说,自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自由的行为及其导致的结果是如此的不确定和复杂,以至人的理性能力达不到完全认识的程度。

在哈耶克的语言中,凡是涉及到自发的秩序时,基本上要用“人类无法知道”来形容。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甚至专门写了题为“我们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一节。他指出,“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和数据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12)试想一下,每一个人都有五官六感,七情六欲,每一种感觉器官都会传递有关外界的各类信息;每一个人也都因五官六感而产生着各类效用或欲望,这些效用又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每个人又有着各类能力,尤其是大脑创造性思维的能力;这些效用和能力的互动的组合可能性几乎就是无穷尽的。只要对每个人的行为不加限制,他们之间的自由互动所形成的样态和结果数量就几乎是无穷大的。如果我们同意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就是同意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认知能力去把握无穷大的自发秩序数据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那么,理性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哈耶克说,人们是可以认识到自发秩序所形成的抽象规则层次,这种抽象规则即是他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这是因为,当人们普遍遵循某种习俗时,这种习俗所内含的规则要素会在多次重复中最终为人类中的智者所发现,并且有些时候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人类文明史中的轴心时代形成文明经典的情形。将自发的秩序内含的规则用文字描述出来,会带来一些好处。一是比较清晰,让人们能够更为准确地遵循;一是可以推广,在类似的还没有产生此规则的领域中实施;一是可以举一反三,发现更为一般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轴心时代以后,文明有了大发展的原因。

然而,仅此而已。并且,正是这种对抽象的一般规则的把握与对自发秩序的尊重并行,才形成了成功的文明。哈耶克指出,当人们把握了自发秩序的抽象规则,并形成和遵行“正当行为规则”时,同时意识到他们不能将这种把握扩展到人类行为的各个细节和具体情境中去,而是在这个领域遵从自发的秩序,而不是将其作为较“低级”的形态而忽视或否定。也就是说,对能够把握的加以把握,对不能够把握的就尊崇和敬畏;这是一种恰当的文明结构。只是人们多重视人们自己用理性发现的一般规则,而忽视了他们是在不知道、不理解自发秩序时,又简单地遵循了自发秩序才实现的文明的发展。有些时候,就会出现唯理主义的自负,以为人类迄今为止的成就都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反而忽视甚至废弃自发的秩序。

最为重要的是,对自发秩序所显现的规则要素的把握,是在已经存在了自发秩序后,对之加以总结、思考、提炼才能做到。这意味着理性或人工智能不可能凭空创造自发秩序的规则要素,必然是依赖于自发秩序的存在而存在,其重要性也就次于后者。所谓“大数据”也只是在众多人的网络行为完成后才留下的痕迹,它也不可能凭空创造出数据;它只能记录人们的行为,而不能替代人们行为。假定有一天,一个强大无比的中央计划当局能够计划所有人的生产和消费,从而代替人们自己的决策,也就否定了效用是从这些个体之中生发出来的,也就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也就不会由自由的交易而产生自发秩序,这个中央计划当局的计算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发挥作用的话,还是在人类理性所能取得成功的范围内,即对自发秩序所内含的规则要素进行提炼和阐述,而将自发秩序的生成和演化留给无数自由的个体。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可以充当自由的个体,甚至是比较聪明的个体。我们应该注意到,阿尔法围棋的成功是作为博弈一方的成功,即它可能是一个比职业棋手更聪明的个体,而不是凌驾于对弈双方之上的中央控制机构。它的聪明来源于对已经形成的围棋的自发秩序,即千百万盘已经完成的对弈的记录的输入、分析和计算,没有这些,它寸步难行。

四、人工智能与人类个体的合作可以改进个体互动和自发秩序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可以作为聪明的个体参与人类特定范围的系统,可以改进系统内个体的互动,促进自发秩序的演化,可能会使系统更为有效。例如将人工智能纳入围棋比赛,会大大提升围棋比赛的水平,使人们发现更有效的围棋对弈着法。然而人工智能自身并不是一个产生效用的主体,它们的自由度实际上受限于设计和制造它们的人类,它们没有无限的可能性,因而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个体。所以不能在人类的全领域中作为一个更聪明的个体影响互动和自发秩序。

人工智能的突出表现永远都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如它的计算速度比人类快,它的记忆存储和提取要远优于人类个体。这在人类历史中早有先例。例如汽车比人跑得快,望远镜比人看得远。汽车和望远镜的意义就是作为人类工具的意义;同样人工智能也在工具意义上帮助人类。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以使网络系统中的人类更聪明、更有能力,同时人类又不失作为人类的全部效用和无限可能的自由度。这就使得众多分散互动的个体更为聪明,互动更为有效,自发的秩序更为贴近理想中的天道,从而整个人类社会就会更有效率和更为繁荣。

这个判断似乎已被证明。如有了汽车和望远镜的社会是否比没有的要好?这已被证明是肯定的。在人工智能领域,除了围棋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生产者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可能更多地捕捉他的消费者在哪里,能更为精确地进行产品定价,更好地规划产品销售策略,消费者更个性化、更微妙的需求特性,从而会挖掘出更多的消费者,生产出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的产品,获得更多的收益。一个消费者也会借助于人工智能找到更符合他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也会更便宜地获得这些产品或服务。

也就是说,有一个市场,其中的人更聪明,是否就会比其中的人较愚笨更有效呢?所谓“较愚笨”,是指不能更快地发现交易对象,不能更快地辨别产品或服务的质量,不能很快地就价格达成一致,不能更快地创造出新的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这一切,都会体现在交易费用的增加,交易效率的降低,和效用的减少上,也就是说,市场总体效率就会较低。反之,当借助于人工智能,人们就会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产品或服务贴近特定需求的程度,就是提高效用,市场交易就会更多、更充分,市场带来的全社会效率就会更高。

不仅如此,涉及到交易费用的降低,还会带来动态结果。这就是分工会更为细密,专业化程度会更高,产品会更为个性化,这都会带来因分工发展而带来的效率提高,这是经济学一开始就注意到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与人类个体结合而形成的个体会促使自发秩序更充分的演化。这就是在基本的市场规则基础上,演化出新的具体规则,新的制度。就如同在市场经济的演化史中出现过货币一样。这方面的变革更是我们无法意料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不会带来计划经济的复辟,反而会使市场经济更为有效和活跃。

从更基本层次上看,人工智能能够带来更为自治的社会,亦即更为市场化的社会。这是因为,如前所述,自治的前提是个体的自治能力,即理性能力或智力,当个体的自治能力因人工智能的出现而提升时,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社会就应该更为自治。更进一步,更聪明的个体可以是更道德的个体。这是因为,从经济人角度看,更聪明意味着有更长远的眼光,能够透过多重的因果链条看到一个策略的最终结果,而不会只看到眼前利益和直接因果关系,这使得个体可以为了长远利益和最终结果而暂时抵御住当下的利益诱惑,如违约、欺骗或不守信用等,明白遵循道德规则会有利于自己的长期回报,从而会遵循一般道德规则。当社会中自律的人增多、或社会普遍道德水准提高时,显然他律的制度就要缩小范围,也就是社会自治范围的扩大。

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有众多人工智能个体参与其间的系统,它们将形成新的自发秩序。在特定范围内,他们与人类个人个体共同组成的系统也可以通过互动产生自发秩序,例如在围棋比赛中,可以由人类棋手和人工智能棋手参加。它们的参加甚至会影响自发秩序的形态和走向。如我们在阿尔法围棋的弈法中发现,它已经突破了人类棋手长年固守的围棋定式,创造出了新的定式,并战胜了人类棋手。而所谓“定式”,就是自发秩序在围棋中的一种表现,即经过多次重复形成的习俗规则,博弈或互动各方都认为对自己无害,所以无意改变。因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和与人类的合作,会推动人类社会中自发秩序的演化,朝着更逼近自然法和更有效的方法发展。这也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