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武汉抗疫中的计划与市场｜盛洪

盛按：又把“武汉”改成“上海”，道理仍然一样。但场景大得多，后果严重得多。市场在分配物资方面比行政体系优越得多，在防疫方面也比行政体系优越。因为人们在市场中买食品果蔬，他们之间的相遇是偶然的和有距离的，而由行政体系街道－居委会+志愿者分配物资，则要多次重复且直接接触，所以后者传染病毒的可能性更大。上海恢复市场供应，将会一举缓解饥饿问题和提高防疫效果。为什么要把已有的错误模式坚持到底呢？再发此文。（2022年4月8日）

盛按：把“武汉”改成“西安”，道理一样。只是更深切和急迫。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提供日常所需，是狂妄的想法和愚蠢的行为。况且这种作法对防疫没有贡献，反而恶化了疫情。“行政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靠多次重复近距离接触而运转的组织，政府行政行为比市场行为更容易造成人的聚集和持续性近距离接触，用政府行政部门替代市场，只能造成人们之间更多的聚集和持续性接触。到超市去买菜，人们并没有固定时间，也不会与某个确定个人多次重复地接触，因而人与人之间是‘随机接触’，如果戴上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使用已经相当普及的自助结账，风险又会大大降低。”再发。（2022年1月4日）

盛按：最近疫情再起，各地政府又重走老路，且变本加利。“老路”就是废弃市场机制的功能，强制性采取行政手段，不仅效率极其低下，导致公民生活不便、生活质量下降，其它病情的恶化，还提高了传染的风险。“变本加利”就是不当地扩展了“密接者”的定义，原定义是1米以内的接触者，现在变为“一座楼，一列车”，甚至整个社区，整个露天公园之内的人；不知扩大了多少倍。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本来就存在严重问题的行政手段的弊害。我希望对现在这种作法进行反省。我在去年发的这篇文章中，以武汉为例对废弃市场、倚重行政的作法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可为参考。再发。（2021年11月2日）

盛按：防疫是为了保护生命，吃饭是为了维持生命。生命是最高的自然法价值。这也体现为宪法的生命权。看到通化政府为防疫致使居民断粮断药，它只在乎防疫，而不惜将居民置于饿死的边缘。这说明它的防疫也不是保护生命，而只是执行上级命令。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一年前的武汉。说明这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普遍现象，即将上级命令放在宪法之上。这凸显倚重行政体系的弊端。它只关注单一行政目标，为此可以侵犯公民权利。这些权利是公民利益以致生命的重要保证。再发此文。(2021年1月26日)

现在看来，武汉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吃饭问题是一个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抗击非典时期和我国现在的其它省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武汉市政府强行限制超市和便利店对居民个人的销售，又在相当长时间里不能提供同等有效的替代方法，居民们靠团购和自找货源来自救；而到了后期，政府及其基层组织又来决定对居民的配给，甚至是排他的、强制性配给。严格来讲，这种由政府分配物资的现象，就是计划经济的小范围回归。

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改革。四十多年来中国人已经对市场经济习以为常。它真像“看不见的手”，或“太上，不知有知”。其实，市场体系是相当复杂的体系。只不过无需由政府或精英人士去命令或组织。它靠的是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愿谈判；因而它是在非常简单的规则下，实现复杂目的和结构。也就是说，市场可以只要遵循平等谈判，一致同意，和自愿成交的规则就能实现“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复杂目的。而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的生产企业，批发商，运输商，零售商，最后到消费者的复杂结构。

而决定这个复杂结构运转的，是市场的价格体系。每一个市场主体并没有来自政府的命令，而只是根据市场价格和他们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决定交易行为。而反过来，众多的市场主体的分散决策，又能够形成多种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体系。这是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的常识。茅于轼老师在《择优分配原理》中做了比较通俗的表达：只要交易带来的边际效用高于边际成本，市场主体就愿意交易，直到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这时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而进行这种计算非常简单，茅老师说，家庭主妇“很清楚，最优的生活安排应使每元钱所增加的边际效用均相等。”（2008，第100页）不用说，其他人，企业家，批发商，运输商和零售商也很清楚。于是，正是分散的个人的决策最终汇集和收敛成的价格体系，指导着人们的决策，而人们的决策又形成了价格体系。这是一个互动的、实时的信息系统，无需人们额外地花费收集和传递信息的费用。

而这样一个有效的资源配置系统却被武汉市政府以防疫为名轻易地废弃了。据报道，在封城以后，超市就不向居民个人销售了，只接受居民的团购。而在2月15号以后，又加强了对居民社区的管控，甚至连居民团购都不允许，只能由政府基层组织与附近超市一起配菜（徐金波，2020年2月16日）。这就相当于计划经济的物资配给制度了。最善意地理解，武汉政府似乎是没有意识到，它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任务。在其网站上，武汉政府一开始就向市民拍胸脯，说“武汉市大宗商品、食品、医疗防护用品等储备充分、供应顺畅”，让大家“不用恐慌”。其实，它真是不知道，既想替代市场、又要达到市场的水平有多难。当然不容回避的，是他们心中没有宪法，没有民众的宪法权利，才会如此轻易地侵犯民众的经济自由。

现在做一个简化的假定。假定武汉现在有1000万人，日常需要食品、果蔬、食材、调料，以及其它日用品300种，他们与包括武汉在内的1000万个生产者或服务商进行两两交易，他们分别居住在10000个社区中，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同的，他们在不同时间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如何分配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些生产者和服务商的成本是多少？他们的供应商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要由一个中心的计划者来制定分配计划，他就要求解一个3×10²⁰ 个方程的联立方程，而计算量又要高一个数量级。而且要知道每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每个生产者的成本函数，以及它们随时间的变化，最终求出在每一瞬间使供求达到平衡的动态价格。即使是在今天的计算机时代，不仅这样的联立方程无人能解，据我们所知，现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只能达到每秒3.39×10¹⁵；更重要的是，不经过真实的交易，每个人内心的效用函数无从知道，每个生产者的真实成本也很难知道。

实际上，当政府禁止个人去购买食品和蔬菜时，价格体系就被破坏了。我们前面说过，市场价格体系是靠众多消费者分散决策、进而汇集和收敛而成。一旦不允许民众自主买菜，他们的需求信息就不能通过众多的买卖分散决策而显现出来，也就不可能形成价格体系。没了价格体系，社会就失去了有关供求的信号系统，就不知道，在某地的谁在什么时间需要什么商品，也不知道他或她想以至高什么样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生产者也会失去进行生产决策的信号。

问题是，我国曾经经历过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当时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严格来讲，没有解决。只是计划当局通过减少商品品种，配给和短缺，让广大民众勉强地维持在温饱边缘上。在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期，包括工商业改造，我国的商品品种数量就持续减少。据《新中国商业史稿》引述天津的数据，天津文化站的商品品种从1957年的600余种减少到1960年的300余种；天津百货站从300余种3700多个花色减少到200余种，1300多个花色（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1984，第159页）。而1957年已经在原来的基础上减少了大量商品品种。经历过这一时期的人的最深印象，就是我们的服装颜色主要是蓝色，以致被称为“蓝蚂蚁”。在文革十年，北方人看不到香蕉和柑桔。商品品种和花色的极大减少显然远离了消费者的纷繁复杂的效用需求，极大地降低了民众的生活质量，但却能够将分配商品的复杂度降低以接近计划者的能力。

即使如此，计划当局也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进一步的措施，即实行配给。如粮票，油票，肉票，副食配额，过年才有的花生和瓜子配额，收音机、缝纫机、手表、自行车等所谓“四大件”，也需要凭票购买。等等。在计划经济登峰造极之时，大约是在文化革命时期，各种商品配额票证多达100多种。即使这样，也经常不能达到供求平衡，所以经常要排队。如每年民众都要排队买配给的大白菜。在投资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领域，就更多地出现短缺现象，以致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纳写了一本《短缺经济学》来分析计划经济。

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新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老的一代也逐渐淡忘了。然而，只要这个社会有记忆，有记录历史的知识分子，就不会不知道计划经济带来的灾难。武汉政府作为一级政府组织应该有着长期记忆和长远眼光，不致愚笨致此，竟可以随便舍弃市场经济。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它想以周先旺所言“硬了一拍”的政策行为，让上级，而不是民众，“以为”他们做得很好。

其结果，武汉的这个“小计划经济回归”全面展现了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甚至更为显著和清晰。首先是，这种配给制度根本满足不了民众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丰富的饮食需求。据大量信息，武汉政府及其下属基层组织与附近超市合作，向居民提供的“爱心菜”，除了名字好听外，却是品种单调、质量欠佳和价格偏高的配给组合，一般只有四、五种菜。这与居民在常规时期相比，差了许多。更不用说这些配给的菜是否合居民们口味。更重要的是，肉的供给却是大量短缺。不少居民多日吃不到肉。而且似乎也只有一种肉。这种情况，几乎完美再现了计划经济的“减少品种”，“配给”和“短缺”的特质。

武汉配给制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计划经济时期并不外在显现的，这就是价格偏高。当菜不是“爱心”的时候，一般在30~50元一袋。平心而论，给定计划经济制度，这也有几分合理性。因为，在废弃了市场经济的批发、零售和配送体系后，多年来磨合而成的市场配送和运输体系也遭停运，计划经济的配送体系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市场经济。武汉不许正常的商业性车辆进城，就无法维持原来市场经济的高效的配送体系。用垃圾车或急救车运肉，固然反映了政府官员们无视民众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的道德缺陷，却也暴露出他们无法及时有效调配运输车辆的狼狈窘境。无法运筹，效率低下，成本就高。在这种制度框架下，有些武汉居民还很理解价格偏高。然而，在另一面，由于政府废弃了市场，政府或政府指定的超市就相当于独家垄断，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价格就很自然会成为垄断高价。在这时，有些人就只能暂时忍耐，而有些人就通过其它途径，如团购，获得货源，以低价卖给居民。这就形成了对“垄断”的制衡。

当然，计划经济是强制性的，否则就无法维持运转。这需要具体的人来强制性地限制价格，数量，生产和销售企业数量，甚至限制消费者。这就带来寻租的机会。为了维护寻租的利益，有些政府基层组织滥用强制力。一个视频显示，官方的社区机构竟然不许居民自购面粉进入小区，且态度粗暴，竟然将自己帮助居民获得食品的义务，说成是自己限制居民经济自由的权力，以排斥居民的自救和避免受高价盘剥的正当行为。我们也多次看到武汉城管、工商管理或其它行政部门在防疫期间滥用权力，直接抢走商品的有之，处罚在防疫时提供商品的商家有之，以无资质为名关闭仍提供志愿服务的饭馆有之。

在孝感应城发生的居民抗议事件，就是当地政府赤裸裸地宣称，生活物资供应要“由社区组织物业实施，严禁他人私自售卖生活物资。”（《新京报》，2020年3月13日）这就是地方政府将义务变权力，限制民众权利的典型事例。当地政府和超市勾结，利用抗疫期间的垄断地位高价配给蔬菜和肉类，当居民中的志愿者找到便宜的货源，他们就滥用权力将志愿者抓捕，打掉竞争者，以维护他们的垄断高价（与光同尘，2020年3月12日；告非，2020年3月13日）。这就造成了应城居民抗议警方非法抓捕的事件。这种事情在武汉之外也很常见。在外省的一处农村，有一个想回沿海复工的人，发现竟需要通过七道关卡获得复工的证明，结果还是不能走成。最后发现只要向交通警察交钱，就可以走（蛋蛋姐，2020年2月17日）。原来政府管制的寻租功效无需教授，很快就有人拿来赚钱了。

计划经济还会带来消费者的极大不便。虽然与交易相关的操作似乎不重要，但在市场经济中，其中大部分都变成了市场化的行为，我们为之付费，却带来方便。有些是商家为促销，而承担了配送费用。我们今天已经渐渐忘却那些排队买紧俏商品的日子了。在今天的武汉，由于市场突然不见了，那些市场化的专业的配送消失了，改成由街道干部加志愿者的分配，因为或者信息不通畅，或者需要自己去领，需要花力气搬运，有时还要爬多层楼梯，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获得，或很难获得。据报道，武汉一些偏远的小区或旧城，由于缺少政府基层机构的覆盖，相当长时间没有食品蔬菜的配给。更重要的，是那些孤寡老人或体弱多病之人的境遇，如有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单亲母亲，曾出来争抢食品，却遭居委会的人殴打，长期得不到食物，致使一岁半孩子饿死（芳姐搞笑，2020年3月16日）。

由于这种政府基层组织只覆盖本地居民，一些外地民工，或到武汉出差的人，因疫情滞留武汉，也就很难获得配给。据报道，一些民工露宿街头，很多人很长时间靠在垃圾桶里的剩饭度日，由于商业店铺关门，他们甚至很难喝到热水（夜阑，2020年2月25日）。还有一些到武汉出差的经营或技术人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只买到过一次“爱心菜”（凤翔吧，“七人滞汉47天：房费接近2万只买到过一次‘爱心菜’”）。

也许武汉官方会辩解说，禁止居民直接在超市买菜是为了防控疫情。这显然是错误的。仔细想一想，防疫的要点是什么？是防止人与人之间聚集和接触，即要保持“社交距离”。我在“为什么越界的行政行为会恶化疫情”一文中已经指出，行政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靠多次重复近距离接触而运转的组织，政府行政行为比市场行为更容易造成人的聚集和持续性近距离接触，用政府行政部门替代市场，只能造成人们之间更多的聚集和持续性接触。到超市去买菜，人们并没有固定时间，也不会与某个确定个人多次重复地接触，因而人与人之间是“随机接触”，如果戴上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使用已经相当普及的自助结账，风险又会大大降低。如果再慎重一些，控制超市的动态人数，自动测体温，就会相当安全了。而政府基层组织加志愿者的配给行为，则是要有若干人持续互相接触，并要由社区居民来领，或者分发到户。在高峰时甚至形成多人聚集。

一篇文章指出，在2月21日至29日，武汉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有一个反弹，从每日300多增加到500多人。原因之一就是“封闭隔离小区内密切接触”，这“直接与生活必需品供应的‘最后一公里’有关。”因为无论是团购，尤其是政府基层组织配给“爱心菜”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甚至造成聚集。这与我在“为什么越界的行政行为会恶化疫情”一文中的判断颇为相近，只是更有经验基础。所以有的武汉居民就说，除了年前的，挤医院的，挤超市（抢购）的感染者，团购（或配给和领取“爱心菜”）的是第四批“受感染者”（张力，2020年3月3日）。因而，限制超市、农贸市场和便利店的正常经营，禁止商业性配送车辆进城，除了给武汉市民带来不便，还增加了受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如果再酿成像应城那样的事件，又会引起民众的大规模聚集，且不当地出动警察与民众强力接触，就更有可能。

再做一下上下左右、古今中外的比较。在我国上次非典时期，并没有城市采取这种极端措施，疫情最终被控制住了。这次抗击新冠病毒，非湖北的其它省份，大概除了温州有类似情形外，都没有采取废弃现有市场体系的作法，却控制了疫情。再看境外。韩国的大邱是其疫情重灾区，虽然实行所谓“最大程度封锁”，但并没有影响市民的基本出行，超市正常营业，“发现食材和生活用品基本能满足需求”（陈沁涵，2020年3月4日）。韩国在3月3日越过新增800多确诊病例的高峰后，到3月22日已降至64人。被说成是“封城”“封国”的意大利，实际上也没有限制购买食品和蔬菜，只是限制超市的动态流量，也可望在3月21日越过6000多例的顶点，逐步下降。我们还应注意的是，由于中国大陆仍然在封杀和“训诫”披露疫情信息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数据与其它国家进行对比；另外，我们还要注意时间。韩国大邱是在2月25日宣布采取“最大程度封锁”，越过病例高峰用了7天；而意大利是3月8日宣布北部城市“封城”，到3月21日越过峰值只用了13天。而武汉从封城到峰值则用了22天。

图1 武汉、韩国和意大利的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

说明：起点是实施“封城”或“最大程度封锁”的那一天。在武汉是1月23日，韩国是2月25日，意大利是3月8日。确诊病例根据官方数据。红点是病例数量的最高峰。武汉的最高峰没有选择数量最多的那一天，是因为这是政府换人造成的对以前病例数的释放，而采取其第二天的时间。

当然，这次武汉抗疫期间有一个现象也许让武汉政府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外省对武汉在食品、蔬菜和水果方面的无偿捐赠。在抗疫之初，这无疑是全国民众对武汉的爱心之举。然而如何分配这些捐赠物品确是一个难题。因为捐赠通过政府，但政府在常规时期没有分配捐赠物资的功能。在最初有些地方政府将捐赠物资放到超市去卖，但这在道义上似乎不妥。于是有的政府部门就解释说，要将卖的钱支援医院。这也遭受批评。但如果不在超市卖，又有一些行政部门私下分配了这些捐赠物品。如鄂州公安局那样。实际上，武汉是一个传染病灾区，而不是一个穷得吃不起食品菜果的灾区，因而捐赠物资应该是救治疾病的紧缺物资。在常规物资中，其它省份对武汉的最好支援，应该是保证武汉市场的正常供应，而不是免费捐赠。当然，外省的捐赠也可能是由于武汉政府不恰当地废止了市场和禁行商业运输车辆，才采取的变通方式。因而无论如何，这是武汉政府错误之举导致的后果。

由于武汉政府不恰当地废弃了市场，自不量力地企图替代市场，致使严重错配资源，将大量人力物力配置在它不应该也不擅长的领域，还得不到好的结果，招致武汉民众的怨恨，如“武汉嫂子汉骂”所揭示的那样。而被骂的社区干部着实冤枉，他们被上级的错误决定所驱使，去做了他们怎么也做不好的事情。而在政府应该投入的领域，我们却看到大量的工作缺失。如在帮助弱势群体方面。据报道，在运送老年人进行隔离和就诊的车辆上，竟没有进行对接的社区干部；不少残病人员得不到帮助；有些在家中已死数日竟没有发现；家中隔离条件不好而导致的家庭传染，也没有人得到解决。从武汉政府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它对弱势群体在这一疫情期间所遭受苦难的同情，对逝去生命的哀痛，对自己工作缺失的检讨。在它看来，似乎这是它的工作的边边角角，它正努力去做它做不好却非要做的事情，顾不过来这些人。这恰是对政府角色的颠倒。如果那些替代甚至排斥健康人自救的工作人员去清点弱势人群，并予以重点帮助，结果要好得多。

孔子说，政府要“惠而不费”；只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才能做到。我写这篇文章的直接目的，是希望武汉政府迅速取消对居民购买食品果蔬的限制，恢复超市、农贸市场和便利店的正常运营，改善武汉市民的日常生活，也让那些靠市场流水的零售商维持生计。武汉民众没有必要为这种增加感染风险的限制继续付出代价。同时，从长远看，这个武汉实行的“小计划经济回归”再一次让我们重温了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不公正，让我们社会的民众坚定“不能走改革回头路”的决心。前两年那些拍胸脯说“大数据”和“云计算”可以实现计划经济的英雄们，这次并没有对武汉政府拔刀相助，说明他们清楚解这样一个复杂的联立方程组远在他们的能力之上，更何况他们无法获知武汉民众的效用函数，这个说法在哲学层次就不能实现。再者，“市场经济”已经写入《宪法》，武汉政府这次借防疫之名废弃市场和限制居民购买的行为构成违宪。直接导致的后果说明，市场经济这个经过历史考验的宪法原则是一种自然法，行政部门以“自己不会受惩罚”的狂傲心态违反自然法，自然法会以自己的语言告诉它“错了”：王在法下。

参考文献

《新京报》，“孝感应城一小区为何百人聚集篮球场？官方回应了”，2020年3月13日。

陈沁涵，“疫情和邪教包围下的韩国大邱居民：警铃响起，紧急撤离”，《新京报》，2020年3月4日。

蛋蛋姐，“为了返工，我开了7份证明，还是没出村”，《酷玩实验室》，2020年2月17日。

芳姐搞笑，“湖北一岁半女孩饿死家中！真相如何？谁才是真正凶手？”，《网易》，2020年3月16日。

告非，“湖北人民没有吃到一颗你捐赠的菜：黑心物业和超市联合“黑”老百姓！”，《新浪微博》，2020年3月13日）

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新中国商业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

徐金波，“武汉居民出入小区实施更严格管控最大限度减少流动”，《中新社》，2020年2月16日。

夜阑，“在湖北，那些无人知晓的生命与死亡”，《小秘密根据地》，2020年2月25日。

与光同尘，“湖北应城市海山小区居民聚众抗议”，《中国数字时代》，2020年3月12日。

张力，“武汉一线：“爱心菜”变“伤心菜”，如何补救？”《观察者网》，202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