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师精粹] 人工智能与计划经济(2)|盛洪

随着系统规模的增大,系统复杂度也不断增大。这时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让其中的子系统或个体自治。自治的意思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承担后果。这需要有自由意志,需要有相应理性。当众多个体都自治了,中央控制当局就无需决定他们的行为了,其复杂度就会降低。这种自治的模式也就是市场的模式。自治的个体要比没有自治的个体更有理性,他们之间非目的的重复互动会形成价格体系或其它惯例,价格体系及其它惯例又反过来会简化人们的计算,使分散个体分别作出的决策合成一个有效的结果成为可能。在大陆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是靠极大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降低计算复杂度,带来短缺和过剩,辅以排队和票证,才勉强实行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灾难。

这是我于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制度经济学] 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盛洪

盛按: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伯南克等三人,表彰他们在“危机经济学”和“银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一看内容似无惊人新意。已有凯恩斯经济学大框架在先,对银行在危机时所起的加速收缩货币供给的作用,似乎早已是经济学界的通识。伯南克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时挽救危机的果断之举,其前任格林斯潘似已实行过。有意思的是,他们着重研究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学者普遍关注的经典案例,我也关注过,并分别各写了一篇论文。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是我的“危机经济学”,我更愿意冠之以“制度经济学”。现将这篇“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发在此,凑一下诺奖的热闹。(2022年10月19日)

摘要:从2007年底开始的美国金融危机,揭示了在金融领域存在着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的方法,参照对赌博风险的分析,发现由于人的寿命和财富有限,当金融产品的风险概率过高时,就会出现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亏损均衡”。又由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生产不受实际物质成本的约束,金融产品的风险概率也越来越高,并且交易量也大幅度上升。这从供求两个方面推动金融产品的风险水平和规模越过安全的边界。而旨在降低风险概率的金融创新又会在社会层次上提高风险水平。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下,华尔街金融集团因财富的集中而获得更强的游说能力,以致国会无法通过有效制约华尔街的法案;又由于民众意愿的影响,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和中央银行都倾向于实施扩张的宏观政策并鼓励消费信贷,又进一步削弱了社会的谨慎文化;最后使得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大行其道,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似乎是一连串错误累加的结果,而且根据现在对市场制度和美国政治结构的理解,每个错误似乎可以避免。然而金融危机终究发生了。这使我们有理由问下面的问题,并且寻求答案:

  1. 为什么理性的经济人要去购买明显风险很高的金融产品?
  2. 为什么金融机构有动力去开发和经营风险越来越高的金融产品,而为此甘冒亏损和破产的风险?
  3. 为什么金融产品开发的速度要快于实物产品,且金融资产的增长远远快于实物资产?
  4. 为什么少数金融机构获得更强的市场势力?
  5. 为什么少数基金经理和交易员在与公司的合约中,获得更优惠的合约条件?
  6. 为什么金融交易所没有动力约束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的交易?
  7.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对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交易进行有效管制?

本文试图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

一、有关风险的市场失灵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金融产品的风险,我们引进更为典型的有关风险的人类行为——赌博。赌博与投资的共同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赌博就是作出一个其结果不确定的选择,然后接受由“命运”支配或随机出现的结果。金融产品的价格会因各种因素而波动,除了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长期趋势还有可能把握外,由于因素过于复杂,人们不可能预测中短期内的价格波动。甚至“市场有效性”理论指出,正是这种不可预测的波动本身是市场有效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市场价格把各种有关供求变动的因素全都吸纳了进来,而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知道这全部的信息。因而在购买某一金融产品时,一个人并不知道在下一刻该产品的价格会上升还是下降,他实际上是在“赌价格”。这与买彩票没有什么区别[1]

投资与赌博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的不确定性具有同一性质,即是所谓的“风险”。富兰克•奈特将“风险”定义为,人们预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而将不知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称为“真正的不确定性”(2005,第172页)。因此,所谓风险的高低,并不是有关不确定性的信息多少,而是人预知的风险概率的高低。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投资,风险投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和赌博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风险,即预知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赌博是一种标准的风险,如果只赌骰子的一面,其胜率是1/6。而投资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其风险不只是像骰子那样只有一维。因此人们对投资风险的概率分布的“预知”不像赌博那样容易。对于一个资产的投资,一般是根据相同资产的市场价格以及历史中积累的成败比率数据预估其风险概率的;金融工程的主要作用,就是根据历史数据和当下相关市场价格对金融衍生产品定价,而这一定价反映了该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概率。不同的投资和赌博的唯一不同,就是不确定的概率分布不同,即风险程度不同。所谓风险高,就是成功率低的意思。

一个有关投资或赌博的一般规则是,无论风险有多高,剔除时间因素,人们的期望收益至少要大于投资,或者说,期望收益率(期望收益/投资)至少要大于1。期望收益等于成功率乘以一旦成功的回报。在大多数情况下,稳定的投资或赌博形式的期望收益率就在1附近。这是因为,人们不可能选择少于1的期望收益率,而当出现期望收益率大于1的投资形式时,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投资,由于某一投资形式的项目数量是有限的,人们要支付因机会稀缺形成的“租金”,最终会使期望收益率降至1。这说明,无论人们投资于风险多高的项目,其行为都是理性的,并没有奇怪之处。

按照金融学的理论,我们可以用收益波动的标准差来定量描述风险程度。这种标准差的度量可以直接与赌博中的胜率(或风险概率)相关联。一种赌博的胜率越低(或风险概率越高),一个参与者的收益的波动幅度越大,从而标准差越大。见下图。这意味着,一个博弈者越有可能亏损,而不是赚钱;并且越有可能亏损得更多。金融学理论的一般结论是,在期望收益(均值)相同的几种金融产品中,标准差越小即风险越小的金融产品越有价值(勒威,和萨纳特,1997,第243~273页)。

图1  几种赌博的标准差

 说明:游戏规则是,每人每次押1元钱,共N人,在这里,N=2,6,50,100,200,500。中奖概率为1/N,一旦中奖的收益为N,期望收益为0。本模型采用EXCEL程序,用随机发生函数模拟掷硬币,掷骰子,或摇奖。每次游戏共掷或摇254次。上图是这几种博弈形式的某一次游戏结果。

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进行高风险的投资甚至赌博呢?回答是,一旦投资成功或赌赢,其回报能抵偿成功率低的损失,使其至少可以补偿投资。例如,如果赌博的成功率是1/6的话,那么只要回报是每次下赌的6倍,就足以诱使人们参加这一赌博。实际上,人类的绝大多数投资和赌博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假定我们预知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成功率约20%,只要我们预期一旦成功就会获得这一投资5倍以上的回报,就有人愿意进行这样的投资。一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期权的设计也是如此。期权的价格是根据标的金融产品的价格历史信息,按高于或低于执行价格的价格出现的累积概率来定价的。一般来说,超出某一种执行价格的价格越是不可能出现,其期权价格越低(约翰·赫尔,1997,第221~260页)。赌博一般是严格按照这一规则设计的。从两个人赌硬币两面,到成千上万的人买彩票,其特点是,赌赢的回报依参加赌博的人数增加而增加,而赌赢的概率则又严格依照参加赌博的人数增加而减少。

在风险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投资或赌博的实际结果会接近于期望收益。如在掷硬币的一赔二的情况下,一般的结果是两人接近平分秋色;长期投资于一只传统企业的股票,实际收益接近于期望收益,即该投资的无风险利率。

然而,随着风险程度的增加,对每一个个人或机构来说,投资或赌博的实际收益更有可能低于期望收益,即产生亏损。这是因为,第一,每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而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成功率小到一定程度,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就更不可能有幸获得成功。例如一个彩票中大奖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如果一个人寿命无限,并持之以恒地购买这一彩票,终有一天会中奖的;然而如果他的寿命只有90岁,他从20岁起每天都买彩票,他也只能买25550次彩票,他中奖的概率也只有2.5%。因而在实际中,绝大多数买彩票的人是终生没有中过大奖的。

第二,即使是在有生之年中,人们也要受到可用于投资的财富的限制。一旦手中的钱财耗尽,一个人就要退出投资或赌博游戏。很多人都是因为赌资用完而离开赌场,一旦离开,原来估计的风险概率(即1—胜率)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他赌得大胜的概率是1/100,但在第50次下赌后就弹尽粮绝,他实际上的胜率就变成了1/200。如果预期大胜的回报是赌资的100倍,这时的实际的期望收益率则为0.5,低于1,即出现亏损。

人们一般知道这种风险概率越高,越有可能亏损的性质。人们在经验中也知道寿命有限和财富有限的性质。他们会将其考虑进来。例如一般只有富人才进行风险投资,他们的巨额财富保证他们经得起若干例投资失败。中国传统中比较成熟和稳定的家族禁止赌博,他们知道赌博的实际收益要低于期望收益。绝大多数人严格地区分赌博和投资。比如他们用较少的钱去买彩票,用较多的钱买股票。在市场中,人们也多考虑“风险溢价”,即对他们所冒的风险进行补偿,对风险较大的金融产品要求较高的期望收益。

只是在任何一个时点,人们的期望收益不受寿命和财富的限制,如在每一次赌博中的风险概率或胜率,与赌博作为一个完整系列的事实的风险概率或胜率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在这一次赌博中当下计算的期望收益是理性的,也可以说他们是花钱买一种发大财的可能性,只是因寿命和财富有限,实际上存在着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差距。即使有着风险溢价的修正,人们在投资于较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时选择其中期望收益较高的品种,但只要寿命和财富有限,就可能带来实际收益低于无风险的期望收益的结果[2]

以往认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不会容忍亏损,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只是由于经济学教科书对人的假定,形成了我们今天讨论问题的一个定式,认为既然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就不会作出使自己受损的决定来。突破这个思维死角,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论断并非总是正确的。上述讨论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经济人的投资或赌博的决策是根据对期望收益的判断理性地作出的,但这种决策会随着风险概率的增加而导致实际收益低于期望收益,即亏损状态。大多数人会接受这一结果。绝大多数买彩票的人一辈子没有中过大奖,也是无怨无悔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就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可以接受导致亏损的选择,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亏损均衡”。

这一结论有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即理性的经济人不会自动拒绝导致自己亏损的选择,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会导致无效率的结果。尽管几乎所有的投资和赌博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易,他们的输赢,剔除时间因素,是零和博弈。但从整个社会角度看,如果风险相当大,结果是负和。这是因为,风险越大的投资或赌博,其产生的财富分配差距越大,例如1赔100的赌博要比1赔50 的赌博的财富分配差距更大[3]。赢者对钱的边际效用将会随着收益的增大而降低。

并且,如前所述,在即定时间内,风险概率越高,一个人出现的亏损甚至输光的可能性越大;从整个社会看,亏损甚至输光的人数比例越大。尤其是输得血本无归的人的比例随着风险概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也可以说,随着风险概率的增加,亏损的人的比例会逐渐增加,但输光的人的比例会迅速增加;即每个亏损的人的亏损程度会增加。见下图。

几种赌博的亏损比例和输光比例

说明:此一游戏规则与上图同。“亏损”的定义是,博弈者的总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即0元。“输光”的定义是,博弈者每次都押上1元,但没有一次中奖。在本游戏中,一共亏损了254元。

在美国的现实中,近几十年来的金融创新的基本方向,就是创造出一些风险概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如金融衍生产品——期货和期权。根据期货和期权的特性可知,购买一种金融产品的期货或期权,只需支付相当于该标的金融产品价格的若干分之一,到期履约时,可能会全部赔掉先期的支付,这使得进行期货或期权的交易的收入波动大于标的金融产品。期货和期权显然是比其标的金融产品风险概率更高的金融产品,当期货和期权交易量大幅度增加以后,就必然带来风险概率增加导致的社会变化,即亏损人数和亏损程度增加。

当这种比较广泛的亏损情况出现,加上输者的亏损相当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消费支出时,甚至最后导致他们无法支付债务时,就会造成大量的、一系列的债务链条断裂,产生一个相当于该社会货币乘数的货币收缩。

我们可以想象,在社会中存在着一个“最佳”风险概率,在这一水平上,投资或赌博都不会导致使人无法支付债务或显著影响其支出水平的结果。低于这一水平,就有可能存在着有些可盈利的投资项目没人投资,而高于这一水平,则会导致债务危机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一最佳水平,是不能通过每一个个人的理性判断,即成本不能大于收益的判断来实现的。换句话说,在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且在市场制度条件下,一个社会不能保证其选择的风险概率正好停在“最佳”水平上。这可以被称作“有关风险的市场失灵”。

二、缺少成本约束的金融创新

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不得不不断地开发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满足人们新的效用的同时,增加自己的收入。这减缓了整个社会受边际效用递减的影响、而产生的物质资产价值递减的速度。

然而,对新的物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仍受到来自需求和成本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人们会受到收入的约束而买不起新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开发都要受到物质资源和技术的制约,总而言之是成本的制约。无论是开发新产品,还是生产新产品,都要有一定的成本。如果将开发产品的成本视为固定费用,将生产产品的成本视为变动费用即边际成本,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的这一点上,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时,即专利收入不足以补偿研发费用时,新产品就不可行。

为了解决对新产品的需求问题,金融产业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汽车信贷等消费信贷类的金融产品。这使得从整个社会来看,需求在增长。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提前消费;(2)消费新的物质产品;(3)间接地,因此产生的收入增长。这同时也为生产这些消费品的企业提供了市场空间,造就了这些企业的市场价值。由于这些产业规模巨大而不能仅靠内部融资,金融产业创造了股票和公司债券等金融产品为它们提供了货币。

但是新的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生产仍然无法绕过成本约束。金融创新产生的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的增长也终究既要受到收入方面的限制,也要受到成本方面的限制,即对新产品和服务开发的限制。而对实物投资的需求受到相应的消费品需求的制约,其增长也会受到约束。

在另一方面,当金融机构为消费与实物投资提供融资时,也创造了有独立投资价值的金融产品。除了对实质经济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外,这些金融产品包括再融资和衍生产品。一个金融机构的收入来源是出售金融产品。当传统的金融产品市场已经饱和后,收入的增长要依赖于新的金融产品的推出。与物质产品一样,一个新产品会带来新的市场需求;从而新产品的不断涌现意味着市场的不断扩展,一个企业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与开发新的物质产品的情形不同,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就相对容易得多。尽管也有对其经济合理性和合约条款的研究设计,但终究不受物质资源和技术的约束,从而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都很低。这就使得金融产品理论上可以层出不穷。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并不依赖于现实的资产和企业,只依赖于已有的金融产品,其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就更低。一些经济学家开发出来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公式,实际上是根据历史数据求得特定产品的风险概率后给出价格,大大降低了定价的交易费用,极大地促进了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

更为重要的是,金融产品的期望收益没有一个物理的、心理的或技术上的限制。我们在上一节讨论过,风险水平的提高可以不影响一个金融产品的期望收益。因为风险概率的提高或胜率的降低可以用高的成功回报来补偿,最后使得期望收益不变。因而,金融机构只需将金融产品的风险概率不断提高,只要提高回报率以维持期望收益率不低于1,就可以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当风险概率为50%的金融产品的市场饱和后,可以推出风险概率为51%的产品。例如提高利率以出售风险更高的债券。

我们也已证明,人们可以理性地接受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即使这会导致他们亏损。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金融产品会沿着从低到高的风险水平而推陈出新。因为在实物投资的期望收益率因消费者的效用递减而不断下滑时,金融产品投资的期望收益率基本上是不变的。这导致了金融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大,而实物投资的比重会不断减少。例如在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47年的25.6%下降到2007年的11.7%;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从1947年的2.3%,上升为2007年的7.9%。见下图。

3 美国金融业和制造业占GDP份额的变化(1947~2007年)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由于金融产品都或多或少具有货币性质,金融产业的发展,金融资产的增多,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增加。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虽然成本很低,但其包含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未来的收益权利则使其具有明显的机会成本意义上的成本含义,这也约束了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然而,由于金融产品创新的成本很低,金融产品越来越多样化,以及其交易费用越来越低,流动性越来越强,就能吸引人们将更多的钱用来购买金融产品。同时,由于金融创新导致的货币流动速度加快,增大了货币乘数,使得在既定基础货币条件下,货币供给总量增大,又增加了对金融产品的投入。

根据金融学,风险被定量地描述为金融产品价格波动的方差或标准差。在期望收益一定的情况下,方差或标准差越大,价格波动的幅度越大,风险也越大。从整个社会来看也是如此。在整个社会期望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高风险的金融产品越多,金融产品的风险越高,表现为整个社会的金融产品综合价格的波动幅度越大,整个社会的风险越高。当社会风险高过一定的程度时,整个社会就可能产生严重危机,走向萧条,或者动荡甚至崩溃。这是因为,一般的企业或个人能够承受较小的价格波动,价格下跌时的较小亏损,会被价格上涨时的相应盈余抵偿,从而没有破产之忧。而在价格波动幅度过大时,尤其是下跌幅度过大时,企业或个人就可能出现较大亏损,进而无法偿付债务,走向破产。在一个社会中,大量企业或个人破产,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萧条。

  图4  价格波动的标准差小和标准差大的示意图

从道·琼斯平均指数来看,从1929年到2008年,其价格的平均波动幅度(年标准差/年均值,按月计算),有着逐渐增大的趋势。见下图。在二十世纪30年代,最大的波动幅度为27.55%,40年代这一数字为43.63%,50年代为45.68%,60年代48.50%,70年代56.79%,90年代58.35%,二十一世纪10年代为60.5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大的趋向[4]。如果考虑到后来发展起来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其收入波动幅度可能更大,从而进一步增大美国社会的风险。

图5  道琼斯平均价格指数的波动幅度(年均值/年标准差(按月),%,1929年至2008年)

当人的理性无法约束个人选择风险概率更高的投资,从而也无法阻止整个社会因此而效率降低,甚至走向萧条时,人的理性也无法阻止金融机构提供这些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所以无论从需求角度,还是从供给角度,都存在着风险领域的市场失灵,即市场制度无法阻止整个社会走向超过“最佳”风险水平的高风险投资。

三、破产风险概率:单项风险概率、可投资金额和下注比率

尽管人们并不介意为购买发大财的可能性而亏损,但并不是所有的这种冒险都会带来个人收入大幅下降以致显著影响他的消费,或者无力偿还债务。例如,买彩票是一件风险概率很高的事情,但很少有人会因买彩票而破产。这是因为一般人投入到买彩票的钱与自己收入的比例相当低。买彩票的亏损不足以导致购买者收入大降或无力偿债。

导致收入大降或无力偿债的主要原因,是某一主体的“可投资金额”在冒险过程中全军覆没,无力再“享受”后面的成功概率。这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是投资项目的风险概率或胜率;在这里,可称之为“单项风险概率”;第二是“可投资金额”;第三是每次投资或下注的金额占“可投资金额”的比例,我们这里称之为“下注比率”。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单项风险概率越高,或可投资金额越少,或下注比率越大,一个人越有可能受到财务上的重创,走向破产(具体可见下面三图)。其中“可投资金额”是指,一个人在自己财富范围内,或以其未来收入和资产作为保证和抵押获得的贷款,这些钱一旦损失并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为简短地证明上述判断,我们继续使用前面的掷硬币模型和掷骰子模型。我们假定一个人对某一投资项目或赌博项目进行254次连续的投资,剔除时间因素,投资的期望收益率为1,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风险,即有时投资会没有回报。我们选择其中的一轮的连续投资或赌博。我们首先固定可投资金额(30元)和下注比率(1/30,或1元),掷硬币的单项风险概率为1/2即50%,掷骰子的单项风险概率为5/6即83.3%。当掷硬币时,每次的成功回报为2元,即2倍于每次投资金额;当掷骰子时,每次回报为6 元,即为每次投资金额的6倍。总金额为初始可投资金额在整个过程中随投资支出和获得的回报而随时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在单项风险概率较高即在掷骰子的时候,总金额在其中的某一点(180)时降至零,其后为负数。这说明这个人在这时已无力再继续投资或赌博,他因耗尽资金而退出,如果他的可投资金额中的全部或部分是借款,他将无力偿还。这也进一步说明第一节中所说,虽然期望收益相同,但因单项风险概率较高,耗尽财富后无力再投资也将导致实际亏损。

而当单项风险概率降低,即在掷硬币时,虽然每次回报较少(2元),但在整个254次的过程中,总金额大多在10元以上,远没有破产之忧。见下图。

6  不同的单项风险概率对应的总金额变动

我们再固定单项风险概率,即只选择掷硬币的方式,固定下注金额(1元),变动初始可投资金额(30元和15元)。我们可以看到,当可投资金额只有15元时,投资人在131次后就弹尽粮绝,已无偿债能力;而当投资金额为30元时,在整个过程中都还能保持手中有钱,不至没有翻本的资金,从而没有走向破产。见下图。

7 不同初始可投资金额对应的总金额变动

我们再固定单项风险概率,即只选择掷硬币的方式;固定可投资金额(30元),变动下注比率(从1/30即1元到1/15即2元)。从下图可以看出,下注比率为1/30或1元时,可以保证在整个投资过程中不至走向破产,而下注比率为1/15或2元时,则免不了走向破产,即在第131次后变成了负数。

8  不同下注比率对应的总金额的变动

可见,当人们的可投资总金额越少,下注比率越高时,即使风险概率较小,也有可能导致无力偿债及破产。当一个人用他的全部未来收益及购买的房产作担保和抵押向银行或房贷公司借款买房时,他相当于一次性将他的全部可投资金额投入,一旦出现一点风险,将会导致他无力偿债。

所以,从一个人或机构的财务平衡角度看,风险的含义是导致无力偿债和破产的风险,或称“破产风险概率”。导致这种风险的因素包括单项风险概率、可投资金额和下注比率。即:

破产风险概率 = F(风险概率,可投资金额,下注比率)

             = 风险概率×下注金额/可投资金额

此式表示,破产风险概率与单项风险概率和下注比率成正比,与可投资金额成反比。其中,风险概率 = 1 — 胜率;下注金额 = 下注比率*可投资金额;由于可投资金额可以通过下注比率间接地反映,如当可投资金额变大时,在每次下注或投资金额不变的情况下,下注比率就会变小,于是上面的公式变为:

破产风险概率 = 单项风险概率×下注比率

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对破产风险的综合判断。他们采取不同风险水平的投资策略,只是因为他们的风险偏好不同。在风险偏好既定的前提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心目中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例如,某人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是5%,当单项风险概率是99%时,他的最高下注比率不能超过0.0505;当风险概率是10%时,最高下注比率可以是0.5;当单项风险概率是1%时,最高下注比率可以是5。大于1的下注比率意味着这个人可以通过借贷进行超过本人可用于投资的收入的投资。也就是说,当单项风险概率降低时,一个人很有可能调高他的下注比率。

从消费与投资都有“效用”来说,它们都是为了某种“回报”而投资。只是对消费投资的“回报”是“提前消费”,具有消费效用的时间价值,具体体现为无风险利率;投资的“回报”是对“推迟消费”的补偿,表现为对时间价值的补偿,具体体现为贴现率。投资是为未来而牺牲现在,消费则是为现在而牺牲未来。只要期望收益率为1就是值得的。由于提前消费是一种很硬的回报,并且是把“未来”变成“当下”,所以从消费效用角度看,通过借贷提前消费是一件风险极低的事情。一旦不能还款,只会失去当前消费,这在借款之前本来就不存在,并且由于有抵押品,即使其价格降到低于所欠的贷款,其风险也由贷款者承担。所以人们愿意为提前消费而“购买”货币,或“出售”一种叫作“借款”的金融资产。

如果借住宅抵押货款的人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是5%,而作为抵押物的住宅的价格上升和下降的概率都是50%,贷款机构向该人贷款的利率只要高于收取破产风险概率为0的人的利率的2.5%,即可能的违约率(5%)的一半,就可能实现期望收益为1。这本来是很低的,如果贷款人全部用自己的钱出借,即下注比率不超过1,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正是由于风险概率较低,反而使人们认为可以借钱出借。

在现实中,正是这个原因,住宅抵押贷款又进行了再融资。富兰克•奈特指出,人们主要采取两种方法降低风险概率。一是“整合”,一是“专业化”(2005,第176页)。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概率归类来减少不确定性,就是将同一类风险事物放在一起,使单一事物的风险变为一类事物的风险,把时间链条中的风险转变为空间并存的风险。这使得寿命有限和财富有限的人能够承担。将大量住宅抵押贷款归类,使其中单个违约事件不至于击垮单个出借人,而是变为整个住宅抵押贷款池中的一小部分,只影响全部收益的概率,单个出借人不会因此而遭重创。再进一步,以这一住宅抵押贷款池为基础发放证券,即证券化,就使得每一证券包含了所有抵押贷款的违约概率(或守约概率),同时可以使即定数量的可投资金额投资于更大范围的抵押贷款池中。这相当于降低了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

比如,如果出借人有100万元可投资金额,他如果全部出借给住宅抵押借款人,住宅按其价值的100%做抵押,后者的违约概率是5%,房价下跌的概率是50%,假定跌到50万,一旦该借款人违约,房价又下跌,该出借人损失的概率就是100%,损失为50万元。他的实际风险概率就不是2.5%(5%*50%),而是大得多。如果他以购买住宅抵押贷款证券的形式进行投资,一旦有5%的人违约,此时房价又下跌,他的损失的概率只是5%,损失为2.5 万元。所以他的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降低了。

然而,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降低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的风险在降低。这是因为,人们判断风险的标准不是一项投资的风险概率,而是自己认可的破产风险概率,或称“破产风险概率标尺”。当实际单项风险概率降低以后,在即定的下注比率下,破产风险概率明显低于该人的破产风险概率标尺,他就会提高下注比率,最后使破产风险概率上升到其认可标尺附近。这很符合经验。当人们认为一项投资更有把握时,他们就会投入更多的钱。如果实际单项风险概率降得很低,下注比率就会提升得很高,甚至超过1,即借款投资。这使得再融资得到更快的发展。所以从整个社会来看,破产风险概率并没有降低。与归类整合和证券化之前不同的地方是,有更多的人拿出更多的资金投资于各种项目。一旦这些项目出现问题,影响面将会更大。

2007年底在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很大程度来源于这种全社会提高下注比率的现象。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证券的出现,以及对房贷的多次再融资,相当于大量银行机构提高了自己的下注比率,使其投入于次级房贷的资金大大多于传统意义上的银行资产(资本金加存款)。到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占住房贷款的比重已经从1999年的2%上升为15%;次级债规模从2000年的810亿美元迅速扩大为2006年的7329亿美元(次贷风波研究课题组,2008,第75~77页)。

一旦出现违约情况,再加上房价下跌,就会带来较高的破产风险概率,导致较多银行机构的严重亏损,甚至走向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07年至2010年,美国和欧洲的金融机构因有毒资产和坏账带来的损失将达2.8万亿美元(IMF)。2007年和2008年间,有100多家有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破产,其中包括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如雷曼兄弟。花旗银行,美林集团,美国银行等银行界巨头遭到重创(次贷风波研究课题组,2008,第222~223页)

四、金融风险的增大提升了金融利益集团的谈判和游说能力

从总体来讲,一个社会的风险水平越高,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例如,一个掷骰子(即只赌六面中的一面)的社会比一个玩1赔50赌博游戏的社会的收入更为平均。见下图。在这里,我们将掷骰子理解为风险较小的投资,而将1赔50游戏理解为风险较大的投资。

不同风险程度的赌博游戏的基尼系数

说明:本图的基尼系数是在图1的模型基础上计算出来的。可以看出,除了掷硬币的基尼系数外,其它各种赌博游戏的基尼系数都是随着风险概率的提高而增加的。

在期望收益相同的情况下,风险越大,收益的波动幅度越大;赢者就会更富,而输者就会更穷;赢者(即富者)就会更少,而输者(即穷者)就会更多(见图2)。这在美国社会中得到了验证。近来人们在谈论“中产阶层消失”的问题了。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多地推出和交易高风险金融产品时,整个社会的风险就越大,而其受益者则是金融部门的利益集团。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与其他人公平的竞争中,总是会在风险很大的金融游戏中获胜,而是说,他们利用高风险金融产品的特点,尽量让别人承担一旦失手的风险,而自己则扮演旱涝保收甚至以邻为壑的角色。

在包括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内部,由于管理层的收入与其业绩挂钩,比较经常采用的方式有本公司的期权,还有年底根据当年业绩的奖金,他们不仅有动力开发或采用新的金融产品,而且倾向于更为冒险的策略。这在一方面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传统金融产品的需求已接近饱和,如果只固守原有金融产品,就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这对追求业绩的管理层也很不利。为了增加新的金融产品,就不得不接受风险较大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期权本身比传统金融产品,如股票,有更大波幅的盈亏变动,即因股票价格波动导致的期权盈亏会比股票盈亏更大,虽然股票与期权的期望收益是一样的,但金融机构管理层更喜欢收益波动更大的金融产品。

这首先是因为,金融机构推出更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最主要地并不是自己进行交易,而是让别人去交易,而自己只需坐收拥金。金融机构的业务员要做的,只是向公众推销高风险金融产品。推销的最好方法,就是突出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中,占较小比例的一旦获利所得到的高额收益的事例,而淡化和忽略占较大比例的亏损的事例。而一般民众的心理特点,也是更会被成功事件的高额收益所吸引,而没有把同时存在的大量亏损事例看作是这一较少成功事例所必然带来的陪衬。这种让公众付风险成本、而金融机构收取更多佣金的利益分配结构,只能激励金融机构创造和推销更多的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

其次是因为,一旦盈利,管理层会获得更多的回报,而一旦亏损,则并不是由管理层来承担。实际上,他们基本上不承担亏损,绝大部分亏损由公司的股东承担(里德,2009,第95页)。管理层和操作团队之所以可以在与股东的讨价还价中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合约安排,还是因为高风险本身的特点,即收益的标准差较大,一旦侥幸成功,盈利水平要大大高于较低风险的金融产品,而这必然是以更多的同类交易亏损为代价。

因而在金融界,总会有一些人侥幸成功并被神化,成为赚钱高手。但一般的基金投资者或投资银行股东并不知道这其中不过是概率在起作用,而竞相争聘这些所谓的“金融界高手”。由于风险越高,胜率越低,成功者越少,从而使这些高手炙手可热,增加了与股东的谈判实力,不仅被给予天文数字的年薪和奖励安排,而且经常免去他们对称的义务,如一旦亏损所要承担的责任。于是在华尔街就出现了高额固定年薪的聘用合约,业绩超过一定水平还要奖励,但不承担亏损责任。这种安排更激励了金融机构管理层推动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的研发和交易。

当高风险使财富向更少的公司和个人集中以后,市场中原来的均衡就被打破。金融新贵们挟持其巨额财富取得了更大的谈判力量,使得昔日的服务供应商向他们做出更大让步,甚至不惜为他们造假和说慌。例如证券评级机构就被证明有动力提高一些大金融机构发行的证券的信用等级(Noberg,2009, 62~63)。

金融交易所是进行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坐收佣金是其主要收入形式。因而,交易所并不关心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如何,将会给交易者带来的亏损多少,而只关心交易量的大小。由于在世界上存在着不少互相竞争的交易所,又由于金融产品和货币的流动性很强,且又借助于现代计算机和网络工具,可以迅速地在各交易所间流动,所以一个交易所即使认识到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可能会导致大量亏损,从而对社会产生负外部性,也不敢强化其对金融产品的管制。因为这样做就可能将交易者吓跑,减少本交易所的交易量,从而减少自己的收入。

所以,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利益集团,会将金融产品向风险更高的方向发展看作是自己的整体利益。他们会在政治上保卫这一整体利益。在美国的代议制度下,利益集团对立法机关的游说是合法的。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人数较少而利益较大的利益集团更有动机、更有力量和更有可能去影响国会(1995)。如此看来,华尔街显然是美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之一。

尤其是,当整个社会的金融风险水平提高导致收入差距增大后,金融利益集团的游说动机和能力会进一步增强。这是因为,收入差距增大表现为更多收入向更少的人手中集中;按照奥尔森的理论,这意味着金融利益集团有着更大的利益和更少的人,平均每个人因游说成功而获得的收益就会更大,更有动力联合起来实行集体行动;由于人数更少,也就更容易联合起来。因此,根据奥尔森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华尔街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政治实力会随着金融风险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因而,在美国国会中,越来越难有加强金融管制、从而有损于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法案通过。不仅如此,还可能通过一些有利于这一集团的法案。如对收入已经奇高的对冲基金经        理的收入实行税收减免,即不是按35%的个人所得税率、而是按15%的资本增值税率缴税(克鲁格曼,2008,第191页)。当华尔街的金融公司用美国政府援助的资金发高额奖金,即使是激怒了美国几乎整个社会,众议院迅速通过了一个对奖金征收高比率税赋的法案,但华尔街以遵守“契约精神”和“防止高素质员工流失”为借口加以辩护,最终是以妥协而告终:金融机构高管部分地退还已发奖金,而参议院不再通过相关议案。从此事件可见华尔街政治势力之一斑。

当然,这次金融危机的责任明确地要由金融利益集团来承担,这加强了要求整肃华尔街和加强金融监管的政治力量。奥巴马总统提出进行金融改革,美国政府起诉高盛集团,都是美国社会试图约束金融利益集团的重要举措。然而,这些努力到底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美国社会与金融利益集团在政治上的较量。

五、美国政治结构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当然,前面讨论的金融市场失灵并不一定会导致如2007年底开始的金融危机。这是因为,从长期看,做过于冒险的事情最终还是不利于经济当事人。尤其是在有家族传统的社会中,从超越个人寿命的时间视野来看,较高的金融风险的危害更大。这是因为,不管破产的风险有多小,一旦破产,一个家族或一个组织的生命就中止了,有再高的期望收益也没有意义了。因而,在许多社会中,一些家族或经济组织都有一些“谨慎文化”,多表现为一些禁令,如不许赌博,不许投机,甚至不许进行股票买卖等等。这一文化传统多少起到了制衡金融市场失灵的作用。

然而这一文化传统却有可能被另一种力量打破。这就是政府的力量。在美国,政府领导人是由民众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投票产生的。这几乎等于直接选举。因而民众的当下意愿对政府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一种正常调节,但民众只喜欢更快的经济增长,而不喜欢经济衰退。并且一般民众并不能判别,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要对一场经济衰退负责。尽管对政治领导人的评价涉及多个方面,但在民众看来,最重要的还是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问题。乔治·布什虽然打赢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却因经济问题而在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时失败。

为了赢得选票,任何在任总统都会在政策选择空间中选择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总统可以直接地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增加公共支出等。正如布坎南指出的那样,“在多数选举制度中,考虑到给定的偏好和固定的税收制度,只要大多数人宁愿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愿选择牺牲私人商品以纳税,预算就将扩大。”(1988,第96页)例如这次危机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先后推出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尽管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名义上掌握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手里,但也经常会受到来自总统和国会的压力,使其货币政策并非中立,而是多倾向于更为宽松(布坎南,1988,第120~122页)。例如格林斯潘采取的货币政策就被批评为要对此次危机负责。

布坎南曾说,因为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所以给政府实行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武器(1988)。然而公正地说,在美国的政治结构下,政府只实行了半个凯恩斯主义,既在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高涨时并不对称地实行紧缩政策。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都有意识地选择了凯恩斯主义中有利于经济扩张的那一方面。

说是“半个凯恩斯主义”,还在于在宏观政策的两种政策手段,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政府更倾向于、且更容易采取前者。之所以“倾向于”财政政策,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产生直接扩张经济的效果,而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并不一定会产生直接扩张经济的效果。财政政策是政府的直接支出;而货币政策是向居民和企业发放更多的货币,但是否马上支出,则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

在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尤其是大规模的增加政府支出的决策程序,是由总统提出,由国会批准;而货币政策的决策程序,则是由联邦储备委员会投票决定,并不需要议会的批准。由于国会的特点是反映当下民意,即不喜欢经济衰退,而喜欢经济高涨,也就倾向于更为扩张的财政政策。所以,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会比一个紧缩的财政政策更容易获得国会的同意。从数据就可以看出,自1945年以来,美国财政支出总是增长的,其间并没有明显的下降阶段(见下图)。

10  美国政府支出(1945~2009年)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比较而言,由于没有国会的直接压力,联邦储备委员会可以较为灵活地决定是否采取扩张的或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有关是否提高贴现率或准备金率的决策,取决于美联储委员的投票。这样,即使美联储在外部压力下会倾向于较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至少会实施紧缩政策。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还是有着双向调整的弹性。从下图可以看出,至少自1954年开始,美国的基础货币利率是上下浮动的,最高可达16%(1981年)。当然,这是针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而采取的严厉措施。

11  美联储基金有效利率(1954~2009年)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即使从货币供给总量来看,在某些阶段也有明显下降。见下图。如美国的狭义货币(M1)从1995年4月的11603亿美元,下降到1998年2月的10662亿美元。

12  美国货币供给量(M11959~2010年)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除了宏观经济政策外,美国政府还以支持消费信贷的方式直接鼓励消费。正面的作法,是改进有关消费信贷的法律环境,降低消费信贷的交易费用。而负面的作法,则是政府直接介入到消费信贷的活动中去。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政府直接介入住房信贷的活动中,直接创办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直接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企业。一般而言,美国政府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多在经济衰退或低迷时期,因而也有着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相反,当经济高涨时,却不可能采取减少消费信贷的政策。所以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单向的。从下图可以看出,1945年开始,美国的消费信贷一直是递增的,只有在1991年到1994年有少许下降;但从1994年起到2009年,美国的消费信贷规模直线上升,增长了约3倍。

13  美国消费信贷指数(1945~2009年)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Federal Reserve System 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鼓励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是以持续提高消费占收入的比率为代价的。从1945年到2009年,美国的消费信贷增长了392倍。这一变化导致了美国的储蓄率的长期下降趋势。从1945年到2007年,净储蓄率从大约10%左右下降到不足2%。见图14。

14  美国净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自1980年至2007年,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也从约10%降到不足1%。见图15。这使得这种通过促进消费信贷以推动经济扩张的政策手段的作用走到尽头。

15  美国的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当然这种半个凯恩斯主义还是取得了公众期待的结果。从1950年代以后,美国就没有出现过像大萧条那样严重的衰退。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的情况都很少。最严重的一次,是1982年出现的2%的衰退。见下图。这说明经济波动实际上主要是在上半个周期。总体来讲,宏观经济政策呈现出长期扩张的趋势,而不是按凯恩斯主张,进行反周期操作。

16  美国经济增长率和总统更替(1929~2008年)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网站:http://www.bea.gov/

由于长期实施单向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当传统的消费信贷产品饱和以后,政府就会鼓励风险更高的消费信贷。也正是这种基于政治考虑的在任政府鼓励消费信贷的措施,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会打掉一般人谨慎的戒心,投资于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如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这就使得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交易规模不受个人谨慎的约束,而成为规模巨大的经济活动,从而占国民经济的相当大比重。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带来宏观层次的重大冲击。

    因此,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下,政府趋向于持续刺激经济走向高涨,从而在宏观环境上配合了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发放和交易;在华尔街的院外活动下,立法机关就不可能通过一项严格管制高风险金融产品的法案,从而使美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道防御金融风险的屏障。

六、市场与政府双失灵可能导致的宏观结果

前几节的分析基本上回答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七个问题。一个基本结论是,能够避免金融风险发生的制度,包括市场制度和政府制度都失灵了,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所谓有关金融风险的市场失灵,是说人们根据自己的理性所进行的自发的金融交易,有可能导致 “亏损均衡”;这使得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不能避免过高风险。又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和生产基本不受物质成本的限制,所以金融机构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推出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推动着金融产品的总规模迅速扩张,其比重迅速上升。这些金融创新通过归类整合和证券化,也在降低实际上的单项风险概率,但这不会降低个人的及整个社会的破产风险概率。

所谓有关金融风险的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实际上实施的半个凯恩斯主义,即单向的反周期政策。这没有抑制反而促进了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发展。缺少对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最终使社会处于风险之中。

其实,通过归类和证券化等手段降低个人的风险概率时,是以让更多的人分担较小的风险损失为代价的。这很类似于保险。然而保险的问题是,当意外损失被大家共同承担后,投保人就放松了避免意外的努力。这使得个人风险变为社会风险。因为火险降低了个人火灾损失,反而使整个社会的火灾更多了。当个人因实际的单项风险概率降低而增大下注比率时,个人的破产风险概率也恢复到其认可的均衡水平。但从整个社会来看,所有个人都增大下注比率就相当于整个社会增大下注比率,但与个人的情形不同,尽管因金融产品的增加而增加了实质投资项目,整个社会增加的投资项目总规模大大小于增加的金融产品总规模,这使得过多的钱投资于较少的投资项目中,期望回报率就会降低,也就使整个社会的单项风险概率上升,从而社会破产风险概率上升。

例如,当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后,因实际单项风险概率降低而导致资金供给大幅增加,这又导致抵押贷款债券利率下降,需求进一步增大。由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供给就是在创造货币,因而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当社会已达到充分就业情境时,继续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时金融当局就要提高利率、紧缩银根。其结果,就是物价不再上涨、甚至下跌。当房价下跌时,住宅抵押贷款的违约事件就增加了。这导致抵押贷款债券的风险概率增加,发行该债券的金融机构无法支付利息,就会面临债券持有人的清算要求,导致破产。

并且,如前所述,在风险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加大。富者更富,而穷者更穷。大多数较穷的大众更缺少抵御经济波动的实力,更易于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另一方面,由于从整个社会角度看,金融产品的社会期望收益是既定的,在普遍出现亏损的情况下,会有较少的人获得巨额收益。后者的收益甚至是直接以前者的亏损为代价的。如高盛公司做空次级抵押房贷债券,在美国房价大跌时获利。然而,少数人的巨额收益并不会去弥补大多数人的亏损,因而亏损的普遍存在就会在宏观层次产生影响。而在一个风险程度较小的社会中,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较小,较穷者会有较大的实力抵御经济波动的冲击,不致陷于亏损或破产,也就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产生了大量的再融资,即社会的下注比率较高,又由于证券化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流入,一旦初始借款违约,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导致一连串的债权债务被消灭。由于货币就是在基础货币的基础上用债权债务关系创造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消灭就是货币的减少(康芒斯,1962,第7~136页)。从宏观角度看,就带来了通货紧缩。货币减少了,人们的收入就减少了;当人们发现收入减少后,就会调整自己的支出行为,更少地支出。这导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使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减少。如此循环下去,走向经济衰退。

对于经济衰退,政府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增加公共投资和放松银根;出台政策鼓励公众的消费,甚至直接支持那些“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而这样一来,政府不仅重复着过去一直以来所犯的错误,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和刺激商业银行增加消费信贷,而且还掩盖了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使得对危机的产生负有责任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政府的这种行为最终对经济当事人给出错误信号,使他们因断定政府会救市而采取更为冒险的市场策略。这使得由这些制度缺陷导致的金融危机会不断地被复制和产生。

七、结论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 由于人的寿命有限和财富有限,不可能参加无限次或充分多次的投资或赌博,人们从高风险金融产品获得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但由于人们已经接受了预期收益带来的“效用”,即获得较高收入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平静地接受实际亏损的结果,从而出现 “亏损平衡”。
  2.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亏损平衡,并实际上购买过多的高风险金融产品,且产生亏损后,就会给全社会带来金融危机。由于人们不会自动地在亏损面前止步,所以存在着有关风险的市场失灵。
  3. 由于金融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较少受成本的约束,且人们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不受边际效用递减的影响,金融产品品种可以在理论上无限制地增长。这导致金融产品的交易量的增长要快于实物产品的交易量的增长,同时金融产品从低风险走向高风险。
  4. 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风险指标是“破产风险概率”。它受到单项风险概率和下注比率的影响。当金融技术通过归并、专业化和证券化将某一种金融产品的单项风险降低时,人们往往会提高下注比率,极端地,这表现为再融资的增加,从而使破产风险概率恢复到自己认可的水平。而整个社会的风险也同时增大。
  5. 由于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增加,以及金融产品的风险程度的增加,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风险增加,社会中收入差距会因此增大。金融机构管理层以其收取佣金的经营方式,可以在让别人冒风险的同时,自己坐收稳定收入;部分金融机构经理或交易员可以其偶然的成功,以及高风险条件下的高收益,在与基金投资者和投资银行股东的谈判中占有优势,从而得到只获得奖励、而不承担亏损的不对称合约。这一合约安排激励管理层冒更大风险。
  6. 由于美国的政府相当于民众直接选举,所以政府,包括国会、行政部门和中央银行都倾向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和鼓励消费信贷,并有着长期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倾向,使人们丧失谨慎原则,投资于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
  7. 由于在美国,院外游说活动是合法的,华尔街利益集团又有着很强的动机和实力,随着金融风险增大导致更多财富向更少的金融机构和个人手中集中,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政治游说能力更强,从而使得美国国会越来越难以通过严格管制金融风险的法案。
  8. 总之,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重原因造成的。在金融危机面前,政府仍然延续着过去的错误作法,因而不能纠正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问题。除非美国在宪政层次进行改革,如在政治结构中加强代表历史经验的精英的地位,以及设立财政必需至少在一个时段(如10年)内保持平衡的宪法原则,能够辨识社会层次的风险的恰当水平,并能够在此水平前止步,等等,否则,下一次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奥尔森,曼瑟,《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布坎南和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次贷风波研究课题组,《次贷风波启示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赫尔,约翰,《期权、期货和衍生证券》,华夏出版社,1997。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

克鲁格曼,保罗,《美国怎么了?》,中信出版社,2008。

勒威,哈姆;萨纳特,马歇尔;《证券投资组合与选择》,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里德,科林,《金融危机经济学》,东方出版社,2009。

IM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09/01/pdf/exesum.pdf

奈特,富兰克,《风险、不确定和利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Norberg, Johan, Financial Fiasco: How America’s Infatuation with Homeownership and Easy Money Created the Economic Crisis, CATO Institute, 2009.


[1] 金融市场与赌场的重要区别,是金融交易形成的价格是有意义的,即其中包含了大量有关供求的信息。价格波动会告诉人们供求的变化,不同产品价格之间的对比会形成有关生产的不同阶段、领域和产业的相对价格体系。正是这一价格体系指引着资源配置的流向。而赌场形成的“价格”是没有意义的。

[2] 这个判断显然还需要深入讨论。例如,期望收益较高意味着一旦投资成功或赌赢,回报会非常高,但这并不能改变风险概率,具体表现为标准差,这意味着输的概率并没有变。所以,只要人的寿命和财富有限,就会出现实际收益低于期望收益减去风险溢价的情形。

[3] 从长期看,一个风险水平较高的社会同时是一个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社会。这时的收入分配就不能被认为是由市场决定的“自然”的收入分配,而应被看作是在市场在风险领域失灵时的“不正常”的分配。

[4] 当然,应该承认纳斯达克的价格数据并没有呈现如此明显的标准差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有其它复杂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原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1期

[明师精粹] 人工智能与计划经济(1)|盛洪

阿尔法围棋击败李世石标志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与经济体系相比,围棋是极为简单的游戏。如果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成就计划经济,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用网络语言,计划就是一个中心决定网络上所有节点或子网络的行为,而市场则是每个节点或子网络决定自己的行为。若要实现计划经济,计划当局就要解一个巨大联立方程组,其中变量或方程的数量多达8.827e+28,这大概是8.8乘以1028 。而市场经济只需每个个人或企业解一道四则运算,只要其中有一个数(价格)与交易对象对上,就可成交,却能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问题。即使假设计划经济能够达到市场经济的效果,且计算速度满足要求,其成本之高也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我在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明师精粹] 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5)|盛洪

或问,民主和法治在监督权力方面更有效,谏议制度还有必要存在吗?答曰,强调谏议制度,并没有否定民主和法治。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制度资源开放,尤其是本国的制度资源,既经历了国情的考验,又具有文化亲和力,为什么不能作为宪政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呢?又问,谏议制度只是体制内的约束,对权力约束有限,能否有更强的约束制度呢?答曰,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代士大夫的1/100,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却说谏议制度也不好,那就什么约束也没有了。这难道不是阴谋吗?又问,从宋明亡于北方少数民族,是否说明竞争的结果证明谏议制度是失败的呢?答曰,军事失败并不能证明与之相关的制度是失败的,因为存在着文明悖论,即蛮族战胜文明民族。希腊和罗马都被灭了,但不能说明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是不好的。那些灭掉罗马的蛮族在几个世纪以后又发现了希腊罗马文化是好东西。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有对制度优劣的具体判断。我们要避免这样两个错误看法。一是说,现在的制度环境不好,所以我不能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一是说,小的改进没有意思,我要实现完美理想。我的回答是,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面对的都是有缺陷的社会,而我们不要希望一举建成一个理想社会,将社会从现有状态下一步步推进,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过程。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横议] 制止极端滥权要从警惕第一次侵权开始(+按)|盛洪

盛按:最近许多十一假期出京的人抱怨,他们的回程机票或车票突然被告知作废,他们的健康宝突然无由弹窗,致使有家难回。致电北京12345,称为了“防疫”。这是尽人皆知的双重谎言。其一,它不是为了防疫。神勇无比的健康宝能够无差别地弹窗,只能说明它没有资格承担防疫功能,或者被人为用于非防疫目的。这突显了谎言的拙劣。其二,即使是为了防疫,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即使是新冠肺炎的初始病毒,也不需要这样做,更何况变异为奥密克戎以后毒性大大下降,更无需这样做。如果这个“防疫”托词连撒谎者自己都不相信,它导致的恶果——限制公民回家,就是对宪法权利的不加掩饰的剥夺。而它所欲达到的真正目的,会因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一旦达到就是失败。这也让我们警惕。所谓“健康宝”已经被滥用为反宪法的工具,它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危害基本权利和正常生活。(2022年10月10日)

最近河南的红码事件惹了众怒,遭到痛批。这正是这件大坏事的好的一面。这种滥权手法以其极端表现形式、明目张胆的恶意和对当事人的严重侵害,使公众容易警觉其违法和罪恶性质,群起而攻之,就有望加以纠正。实际上,滥用健康码侵权已经苦民久矣,只是其形式不那么邪性毕露,范围不那么普遍而一直不为舆论所关注。

我在去年撰写“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一文时,曾注意到这类问题:  “当一些律师到异地去开展法律业务时,当地政府为了阻碍他们为委托人辩护,竟利用操纵健康码或行程码的便利,将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或变黄,而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核酸检测为阴性,也从而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法学学者谌洪果从低风险地区运城回到西安,在出示行程码时发现变黄了,说他在14天内去过菲律宾,而他根本就没去过。大连瓦房店市竟然规定,两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一律变为黄码,三次就变为红码。”

我提醒道,“从总体上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被一些地方政府恶意利用,成为系统性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工具;反过来也就瓦解了两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严重破坏了防疫体系。”

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用于“防疫”目的时,公民的权利已经遭到侵犯。这就是,防疫当局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将所谓“防疫”措施用于非必要目的,例如私自篡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原来的定义是,‘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1米内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而钟南山将定义改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盛洪,2021)而一旦被确认为“密接”,健康码就会变红。这种擅自扩大“密接”范围,再将用于真正密接者的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加给扩大定义的“密接者”身上,不仅无端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且增加了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不仅如此,“又有人创造发明了‘时空伴随’概念,将在一个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点周围半径800米之内,同时存在超过10分钟的人,或在14天内在确诊患者曾经到过的地方累计停留30小时以上的人,都称作‘时空伴随者’,更是荒谬绝伦。前述成都8万人绿码一下子变成黄码,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伴随’事件,他们都被当作受感染者的‘时空伴随者’,造成很多不便。”(盛洪,2021)这是利用健康码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进一步侵犯。

我们看到,在将健康码恶意地用于对银行储户维权的打压的手段之前,各地的防疫当局已经进行了多种的“创造性”使用。但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也自然没有遭到今天这种全国的口诛笔伐,也就没有纠正的可能,而只能鼓励已经使用这种侵权手段的地方防疫当局,并为其它地方防疫当局所仿效。而实际上 ,为打击银行储户维权,和为了阻止律师辩护,和为了增加地方官的防疫“保险系数”而擅自扩大“密接”定义而非法改变健康码的颜色,都是一个性质,就是利用健康码的“防疫”外衣,侵犯公民权利。只是侵犯的程度不同,伤害的大小有别。而一旦防疫当局在滥用健康码上走出了一小步,就有可能走更大的步子,以致最后走向极端,将其作为侵害公民利益的进一步侵害手段。

而如果要制止类似河南红码事件发生,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对行政当局利用权力侵权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它就会得寸进尺,在原则上侵犯了较小的权利以后,就会在这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侵犯更大的权利,而不会有止境。而在大陆中国,要做到警惕是比较难的。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没有从教育中学到权利意识,行政部门经常利用其宣传工具模糊权利的边界。而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受过宪法培训,他们普遍地只知道有上级,不知道有宪法,遑论宪法权利。当他们要执行一个行政命令时,他们把它当作高于宪法权利的东西来遵循,并且为了自己便利,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努力,他们倾向于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执行上级命令。而侵权的方法则是从小到大。

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限制了公民很小的自由权利。如居委会突然要向居民发出入证,并在门口设卡检查居民的出入。这时公民权利就已经受到了侵犯。因为居民进出小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只不过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较小的妨碍,并无大的伤害而不加以警惕。当然如果这一限制真有防疫功能也可以考虑接受。但这种行为之所以被视作侵权,是因为它丝毫没有防疫功效,反而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因为一般小区都有门禁和保安,居民个人或车辆进出都已经有了检查。居委会设卡没有增加一点安全性,却徒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可以认为,居委会这一举动就是一种侵权的试探。

接着居委会或其上级就可以层层加码了。回顾一下上海的例子。从最开始居委会限制出入,到不许出门,再到天天核酸,再到将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再到在楼外加装铁栅栏,再到交钥匙,再到入户消杀。第一次升级居民们虽然不悦,但仍认为可以接受;第二次升级也是在第一次升级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居民们也忍了;接着就是第三步,第四步,……。正像温水煮青蛙,公民权利就会被逐渐掠夺殆尽。正如上海交钥匙的居民看到的那样,最后他们最该信赖的,他们住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完全被打破。这种作法也为上海当局所承认。它的官员说,上海的作法就是“压力测试”。压力——一点儿一点儿地挤压公民的权利,测试——看看公民们有什么反应。应该说,最后的极端形式,入户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是因为在前面的“压力测试”中居民们的反应低于当局的估计。

实际上,行政当局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仅始于健康码,也不仅始于防疫。前年北京怀柔当局要非法强拆某处小区时,就以防疫的名义限制车辆通行。近几年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行政当局以“拆违”、 “环保”为由大规模地非法摧毁郊区社区,严重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居住权。“防疫”只是近三年来的侵权的天赐理由。从防疫以来的大量侵权行为来看,它真正关心的不是防疫,而是以“防疫”为名义的侵权。所以我们要真正制止河南红码事件的出现,就要从警惕第一步侵权开始,从源头堵住。

如何判断一个打着防疫旗号的行为是侵权呢?首先要判断这一行为是否防疫所必需。例如前述居委会在小区门口设卡就不是防疫所必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科学判断,将核酸阳性者拉出去集中隔离也不是防疫所必需,集中隔离密接者更不是,集中隔离核酸阳性者的同门栋邻居、甚至同楼邻居更不是,当然将完全阴性的居民楼或小区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就更没有一点与防疫沾边。

在我援引《传染病防治法》时,我还是假定奥密克戎病毒引起的疾病是官方所说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防治”。然而目前的数据已表明,这一疾病的危害性已经小于或相当于流感。这不仅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且为大陆中国的数据所证实。如上海的数据,吉林的数据,等等。而防疫当局坚决不改对奥密克容等级的判断,却是依据香港的病死率数据,这个数据比世界其它地方的数据高出很多。但也有专家说出数据偏高 有其原因,实际死亡病例中仅有8%是死于新冠的(张作风,2022)。讽刺的是,在香港防疫当局不再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以后,大陆中国防疫当局仍拿香港说事。尽管它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普遍质疑的背景下,至少应该就新冠肺炎和奥密克戎的性质举行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以确定是否调整对该疾病的定性。如果在奥密克戎毒性实际轻于流感的情况下,仍坚持用于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可以看出,正是对奥密克戎性质的新的认识,才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幅度降低防疫管制措施,至今有45个国家完全取消了入境限制。在这一背景对照下,上海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关闭市场、封闭社区、禁止交通、阻断物流的方式,迫使2700万居民两个月不能出门工作与活动,缺医少药,食物匮乏。令人发指的是,许多行为,如半夜砸门强绑高龄老人离家隔离,撬门入户消杀,是采取非法的暴力实施的。如果我们断定,在奥密克戎毒性程度条件下,这些举措都远不是必要的,那么上海这两个月的作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大规模的严重侵犯。

当然,要公民警惕和监督行政当局的侵权行为,不如行政当局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去侵权。但行政当局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有着凡人同样的弱点。自律的行政当局不是不可期待,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律的行政当局一定是一种制度结构的长期结果。这种制度结构至少包括两项制度,一是自由表达,一是公正司法。如果行政当局一有侵权行为就会被披露,公民受到行政当局的侵权就可以获得公正司法的救济,长此以往,行政当局焉能任意侵权?当它要实施一项行政行为之前,就得先看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如此,它就成为了一个可期待的行政当局。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回到警惕第一次侵权上来。有人会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专业知识不足以判断一项防疫行为是否必要。这是当然。不过,你只要怀疑就够了。证明必要的责任应该在防疫当局。你只消问一下有何依据即可。这也是一些上海居民阻止“大白”滥权的主要方法。他们一要问这些“大白”的姓名身份,二要让他们出示如此行为的法律文件。

还会有人说,在大多数人都服从侵权的 行政行为时,自己很难直接拒绝。这也是当然。只有个别具有清晰权利意识和理性敢言的人会站出来拒绝,这种人值得我们敬佩。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也可在事后将之写成文字,放在网上。对于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如半夜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不要认为自己很渺小,说了也没用,诉了也没用。实际上,大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过程,已经基本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所缺的就是实际运用。我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只有用宪法,宪法才有用”,其中强调任何宪法文本都需要一个实际激活的过程,否则就只是白纸一张。将揭露侵权的文字放在网上,将造成严重侵害的行政当局告上法庭,应该不难吧。

参考文献

盛洪,“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盛洪教授》。2021年11月27日。

张作风,“‘上海疫情为什么居高不下?’ 90岁知名传染病专家给学生张作风教授‘出考题’”,《深究科学》,2022年4月27日。

2022年6月17日于五木书斋

[明师精粹] 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4)|盛洪

谏议制度说明限权制度具有普世性,它不仅是西方的制度;而且还说明了制度资源的多样性,不能将英美的宪政制度看作唯一的标准制度,用来排除其它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资源。将谏议制度作为宪政制度的制度资源之一,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权宪法,就是将西方的三权加上监察权和考试权。监察权就是继承和借鉴了传统中国的台谏制度。谏议制度不仅能在今天没有实现民主的社会中起作用,而且也可以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补充。谏议文化主张对皇帝的批评,可以是自由表达的重要内容,也可以医治官场和社会的痿琐之风,让中华文明的精神重新昂扬起来。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元野] 海中天桥立|盛洪

第一次听到“天桥立”的名字,是在一个日本文化讲座中对一幅名叫“天桥立”的画作的介绍。作者叫雪舟等杨,是十五世纪的著名画家。他曾到中国游历。天桥立作为不少日本名画家的绘画主题,足见它在当时的名气。

从京都向北开车约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天桥立。这是一个在海中的长条沙洲。宽至100米,最窄处仅15米,长约3.2公里。在阿苏海和宫津湾共同构成的海湾上形成一个沙堤。这看上去较像杭州的白堤或苏堤。两边都可以看到水。只不过上面长的主要是松树。

我不记得我们是从南端还是北端走上天桥立的。后来在地图上看,我们可能是从北端。这是因为,地图上北端是比较自然的,而南端有较多建筑和设施。我们后来开车到另一端,而这一端有着很重的商业气。但北端是较远的一端,正常按导航驾驶,似乎应先到南端。不管南端北端,我们喜欢更自然的景观。在这一端,有一个刻有“天桥立”字样的立柱,这是这一端唯一的古迹。

我们在沙堤上散步。沙堤两旁是松树林,据说约有7000株。在树林外边是沙滩,沙滩外面是大海。

我们走到海边。海水清澈,海岸弯曲,乱石铺岸。沿着海边走,景色很美。人不多,显得安静。我们在海边照相,晴空一片,光线正好。海在阳光下显出碧蓝色,卷云在蓝天中画出了白色线条,海边的石头给海岸镶边,海岸线弯曲更显生动。我们对它的享受,除了拍些照片,下海边趟水或游泳,就是静静地凝视。它让我们心旷神怡,让我们心无旁骛。

但时间一长又会觉得热度难耐。又要到松树林中的休息室避暑。休息室内时有一两个人休息,他们都是静静的。透过休息室朝向大海的窗户,眺望海面。

我们转到沙堤的另一边,就是靠近陆地的一边。岸这边的树木的颜色有些多样,对面岸上的房屋隐约可见。海的颜色稍发绿。

我们没有走完整个天桥立,若干公里是有点太累了。我们从京都、奈良密集地游览人文景观以后,在这里补充天然之气,舒缓一下看累了的双眼,在自然和文明之间取得平衡。足矣。

[横议] 如何结束过度防疫?(+按)|盛洪

盛按:在人类诞生以前数十亿年,病毒已经存在了。在人类消失以后很长时间,病毒还会存在。这是因为病毒能够在极端环境下生存,而人类对环境的要求很苛刻。那些有害的、致命的病毒,使人类处于两难境地:病死或者饿死。但这样一来,病毒也就无法生存了。自然选择使奥密克戎降低毒性,让人活,自己也活。既然不会病死,也就无需停止交易,让自己饿死。然而,过度防疫的制定者却想与不致命的病毒较劲儿,在不会病死的情况下,阻止人的自由流动,恶化人的生存条件。这是无视自然法的狂妄之举。在进入十月时,它又加强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倒行逆施。再发此文,再次呼吁结束过度防疫。(2022年10月1日)

对于过度防疫,我已经做了各个角度的批判。包括对其目标(“‘清零’迷误”),对其社会成本(“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对其导致的脱钩(“防疫型脱钩的模拟推演”),对其道德标准(“不能用故意致死来防疫”),对其防疫手段(“毒甚病毒”),等等,现在对其的批判就是它不可终止的特性。这又是它的最后的“过度”。直观地,这是时间的过度。既指时间太长;又指没有一个结束的日期或条件。如战时状态以战争结束为结束条件。为什么时间的“过度”也不能接受呢?因为防疫如同其它针对特定问题的政策一样,首先要解决它欲解决的当下问题,解决以后就要停止政策的施行,回归到正常状态。这是因为这类政策是在社会正常制度之上施加了限制或强制措施,它一般要显著增加占用社会资源,并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从而带来利益损失。就如抑制通货膨胀,货币当局可以提高利率,但在通胀被抑制以后,还应将利率降低。

或许防疫当局辩解说,它有一个结束防疫的计划,但没有公布。不说这缺少公共机构透明的品格,这对公众来说,等于没有。没有结束预期的防疫就等于不会终止的防疫。而没有终止的防疫就是一个过度的防疫。为什么说大陆中国现有防疫政策没有结束安排呢?首先它不可能达到它宣称要达到的“清零”目标。如果不能达到,它就反复重复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构成一个死循环,欲达到其目标就要继续过度防疫,过度防疫又不能达到其目标。结果永无宁日。三年防疫的实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其防疫手段过于粗暴和严苛,一旦发现有一例核酸阳性,就隔离整个社区;一个城市一旦有若干例新冠确诊,就要封城。但防疫三年来,似乎“反弹”一直没有停止。刚消停两天,就会有病毒冒了出来。它没有终结,也看不到终结的征兆。归结于过度防疫政策的错误,就是要么其手段达不到其目标,要么其设定的目标任何手段也不能达到。

逻辑上,我们可以做一个思维实验。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把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看成是与流感类似的病毒,并不采取大陆中国如此严苛的防范措施,因而容忍病毒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传播,如果大陆中国要保持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就必然要与其它国家的人打交道,那么“外防输入”就不会有终结。而在国内,过度防疫所依赖的行政体系本身存在问题。它具有重复地聚集,强制性接触的特点,因而它是国内的带毒群体。它的防疫手段就是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而这又是造成人群集聚的主要原因。它的“防疫”本身就在制造疫情。但它的这一特点又因它的另一个特点而被掩盖,就是它倾向于隐瞒真实信息。一旦它自身带毒并引起传染,它就矢口否认,然后将其归因于一些荒诞的理由,如外国寄来的邮件,等等。所以有这样一个过度防疫依赖的主体,“内防反弹”也永远不会完结。所以在逻辑上,过度防疫没有终止。

过度防疫没有终止会怎么样呢?防疫政策是个特殊的临时的政策,它的实施会暂时限制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这在有限期的情况下,经正当法律程序批准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这一状态没有限期,没有结束的条件,就变成了常态。这种违反宪法的社会状态就变成了公民必须长期忍受的状态,如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就偏离了宪法状态,就使宪法原则持续遭到破坏,这就等于颠覆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因而防疫政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常规的规则,否则它就是在改变基本制度,而这种改变会造成对一个社会的总体的长期损害。而现在决定这个过度防疫政策的机构是防疫当局,在宪法框架中它根本没有改变宪法原则、改变社会基本秩序的权力。实际上,即使有修改宪法权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这种权力,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是立法机构授予的,而是他们本来就拥有的,是自然法,只是写在了宪法条文中。更何况防疫当局仅以“防疫”为名,就改变了宪法状态,就是大大地僭越了。

更进一步说,过度防疫对宪法状态的改变,还是指它采取了与社会真实目标不对称的强制性手段。社会真实目标是在平衡社会综合目标的前提下,减少疾病感染以减少相应的死亡。而这一结果应与社会付出的代价相对称,即社会收益应大于社会成本。而对其的量化估计,是将新冠生命损失和其它生命损失加上人身自由限制的时间损失做一对比。这我在“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和“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两篇文章中做了初步的估计,防疫成本和防疫收益之间相差100倍以上。显然过度防疫所采取的措施是过头地不当地限制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并且带来对社会综合利益的损害。况且所谓过度防疫还不是一个基本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步步加码的过程。在病毒变异比初始病毒的毒性减低很多的情况下,反倒增加对公民的人身限制,更突显其手段与目标的不对称,对宪法状态改变得更甚。

宪法状态被改变了会怎样呢?除了公民权利被侵犯本身就是损害,还有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害。最近有朋友聊到,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现在一派欣欣向荣。反观大陆中国,不说处处凋零,与疫情以前三、四十年相比,已经没有当时的蒸蒸日上。在这些国家,防疫已成过去。对外国入境人员,接种疫苗者无需隔离或检测;对于未接种疫苗者的限制也在逐步取消。在国内,这些国家已经取消了几乎所有防疫限制,例如印度仅保留戴口罩的要求。据一篇文章,新加坡已成疫情以来经济表现的佼佼者。其人均收入八万美元已跃居世界前列。印度经济在2022财年的增长率为8.7%。越南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72%。美国这个体量最大的经济体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也为4.3%。而大陆中国,据国家统计局,上半年GDP增长率仅为2.5%。考虑到这一数据一贯偏高,用克强指数估计为1.3%(注)。两相对比,印证了前面的直观感觉。很显然,东南亚国家、南亚国家与大陆中国在经济形势上的反差是由防疫模式不同造成的。

本来,大陆中国相对于其它国家是有其独特优势的,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的经济表现应该优于其它国家。这个优势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这就是大陆中国具有“巨国效应”(盛洪,2005)。即大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这有什么好处呢?诺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教授的新贸易理论指出,假若两个国家其它条件相同,只是其中一个较大,那么较大的国家将在自由贸易中处于优势。这是因为较多人口就会有较大市场,较大市场就能容纳较大规模的企业,企业规模大,就有规模经济性,产品的单位成本就会较低,因而更具有竞争力。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大陆中国,最大国家就会有最大的规模优势。不仅有企业的规模经济,而且有产业的甚至国家的规模经济。这就是巨国效应,就是中国奇迹的一个原因。

然而大陆中国的这一特性,并不是现在任何中国人的功劳,而要归功于老祖宗,归功于孔子。儒家文化的仁义精神和中庸之道,使得十数亿人能结成一个社会体。不过虽然不能人为增加,却能人为减少这种优势。如果对这种优势视而不见,反而对之加以限制、削弱,倒是有可能的。清未开始的中国经济的衰落,有各种原因。尽管西方列强强加的非对称关税制度对中国企业有着严重损害,但中国衰落另一重要原因是因平定太平军而加设的廛卡。这一制度在全国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征收厘金,虽然2%的比率不算高,但厘卡究竟是一道商业贸易的障碍,将中国大市场分割成许多小市场,以致“传统贸易中享有既得利益的无数小中间商遍及各地”,进行着“廉价资本主义活动”(费维恺,1985,第57页)。这一制度一直到民国以后的1931年才彻底废除。在实行厘金制度的78年中,中国巨大市场规模带来的好处被削弱和损耗掉,中国经济经历了急剧衰落。据麦迪森教授估计,中国GDP从1820年占世界的33%,降至1900年的11%,再降至1950年的5%(2003,第5页)

现在我们处于一个新的对巨国效应自废武功的时代。这就是过度防疫时代。不说对入境人员要隔离7+3天,这等于征收“防疫关税”,在国内甚至市内实行的核酸48小时~72小时阴性证明制度就是一个“防疫厘金”制度。这一制度比防疫开始的那年还要严苛。尽管我没有遭遇到像武汉、西安和上海等地的全面封小区关市场的极端措施,但我的人身自由仍受到很大限制。我在2020年还自驾出游了四次。今年直到三周前,我还没有出游一次。而这只是从消费者角度的损失,考虑到旅游就是市场走向生产者,许多像我一样的人的人身自由限制,就是旅游服务提供者的更大损失。防疫当局大概以为这个核酸证明不算什么成本,其实这就类似于当初的厘金,虽然不多,我们假定72小时做一次核酸检测和在出入关卡时出示核酸证明要花费1小时的时间,扣除睡觉时间,就相当于征收1/48 防疫厘金,遍布全国的关卡仍会将大陆中国的巨大市场分割成许多小市场。这使巨国效应丧失。

制度发生效力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记得1982年春节,我站在窗前,看着人们由于生活明显改善而大放烟花炮竹,那时离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仅过三年。在其后三十年,中国的变化堪称奇迹。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首先开放的是国内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陆中国被行政体系分割成无数封闭小市场。上世纪80年代我在做硕士论文时,考察为何各省要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结论是“市场是地方分割的”。那时一个普通公民到外地去,要凭介绍信才能入住旅馆。尽管改革开放几十年了,坏的制度发生作用也会很快。双码和核酸证明就是新时代的介绍信。同样三年时间,大陆中国失去了疫情前的生气。经济增速下降,外资纷纷撤出,中资也向境外寻找出路,大型开发商爆雷,一些银行停止提款,烂尾楼业主拒绝支付月供,失业大量增加。其根本原因,在于防疫当局以“防疫”为名实则改变了经济制度,使大陆中国的统一大市场分割为许多小市场。

更严重的是这种状况还在持续,并看不到尽头。现在的过度防疫,防疫当局也知道它所标榜的“清零”无法实现,就以此为理由,限制公民出入公共场所,不断要求居民72小时做一次核酸,并且由于三天两头会冒出一个阳性来,这一要求没有止境。因而如前所述,要么是这一手段无法达到目的,要么是这一目的用什么手段也达不到,是它自己设置的一个永远保持现状的死循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一手段本身就在消耗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并且起到分割大陆中国巨大市场的负面作用,时间拖得越长,负作用越大,到后来可能无法逆转。大陆中国因“防疫关税”和“防疫厘金”的障碍,使其企业失去的市场,会在其它没有这种障碍的国家获得供给,较长时间就会形成刚性结构,就是大陆中国一种不可逆的损失。所以这个防疫模式既不能实现其目标,又不能在既定时间内取消措施,就必然是应该抛弃的过度防疫。

那么,为什么防疫当局不能及时调整防疫模式,结束过度防疫呢?这种与社会整体利益和综合目标不一致的部门政策的出现,必然与政策制定中的偏差有关。这个偏差产生于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利益集团。清末平定了太平军以后,就有人提出要取消厘金制度,但直到几十年以后才取消,是因为厘金已经养出了一个依靠厘金的利益集团。它们不愿意取消厘金。而从这种过度防疫中获得好处的第一个利益集团是防疫政策制定者集团。为什么是它?它似乎没有什么利益呀?政策制定者当然不在乎多少货币,它在乎的是权力。而只有证明它自己正确才可能保住或攫取更大的权力。因而它宣称自己一贯正确、拒绝批评、拒绝承认错误就符合它的最大私利。它的错误政策所导致的损害和成本,它却是不予承担的。例如全城全员每天核酸检测的成本出自全民医保或财政资金,并无需费它自己一分钱;众多公民失去人身自由的损害和成本,也由于它滥用权力而压制舆论而毫无感觉;当然这一过度防疫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后果,也是可以用制造假数据加以欺瞒的。

第二个与之有关的利益集团是核酸和疫苗利益集团。曾经的全城全员每天核酸已经让它们赚得盆满钵满,现在的全员每三天一次核酸检测也是一个稳定的巨大市场,当然是由政府强制形成的被迫的市场。疫苗接种也是过度防疫政策中的重要一环,不时出现的强制疫苗接种的事件虽被舆论谴责,并由地方政府承诺不再强制,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普遍存在的强制行为并未被曝光;并且还有在“不强制”的表象下面的劝诱和胁迫,致使疫苗接种始终是一个巨大市场。这个利益集团不光是商业性公司,还有与之勾结的政府官员。已经发生数起核酸公司故意放毒,或制造假阳性报告,就说明它们多么不愿意疫情结束。与之勾结的行政官员难道愿意吗?

第三个利益集团是滥权利益集团。由于以“防疫”为名而强加的政府管制会创造大量租金,各级行政机构及其官员可以利用此机会垄断日用供给,高价售货;还可以以同意给予有急需的居民出行为交换,获取利益。有些收益表面看来不是收益。如居委会强制拉人出去隔离,破门入户消杀,“志愿者”或“大白”钉死居民家门,殴打出来的居民,等等,是一种变相的收益,即获得心中恶意的满足的收益。更进一步,如郑州对银行储户和烂尾楼业主赋红码,其它地方对到该地进行辩护的律师赋红码,“防疫”成了扩大滥权的借口,是利用“防疫”之名的又一种“收益”。

所以,现在有一种危险,即使理论上的政府(即政府应该是的那个“政府”)想要终止过度防疫,却会因为利益集团的阻力而不能作出决断。因而要识别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的似是而非的谬论。例如它说,“把人民的健康和平安放在第一位,哪怕经济上受很大损失,也要干!”(钟南山,2020)这是在混淆视听。实际上,过度防疫带来的成本不仅是经济上的,它导致的其它疾病额外死亡的数量大大超出因防疫而减少的死亡,而“经济损失”在它看来只是间接的损失。对于行政部门,这只是宏观经济数据GDP增速的下降,而对于普通公民来讲,就是微观实际的天崩地裂。收入没有了,房贷还不起,生活无着落,失业了,企业破产了。直接对行政部门的影响是经济增速下降的间接结果,——税收减少了。更进一步,对这样一句话就不应定性地讨论,而应定量地比较。防疫当局敢将因过度防疫而额外死亡的代价,因封城而饥饿和抑郁而失去的生命,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失,与其过度防疫挽救的生命作一量的比较吗?

为过度防疫辩护的另一似是而非的说法是,防疫是模式之争,坚持现有的过度防疫是为了证明现有防疫当局是正确的,它胜了防疫模式之争。用坚持错误的方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显然是错上加错的。退一步,即使进行模式竞争,也要看是什么竞争标准。第一个标准应是纠错能力和应变能力。新冠病毒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事先未知的,对它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渐增进的,并应该适时做出调整。况且病毒变种带来了重要参数的变化,人类应对的方法就应改变,以不变来证明自己一开始就认识对了,就更是错误。第二个标准是解决问题的速度。防疫作为增加社会成本、暂时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手段,越早达到目的,越早取消越好。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取消了防疫限制,包括境内外的限制,结束了防疫时,在大陆中国却仍在三天两头地封城、封区,许多城市继续要求72小时核酸检测,国外入境需10天隔离。让大陆中国继续支付过度防疫的代价,在其它国家经济恢复、欣欣向荣的背景下在经济衰退中挣扎,这是胜利吗?

因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结束过度防疫。当然结束过度防疫不是结束防疫。这需要一个过渡过程。不仅是疫情的过渡过程,而且是观念的过渡过程。首先要取消的是最严重的过度防疫措施,即核酸阳性要集中隔离,并且将其密接者扩大为整个楼、整个小区进行封闭的措施。这是比较容易的一步。因为这种极为夸张的“防疫”措施并没有严格的传染病学和行为学的基础,也是违反现行法律——《传染病防治法》的。在该法中,对甲类传染病的疑似病例只要求单独隔离,并将“密切接触者”限定在“医疗机构内的”。过度防疫措施只是一种在侵犯人权成本极低情况下的“谄媚式”防疫的作法。没有直接接触,只与确诊病人同在一个小区的人有多少概率受到他的传染,答案是“零”。所以将其改为核酸阳性者只需自己在家隔离若干天,他或她的邻居不受影响,不会显著增加感染。取消这种过度措施,只消理论上的政府依据法律下令防疫当局停止违法,也可由公民或法人对防疫当局提起诉讼。

第二步是,建议人大常委会召开有关防疫政策的专家听证会,讨论新冠肺炎的传染病等级问题。这是因为过长的防疫时间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自2020年疫情爆发到现在,新冠肺炎的病死率从4%降低到0.1%(甚至更低),即只及当初的1 /40,是否要将其与最初同等看待。在这方面防疫当局只是强调香港数据(0.7%),而罔顾许多国家和大陆中国的数据(进化岛,2022),这在数据采用方面缺少一个公共机构的公正性,并显现出滥用权力掩盖错误的倾向。不应将涉及宪法状态的过长防疫的决策权再放到没有资格且明显不公的防疫当局手中。应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参加接受询问,并由人大常委会做出裁断。如果新冠肺炎被调整为丙类传染病,则所有强制性防疫措施都应取消。这样一来,就基本恢复到了宪法状态。

第三步是,取消强制核酸检测证明和两码。所谓“强制”,是指防疫当局要求公民进出各公共场所,公共交通,交通要道和旅行设施需出示48~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强制公民核酸检测。当然,在新冠肺炎调整为丙类传染病后,这种措施会自然取消;但如果不是这样,强制核酸检测也应取消。因为这个要求只是防疫当局为一已之私而设立的。它缺少对病毒传染的精准追溯能力,就以牺牲所有公民的时间和自由为代价来弥补缺陷,这本身就不能被接受。其次,大陆中国前核酸时期的防疫实践证明,没有核酸检测也能够很好的控制疫情,其它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们大多已取消了入境核酸证明。即使防疫当局还不放心,还想了解疫情趋势,用以控制疫情,还可以采取抽样核酸检测的方法。这我在“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一文中建议,可在1‰的人口中随机抽样,只消对比两次相邻的抽样的阳性人数或比例,只要是降低了,就说明控制住了病毒传播。最后,即使病毒传染可能比没有核酸检测时多了,也无需害怕,因为病死率很低。

第四个方面,在取消所有强制性防疫措施以后,并不意味着没有防疫,而是将新冠肺炎的风险判断交给公民自己。只要社会坚持表达自由,各种有关疫情的信息都会传播,而暂时出现的假消息也会在辩驳中得到澄清,公民接受的大致是各方面全面的信息,他们是宪法下有理性的公民,他们可以对病毒带来的风险依据自己的情况加以判断,以决定是否接种疫苗,是否核酸检测,是否需要隔离,是否戴口罩,是否出游,是否参加公共活动,等等。不同的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出选择,如年老体弱的人会谨慎一些,避免了防疫当局一刀切的弊端。在这时,不仅疫情能够得到较好的控制,而且社会综合目标得到 了兼顾,并且不会出现因强制防疫而带来的权利被侵犯,利益受损失,以及额外健康伤害和死亡,比过度防疫时好得多。

好的政策是会解决问题的政策,因而也是会自动终结的政策。因为问题解决了,政策本身也就不需要了。如果问题解决不了,政策本身也无法终结;如果问题解决了,政策还不能终结,那就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宪法问题。我们就需要解决政策为什么不能终结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高擎宪法,让所有的人都在它面前低头。这是一个考验宪法 的问题。哈耶克说,“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只能被用于实施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不得被用来追求特定的目的。”然而,“紧急状态”一直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借口,一旦这一原则被中止,“那么任何一个掌控了这种紧急状态权力的人都极容易确使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下去。”(2000,第451页)这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比疫情更严重的危险。对于一个社会的考验是,它能否适时结束这个偏离宪法状态的特定时期;现在对于大陆中国来说,就是能否结束过度防疫。

注:克强指数分量:货物周转量增长率(3.3%,权重25%) 发电量增长率(0.7%,权重40%),货币(M1)供给量增长率(0.58%,权重35%)

参考文献

费维恺,“1870-1911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进化岛,“新冠病毒奥米克戎死亡率-透彻数据分析”,《知乎》,2022。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盛洪,“巨国效应:中国还会有几十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吗”,《权衡》,2005年试刊号。

钟南山,“把人民的健康和平安放在第一位,哪怕经济上受很大损失,也要干!”(视频),《腾讯视频》,2020年3月18日。

2022年8月1日于五木书斋

[读书] 让生命变得有意义|盛洪

盛按: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我想到人生的意义……我做了一个思维实验,假设我是一个亿万富翁,仅我一人,这有意义吗?没有感觉。于是大悟,一个人的生命意义不能自己印证,只能在他人身上印证。只有当一个人是其他人,尤其是亲人快乐的原因时,他才有意义。遂写了这篇文章。这虽是多年前写的,知识总量不及现在,价值取向却是一以贯之。并且文中所批评的社会现象却也不过时,这大概是我们社会的悲哀。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们很有谈论道德的热情,但他们关于道德的议论却遭到了不少人的攻击。一个经常受到的指责是,经济学家们总是试图用功利主义解释道德,而道德本身恰恰是不考虑功利的。道德是一种自律的规范。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当遵循规范对自己有某种损害时才需要自律,也只有当不存在任何外在约束时才谈得上自律。于是,“自觉地做有损自己的事情”就是功利主义无法解释的。然而,如果我们由此得出“道德对个人或整个社会有害”的结论的话,就十分荒谬了。因为我们假设有两个社会。一个社会有道德,一个社会没道德。如果道德对一个社会的部分人或全体人有害,那么有道德的社会就会在社会间的和平竞争中消失掉,道德本身也就不会长久存在。因而从长远和整体看,道德又必须有功利主义的结果。我们怎么把毫无功利目的的动机,和功利主义的结果联系起来呢?

所谓功利主义,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具体手段就是成本-收益分析,说得俗一点儿,就是算账。谈到算账,人们很自然想到财务报表和会计制度。这是帮助人们理解成本和收益的直观形式。在财务报表中,人们可以看到“收入”和“支出”、“资产”与“负债”等与收益和成本相对应的字眼。这些字眼都有明确的所指,一般来说是可由货币衡量的东西。它们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如技术诀窍、商业信誉、和特许经营权等。在早期,人们只认为有形的东西有价值,而不知道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值多少钱,只有那些敏锐的企业家能够估量它们的价值,然后用有形的资产来交换这些看来无法把握的东西。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只要能够买卖,只要在一个竞争性的交易过程中,无形资产就能够被货币确切地评价出来。因此无形资产也开始被看作是“资产”。

当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形资产都可以买卖,但它可以存在于人的心中。据说林肯年少时曾在一家乡村小店当伙计,当他发现少找了顾客几分钱后,就不惜跑了几十公里路去归还,虽然没有人为这种守信行为付钱,但它却成为导致林肯后来成功的重要“资产”。其实即使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全能由货币衡量,财务报表还是不能说明企业的全部情况。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自然会很了解企业的财务情况,但他之所以成功,主要地是因为他的目光超越了财务“盈亏表”上的数字。一个战略性的投资,往往并不能在几年之内见效。也就是说,在财务报告中,利润也许是负数。但是在高明的企业家眼中,他在逼近战略目标:商誉在逐渐形成,渠道在相继开通,时机在接近成熟。人们可以从财务数字中判断一个企业的过去,却无法预测它的未来。企业的未来在企业家的心中,这里正在进行着不见得能用财务数字表达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如果说企业是生产私人物品的组织,政府则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企业。相对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更不那么直观,那么“有形”。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办和经营生产私人物品的企业上,认为只有企业创造的利润才是政府财政的经济源泉,而把其提供的公共服务缩到很小的范围。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观念并没有马上转变过来。八十年代末我到山西某地,发现有些县的政府还在拼命地投资于煤矿,却置年久失修的道路于不顾。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地方政府逐渐发现交通运输对本地发展的重要性,于是“若要富、先修路”就成为了共识。认识到公共物品的价值,把地区的交通便利作为“收入”和“资产”纳入到计算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也不能高估这样的进步。因为严格来讲,公路和桥梁是可以收费的,而一旦可以收费,就可以由私人来提供,因而又可以被视为私人物品。在实际中,各地政府经常把这类公共设施的经营权转让给一些企业,以换取它们的投资。对于政府来讲,由于道路和桥梁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路口收费站又成为一个稳定的财源。以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取更多的收入,不惜增设关卡,反而给车辆增加成本、带来不便。这个例子说明,不少地方政府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不太直观的公共服务比路口收费站更有价值。

这些公共服务包括保护产权,维持秩序,和调解纠纷,提供这些服务恰是政府存在的最初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公共物品不能像公路和桥梁那样设一个收费站来牟取报酬,政府才有理由采取强制性的税收形式。但是由于政府服务和税收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以致不少地方政府视收税为当然,而并不相应地提高和改进其服务。我在北方的一些地区经常看到,甚至在公路出口处,收费站对本地车和外地车实行岐视性的政策:只向外地车收费。这不过是象征性地向外地人宣示,本地政府不会提供公正。更有一些大城市的政府,竟公然颁布限制外地人就业的法令。这些似乎有利于本地人的政策,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也不会促进本地的发展。从贸易的角度看,任何一个地区的繁荣都是外地人带来的。那些全国性的大城市,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由全国乃至世界的贸易往来和人口流动聚集而成的。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提供公共物品,反而破坏它。一个城市的政府向银行借钱不还,却还理直气壮;一个地方的公安部门不仅不保护外来的投资者,却使他们丧失了安全感,……。为了吸引投资,不少地方设立了开发区,并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但却不想提供优越的制度环境,以致经常出现贪小利而失大局的情况。与之相反,那些有远见的地方政府却能做出用财政收支不能直接衡量的事情来。如山东莱州市政府为治安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河北保定市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外地人的公正裁决,这些作法并不能立刻增加本地的财政收入,却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做出有损于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事情,不是因为不会算账,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然。本来正常的逻辑应该是,一个人若要有所收获,就要付出辛劳。但遗憾的是,由于在人们之间存在着分不清彼此的“公共物品”或“环境”,无论组织得多么严密的社会,也不能完全阻止一个人将取得收益的成本转嫁给他人或整个社会。于是就存在着经济学讲的“负外部性”,或“外部侵害”问题。在这种问题面前,人们的处境类似于囚徒困境,即贪图个人或局部利益的人获利,顾及社会或整体利益的人倒霉。例如,一个不愿污染环境的化工企业,必然要支付更多的成本,这样它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因价格较高而败给那种不惜污染环境的同类企业。正是这种囚徒困境,正是人们的“经济人”的理性,使人们选择恶化他们共同环境的行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球,不能不被视为是自然对人类的恩赐。大地之母这样无私,以致不要人们的丝毫回报。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球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是无限的。从所谓的“经济人”的角度出发,对免费的资源竞相开发,对自然的灾难则以邻为壑,其结果是人类与自然的均衡被打破,丰裕的资源被耗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加剧,人类以及其它物种的生存条件在恶化。尽管市场的价格体系非常有效,却不能敏锐地衡量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无法将自然资源的价格自动定到一个导致长期供求均衡的水平上。因而市场价格不能对人们提出“环境被破坏”的警告。对环境的破坏,往往在超过一定的阈值时,才会突然降灾难于人类。在淮河边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每时每刻为他们对淮河的污染付费,直到有一天,淮河水突然肮脏到无法饮用。卢跃刚先生在他的一篇报告文学“辛未水患”中,非常直观地给了我们一幅以邻为壑的图景:在大水灾来临时,不同地区的人或地方政府,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把水患引向其它地区,结果是加重了大家共同的灾难。持有同样的态度,人类最终会为了各个局部的利益而毁灭地球,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无立足之地。

非常幸运的是,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还有被拯救的希望,是因为经济学并不全对。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人们好象并不总是象经济学家假定的“经济人”那样行事。例如,《醒世恒言》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施复的人捡到六两银子,又物归原主的事情。当那个失主要分一半给他时,他答道:“我若要,何不全取了,却分你这一半?”;失主又建议给他一两作为答谢,施复又说,“你这人是个呆子,六两三两都不要,要你一两银子何用?”直到最后他一文未取就走掉了。我们怎样判断他这样做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呢?如果一个人不该侵吞捡来的东西,接受失主的奖ÉÍ却没有什么不妥。施复这样做似乎违背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但纵观“三言两拍”,其基本立意在于劝人向善,主要的“理论”则是因果报应说。根据这一理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或在来世,或在现世。一个人做好事就是在积德,积德就会有好报,好报就是将来的好运气;一个人做坏事就是在造孽,造孽就会有恶报,恶报就是将来的坏运气。如此说来,做好事就是在投资,做坏事就是在欠账。投资总有回报,欠账总要偿还。如果把这样的认识加到当事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中,看来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就会被做平。在这里,积德就是在增加资产,而造孽则是在提高负债;受苦可以被看作是减少负债或者是增加资产,而好运则是在减少资产或增加负债。

现在一般的所谓科学是不承认有报应的。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着大量的经验基础,尤其是在谈到现世报应的时候更是如此。从经验看,一个人很自然地会以恩惠报答恩惠,以怨仇回敬怨仇。这符合一般的人性,也构成了大多数人类社会的文化。在中国,我们有“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和“多行不义必自毙”。从博弈论角度看,这种最自然不过的对他人的反应,就是一种被称为“一报还一报”的最佳策略。一般来说,一个人总是做对他人有利的事,他更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回报;一个人总是损害他人,他更有可能遭受意想不到的灾祸。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就会主动地约束自己,尽量少做坏事,多做好事。在《醒世恒言》的那个故事中,施复后来是福星高照,好运不断;他积的那一点儿德,当世就兑现了。当然,像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很多;我们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会得到当世的报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生是有限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做了坏事,别人还来不及报复就离开了人世:“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博弈论的说法是,当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次数趋向无穷时,人们就倾向于采用互相合作的方式,即本文中的“做好事”。因为做坏事终会遭报复。但当博弈为有限次时,人们就有可能在接近博弈结束时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即“做坏事”。因为博弈结束后,别人就无法报复。所以在现实中,侵害他人、为非作歹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这样看来,一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在他的有生之年有可能平衡不了。

如果我们想象,人可以长生不死,上述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虽不可能,却有一种补救措施,即假想人还有来世。如果人还有来世,就相当于人的生命被延长。生命延长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几率就增加了;如果人们总是来来往往于世间,就相当于人是永生的,善恶终归有报。因此,不管有关“来世”的想法是否真实,却会对人们有关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产生影响,从而导致一个人人“与人为善”的结果。如此说来,“来世说”对人类社会的道德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可以想象,《三言两拍》中宣扬的因果报应论,在明清民间社会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一般老百姓既不读圣贤之书,又缺少宗教精神,除了家庭或家族教育外,只能依赖于因果报应来校正他们心中的成本收益分析,用晓以利害的方法来使人心向善。其实这种思想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孔子在注《易经》时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讲的就是因果报应会扩展到不同世代。南怀谨先生由此认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思想,都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基础上的。这是中国文明非常不同于其它文明的地方。

其它主要的高级文明,都是宗教文明。我们发现,在这些宗教中,都有“延长”人的生命的“办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灵魂说”,印度教和佛教有“轮回说”。基督教认为人的灵魂不死 ,人死后既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人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会在基督复活的那天得到清算。伊斯兰教也有关于末日审判的类似说法。当世界末日到来时,所有人都会复活,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都会得到认真清点。因此善恶总会有报。关于来世的说法,佛教可能更为直观。人可以和其它生物(甚至是非生物)在不同的世代之间互相转化。究竟转化成什么,取决于当世的表现。如果作孽行恶,则来世变牛变马或更为下贱的东西;如果积德行善,则又会变牛马为人类。藏传佛教的活佛制度,是这种轮回转世说的最高体现。由于活佛是人群中积德行善、普渡众生的典范,所以来世还做活佛。佛教自汉代以来就传入了中国,所以可以认为中国民间社会的因果报应说又受了佛教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同宗教对人的灵魂和转世的处理,在现实中延长了人的计算时间长度,从而在功利主义的意义上起到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不可否认,功利计算在道德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反过来,一个社会中道德的形成,又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功利结果。由于道德被普遍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这自然减少了用于冲突的资源,这些资源可转用于更具生产性的用途;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本身,就是人们福利函数的一部分。这种结果又会对个人福利产生影响。因此,尽管从个人角度看,积德行善未必能在当世获得报答,只要每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这样做,人们所共同形成的社会必然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福利。与人人互相侵害相比,只要他们互相尊重和礼让,就会立刻获得回报。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可以有合作红利或双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报应不必等到来世。这样,即使没有来世之说,人们也能依据功利主义的原则导出遵从道德的结论来。比较而言,这种解释比来世说更为理性化。因为虽然我们不能证明不存在“来世”或“灵魂”,却也不能证明其存在。不依赖于“来世”和“灵魂”的理论,必然更为坚实。根据这样的理解,墨子断言“义者,利也”,亚当.斯密则从人们的自利本能推出了道德情操。

进一步说,人也并不是互相孤立的人。虽然为了方便,经济学假定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但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这一点。一种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爱:首先是男女之爱,父母与子女之爱。由于有了爱,一个人的成本和收益,就可能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一个人可以以他(她)所爱的人的痛苦(成本)和快乐(收益)为自己的痛苦和快乐,他(她)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的幸福付出代价。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自己所爱的人的生命。在这时,对成本和收益的判断突破了个体的界限,个体的生命在人与人之间贯通了。这首先发生在亲人之间,尤其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于是对于父母来说 ,他们的生命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延长”了。冯友兰先生在晚年时说,由于能够传宗接代,每个人从个体上讲都是“不死”的。根据前面的说法,越是关注子女的父母,就越遵从道德,就越注意积德行善。由此也可以推论,如果一种文化推崇孝道,看重血脉的延续,就必是一种重道德的文化。不仅如此,尽管父母爱子女是很自然的,这种现象对人类社会仍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告诉我们,人与人是可以沟通的。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感受去体谅亲人的感受,用对自己亲人心情的揣测去猜测别人的心情,从而用对自己亲人的爱去爱别人。这就是“不忍人之心”,就是“侧隐之心”,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对自己的亲人的爱出发,经过若干中间环节,人们最终可以爱相隔万里、素不相识的人。越是爱自己的亲人,关心自己的子孙后代,就越爱这个世界,爱全人类。目光越是长远,眼界越是宽阔。

由于爱,经济学最基本的逻辑被打破了。在一般的经济关系中,一个人的付出,就是另一个的所得。但在相爱的人中间,这种看来亘古不变的算式发生了变化。令人惊叹的是,当一个人为自己的亲人或其他人付出了辛劳或牺牲时,他并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么,相反却会觉得自己获得了什么。因为他发现,当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改进他人的境遇时,才使自己感到生命的意义。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的提高,自己福利的改进 ,都无法使一个人真切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只有当他认为别人的生存、别人的幸福中有自己的原因时,才感到自己得到了评价,才感到内心的充实。大多数普通人都会从对自己亲人的爱中,体会到这一点。当一个男人用自己的劳动所得为自己的妻儿买下生活必需品时,他的生命为其妻儿的生命所印证;当一个母亲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女儿的生命时,她的生命被女儿的生命所评价;当一个人身处逆境、内心绝望之时,对亲人的关怀仍是他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我们也不难推想,人们这种从自己亲人身上发现自己生命意义的感觉,也可以扩展到家族,社区,家乡,祖国,以至全人类。当人们不幸面对暴政或战争,必须用自己的亲人的生命去交换什么的时候,只有在这被交换的东西被认为是更有价值时,才能说服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安宁。当一个母亲送自己的儿子上战场时,她必须坚信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在《东周列国志》中,当程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认作“赵氐孤儿”时,他必须认为忠诚和守信是更值得维护的价值。而他们对亲人的关怀和寄托,都转化为对社会正义和崇高道德的认同。在这时,他付出了代价,才使自己感到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中,自己存在的含义。一个将子女视为自己生命延续的人,会含笑面对死亡,一个在更大的范围内,无论是社区还是全人类,发现自己生命意义的人也会如此,他会认为他的生命在“扩展”。所以才有“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文章,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

    这样一来,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快走到了尽头。当我们说,一个人只有对他人承担义务,才会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时,我们其实是在说,一个人的效用就是他人的效用,一个人的成本就是收益。而一旦我们这样说时,经济学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没有明确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野,就不会有成本-收益分析。在这时,我们将永远和功利主义告别。道德一旦被称之为道德,就已经与功利主义分道扬镳了。康德说,当一个人没有任何功利考虑和外在强制,自觉地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时,他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在这时,指导他的,只有纯粹理性的道德律令,一个绝对命令。这同时也意味着,任何被迫遵循的“道德”都是不道德的。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别人说,“你为什么不学雷锋”时,他已经亵渎了道德。因为道德的行为只能发自一个人的内心。就这样,我们从人的功利本性开始,推导出了没有丝毫功利动机的道德人。这中间是否有某些毛病或冲突呢?其实不然。这样的讨论提醒我们,当我们说“遵循道德就是不要有功利目的”时,我们切不可忘记道德的形而下起源。唯有如此,我们的道德才不是虚幻的,才有着坚实的基础。这意味着,当大家都遵从道德时,人类社会必然会更美好。另一方面,当我们说“道德有着其功利主义的起源”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只有摆脱功利主义的计算,人才真正发生了一个飞跃,成为了一个道德的人。同时,不用功利主义目的为自己辩护,是使人最终脱离野蛮状态的重要一步。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会制造工具,使人不同于其它动物;但这并不能使人高于其它动物。因为人的工具之一就是互相残杀的武器。在地球上的所有物种中,没有一个物种像人这样如此残忍地屠杀自己的同类。如果人只是一个经济人,人类社会只可能达到任何一种动物社会都可以达到的效率水平。唯一使人高于其它动物的是道德。道德使人类社会更有效率,同时也是组成社会的生命的意义所在。

  1997年12月定稿于郎家园,原载于《读书》199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