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金融监管最主要是要监管金融产品|盛洪

金融监管最主要是要监管金融产品

2016年3月12日在「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研讨会上的发言

盛 洪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监管金融。其实金融作为一种交易,是可以自由交易的,不需要什么监管,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在中国明清到民国时期,当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来办一个金融机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街头有一个米店,可以接收小孩子的零钱给他存着,给他记账,到时候给他一两个糖果作为利息。这非常普遍,从来没有听说米店要去做金融业务,还要去申请登记和牌照,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的。

第二点,监管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才监管,不是说金融就必须要监管,这是毫无道理的。金融监管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原因是有风险。这个风险不是一般的风险,比如说我投资一家企业,经营得不好倒闭了。实际上这种风险是你自己要承担的,你投资,你作为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你要承担后果,因为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就要判断它可能是要失败的,这个不需要监管,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是分散承担的。而这种分散承担的结果是对社会基本不产生影响,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独吞苦果,不存在某一个政府机构事先替你做出某些规定,然后使你的投资必然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金融监管涉及的风险是宏观风险,就是整个社会的风险,这个风险主要是在1929年到1933年大危机形成的教训,金融,尤其是银行业的借贷的某一个环节一旦出现了不能支付,就是所谓的违约情况,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出借人本身受到损失,如果他本身受到损失就无所谓了,这是一个道理的,你为什么要借他呢?你没看好吗?说白了就是你活该。而是会产生某种连锁反应,因为我借你了,你不还,我又还不起我的债权人,形成连锁反应。这个连锁反应使得一大串的债权债务关系被消灭。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大量的货币被消灭。大家知道,现在的货币制度就是在基础货币的基础上,通过债权债务关系形了大量的信用,这个信用就是说可能我手头上现在没有现金,但是我有一个债权,我有这个债权可能就能承诺一件事情,因为我有债权做转让,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债权的信任。但是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个基础货币,可能乘数是3,我有1的基础货币量,我就有3倍的社会货币流通量。但是一旦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断裂,导致连锁反应,它也会成倍数收缩,货币乘数会反过来,其结果就是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是大家看到的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

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监管呢?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外部性,如果一家银行出现了支付危机,由于债权债务关系出现了不能支付,一旦银行倒闭,它带来的是负外部性,就是它的倒闭不是这个银行的所有者自吞苦果,而是整个社会其他人也要因此受到损害。当出现负外部性的时候,政府是有理由对我们认为的天生自由的交易进行监管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谈监管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讲监管是避免宏观的金融危机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没有这样一条的话,根本就不需要监管。

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监管”这个词根本不是用于避免宏观的金融危机。它用于什么呢?用于维护金融垄断,这是它的“监管”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监管货币价格。大家都知道,一直到去年10月份,中央银行一直在直接规定商业银行的零售利率,就是存款利率是多少,贷款利率是多少,都要规定。存款和贷款利率之间有一个利率差,这个利率差是多少呢?3%,3%是什么概念?3%一般人看是很小的数,但是在银行业就是一个很大的数,比如说现在银行存款有100万亿,3%就是3万亿,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个3%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而且是一个不正常的垄断的管制的利率。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国家,商业银行的利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一般看到的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和贷款的利率差,大概在1.5%到2%,也就是说这样一个3%的利率差,是市场利率的2倍或者高出50%,它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是10块钱,我们卖20块钱,两倍,这个垄断价格就非常了得了。

另外一方面,迄今为止的中国政府的所谓监管就是进入管制,我只许这几个垄断的银行去干,不许别人干。所以它的很多规定,所谓的监管是不许这样一个银行业有竞争者出现的,其实它管制进入、维护垄断、排除竞争,最终是为了维护这些垄断银行的利益,这些我们都研究过很多遍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监管,必然会有语义上的混淆,我们要非常清楚。第一点,那种维护垄断的所谓“监管”不是我们主张的监管,那是改革的对象,那是应该取消掉的,那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对社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反过来讲,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有一点非常好的方面。第一,它就是对现有的垄断金融体制提出的挑战,形成了实际上的竞争。比如像互联网支付平台,比如说支付宝或者是其它的网络支付手段的出现,首先是打破了银行对支付的垄断。第二点,它又打破了银行对存款的垄断。我们都知道,以支付宝为例,它出现了很多金融产品,大家都知道余额宝,实际上余额宝就是一个存款产品,这个存款产品怎么吸引人呢?它的利率比商业银行的利率高,这是最简单的,所以为什么一时间很多人要把自己从商业银行的存款转移到余额宝呢?很简单,转移到余额宝,你的收入就会增长。有许多这样的互联网支付平台和存款形式出现,导致的结果肯定就是使得大量的存款流向这些金融平台。当然这个金融平台也和现有的银行有某种合作关系,与信用卡捆绑有关系,但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银行的利润,这是银行承受不了的。

这样的一种竞争的结果是使得现在利率市场化。原来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原来还是只放开了所谓贷款利率,没有放开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是盘剥广大存户的措施,最后不得不放开。你如果不放开那么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我们把存款就挪到余额宝去了,这是很清楚的。这是它非常积极的一面,从利率上来讲,互联网金融不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制度上的创新。刚才两位老师讲了,为什么在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会比西方更发达?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原来的银行垄断国企体系,没有动力去发展大众化的信用卡体系,没有大众化、市场化的存款产品。所以中国老百姓很简单,突然发现虽然没有信用卡,但是我们有支付宝,突然发现网络支付比信用卡还好,信用卡在西方国家很长时间都被习惯使用,在我们看来跟我们的支付宝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人不懂得怎么使用信用卡,但懂得怎么使用支付宝,它就弥补了我们的市场制度缺陷,它不单是一个技术手段。在西方国家大家可以看到,互联网主要是一个技术手段。

再有一点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又发展出了贷款机制,就是像我们看到的支付宝平台上的招财宝,你也可以借钱给别人,他可以来给你推荐产品。为什么这样做能成功呢?尤其是在这些大的交易平台上为什么能成功呢?很简单,在这个地方安全性更高,为什么?以支付宝为例,他的这些贷款的借方都是淘宝店的店主,淘宝店的经营信息和财务状况都非常透明地展现给了阿里,所以阿里推出这些借款人的时候,有相当高的把握。而实际上一般的银行很难做到这一点,它把钱贷给谁的时候,借款人的情况并不会完全掌握,尤其越是大的银行、大的客户,它越掌握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反而在支付宝平台上推出了这个产品。反过来讲它就更有效率,因为它有安全性,坏账率就低,就可以以更低的利率吸收存款,当然要有竞争性,比垄断银行的存款利率高,也可以以更高的利率贷给别人,当然,他也可以用比较低的利率贷出,因为他也要竞争,这样就变得更有效率。贷款范围也就是融资范围扩大,宏观上讲是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互联网金融在制度上其实是部分纠正了现有垄断银行的问题,而且还在继续推进,因为它作为竞争者。

当然,现在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的货币风险。当然,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兼顾一些微观的风险,主要是宏观的风险。像众多的P2P平台的出现,跟阿里、腾讯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大公司,所以它们背后也存在风险。首先要看他们是不是大规模的,第二看他们是不是跨地域的,规模越大越跨地域,一旦这个平台出问题会带来宏观结果,这在我们的考察范围内,越是规模大的越要被监管。当然,相对而言这些平台并不是很大,而且并不是跨地域的话,其实监管就可以稍微弱一些。当然,我觉得无论如何这些平台都应该有一个一般规则,就是说要透明,信息要披露,这跟我们主张的那种多层次的成结构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结构是一致的。为什么?政府没必要搞得审查严而又严的。如果一个公司是亏损的,只要它是透明的,你去判断你该不该买它的股票,而且也很清楚,如果赔了,那你要承担后果,你不能赔了就去找政府,这没有道理的。当然如果政府帮助企业散布假的信息,政府跟企业有关系,政府当然得敦促它要信息披露。当然如果有虚假信息,我们可以事后惩罚,这样就够了。

第二点,如果出现欺诈问题,就像刚才兴成说的,这也不是互联网金融的问题,甚至不是金融的问题,它是一个一般的社会欺诈,这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而已,哪都有骗子,一个社会不能做到消灭所有的骗子,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这是适用于一般的刑事法律就够了,你是骗子就要受到惩罚,没有更多的理由,你在网上骗,是骗钱还是骗东西,骗什么,这个不重要,关键是骗就是违法的,就是犯罪,要加强一般性的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其它。

当然,涉及到大型的跨地域的金融机构,包括网上互联网金融支付平台、互联网金融产品,像阿里、腾讯这类的倒是要监管,当然这个监管目的是为了避免宏观的货币危机,我觉得这是核心,核心也还是要去看他是不是有更多的风险,过去为什么说它会有问题呢?我觉得这涉及到金融市场的问题。金融机构在互相竞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风险比较高的金融产品,而老百姓一般也愿意为了似乎是比较高的回报而承担目前的亏损。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买彩票,我们说有的人一辈子都中不了奖,大部分人都是亏的,但是没有人抱怨说我亏了,也都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你要买一个希望。但是在宏观上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多数人买彩票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就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风险提高,一旦爆发就是全社会性质的。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次贷的风险程度高。用我们比较规范的术语讲,你的回报不足以抵偿它的风险损失了,所以它就是风险程度比较高的东西,一旦出现就是整个社会的危机,为什么会有次贷危机,为什么会有2008年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呢?这是同样的道理。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好解决,不在于对比如说阿里巴巴的招财宝。第一点它是个规则,假如你的借款人有一定的标准,他的信誉可能有1%的违约率,我的利率就要应对这1%,他一旦有违约没关系,因为我有1%的对应的利率,所以我就把它去掉了,所以阿里巴巴不会亏的。但是如果你推出的金融产品是很有风险的,比如说次贷,次级贷款就是违约率高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在这方面的监管只要监管到金融产品就行了,你不要推出风险过高的金融产品,其它是不需要监管的。所以1929至1933年大危机和次贷危机说明,其实就是应该监管到金融产品。当然,这是我的理论研究。你去看,比如说像次贷,像期权等等,也是风险程度高的,这是我的看法。你是不是要接受这样的金融产品?目前来看实际上我国网络金融没有走到这个程度,如果走到这个程度的话,我们可能要提出一些监管。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在美国出现,是因为华尔街想赚钱,它又很有实力,所以让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监管不利。

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和政府来讲,监管主要是要避免宏观危机,最主要要监管金融产品。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读书】兵不血刃,王在法下|盛洪

盛按:由于《读书》篇幅限制,我对原文进行了删减(“浅删”),继而编辑进一步删减以适应篇幅要求(“深删”)。删减使文本更为简洁。我很喜欢《读书》现版本,尤其是电子版本还有不少插图。但有些信息被删掉有点儿可惜了,遂将“浅删”版本发出。

兵不血刃,王在法下

——《英国革命》读后

盛 洪

在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一直受到很高的赞誉,不仅因为这是铺平英国工业革命道路以及整个国家崛起的重要事件,而且因其是一场和平的、不流血的革命。正如《英国革命》作者屈威廉在导言中所说,“这次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与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第2页)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各种要素偶然幸运地聚集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是英国人明智地及时认识到其对于历史的价值,并不失时机地加以运用。

这场革命所要凑齐的各种要素,最早应追溯到《大宪章》。关于《大宪章》的讨论,有一个观点值得一提,就是《大宪章》是英国国王愿意接受的,因而影响成败。所谓“接受”就是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条件的理性抉择。这当然包括约翰王在战败时的考虑。后来如爱德华一世,从当时的情势考虑,主动承认和签署《大宪章》。国王与贵族之间不仅是对手,而且也是亲戚或朋友,这种复杂关系有可能生发出他们之间的共识。这种共识在实际变革中至关重要,它会导致真正的妥协。麦克奇尼指出,爱德华一世“将其叔西蒙伯爵的主要宪政观念当作自己的并加以采用,而他的这位叔叔在成为他的死敌之前一直是他的朋友和老师。”“由王位的继承者来采纳西蒙伯爵之观念这一事实,最终改变了其成功的几率。所有这类方案只要源出于一个反对派首领,不管其权力有多大,都注定会失败;但如果是君主自身接受的话,就能保证其成功。”(《大宪章历史导读》,第197页)

当然,《大宪章》的内容是贵族们提的,这是因为他们是国王专制的受害者,只有制定明确限制国王的法律才能避免继续受到侵害。其中的两条,第12条,“……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第39条,“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尤为重要。用今天的一般化表述,即“征税要经纳税人同意”,和“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审判,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产或生命”。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事关包括产权在内的基本权利。在当时的英国,无此权利贵族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对自由、财产或生命的继续存在没有预见,他们也不会成为王国的有力且有效的支柱。人们经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在权力斗争中,其中一方获得的权力总是越大就越好。这只是对直接好处的肤浅计算。如果考虑权利受到削弱的一方的反应,他们或积极对抗,或消极怠工,都会损害在权力之争中获胜的一方。

因此,《大宪章》不仅对贵族有好处,也对国王有好处;对贵族的好处是直接的,对国王的好处是间接的。贵族的压力促使国王考虑让步的间接好处。当然,直接的好处马上可以看到,间接的好处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现。所以作为一个凡人的国王经常会为了当下的好处,而不惜牺牲掉未来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以后历届国王屡屡背叛《大宪章》原则。虽然国王在签署《大宪章》时是真诚的,然而后来情势的变化又使他修改了计算。所以贵族们不能以为《大宪章》一旦被签署就可以一劳永逸。不如说,《大宪章》为他们以后与国王的谈判提供了一个文本上的优势,即他们的主张是合法的,国王必须慎重考虑他对《大宪章》的违背。

例如1336年爱德华三世将羊毛贸易的关税每袋加征20先令,议会提出异议,提出加税的条件必须是接受地方等级代表的请愿书,未经地方士绅的同意不得征收税负。后来在1340年与1348年的议会上,对税收附加了要纠正冤屈的条件,形成了“先纠正,后供给”的原则(孟广林,第161~162页)。1340年,中书令斯特拉福德反对爱德华三世对法国的战争;国王欲将他判罪并处死,斯特拉福德谴责国王“违反王国的法律和《大宪章》”。在审判斯特拉福德的议会上,审判委员会宣称“同侪审判应该遵守”。后来斯特拉福德与贵族们和地方等级代表一起向国王表示服从,得到了国王的宽恕(孟广林,第122~123页)。这实际上是双方以《大宪章》“同侪审判”原则为基础达成的妥协。这说明,只有当贵族们坚持援引《大宪章》条款,并要求加以实行时,《大宪章》的效力才会被加强,并可望成为一部可实施的法律。

《大宪章》的签署以及以后围绕着《大宪章》而进行的争斗,又综合地形成了一个基本原则,即存在一组国王也必须遵守的法律,如果他违背这组法律,贵族们组成的二十五人男爵委员会有权向国王指出,并要求改正,如果国王不改,则国王承认贵族们有权“联合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其权力,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余等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这就使贵族们用暴力纠正国王违反法律的手段合法化。这一原则到了詹姆斯一世时,被爱德华·柯克总结为“王在法下”。

如果说柯克对《大宪章》原则的阐发在观念上影响了英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思潮,贵族们用武力反抗查理一世,查理一世战败后不肯接受君主立宪,最后被处死,则是一个震撼英国社会和王室的实际事件。这用刑罚实践证明了 “王在法下”不是虚言。在此之前,贵族们总是抱怨,贵族战败了就被砍头,“国王战败了还是国王”;现在国王战败了不仅会被废黜,还会被杀头。虽然处死国王的克伦威尔的独裁更为恶劣,英国人民最终接受了英王室的复辟,这一教训仍对英王室产生心理冲击,在英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绝对王权理论越来越没有市场。到了詹姆斯二世时期,即使有保王倾向的托利党人,有一半已经皈依了辉格党的契约说,另一半“虽然不会参加叛乱,但是在国王作恶的权力被摧毁前,至少不会在语言和行动上保卫国王。”(屈威廉,第63页)

光荣革命之所以是和平的,是因为詹姆斯二世放弃了武力对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判断自己没有政治上的支持,打不羸这场战争,而一旦战败,就可能重蹈他父亲查理一世的覆辙。他清楚地知道,他在主政时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几乎得罪了所有利益集团。他想在宗教上回归罗马教廷,但遭到国教徒和托利党人的抵制,他转而攻击他们。他想要议会取消在政治上歧视天主教徒的《宣誓条例》,并且批准他享有终生供给的财政收入,但遭到议会的拒绝,他恼怒地命令它休会,并且不再召开(屈威廉,第88页)。没有了议会,就不能改变法律,“詹姆斯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认定法律不能限制国王的意志”(第39页),他就要做一个拥有绝对君权的君主。

这意味着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解除所有抵制他的命令的法官、主教或行政官员的职务。“如果法官拒绝他的旨意来解释国王的特权,他可以开除任何法官”(屈威廉,第39页),进而“他就能够操纵法人团体,地方治安法官和议会选区,他可以自由地命令一个下院。”“这样组成的一个议会就能够改变法律,……他就可以重新进入合法的轨道了。”(第40页)也就是说,他成为了一个不受法律制约的君主了。这时“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行政权,他可以开除和任命任何政府职员,教会的圣职授予权也在他的手中。”(第40页)于是他不断加码他的特权,突破法律约束,把“有严格限制的豁免权变成了一种完全非法的搁置权,它使所有的法律都仅仅屈从于国王的意志。”(第43页)当一些法官抗议国王的这种权力扩张时,他们就被解职了(第43页)。

他还想控制教会。为此他不顾议会曾经禁止,设立了特别委员会法庭,用来控制教会。为此他可以“暂停或剥夺那些不听话的神职人员的职务。”(屈威廉,第44页)例如“暂停了伦敦主教康普敦的工作,罪名就是他不愿非法暂停他手下一名牧师的工作。”(第45页)接着他又想控制大学。通过一系列法令,詹姆斯二世“将三个伟大的牛津学院:基督堂学院,大学学院和莫德林学院,置于了天主教徒控制之下。”“莫德林学院的25名成员因为拒绝在选院长时违背法律,而被从终生保有的职位上赶了出去。”(第45页)总之,詹姆斯二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中止成堆的法律的执行”,这“会彻底摧毁对国王的所有宪法约束。”(第47页)

对于英国不同阶层和团体来说,詹姆斯通过对法律的破坏侵害了所有人的利益,违背了《大宪章》所创立的、又为柯克等法律精英强调了的“王在法下” 原则。詹姆斯的一意孤行最后引起了公开的抵制。这在“七主教案”时达到了巅峰。当时詹姆斯要求牧师在教堂宣读违反“成堆的法令”的《容忍宣言》,遭到大主教桑克罗夫特为首的教士们的反对。在伦敦的牧师们被命令宣读宣言时,100个牧师中只有4个进行了宣读。詹姆斯脑羞成怒,命令对桑克罗夫特等七位主教进行审判。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陪审团宣告七被告“无罪”,引起伦敦街头的狂欢。(屈威廉,第58页)由于詹姆斯二世的倒行逆施,“过去的老对手之间,还有那些并不固定地从属于哪个派别的广大的中间层,现在为维护宪法而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方阵。”(第54页)

尽管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扩张王权的行径令人发指,这也透露出了当时英国的制度背景。如同汉娜·阿伦特所说,在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君主制已不是绝对君主制,而是有限君主制。国王违背和破坏法律的行为之所以那么瞩目,是因为经《大宪章》和柯克等人的强调,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约束国王的法律。“《大宪章》的整体价值。……在于它明确宣示了一个法律体系,并声称该法律高于国王的意愿。”(麦克奇尼,第162页)这些法律也不再是一纸空文,它们是由具体的人来护卫和监督实施的。詹姆斯二世之所以关闭议会,是因为议会敢于通过否定国王要求的决议,议员们在议会中可以畅所欲言,受到“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不受王权限制地发表意见,这是议会在英国数百年发展形成的传统。

在“七主教案”中敢于违逆国王意志,宣判被告们“无罪”的陪审团,也是自12世纪以后普通法传统的产物。陪审团制度是英王室法庭在与领主法庭竞争中,为保证审判公正而创建的制度,它使英王室在司法竞争中胜过了领主法庭,通过主导司法掌控了英国。与此同时,法官和律师等法律人群体也通过陪审团吸纳了英国传统的习惯法,最终形成了普通法。从而,英国的法律人群体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而国王也从一开始直接介入司法案件转变为只对司法管辖权及范围发布令状,英国的司法体系早已实际上相对独立于王室和政府。这才会出现在“七主教案”中坚持独立审判的陪审团,以及那么多批评詹姆斯二世、拒绝按照他的意志判决的法官。

在宗教方面,詹姆斯二世之所以打压新教徒、清教徒,扶持天主教徒却徒劳无功,是因为英国早已完成了新教革命,新教已经成为英国的主导宗教。自亨利八世时期开始,新教就传播到了英国,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新教已成为主流,到詹姆斯二世时期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新教徒已经传承了数代,形成了强大稳定的传统。而那时天主教徒已减少到仅为英国总人口的1.5%(马莱特,第5页)。新教改革使英王室摆脱了罗马教廷在宗教和政治上的干预,使英国国家摆脱了罗马教廷在赋税上的盘剥,使民众摆脱了神职人员对信仰的垄断,这样的好处更使英国不可能回到过去。

就这样,詹姆斯二世采取的非法行动伤害了几乎所有阶层和团体,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问题是,他既然知道,他破坏法律、做政治上不得人心的事,必然会导致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失去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不能打赢一场战争,他为什么还这样做呢?这显然是心理问题。我们知道,理性与心理是两回事。詹姆斯二世个人的特殊经历造成了心理扭曲,他的父亲查理一世被国会以叛国罪处死,显然在他的心里投下深深的阴影。詹姆斯二世“是一个没有幽默感,自大而固执的人,有时还显露出军人或统治者残酷、独裁、鲁莽与不智的一面。……真正的伤害乃来自于他追求激进政策表现出的跋扈个性”(马莱特,第2页)。他认为“他的父亲查理一世就是因为做出让步才导致了后来的失败,他声称永远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他的性格使他不能接受任何逆耳忠言,即使是来自于他最好的朋友。”(屈威廉,第38页)

在威廉登陆以后,詹姆斯做了一些政治上的让步,但仍不能阻止大量贵族站到了威廉一边,他并且“亲眼目睹了他的大军不忠与背弃他”(马莱特,第94页),他清醒地判断自己打不赢这场战争,放弃对抗、逃亡法国,结果就相当于“自己将自己废黜了,并且他还废黜了他的子孙后代”(第79页)。这就避免了一场内战,以及废黜国王所要面临的宪法难题。“如果詹姆斯自己召集议会,这个议会当然不会推翻他,如果他准备……成为一个立宪君主,不管是辉格党人还是威廉都不会将他赶下王位,因为国教派和托利党人永远都不会同意明目张胆地废黜国王,……只有通过内战詹姆斯才会被推翻。”(第79页)屈威廉评论说,“詹姆斯的逃亡极大地减少了内战的可能性,因为它使得托利党人没有了理由去反对辉格党人更换国王的要求”(第79页)。这就为英国革命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和平解决的机会。

然而詹姆斯又不甘心和平让权,他的策略就是制造无政府状态。“他毁掉了选举新一届议会的令状,将国玺沉入了泰晤士河,命令解散军队……”(屈威廉,第80页),“他可能希望借由他的离国引起某种骚乱,进而强迫国家召唤他回来。”(马莱特,第95页)伦敦一度陷入暴乱,所幸“伦敦的主教和贵族政要……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公共安全委员会,采取措施在首都恢复秩序;并邀请威廉迅速前来援助。”(屈威廉,第80页)如此一来,奥伦治的威廉亲王就成了伦敦乃至英格兰的救星,使绝大多数人,包括原来的反对者,也都站到了他的一边。“当1688年12月18日,奥伦治亲王胜利进入伦敦的时候,他受到了英格兰普通民众的爱戴”(第81页)。事与愿违,屈威廉评论道,“詹姆斯再次为他的对手扫清了道路。”(第80页)

由于詹姆斯二世解散了议会,当他逃离英国时,没有留下任何权威的政府机构,群龙无首。“在此危急时刻,英格兰人的政治天赋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圣诞节前,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的上院和下院的议员,那些能马上赶到伦敦开会的,开始开会商讨王国的安全问题,要求奥伦治亲王接管英国的行政治理,并召集一个议会大会。”(屈威廉,第81~82页)威廉亲王接受了这个要求,他接下来执行这个任务的诸项行动就都具有合法性的权威。他“平息了英格兰的无政府状态,保护天主教徒免遭进一步的迫害,从城市借钱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加强了因国王消失而动摇的治安法官和法庭的权威,将解散了的皇家陆军中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团队合并到了自己的队伍中,……”(第84页)“最后,……发布信函要求马上举行选举,在下个月举行议会大会,来处理王位问题和英格兰的未来。”(第84页)

议会大会选择威廉亲王作英国国王。然而,“英国宪政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合法运作的”,“在空位期间召集和选举出来的议会,其合法性不可避免会存在缺陷”(屈威廉,第86页),但这正是“革命解决方法”“具有革命性和超法律性的主要成分”(第86页),“法治首次被确立”(第87页)。议会大会推举的国王被英国社会接受,说明没有国王的议会的法律效力得到承认,它一定具有高于国王的立法权威。“自此之后,法律只能经两院共同通过,并得到国王同意的法令所修改。法律的解释权只属于法官”(第87页)。反过来,议会推举的国王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解释权,因而很自然,是接受法律约束的国王。议会之所以选择威廉亲王,是因为议会把“新君主接受这些对王权的限制,作为他们登基的条件”(97),而威廉接受这一条件。

虽然新国王是议会大会推举的,但从王位继承权维度,威廉的身份会使议会的分歧减少。威廉亲王是詹姆斯二世女儿的丈夫,而按照英王室的继承排序,威廉·安妮仅排在詹姆斯的儿子后面。现在既然詹姆斯二世已携儿子逃离英国,自我废黜、并且也废黜了儿子的继承权,安妮是顺理成章的英国国王。因为威廉是安妮的丈夫,并且在挽救英格兰危机时表现出了治国才能,议会才同意他们夫妇俩为共同国王。屈威廉评论道,“这是此次革命中最有革命性的方面,但却是此次革命其他保守特点的必要条件。”(第85页)即是说,在没有对原来的制度规则改变的条件下,却完成了实际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

确实,在“其他方面”,“既然威廉做了国王,大家认为不必用那些半共和制的限制来束缚他的手脚了。”(屈威廉,第85页)“从法律角度看,今天的国王保有的行政权和都铎王朝的君主们一样多”(第85页)。与詹姆斯二世不同的地方在于,詹姆斯不满足于这些权力,不断地违反法律突破权力的限制,而威廉只要遵守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在法律条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惯例在发生变化,行政权在逐渐向内阁倾斜,它“代表着下院的多数”(第85页)。惯例的演变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它具有灵活性,较少制度变迁的阻力和成本。

因而,我们看一次革命到底会带来多大变化,朝哪个方向变,不在于在革命阶段有形制度发生了多少变化,而在于主导变革的机理是否发生了变化,它为以后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多大的空间和潜力。这次英国的光荣革命,最为实质的变化是主导英国制度走向的力量,已经从国王转到了由贵族的、宗教的和法律的精英组成的团体。另外,看制度变迁的力度不仅要看有形制度发生了什么变化,还要看在现有制度下对制度的遵守情况,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无形制度的变化。光荣革命在表面上并没有创制新的制度,而是让已有的制度变得名实相符。

光荣革命所带来的“革命解决办法”,首先是要恢复“一个自由的议会”,“铲除由武力支持下的专横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恢复英格兰古老的法律和一个自由议会的权威。”(屈威廉,第67页)革命解决办法第二个重要措施是,“国王不得开除法官”(屈威廉,第87页)。这才真正排除了国王对法律的干预。“如果解释法律的法官仍然依附于国王,法律的至上地位就不能永久保住。”“光荣革命则确保了法官的独立地位。”(第108页)司法独立不会存在于国王的侧隐之心中,只有法官不担心被国王免职,才会有真正的司法独立。因而“司法独立这一成果实际上是在光荣革命中取得的”(第108页)。

我们一般理解的“革命”总是离不开暴力和流血。这是一种误解。我曾指出,真正成功的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之所以不流血,是因为革命解决方案是一个均衡的制度方案,兼顾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这种制度方案同时也就是更有效的制度方案。光荣革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革命。这种不流血的革命不仅成本低,而且是革命后建立的制度更为有效的前提条件。“假使詹姆斯只是被辉格党或托利党单独推翻,在他倒台后随之而来的这个解决办法就不会如此开明,或者如此长久存在了。”(屈威廉,第5页)这种情形被曼瑟 ∙ 奥尔森用来说明“民主政体的形成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资源分散使得任何一位领导人或集团都不能得到所有的权力”; 并且他也不能退到一个较小地区成为独裁者,“当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情形时,对于每个集团的领导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分享权力”,“而且对建立一个公平且独立的司法制度也有共同的兴趣。”(“独裁、民主与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第411~42页)

由于实行法治,《大宪章》所提出的两项重要原则,“征税要经纳税人同意”,和“不经法律正当程序,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才真正能够实现。屈威廉说,“通过这种方法,英国不仅得到了政治和宗教的自由,还得到了整个国家的力量,这种力量胜过了法国那种没有限制的君主制的力量。”(第10页)奥尔森的评论也许是对这种说法的制度经济学注释,“由于有了一位严格受到限制的君主,一种独立的司法权,及一个权利法案,英格兰人民在一定的时候逐渐对他们所签订的任何契约将会被公正地执行,以及私有产权(甚至对爱非议政府的人来说)是相对安全的,有了相对高的信心。个人的财产权和契约执行权可能在1689年以后的英国比别的任何地方更安全,且工业革命开始于英国,那是光荣革命之后不太长的时间后发生的。”(第413页)

还要看到文本的力量。《大宪章》,自颁布以后历经磨难,多次被废弃,并且长期湮没不闻,但《大宪章》文本的存在仍是至为重要的事情。有了这文本,它的原则就会时不时地被援引,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民族的观念,就会在某些时刻被法律精英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就会成为后来制度变迁要求的底本,更重要的是,它还成为贵族与国王之间达成共识的文献基础;而这种共识使不流血的革命成为可能。

《大宪章》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制度,而是要求恢复“古已有之的”、“从来就有的”权利。而这些古老的权利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如此形成的习惯不仅是自发的,而且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英国人在表面上采取了最为保守的方案,无论是制度,还是国王的选择,都是从形式上看来最接近原来的规则。这就使变革更容易为保守的英国人所接受,减少了争议和阻力,也就使光荣革命更像是风平浪静的事情。以致阿伦特说,“‘光荣革命’根本就不被认为是一场革命”,“‘革命’一词的原义是复辟”;然而她又补充说,这又为“本质上全新的事物埋下了大量伏笔”(《论革命》,第32页)。这些看似保守的变革却有着极其深远的制度含义,从此建立了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

对于中国人来说,英国人在光荣革命中的取向并不陌生。儒家传统赞成革命,但强调要将暴力降到最低限度。武王伐纣,孔子批评说“未尽善”;王阳明在回答“若武王伐纣时文王还在将如何”时说,“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只是到了近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模仿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走欧洲革命——如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的道路,认为不流血不足以称“革命”;革命越是血腥,就越彻底。结果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也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平衡的有效的制度结构,造成社会的巨大灾难。儒家理想的政权更迭形式是禅让,但成功的禅让只存在于上古传说之中;而英国这个离中国最远的西方,则在近代实现了不流血的改朝换代,捎带着实现了“王在法下”。

G. M. 屈威廉,《英国革命》,商务印书馆,2020。

威廉 ∙ 夏普 ∙ 麦克奇尼,《大宪章的历史导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孟广林,《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人民出版社,2017。

迈克尔 ∙ 马莱特,《詹姆斯二世与英国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021年10月19日删改于五木书斋

2022年4月发表于《读书》第4期

【元野】富士山印象|盛洪

富士山是日本的视觉象征,我们一般的印象是一个两侧平缓对称的火山,在山的上端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像是优雅的白头巾,通常是在晴空下轮廓清楚的美景。

然而,当我们决定去看富士山时,山上云雾缭绕,看不清楚整个轮廓。据说,富士山经常被云雾遮盖,看到全景的时候很少。我们当然也不期待了。由于时间限制,并且富士山最值得观览的是它的外观轮廓,而不是山路,我们没有打算爬富士山。看富士山,可以环绕着周边的湖。

先是到河口湖。山在湖的那边。在湖水和芦苇的衬托之上,是富士山。不过一些云朵在山前后,遮住部分轮廓,好在白色的山头露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云彩渐多,遮挡住了山头。

再等恐怕也没有希望了。于是移师别处。路过一个小镇,回头一看,富士山在云中露出了一角。

来到山中湖,富士山离得远了些,云雾更重了,大部分都被遮住了。在湖边散了会儿步,我们就离开了。

离开富士山周边,就驱车驶向伊豆半岛。途经三保松原,这是海边的一处松树林,觉得这也许是一处不错的景点,停车下来走一走。景色果然奇特,松树的枝杈不像是自然的伸展,大概是长年风大的缘故。

沿着树林向海边走,看到富士山在海的那边。依然,云遮雾罩。只是在云雾之上露出了山头。风很大,在沙滩上跑步,在海边照相,很是惬意。

离开三保松原,来到伊豆半岛,游览净莲瀑布。川端康成小说《伊豆舞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因看过电影《伊豆舞女》,心里颇有点儿怀旧之情。

我们在爱彼迎上预订了在沼津市的一处日式房子,在伊豆半岛东北侧海边。这房子好大,有1000多平米,不少房间。在附近商店买了些寿司湊成一桌丰盛晚餐,在日式榻榻米上睡一晚,也感受一下日式生活。

第二天早上到海边走一走,发现远远的海的那边,富士山又在云雾后面露出了头。这次虽然在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地点看到了富士山,但始终没有看到它的全貌。这使我想起老子的话,“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这是对道的描述。

富士山的这种云遮雾罩的样子颇有点道的“恍惚”样态。又想起康德言,我们只能看到物的表象,而看不到物自体。物自体类似于道。这样说来,即使我们看到了富士山全景,也只是表象,而它的物自体——日本文化恐怕就如在“恍兮惚兮”之中了。

2022年4月3日于五木书斋

【横议】不能以故意致死来“防疫”(+按)|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消息,自周盛妮以后,上海又有几个生命消失了。所传上海当局迅速纠正错误的消息并不真实。听说清华校友李昶因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在过度防疫下护工被赶走,结果无人帮助吸痰,窒息而死。还有儿童,老人,妇女,男人因过度防疫而死。真让人痛心疾首。最让人恐怖的,是过度防疫的错误并未改正,当局仍然坚持错误,并且以更大错误替代较小错误。有文章为此进行似是而非的辩解。一说是人们更关注“有故事的生命”而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暗示过度防疫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对的,但事实是上海至今“统计学意义的生命”损失是7人,而“有故事的生命”损失却已经高于此数。并且按照行为主义道德观,过度防疫直接造成生命损失就是错的。二是故意忽略新冠病死率的变化。上海按照累计数,病死率也只有0.13%,与流感相近。更有不知是谁提的“动态清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口号,进一步突显错误,坐实错误。“压倒”的“一切”包括宪法,权利,社会,生命和尊严吗?突出“政治任务”,就是宣告不是为了挽救生命,保护权利和捍卫宪法。一旦因此而导致更大的恶性事件和社会灾难,难道不就坐实了错误责任了吗?(2022年4月5日)

因以“防疫”名义关闭医院急诊,突发哮喘的周盛妮护士因得不到急救而去世,引起世人叹息和愤慨。这事发生在被视为中国防疫优等生的上海,更令人有无处遁逃之感。好在上海及时纠正了错误,强调“不能因疫情处置对医疗机构一关了之、一封了之、一停了之。”(柳絮,知灼,2022)此类事件在疫情之初就曾在武汉发生过。当时有一肿瘤医院被临时征用,癌症患者因无法继续接受医院治疗而死亡(《中国新闻周刊》,2020)。在此之后,西安两医院因“防疫”拒收病人导致一孕妇流产,一心梗男子身亡(朱萍,2022)。吉林一女童患急性喉炎因“防疫”拖延治疗离世(丧丧君,2022)。最近又有山西财经大学一女生突发心梗,又因“防疫”耽误治疗身亡。尽管上海等地因此调整了防疫政策,但也没有理由非得要有生命代价。因为这种事件没有地方的区别。疫情爆发已两年多,在武汉出现的恶性事件难道不能成为全国的教训吗?

再者,很多种急危重症,如心脏病,脑血管病,呼吸、消化系统急病,严重外伤等都在发病后有一个黄金抢救期间,一般是不超过三至六小时,实际上是越早越好。这是一个长期经验和普遍常识,并不需要真的死了人才知道。防疫政策制定者应该具备这一常识或听取专家的相关意见,否则就是缺少防疫政策制定的基本知识结构,没有资格制定政策。然而我们从多个城市的防疫实践可以看出,它们的防疫政策根本没有考虑急病救治的问题。甚至在因此而导致生命代价以后,还没有反思。如上海东方医院在周盛妮护士死亡之后,还在“情况说明”中说这是“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央视网,2022),觉得这个理由很正当,表达出“周盛妮之死甚是可惜,却不可避免”之意。上海当局的说法也没有明确排除“关”、 “封”、“停”,只是不能  “了之”。

退后一步,即使没有有关急病救治的常识,一个政策制定者只要遵循“普遍法则”——其否定性的说法就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一下思维实验,想象一下自己或家人突发急病该怎么办,也不至于作出如此政策。当然在防控传染病的情况下,还应考虑公共利益。在这里,“公共利益”就是防控疫情所减少的生命和健康损失。然而这同时涉及成本,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懂得社会成本不应超过社会收益。要实施一项公共政策,就如同建设一项公共工程,总有其社会成本。它不仅包括政策执行的直接成本,还要包括因执行政策而使民众承受的损失。这时要注意科斯教授所说的“问题的交互性”,不仅要看到限制污染的好处,还要看到因限制污染而带来的经济损失。用来讨论防疫,不能只认为防疫是绝对的好,还要考虑它所导致的损失。

按照公共经济学的标准公式,在边际上社会收益应该等于社会成本,总体上社会收益应大于社会成本。在防疫政策方面,防疫带来的社会成本不应大于防疫带来的病死数量的减少。而其中的社会成本,就包括因防疫排挤其它疾病的医疗资源而导致的生命代价,封城和隔离带来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导致的人们收入的减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带来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伤害,等等。我们现在仅假设防疫收益是减少了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而其成本是因防疫而增加的其它疾病的死亡人数。按照上海的数据,3月1日到27日,共新增病例383人,假定如果不关闭医院急诊可能会增加10%的病例约38人。上海的累积病例数(5307)与累计死亡人数(7)之比,即病死率为0.13%,以此乘以38,得0.05。这可以理解为有一个人有5%的概率会因新冠肺炎死亡,其损失显然大大低于周盛妮护士的实际死亡。

实际上,即使因不关闭急诊而导致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多10倍,也不能得出应该关闭急诊的结论来。在广为传播的桑德尔教授的公开课《公正》中,他举了一个刹车失灵的电车要撞向五个人的例子。在这时前面有一个道岔可以转到另一条道上,那里只有一个人。问同学们司机将电车转到这条道上是否可取。这引起有趣的讨论。大多数同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死一个人而救五个人。他进一步举了一个急诊室的例子(这接近我们的防疫情形)。有五个病人需要器官移植,恰好旁边有一个健康的人,假定你就是那个外科医生,能否牺牲他而救活那五个人?在课堂现场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赞成这种作法。如果认为可以牺牲少数人救多数人,他称为边沁的结果主义道德观;而认为不能牺牲少数人而救多数人的,他称为康德的绝对主义道德观。康德说,我们不能以行为结果来判断我们是否有道德,而只能从我们心中是否存有善意来判断。

我们也可以把后者称为行为主义道德观。道德是一种行为规则,不能以达到某一特定目的为借口而违背它。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的非目的性。正是这种非目的性,才使正当行为规则得到普遍的实行,而最终和总体上对社会有好处。这种绝对主义的或行为主义的道德观,在中华传统中更是走向极致。孟子说,“杀一不辜,行一不义,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在这里“得天下”不是指获得世界的统治权,而是指天道通行于天下,带来普遍的福利,从而赢得天下人心。但这种结果不能以恶的手段来获得,即使是很小的恶。蒋庆先生说,“不能以恶的手段来达到善的目的”。他强调, 一旦用了恶的手段,目的已经变了,不再是善的了。

这种道德观可以再具体讨论。首先,这里的“杀一不辜”的人是行为主体。与前面提到的学生反应一样,如果做一件好事,却要亲手伤害别人,一般人是不肯的。反过来说,如果单纯看一个行为是恶的,无论说其目的有多高尚,也不能将这一恶行合法化。第二,一旦以伟大高尚的名义将一件很小的恶行合法化,就不仅是对这一件恶行的纵容,而且是给所有依照同一规则的行为让路。即是说,一旦容许一个恶行,就必然带来更多的同类恶行。这就是“一旦采取了恶的手段,善的目的就变成恶的了”的道理。第三,用高尚目的为恶行辩护误导人们的思路,以为惟有这一恶行才是实现高尚目的的手段,实际上,在限制恶行之后,人们会想到不用恶行而达到目的的善的手段。第四,更有人会利用“以恶致善”的说法,打着“善”的幌子行恶。

用这样的道德观反观关闭医院急诊的政策,就可以看出,政策制定者事先知道一个城市有不少急症病人需要急救,如果耽搁了时间,他们中一定会有人失去生命。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8》,2017年的急诊人次占就医总数的98%(第123页),关闭急诊将使所有人基本上无法及时就医。而城市地区2013年的住院率为9.1%,其中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严重疾病的比重约为25.9‰(第172页),这是对这类疾病分布的大致描述。以上海人口2850万人估计,约有67万人患有应该住院的严重疾病,他们当中如果有1%的人需要急诊,每年就有6700人、平均每天就有18人需要急救。因而关闭急诊的政策制定者,就相当于直接关掉急诊门诊的门,撤掉急诊的医护人员,就等于故意每天将18个急诊重症病人拒之门外,就等于故意致人死地,无异于亲手杀人,或者严重致残。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这么认为,就相当于承认,他是躲在执行者后面不承担责任的懦夫。

而在另一方面,关闭急诊的目的也没有多高尚,只是“防疫”。在同样是挽救生命的意义上,两者是同等的;而在严重性和量上,“防疫”所达到的好的结果还不及关闭急诊带来的损失大。前面已说,周盛妮护士的死以及其他未及时救治的病人的损失,至多只换来减少5%个新冠肺炎患者的死亡。这远不及桑德尔假设的五人的生命,更不及“得天下”。从宏观看,2021年,大陆中国的自然死亡率比上年跳升了0.11‰,从7.07‰上升到7.18‰;比前些年有明显变化。就在今日,3月31日,尽管过度防疫付出巨大代价,大陆中国的新增病例(1803)竟超过了没有这些过度措施的印度(1225,Worldmeter)。这不仅背离了绝对主义的道德原则,甚至也不符合结果主义的道德原则。

然而,为什么这样的政策可以制定出来?又为什么这种政策导致的恶性事件发生以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仍毫无悔意?例如,上海东方医院的“情况说明”以“防疫”为由的辩护色彩多于歉意,上海当局也没有对周盛妮之死表示哀痛或道歉。在其它城市更没有看到对因“防疫”措施致人死亡的道歉和反省。这是因为,政策制定的主体及其程序出现了问题。防疫政策是一种公共决策,本应经由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制定。在一个法治国家,一个政策制定也是一种准立法。立法主体应是民众,其程序应是将民众分散的个人意志通过自由表达的和民主的机制集合成集体的意志。通过立宪过程而形成的宪法和法律框架是政策制定的限定空间,因而也是防疫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宪法和法律反映了一个社会传统的和当下的道德规则,政策不可能突破它们而造成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侵犯,也不可能出现以故意致死为手段的“防疫”政策。

但是,在大陆中国,情况不是这样。尽管《宪法》和《选举法》规定 了民主程序,行政领导人却不依赖于选举而上位,而权力在实际上又不能受到有效约束,因而行政部门可以任意限制自由表达的权利,可以干预法院的独立审判,从而过度膨胀行政权力。久而久之,它们感觉不到《宪法》和法律的存在,在制定政策时,它们轻易越过宪法的限制,作出侵犯民众宪法权利的政策。很自然,它也会无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规定的,“国家建立健全院前急救体系,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及时、规范、有效的急救服务”,作出为了“防疫”关闭急诊故意致死的决定。而一旦出现死亡的恶性事件,相关行政部门的习惯作法是压制信息的传播,我们知道的只是冲破压制而出的信息;而在现在的制度环境下,很少有死者家属起诉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即使有,也不会胜诉。这又给了政策制定者坚持错误的空间。

那么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非要制定故意致死的错误政策呢?一个解释是在防疫上与其它模式竞争。确实,自疫情爆发以来,大陆中国的防疫模式与其它国家有明显区别,由于信息不透明,前两年显得似乎有点优势,但后来出现了问题。此防疫模式是否优于其它防疫模式被认为涉及政治合法性,如果这一防疫模式胜出,就会增加政治资本,否则就会受到削弱。这自然也有疑问。因为政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只要经过真正的民主过程,并在获得权力后遵循宪法和法律,自然政治合法性无忧;无需靠当下单一目标的政绩来巩固。而新冠疫情作为目前世界上万众瞩目的大事,在这一单一目标上胜出还会产生重大影响,以致可以掩盖其它方面的不足和失误,但大多数法治国家并不如此,它们以宪法保障的社会综合目标为目标,即使在疫情当前的情况下,也不会仅以防疫论英雄。所以这一模式竞争的动机是错误的和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种以单一项目与别人的综合项目比输赢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么政策制定者是否就能很快调整它的作法呢?现在看来不行。这就涉及这一政策制定过程本身的问题了。本来一个好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在宪法和法律限制之内,在政策制定之时尽量收集相关的社会信息,召开听证会,咨询专家意见,将各方面的信息和意见吸纳于政策,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新情况及时调整。而大陆中国现在的政策只是由少数人制定于密室,缺少民众意见和专家智慧,自然会打上政治人物的色彩。而一涉及政治,就会偏离政策初衷,政策制定者个人就会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对批评意见持天然抵触的心理。而一旦实行以后,又会倾向于忽略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将批评者视为对自己的不敬甚至挑战。这一政策就会僵化下去。

并且所谓“政策”就是对市场的限制或夸张,就必然会创造出政策租金,诱使人们去寻租。因而当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就会形成围绕着这一政策的利益集团。在这种依赖于核酸和疫苗的防疫模式下,生产和服务于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的企业就是最大的商业受益者,强制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和离家隔离的政府机构就是最大的行政受益者。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些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行政机构则耀武扬威且获垄断之利。那些把这种防疫模式推向极端的作法,比如将“密接”的定义从一米以内篡改为800米,;发明出全城“全员检测”;将隔离天数从14天拉长到21天以上;将全城全员核酸检测增加到五、六次以上,就会使人怀疑,这是否与商业利益有关。据报道,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的艾迪康公司的毛利率高达40%(张俊雯,2022)。在西安封城期间,因行政部门垄断蔬菜高达433元一盒(紫禁公梓,2022)。不少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居民只有贿赂官员才能出行。因而,这些利益集团也不愿意改变这种防疫模式。

而至于为什么各级政府要坚决执行这种明显错误的政策,是因为大陆中国这种行政体系所致。各级政府中的官员都是在普通的人群中成长起来的,自然拥有做人的常识。而这些常识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宪法》不过是把人的基本道德用文字叙述一遍。谁不知道“人命关天”,谁不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医院人员更知道他们的天定使命。然而,在这个行政体系中,却通行着另一种规则,这就是上级命令高于一切。我曾说过,他们“只知有上级,不知有宪法”。这是因为,他们的宦海浮沉全赖上级的一句话。而获得上级青睐的方法就是表现得听从命令。这种听从越是离谱,越是违反宪法和法律,越是侵害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越能表现出对上级个人的忠诚。因此,我们不仅看到“坚决执行”,而且看到“层层加码”错误政策的行为。他们的行为不仅是“表态式的”,而且是“谄媚式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越到基层,过度防疫的措施越荒唐,越离谱。

由于这种行政体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世代更替,形成了不同于社会正常道德常识的亚传统。再加上他们长期处于一个可以滥用行政权力,压制社会批评,干预司法公正的环境中,养成了蔑视公民宪法权利的习惯,而将行政体系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对于宪法和法律,他们也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进行取舍。对于批评意见,他们会以“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之说进行辩护。在他们看来,周盛妮等人之死只是他们“伟大胜利”的“小小成本”。他们远达不到“不可杀一不辜”的道德标准。由于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惩罚,他们变得盛气凌人,他们在父母教育下养成的一点儿人性,已经基本磨灭掉了。这种恶习也传染到“防疫”的一线人员——那些“大白”身上。致使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围殴市民、杀死居民宠物、高喊“你们被包围了”等猖狂且野蛮的行为。

当然,当出现一些过于离谱的现象,出现导致严重生命损失的事件后,上级政府有时也会出来说几句话。如这次上海当局说急诊“不能一关了之”;再如前些日子国务院防控组提出“五不得”,禁止防疫“层层加码”。这也许是好的现象,然而我还不得不说,这种作法实际上污辱了《宪法》。好象在它们没说之前,那些“一关了之”和“层层加码”的行为就是那些行政机构自动享有的权力,只有这些上级行政部门说话才能制止。它们比《宪法》和法律更有权威,它们的话更管用。经常这样做只会误导国人,以为这些行政机构真的拥有比立法机关还大的立法权;行政机构侵犯公民权利是常态,上级发话制止才是特别的恩赐。而丝毫想不到,公民权利是他们本来就拥有的,只是被非法侵犯了,公民们要做的是重申自己本来拥有这样的权利,如果行政部门一意孤行,则可以诉诸法律。当然这在当下是做不到的,但也不应因此就误认为行政部门有权剥夺自己的权利。

我们现在可以把上述分析扩展一下,用于对整个防疫模式的判断。如果把关闭急诊导致其它疾病患者死亡看作“杀不辜”,则其它对公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侵犯,如无端限制人身自由,强制过度核酸检测,强制离家收费隔离,强制隔离过长时间,污辱公民人格,非法拘留公民,等等,可以被看成“行不义”。广义地看,所有不正确的(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是“行不义”。从儒家的价值观来看,即使“得天下”,都不可“杀一不辜,行一不义”,更何况“防疫”的名义,其实际效果如今已经低于“预防流感”,更没有理由继续下去。从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和哈耶克的正当行为规则的角度,“防疫”的借口根本无法使这些过度防疫政策合法化。即使从边沁的结果主义道德观的角度,这种防疫模式也因成本大于收益而不应继续存在。因而,由对关闭急诊的检讨得出的结论可以推广到整个防疫模式。这个模式该结束了。

改变防疫模式不需要有大的动作。因为现有防疫模式本身是严重偏离宪法和法律的。我们只需要回归宪法和法律。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宪法和法律文本基本上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在过度防疫中的不当措施都是违反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如对人身自由,工作的权利,旅行的权利,经营的权利,自由表达等权利的侵犯。在一个法治国家,如果在特殊时期要临时限制这些权利,也应经过一个法律正当程序,由立法机关批准才可实行。但在这次中国大陆限制权利的防疫措施都没有得到合法授权,因而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没有合法性,取消这些措施才符合宪法和法律。具体公民个人权利如果受到了非法侵犯,通过诉诸司法制止这些侵犯,并惩罚作出侵犯的官员。对于违宪非法的政策,还可以申请全国人大进行合宪性审查。让立法和司法体系正常起作用,防疫模式就会变得更好。

而那些行政官员应该接受宪法培训,学习儒家道德传统和西方道德哲学。如果没有时间或条件,他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儿时父母的教导,与作为普通人的同学朋友多交流,也会逐渐回归基本人性。当整个国家回归宪法,官员回归人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防疫不仅不会再带来无谓的损失,带来像周盛妮这样的悲剧,也不会增加传染。正如前面所说,限制恶的手段可以发现善的手段。我在去年初曾在雪场突发脑梗,当时及时入住附近医院,先住在一个单间,再进行核酸检测。这是在北京没有“层层加码”关闭急诊时的情形。既及时救治了我的病,又避免了病毒传染。这也用事实说明,防疫无需关急诊。不仅如此,还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因为倚重行政的防疫模式不仅无效,而且会带来更多的集聚和传染。一旦改变防疫模式,这一弊端不复存在。且在病死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民众人身自由的恢复将有助于经济回升和福祉增加,也有助于中国大陆重返与各国无障碍交往的轨道上。

参考文献

《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广发肿瘤医院被临时征用,家属口述癌症患者被强制出院后的遭遇”,2020年2月15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编,《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1918》,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8。

柳絮,知灼,“女护士去世后,上海的政策调了”,《法度Law》,2022年3月26日。

丧丧君,“吉林4岁女孩急性喉炎,因无核酸报告,等待住院时死亡!”,《腾讯网》“企鹅号”,2022年3月20日。

央视网,“上海东方医院一名护士去世 院方就急诊部情况回应”,2022年3月25日。

张俊雯,“三年进账72亿,两兄弟靠核酸检测撑起一个IPO”,《东四十条资本》,2022年3月16日。

朱萍,“孕妇流产、病人猝死……西安疫情防控中缘何“拒诊事件”频出?”,《21世纪经济报道》,2022年1月6日。

紫禁公梓,“‘看不起你们穷人,饿死你们!’愤怒!”,《新浪网》,2022年1月1日。

2022年3月31日于五木书斋

【以善致善】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盛洪

盛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中国大陆激起了奇怪的回响。官方媒体散布着俄军胜利的消息,在受控信息体系中的人们为俄军杀戮乌克兰人叫好。也有人还嫌不够。就有人捐款给普京希望他动用核武器,有人叫嚣要把“不听话的”乌克兰人全杀死,还有人申请加入侵略者的行列。我在“天道很简单,谬误很复杂”一文中已经说过,这不是中国人应该的行为。第一,作为历史的中国人,应该反对与日本侵略中国一样的所有的侵略。第二,中华文化传统是天下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我在20年前与蒋庆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挖掘了中国在这方面的天下主义传统,思考如何将这一传统用于现代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善的手段并不软弱的问题。我们将讨论对话整理出来成书出版,题为《以善致善》。这篇文章是该书的序。(2022年3月28日)

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

——代《以善致善》序

2002年的春节前夕,我在陈洁的安排下飞往深圳,与蒋庆先生谈了两天。这次对话实际上是以我发问,而蒋先生回答为主要形式。目的是要寻求我长期思考、却还 “无解”的问题的答案。这些难题都是当今世界面对的重大问题,用来“刁难”蒋庆,意在激发他的思路,“挤”出对我也对世人有启发的洞见;也是要看一看,强调儒家公羊学传统的蒋先生有什么救治“高招”。尽管我对中华文化充满敬意,但还没有把握儒学的基本“书法”,所以蒋庆先生的看法经常出我意料,又令我兴奋不已。

当我问到,“为了天下主义的理想,能否扩军备战”时,蒋庆先生截然地回答说“不能”。因为“善的目的不能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如果只能用恶的手段,那就宁肯不做。概括起来就是“以善致善”。初听到这个回答时,我大吃一惊。之所以吃惊,一是因为我自以为“刁钻”的问题被他轻易化解,一是因为这个答案我从未想过。在国际政治中,所谓“善的目的”就是永久和平,所谓“善的手段”一般是指和平手段,而“恶的手段”就是战争手段。要想“以善致善”,实际上困难重重。首先在于,如果强调尽量采取和平手段,在实际中很难对抗暴力手段。其次在于,只选择善的手段需要很强的道德自律,并忍受由此带来的当前损失,这对很多人来说难乎其难。因此另外一种选择,即“以恶致善”,就很容易被人接受,并且显得合乎“理性”。

康德在其《永久和平论》中指出,不是和平状态,而是战争状态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而“大自然的机制”却会使人们通过战争走向永久和平。他乐观地指出,所谓永久和平“这样一个问题是必定可以解决的。因为它并不在于人类道德的改善,而只在于要求懂得那种大自然的机制我们怎样才能用之于人类,以便这样地指导一个民族中间的那些心愿不和的冲突,使他们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并且必然导致使法律在其中具有力量的和平状态。…… 大自然的机制就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是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而可以被理性用来作为它自身的目的,即权利的规定,扫清道路的工具;从而在国家本身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也就促进了内部的以及外部的和平”(加重号为引者所加,《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126页)。而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康德说得更为直白:“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驰的备战活动 ……”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第12页)。

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理论可以被概括为“以恶致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可能对人类“恶”的本性不抱幻想,并且由于从一个长期的视野讨论问题,即人类经过恶的血的洗礼后,最终会达到善的境界,并不具体考虑血的代价。同时,康德作为一个西方人,也许没有切身感受在力量不平衡时,弱势一方所承受的痛苦。然而,即使仅从逻辑上看,康德的“以恶致善”之路并非没有矛盾。在国际上,他所谓一种自私的力量可由另一种抗衡和抵消的情形,只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成立,即各方势均力敌。只要力量对比悬殊,理性会驱使强势一方尽量利用它的优势。而在人类历史中,力量间的不平衡是常态,平衡则非常罕见。即使在平衡状态中,互相对峙的各方也不甘于这种平衡,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技术的或组织的创新打破平衡,重新占据优势。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就是明证。如果没有伟大道德的强力约束,康德设想的“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作为“和平联盟”的“中心点”(第113页)是很难实现的,因为按照“以恶致善”的逻辑,具有力量优势的大国对其它国家使用武力才符合所谓“理性”。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说明了这一点。

康德认为一个社会依赖于权利结构体系就可正常运行,这个结构是由自利的人之间经过对抗形成的。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这种所谓人无需克制私欲,反而具有“合目的性”的说法,可以对应于经济学中的“第一定律”,即斯密的“看不的手”,意思是说,“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好”。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情形能覆盖整个社会。曼瑟·奥尔森认为,在有的时候,“无论每位个体如何努力追求自己的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最终不会自动产生。”(”Foreword” to Todd Sandler’s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这被称为“经济学第二定律”。它起因于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和集体行动问题。外部性是指不同的私利互相对抗不能恰好达成均衡的情形,例如分散的居民不能很好地对抗传布污染的工厂。集体行动问题则揭示了,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合理分摊成本的方案,就无法提供集体产品。很显然,战争或掠夺是更为直接的外部性问题,而永久和平则是世界的集体产品。它们无法通过人的自利行为自动解决或提供。奥尔森提出,必须有相应的组织或制度安排,如政府,工会,卡特尔,或某种国际联盟,才能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实际上这些有形制度不仅各有自身的弊端,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而且还可能产生负面作用。例如政府虽然可能提供公共物品,但如果不加控制,可能会直接侵害公民的利益。

任何社会的有效运转,实际上都要依赖于如权利体系这样的有形制度,和如道德这样的无形制度的结合。道德作为一种自律的制度不仅节约了强制成本,在社会的一些领域中直接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和共识,奠定了有形制度的宪法原则。正是道德,才最后解决了“经济学第二定律”的问题,使社会得以实际存在。由于这一点,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很关注对文化和道德的研究;近来走红的心理经济学又指出,人们对公共物品作出贡献的意愿,要高于经济人的假设。如果将“社会只需权利体系、而无需道德”的错误理解放大到国际上,认为实现永久和平无需借助道德,则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

更重要的是,在力量不平衡的情况下,“以恶致善”的大旗更容易为占有优势的人群所利用。他们为自己所认为的“善”不惜动用武力。而一旦使用“恶”的手段,目的之“善”就会被改变。正如康德所引希腊格言,“战争之为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所消除的坏人更多。”更何况,人们还可能将自己的私利说成是“善”,甚至以恶为善。我国春秋时期发动战争的都是“仁义之师”,近代世界上有哪场战争不是为“正义”而战?

无论如何,这条“以恶致善”的道路却给予了人类原谅自己恶行的道德辩护。自康德以后又持续了数百年的战争,时至今天,我们也没有感觉到我们离“善的目的”更近了。但“以恶致善”却依然是西方世界对待国际问题的主流的哲学思想。据说,马克沁机枪的发明人的动机,就是让欧洲人对战争更为恐惧,从而结束战争走向和平。诺贝尔奖设有和平奖,不无讽刺地,在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8年,一个发明了固氮法,从而解决了大批量制造炸药的原料问题的化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也许是同一思路。在今天,像美国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大国,不能承担国际和平的义务,却致力于将最新的技术发明用于军事。这都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人“以恶致善”的基本取向:不断改进杀人武器与争取永久和平并不冲突。这种“以恶致善”的逻辑阻止了将道德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宪法基础,它放纵形成国家的人群不去进行提升道德水准的努力。这样,不仅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将会遥遥无期,国家之内的文明成果将会毁于国家之间的野蛮冲突之中。

知道“以恶”不能“致善”,也就只能“以善致善”了。这本来很简单,只是在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利用军事强力占据优势后,暂时的利益蒙蔽了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康德式的永久和平道路的弊害,他们的优势地位又使他们的文化成为世界主流,“以善致善”的主张反而显得奇怪了。这也是我对蒋庆先生的回答感到惊讶的另一个原因。事实上,在惊讶之余,我也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们这次对话最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它给出了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的一条文化原则。它表面上看来颇为无力,但也许是人类走出丛林时代的唯一道路。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并不是人类的最新发现,它本来就在儒学之中,而儒学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

儒学诞生于战国时代。它当时所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结束连年的战乱,实现永久和平。它的方案是大一统。但理想的统一者不是武力最强之人,而是“不嗜杀人者”。换句话说,是最具有道德之人。它认为道德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因此要求统治者是道德高尚的君子。在社会制度结构中,儒家倾向于采用非强制的礼治。因此以儒学的理解,社会就不仅是一组权利结构,还有与人为善的道德文化。据说战国时,有一个叫赵襄子的人,一上午攻下两座城池,却在那里叹息。有人问为什么。他说,我的武功发展很快,但道德却没有跟上,我正发愁怎样统治被攻下的城池呢。这个故事说明他对道德之于统治的理解。在一个社会中,建立个人之间的和谐秩序尚且如此,道德也必然应该是建立永久和平的世界的重要基础。

然而,“以善致善”的主要问题,在于手段上的囚徒困境,即和平手段无法对抗战争手段。事实上,儒学并不完全否定使用武力。在一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是正当的。如反抗侵略和革命。只是儒学认为,正是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反抗和革命的一方具有合法性和正义性,所使用的暴力及其恶果被限制在最低的水平上。例如儒家极为肯定的汤武革命。

那么,儒家认可的使用武力的边界在哪呢?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依然支配世界的今天,一个国家若没有相对强大的军队,相对先进的军事装备,和相对自成体系并且有效率的军事工业,似乎不足以保护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利益和独立。中国的近代史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涉及到儒家对自清未一直延续至今的富国强兵运动的评价。曾国潘和张之洞的路对不对?今天的中国要不要加入武器竞赛?蒋庆的回答是,第一,“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军事力量的道德基础只是防御止恶,以保卫自己不被侵犯为原则,不能永无休止地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下的武器竞赛中。”第二,手段上的囚徒困境,在逻辑上也是悖论。而现实的困境又与逻辑上的悖论相关。化解这一悖论的,是儒学的“书法”,即儒学的思维方法。不同于形式逻辑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路,蒋庆将这种儒学方法论称为“时中智慧”。

所谓“时中智慧”,即将同一件事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待。一个层次是道德层次,它涉及到人的动机或目的;一个层次是实际层次,它涉及这一事件的结果的性质。以善致善和以恶致恶都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但对于以恶致善的行为如何评价,就会出现难题。在道德层次,儒家的“时中智慧”不会肯定以恶致善的行为,但在实际层次却可以默认它,这被蒋庆称为“实与文不与”。这样的“春秋笔法”看似矛盾,但却恰当地化解了由形式逻辑引发的悖论,并且在实际中可以操作。这种“书法”反映在《春秋》对所谓“霸道”的态度上,即对如齐桓和晋文等霸主“实与之”,但同时强调这些霸主的作为并未达到“王道理想”,所以“文不与”。这样就不会把一时凭借霸力的诸侯理想化和神圣化。

对霸道“实与之”的态度已经是儒家对手段容忍的极限,儒家的底牌是,如果鄙视手段,就宁肯暂时不要目的。儒家认为,最有可能毁灭人类自己的,就是以善的目的为恶的丑行辩护的行为。即使为了私利,人们都难以爆发出那样大的破坏力。儒家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为自己也不例外。一旦使用恶的手段,儒家本身也会变味。儒家最终可能要以自己的“失败”为代价。但人类不走儒家的以善致善之路,最后遭受毁灭就只能怪自己了。

与康德认为道德对于永久和平无关紧要的看法截然不同,儒家将实现永久和平的功夫更多地下在人类的道德提升之上。儒学作为一种冯友兰所说的“生命之学”、“做人之学”,不仅是一组道德原则和对它的讨论探究,而且要人们身体力行。儒学要把人的一生都当作提升道德水平的过程。尽管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但还是对文化英雄即“圣人”的出现抱有希望,因为人类历史也证明了他们教化和挽救人类的作用。这种文化英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曾出现过。在道德方面,儒家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希望个人有道德,还希望国家有道德。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出现和谐的民族社会,还会出现和谐的国际社会和跨文明社会。

培育国家的道德,儒学的方法就是春秋笔法。《春秋》对遵从道德的战争予以赞扬。如宋襄公不忍楚军渡河和未排列整齐时出击的行为,被认为是“临大事不忘大礼,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另一件楚宋之间的事件也受到称赞。说的是楚军围宋城,只剩下7天的粮食,于是派一个叫司马子反的大夫去宋城刺探情报。他正好与一个宋国派出的大夫华元相遇。华元告诉司马子反宋城内已经“易子而食”,结果司马子反回去后要求楚王退兵,楚王于是“引师而去”。《春秋》称赞司马子反和华元个人“发于恻隐之心,不忍一国相食”,也包含了对这种国家行为的肯定。这样一种“国家道德”后来竟真的出现在中国的“后帝国”中。例如在汉代,当时的政府认为乘人之危攻打别国是不道德的,而宋朝时也有因向西夏“示以仁义”而从已收复的土地上退出。这些行为从短期看颇为不利,但由于存在超越国家的道德,有助于在中国历史中至少局部地实现了相对和平的理想。不同于只存在几百年的罗马帝国,在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后帝国”是主要的政治形式。

相信道德力量,儒家首先是充满道德自信的。在儒家看来,无论在技术上多么精致,只要不脱离“以力服人”的范畴,就是在道德上应该鄙视的。蒋庆先生曾出入于各种学说之间。当他走向儒学后,我们发现他不时透露出来的文化自信甚至优越的神情。对于康德的理论,尽管并非直接,蒋庆先生在《公羊学引论》中就曾针锋相对地批判过“假历史理性以行恶”的历史决定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第267页)。这种理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恶行的辩护性理论。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由私利对抗形成的权利体系的作用,但我们更知道使它真正有效运转的道德之“心”。在今天,当初使康德敬畏的“头顶星空”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战胜这一毁灭人类之恶的力量正来自于他同样敬畏的“心中道德”。

         2003年12月23日于北京郎家园

       本文曾载于《读书》2004年第4期

      (《以善致善——蒋庆与盛洪对话》,上海三联书店,2004)

【周雅】有朝一日,我时将至

有朝一日,我时将至

—— 《罗密欧与朱丽叶》插曲

有朝一日,我时将至;
囚身桎梏,仁勇摧之。
默爱诏告,长梦忽醒;
彼时终见,君我佳境。
结心爱意,踏越荆棘;
同悲涕泣,吟啸风雨。
有朝一日,乾坤更继;
卿我夙愿,光耀天地

Translated by Sheng with the Book of Songs style from A time for us in 《Romeo & Juliet

A time for us

—- A Song of Romeo & Juliet

A time for us some day there'll be 
When chains are torn by courage born
Of a love that's free
A time when dreams so long denied Can flourish
As we unveil The love we now must hide
A time for us at last to see
A life worthwhile for you and me
And with our love through tears and thorns
We will endure as we pass surely
Through every storm
A time for us someday there'll be a new world
A world of shining hope
For you and me
A time for us at last to see
A life worthwhile for you and me
And with our love through tears and thorns
We will endure as we pass surely
Through every storm
A time for us someday there'll be a new world
A world of shining hope
For you and me

【横议】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盛 洪

盛按:在一些国家完全取消防疫管制、恢复正常的对比下,大陆中国又出现一波大的新冠病例浪潮。上海、深圳、长春等大城市先后封城或管制大面积地区,曾经在武汉、西安等地出现的侵犯人权、不顾民生的恶性事件又在出现。长春的一个女童因核酸检测问题拖延导致死亡,几个女孩夜间被困在燕郊北京之间的桥上,深圳快递骑手突然发现无法回家休息,……这说明,这个社会缺少纠错机制,一错再错。这个错误是这个防疫机制及其目标本身造成的问题。虽然按绝对数,这波疫情算不了什么,但与“清零政策”的目标期待相比,却显得很突出。这种情况进一步让人们确信,正是这种“清零政策”,造成了大陆中国过度防疫、又始终不能“清零”的结果。首先,“清零政策”所依赖的系统是行政系统,它依靠行政人员的聚集和频繁强制民众核酸检测和转移隔离,是病毒聚集和传播的主要媒体和渠道;并且当行政系统出现携带病毒者,它倾向于隐瞒不报。这是一个解释为什么现在在各地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严重疫情的假说。其次,在这种防疫体系下,“清零”目标不可能实现,却会持续地给社会带来麻烦和负担,恢复常态遥遥无期。这两点,我在这篇文章已经详细讨论。这本是针对去年瑞丽和额济纳旗过度防疫进行的分析,后来出现的西安等地的过度防疫都是类似,我就没有再写。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改变,我只有再发此文。(2022年3月17日)

盛按:看到国务院联防联控组要求地方政府“五不得”,为行政行为终于过了及格线感到欣慰。但是“层层加码”是现有官僚行政体制的痼疾,不是一个“五不得”就可以治愈。设想,上级的“死命令”极硬,公民权利极软,地方官员怎么做?没有防疫,行政官僚体系就习惯于“层层加码”;打着“防疫”旗号,就会加个“更”字;防疫倚重行政手段,又会加个“更”字。只有真正实施宪法,用宪法约束行政权力,用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才会迫使地方官员在公民权利前止步。把“防疫”放在宪法框架之下,才是一个保护公民权利和社会综合利益的真防疫。(2022年1月30日)

盛按:西安封城重复了武汉封城以来的错误,而且更糟。消息称,食短粮罄,物价高涨,小区封闭,人身遭限,恶仆张狂,刁吏垄断,病人断药,孕妇遇困,……这说明内含防疫机制的制度结构没有纠错能力。这是因为将防疫政治化,只能说好,不能批评,坚持错误,不能改进。这甚至没有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解决当下问题。况且面对官僚侵民权、害民生,宪法更是无力的一纸空文,使得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犯没有界限和毫无障碍;又因此他们动辄使用强制力,而这又无需动脑筋,想出兼顾防疫和民生的方法。即使如此过分,他们也没能防住病毒。这正是因为在这种依赖行政体系的防疫模式下,人为地制造人群聚集,重复接触,极大增加了传染的机会。他们却把原因归咎于“输入”,掩盖病毒传播的内部原因。我去年写的“武汉抗疫中的计划与市场”对这种用计划取代市场的作法做了分析;本文虽写于前些天,对过度防疫模式的批评还是适用于西安的。

听说一列开往西安的高铁,到站后从北京和郑州去的乘客被强制带到一个地下停车场,并被命令第二天原路返回(《腾讯网》,2021)。好象没有人解释原因。而两列开往北京的火车,据说分别发现两个密接者就停开,并将全部乘客“集中隔离”。核酸检测的结果全部人员包括密接者都是阴性(刘楒睿等,2021)。额济纳旗因一对返家的旅游者被确诊,就对所有正在该地旅游的人员进行隔离。上海迪斯尼乐园,因一名前一天的游客确诊新冠,就封闭并对所有地场游客进行检测(《都市快报》,2021)。我居住的小区(因问题不是该小区本身造成的,所以隐去名字)因两个居民(夫妻)被确诊,就对小区完全封闭,该楼居民不许出门,该单元居民全部被要求到宾馆隔离。并且隔离时间已经远超14天,达到25天。一些成都居民,据说有八万人,突然有一天健康码变黄,他们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其理由是他们偶然地距离一个新冠患者800米以内(笑寒新视野,2021)。

这些过度防疫的措施似乎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中国大陆的防疫目标是当下“清零”。然而,目标并没有达到。疫情爆发已近两年,今年以来出现了几波疫情蔓延。自10月下旬以来,在中国大陆多个城市出现确诊病例。从边陲小镇到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郑州,成都,石家庄,哈尔滨,大连,……。而在北京,新确诊病例也是彼伏此起。从昌平,海淀,西城,东城,到朝阳,平谷,丰台,房山……。对于新的病例是从哪里传染的,早期官方的说法是“境外输入”。然而现在越来越多地承认有“本土病例”。本土病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这说明这种采取极端方法限制人身自由,干扰正常生活,以其它疾病恶化为代价的所谓当下“清零”措施有着严重的漏洞。我曾在若干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个漏洞就是这种防疫模式依赖的行政体系本身。

行政体系看来有不少优势。最大的优势是目标单一,资源集中,行动迅速,好象很容易达到目标。然而,其劣势也很明显。最重要的特点是,行政体系依赖于人与人的重复接触,而重复接触正是病毒传播的重要形式。在行政体系内部,人们需要不断的聚集开会,布置工作,请示汇报;在其运作过程中,要由基层行政人员及其雇用人员反复地与其他人打交道。这样一来,行政系统人员本身就有着被传染的巨大风险,而他们又被要求去执行核酸检测、隔离及其相关的任务,这些任务都需要重复与人群打交道。这又增加了病毒的传播渠道。

而在中国大陆的制度环境下,确诊病例数是大大低估了的,其中基层行政人员的确诊数还可能被隐去。这就使人们弄不清病毒传播的渠道。例如在我的小区,有一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因为给确诊者家门上安装防疫门磁,因没有规范穿戴防护服,结果就被检测出核酸阳性。他回到家又传染给了他弟弟。居委会的其他人也可能被他传染了。结果居委会全体都被作为密接者而被隔离。在确诊者同一单元施工的一个装修工,也被检测出阳性,但在将该单元居民拉出去隔离的车上,他与大家坐在一起,有人还与他一路聊了约半个小时。当听说他阳性以后,大家着实紧张了一阵。直到几次核酸检测阴性才放心。在小区所属镇的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在给我打电话时说她被隔离了,因为她接触了一个受感染的核酸检测人员。又看有报道称,甘肃有四名核酸检测人员被感染(医路向前巍子,2021)。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当下清零防疫模式代价巨大。最大的代价就违反了宪法,不经法律正当程序侵削公民的权利。公民的宪法权利是一种综合的基础的权利,是凝结了数千年成败得失、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重大灾难的经验教训的制度安排,如果受到侵犯,不仅损害了其它相关的派生权利,还损害了公民各个方面的利益。而这些受损害的方面,不是理性所能完全梳理清楚的。

首先,人的权利是人的正常生活所必需。例如人身自由。在我们单元居民被强制到宾馆隔离后,每天只能在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待着,连“放风”的时间都没有。人不是只要吃饭和睡觉就可以了的生物,正常的生活还要包括在户外运动,在家里读书,写字,画画,听音乐等活动。我虽然据理力争留在家里隔离,但我的习惯是每天到公园里散步、跑步和骑车,这段隔离时间虽然坚持在室内运动,仍然感到身体发虚。据医生说,如果长时间(如十几小时)坐着不动,很容易引起血栓。在相当长时间把人闷在屋里,没有阳光,新鲜空气,宜人景色和愉快心情,人的身心会受到损害。一些研究表明,隔离人员的“精神健康明显下降”,因“活动范围和程度受限、压抑和束缚感升高,身心得不到有效调整,容易出现诸如睡眠障碍等躯体化表现”,“抑郁、压力水平较高”(马楷轩等,2020)。

第二,人的权利是人的正常工作所必需,从而是获得收入、支撑日常生活所必需。动辄隔离14天、21天以致更长,强制性中断人的正常工作,使依靠市场流水的人立刻中断日常收入,使靠工资收入的人或者面临失业的危险,或者使其机构承担财务负担、从而可能亏损或倒闭。失去了收入,还面临着财务困难,如小生意的运营资金,住宅按揭的月供,借款的还本付息,这甚至会导致家庭的财务破产。如瑞丽在一年之内封城四次,旅游和翡翠生意几乎停滞,商业和服务业长期不能营业,就不简单是当下没有生活费用的问题,而是失去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不少人不仅近一年没有收入,还倒贴了以前的积累(李鹏亮 周世玲,2021)。

第三,人的权利又是应对意外伤病的基础权利。例如在额济纳旗被隔离的老年游客中,多有各种病症,如癌症,心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等,当被隔离相当长时间后,他们随身带的药吃完了,断药会导致病情的恶化,甚至会造成生命危险。由于人身自由被限制,较长时间回不了家,不能继续吃药治疗。即使后来有人看到消息后响应,提供自己的药,却也延误了一些时间,并且在量上有限(张雅丽 何香奕 张萌,2021)。对于人的身体健康,其它疾病与新冠脑炎是同等的伤害,以恶化其它疾病及其对健康以致生命的危害为代价,换取减少小概率的新冠肺炎的感染,在总体上减少了人的福利。

第四,人的权利又是正常社会生活的基础权利。当相当一部分公民突然被隔离在家,不仅他们的收入受损,还会突然中断不少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如突然被隔离,老师会中断教学,医生会中断治疗,保安会中断安全服务,清洁人员会中断城市卫生服务。本应进行的社会活动被中断,不仅供给者失去收入,需求者也会因其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遭受损失,整个社会会因此失去相应的价值和财富。例如瑞丽是一个繁荣的边境口岸小城,而今因过度防疫而遭长期封城,整个地区就失去了边境贸易和旅游的功能,变成一个不适宜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据说,2021年1~5月,瑞丽旅游收入同比下降的69%(席小丹,2021);常住人口大量流出,从50万人下降到20万人(正经婶儿,2021)。

最后,总体来说,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上述没有正常理由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削减,就是对公民尊严的侵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公民就没有尊严可言。更何况在形式上,行政当局的手段和语言也经常是傲慢的带有侮辱性的。它的强制性作法像是把公民当作俘虏或囚犯;他们的粗鲁语言和动辄威胁的态度就是直观地亵渎尊严的举动;在当局官员眼中,这些公民是被当作病毒的潜在携带者对待的,更狭獈地,是被行政官员当作自己仕途的成本对待的。而如康德所说,人的尊严来自他们被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从而是普遍道德法则的立法者,遵从这个普遍法则的意志。当他们的权利被当作手段被侵犯以后,他们的尊严就荡然无存。

当然,如果因有防止病毒传染的实际效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对人们的基本权利加以限制,也是可以的。但要在充分说明必要性后,经立法机关同意。并且在执行中,行政当局不要炫耀它们对权利的限制。然而,在中国大陆,行政当局在进行过度防疫时,并没有遵循这样的程序,它们也许甚至连“宪法”二字都没想过。在宪法框架之外,行政权力无所约束的情况下,行政当局把对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做到了极致。

首先是需要隔离的人群的范围。我们注意到,“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定义是,“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1米内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而钟南山将定义改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农视网》,2021)钟先生作为一个严谨的专家,如果没有外部压力,这样修改定义是不可思议的。所谓“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大小和分布很不一样。一个巨大的建筑如人大会堂,一个有多个封闭公寓单元的住宅楼,也是“一座建筑”。如果想把定义改得更宽一些,也应该有一个量的合理扩展,如把一米改成两米。更何况又增加了“次密接”,“次次密接”。

而在另一端,超过科学的界限,“密接者”范围增加一分,就是对公民权利侵犯一分。法律中概念的定义是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概念定义的修改就是对法律的修改。而修法是一个严肃的过程,需要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最后由立法机关批准。而行政当局仅依据一个专家的一句话就修改了“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就是修改法律的僭越行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当“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拒绝隔离时,可以采取强制措施。然而在该法设立之时,“密切接触者”是按原有定义,即“在一米之内”的接触者,个别专家或行政当局都无权修改。因而按照被篡改的定义将患者周围一米以外的人说成“密切接触者”是违法的,又因此想适用《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无异于篡改法律,因而是非法的。

更有甚者,又有人创造发明了“时空伴随”概念,将在一个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点周围半径800米之内,同时存在超过10分钟的人,或在14天内在确诊患者曾经到过的地方累计停留30小时以上的人,都称作“时空伴随者”,更是荒谬绝伦。前述成都8万人绿码一下子变成黄码,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伴随”事件,他们都被当作受感染者的“时空伴随者”,造成很多不便。这种作法比扩大“密接者”定义更为荒唐。这是最初的“密切接触者”定义的1米距离的800倍,有什么理性的依据吗?似乎没有证据证明,一个病人身上的病毒会飞过800米距离传染到另一个人,成都当局的病毒想象力是否太漫无边际了?

在隔离时间上,行政当局也在任意延长。例如世卫组织说合理的隔离时间是14天,这是根据大量病例统计得出的潜伏期时间,而现在一些地方又增加到21天,并且到了时间,也不一定解封。例如我们小区就封闭了25天,没有任何解释。对于那些从曾有疫情的外国回来的人来说,他们即使在国外隔离了14天,到了国内还要继续隔离14天。更为严重的是,防疫隔离还有着地区间互不信任和封锁的意味。如一名游客因在额济纳的疫情而被隔离了21天以后,当回到自己的居住地,还需要继续隔离14天。这是更说不出道理的,这显然是以行政区划按发生病例数考察地方政府的结果,且地方政府之间互相不信任,没有科学依据。

为什么各地行政部门倾向于扩大“密接者”概念,扩展隔离者的范围,延长隔离的时间,直到毫无科学依据、以致荒唐的境地呢?这是与中国大陆的制度环境有关。对于防疫,主要目标是将病毒当下清零,主要依赖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推动各级行政官员行动的就是对其所辖地区出现病例数量的考察,再以撤掉官职为手段驱使各级官员过度防疫。这在目标上就存在问题。因为一个社会涉及公民福祉的因素很多,新冠防疫只是众多目标中的一个,它在综合目标中有一个合理的权重,如果超过这个权重,就是不当。如果无视社会综合目标,而只强调一个单一目标,就可能过度放大这个目标的重要性,而相对降低其它目标的重要性,甚至通过压制舆论缩小后者的重要性,就会在社会上和政府中产生不当的看法和行动,以损害社会综合目标为代价实现这一单一目标。

对于地方行政官员来说,既然上级给他定的目标就是防疫这一单一目标,而他的仕途依赖于他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如果不能,他的上级对他有绝对的权力撤消他的职务,他的仕途就此终结,甚至还可能更差。所以仅仅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他也要实现当下“清零”任务,如果发现一例疑似病例,他也要尽力扑灭。由于社会综合目标并不在上级考核的范围之内,由于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制度环境下,因防疫而侵犯公民权利没有什么成本,又由于当上级关注防疫时,一个新冠肺炎所引起的惩罚要远大于十个其它疾病引起死亡的惩罚,所以一个地方官员的“理性”计算就是,他宁肯违反宪法侵犯公民权利,宁肯造成他们由此受到的生活、工作和健康的损失,也不想有一个新冠病例出现,冒丢官的风险。

在现实中,制度就是这样运作的。已经有不少负面的例子。例如瑞丽市因出现几次疫情波动,半年之内已经有两任中共市委书记被免职(邱开冒,2021);当10月份额济纳旗出现疫情后,中共旗委书记陈占云立刻被免职。8月份,中共南京卫健委书记方中友因南京机场疫情事故被免职;扬州邗江、广陵两区中共区委书记因防疫不力被免职。据报道,自抗疫以来,全国有70~80个地方官员被“问责”。实际上这种以单一行政目标对官员的评价,对这些官员是不公的;也许综合来看,他们是有成绩的。云南省对瑞丽提出“确保迅速清零、确保不外传、确保不反弹”,丝毫没有提及瑞丽本地的需要,仿佛是一枚弃子,看起来很不平衡。

而在中国大陆的制度环境下,下级官员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尽管《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有对不当处分进行申诉和控告的权利,然而在现实中,几乎看不到被处分的官员行使这样的权利。尤其在这次接近两年的防疫中,防疫任务已经被政治化,我们没有看到有官员敢于以宪法原则为依据,对自己因单一行政目标而被免职提出申诉或控告。实际上,即使有这种情况,一般的判断是绝无成功的可能。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官员就很可能是逆向淘汰。哈耶克曾指出,一个组织者要充分利用下属的自己不知道的知识,以形成知识上的互补。而在单一“防疫”目标下对官员的简单免职,就是要撤掉那些用自己的知识优势,避免带来上级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官员;而替代他们的,就是吸取他们的“教训”,简单执行上级命令而不顾其负面结果的人。

在防疫实践中,偶尔会出现一些极端例子,如某人在核酸检测阴性几天后又复阳,这就使这些官员担心,即使人们核酸检测都是阴性,也不能保证以后不会有人复阳,并且传染别人。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在对“密接者”,“次密接者”,在“一座建筑”内的其他人,甚至周边的社区,观察后即使是阴性,也要隔离14天以致21天。实际上,复阳的例子即使出现,也是概率极低的。从社会角度看,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其传染程度也是极低的,不值得兴师动众。这些官员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没有概率的概念,不能区分1/10的可能性和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其次,即使他们有概率概念,由于极小概率出现的微小疫情会影响自己的官位,也要对极低的概率乘以很大的安全系数;再有,他们过度防疫的措施是做给“上面”看的,是“表态式”甚至是“谄媚式”的动作;最后,因为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权力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所以这些官员采取损害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的措施几乎不付自己的代价,所以他们宁肯损他人以保自己。

而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大量的资金以调动社会资源。理论上,资金来自政府财政。由于财政资金是公共的,并且使用到防疫方面,在这个特殊时期,似乎不会受到批评和限制,因而尤其对于富裕地区来说,资金问题不是限制地方政府扩大防疫范围的障碍,它们甚至因而大手大脚。如上海迪斯尼乐园出现微小疫情,不仅在第二天夸张地对全体在园游客进行核酸检测,还停运地铁,调动210辆大巴车将游客运回城,这实属浪费。如果觉得这些乘客会“感染”地铁,可以在之后进行消杀。在北京,以我们小区为例,因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内确诊了两个病例,竟将整个北小区连同南小区(一路之隔)的居民,这已经远超漫无边际的“密接者”定义,隔离了25天,同时每个单元门口派两个“大白”看守。北京以及其它一些城市,将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时,费用由政府支付,当然最后还是公民支付,这是他们的税钱。

而在不太富裕的地区,如瑞丽和额济纳,政府则要求居民或游客自掏腰包。例如在瑞丽,居民或外地来瑞人员要想离开瑞丽,需要自费隔离14天。对因封城已经穷困下来的本地居民和外地人,再收取隔离费显然是雪上加霜。甚至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要被强制自费隔离21天(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2021),这是令人惊奇的。因为如果让人自由在核酸检测和自费隔离21天之间选择,理性的人会选择前者。在额济纳旗,外来的游客被强制要求自费隔离,而且时间一再延长,后来转移其它地区仍要隔离14天。更有甚者,当法律专家李庄在网上对“自费隔离”提出专业性批评后,竟有当地警察上门对其进行“训诫”。关于不能对强制性隔离收费的道理,李庄在其“就‘隔离费用’答网友”一文讲得很清楚(2021)。除此之外,让居民或游客“自费隔离”是在转嫁财务负担,除了侵削被隔离公民的利益外,还在于减轻当地政府的财务负担,从而使其在决策时更轻易决定强制性隔离,以及扩大其范围和时间。

当这些地方政府采取过度防疫的措施时,由于其不当性和强制性,必然招致一些公民的反感,由于其权力不受约束,这些地方政府就进一步采取侵犯公民权利和尊严的手段,迫使公民就范。如在一开始谈到的西安高铁站强迫北京和郑州旅客到地下停车场、并原路返回的事件中,该地政府出动了一些 “大白”对旅客实施强制;在沧州农村,地方政府强制老人接种疫苗,如果不愿接种,就威胁停掉养老保险、停掉种子化肥补贴。在一些地方的幼儿园,老师以区别对待的方法,对未打疫苗的儿童施加心理压力,迫使他们父母同意打疫苗。最为直观地,就是政府派出的“防疫人员”态度粗暴恶劣,当居民拒绝其要求的强制措施时,就采取多次骚扰的手段,甚至在夜间故意打电话破坏居民睡眠。他们更经常的口头禅是“你再不……,我就叫警察啦。”这叫“非法威胁”。如前所述,擅自修改“密接者”定义是非法的,因而当行政当局对一般居民动用警察时,就是在僭越权力。

上述问题还是在对地方政府最善意的假设下的问题。毫不奇怪,当地方政府可以以“防疫”的名义限制和侵夺公民权利后,在公务员及其雇佣的“防疫人员”中有些品行恶劣的人趁机对公民的人身、住宅和财产进行侵犯,造成不少损失和社会恐慌。例如上饶市在居民被“集中隔离”后,非法撬开一居民家门,进去将该居民的狗“扑杀”(赫兹,2021)。当一些律师到异地去开展法律业务时,当地政府为了阻碍他们为委托人辩护,竟利用操纵健康码或行程码的便利,将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或变黄,而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核酸检测为阴性,也从而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法学学者谌洪果从低风险地区运城回到西安,在出示行程码时发现变黄了,说他在14天内去过菲律宾,而他根本就没去过(谌洪果,2021)。大连瓦房店市竟然规定,两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一律变为黄码,三次就变为红码。从总体上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被一些地方政府恶意利用,成为系统性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工具;反过来也就瓦解了两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严重破坏了防疫体系。

当地方政府打着“防疫”的旗号侵犯公民权利,造成公民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医药治疗中断、严重影响公民身体健康,或侵犯公民住宅权、财产权的恶性事故出现后,引起受害人的抱怨和舆论谴责时,这些地方政府又进一步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的权利,动用暴力压制对事故的曝光和对它们作法的批评。如上述对李庄的“训诫”,上饶被“扑杀”的狗的主人在发出消息后,就被威胁删除该条微博,网上一些批评上饶政府的文章也被删除,之后该地政府又宣称“得到了狗主人的谅解”(赫兹,2021)。还有那些抱怨健康码行程码被恶意操作变色的文章,也被删除。瑞丽持续恶化的生存环境中发出抱怨的居民,被当地政府非法拘留(正经婶儿,2021)。这只能说明事情比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更为严重,还有大量问题被压制没有暴露出来。

总之,现有中国大陆防疫模式的缺陷严重,实现防疫的单一目标尚且作不到,其导致的代价,无论是公民权利的损失,还是社会利益的成本都是非常巨大的。必须有所改正和调整。最重要的作法,就是要将防疫放在宪法框架之下。宪法原则是历史发展成败得失的凝练总结,是大智慧;而行政单一目标,就是狭窄的、短期的,经常与宪法原则所代表社会综合目标和公民宪法权利发生冲突,且远不及宪法原则之万一。坚持宪法原则,把防疫放在宪法框架之内,就是要求各级政府要以宪法为最高原则,这样在防疫时,就不会突出单一目标而伤害公民的其它权利和利益,就会兼顾单一目标和社会综合目标,就不会做出那些伤害公民自由、财产和健康与生命的事情来。

要将防疫放在宪法框架之下,就要纠正那些已经违反宪法的事情。首先,就要限制行政部门任意改变隔离等防疫规则标准的事情。例如,关于“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就要由中立的专家组认定,由立法机关投票同意,才能确定或修改;关于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或防疫其它措施的时间标准也应如是确定或修改;关于“时空伴随者”的概念的创立和使用,也要经过这样的法律正当程序,不能由行政部门的官员任意设立。如果已经设立和改变的,应当予以撤消,在没有新标准以前,按照以前的标准实行。实际上,“密切接触者”的概念应该回到原来有科学依据的概念上去,“时空伴随者”的概念应该取消。对于以“防疫”的名义侵犯公民权利,伤害公民人身自由、损坏公民财产的,应按照正常的法律规定予以惩罚。

例如对于以超出现有《传染病防疫法》的规定,任意扩大防疫措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政府行政部门及其负责人,要予以行政上的处分,涉及刑事犯罪的要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上饶撬门闯入居民家中打死宠物狗的“防疫人员”,应按照侵犯住宅罪和侵犯财产罪提起公诉,对其背后的指使者也要相应惩罚。对于滥用警察权力压制正常反映过度防疫错误及其制造的困难的人,就要加以制止并予以惩罚。而对于利用防疫之机,侵入疫情大数据库,为其它目的擅自篡改数据的行政官员,应以破坏数据安全和瓦解防疫数据系统的罪名予以公诉和惩罚。

在宪法框架下防疫,固然要限制当下政府的手段空间;然而这在消除了大量对民众权利侵犯恶果的同时,也并没有对防疫造成很大牵制。况且,防疫的成功不能靠蛮力,而要靠智慧。为了更好地在宪法框架下防疫,就必须更为科学地认识新冠病毒,在致力于研发疫苗和医药以外,更重要地是要深切了解其传染特性,为防疫的社会手段提供依据。首先就要将中国大陆的“当下清零”模式改变为“逐渐清零”,即将“抗疫的适宜目标设定为将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盛洪,2020)。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将基本传染数降到一以下,感染人群的数量就会逐渐下降,最后归为零。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我们今天为濒危动物担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种群规模小过一个临界点,雌雄的配对成功率就会降低,就会将繁殖率降到一以下,即平均每个成年动物不能产生一个后代,如此就走向种群的灭亡。病毒的道理是一样的。

图1  假定武汉封城日基本传染数开始为0.94的结果

说明:纵坐标表示感染人数,横坐标表示时间,时间单位是天,在这里一共有365天。

资料来源:盛洪,“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盛洪教授》,2020年4月23日。

我去年的粗略研究曾经建议,如果采取减少不必要接触,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和虚拟交易和服务,中国大陆的基本传染数可以降到一以下。估且不考虑接种疫苗是否阻止传染,仅考虑采用原有谨慎的定义,对“密接者”进行14天隔离,又可以进一步将基本传染数大幅度下降,这意味着受感染人群的数量下降的速度更快。完全可以达到逐渐清零的目标。至于现在被极大扩张的定义下,对密接者没有严格时间限制的隔离,就显然没有必要,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严格地说,这种浪费表现为防疫的社会成本大大于社会收益。如何判断防疫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呢?

新冠肺炎是要死人的。虽然人的生命无价,但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鲁迅的“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之说,虽有文学色彩,却也打通了整体生命和部分时间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可借鉴保险学可以勉为其难地进行估计。我们可以借鉴人身保险的方法,把一次隔离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数和时间的总量看作是隔离的社会成本,把因这一隔离而减少的新冠患病及其死亡看作是隔离的社会收益,对这两者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有以下公式,它规定了隔离的上限:

社会成本:隔离人数 × 天数  

社会收益:因隔离减少感染的人数×病死率×(新冠死亡减少的期望寿命)× 365

在这里,根据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研究,我们假定“新冠死亡减少的期望寿命”为11年(上游新闻,2020)。这个公式的含义是,从理论上讲,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措施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点上,即隔离措施所导致的成本(天数)上限应该是它防止传染挽救生命的收益(天数)。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是防疫成本过高了。

例如,根据广州的一项对2593密接者的观察和研究,密接者(一米之内)受感染患病为127人,约为4.9%;其中88.98 %是朝夕相处的家庭成员。假定对这些密接者没有隔离,假定他们以同样的概率传染家庭成员或别人,假定平均每个家庭3名成员,则每个密接者可能将传染给0.87个家庭成员,全部已感染的密接者将传染110个家庭成员,在家庭之外传染14个人,一共是124人。当时的病死率是4.5%,即有可能约6个人有生命危险;他们若不得新冠的期望寿命还有11年,合4015天,以6乘之,得24090天;而对2593个密接者隔离14天,是36302天,高于24090天,即

36302天 > 24090天

隔离的社会成本略高于其隔离的社会收益,这说明对所有密接者都隔离14天的措施是有些过头的,但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再如,我们小区二例确诊病例(夫妻),传染了二人,行政当局将整个小区约2000人按“密接者”隔离了25天。按2000人算,“密接者”受感染的概率是0.01%。假定不隔离这2000人,这里面的受感染者按这一同样的传染概率传染别人,会再传染两个人,乘以病死率4.5%,可能有0.09人死亡,按11年的剩余期望寿命乘之,换算为天数,约为361天。而2000人乘以25天,为50000天。远大于361天。即:

50000天 >>>> 361天

隔离的成本(天)远远大于隔离减少的生命损失(天),约是后者的139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隔离人群的范围和隔离时间都不恰当地扩大了。所以这一隔离措施是非常不值得的。假如按照原定义的“密接者”(一米之内)范围(大约10人),以及世卫组织认可的14天隔离期,隔离成本是140天,小于361天的隔离收益。

将“密切接触者”定义从“一米之内”改为“一座建筑”甚至一个社区,一个人得病,两千人隔离,是行政当局认为这两千个扩大定义的“密接者”每个人都有可能感染了病毒,又没有能力甄别出被感染者。然而有不少思路、办法和技术可以在不隔离两千人的情况下,找出被感染者。例如前述对广州密接者的研究指出,密接者(一米内)的感染概率是4.9%,其中89%家庭成员,因而非家庭成员的密接者的感染概率只有0.5%,并且分布在交通工具,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和医疗机构中,再对这些场所的密接者(一米内)进行检测(无需隔离),就又能找出那0.5%的感染者(再隔离)。即使有极个别“漏网”的感染者,也是极小的。从而这种方法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整个社区全都隔离的效果基本一样,即使有差别也会小得没有显著意义;甚至还可能更好,因为这减少了行政部门强制“组织”隔离和多次检测核酸带来的行政、医务人员及被隔离者互相感染的机会。

当然,上述两例只是粗略的演示,细致的研究应该能写一篇学术论文。上面引用的参数也不够精确,多是小样本数据。要使研究准确可靠,需要获得更精确的参数。要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获得病毒的基本传染数,潜伏期长度,直接传染最大距离及其概率,直接接触传染概率,核酸阴性复阳的最大间隔时间及其概率,疫苗有效率,医药治疗有效率。特殊地,也可以对人们的防疫行为,如对戴口罩,洗手,社交距离的效果做社会行为学的观察和研究,如此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找到更优的防疫行为模式,行政部门可以制定更兼顾防疫和社会综合目标的隔离政策,并且随着参数的变化,如病死率的降低而调整政策。

如果要实施上述的防疫措施及其调整,概率概念是重要的。凡是读过大学本科的人都应学过概率论。对某种疾病的基本传染数,传染概率,重病率,病死率,密接者的受感染概率,次密接者的受感染概率,治愈者复阳的概率,等等,要有基于大数据的统计概率,并要根据概率按比例原则采取防疫措施。所谓“比例原则”,就是根据疾病性质的轻重和发生概率的大小采取对应的措施,而不应不问轻重和概率大小一律采取上限(或无上限)措施。有了概率概念才能相应地使用比例原则。这是一个理性社会所应为的,在我们社会也很常见。我们不会因为曾有飞机失事,就禁止飞机飞行。也不会因为高速路上出现过事故,就完全关闭高速路,而据统计,中国大陆因公路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每年在6万人左右。动辄将在患者周围几百米居住的人群统一隔离25天,是不理解概率性质和比例原则。

孔子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在这里,“礼”是指社会的非强制规则,意思是说,公共治理要以非强制规则为基础。我在解释这句话时曾说,“虽然儒家知道政府有权使用强制力,但儒家的全部努力,就是在公共治理中将强制力的使用降至最低。”在一个社会里,非强制规则优于和先于强制规则。而在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仿佛首先想到的是强制力,这在这次防疫中特别明显。而滥用强制力不仅是“不仁”,而且是“不智”。是因为在强制和非强制之间的模糊地带,需要在仁慈之心下用智慧探寻兼顾防疫和社会综合目标的明智措施,而动辄使用强制手段的官员不仅没有爱民之心,更有可能愚蠢,因为不动脑筋都能想到。因而,“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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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经婶儿,“救救瑞丽!5次封城,59次核酸,20万人快顶不住了…… ”,《搜狐》“四月说热闹事儿”,2021年10月30日。

2021年11月27日于五木书斋

【天下】天道很简单,谬误很“复杂”|盛洪

天道很简单,谬误很“复杂”

——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谴责侵略?

盛 洪

前些日子看到在乌克兰的中国同胞抱怨,国内网络中有人对乌克兰发出污辱性的调侃,说要“收容”乌克兰女孩,被迅速翻译成乌克兰文,引起乌克兰民众的愤慨,迁怒于中国在乌克兰的侨民,使他们遭到辱骂,车辆被砸。我想,麻烦是这几个没有良知的人渣惹的,但在国内之所以会出现污辱乌克兰的言论,主要是国内人为控制的舆论环境,和官方媒体的偏袒性报道导致的。加上当局不肯谴责俄罗斯侵略,并公开为其辩护,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很复杂”;遂使有些人在其中窥探“上意”,发出极端言论。而当局在外交上的进退失据,外交表态上前后矛盾,根子在外交政策及其指导思想上,是缺少文明价值基础所致。

当美国等西方国家撤侨时,中国大使馆并没号召中国人撤离;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竟建议中国人在车上贴上中国国旗。这一举动就是一个极为错误的信号,无异是说:欢迎俄军!可以这样理解吗?当然可以。难道贴上中国国旗是给乌克兰人看的吗?中国侨民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大多与当地人和睦相处,难道俄罗斯一入侵,他们就开始恨中国人了吗?显然不是。那就是给俄军看的。意思是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友邦的),请不要打我。这是假设一种情境,俄军已经攻入。其含义,一是希望俄军打进来,二是相信俄军能够打进来。“你可以向乌克兰人开枪,但要看清楚我的国旗,我不是乌克兰人。”这样的含义显然会激怒所在国民众。

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性错误,而是价值观问题。这就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问题。它是正义的吗?它符合国际法吗?它符合人类的文明规则吗?普京总统在开战前夕曾发表演讲,列举他入侵乌克兰的种种理由,包括乌克兰本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列宁犯了历史性错误,将其设为一个共和国;乌克兰本身存在的不民主和腐败问题;北约东扩带来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政治被西方国家操纵,等等。把问题说得很复杂。然而,他说的这所有理由,都是牵强之词,不能得出要用战争解决的结论来。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中“吾言”即“天道”。意思是说,天道很简单,很好理解,也很容易实行;但世间人们却似乎不能理解,也不能实行。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看不到天道从长期来看为人类整体带来好处,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以看似“复杂”的“道理”证明自己为什么应该偏离天道;所以“莫能知,莫能行。”关于国家间的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基本文明规则。这个规则就两个要点。一是如康德所说,它是一个“普遍的法则”。意思是说,一个人愿意遵循的法则同时愿意被作为所有人的法则,这意味着这一法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并且是有好处的。一是非暴力原则。即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方式解决纠纷和冲突。

对于第一点,检验的方法就是,当某一规则被宣称,你是否愿意它也适用于你的身上?例如,普京总统在战前演说中说,由于列宁的错误,乌克兰被错误地建立为国家,所以要用战争纠正。在人类的历史中,国家的分分合合、国家间的边界经常是由战争等暴力手段决定的。历史上有很多不公之事,正如汉娜 ∙ 阿伦特所说,“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2011,第9页)今天的独立国家和国界是二战后和冷战后由国际协议决定的,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战争解决历史问题,那人类就永无宁日。况且历史地看,俄罗斯欠别国的血债远多于别国欠它的。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帝国,今日的疆土大部分是武力夺取的,包括从中国夺取的领土。中国是否可以根据普京说的同样道理,为恢复中国昔日的疆土而发动一场对俄战争呢?显然,普京的逻辑通不过这一检验。

关于第二点,非暴力原则,就更是对普京逻辑的否定。乌克兰的问题自有乌克兰人民自己解决,更何况俄罗斯在“不民主”和“腐败”方面的问题比乌克兰更甚,普京还是先解决本国的问题吧,更不能因此而发动战争。非暴力原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类之间无论有多少冲突,也不应动用武力,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一是反抗侵略;二是反抗奴役。其实这两点的前提都是对方先动用了武力。宣称为了某种高尚的或必需的目的而发动战争,其实是达不到好的目的的,因为“战争创造的坏人比杀死的坏人还多”。蒋庆先生说,“善的目的只能用善的手段来实现。”当宣称为了善的目的可以用恶的手段时,目的已经变了。更何况普京所追求的,也并不是善的目的,所以普京演讲中所列举的所有入侵乌克兰的理由,都通不过这一原则的检验。

上述文明规则的两个要点,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国际关系准则,而且可以检验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性质。它是可以贯通国家和个人。一般而言,国际上的文明规则在国内表现为宪治原则,粗略地说,它包含市场经济,法治和表达自由原则,它们都是非暴力的,或者是在“可控制的暴力”之下。所谓“可控制的暴力”,是指政府是在民主和法治的约束下使用权力及其暴力资源,用于打击非法暴力和犯罪行为,而不用于偏离宪法和法律的目的。市场是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集合而成,法治是约束权力下的公正司法规则,而自由表达意味着不滥用公共暴力干预公民的表达。同样,如果在国内实现“普遍的法则”,则要消除国内一部分对其他人的压迫、剥夺和限制,这需要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同等保护,需要经济自由、表达自由和公正司法。偏离上述宪治原则的国家实际上与人民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而只要将这一状态向外延伸,就是对其它国家施加暴力,就是侵略战争。

从较长期的历史来看,沙皇俄国及其后继的苏联是一个在国内压迫、奴役和剥夺人民的国家,它实行的是违反基本文明规则的规则,人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言论受到监视和控制,没有公正的司法体系,因而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国家。将这种反文明的规则向外延伸,沙俄及苏联就是一个专门于军事的帝国,它用暴力征服和侵略周边国家,形成了它的领土,形成了它的某种优势。国际社会并非歧视俄国本身,而是对它的违反文明规则的行为进行谴责;同时鉴于它长期实行这种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行为,也形成了某种对俄国的习惯看法,即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帝国,对之保持警惕甚至敌意。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理由之一,就是想将乌克兰重新并入沙皇时的俄国版图,成为他直接统治的一部分。这种对沙皇俄国的怀念,是对其所奉行的压迫和侵略的反文明规则的怀念;他的统治就是一种缺少控制的暴力的统治;这就是贯通内外的反文明规则,更不能为世界所接受。

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离心和恐惧是在苏联时期已经形成了。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是苏联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苏联对待乌克兰地区的作法并没有给它带来好处,却造成了几次大的灾难。如苏联强制实行集体化,严酷镇压乌克兰农民的反抗,仅1930年1月就镇压了1700次暴动和抗议;1930年有7.5万人被驱离到西伯利亚等偏远地区。由于农业集体化以及过度征粮,发生过多次饥荒,其中1932~34年大饥荒,饿死约400万人,约为乌克兰人口的1/8;200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认为这是苏联对乌克兰种族灭绝的阴谋(浦洛基,2019,第435~436页)。第二个灾难是在“大清洗”时期,乌克兰有27万人被捕,约13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很多乌克兰的党政领导人(浦洛基,2019,第438页)。第三个灾难,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9万多人死亡,27万人致癌(《百度百科》)。在这些灾难后面,包含着苏联对乌克兰的歧视和恶意,类似于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也自然使大多数乌克兰人对苏联怀有仇恨,这种情感也会延续到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身上。

可能有人不同意“苏联对乌克兰有恶意”的说法,没有关系,即使是有善意也会导致对乌克兰以及苏联全体人民的伤害。因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就是会带来对所有人伤害的制度,尽管可能在最初这种经济制度的创立者有点儿善意。最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制度违反了上面提到的非暴力规则。计划经济就是由计划当局制定生产和消费计划,因为这种计划必然与人们自愿交易的市场经济不同,就必须强制性地实行。如果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偏离计划的轨道,计划经济就会崩坍,所以为维护计划,就必须使用暴力。如果人们有经济自由,就会自发地进行生产和投资,这又与公有制相悖,所以维护公有制就要消灭私人产权。这表现为打击人们的自愿交易(它称为“投机倒把”),打击任何私人进行生产经营的企图;这些打击都利用了国家暴力。

如前述,如果政府偏离法治的约束,就是不当地使用暴力,使自己处于与民众为敌的战争状态。苏联时期就是如此,尤其是斯大林建立的恐怖统治,就是建立在滥用国家暴力压制民众,压制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的。乌克兰与其它苏联共和国及其民众一样,深受其害。在今天,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其国家暴力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它的政治反对派领导人不时遭到暗杀、下毒或者监禁,尽管普京宣称他并不知情,但在他治下,政治反对派的不安全,仍使民主难以真正实行;普京打压非政府组织,2009年他关闭了9000多家非政府组织;他限制自由媒体,控制了全部全国电视网,取消了讽刺和讨论节目(李莹,2010)。而做到这一切的背后,是国家暴力。

由于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盘剥和不公,它对广大民众权利的剥夺,使它自然不能受到各共和国的向心拱卫,也使民众离心离德,一旦出现一个历史机遇,苏联的解体是很自然的。这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阴谋所致,它完全败于自身的反文明性质。在苏联解体的几乎同时,华沙条约组织也宣布解散,这本是一个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军事组织。东欧国家长期被苏联纳入其经济政治体系中,在经济上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压抑,在政治上受到苏联操控,并且主权处于随时可能被苏联侵犯的状态下,苏联的坦克就曾经开进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既没有经济利益,也不安全。一旦出现机会,它们就会唯恐逃之不及,脱离华约组织。因而华约组织的解散也是苏联的反文明规则造成的,也并非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有多高明。

当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中,美国的压力是起作用的。由于宪治原则,市场经济,法治与表达自由不仅是对每个公民都公平的“普遍的法则”,而且因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保护而导致效率的增进,经济的发展和创新的勃发。与之相反,计划经济,司法不公和压制言论的做法只会降低效率,压抑增长,并遏制创新。因而在经济实力上,苏联远落后于美国及西方国家,而这又是一国军事实力的基础。在另一方面,由于压制表达自由,妨碍学术讨论,在苏联内部缺乏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源泉,而军事技术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创新。苏联只能借助于与西方科学界的交流或间谍活动获得科技创新的资源,但这种获得技术的方法会使苏联至少落后一拍,从而在军事技术的竞争中,苏联也落到下风。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仍然继承了苏联某些特质,如对表达自由的压制,同时它的扩张行为增强了西方的戒备之心,也警惕俄罗斯利用自己的技术,对之进行技术封锁,因而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仍是一个二流国家。

至于普京指责的北约东扩,从大的战略上看,是俄罗斯自己造成的。一方面,其国内奉行的反文明规则,会被认为会向外延伸,所有受到它控制或影响的国家都会受到伤害,看看普京支持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独裁政权就知道了。况且对苏联的痛苦记忆,使这些东欧国家或前苏联国家不愿再回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它们又恐惧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帝国的威胁,向西方靠拢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明智选择。它们一来不会因加入北约而使主权受到伤害,二是相信北约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并不是在西方国家的威逼利诱下、而是自愿的申请加入北约的。它们为什么不主动向俄罗斯靠拢呢?这是俄罗斯自己的失败,它不检讨自己有什么问题,而说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阴谋,甚至不惜以杀戮乌克兰人民为代价,来阻止北约的东扩,岂不是把问题的原因搞反了吗?这更会使周边国家感到威胁,强化它们加入北约的意愿。

当然,美国等国家的宪治制度并不能保证它们在国际上不犯错误,否则世界永久和平就有希望了。普京总统指责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的入侵,对塞尔维亚的轰炸,这本身是有道理的,但不能为他入侵乌克兰辩护。如果他认为这些入侵是错的,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是错的;如果他认为自己入侵乌克兰是对的,他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和北约是对的。但就是不能用别人的错误证明自己正确。并且还有一个区别,使得普京的侵略与美国、北约的侵略不同。前面说过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是他在国内政治原则的延伸,是将在国内使用的暴力用到了国外;而美国和北约在国际上的侵略或轰炸,是违背了它们在国内的宪治原则的。两者在国际上犯错误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违反了非暴力原则。民主原则的核心原理是进行一项公共决策要经利害相关者的同意。我曾建议,美国若要为推翻独裁者萨达姆出兵伊拉克,在伊拉克人民不能投票的情况下,可请在海外的伊拉克人投票。而这场战争让伊拉克人民付出了60万条生命的代价。

历史地看,一国之内的宪治体系是人类长期探索,付出大量的血的代价才发现的制度结构。人类文明进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的暴力死亡率从15%降到4%以下(莫里斯,2015, 第481页);宪治制度进一步解决了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人与人的冲突的问题。如果将这种宪治体系所包含的规则推向国际,就可以解决世界永久和平问题。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于国家间在规模、实力等方面并不相仿,无法像在一个社会内部一样,在人之间的冲突中难分胜负,只能在长期磨合中形成均衡,最后形成权利体系。况且在军事技术方面,技术的突破经常会打破已有的均衡。因而一个世界宪治体系很难形成。即使那些宪治国家,也会在没有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没有成熟的国际宪治机制的情况下,违反国际的文明规则。于是出现上述美国或北约侵略的情况。

然而,尽管美国等宪治国家在国际上不受约束,以其军事优势经常做出违反国际文明规则的事情,但由于国内遵守文明规则,遵循法治和表达自由,究竟还是受些约束。自由媒体经常站在国家视角的对立面,揭露对外战争的丑恶和损失,如《纽约时报》披露美国防部关于越战的秘密报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揭露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这都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战浪潮,也会使民众的反战意愿影响到议会对战争的态度;它容许少数反对派的声音,如2002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发表了当时唯一一个反战演讲,几年以后他当选了美国总统。因而,虽然美国等国家会犯些对外战争的错误,但错误最终还是能够被纠正。而没有宪治规则的国家则可能缺少这种制衡机制,会使战争变得更为残酷,更无法停止,无法纠错,直到带来巨大伤亡,直到侵略国家被彻底打败,如二战时的日本、德国。因而,我们在中立地谴责俄罗斯、美国或北约的侵略行为时,也要看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更不能容忍。

俄罗斯以自己的战争行为证明了乌克兰等邻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变成入侵的现实,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并不是北约东扩的阴谋,而是面对俄罗斯威胁、增强本国安全的理性之举。而普京所说的“北约威胁”倒像是一个借口,非要用“实现的威胁”到乌克兰土地上去消除。国与国之间是接壤的,如果邻国在国内部署防御力量就说是“威胁”,显然是太霸道了。这样的说法,如果俄罗斯用到中国身上,行吗?在普京的借口背后,是新的称霸计划——新欧亚主义,一个类似于“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霸权的妄想,这使人联想起沙皇俄国的血腥扩张,联想起日本军队对中国人的野蛮屠杀。他想把反文明规则推广到世界范围。而“开疆拓土”,又是古代君王提高声望和巩固权力的惯用伎俩,也是普京巩固和延长其权力的黩武手段。

然而,反文明规则不仅野蛮,而且低效。只要普京坚持这种反文明规则,他就从根本上——从价值观开始就失败了。反文明规则,用暴力奴役和侵犯他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引起广泛的敌意,从而既没有道德感召力,也没有政治凝聚力,所以毫不奇怪,他的侵略战争在国内就遭到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反对——147个城市爆发反战示威(National Public Radio,2022),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绝大多数国家——141个国家的谴责,他在政治上空前孤立,他的力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同时,由于他压制表达自由而使俄罗斯缺少创新机制,在军事技术上远逊美国等西方国家,他的军队武器落后不止一代,在美国等国支持乌克兰先进武器的情况下,也无法在战场上取胜。尽管普京本人聪敏过人,能在战术上出奇制胜,却无法弥补战略上的重大缺陷,他注定要失败。明智的人不会和他站在一起。

上述文明规则,不是指西方世界独有的规则,从西方世界还没有解决世界永久和平问题的角度看,这是超越西方现有规则的文明规则,是普适的。因而,也是中华文明遵循的规则。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外国侵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中尝尽被欺凌的痛苦。而俄罗斯这个特定对象又是近代欺凌侵略中国最甚的一个。当我们看到有人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欢呼时,就像看到日本侵华时有人为之欢呼一样,会被深深刺痛;如果这样的人是一个中国人,就会让人有“认贼作父”之感。套用文明规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愿意被侵略的中国显然应该谴责一切侵略。无论侵略者是谁,侵略是一样的。作为历史的中国人,理应谴责所有的侵略战争。而在外交上左右徘徊,态度暧昧,不符合中国历史决定的对侵略战争的憎恨和厌恶。

更何况,中华文明是一个有着悠久天下主义传统的文明。《易经》中有“天下文明”之说。“天下”与“文明”不可分割。即天下不仅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还是一个有文明规则的世界。只有当出现了仁义道德的文化价值,世界才开始成为“天下”。正如顾炎武的名句所表明的那样,要区分“亡国”和“亡天下”。亡国只是“易姓改号”;而“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如果没有文明规则,世界只是一个蛮荒之地,已经不是人类社会。而在现有大陆中国的宪法文本中,也写入了“市场经济”,“法院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的原则,虽然远没有实现,却至少在文本上与文明规则相吻合。宪法与文化传统共同构成贯通国内外的文明规则。因而从宪法文本出发,从天下主义的价值出发,作为文化上的和宪法文本上的中国人,也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普京的侵略战争。

参考文献

National Public Radio, “Russia arrests nearly 5,000 anti-war protesters this weekend”, March 7, 2022

《百度百科》,“切尔诺贝利事故”,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

李莹,“普京治下的‘帝国’与媒体关系探析”,硕士论文,2010。

莫里斯,《战争》(电子书),中信出版社,2015。

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电子书),中信出版集团,2019。

2022年3月10日于五木书斋

【天下】终结核达尔文主义|盛洪

盛按:普京总统出师不利,就下令提高核武器戒备等级,又闻俄军的导弹击中了乌克兰的核电站。马上有人说乌克兰在多年前的弃核失算了。好象核达尔文主义的机制在起作用了。这正是我在这篇十几年前的文章中所竭力反对并构想消灭的机制。我的建议是,“第一,就是要减少核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如在联合国改革中,减少核国家在常任理事国中的席位,至少要在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时,加上‘非核国家’的条件,……。第二,就是要增加核国家的义务,不仅包括‘不使用’和‘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尤其是‘不首先使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的义务;更要加上‘不对无核国家主动发动任何战争’的义务;……。”其中“不对无核国家主动发动任何战争”如果在今天能够起作用,恐怕就没有俄罗斯的入侵了。这当然会被讥为“与虎谋皮”。然而,蔑视无核化的努力,嘲笑文明规则的软弱,好象可以一时得逞,最终会受到铁的天罚,毁灭自己,连带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篇文章的重点,是警告世人,不要假装没有核问题了。(2022年3月5日)

一、现代史图景下的伊朗核问题

    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伊朗核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历史图景的细小局部。这个大的图景就是整个近现代史。在这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人类赖以互相残杀的武器有了长足的“进步”,从长矛弓箭发展到了核武器。促使武器如此快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这样一个激励机制,即谁拥有更先进的武器,谁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

    这样的判断不难得到证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就是五大核国家;2004年它们的GDP加在一起约占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量的44%。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拥有绝对核优势的美国。它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为28.5%(2004年);当它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无视联合国而采取单边行动;从CNN到好莱坞,都使美国文化在世界上占据优势。

    因此,近代以来实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强烈激励着不同国家开发和拥有核武器。由于武器有某种互动性质,它不仅能增加拥有者的安全,还能增加其敌对者的恐惧,所以有关武器的竞争更为激烈。在不同层次的武器之间,较高级武器的价值不仅是由其制造成本和技术来衡量,而且因为使较低级武器变成一堆废铁,而有更高的相对价值;核武器作为当今世界的顶端武器,则有着压倒一切武器的优势,从而具有超级价值。在今天这个自称“现代文明”实际上通行丛林规则(或者叫作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世界中,暴力优势者受奖,暴力劣势者受罚。很自然地,武器竞争必然导致核武器;因为无核者贼,有核者霸。

    无怪乎,不少无核国家,尤其是没有核盟友,并面对充满敌意的核国家威胁的无核国家,更有动力开发和拥有核武器,其强度是不可小视的。只是这种趋势有着两种反对的力量。一是现有的核国家。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掌握了核武器,就削弱了它们原有的相对优势。一是整个世界。如果有更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就会有更高的机率发生核战争,从而使地球更为危险。因此在这一点上,核大国的利益与世界利益有着某种一致性。所以我们看到,在防止伊朗或朝鲜获得核武器方面,以美国为首的核大国既在维护自己的核优势,又在延缓核武器在全世界的蔓延。

    然而,减缓或停止核扩散的努力与当下世界实际的游戏规则所带来的核冲动相比,实在是有点螳臂当车。如果拥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军事优势、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话,暂时的国际舆论、经济制裁、政治压力甚至军事打击的风险都是值得的。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在一个游戏中,谁能跑到终点谁就能获得100万元的奖金,并摇身变为裁判员;而在跑的过程中却会被罚款100元,并由裁判员来执行。结果可想而知。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先例。当然对于伊朗和朝鲜这样的敌对国家,美国会加大阻遏的力度(如同增加罚款金额)。但只要美国自己继续享有核大国的好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继续发挥作用,无论什么样的谈判、劝诫、威逼、制裁甚至动用武力,都像是滔滔大河中的几块沙洲,无法改变“水往低处流”的铁律,也无法避免一个有更多核国家,以致毁灭于核战争的世界。只是时间问题。

二、道德维度:核武器与恐怖主义

    很显然,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局限于伊朗或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的问题上,就显得舍本求末,也没真正懂得核武器是怎样一种问题。

    核武器的出现是近代以来武器技术竞赛的产物,它不仅在杀伤力上是以往武器的扩展或加倍,而且改变了人类使用暴力的道德底线。在今天,我们将恐怖主义视为典型的“不道德地使用暴力”的形式,而只要稍加对比就会发现,恐怖主义的几个基本要素,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为制造恐怖气氛加害无辜平民,和超常规性和隐蔽性(李少军,“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核武器或核战略不仅具备,而且大有过之。

    核武器无疑是最大的暴力,不能将之与从挥动拳头到所有现代武器的暴力等量观之;因而威胁使用核武器也不能与威胁使用其它武器等量观之。由于爆炸的巨大范围,核武器已经在技术上无法区分平民还是军人,所以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本身就意味着屠杀平民;同时毫无疑问,它会产生无可比拟的恐怖震慑作用,可以用来威吓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或地区。而隐秘性和超常规性这个近代武器发展追求的境界,在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身上达到了极致。这一境界就是,更远,更准,更有杀伤力。“更远”意味着杀人者与被杀者之间的距离更远,从而更不被被杀者所能反击到,甚至不能看到,所以具有攻击的隐秘性;“更准”则是辅助于“更远”,使“远”而不失之“准”。而任何武器的改进都是“超常规的”,尤其是在杀伤力方面,核武器已是前无古人。

    核武器有过于恐怖主义的地方在于,第一,由于它的巨大无比的杀伤力,人类社会已经不能用以往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及通过不断地冲突,按照博弈论的多次重复博弈导致合作的逻辑,或按康德的设想,打出一个和平来(见《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第124~126页)。第二,核游戏只是一个更大运动会中的一个运动项目,在这个更大运动会中的游戏规则是“武器先进者胜”,因而承认核武器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这个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其结果是,人们在达到核终点后,还要向新的目标,如太空武器,基因武器等目标赛跑。这导致杀伤力更大,更为恐怖,更为稳秘,更能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出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天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架构中,恐怖主义显然是过街老鼠,而某些国家拥有核武器却有着“政治正确性”和“国际合法性”。我们不能想象,国际社会能够允许某些国家或非国家组织有权利建立恐怖主义组织,而不许将这种“权利”扩散到其它国家或组织,但对于比恐怖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核武器却可以如此。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恐怖组织的存在就是犯罪的话,那么拥有核武器本身也是犯罪。

    我们注意到,美国不仅是唯一的一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而且经常发出核威胁。美国领导人,包括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至少有6次明确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也曾制定过诸如“铁钳”计划,“绞肉机”计划,“奥普兰8—52”作战计划,“秃鹫”计划和“歪球”计划等使用原子弹作为武器的攻击计划。苏联也曾制定过针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计划。英国和法国也都曾发出过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在战略研究中,核战略只是作为一种中性的战争战略成为一种学术性的事务,而其中所包括的内容,如“大规模报复”,“确保摧毁”等,都在概念上包含了对无数平民生命的剥夺。如果我们承认在道德上核武器更劣于恐怖主义,这些核威胁、核攻击计划和核战略能够堂而皇之地存在,而不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不能不说这个世界的规则是反常的和颠倒的。

    阻止一两个国家获得核武器固然是一种避免世界变得更糟的努力,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生活其中的核秩序才真正有能力丧送我们人类全体,那才真是我们今天的最重大的核问题。

三、保持优势还是永久和平?

    虽然在阻止伊朗或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核大国的利益与世界利益有部分重叠,但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不同的手段,结果也会很不相同。如果核大国只是为了保持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军事优势,它们只会考虑如何单方面迫使其它国家放弃核计划,而不考虑自己的核战略和核政策是否有利于促进当事国合作,并进一步促进全面禁止核武器。

    从内在政治机制来看,美国很难通过投票制定一项符合世界利益的核政策,因而美国的国家行为只是争取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表现在核问题上,就是将自己的军事优势放在世界永久和平和全面禁止核武器的目标之上。例如,当冷战对手苏联垮台后,美国不顾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压倒多数的反对,于2001年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虽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会却没有批准,布什政府以不再提交审议的办法使该条约实际上不能生效,且又准备正式退出,开启新的核试验。这种作法实际上瓦解了核禁试条约,葬送了本来已见曙光的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等核大国针对伊朗和朝鲜的各种方案就缺乏道德力量。这两个国家会怀疑这不过是美国打击和削弱它们的策略之一,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因为任何国家都不愿在外部威胁加大情况下削弱自己的武装;任何一个中立的国家虽然不喜欢伊朗和朝鲜拥有核武器,也不愿看到美国及其它核大国增强其核力量。即使通过联合国的压力或美国军事打击的威胁来使上述两国就范,所得结果也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而代价则是巨大的。

    当然,在这样的行为背后,也有若干理论证明,这种保持甚至追求军事优势的行为与永久和平的目的是一致的。一种想法是,如果西方或其领袖美国一直保持着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就可以保持一种西方控制下的和平。这种理论有两个假定。第一是,西方是仁慈的;第二是,西方有能力永远保持军事技术的领先。但只要看一看几千年的人类史就会知道,这两个假定都不存在。伴随近几百年西方世界崛起的是非西方世界的血泪史,只不过被在目前主导舆论的西方主流文化有意无意地谈化了。而世界各文明在历史中也各有兴衰,交错前进;还没有一种文明总是占据优势。

    支持追求军事优势的第二种理论,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即各国都扩军备战,最后会打出一个世界权利体系,从而实现永久和平。这种理论渗入西方人的骨髓,以致为马克沁发明机关枪、诺贝尔发明黄色炸药提供了道德基础,认为更大威力的武器必然会使欧洲人恐惧,进而寻求和平。但历史证明,武器并没有停留在机关枪和黄色炸药的水平上,而是大大前进了,早已宣告这种永久和平论不过是西方世界追求更不道德的武器的辩护性理论罢了。

    终于到了核武器的出现,一些西方理论又认为,恐惧真正出现了。于是就有了“核恐怖均衡”之说,即人们惧怕使用核武器,就不敢轻易地发动战争,和平就会实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谎言。只是从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角度看,核武器确实在一定阶段内制约了它们之间的战争,但从来没有阻止过这两个核国家对其它国家动武。即使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仍然存在,它们通过暗中的武器竞赛最终还是打破了均衡,以致在苏联解体以后,北约可以在俄罗斯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发动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更进一步,当核武器与恐怖主义结合以后,核恐怖均衡就真正被瓦解了。因为核恐怖均衡依赖于将一个民族国家的人民当作人质,但恐怖主义作为非国家的、隐秘性很强的形式,就会无所顾忌。核恐怖主义只会导致更大的恐怖,而不会导致均衡。

    与西方保持优势的初衷相反,也与将西方利益等同于世界利益的“理论”主张相反,人类面临着一个哲学层次的悖论,即从终极结果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越是想保持优势,越不可能实现和平,越没有安全感。

四、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

    由此我们可知,我们真正面临的核问题,还不是一两个国家要发展核武器,而是强烈激励许多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游戏规则,以及在这种规则下暂时受益从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国家,想继续维护这一规则的问题。只要这一规则继续存在并被维护着,发展核武器的冲动就会此起彼伏,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更可怕的是,那些充当裁判员的国家自己却不受国际社会的约束,随时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退出各种限制武器发展的国际条约,发展更为可怕的杀人武器。这种规则是一种导致人类毁灭的机制,是一种系统性错误,类似于癌症或免疫系统的难治之症。

    而在核规则的背后,是近代以来通行于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和运用这一规则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民族国家作为只知利害的人类社会实体,实际上以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只知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下,不惜采取各种竞争手段,不惜以损害其它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没有一个从全世界出发的天下主义视角,也毫无在民族国家内部还存在的道德规则,所以根本无法医治这种难治之症。只有当这些民族国家普遍遭遇毁灭性武器的沉重打击后,才可能有些微反省。但灾祸已经酿成。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只有我们超越民族国家实体和民族主义视野后,才能以天下主义的情怀提出核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显然,解决当今核问题的根本之策,是要废弃激励核武器发展的游戏规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将关怀天下人的道德原则引入世界秩序,使暴力或暴力威胁只有在抑制不当暴力时和强制提供世界公共物品时才被使用。也许这种主张会被叽为“与虎谋皮”。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核大国会自动放弃自己的军事优势。但鉴于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核大国这个事实,更存在着为之辩护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使人们见怪不怪,处于极端危险中而不自知,提出这种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就是要在观念上颠覆核大国的“政治正确性”或“国际合法性”,突显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荒谬性,进而形成一种世界主流看法,即拥有核武器和建立恐怖组织一样,都是对人类的犯罪。就这一主张达成共识,无疑是人类走向无核世界的第一步。

    当然这种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不仅是一组抽象的原则,我们也可以提出阶段性的具体安排。如我们可以提出减少核激励的初步建议,即降低核国家的“奖金”,增加准核国家的“罚款”,和提高无核国家的“收益”。其中“降低奖金”是最为重要的。第一,就是要减少核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优势地位,至少是相对优势地位。如在联合国改革中,减少核国家在常任理事国中的席位,至少要在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时,加上“非核国家”的条件,例如印度就应该没有资格参加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第二,就是要增加核国家的义务,不仅包括“不使用”和“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尤其是“不首先使用”和“不对无核国家使用”的义务;更要加上“不对无核国家主动发动任何战争”的义务;还要包括向全世界披露有关核武器的部署和安全状态的信息的义务。第三,就是国际社会要设立“核裁军基金”,要求核国家按核武器的数量和当量交纳资金,反过来用于核裁军的研究、宣传和实施;等等。

    这种天下主义的主张也可以用于解决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这就是,提高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诺等级,以及将放弃核计划与核大国的核裁军挂钩。所谓“提高承诺等级”,就是相关核国家,尤其是美国要向这两个国家承诺不主动发动任何军事攻击或进行军事威胁;所谓“与核裁军挂钩”,就是所有核国家,尤其是美国以自己的核裁军行动,如销毁一定比例的核武器,当然也不进行核试验为条件,换取伊朗和朝鲜放弃核计划。这种安排提升了有关核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道德感召力,不仅能赢得国际社会更为普遍的支持,也会动摇或瓦解这两个国家内部的反对力量。这种降低核国家“奖金”和提高无核国家“收益”的作法会同时减轻了增加准核国家“罚款”的压力,可以避免动用非和平手段及其带来的不可预见的灾难,从而是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案。

五、民族国家条约与天下主义中心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以减少核武器和最终全面禁止核武器,如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也有不少全面核裁军的构想。然而这些努力不甚成功。如《核禁试条约》没能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试爆原子弹,也对签字国尤其是核国家(如美国)退出该条约无能为力,更没有促使现有核国家逐步销毁核武器的条款。

    原因在于,这些条约的基础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政治框架,这些条约本身是所谓“国际社会契约”。在这个政治框架下,每个民族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害判断自由签约,包括拥有退出的权利。在这里通行的道德原则是,每个国家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天经地义的;不去关心别的国家,不考虑世界的共同利益是正常的。有关民族国家的理论如此假设,只要每个国家的权利边界确定,追求自己利益的民族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平等谈判或投票,达成有利于世界共同利益包括永久和平的合约。但简单的事实是,平等谈判或投票不能解决所有的冲突。不仅要有权利结构,还要有道德共识,一个社会才能够有效运转。因此一部近代史,就是民族国家体系失败的历史。我们看到了国家之间的连年征战,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了冷战,看到了核武器的飞速发展。

    实际上,平等个人构成的社会和平等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只是一种理论的抽象。任何社会的形成,都依赖于某种中心,如某个阶层或某个精英集团。在世界上也是如此。连康德这个过分相信权利体系的人也指出,“一个强大而开明的民族可以建成一个共和国(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是必定倾向于永久和平的),那么这就为旁的国家提供一个联合的中心点”,进而形成一个“和平联盟”(第113页)。因而如果由一个或几个有强大实力的核国家首倡,世界各国签订一个《全面禁止核武器条约》,就会以它或它们为中心形成一个世界条约体系,这个条约就是一个有效的可执行的条约。

    所谓“强大”,一般是指军事实力及背后的物质力量。但这不是“中心”的充分必要条件。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认为只有有暴力优势才能统治。其实古往今来,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只能用暴力去“夺取政权”和“占领土地”,却不能仅靠暴力对一个社会进行有效的可持续的治理。制度经济学也早就观察到,一个社会的运转不仅依赖于有形制度(及其背后的暴力和物质赏罚),也依赖于无形制度(道德原则)。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暴力只能用来执法,却不能用来立法,更不能形成宪政原则。法律赖以建立的宪政原则只能来源于一个文明长期积淀下来的道德共识。例如世界上的几个重要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奠基在超越功利和暴力的文化之上。因此,这个“中心”必须同时是有“道德自觉”的。这意味着它不能仅以自己的利害来判断是非,而要以人类文明所认定的共同的道德原则来判断是非;它不会将自己的利益打扮成世界的利益,而只会用世界的利益超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这样一个中心,我们称之为“天下主义中心”。

    直到今天,虽然有一个联合国,整个世界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不仅是指没有一个世界政府,而且是指没有形成一个道德原则和权利体系互补的世界政治结构。而这种互补的政治结构在大多数民族国家内部已经实现。天下主义中心的出现,将会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上,加入有力量的道德自觉,使世界有可能走向永久和平之路,达到无核境界。

六、中国能成为一个天下主义中心吗?

    从实力角度讲,美国最有资格成为这样一个天下主义中心。但我们今天对它已经不抱有希望。因为在美国,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美国利益”。它虽然富甲世界,在全球驻军,但只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在核问题上,它没有从全球利益出发的文化自觉,所以才会将自己的优势地位置于世界永久和平之上。据传美国政府已经制定了用核武器攻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Seymour M. Hersh, “The Iran Plans”, New Yorker, 2006-04-17),这种计划不啻是对核不扩散努力的一种讽刺。

    在所有核大国中,我们发现中国的立场独树一帜。只有中国始终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同时意味着“无条件地保证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发展核武器只是为了防御”;目的是为了“全面禁止和最终销毁核武器”。尽管有不少外国人对这种立场有各种误解甚至歪曲,但不能不说,中国有关核武器的立场最接近天下主义的主张。这并不是偶然的。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实体。根据曼瑟•奥尔森的理论,社会中一个集团的人数越接近整个社会的人数,它的视野越接近社会的视野。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所以一旦发生核大战,导致人类毁灭,中国的损失最大。这不能不成为中国担当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天下主义中心的形而下的理由。

    更为重要的理由,是中国有着“道德自觉”的条件。这就是中国深厚的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主要发端于儒家有关国际问题的经典《春秋》以及阐发其义的公羊学(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在其后两千多年中逐步成熟和完善。这一文化传统有着一个天下主义中心应该具备的宪政原则。首先,国家不仅要讲利害,还要遵循道德。《春秋》中不止一次对国家在战争中的道德行为予以褒杨,如楚国大夫司马子反因不忍宋城中易子相食,劝楚王退兵之事,受到《春秋》的肯定,表明公羊家认为“人自然生成的道德情感”高于国家利益(蒋庆,第241~243页)。

    第二,儒家 “不从种族上来划分民族的优劣,而从道德上来划分民族的优劣;不承认人种有不同,只承认道德有不同”(蒋庆,第231页)。受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没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而有着悠久的天下主义传统。汤因比说,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义传统(《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294~295页);梁漱溟说,中国人重“天下”和“家庭”,而西方人重“国家”和“个人”;“历史上的中国,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第331~332页);李慎之则号召现代中国要回归天下主义传统(“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

    第三,儒家认为,废弃战国时代丛林规则的途径就是天下“定于一”。关于“谁能一之”的问题,孟子回答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意味着,要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替代民族国家互相对峙的局面,就要世界一统。而这种一统不是凭借武力(嗜杀人者),而是凭借文化原则(不嗜杀人者)。因为武力只能暂时征服世界,文化原则才能可持续地治理天下。这些文化原则按儒家的话说就是“王道”,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关心天下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道德原则(蒋庆,第268~295页),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或世界因以自立的“道德自觉”。

    受天下主义传统的影响,中国历史上也有过较为成功的实践。传统中国的政治实体一般被称为“帝国”,其实与帝国大不相同。帝国是一种依赖于对其它民族或国家进行掠夺维系自己生存的政治形式,但中国在历史中的国家间关系并非如此。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更多象征意义,并且经常是“厚往薄来”。因而我称这种形态为“后帝国”。这种更重文化原则、具有天下主义倾向的后帝国并没有相对于周边国家或民族的武力优势。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传统中国是一个“无兵的国家”(第329页)。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马主要产生于北部草原;周边(尤其是北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经常强于中原地区;历代较强盛的王朝往往借助于周边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才得以形成优势;文化中则“重文轻武”。但尽管中间有一些分裂时期和改朝换代,这种后帝国的形式两千多年前后相继,并在各个方面领先于传统世界。这种历史事实说明,实现天下一统并非要依赖最令人恐惧的武器,一个有相当实力和道德自觉的中心有可能实现天下主义的理想,中国因曾经达到过这种高度而可能成为今天的天下主义中心。

    中国不足的地方,一是它不是一个最有军事实力的国家。但这不妨碍它成为天下主义中心。中国可以其核大国的身份影响其它核大国,将关于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变为具体建议,提交给这些国家。即使暂时不被接受,也会在世界上形成天下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取得天下人的共识。

    中国第二个不足的地方,是它的传统的政治形式瓦解以后,至今还没有形成明显优越的新的政治形式,也对建立成熟的权利体系缺乏经验。这使中国还不能树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也使中国缺少在国际上将道德原则与权利体系结合起来的构想和建议。这需要在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精英政治体系和现代西方宪政民主体系深切理解的基础上,提炼两者之精华,探索新的政治形式,使之青胜于兰。在此前提下,中国才可以作为一股道德自觉的力量,以其道德理想号召天下;作为一个中心或中心之一,使有关核问题的天下主义主张和道德原则成为民族国家权利体系的“道德灵魂”。

    到那时,人类终结这个核达尔文主义的时代就不是梦想。

                                         2006年4月14日于北京昌平森林大第

                                         原载《权衡》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