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野] 黄石:美景万千,蛇河独游|盛洪

2010年7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开会,早就计划好会后到美国西部自驾游览。我们选择从芝加哥飞到博兹曼。这是在黄石以北的一座小城,距黄石有一、两个小时的车程。这是一个很好的路线选择。我的一个同学一直组织在美国的旅游,从来没有想过从这里去黄石。我们在丹佛转机。在等候转机期间,有一个工作人员反复向候机的人宣读一个声明,希望能有人让出一个座位,但是没有人响应。直到我们上了飞机,那个人还到飞机上反复请求有人能出让座位。执着得可以。什么人着急去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让。我们已经预订了各种安排,如果不准时到达,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飞机在博兹曼落地,我们就到租车公司的柜台上去取车钥匙,车在机场外的停车场上。这是我们头一次在国外——美国租车。这是一辆韩国现代公司的车。它有着韩国车的通病,发动机没劲儿。沿路有一条蓝色的河,让我们的驾车很惬意。

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了黄石公园西门。在附近的超市买了些食品,又加了油,就又向黄石公园方向开。进入黄石公园,太阳已西,又遇到了一段拥堵。路边景色已经很美,在等待时,我们下车到河边照了几张相。最后我们终于到了预订的露宿营地。管理者对我们来自北京还是很惊讶。给我们分配的标准空间是一个约100多平方米的空地,可以用来停车,架设帐篷,旁边有一套粗制的桌凳,大概还有一个烧烤架。营地有公共的洗手间,也可以洗漱和充电。我们用几分钟架好帐篷,就着手准备吃的,当然是比较简单的,虽然可以买些木头烧烤,但我们不想这么麻烦,做了些三明治就打发了晚饭。

吃完晚饭后,有人张罗着要听牧师布道。这里大概是白人游客为主,基本上是基督徒,所以即使在旅游期间,也不能少了宗教活动。我们好奇,也去听了一下,主题大概是环境保护,好象还放了一个片子。回来后就准备睡觉了。我们的睡袋据说能够抗零下八度的寒冷,在昏暗的帐篷灯下我们钻进了睡袋。光很暗,无法看书,也就打破了睡前看书的习惯。这么多年第一次睡帐篷,实在不怎么舒服。不过我们也就住一天,而那些美国游客,大多也许要住上好几天。这里的门票是按车算的,每车25美元,时间是七天。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就起来,一看太阳初升,就到附近的河边去拍照。回来时竟找不到路,因为营地实在太大,有好多个区,我问路旁的人,“五区在哪?”他说也不知道。

早餐后,我们就开始了在黄石的游览。黄石的景观是多样性的。有高山、瀑布、叠瀑、河流、湖泊、草地、树木,当然主要是地热形成的各种喷泉、温泉、蒸汽池、热水潭、泥地和喷气孔。

喷泉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就像是一锅开水,大的能喷几十米。不少是间歇性喷泉。隔一段时间喷发一次。只是大多数间歇喷泉什么时间喷发不好确定,如果赶上了是幸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实人泉,它的特点是喷发非常准时,遂称“老实”。公园方面甚至给出了喷发的时间表。所以许多游人在喷发前就在老实人前面围成一圈坐好。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坐满了人。所以坐得远一些。再下一次喷发,我们坐在了前面。

两天的时间,我们看到了各种类型的地热景观,大小各种喷泉,各种颜色的热水潭,红色、蓝色、类似火山岩浆颜色,红白相间的颜色,等等。不过如果只看颜色,黄石的美似乎很完美,但硫磺味道却是比较刺鼻,直到后来回家以后,还有相当长时间鼻子里还残留此味。所幸我们照了不少像,却没有记录下味道。

大概是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一条河旁,这条河叫“蛇河”,在上游一点的地方有人在飞钓;河上有几只鹈鹕游过,它们上身不动,一派从容淡定样子顺流而下,水流很快,鹈鹕也游得很快,令人忍俊不禁。

河水很清,诱我脱衣下水,在河里游了两趟蝶泳,实在无法与鹈鹕相比。不过游完泳感到浑身清爽。后来我在纪念品商店买了一件印有“Snake River”字样的T恤,穿了若干年,每次穿上都感觉到在蛇河游泳的爽快。

在此之后,我们朝一处山坡草地走去。据说这里会看到更多动物。走到半道,有一个类似信箱的箱子,里面放着一个本子,要求经过的人登记,姓名,电话,还有经过这里的时间。这意味着再往里走就很危险,公园的求助机构会根据这个本子上的信息决定是否去救助。这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神秘感,还有冒险的兴奋。

走进一片草地,上面开着各种各样的花,非常好看。我让潇潇在草地上躺着照了几张像,她的样子很放松安静。

再往里走,景色有些奇异。太阳当头,色彩鲜明,反差很大。白云,绿树。照了几张像。继续往前走,隐约看到在前面一棵树下有一头鹿,我们蹑手蹑脚走过去,果然是头鹿。当我们靠近时,它就从树下跑开,与我们保持距离,在那里停了好一会儿,我们得以照了几张像。

夕阳西下,我们该考虑晚上睡哪儿。为什么没有事先预订?因为我们对黄石还有点浪漫的想法,觉得黄石这么大,也许会有不少旅馆有空房间。结果跑了几个地方,包括一个露营营地,都没有空房。后来到了一个地方,是个高档院落,有一些独栋别墅,不但价格很贵,500美元,而且经理说要找房主,看来比较麻烦。

我们于是开车向南,出了黄石南门,再走40公里就到了一个叫作杰克逊的小镇,在一个精致的小旅馆找到了房间,价格也偏贵,约150美元。订好房间就出来吃晚饭,得以在小镇转了转,发现这是个热闹的地方,不时从饭馆和酒吧中飘出歌声,大概主要是游览黄石的人在这里住宿。回到房间,看到房间装修和布置得很细心,感叹这究竟是一个家庭旅馆,主人很介意每一个细节,这首先是他们自己的审美习惯,同时也让客人获得享受,他们也享受客人的赞誉。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有一个住在这里的美国人问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餐桌,当然可以。我们在餐桌上聊了几句,知道他是一个生意人,我也告诉他我刚在芝加哥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吃完早餐后,我们开车向北回到黄石,在半道上突然前面的车变慢了,随后就停下来。才发现前面有一队鹿横穿道路,赶紧拿出照相机,但也没有来得及拍清楚,鹿就过了道路。我们于是将车停在路边,向森林深处望去,那些鹿在不远的地方栖息徘徊,于是抓紧时间拍了一些鹿的照片。

然而再往北走。在黄石的南部,多河流、湖泊,当然也是非常秀丽的美景。以叠瀑为背景,照相很立体。在一个湖泊旁边,我和潇潇脱了鞋,在水里趟了趟,挺凉。

下午,我们向大蒂顿进发。

[有斐君子] 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 |盛洪

盛按:今天是杨小凯逝世18周年。再发此文以志纪念。他的大量学术论述其实没有多少人知道,但他有关“后发劣势”的论说却广为流传。关于这个演讲,此文记述道:“这个演讲当年是在天则所发表的,并且有当时演讲及讨论的完整记录。我这才知道杨小凯至少是在天则所第一次发表这个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我一般觉得,像小凯这样的学术名人到北京来,应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发表演讲。现在看来他只把这个演讲放在天则所,真是对天则的偏爱。”现在这样的人和机构都没有了,真让人慨叹!(2022年7月7日)

前些日子有记者打电话给我,想就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演讲做采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演讲当年是在天则所发表的,并且有当时演讲及讨论的完整记录。我这才知道杨小凯至少是在天则所第一次发表这个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观点。我一般觉得,像小凯这样的学术名人到北京来,应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发表演讲。现在看来他只把这个演讲放在天则所,真是对天则的偏爱。

回想那天,我记起一个细节。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的报恩楼,他住在不远的饭店,大概是友谊宾馆。记得当天中午,我接到小凯至少三个电话,都是问我们是否已经派人去接他。这很反映小凯的个性。他很介意能否准时到会,即使责任并不在他;也许再加上他认为这个演讲很重要。直到最后一个电话,我听到我们的人敲了他的房门。

说实在的,我尽管认为他的演讲闻所未闻,也并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或可能会引起争论。现在看当时的记录,评论的人多是有肯定,有批评。比较意外的是,周其仁也到场了。他以一贯的风格,坐在较远的一个角落,并不引人注目,只是发言时大家才知道他也来了。这似乎也证明,小凯并没有在北大约定一次“后发劣势”的演讲。

我后来也并不知道,林毅夫就这次演讲专门写文章与小凯辩论。这大概要怪我对他们的杂志《经济学季刊》不太关注。记得最初一些时候,他们曾期期寄我,但后来大概看我没做什么贡献,就从寄赠名单中除名了。不过这次在上海的纪念小凯逝世十周年的会上,小凯的这篇演讲又成为辩论的导火索,林毅夫与张维迎就此争论起来。只是媒体很喜欢学者间的争论,于是就成了“林张大战”。我记得科斯教授曾说,民众喜欢消费“争论”,这也是思想市场存在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也不能怪媒体渲染。争论起来让大家看热闹,也是学者的职能之一。

感谢这位记者,她给我传来了上海会议的记录,林毅夫的文章和杨小凯的文章,使我对这个争论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尽管媒体消费争论的节奏太快,他们已经等不及我阅读完了就转向下一波消费,我还是觉得阅读还是值得的,也值得就此写一些文字。虽然传媒已经转向,问题还在那里。既然十年前的争论今年还在延续,文字晚了几天,也就不算晚了。

关于后发劣势的说法,似乎有很多误读。这主要是因为一个观点往往会被简化或意识形态化。简化的好处是容易记忆和理解,但代价就是偏离原意。简化的“后发劣势”似乎是这样的:

后进国家只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并因有所成就而认为自己的制度也是好的,从而放松了对制度的改革,反而会因为制度落后而永远落后。

用这种“后发劣势”理论来套中国,就可以说,当时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主要是学习西方国家的技术,由于学习总比自己开发要快,所以中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或被称为“中国奇迹”。但这一成就会使中国人认为,中国现有的制度也很好,甚至比其它领先国家还要好,无需改革,从而反而会使中国落入低效制度的陷阱中,从长期看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在今天看来,小凯的这种预言式的理论似乎在被证实。我们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奇迹,一些人在宣称出现了一个“中国模式”,一个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在这一模式中,不是有效的市场制度,而是中国不同于美国(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个样板)的地方,如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崛起,才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既然如此,中国在政治结构上就不仅无需向西方领先国家学习,甚至还比它们优越。尤其在2008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国内的一些人的这种看法达到了顶峰。如强调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一掷四万亿地刺激经济,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以致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

然而,由于演讲毕竟是不够充分和严谨的,时间也受限制,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似乎有不少破绽。一是他断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成绩主要依赖于引进技术,而在制度上没有什么改变,是有着重大疏漏的。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更根本地,是制度变革,甚至是宪政改革。一般以为,宪政改革似乎需要某种高调的宣言,和成文宪法的制定或重大修改。其实不然。所谓“宪政”,就是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可能写入宪法,也可能并没有写入宪法,甚至某些号称宪政国家的社会就没有成文宪法。如英国。科斯教授曾不无讥讽地说,美国有那么多人研究宪法,是因为美国有一部宪法。因而,所谓“宪政”,往往作为一个社会的无形规则存在着。

而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实际上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如果没有根本规则的改变,这一转弯是不可思议的。第一个重要宪政原则的改变是,将政神分开。其经典表述就是陈云所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是神,就不会犯错误,所以也就不会接受批评和改正错误,才造成了他在1949年以后不断犯错误,又坚持错误,继而犯更大的错误,直到文化革命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把一个政治领袖当作神的制度,一定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制度。在中国古代,商代在武丁以后把商王当作神来祭祀,也就认为商王族是一个神的家族,天生就有统治权,结果是商纣王认为自己有天命在身,百姓不敢造反,最后命丧鹿台。

中共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申明,“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就是禁止把政治领袖看作神。从此以后,政治领导人只是凡人,他们会犯错误,因此不能以自己“一贯正确”拒绝批评,更不能坚持错误。中国的社会才开始不再是沿着伟人高瞻远瞩的道路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等当时的领导人承认自己并没有全盘把握和明察秋毫,而是根据改革或政策的结果进行调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另一个派生的结果,就是结束了政治领导人的终身制。现在基本上形成了一代领导人执政两届十年一个周期的惯例。在现实中,只要不是永久掌权,就会对领导人本身产生强有力的约束。

第二个宪政原则的改变是,不把某一理论或主义当作事物或工作对错的标准,而是把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作为标准。其经典表述就是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价值评价的根本改变。只要回到毛时代和改革初期,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价值标准在那时被认为是错误的,甚至还有坐牢的危险。如《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所重现的那样,那时没有政治审查的高考,促进知识交流的国外书籍的引进和译介,避免挨饿的“包产到户”,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外商投资,提高土地配置效率的土地出租,都被以不符合某种主义的名义遭到禁止或反对。

第三,由以上原则派生出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国社会把市场制度当成一个基础性制度,甚至是“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若要推进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利,市场是最好的制度。这之所以具有重大宪政含义,是因为它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官方与民间的边界。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的物质资源,也就实际上直接掌控了所有人力资源,也就按其意志将资源配置到了所有领域,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物质产品领域和精神产品领域。而政府就是一个权力配置的体系。用权力配置资源,就必然要限制人的自由;且由于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资源,弱小的个人就没有任何可以逃遁的空间,从而在政治上也不会有任何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当市场边界扩展了,也就意味着人的自由的边界扩展了。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中国奇迹的原因,就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政府是100%减少到约38%,或市场从0%上升为约62%。这个比例虽然可以从市场和政府影响经济的领域占GDP的份额中看出,但更重要地,是在其背后的制度变化,以及制度所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在政府主导和控制的计划经济中,民众的经济自由被限制和剥夺了;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能自由地创办企业,甚至不能自由地买自己想买的产品。而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自由。而今天,这种自由的观念已经是一个常识。当我们通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回顾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七十年代未农民不能养超过四只的鸭子,知识青年必须被迫在云南农场工作,感到恍如隔世。这是真正的制度变迁,甚至就是宪政改革。

反过来,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先进技术也不能很好推广。因为计划经济制度下,没有使用新技术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开放前我曾在国有企业工作过,我亲眼看到新技术推广之艰难。只有几个技术员在推广,而工人们没有积极性去使用。在大锅饭的体制下,他们为什么要干得更多?因而,技术创新虽然在某些时候单独发挥过作用,但更根本的是制度变迁。好的制度,如专利制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因而,用只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作为中国奇迹的解释,似乎是不充分的。

但是,以杨小凯之聪明,为什么没有观察到这样如此深刻的制度变革呢?原因似乎在于,他把英美宪政制度的外在形式当作宪政制度的普遍形式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和“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太不像宪政原则了.。这源于他对宪政主义资源的理解。似乎在他看来,只有英美宪政主义才是正宗的宪政主义,而其根源只出自英国和美国。这显然是狭义地理解宪政主义所致。实际上,宪政主义是指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需依赖的一组基本原则,社会治理的所有具体规则都由此派生出来。所以保证这一组基本原则能被实施,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而有能力和机会违反宪政原则的主体往往是政府,所以在说到宪政时,一般就是指的限制政府权力。

谈到限制政府权力,这是古今中外政治中的重要难题。人类社会各个文明也都作出过各种努力。除了现代的民主制度,宗教对世俗政权的约束也是西方社会的一种“限政”措施。如广义来看,中国汉代的天人感应说也是一种“限政”努力。而谏议制度、史官制度、太傅制度和监察制度等,都是限制权力的制度创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儒家认为有一种高远深邃、凡人无法企及的天道,政治领导人作为一个凡人不可能完全把握天道并始终遵循天道。这就需要有一种制度结构,通过约束、限制或鼓励使政治领导人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治理符合天道。而士大夫集团就在这个制度结构中起着约束和限制权力的重要作用。如当汉文帝问陈平,宰相不知刑狱和财政数据,那是做什么的?陈平回答说,我们是要保证你对天下的治理能够顺应天道、和谐内外(“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

因而,宪政主义资源不独只存在于英美,还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很丰富。中国人是应该全面吸收全世界的优秀的宪政主义遗产,但也不应独独不对本国资源开放。实际上,中国的宪政主义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因其具有中国的文化形式而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正如欧洲的宪政主义资源更容易被欧洲人接受一样。如果只以某一国的宪政的外在形式为标准来判断另一国是否出现了宪政改革,显然抹杀了宪政资源的丰富性,而且无法解释为何人类各文明或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是交错前进的。在小凯演讲后的讨论中,我曾说,如果在中国领先的唐宋时期说,如果不学习中国就永远落后,似乎是不正确的。因而,当小凯说如果中国不建立像英美那样的宪政制度就会永处劣势地位时,似乎也是不正确的。

毅夫也不同意小凯的上述看法。在“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经济学季刊》,2003年7月)一文中,他对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是否最优体制提出质疑,用非英美的其它国家的经济成绩来说明经济社会体制并非有一个唯一正确模式,并强调制度的内生性。只是在他与张维迎的辩论中,英美的宪政制度似乎被简化为主要是以市场为主的制度,而中国的制度则是侧重于政府的更多介入。于是论题转换为,政府的一些干预是否经济发展所必需,政府的这些干预是否说明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在一些方面)比市场更基本和更有效。

毅夫不否认市场是有效的,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基础性科学研究方面。他指出因为这类研究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而需要政府的补助和激励。针对维迎说“孔子并没有政府资助”的反驳,毅夫强调现代科技需要更多的资金。但这个论据并不十分有力。因为仅以现代科学为例,牛顿是在剑桥大学休学的两年中思考出具有奠基性的现代物理理论体系;而爱因斯坦在写出相对论的论文时,只是一个专利员。不少有关科学创新的研究表明,科学家内在的好奇心,超常持久的思考热情,自由的讨论空间,充分的信息交流,比外在的货币激励更重要。

关于技术发展,毅夫列举了美国政府对计算机、互联网和其它技术的初期投入,为后来民间企业的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这当然是事实。但要指出,这并非在战略上不可或缺。从制度来讲,政府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基础性制度,而是在市场制度基础上的辅助性推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政府而只有市场,技术创新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如果只有政府而没有市场,则这种技术创新几无可能。这可以从前苏联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的教训中看到。毅夫这一论据更为脆弱的地方在于,他竟然举的是美国的例子。这正是小凯认为已经建立了宪制的地方;这也并不能说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是有效的。

毅夫所主张的有为政府的另一个用武之地是“产业政策”。他提出“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第一向比自己高一个台阶的国家看是否有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第二看国内是否有企业引进了该产业;第三,如果没有则招商引资;第四看是否还有企业进入到了其它有潜力的产业;第五是改进企业的软硬件环境;第六是给创新企业一定的补助。然而前四步似乎并非惟有政府可以做,且做得最好;而是企业可以做,且比政府做得更好。因为如果有这样的产业发展空间,有战略眼光的企业一定不会放过。而后两步则是一个政府的本分。第五步是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市场环境;而第六步是在因为有些技术创新的风险偏大,且市场自发的技术创新投入均衡低于因军事竞赛而决定的技术创新投入均衡,所以要由政府予以补贴。我们知道,这类似于市场失灵。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会拒绝在市场失灵时加以补救。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历来都有争论。即使在宣称产业政策起了作用的日本,也有大量质疑。如日本通产省曾认为日本汽车企业过多,想通过强制合并和限制进入提高日本汽车产业的集中度,但没有实现。相反在竞争的压力下,日本汽车产业向海外扩张,成功地占有了国际汽车市场的大量份额。而后来形成的产业集中化,是企业认为有利而自动实现的。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功恰恰不是因为产业政策,而是对抗住通产省的压力才实现的。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是本田汽车。本田宗一郎为了进入汽车产业不惜与通产省官员直接冲撞。我们知道,本田汽车是现在世界上最优秀的汽车之一。本田宗一郎说,“假如没有通产省的阻碍,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而在中国,我在80年代做硕士论文时就选题汽车工业,当时的一大难题是汽车工业太过分散,规模过小。各省都有多家汽车企业,规模最小者每年只产几百辆汽车。而这恰恰是计划经济中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每个省都想发展经济,而他们对产业的理解又非常狭窄;且政府建立的企业之间很难合并。不觉三十年过去了,我当年关心的问题在今天根本就不是问题。中国政府也没有出台什么促进集中化的产业政策。正是市场的作用,使得企业间的合并变得容易得多,也更有动力。

回到争论。毅夫的最后一个论据是,如果说中国政府干预过多做错了,为什么过去35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增长速度。这个论据似乎没有区分35年中的不同阶段。如果说在二十世纪80~90年代政府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正确的话,那么尤其在2000年以后,政府的作用更多是负面的,因而这一时期的经济成绩显然不能记到政府的功劳薄上。如果问为什么这一时期政府做错了,还有较高的经济增长,这就相当于说,在大河之中有几块巨石并没有阻碍河水的流淌,不然河水为什么还是显得一泻千里。同理,我们只能如本田宗一郎那样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中国经济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快。”

很显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因为中国还有32%经济受政府控制,而是民营经济从0%发展为68%。就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的这十几年,尽管出现过国进民退,经济高速成长基本依赖于民营经济的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我们虽然找不到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各占GDP比重,或在GDP增量中比重的确切数据,但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指标,这就是就业人数。我们假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进及管理水平提高的速度是一样的,而自2000年以来,国有单位城镇就业人数以每年1.4%的速度减少,而非国有单位城镇就业人数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其占城镇总就业的比重从2000年的65%增加到了2012年的82%。非国有部门不仅吸收了全部13951万人的就业增量,而且还弥补了1263万国有单位减少的就业机会(见上图)。因而可以说,国有单位在这十多年的经济增长的增量中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相反,国有部门不仅没有贡献,反而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据我们的研究,如果扣除国有企业应付未付的成本和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负的6.3%(2001年~2009年)(天则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2011)。除此之外,国企的账面收益还来自它们的垄断权。据我们的不完全估计,如果加上垄断带来的损失及财富转移,2010年我国电信、石油、铁路、银行、盐业等垄断行业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高达约19104亿元(天则所,《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2012)。而如果没有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我国将会增加等量的产出。用2010年的GDP总量397983亿元除之,约为4.8%。也就是说,垄断国企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增长减慢了4.8%。

另一方面,国企虽然没有提供相应的产出,却因垄断及其它特权获得了相应的货币收入。这相当于没有产品对应的货币。我们的研究估计,2010年国企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的损失(和财富转移)约16169亿元(天则所,《中国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与破除》,2012),与当年平均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674955万元相比(假定货币周转速度为1),可知其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约为2.4%。也就是说,垄断国企带来了滞胀。

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经济的演进更为复杂;对之进行完全深切的把握是理性不及的。理性有限的经济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尽可能近似地描述这个复杂系统及其演进。因而,经济学家们就像盲人摸象,都能说出经济系统的一部分现象或特征,但并没有完整描述。小凯言不及义的“后发劣势”论有很多破绽,但触及了核心问题;毅夫对小凯的批评是说,政治结构的发展并非狭义英美宪政主义一途,但似乎忽错将中国的缺点当成另一种宪政优势;维迎显然并不反对在中国挖掘宪政资源,他在《博弈与社会》一书的最后部分,专门讨论了“儒家社会规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380~392页),但指出毅夫所说政府的积极干预其实并不是很有效率,也不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真正优点。

就这样,三个经济学家,就凑成了一个诸葛亮。如果将小凯的“后发劣势”用毅夫的批评加以修正,将毅夫的主张用维迎的批评加以修正,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经历了重大宪政原则的变革,才会出现中国奇迹。但不能将这一奇迹归因于那些没变的制度,也不能因为中国经济的成绩而忽视这些制度存在的问题。相反,正是这些没有经历改革的制度正在妨碍我国的前进,并利用我国的宪政缺陷增强着自己,且在侵蚀和瓦解我们在制度变革中已经取得的成果。而要继续进行改革,就不仅要借鉴其它国家的宪政主义资源,还要挖掘中国自身的资源。

在这方面,我们要珍视小凯“后发劣势”演讲中的忠告,即重视“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制度化”对中国发展的瓦解。这些年我们在对国有企业和行政性垄断的研究中感到震惊的是,行政部门不仅没有扮演弥补市场失灵和缩小市场分配的差距的角色,反而在破坏市场的正常功能、加大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的不平等。如行政部门在1993年规定了国有企业可以暂时不上交利润(《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但一“过渡”就是十几年,没有交一分钱利润。在2007年迫于舆论压力开始名义上最多上交10%,但在总体上,又将上交的利润回投到国有企业中,正负相抵还是负数;2008年到2011年为-79亿(天则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2011)。没有上交的利润,到今天应是积累了十多万亿元。

在全部占有国企利润的前提下,相关行政部门又在2001年规定国企可以自主决定发放工资和奖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 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经贸企改〔2001〕230号))。这相当于将允许国有企业管理层作出挤占属于全国人民的利润的决定。其后果,就是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的平均收入比社会平均水平高出六倍。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人为造成的收入差距。这是毅夫也已经看到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这两个规定使得国有企业管理层觉得,这个企业就是他们自己的,由于他们深知他们在市场上竞争不过民营企业,所以倾向于为企业获得市场之外的好处利用他们的政治优势。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少国有企业通过一纸行政文件获得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垄断权。如石油领域本是一个竞争性领域,但通过颁布38号文件和72号文件建立了一个上下一体、内外通吃的垄断体系。据我们的一项研究,按照同等品质估计,我们成品油的税前零售价比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价格高出31%,每年多收消费者约4000亿元。他们控制了原油进口,使得垄断体系之外的地方炼油厂难为无米之饮,开工率仅为40%,每年的机会损失达3000多亿元。他们无偿占用的国有土地、低价获得的石油开采权,以及低息获得贷款使他们每年少支出成本1300亿元。尽管如此,还要以亏损为名向政府索要上千亿元的补贴(天则所,《原油与成品油市场放开的理论研究与改革方案》,2013)。

在对构成石油垄断的法律文件的梳理过程中,我们惊奇的发现,这些文件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法律”。绝大多数文件是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文件。除了两个次要的文件勉强符合“部门规章”的一个条件——由部长签字,其余都是《立法法》不予承认的、没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被认为构成关键文件的“38号文件”(《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和“7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都只是“意见”,即使作为行政文件,层级也是很低,却用来决定用限制其它企业进入的方法将竞争性的石油产业,改变为垄断产业,并将垄断权交给一两个企业。这本是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决定的事情。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小凯所担忧的问题,在没有对政府部门的有效约束和监督的前提下,它们可以采取国家机会主义行为,无所顾忌地僭越立法权,并利用手中的行政执行权落实非法的垄断权。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国宪政结构中存在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国企高管与行政部门官员同属于一个群体。他们的身份可以互换。当他们当行政部门官员时,他们制定有利于国企的政策或“法规”,当他们从官位中退下来后,又可以到有了垄断权的国企去担任高管。国企是他们仕途中的一个阶梯,也是他们的归宿。这种身份的互换,使他们把国企高管和行政官员看成是一个利益集团的人。这个集团的利益就是他们个人的利益。我们发现,在行政部门中主导设立这些垄断权的主要官员,恰是从这些国企中转过来的高管。

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行政官员——执法者同时拥有着实际的立法权。他们通过起草法案,制定法律实施细则,以及直接颁布部门条例,甚至干脆以一个“通知”或“办法”,就把法律篡改或扭曲了。而整个社会,似乎没有有效的手段阻止他们这样做。因此,进行宪政改革,即首先限制和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剥夺他们僭越的实际立法权力,使之至少不能钻我国宪政缺陷的空子,并清理和废止行政部门多年来所颁发的行政文件,取消行政部门自我授予的权力,才是推动中国前进最应做的事情。

而我们要继续进行的宪政改革,其资源不仅来自某些特定国家,而是来自全球,当然也包括中国自己。维迎也注意到,在中国,关于立法者与治理者的分离,可以追溯到《尚书》的“臬陶谟”,其提出的“天叙有典”,是典章规则出于天的最早阐述,从而也就是高悬于世俗统治者之上的天道秩序;如果统治者不能以天道作为自己世俗秩序的来源,他将被认为没有合法性。秋风指出,由此又产生了立法者和治国者两分的局面,如伊尹之于商汤,周公之于成王(《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一卷,233页)。

到了汉朝,立法者所立之法与统治者之间的区分更为清楚。当汉文帝因有人惊驾而大怒时,廷尉张释之说这只是“挡马罪”,罚款即可。汉文帝虽一时不能接受,但后来还是承认张释之的裁断是对的。到了唐朝,唐太宗因有人不听警告,想杀鸡儆猴,受到了大理少卿戴胄的阻拦。太宗说:“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这两段故事虽是简短对话,而政治领导人能最后接受“法高于君”的说法,除了他们有从谏如流的品德外,还因为司法人员所说之话,在那时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正确性”。

关于国家是否应该垄断商业利益,儒家早已建立了基本原则。《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第一个“利”是指商业利益,第二个“利”是指根本利益。意思是说国家不应把追求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应向社会提供公平与正义这样的公共物品,人民自然愿意纳税和支持国家,从而国家可以长治久安。《盐铁论》是一个辩论国家垄断是否正当的会议记录,贤良文学们提出“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是对“国不以利为利”的进一步阐释,即中央政府不该用商业手段获取利益,地方政府不应通过买卖谋求财富,官员不该作商人。这种原则,显然对解决国企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即是“企业”,就要营利;又加上“国家”两字,就与“国不以利为利”矛盾。

“国不以利为利”还有第二义,就是如果国“以利为利”,就不能“以义为利”。因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就破坏了市场规则,就破坏了公平正义,就违反了政府本应具备的性质,国将不国。事实是,国有企业既获资源的价格优惠,又获产品出售的垄断权,已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者;再加上他们还不满足,继续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做大做强”;当它们的利益与民营企业必然发生冲突时,政府就不可能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就与政府的公正性质相悖。所以,要“不与民争利”,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就要基本取消国有企业,只保留极少数提供准公共物品或需要技术保密的企业。

因而,无论是英美宪政主义资源,还是中国儒家宪政主义资源,都有助解决中国目前的宪政问题。小凯说英国“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营利性事业。”而这种作法,一直是中国的传统。至少自秦汉以后,每个稳定的朝代都有国库和皇室私库之分。在唐代分别称为左藏库和大盈库,宋代则称为左藏库和内藏库,明代则统称为国库和内库。而“拔葵去织”的成语告诉我们,早在春秋时期,一个人一旦为官,就认为不应再在市场上出售自己家中的产品,以免“与民争利”。唐代法律明确规定,如本人或叔伯堂兄弟以内的亲属经商,不得为官。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群体一直有着守护道统的志向,不愿甚至轻视进行商业活动。

因而,现在那些违反宪政原则的行为,即以“国家”名义追逐利益、并滥用行政权力、僭越立法权的行为,不仅是英美宪政主义所反对的,也不能用“中国特色”来辩护。这些原则之所以中西是共通的,是因为经过相当长历史试错的积累与提炼,认识到若要一个国家长久稳定、繁荣发展,实施国家行为的政府就不能利用其政治优势或便利,将国家权力用于为自己牟利,一旦如此,就颠覆了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基础。而目前中国是否能重新回到这一宪政原则上来,则是小凯所真正担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则并非“后发劣势”说所预言的那么悲观。


* 本文初稿完成后,林毅夫教授对我对他的观点的表述提了些意见。我尽量按照他的意见调整了文字,如还有没有准确表达他的原意的地方,由我自己负责。感谢林毅夫教授的意见。

首发于2015年1月16日《中评网》,题为“限权改革,可从中国传统挖掘资源——关于杨小凯的“后发劣势”及其争论”。

[明师精粹] 究天人之际:经验、理性和理性不及(2)|盛洪

遇到理性不及的事情怎么办?就是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顺从自然,就是敬畏。为什么顺从自然就是对的?因为人类就是自然秩序的产物。若自然秩序是坏的,就不可能产生人类。所以自然秩序是好的秩序,顺从自然秩序就有好的结果。而以人的理性去做理性不及的事情,必然导致灾难。

这是我在2016年8月27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自由儒学]自由与自然(+按)|盛洪

盛按:在8月初在昆明召开的“第11届宗教与哲学论坛塈自由儒学论坛”上,我以“自由与自然”为题发表演讲。这是我在之前发表的一篇小文章。但在论坛的情境下,在与“自由儒学”主题的呼应中,其内容已经超出了原文。例如,如何理解“自由儒学”,是“自由”与“儒学”两个词拼装而成,是“儒学”对“自由”这个来自西方的价值的回应或吸纳,还是“儒学”本来就是“自由”的?我的“自由与自然”恰好就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当我们发现“自由”和“自然”几乎就是一回事的时候,内含“自由”的“儒学”就呼之欲出了。自由就是儒学的内在价值。

有意思的是,对应于英文Freedom 和 Nature 的中文,自由和自然,都是“自”字打头的,这会更容易引起对两者相关或相似的联想。“由”就是由头,原因;“然”就是那样,结果。于是自由就是“自己的原因”,自然就是“自己的结果”;自由就是“自己结果的原因”,而自然就是“自己原因的结果”。“自由”和“自然”都是自为因果。只不过侧重不一样。

因而,一直强调自然的儒学,也就等于一直在强调自由。除了“自然”,儒学相近的概念还有“道”,“性”。道就是自然秩序,就是行为规则,而性一般指自然本性,指人性,心性。可以说,这三个概念是儒学讨论问题的核心概念。尤其是“道”,在儒学经典中通篇都是。而“道”更是道家的首要核心概念。而在佛家,佛法类似于道,六祖惠能说,自性就是佛性,此“性”也类似于儒家的性。因而,不仅有自由儒学,而且有自由的儒、释,道。中华文明内涵着自由。(2022年8月11日)

自由和自然是两个相近的概念,但又有所区别。在西方,自由是经常使用的核心概念;在中国,自然是经常使用的核心概念。当然,中西也各自有同时使用自由和自然的叙述。例如,《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其中“率性”就是顺应自然本性的行动,就是自由;“道”就是自然。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同时说到了自由与自然,并将两者加以区别。

自由概念所涉及的是行为,一般是指人的行为;自然概念也是涉及行为的,只不过不局限于人的行为,而是指天地万物的行为,只不过不少人不习惯说物也有“行为”。自由是指行为不受任何约束,没有任何限制。例如一个自由粒子。它可以向任何方向,以它能达到的任何一种速度运动。这时自由与随机是同意词。自然也是指任何一物不受任何外在干预,只是根据自己的本性而行为。例如一只动物,它可以朝它愿意的任何方向走。

然而在康德的观念中,自由和自然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他看来,自由就是不遵循任何规则,一旦遵循规则,就失去了自由的本性。而自然一般指遵照一定的规则而行为,自然就是自然规则。而自然规则表现为因果关系。一个行为因一个原因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行为就是不自由的。康德说,“如果自由是按照自然规律规定的,自由就不是自由了,而其本身就无非是自然了。因此,自然与先验自由的区别正如合规律性与无规律性的区别。”(2011,第484页)

如果宇宙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那么就没有自由的空间了。不过他还是证明了自由可以存在的地方,这就是宇宙的开始。因为如果自然规律的因果关系统治宇宙的所有事物,那么宇宙就没有开始了。因为开始的事件也需要原因,这个原因还需要原因,所以不能有开始,而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没有开端的宇宙。在这时,如果有没有原因的、不受因果关系支配、从而不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由出现,则宇宙就可以有一个开始,而不需要原因(2011,第483页)。

然而这种区别自然与自由的说法似有问题,把自由和自然完全对立起来,自由对宇宙的价值就没那么重要,自然也就不具有自由的价值。而不仅《中庸》所说“率性之谓道”是将两者等同起来,而且在中国儒家价值中,自然也具有某种自由的意味,即没有人为干预的、不能强制的状态。而自由的另一种标准,就是没有强制性。如哈耶克所说,自由是将强制性降到最低的状态。因而,如果一种行为遵循自然规律,但没有强制性,也应被看作是自由的。

这在康德的著作中也是如此。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说,只要一个理性存在者遵从一个他自己认同的法则,同时又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法则,他从而把自己视为这个普遍法则的立法者,他等于服从自己所立之法,服从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就是自由的。他说,“一个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2013,第82页)在这里,他遵循了自然规律,但没有被强制,于是他是自由的。我们注意到,《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发表于1785年,而《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于1771年,则可以认为,康德在后来的思考中修改了他原先对自由的标准。

这样一来,自由和自然就不再对立,而几乎是一个东西。那如何解决,宇宙开端的难题?不遵循自然规则和遵循自然规则的区别呢?按照康德的想法,在宇宙开端,有一种不遵循自然规则的自由,可以成为宇宙的最初始原因。宇宙才有了开端。实际上,康德的时代还是决定论占主导地位,从而宇宙必须是决定论地发展起来的。所以要有初始原因,不能没有原因。然而当我们把宇宙看作是概率论的宇宙,不需要确定的初始原因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假设宇宙之初是一片混沌,是大爆炸后呈现的状态,无数基本粒子在随机地向四处飞散,这时的自然规则是随机的运动,或者是没有任何规则,这时任何粒子都是自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随机行为的结果是不好的,极个别是好的。所谓“好”与“不好”,是指该行为带来的结果是否有利于主体的“利益”,即更有效地使用能量。于是这些有好的结果的粒子就优胜于那些没有好的结果的粒子,而存在下来。如此竞争-淘汰过程经过无数轮,自然的质料形成了物,从最基本最简单的物,到最复杂最高级的物。

由自然选择和淘汰的机制,完全随机的运动只是在宇宙之初的一段时间,后来各种质料就收敛为各种物,各种物的“行为”从随机的自由逐渐走向遵循规则的自由。对于没有自我意识的物来说,它们的自由行为是由它们本身的特质而被决定的;而对于有自我意识的物来说,它们会逐渐选择对它们有利的行为规则,而放弃对它们不利的行为规则。尤其是人类,他们会逐渐选择道德的规则,而遵循道德是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

所谓对物有好处的行为,是指更能有效利用能量的行为,在宇宙中最初表现为形成基本粒子,进而形成夸克,原子,分子,……每一层级有组织的物质结构,都是这一层级有效使用能量的行为构成的形式。形式是行为的遗迹。各种较高级的植物或动物,它们的显现形式,即它们的身体结构是它们成长行为轨迹的遗留。任何一个植物或动物的形态或样貌都是它们遵循有效行为规则的结果,而那些无效行为规则的结果不能形成有结构的物质,因而是看不到的。

而道德,就是康德所说的“普遍的立法”,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规则。康德说,“我应当设法促进他人的幸福,这并不是好像我很重视他人幸福的实存(不管是由于直接的偏好,还是由于间接通过理性获得的某种愉悦),而仅仅是因为排除他人幸福的那种准则,在同一种意欲中就不能被理解为普遍的法则。”(2013,第74页)也就是说,普遍的法则的意思,就是普遍的恩泽。这也包括遵循法则的个体自己。这两者是一致的。因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规则,必然对每一个个体有好处。否则或者自己恰好是受到伤害的个体,或者是受到伤害的个体反抗这一法则而导致法则的失效或毁坏。

在人之初,无论是个体的童年,还是人类的童年,都会经历一个不知道德为何物的时期,从不遵循规则而言,这时人们经历了一个没有规则的自由的时期。一个小孩刚生下来时,不知道行为规则,他或她只有在父母的教导下,在自己的经验教训的记取中,逐渐学会有效的行为规范,即道德规范,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而一个人类社会,在最初也是混沌一片。人们任性而为,互相争打,有时血流成河。慢慢地人们之间形成了一些习俗,这就是众人认可的行为规则,不伤害任何人的行为规则,人们遵循习俗就会带来他们之间的和睦相处,减少摩擦和纠纷,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工,使经济繁荣起来。于是整个社会从互相争斗走向互相礼让,进而走进了文明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无规则的自由行为逐渐收敛为遵循规则的自由行为。

因而,既然普遍的法则对任何具体个体是有好处的,他也赞成这一规则,仿佛他就是这一普遍的法则的立法者,他也必然自觉地遵守这一他参与立法的规则,于是,他是自由的,是遵循规则的自由。遵循自己所立之法就是自律。康德说, “自律的概念与自由的理念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而道德的普遍原则又与自律的概念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道德的普遍原则在理念中是理性存在者的一切行为的根据,正如自然法则是一切显象的根据一样。”(2013,第89页)道德的普遍原则就是人类社会中的自然法则。

自然只是自由的放大。既然自然是指天地万物,就是将自由从人扩展到了所有的物。顾名思义,自然就是自为因果,它不需要别的原因,因而在不遵循规则上是自由的。自然又是根据自己的特质或意识决定自己的行为,是自愿遵循规则,因而在非强制意义上是自由的。在没有任何历史或“经验”的时候,任何一物的自由是随机行为;而有了历史或“经验”以后,它的行为就是遵循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规则的行为。因这种行为是它的自愿选择,它遵循着同时有利于天地万物的普遍的法则,它仿佛参与了这个普遍法则的立法,因而它是自由的。

参考文献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电子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电子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022年6月30日于五木书斋

2022年7月5日首发于《FT中文网》

[防疫经济学] 防疫型脱钩的模拟推演(+按)|盛洪

盛按:在许多国家完全取消入境防疫限制的强烈对照下,大陆中国将入境隔离时间从原来的14+7减少到7+3,这虽然仍远远赶不上其它国家的简单彻底,却也将“防疫关税”从原来的11.8%降低到5.5%。代入模型,经济从原来的正常水平的51%提高到59%。但仍然是一个“严重衰退”的水平,没有摆脱“防疫型脱钩”。这是由于大陆中国的防疫模式在国内没有明显改善,国际不确定性和国内不确定性仍然照旧,为10%和20%。现在的重点应该要在国内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防疫模式了——停止核酸限制,取消两码,放开省际流动,任何地方政府都不能因若干核酸阳性任意宣布封城。让经济和生活恢复正常。(2022年7月4日)

目录
一、一个简单的想象
二、对重措施成本的定量估计
二、对长期实行重措施的国际经济结果的估计
四、模型介绍及其具体机理
五、结语
参考文献

尽管各国的防疫模式各有不同,但简略来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陆中国的“动态清零”模式,其目的是将病毒完全消灭,为此不惜采取封城的极端措施,一次时间长达30天~70天,全员每天核酸检测,不管核酸阴阳大规模集中隔离,关闭市场,封闭社区,取消物流,入户消杀,等等;一类是大陆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它们虽然在防疫政策上严格程度不同,政策措施的多寡不一,从没有措施到核酸阳性在家隔离7天,等等,但总体来讲没有采取如大陆中国这样的极端措施。

假定这两类防疫措施都长期持续,大陆中国在某个时刻完全消灭了新冠病毒,但不确定以后是否还会出现;而其它国家最终实现了群体免疫。它们之间还要进行贸易,旅游和其它交往,在保持现有的防疫模式的前提下,它们怎样交往呢?这些防疫模式加之国际交往上的限制将会对世界及这两类国家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 一个简单的想象

现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将大陆中国称为“重措施经济体”,将大陆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称为“轻措施经济体”。从发展趋势来看,只要“清零”目标不变,重措施经济体不可能逐渐减轻措施。它的逻辑是,一旦有一个感染病例,因奥密克戎传染力极强,会在短时间内传染开来,因而不能放松。而轻措施经济体的目标是实现群体免疫,最后使得大多数国民都有抗体,即使有一些残存的病毒也不会迅速传染,即使受到感染,大多数人不会致病,且重症率和病死率极低。所以当轻措施经济体达到它们的目标后,就会逐渐减轻其措施,直到完全取消防疫措施。

据消息,目前全球已经放宽新冠疫情入境限制的国家已增至57个(加新网,2022),其中45个完全取消限制(傻瓜签证,2022),包括英国、德国和日本等较大较重要的国家。其它国家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调整。美国入境也无需强制隔离,只需有疫苗证明。因而轻措施经济体可能演变为无措施经济体。而重措施经济体也可能会在原来过于严苛的限制基础上放宽一点儿入境限制,但仍需在登机前的两次核酸、一次抗原检测,入境后至少隔离21天。如果核酸阳性,还要隔离更长时间。一个极端例子是,一个回国探亲的华人竟被隔离了三个月(薛良权律师,2022)。撇开这种极端例子,简略掉核酸检测、抗原检测,接种疫苗,两种不同防疫模式在入境成本上就相差相当于21天的成本。

两种防疫模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第二点成本差异,来自于重措施经济体的防疫措施的不确定性。由于病毒出现的不可预期性,由于该模式强调“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并且针对病毒的强传染性,采取“早封城”措施,实际上是对整个城市进行全面的关闭市场、封闭小区、中断交通的作法,使整个经济停顿,这会带来预期的不稳定性,对于高度专业化和分工的国际经济合作来说,这种不稳定性带来很高的成本。而轻措施经济体则没有这样的问题及其成本。

第三个方面,由于重措施经济体在国内各地会不时出现病毒并随之而来的严苛管控措施,因而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分工与专业化也会被不时地打断,造成原材料、零部件短缺,导致停工,这也使国内本来的低成本优势被削弱。而轻措施经济体没有这个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的差异又会影响到投资。投资需要人员之间的高频率交往,需要会谈,考察,成立合资公司,到政府申请,如果在出入境方面由于防疫重措施限制,这些交往都会因成本太高而减少甚至中止。更何况,投资还要考虑商品或服务的国际贸易方面,国内成本方面,经济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如果这些方面都存在负面因素的话,会进一步令外资止步不前。

再有,就是重措施经济体对出入境的严苛限制还影响了人员的交流,影响到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而科技的发展依赖于科技信息的流动,创新观念的互相激发,科技的长期发展则依赖于教育。这些交流受到因防疫而阻碍了人员的跨国流动,将会对重措施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将这三个方面的因防疫而带来的成本增加叠加在一起,重措施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大幅度上升,旅游成本也大幅度上升,投资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投资下降,带来相对于轻措施经济体的劣势来。而轻措施经济体是由多个国家组成,它们之间由于没有防疫措施带来的障碍和成本,在商品、服务贸易和旅游方面通畅无阻,相对于重措施经济结成了一个相对紧密的轻措施经济体,形成更有效的分工与合作,进而替代原来与重措施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假如重措施经济体和轻措施经济体互相贸易、旅游或其它服务交流,结果将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将因防疫而引起的成本看作贸易或服务的关税或旅游的入境税,就类似于在商品或服务价格上增加了成本,相当于提高了价格。一个商品或服务,当价格提高后,必有两种效应,一是需求效应(收入效应),一是替代效应。需求效应就是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直接反应。当价格提高时,需求就减少。替代效应是说,该商品的价格相对于竞争商品的价格比率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竞争商品相对于该商品变得便宜些了,消费者就转而购买竞争商品以替代对该商品的购买。

因而,如果重措施经济体和轻措施经济体长期实行现有的防疫政策,会导致前者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旅游业,投资的大幅度下降,明显降低它的经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严重削弱它的经济实力。而轻措施经济体之间则因为没有防疫措施的障碍,而互相顺畅地贸易、旅游和交往,从而形成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出现一体化趋势。如果这两种模式长期不变且并行,重措施经济体就可能在文化上与轻措施经济体有明显区别,可能就形成新的文化差异了。

二、对重措施成本的定量估计

首先是入境隔离措施的成本估计。为了简便,我们假定入境会带来相当于入境者国家的年人均GDP的交易收益。这就是说,他或她可能是进行国际贸易,或者是投资考察,或者是旅游,其所创造的价值相当于其所属国家的人均GDP。这当然是过于高的估计,但出于保守原则和便利需要,这种估计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同样为了简便,入境防疫成本只计算隔离成本,其它成本,如核酸检测和接种疫苗都忽略不计。隔离成本按隔离天数计算,大陆中国是21天,其它国家是零天。而隔离不仅带来了不能工作的成本,而且造成了身体和心理的损失,所以不能仅以其导致的工作收入损失估计。假定身体和心理损失相当于其工作损失,于是隔离的成本应该是42天。

接着再估计这一隔离成本的相对价值,即用一年365天去除42天,得11.8%。由于我们是按各国的人均GDP来估计国际交往价值的,所以这一比率直接表示各国人等的国际交往防疫成本的相对值。即相当于所有贸易、投资、服务、旅游的出入境都要增加11.8%的关税。

第二要估计大陆中国的防疫措施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于国际合作者来说相当于多少成本。金融经济学在估计风险时,认为风险意味着成本,而风险用波动标准差来作为衡量成本的指标。例如对两种同样期望报酬的金融资产来说,其价格波动较小的、即波动标准差较小的金融资产是较好的选择。这说明波动意味着成本增加。然而,由大陆中国防疫模式导致的不确定性的性质还不太一样。这不是一个有着大致规律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生产合作中断。假定一年有10%的概率出现这种情况,并且每次中断一个月,也是对国际合作者的沉重打击。这会影响合作者的合约执行,甚至失掉市场。如果一个资产有10%的概率会中断生产和经营,则这个资产则贬值10%。从长期来看,这相当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增加了10%的关税。

第三要估计,防疫措施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国内分工专业化合作的损失。估计的方法与上面的方法大致一样。只是在国内,中断生产经营的概率更高。因为合作多方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被突然的防疫措施中断。不仅是出现疫情的地方被封城,而且是全国的或局部的交通体系遭到中断。所以,我们假定有20%的概率会中断生产经营。如果每一中断的时间是一个月,一年之中就有可能中断两个月。这相当于国内企业生产增加了20%的成本。

这三部分加在一起,共约41.8%,即使大陆中国的产品或服务成本上升41.8%。

三、 对长期实行重措施的国际经济结果的估计

据一些数据,假定其它国家商品或服务的平均成本比大陆中国高13.5%(十维远景公司,2021;这当然是一个较高的估计),我们分别估计仅有入境隔离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11.8%;累加国际不确定成本10%,为21.8%;再累加境内不确定成本20%,为41.8%。这三种成本增加等价于加征同等比率的关税。代入十维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模型之国际贸易模型,得结果如下图。

图1 重防疫措施导致的经济萎缩估计

当维持入境隔离成本11.8%时,GDP下降至正常水平的88%,11个百分点是因成本增加而直接减少的需求,1个百分点是其它国家的商品或服务替代减少的中国企业的需求。

当再加上国际不确定成本10%,累加为21.8%时,GDP下降为正常水平的78%,下降部分中12个百分点是因成本增加而导致的需求减少,10个百分点为替代减少的市场需求。

当再加上国内不确定性成本20%,累加为41.8%时,GDP下降为正常水平的51%,下降部分14个百分点是成本增加而减少的需求,35个百分点是市场份额被代替。

图2 中国企业市场被外国企业替代示意图

这三种情况,一个比一个更严重。而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大陆中国现有的防疫模式看成一个整体,最可能的情况就是第三种。而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相当于崩溃。市场大幅度萎缩,资本(不仅外资)大量逃离,由于缺少投资经济前景更加暗淡。

如果长期实行这个防疫模式,大陆中国将孤立于其它所有“轻措施经济体”,最后出现脱钩。这就是防疫型脱钩。如果脱钩,大陆中国和世界将失去全球一体化的好处。而相对于大陆中国,所有其它国家之间能够保持顺畅地经济交往,从而相对于大陆中国是一个相对紧密的经济体,它们在与大陆中国防疫型脱钩中受到的损失较少。这是因为它们的企业部分地替代了中国的企业,并且价格较高。

图3 防疫型脱钩的经济后果估计

上图是用“十维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模型之国际贸易模型”模拟大陆中国因过度防疫而与世界其它国家脱钩的结果。脱钩后,世界经济相当于脱钩前的92.4%,而大陆中国的经济下降到脱钩前的68.6%,世界其它国家则相当于脱钩前的97%。其它国家之所以降得不多,是因为大陆中国脱钩为其它国家的企业让出了部分市场。这个估计方法与前面考虑等价于关税加征的防疫措施的方法不同。之所以没有降到51%,是因为在这里没有考虑国内因重防疫措施而提高的成本。

脱钩减少的世界GDP似乎不多。其实这不是脱钩带来的损失的全部。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主要是消费者剩余的增加,表现为价格的下降。而价格下降不会体现为GDP。脱钩相当于自由贸易中止也不会体现出消费者剩余减少的损失。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估计还只是静态估计,没有考虑脱钩损失的动态结果,这包括,因脱钩静态损失而导致的乘数效应,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降低,竞争的弱化,垄断的增强,创新强度的减弱,国际交流减少导致的科技发展减缓,等等。

四、模型介绍及其具体机理

本文所用模型是在我构建的“十维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仿真模型”(盛洪,2022)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用于分析国际贸易的模型。因本模型有制度经济学的功能,可以用来测试政策和制度,也就可以用来测试国际交往限制。在2020年我们进行中美脱钩的分析中,我运用此模型对其结果做了大致估计(十维远景公司,2021)。下图是该研究对芯片脱钩带来的静态损失估计。

图4 芯片脱钩带来的中国机电产品的世界市场的静态损失

资料来源:十维远景公司,2021。

本模型在对人口密度分布、经济分布、产业分布及其制度政策测试基础上,将防疫限制转换为等价的关税加征,就可以对重措施经济体的情况予以估计。在经济学中,交易与不交易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交易会带来交易红利,而不交易则无。在计算中,简单地表现为交易双方的成本函数、效用函数的累加以后的总收入,与累加前双方各自的成本函数和效用函数构成的收入之和的差别。

五、结语

我们看到,当局对脱钩的恶果有着清楚的认识。它曾提出“绝不脱钩”,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脱钩的措施。

然而,另一方面它又声称坚持重措施“不动摇”。而上述研究表明,其结果就是防疫型脱钩。这就是用自己的政策实现了自己“绝不”愿意看到的目标。

坚持防疫重措施“不动摇”与“绝不脱钩”不可能同时实现。因而这表明,当局在宏观上缺乏政策上的逻辑一致性。

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原因是,将单一行政目标凌驾于宪法原则和社会综合目标之上,将一个理论上兼顾社会全局的政府窄化为防疫部门。

克服这种问题的方法是,回归宪法,将防疫置于宪法之下;当局回归于一个理论上的政府,而不能继续作一个凌驾于理论政府之上的防疫部门。

参考文献:

加新网,“全球大解封 入境这57个国家无须接种疫苗与隔离”,《加新网》,2022年5月27日。
傻瓜签证,“名单汇总|全球已有45个国家/地区取消所有新冠相关的入境限制”,《腾讯新闻》,2022年5月28日。
盛洪,“几种防疫模式的模拟比较”,《盛洪教授》,2022年5月5日。
十维远景公司,“中美脱钩程度及其影响”,《盛洪教授》,2021年2月26日。
薛良权律师,“我在中国三个月的魔幻之旅”,《 美国薛律师》,2022年4月6 日。

2022年6月7日于五木书斋

[明师精粹] 究天人之际:经验、理性和理性不及(1)|盛洪

“究天人之际”,“天”就是“神”,就是探究神人之间的边界。广义地讲,神是人对自己有限性的认识。人是三维半动物,不能理解高维的世界。人的理性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但是有限的。康德说人只能认识物的表象,而不能认识物自体。哈耶克说,对于复杂的社会体系,人是理性不及的。理性与理性不及的边界,也就是天人之际。

这是我在2016年8月27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横议] 权力短暂,天道永恒|盛洪

盛按:不时曝出的警察侵犯公民权利事件,如在重庆开枪击毙公民,在丹东借口“黄码”阻止公民看病,在上海破门而入绑架公民,在许多地方上门阻碍公民行使表达自由权利,在北京、河北和山东等地违法协助地方政府非法强拆公民住宅,等等,如此普遍、广泛和不分地域,就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种系统性错误。这种系统性错误在于,公安当局不再认为自己的天职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而是用来限制、否定和侵犯他们的权利的。在两年前公安当局还自己制定了一个所谓《规定》,在其中提出“民警……对公民……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我当时曾撰文批判这一自我授权的《规定》。我不知它是否已被实施。但不管实施与否,这已构成了公安当局的“指导思想”,并且由于表达自由和公正司法被压制,而实际上不负法律责任,它影响了警察对自己职责的理解,进一步削弱了警察的宪法意识,将警察这一被授权使用公共暴力的群体置于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即滥用这种公共暴力于公民,从而将其职责完全颠倒过来,构成了公民的恐惧因素,而不是安全的因素,反过来他们作为公民的一部分,其权利也会遭到严重侵损。再发此文。(2022年6月29日)

据传媒,公安部发布了《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后简称《规定》)。其中包含了“民警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由其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的内容。这一内容扩大了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权力,而减少和侵夺了公民的权利。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公安部此举显然是一个僭越立法权的自我授权之举。

有人辩称,这里所说的“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可以解释为“依法履职”。那么,这里讲的“法”是什么法呢?按照常识,法首先是天道之法,是自然法。一个国家只因要保护公民的权利才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种天道之法基本上在成文《宪法》中体现了出来,其核心部分就是对公民宪法权利的确定,包括人身自由(第三十七条),人格尊严(第三十八条),表达自由(第三十五条),信仰自由(第三十六条),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第十三条),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第三十九条),通信自由和秘密(第四十条),享有公平司法和基本人权(第三十三条),批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第四十一条),非公经济的合法权利(第十一条),等等。公安部门之所以设立,首先是为了保护这些公民宪法权利,它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警察法》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一个警察的首要条件,所以“依法履职”之“职”就是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的天职。

既然“依法履职”就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怎么还会出现公安部所说“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呢?这显然是一个宪法性悖谬。能够“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一定是违反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行为,而不是“依法履职”。“依法履职”只能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更为安全。因为这些“合法权益”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也就是说,看到“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警察加以制止还唯恐不及,还要“依法履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加以“损害”吗?将公安部新规的实质含义串起来,难道不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的行为,“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

依此推理,公安部在这一《规定》中所说之“法”就不是宪法以及符合宪法的各项法律,而是另有所指。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警察口称“执法”,却做着违反《宪法》及《警察法》的事情,一旦当事人要维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他们就说“妨碍公务”,这已成为一个套路。如警察半夜破门而入的情况有之,无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有之,损害公民财产权利的情况有之;每年大量的强拆导致的数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多是在警察的介入下发生的。前述《宪法》规定的多项公民权利几无幸免。这些违宪违法行为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惩处和纠正,他们也视这些行为为正常。实际上,我国警察作为一个群体,长期以来忽视宪法教育,很难做到自觉地执行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天职,而多把上级命令当作“法”。例如重庆的一个女警察回忆被无辜劳教受到残害的日子时说,专案组警察也知道是错案,但他们说“领导要求这样办,只有办错案”。在不能辨清什么是所依之“法”,或明知领导命令有错却还要执行的情况下,告诉警察在“依法履职”时,可以损害公民权益,该是多么危险。

在公安部该《规定》中,提出它的新规定的理由是,“改革开放40年来,全国共有1.3万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如果他们是为了维护公民宪法权利而牺牲,我们应该为他们哀悼,但这不意味着应该由此得出,如果损害了公民的权益,“民警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结论来。因为这只是单方面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又有多少公民因警察的原因而命丧黄泉呢?由传媒披露的重大恶性案件就有,2001年福建福州市数名警察设局杀人案,2004年河南周口市6警察杀人案,2009年云南蒙自县警察杀人案, 2010年贵州关岭县的警察枪杀两人的案件,2010年内蒙古太仆寺警察枪杀三人案,2012年在辽宁盘锦市发生的警察枪击案,2013年广西平南县发生的警察枪杀孕妇案,2013年贵州安顺警察杀人案,2015年内蒙古公安厅长杀人案,2017年湖南新化县的警察开枪杀人案,等等。最令人震惊的还是雷洋案,一个从洗脚店经过的人竟遭不测,而没有一个警察为此负法律责任。

而其中的一些警察杀人行为,是以“依法履职”为名义的。如雷洋案是因“抓嫖娼”,盘锦警察杀人案是为了强拆,所依是领导之“法”。还有更大范围的警察侵害公民宪法权利的事件,是在所谓“依法”的名义下进行,如薄熙来主政时期的重庆,在“打黑”的名义下滥抓无辜,被抓捕的多达4000多人。重庆警方在非法设立的“打黑基地”中滥施酷刑,包括“老虎凳”,“打表”,“鸭儿浮水”,“苏秦背剑”等,还有精神折磨,如所谓“政治归零”,“经济归零”和“情感归零”等。很多人不经法律正当程序而被判处死刑,有13人被执行死刑。而当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强征农民土地时,警察经常被用来压制失地农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如盘锦征地警察杀人案。我们曾根据传媒报道,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2003 年到2014年8月间共有182件强拆恶性事件,共造成强拆双方的人员伤亡484人,死亡人数162人,受伤人数322人。而没有被报道的恶性事件就更多。

有人会说,我举的例子只是个别现象,薄熙来也不过是一个偶然出现的情况,不能代表主流和总体。其实不然。所有的人都是凡人,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好人也会变坏,更何况,事实表明,薄熙来不只是偶然出现的坏领导。周永康就是另一个例子,他曾是武装警察的主要领导。2012年至2016年,就有23名公安系统官员落马,其中有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还有人开列了“不寒而栗的一串名单”,列数从周永康开始的100位落马公安系统高官。尽管如此,中纪委仍然认为,公安部的反腐力度不够。关键还不在于这些公安系统的领导是否腐败,而是作为一个凡人,只要没有制度的强力约束,他们会不会自觉地忠于宪法精神,把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在另一面,如果我们的警察群体只是把上级命令当作“法”,就难免会做出违反宪法,伤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的事情来。而当他们遵照上级命令“依法履职”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时,不就可能造成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伤害吗?

公安部的新规还提出,在警察个人不承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由其所属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成的损害给予补偿”。这更是一个悖谬的要求。“补偿”从何而来?还不是国家财政;国家财政从何而来?还不是老百姓的钱。逻辑就变成这样,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损害者不需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而要由公民自己赔偿。一个社会,如果让受害者自己赔偿自己的损失,怎么能制止加害者?在加害者受到鼓励的情况下,受害者还能生存吗?汉高祖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之所以能在乱世中稳定人心,就是道出了最朴素的规则:损害者要承担罪责。这是古今中外最基础的文明规则。计划经济的失败告诉我们,当个人不承担他们的行为后果时,效率可以低到何等程度;当个人不承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后果时,带来的社会损害将不堪设想。更何况警察还不是普通百姓,他们手中握有暴力工具,一旦允许他们不承担损害后果,他们将会失控于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也将会失控于社会。

最后还要看到,公安部的这种新规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警察利益,实则不然,而是将警察置于一个更危险的境地。如果警察不是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而是执行上级领导偏离宪法精神的命令,并且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势必加剧警民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当酿成恶果时,当初执行上级命令者或者成为领导的替罪羊,或者被领导袒护而遭私人复仇。事实也告诉我们,那些执行错误命令的警察下场都不好。如重庆薄时期的“打黑英雄”,王立军自不必说,曾获“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的周渝于2014年自杀,“一等功臣”唐建华被捕入狱,“一等功臣”郭维国获刑11年,王智获刑5年,郑小林,苟洪波,但波等因刑讯逼供罪被起诉定罪,等等。有人会说,还不是因为薄熙来倒台了吗?然而薄的倒台不正是因为他下达了罪恶的杀人命令吗?再则,如果不能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警察自己的宪法权利首先得不到保护,如重庆打黑的序幕,就是对警察队伍的清洗,有900多警察遭受不白之冤。

权力短暂,而天道永恒。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警察或官员来说,拒绝执行上级领导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错误命令,才是对他自己最安全的选择。许多犯罪的警察总以“执行上级命令”来为自己开脱,他们期待的是上级权力罩住他们而不受惩罚,但结果仍是逃脱不了法律的惩罚。应该明白的是,他们的上级最终会因他们自己执行错误命令而失去权力。反过来说,拒绝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反而是对上级的“爱护”。其实,执行错误的命令就是一种罪,这被汉娜∙阿伦特称为“平庸的罪恶”。她说,这种罪恶之所以不可饶恕,是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服从命令”为借口,摆脱自己的责任,于是一个社会在看来没有任何个人负责的情况下遭到灭顶之灾。大多数社会都有相关的规则以避免这种情况。我国《警察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我希望我们的警察兄弟把《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和《警察法》第三十三条作为金科玉律和护身符。

即使真的依宪法和法律履职,也并不是可以随便为之,又能不承担法律责任。执法也有程序问题和方法问题。我们不时看到粗暴执法的情形,如2016年5月17日,兰州一大学生因拍摄警察粗暴执法而被警察殴打;2017年4月17日沈阳市4名警察在抓捕嫌疑犯时不出示证件,也不验明正身,就将人打了一顿,结果发现抓错了人;2017年9月1日上海警察在纠正一名妇女违规停车时,将抱着孩子的妇女推倒在地并压住,并摔伤孩子;2018年5月27日,安徽六安教师讨薪,被警察殴打;等等。概而言之,如何执法也有一个是否遵循宪法的问题。纠正一个交通违规错误,或抓捕一个嫌疑犯,是为了公众安全,如果在执行过程中造成公民不必要的伤害,则违反了设立警察的初衷。不遵循正当程序和不采取恰当方式的所谓执法,实际上仍然是违反宪法精神,对公民权利造成了损害。因此,这也不应“不负法律责任”。

最后,公安部的这个《规定》所引起的实际上是一个宪法性问题。如果这个《规定》真能成立,《宪法》就该修改。这个《规定》通篇只讲警察的权利,而只字不提警察应该保护的公民的宪法权利。只有一处提到时,却是假定如果损害了,警察如何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仿佛警察群体是一个自外于公民和社会的特殊集团。在其它条款中,该《规定》将适用范围扩展到“被恶意投诉、炒作的”,和“被错误追究责任或者受到不公正处分、处理的”等方面。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什么是“舆论监督”,什么是“炒作”,不是公安部门自己一方可以说了算的,而要经过一个法律的正当程序以辩明事实。在我国的现实中,公安部门由于拥有暴力,无论法律如何规定,它相对于其他公民来说,有着实际上的优势。所以这一《规定》实际上使已经不平衡的天平更多地倒向本来就有优势的一方。有鉴于此,公安部门作为一个部门与其它部门有着很不相同的性质,它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就不是一个管理部门内部事务的规章,而有很强的外部效应。有如此内容的《规定》就不应由公安部门自己制定。

如果这个《规定》落地,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侵害行为将会数倍、数十倍于现在。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讲,这也是极为负面的。因为警察之位虽低,他们的行为和态度却代表政府的形象。一旦政府告诉警察可以损害民众的“合法权益”而不承担责任,他们会因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过于宽纵的这种姑息而蔑视政府,遑论公民权利,可能会主动侵害民众而惹出事端。伊拉斯谟曾说,“即使是最强大的君主,也不能承担激怒或藐视哪怕最卑贱敌人的代价。”执政党如果设想用这样的方法来“维稳”,可能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动摇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所以执政党和我们的社会还是要及时纠正这一错误的《规定》。由于它存在着严重违反《宪法》精神的内容,我建议国务院可以根据《立法法》第96条 判定该《规定》“超越权限”和“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根据97条规定的“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撤销该《规定》。人大常委会也可进行合宪性审查,以违宪为由撤销该《规定》。

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这说出了“王”的权力来源:奉天为民。在这里,“天”是天道,“民”是民众,“王”是政府。警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民众需要;如果他把自己放在民众之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就是天道之法。天道之法不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如果以为可以改变,那是权力的狂妄。人类最大的努力就是使人造之法更接近天道之法。不过,无论怎样,人类都不得不遵循天道之法。当人造之法接近天道之法时,他们就在遵循天道之法;当人造之法背离天道之法时,他们就会受到天道之法的惩罚,最终还要回到天道之法。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主动的遵循,只需付出较小成本;后者是被动遵循,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到底是多少,取决于什么时候纠正。

     2019年2月20日于五木书斋

首发于2019年3月11日《FT中文网》 和《中评网》  

 

[新经济] 在什么情况下人们会选择网购?|盛洪

摘要:在电子零售环境下,消费者节约了购买的时间和精力,零售商节约了门店和仓储地租,而增加了快递成本。当快递成本小于节约的购买成本和地租成本之和,网购就是值得的。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将零售分成便利店、超市、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四种形式,将商品分成食品、日常用品、大型电器和服装四个种类,用个人收入和快递成本两个主要变量,以及信息内外对称性、花色效用距离,易腐性和重量与体积等四个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人们在不同零售形式和不同商品上的网购替代率。

一、消费者购物行为变化的理论分析

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电子零售蓬勃发展,人们的行为发生了变化。原来人们购买商品,要到繁华的商业中心去;即使买日常生活用品,也要到周边的超级市场。于是形成了以城市或人口聚集区为中心的零售商业的分布格局。城市经济学也是以此构建的。

如果要设立一个商店,或建立一个商业中心,在理论上,就要选择一个位于居民居住地中心的地点,其半径依赖于居民采取什么方式走到这个商业中心。粗略地说,如果是购买日常用品或食品,一般在步行10分钟的范围之内;如果是进行大量购买的超市,可以在驾车10分钟的路程之内;如果是购买家用电器的专业店,也要在驾车30分钟之内的路程之内;如果购买家具,可在驾车60分钟之内;如果购买汽车,还可以更远一些。设立一个便利店的考虑,就是要看在10分钟步行路程之内,有多少居民,是否可以支撑这个便利店的日常交易量。如果能够支撑,就设立;否则就不设立。其它形式的商业组织也是如此。

图1  传统购买方式路线示意

反过来,当便利店、超市或专业店已经布局,在传统形式下,人们会隔一段时间到商业中心去购买商品,他们有时只是买一两件商品;他们会经常到超市购买食品和日用品,一般是大量购买;他们有时会购买贵重商品,如家用电器或汽车。无论怎样,都会形成上图那样的情形。

在移动互联网条件下,人们直接去市场购买的情形大量减少,更多地是在网上下单,由快递员将商品送到家里。于是,人的行动路线变成了大量的快递员到居民区去。于是形成了下图的情形。

图2  网购路线示意

那么,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第一,快递员是驾驶机动车运送商品,其活动半径要大于步行的半径。这使得物流中心的覆盖半径要大于日常百货店,就会使物流中心享受更大的规模经济。

第二,快递员一次会给多人送货,其规模要大大于个人一次购买的规模,反过来,总体人数也要少于个人消费者到市场去的人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搬运商品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同时消费者也减少了购买并搬运商品的成本,当然主要是个人在时间上和体力上的付出。

第三,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劳动是没有人支付报酬的,实际的报酬包含在购买的商品效用中;而快递员是获得了报酬的。这是用市场的、货币化的、专业化的、可交易的劳动,替代了一种非市场的、非币货化的、非专业化的、和一般不可交易的劳动。这一改变也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例如,由于竞争,快递公司会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据统计,中国的快递单价从2006年的28.8元/件下降到2015年的13.4元/件(张秋虹,2017)。

第四,在网购物流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异地物流。由于是终端消费者下的订单,这种物流是已经确定了销售的有效物流,它会大大节省长途运输、仓储和退货的成本。

第五,表面看来,将消费者个人的非货币成本转变为快递的货币成本,似乎增加了销售-购买的货币成本,实际上却又替代另一种成本,即店面成本和库存成本。后者不仅包括仓库成本,还包括占用资金的成本。这不仅是因为网上商店一般没有实体店面,而且是因为生产企业根据订货数量发货没有任何多余需要储存的商品。

总体而言,在网购时代,原来消费者的购买模式逐渐被网购和快递所取代,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就是每件快递的费用,而节约的费用,包括他们自己购买运送的体力与时间,零售店的店面费用和仓库费用,长途运输的低效率成本。

二、网购物流费用节约的估计

由于网购物流的专业化和货币化,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物流的市场价格来衡量物流费用。打开大型物流公司的网站,我们就能看到物流公司的报价。如圆通公司的同城快递价格是10元,异地价格是20元;中通同城是13元,异地是15元;顺丰同城15元,异地23元。平均而言,2015年约为13.4元/件。我们就以此为物流费用的标准。

那么网购物流替代了什么费用呢?首先是消费者个人的物流费用,即他或她到购买商品的商业中心的往返距离所需时间。当然还有将所购商品运送到家的体力耗费,汽车汽油费用等,但为了简便计算,这些都忽略不计。

首先我们应该估计,购买一件商品所耗费的成本。这件商品可能从街头便利店、或超市、或专业店、或综合商业中心、或外地购买,所以“平均成本”,就是购买这些商品的加权平均成本。我们可以用在不同地方购买商品的频率和所费成本来估计。通过网上的问卷调查,我们得出,加权平均,一个人每年从便利店购买98.4次,每次购买4个商品;从超市购买53.2次,每次购买8.3个商品;从专业店购买4次,每次购买3个商品;从综合商业中心购买5.9次,每次购买4.7个商品。到便利店是走着去,每分钟约走85米;到超市,专业店或商业中心是开车去,每分钟833米,我们再估计上下车和停车时间为15分钟。得单程时间见下表。

表1  问卷得出四种零售方式的数据

路程(米)件数/件数/单程时间(分)每件时间(分)
便利店31598.5442
超市90953.28.3164
专业店3852432014
商业中心66725.94.72310

算上往返路程时间,从便利店购买花费8分钟,超市32分钟,专业店40分钟,大型商业中心46分钟。在便利店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路程时间是2分钟,超市4分钟,专业店14分钟,综合商业中心10分钟。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综合商业中心去的目的不仅是购买商品,还有看电影、会朋友等娱乐目的,以及获得餐饮等其它服务的目的,如果把购物看成是四个目的之一,但主要是购物,占全部活动的68%,我们也可以粗略地将购买一件商品的时间减少到68%,即6.8分钟。按2018年我国人均GDP66006元估计,每分钟的价值约0.55元。但这只是个平均数,不同的人的收入不同,所以他们的时间价值也不同。我们根据对已有收入数据的回归,得出我国收入分布的特征值,即标准差,以此为基础,我们模拟出我国的收入分布。见下图。

图3  中国个人收入水平分布

当然,人们在网上购买商品,并没有完全替代到实体店的购买,尤其是距离很近的实体店。距离越近,购买越频繁,如到便利店的购买,越不可能被网购替代。实际上,人们首先在网上购买的商品,一般是购买距离较远的商品,或搬运成本较高的商品。另外,不同个人之间的收入分布也不同,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的人的时间价值更高。我们用这样的收入分布去估计不同人购买一件商品时的时间价值。我们把购买行为按零售形式分成四种,即便利店,超市,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我们在前面已经估计了到这四种地方购买的单位时间。

除了节约购买时间,网购还带来了另一项节约,节约下来的成本可以用来补贴快递成本。这项节约就是对零售门店租金和仓库租金以及存货资金成本的节约。例如,根据国美年报,地租成本约占销售额的5.37%。假定网购用快递替代了门店和仓储成本,则可节约这5.37%的成本。网店零售商可将这一节约的部分补贴给快递费,即网购时所谓的“包邮”。由于不同的商品的单价不同,所以越是贵的商品越可以“包邮”,越是便宜的商品,网购节约的地租成本的绝对值越小,越可能抵偿不了一件快递包裹的费用。一个人选择网购的决策计算如下所示。

假如:(快递单价-路程时间 × 每分钟价值-产品单价 × 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选择网购。

即假如快递单价小于节约了的消费者到实体店的路程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地租份额,就可以选择网购。在这里,虽然地租成本的节约归零售商,但零售商可将这一节约转为“包邮”成本或价格下降,又会为消费者获益。在技术上,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到不同的实体店去购买,具体产品的单价也不一样,我们采取蒙特卡洛方法,我们假定有3000个个人,他们的收入围绕着人均收入随机波动,产品单价围绕着平均价格随机波动;而到不同实体店的路程时间价值,我们采用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到四种不同实体店的路程时间,与围绕着特定年份人均GDP随机波动的具体个人收入计算出来的单位时间价值相乘。

我们将不同的收入,到不同的地点购买,购买商品的不同价格,以及假定网店愿意将节约的店面租金用于补贴快递费用,代入这个计算模型中。假定到便利店中购买商品的单价均值为20元,到超市的单价均值为30元,到专业店购买的单价均值为3000元,到综合商业中心购买的单价均值为200元,但不同的个体购买的产品会围绕着产品平均价格随机波动,范围不超过100%,放在一个模型中,我们得出,约有0.5%的情形人们愿意用网购替代便利店,2.6%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超市,88.2%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专业店,42.9%的情形愿意用网购替代综合商业中心。

从购买件数看,便利店的权重是0.61,超市是0.33,专业店是0.025,大型商业中心是0.036。那么加权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时间就是3.13分钟。平均购买一个商品的时间价值约1.69元。显然比快递成本要低。正因为收入分布是波动的,所以有些人到实体店购物的时间价值就会高于快递单价,才会出现上面估计的情形。而加权平均,网购对实体购物的替代率,如果从购物件数来看,仅有4.1%;这主要是因为人们高频率的购物主要是到便利店和超市的购物,由于距离较近,一次购物的件数较多,但平均单价较低,所以较难被网购替代。但从购物价值来看,网购替代率高达55.7%。这是因为到专业店和综合商业中心购物的单价较高。

影响网购替代率的,主要有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快递单价。收入水平决定了时间价值。201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城市居民的比重为59.6%,农村居民为40.4%。加权平均约为29299元。由此可以估计,城市居民的人均GDP 应是平均水平的134%,而农村居民的人均GDP是平均水平的49.9%。将这一比率代入模型,假设农村居民到实体店购物的路程时间与城市居民相同,则网购的件数替代率为2.6%,价值替代率为53.6%;城市居民的网购件数替代率为5.2%,价值替代率为56.6%。显然,城市的网购替代率高于农村。

而全国各地的收入水平又有不同,如2018年,北京人均GDP为140211元, 上海为134982元,江苏为115168元,浙江为98643元,广东为86412元。这五个地区的网购件数替代率如下图。网购显然是从人均收入高的地区最先开始,逐渐漫延到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

图4  北京等五地区网购替代率

一般而言,影响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因素,除了收入水平和快递单价,就是商品的单价水平。但这一因素并不会随着时间有大的变动。所以主要因素仍是前两个。变动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估计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或快递单价的降低,会有多少购买行为被网购所替代。在这里,我们假定其它因素,如价格水平等不变。

假定我国的人均GDP水平自2018年以后每年增长5%,网购件数替代率将会提高多少呢?见下图。

图5  个人收入增长下的网购替代率

然而,如果按不同类型的零售商业来看,它们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变化不同。从购买商品的品种和数量看,越是一次大量购买,越是综合性的消费,平均的交易费用越低,相反则越高。网络交易显然首先替代的是交易费用高的商业组织形式,大概首先要属专业店,其次是综合商业中心,再其次是便利店,再其次是超级市场。如人们首先越来越多地从网上购买家用电器,电脑及其配件等,而有时还会去逛综合商城,经常到超市,每次买很多商品,几乎每天去便利店。

当人均收入每年增长5%时,变化比较大的是便利店和超市,综合商业中心变化较小,而专业店的网购替代率几乎不变。这是因为在现有收入水平条件下,人们已经用网购替代了体积重量大和路程远的商品购买(89%以上),收入水平再高也没有进一步替代的潜力了。而便利店和超市则处于实体店购买和网购的边缘上,只要收入水平提高,时间价值提高,人们就会用网购替代实体店购买,用快递员替代自己跑路。

图6  四种零售方式的网购替代率

如果我们用网购替代率的增长率来描述,就会更为直观。

图7  四种零售方式的网购替代率增长率

假定收入水平不变,仍是2018年的收入水平,但快递单价每年下降5%,一直下降到原来单价水平的一半,结果如下。

图8  快递单价下降下的网购替代率

可以看出,网购件数替代率对快递单价有所反应,当快递单价降低一半时,网购件数替代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

与收入水平提高类似,便利店和超市的网购替代率会增长得更快。

与实体交易相比,网络交易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评价功能。消费者可以在购买商品后,在评价栏上对商品品质、卖家服务、发货速度、快递速度以退款速度作出评价,并能综合成分值,与其它电商对比。尤其是消费者可以写成具体的文字进行评价,这给其他潜在的购买者提供了更充分的信息。而在实体店中,我们不能获得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偶然逛到的一个实体店,就像一个没有历史的商店一样。网店的评价功能极大地减少了购买行为的不快后果,亦即提高了效用。

网络交易与实体交易相比的一个重要劣势,就是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涉及到信任。人们最初的网购经验,大多是担心付钱以后能否获得自己满意的商品。然而网上支付平台的出现,如支付宝等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支付宝不仅是一个支付手段,还是一个第三方信用担保。当他们发现收到的商品不满意时,就可以退货退款。一旦人们接受了网上支付手段,他们发现这比在实体店中的支付方便多了。人们在实体店还有可能在收银台前排队等待。于是,支付又变成了网购的一个优势。正因如此,新的模式很快就站住脚了。

三、不同商品的网购替代率

网络交易的这种优势,更大地体现在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商品领域。在各种商品中,那些无需当面查验商品规格、花色和质量的商品,更容易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如很多人的网购是从购买图书开始的。这是因为人们更重视书的内容,其它方面差一点,如封面、版式等,都不是重要的。标准化的家用电器也是如此,人们看重的是它的内在质量,外观可在网上大致看到。而内在质量是无法用肉眼观察的,只能依赖于厂家的信誉。而服装、家具等则更需要当面看清。因而无怪乎,电商多是从卖书及CD开始的。如亚马逊,当当等。反过来,实体书店首先受到了网络交易的冲击。即使到电器实体店,一般很难直接拆箱测试。所以电子产品的销售更依赖于生产企业的信誉和商家的信誉。

而有些商品,如服装,主要的功能和质量体现在外表,所以到实体店挑选和试穿,效果更好。反过来,网络交易平台上的图片虽然也给出了服装外表,但服装的质量还取决于服装质料的手感,以及合身程度,所以图片与直接观看、触摸和试穿的效果还是有一定距离。另外实体店的规模受到覆盖半径的限制,越是半径小即距离近的服装实体店规模会越小,花色品种少,从而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选择需要。

另外,商品价值的大小,商品的易腐性,商品的体积和重量,都会影响到具体零售商业形式的兴衰。商品价值越高,人们购买时就越谨慎,就越有可能直接到实体店去买;如人们很少在网上购买汽车。商品越易腐,也越不适于在网上购买。如人们还是倾向于自己直接购买新鲜食品。如果商品的体积和重量较大,人们就更倾向于让快递员送货上门。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从外表判断商品质量的程度作为一个维度,对不同商品进行排序,从最不能判断内部质量,到一目了然,形成一个连续谱系;还可以将实感与图片的差距也照此办法排序;实体店规模与品种多寡,和实体店距离也可排序;商品的易腐性的排序;商品的体积和重量的排序;从而可以用来间接判断,一种商品是否更容易用网购替代实体交易。这四个指标可分别称为“信息内外对称性”,“花色效用距离”,“易腐性”和“体积与重量”。例如,服装的信息内外对称性就较高,比如为0.95,而电视机则为0.05;服装的花色效用距离为4.7分钟,电视机为90分钟;服装的易腐性为0.2,电视机的易腐性为0.02;服装的体积与重量为1,电视机的体积与重量为19。

这些性质程度的大小都会影响到网购商品或服务的效用或成本,因而是直接影响网购率的因素。如信息内外不对称越强,越依赖于生产企业的信誉,而不是购买现场的检验,因而网购越不影响商品质量。所以网购不会降低购买者的效用。反过来,信息内外不对称性越弱,购买现场的检验就越重要,就越不依赖于网购;网购而不是在实体店购买,所带来的效用损失越大。花色效用距离直接就能估计出网购所替代的路程和运输成本。易腐性的高低也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而体积与重量直接就影响到快递的成本。所以这些性质的程度都可以折合成成本或效用,也就可以用来直接估计网购对实体店的替代的影响。

如信息内外不对称对效用的影响。在这里可以用价格来表示效用;对效用的影响可以用对价格的影响来表示。如

Pia =P(1-IA)

IA表示信息内外对称的程度,0 < IA < 1。信息内外不对称是相反的量度,即1-IA。此式表示,除非100%的信息内外对称,信息内外对称性越大,对网购的影响越大;信息内外不对称程度越大,对网购的效用越没有影响。这是因为,存在着“现场可观测性”,通过购买现场的观察,或试穿、甚至试吃,可以获得在网上看图片无法获得的有关商品的信息。而如果现场并不能获得更多的有效商品的信息,则到实体店购买就没有效用增量。Pia =P(1- IA),意为信息内外对称性越大,对网购越有负面影响,即对网购价格产生负面影响;信息内外不对称越大,对网购价格降低的影响越小。

关于花色效用距离:

dCcd = CD/S*w

其中,CD表示花色效用距离,S表示速度,w 表示单位时间成本。dCcd表示由于存在花色效用距离而产生的成本,其中各项,CD,S,w的变动都会对成本产生影响。

关于易腐性对价格的影响:

Pec =P(1-EC)

EC表示易腐性,0 < EC < 1。此式表示,易腐性越低,对网购效用的影响越小。

关于体积与重量:

dCvw = VW*c

其中,VW是体积与重量c 是单位体积重量的物流单价。dCvw 代表因体积重量的变化而导致的成本变化。

用这几个因素估计食品、非食品日常用品,大型电器和服装。我们假定:

表2  几类商品的特性

食品非食品日用品大型电器服装
信息内外对称0.50.60.010.6
花色效用距离(分钟)4.04.014.06.8
易腐性0000.01
体积重量(公斤)< 1< 119< 1

另外,根据我们的网上问卷调查,对去实体店而不网购的因素,价格高,体积大,新鲜易腐,和亲自试的比重如下图。

图9  不网购的因素结构

我们将“价值高”直接反映在价格上,“体积大”和“新鲜易腐”直接就是“体积重量”和“易腐性”,而“亲自试”因素就是因为“信息内外不对称”的反映,即如果非常不对称,也就无需到实体店亲自试了。我们将问卷中这几个因素的比重作为上述“信息内外不对称”,“易腐性”和“体积重量”因素的权重,纳入到计算中。而“花色效用距离”可用购买时间价值来衡量,直接计入成本。

如果去掉价格因素,花色品种距离和体积重量这三个可以直接计算成本和价格的因素,则剩下两个到实体店购买的因素,信息内外不对称性和易腐性的权重如下图。

图10  不网购两因素的结构

估计食品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的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便利店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便利店商品单价×(1-加权食品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加权食品易腐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非食品日常用品网购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超市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超市商品单价×(1-加权日常用品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加权日常用品易腐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大型电器网购件数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重量+商品单价/100-专业店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重量-专业店商品单价×(1-加权大型电器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服装网购件数替代率公式如下:

假如:快递单价+商品单价/100-综合商业中心路程时间×单位时间成本/件-综合商业中心商品单价×(1-加权服装信息内外对称性系数)×地租占销售额比重 < 0 ,则网购;

其中,“商品单价/100”对应于因单价高而要到实体店购买的因素,其含义是,当商品单价高时,因在网上购买失误而可能导致的损失,在一定概率(假定为1/100)下,也就高。所以要加为成本。

可得出下面的网购替代率的估计。

图11  四类商品的网购件数替代率

四、结语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由于节约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交易费用,改变了物流的流动的方向和形式,使实体零售店节约了门面和仓储的租金成本,代之以快递成本。当消费者节约的路程成本和网络零售店节约的地租成本大于快递成本和网购风险时,人们就选择网购,零售商就选择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经营。

然而,不同的人收入不同,这会影响到单位时间成本进而路程成本,而到不同类型的零售店,便利店,超市,专业店或综合商业中心的距离和购买商品的类型、单价不同,也会影响到人们是否用网购替代到实体店。本文的研究表明,2018年中国大陆的网购件数替代率约为4.6%,网购价值替代率为61.5%。

影响人们选择网购主要的两个因素是个人收入和快递单价。个人收入决定了时间成本,收入越高,时间成本越高,越愿意用网购替代要实体店的购买。快递单价影响网购的成本,快递单价越低,人们越会选择用网购替代在实体店购买。当这两个主要因素变化时,网购替代率就会发生变化。在空间上,不同地方因平均收入水平不同而网购替代率不同,如城市的网购件数替代率为5.7个百分点,而农村则为3.1个百分点。我们也可以期待,随着收入的不断提高,网购替代率也会不断提高。而随着快递单价的下降,网购替代率也会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张秋虹,“快递物流成本的分析与控制”,《经济视野》,2017年第7期。

盛洪和钱璞,“零边际成本与虚拟地租”,《制度经济学研究》,2018年第3期。

原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22年第1期

附录:关于消费者网购的行为变化调查问卷*

为了更好地了解移动互联下,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不同类型的实体商业带来的影响,天则所“移动互联网发展对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城市空间布局和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课题组制作了此份问卷调查,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填写这份问卷。本次调查以匿名方式进行,所有资料仅供课题研究使用,我们会对调查资料严格保密。在此我们向您的积极参与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带*号为必填题。

注意:答卷人回答的购物行为要以家庭为单位即无论答卷人是家庭中的父亲、母亲、老人或孩子,都不是以自己个人的购物行为为准,而是以整个家庭的购物行为(次数、件数、距离、单价等)为准。

一、您在网购之前:

1.到经常去的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1. 100米以内
  2. 100-300米
  3. 300-500米
  4. 500米以上

2.一般情况下,到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2件
  2. 3-4件
  3. 5-6件
  4. 7-10件
  5. 11件以上

3.在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单位商品的平均价格约为多少?[单选题]

  1. 10元
  2. 15元
  3. 20元
  4. 25元
  5. 30元
  6. 35元以上

4.去便利店/社区商店/杂货店购买频率一般是多少(次/月)?[单选题]

  1. 1-5次/月
  2. 6-10次/月
  3. 11-15次/月
  4. 16-20次/月
  5. 21次/月以上

5.您到经常去的超市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1. 500米以内
  2. 500-1000米
  3. 1000-2000米
  4. 2000米以上

6.在超市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5件
  2. 6-10件
  3. 11-15件
  4. 16-20件
  5. 21件以上

7.去超市购买频率是多少(次/月)?[单选题]

  1. 1-3次/月
  2. 4-6次/月
  3. 7-9次/月
  4. 10-15次/月
  5. 16次/月以上

8.到经常去的专业店(例如书店、家电、家居建材)的路程是多远?[单选题]

  1. 1000米以内
  2. 2000米以内
  3. 2000-5000米
  4. 5000-10000米
  5. 10000-20000米
  6. 20000米以上

9. 去专业店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2件
  2. 3-5件
  3. 6-10件
  4. 11-15件
  5. 16件以上

10.去专业店购买频率是多少(次/年)?[单选题]

  1. 1-3次/年
  2. 4-6次/年
  3. 7-9次/年
  4. 10次/年以上

11.到经常去的综合商业中心(mall)的路程是多远(米)?[单选题]

  1. 1000米以内
  2. 2000米以内
  3. 2000-5000米
  4. 5000-10000米
  5. 10000-20000米
  6. 20000米以上

12.在综合商业中心每次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3件
  2. 4-6件
  3. 7-10件
  4. 11-15件
  5. 16件以上

13.去综合商业中心购买频率是多少(次/年)?[单选题]

  1. 1-3次/年
  2. 4-6次/年
  3. 7-10次/年
  4. 11-15次/年
  5. 16-20次/年
  6. 21次以上

14.到综合商业中心的主要活动?(多选题)

  1. 购物
  2. 吃饭
  3. 看电影
  4. 其他休闲娱乐活动

二、您在网购以后

15.去便利店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如果减少了平均每月减少多少(次/月)?[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次以上

16.去超市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月)?[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以上

17.去专业店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年)?[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次以上

18.去综合商业中心(mall)的次数是否减少了,减少多少(次/年)?[单选题]

  1. 没什么变化
  2. 3-5次
  3. 6-9次
  4. 10-14次
  5. 15次以上

19.买什么样的商品要去实体店?[多选题]

  1. 价值高的
  2. 体积大的
  3. 新鲜易腐的
  4. 要亲自试用的
  5.             

20.您一年中网购商品的价值占您全部购物的比例大约是多少?[单选题]

  1. 10%以下
  2. 11-20%
  3. 21-30%
  4. 31-40%
  5. 41-50%
  6. 51-60%
  7. 61-70%
  8. 71-80%
  9. 81-90%
  10. 91%以上

21.网购的频率(次/月)大约是多少?[单选题]

  1. 1-3次
  2. 4-6次
  3. 7-10次
  4. 11-15次
  5. 16-20次
  6. 21次以上

22.每次网购大约购买多少件商品?[单选题]

  1. 1-3件
  2. 4-6件
  3. 7-10件
  4. 11-15件
  5. 16件以上

三、基本信息

23.您的性别?[单选题]

24.您的年龄?[单选题]

  1. 18岁以下
  2. 19-25岁
  3. 26-30岁
  4. 31-35岁
  5. 36-40岁
  6. 41-50岁
  7. 51岁以上

25. 您的个人月收入(从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收入总和,包括零花钱)是多少?[单选题]

  1. 3000元以下
  2. 3001-5000元
  3. 5001-10000元
  4. 10001-20000元
  5. 20001元以上

26.您受教育的程度?[单选题]

  1. 初中及以下
  2. 高中/大专
  3. 本科
  4. 硕士及以上

27.您所在的城市?[单选题]

  1. 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2. 二线城市
  3. 三、四线城市
  4. 乡镇级

28.您所居住的区域位于城镇的位置?[单选题]

  1. 城市中心区
  2. 城郊结合部
  3. 郊区
  4. 村镇

* 感谢钱璞,帮助我完成了《关于消费者的行为变化调查问卷》的工作。

[元野] 千岛湖落日|盛洪

从波士顿开始的美国东北部自驾,第一站是千岛湖。这是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旅游胜地。我们在经过州边界时,路边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本子供路人登记。我们在那里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家庭,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他们是从纽约开车过来的。妇人有点不舒服,他们都有点情绪不高。过了一会儿,他们掉头回去了。

驱车到千岛湖。大概这不是中国旅游团的保留节目,所以中国游客比较少。酒店前台没有意识到我们要入住,问我们找谁。酒店就靠湖边,办好入住,我们就在房间阳台看湖景,照了些相片。

然后就到湖边去散步。酒店附近的景色似乎不太精彩,又有一个鱼市场,有点嘈杂。老妈建议开车沿湖到其它地方看看,于是到了约十公里之外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湖景湖岸似乎漂亮些。

这时也快到了晚饭的时间。恰好附近有一个披萨店,进去点一个披萨。经营的是两个年轻女孩,她们的披萨水平不太高。不过这是普遍现象,全世界的旅游地的披萨水平都不太高。就是在威尼斯,在其很著名的饭馆里,披萨都咬不动。披萨虽不好,权且充饥。然而在这时,在这披萨店里,有一缕夕阳照进,却是非常美丽。暗红的,柔和的。也许这么差的披萨还能幸存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店的位置好,在黄昏时刻有落日美景。一时间我们觉得披萨味道也不错。

吃完晚饭,就回到湖边。夕阳继续下沉。红色更为深暗。在夕阳的衬映下,一些鸟在日落前抓紧翱翔,一只船在湖上荡漾。我们坐在湖边,静静地看着落日。

这时从附近飘来一阵歌声。原来是有一群大学生在这里唱歌,他们在这里欢度周末。很好。他们也在为我们的落日伴奏。

第二天,我们按照原先的安排乘游船到湖上游览。我在若干年前曾经游览过这个湖。那是一次在多伦多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小军去看我,顺便到千岛湖乘船游玩。从加拿大那一端过来,似乎远一些。千岛湖的岛上有不少名人别墅。这次路程近一些。导游在经过一些岛的时候介绍了相应名人的别墅。

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岛叫“爱情岛”。是一个叫作乔治. 博尔特的富豪买下的岛,他在岛上建造了他与爱妻共同的爱巢。但建造完成后,爱妻不幸去世了。他悲痛欲绝,从此不登此岛。

据说千岛湖有1600多个岛。究竟有哪些明星、富人?走马观花,也没有文化背景知识,加上英语听力不太好,也没记住。离开千岛湖以后,名人别墅淡忘了,它的落日却永驻心中。

[明师精粹] 通古今之变:契约、习惯、传统和制度变迁(5)|盛洪

把“rule of law”译成“法治”,又把其中的“法”作狭义解释为“法律”——强制性秩序,是一个巨大错误。“法治”就成了“法律的统治”,即强制性的统治。其中的law应该作广义理解,即规则,定理或天道。而在现实世界中最接近天道的是礼,是习俗,是习惯法。源于习惯法的普通法被清教徒带到美国,为美国宪政提供了重要基础,包括美国宪法中的重要原则,程序主义传统,司法审查等,从而被称为普通法宪政主义。我们要摒弃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和宏大叙事的历史观,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同意所达成的契约、习俗和传统带来的制度变迁。我们要强调礼的、或普通法的思维方法,要相信普通人,重视习俗和惯例,优先非强制性规则,即“百姓日用即道,满街都是圣人。”

这是我于2016年7月31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题目是“通古今之变:契约、习惯、传统与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