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财富分配不公平的原因是垄断和滥用公权力|盛洪

盛按:最近看当局称要“共同富裕”,“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企业更多回报社会”,有些担心。这些话不算错,但是由政府说出就错了。因为政府因其巨大规模和强制性,一旦“鼓励”什么,或要求人们“自愿”做什么事,会导致对“富人”或“企业”的巨大心理压力,打破“回报社会”的自愿性质,助长劫富济贫倾向,最终压抑人们创新和勤奋工作的激励动机,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历史告诉我们,在政府强大压力下形成的政治运动,如农村集体化运动,公私合营运动中,“自愿”是什么意思,那跟“强制”没什么区别。所以,即使在社会慈善和捐献领域,政府仍应该谨慎持中立态度。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打着“调节过高收入”的旗号增加税收,从而增加政府及其官员的收入,就完全是恶化收入分配状况了。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与这个社会对富人的包容程度成正比。下面是十年前的答记者问,涉及这一问题。

《审计报》记者:请问,在”十一五”刚刚过去不久,中国成为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您如何评价这个事情?

盛洪:这是中国经济向正常状态的回归。据著名经济史学者麦迪森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第一大经济体,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仍是第一大经济体,只是近代有那么一段时间衰落了。现在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记者:财政部在今年1月20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去年12个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83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1.3%。这是我国财政收入首次超过8万亿元大关。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盛洪:单看83000亿本身没有太多信息,关键是看比例。现在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而GDP增长只有10%左右,就是说财政收入2倍于GDP的增长。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财政收入应当有一个恰当的规模,而且随着经济体总量的增长,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应该相对下降才对,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性。所以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应该是低于CDP的增长速度。况且,83000亿还不包括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大量的”土地财政”。所以政府占用的资源太多了,而相对来说,非政府部门如企业、家庭、个人掌握的财富就会更少。实际上,非政府部门掌握资源才能更好地发挥生产积极性,更有效率。在财政收入规模上,应该是社会需要多少公共物品,根据这个需求来决定财政支出的多少,再决定财政收入多少。现在的情况实际上是决定好一个税收比例,由于经济增长以及收税的效率提高,财政收入增长比GDP增长还快,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需要这么多钱。但是有些政府官员认为这些是他们应该花掉的钱,所以有政府部门到了年底突击花钱的事情,这背离了政府为社会服务的宗旨。由于存在着财政支出刚性,本是应该受约束的财政收入增长就压不下来。

记者: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应该说,这是多年的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成绩。民营企业也有发展,但发展水平还不怎么稳定。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企业的发展?

盛洪: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是”真”的利润,由于国企占据垄断的、排他的地位,滥用公权力排斥其他民营企业的竞争,无偿占有国有土地,而不支付地租,以及获得非常明显的贷款优惠。再如石油开采权,如果按市场自然资源租金交纳的话,每吨要付400到500元的租金,他们实际每吨交30元,这个少交的部分,少支出资金的就变成了这些国有企业的”利润”。我们最近完成的一个研究报告证明,剔除应该交而没有交的地租、自然资源租金及获取的贷款优惠,从2001年到2008年国企实际上从整体上是亏损的。国企所处的垄断地位还与包括民企在内的整个社会有冲突。2010年上交的利润额是非常少的,只有3%。有哪个股东愿意你一年只交3%的利润?而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5至10倍于社会平均水平,这并不是他们辛勤劳动所得,而是侵占了社会的财富。民营企业从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有过长足发展。这几年发展受阻,就是因为”国进民退”。国有企业不仅占据和垄断资源,在购买领域也存在垄断。不少民营企业的产品是给大国企配套的,一些国企在这方面制定买方垄断的价格,也使民营企业受损。要解决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根本的措施就是要改革国有企业制度。原来提出”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是不够的,还要从垄断行业退出才行。国有企业的设立应有特定的目的,就是提供某种特殊公共服务,既不宜于用政府的形式提供,也不宜于由民营企业提供的公共服务,并要制定非常严格的设立条件,由立法机关来严格控制,一定要限定在非营利领域才适宜。所以国企应从营利性领域中退出,这些国企在营利性领域的部分要逐步民营化。

记者:有消息说,中国10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而且,最近”中国买家横扫全球房产市场”,因此有人说中国人”钱多人傻”。”钱多人傻”这种现象说明什么?我们社会对财富的认识、对财富的态度是否存在明显的问题?您怎么看公民群体的财富状况?

盛洪:实际上只是中国一部分人的钱多。”钱多人傻”的人与一些国有企业的钱来得容易有关;不是辛勤劳动、不是创新、不是技术发明所得;而是因为垄断地位,因为不支付应支付的成本。这么多钱,实际上不是好来的。当然,也有民营企业的钱也不是好来的,比如通过行贿政府官员获得垄断地位或低价获得资源开采权。因为中国人多,其中的一部分人有钱,这些有钱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如果分配是比较公正的话,不会有富得邪门的那种情况,比如有些开发商很有钱,是通过低价买土地而来的。正是钱来得容易,所以花的也容易,花得也不那么聪明。所以”钱多人傻”是可能的。中国很多老百姓并不是很有钱,这正是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老百姓的收入肯定是提高了,收入都在增长,但增长速度不够快,没有随经济增长同比例地增加收入。GDP增10%,老百姓没有增加这么多,因为有的人依赖于垄断权,增加了20%。当然,中国人财富多了,到世界各地去消费,这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因为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而中国消费者为世界创造了市场,创造了收入。但是,中国人的消费偏好、取向也影响产品发展的方向。如果消费者喜欢粗俗的东西,就会有人提供粗俗的产品,比如说赌博和色情。消费者喜欢高雅的、艺术的东西,就会导致这类产品增加。所以中国人应该考虑收入增加后,怎样提升自己的品味,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使这个世界因为中国的影响走向更为文明的境界。

记者: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您看来,未来五年里要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

盛洪:初次分配是根本的、基础的,初次分配中应该是市场的、公平竞争的规则。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要在初次分配机制下实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束后,劳动报酬必然要提高。目前应首先强调完善初次分配的机制,要打破垄断、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所有人的产权都要得到保护。大的产权要保护,而小的产权才最应该得到保护,要从保护成千上万的小规模产权开始。如果市场竞争是公平的,产权受到很好的保护,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就会得到很好的解决。然而,我们应该慎用收入的再分配机制,即政府介入收入分配,这可能会导致寻租和腐败。

2011年3月9日

【周雅】威尼斯:拥挤的天堂|盛洪

中国有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意大利,可以说“下有威尼斯”。像天堂一样的地方,必定游人如潮。所以威尼斯也许是意大利最拥挤的地方。难道比罗马还要拥挤吗?我没有直接的统计数字,但我知道,威尼斯的房价比罗马高。租住旅馆,价格至少是罗马的两倍。这也难怪,威尼斯是一个岛,面积有限;而罗马在平原上,可以扩展。

威尼斯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岛,它位于一个潟湖之中。所谓“潟湖”是海洋靠近大陆类似于湖的地方,就像一块湿地,海水落潮,陆地就显露出来;海水涨潮则被淹没,但不会太深。又有河道通入,这对于作为一个港口是很好的条件。当然,威尼斯的先人们可不是因为要造一个港口,经过缜密的考察才选定这个位置,而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即逃避野蛮人的杀戮才跑到这个岛上。那是西元五世纪,蛮族横扫亚平宁半岛,罗马陷落。

这种说法暗示,逃到威尼斯的是罗马残存的文明人。他们既传承着希腊罗马传统,又是在罗马皈依基督教后的基督徒。这两种亚文化共同构成了以后威尼斯人的精神世界,也奠定了她的政治结构的基础。

在威尼斯总督府,我们看到大量基督教题材的绘画,只是在画中,我们还看到了历代总督的身影。他们多是在耶稣、圣母或其它圣贤或先知面前祈祷。画中的总督很好辨认,他们虽面貌不同,但都身穿金色披风。这似乎说明了威尼斯的政治文化结构。基督教是他们的价值根基,议会在《圣经》指导下立法,总督在上帝的注视下行政。

威尼斯总督参拜圣母(威尼斯总督府)

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因为在西元十三世纪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主政体,而威尼斯却是一个有着60人议会的共和国。无怪乎威尼斯繁荣了起来,甚至让人感觉到接近了天堂。于是威尼斯政府悬赏重金求一幅描绘天堂的画,最后荣誉归于丁托列托。如今他画的《天堂》悬挂在威尼斯总督府的大议会厅里。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幅油画。

丁托列托:天堂(威尼斯总督府)

不过,从中国的审美眼光看来,这幅画画得太满,没有留白。天堂太挤了。这也许是因为天堂太好了,人们都愿意往里挤;也许是因为,天堂太小了,如同威尼斯。这与中国绘画中的理想境界完全不同。在中国画中,理想的桃花源是一个人迹罕至,山水空濛的地方。从这幅《天堂》来看,也许“好”孕育着“坏”。

在就同一个大厅,我们看到的是战争题材的绘画。这与“天堂”主题颇不和谐,但似乎又与威尼斯这个“天堂”很有关系。威尼斯繁荣了,也就强大了,成为一时的霸权。她的影响波及意大利半岛、希腊半岛,爱琴海,以及北非。当十字军第四次东征时,威尼斯也派兵参战,不过没有攻打穆斯林国家,却打下了君士坦丁堡。这是拜占庭的大本营。作为威尼斯的历史荣耀,绘画记录了战争场面。

威尼斯进攻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总督府)

与意大利其它地方类似,威尼斯也是一个文化宽容的地方。教堂很多,供奉着不同的先知和圣徒。我们看到有圣摩西教堂,还有以圣约翰父亲命名的教堂。显然,这里的《旧约》传统浓厚。这里不仅挤满了避难者的后代和游客,还挤满了圣徒、先知和神。他们“并育而不相害”。宽容,也许是人间幸福最重要的因素。

威尼斯圣摩西教堂

【治国】政府要中立,操纵不可容|盛洪

政府要中立,操纵不可容

2015年10月28日在「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上的演讲

盛按:这是6年前关于股市的演讲,题目是后加的。这个题目适用于整个政府的行为。因为政府不仅体量巨大,具有权威性,而且有强制手段,一旦采取非中立政策,甚至仅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也会对市场和社会造成冲击。而市场和社会的规则是,让千万个分散的个人决策,他们的决策互相影响和对冲,最后形成一个均衡的价格或习惯,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因素在这一规则下全被消化进去,也避免了极端或偏颇的情形。而政府这个庞然大物一旦采取非中立立场,就会打破这一均衡,造成很大效率损失或侵害。即使政府想做“好事”,也会因其性质而“办坏事”。例如宋代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帮助穷人借款,但一旦成为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就难免出现强制借款的现象,结果将民间搞得鸡飞狗跳。减少学生校外补课负担,和减少学生沉迷网游本是“好事”,但让政府做就可能变成坏事。因为这两件事都不是绝对的好或坏的问题,而是程度问题。怎样把握恰到好处,是应该让民间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博弈,如家长集团与学校集团之间互相博弈,政府不要出手。政府应该做的,是反省为什么会出现校外补课的恶性竞争,这本是糟糕的“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制度造成的。政府应该考虑怎样改革考试制度。(2021年8月7日)

今天听了一天非常有收获,而且很多观点跟大家都有很多重叠之处。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我简略谈一下我的想法。首先是对政府的表现我们有很多批评,我觉得第一个批评就是政府明显的表现得不中立。这好象特别奇怪,本来政府应该是一个中立政府,他对熊市还是牛市不应该有倾向性,因为他要珍惜市场表现出来的自然状态。但是很可惜。以前尽管很多政府官员都情不自禁的喜欢牛市,但是一般来讲都比较自律,但是这次好象政府的风格跟以前几届不一样,以前几届基本上还是比较低调。这届政府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张扬,公然地去鼓吹牛市。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另外,在救市的时候,刚才左类蕾和杨帆也说了,都公然说我要救市,要救到哪个点,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政府之大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点没有意识?后来还有一个消息说证监会召集券商商量什么时候退市,这是证监会明显不尊重市场,这个市场到底什么价位不是市场决定,由它决定。

    后来在追查的时候,只追查“恶意做空”。刚才也有人谈过“恶意做空”。恶意做空是有,但是这句话不对称,应该同时有“恶意做多”,因为做空的人不会单纯做空的,做空的人一定做过多,股市不振荡他不会赚钱,所以只讲恶意做空,不讲恶意做多是错的。今年4、5月份的时候我就感觉很不正常,上午田利辉说的现象,我跟他有同感,古今中外没有见过这样的股市,两三天股市就振荡,过去觉得股市振荡1-2%了不得了,6%、8%是没有听说过的,非常大的振荡。这是为什么?应该说有人在所谓恶意操作,但是关键在于不仅是恶意做空,还有来意做多。因为一个股市如果只有恶意做空的话,只是单向的,不可能的。所以从这点来讲,能看到政府的倾向性,它的不中立。

    第二,刚才有几个人谈恶意做空这个事情。什么叫恶意操作?这与正常的市场交易有什么区别?我觉得有一个区别。比如说我们有买卖的手段,我们可以做空,我们还有融资融券,这些手段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操作算是善意做空或者合法做空,什么是恶意做空(当然包括恶意做多)?我觉得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操纵股价。刚才左小蕾也谈到了一点,就是索罗斯这些对冲基金在香港。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高盛也被罚过,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他的罪名也是恶意做空。“恶意”就是说你这个操作影响了价格,所谓自然的操作是指你不影响价格。当然,这个之间不是完全能分开,但是大致能分开。比如说你把股价拉高到什么程度?这个拉本身就是错的。所以这叫恶意,这就使得股市价格不是自然的价格,不是真实价格,是人为的价格。所以这是比较好判断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证监会没有这么判断。而且包括公安部门进来,他更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什么叫做恶意,什么不是恶意,就是你是不是在影响价格。经济学在这方面其实都有很多讨论,经济学反对垄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垄断是影响价格的,就是垄断行为是影响价格的,所谓恶意做空和恶意做多,操纵股市,最重要一点,它跟垄断很相似,就是你的交易规模足够大以后,你是可以影响价格的。这个就是恶意,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左小蕾谈很多对冲基金的操作,我是有同感的。因为我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关注过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对冲基金这个词,hedge fund,就真是对冲,对冲没有任何投机的意思,就是把风险对冲掉了。但是,很多对冲基金,包括像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等等,他是靠对冲基金的一种性质,就是他用期权期货的某种杠杆特性,用小资金撬动大的交易量影响价格,这是有问题的,我一直说这是错的。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恶意,什么是善意,或者什么是正常市场交易,什么是恶意市场操纵。

第三,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区别,我们对这次股市异常和后来的股灾,可以非常清楚判定事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股市交易全有纪录,这是别的交易不大好实现的,股市交易都有纪录。我们现在在淘宝上买东西也有记录。这个记录很清楚,谁在买,谁在拉高价格,谁在做空价格都是很清楚的。非常简单就能判断。当然这是技术性问题,你把数据库调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第四,如此容易判定的事实,现在没有判定。我们经常看到什么?有的小盘,就是一个股民,大概是一千万,最后被逼的抛售,因为他要平仓,结果他担心他被视为恶意做空,我觉得这很可悲。这种恶意做空绝不能找到只有一千万的盘子上,没有可能。肯定是大资金,不是大资金怎么影响这么大的股市动荡呢?我们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这样一个监察机构避重就轻,他没有抓真正该抓的人,而真正该抓的人都有记录,我们完全能看到,分分钟就能看到,为什么没有?

第五,证监会履行了职责吗?它的职责是什么?可以说它没有履行它的职责,因为它没有抓真正的大老虎。为什么?这里我打一个问号。真正的大老虎有足够大的政治力量,让它不敢管。这就是问题。今年股市的大振荡时它管了吗?所以,这个股市背后其实是一个政治结构问题,有个什么公司老总,有个什么散户,他们都是小萝卜头,真正的大老虎在后面。

我看了一下数据,银行持有的股权资产今年大概比去年同期最多增长了5万亿,这个数字约为股票总市值的1/10,足以引起股份动荡。这个钱就是从银行进去的,而这个钱不是从大银行,而是从中小银行进去的,这个线索非常清楚。谁从银行拿的钱?都非常清楚,银行都是有记录的,非常清楚的,不是小股民,小股民能翻起多大浪?根本不可能。所以最重要的是宪政结构问题,就是行政部门为所欲为,毫不避讳,好象不存在法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有关股市这次异常和股灾,有从经济学分析,也有从法学分析,当然我都非常同意,但是我觉得应该从更大的格局看这个问题。我刚才讲了“喜欢牛市”问题,其实所有政府都喜欢牛市,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那是肯定的。但是区别在于有些国家还是有些约束的,我喜欢牛市,我想刺激一下,但是还是有约束的、有障碍的,不能放开手脚去做。有一些人有大资金,和牛市的愿望相同,就可以放他们去做。其实这个结果就是你把市价拉起来,它就会跌下去,从来如此。所以,从最高的政治领导人来讲,一定要心情淡然,不能被政治虚荣心冲昏头脑,结果就是这个结果。你冲昏头脑,也蒙住了眼睛,看不清机构的操作是什么,他可能是投你所好操作。所以这个错误就叠加起来了。

【治国】天赋教育权|盛洪

盛按:最近看到当局某一行政机构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教育部并设置“校外培训监管司”,其主旨是加强当局对校外培训市场的干预,提高进入门槛,恶化校外培训环境。一时间,不少地区政府命令校外培训机构停课,造成这一领域的巨大冲击,不少有教育培训业务的公司股票市值大跌。问题还不在于这个《意见》是否妥当,而在于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制定该《意见》的机构是否有修改宪法的权力,发布该《意见》的机构是否有资格。我们很惊讶,当局为什么认为它有决定民间机构有否培训资格的权力。民间校外培训机构如果有问题,可以由行业自治组织加以解决。我在十多年前一次发言中,就强调“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它不能被当局的行政机构剥夺。再发。

天赋教育权

2010年5月14日在”教育改革三十人论坛”上的发言

盛洪

我的演讲题目叫作”教育权问题是一个宪政问题”。首先应强调,这里讲的“教育权”不是“被教育权”,换句话说是”办学的权利”。我们为什么把它说成是宪政问题,是因为宪政问题就是根源问题,权力来源问题。

对我们国家30多年改革取得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进行了宪政改革,也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这可以从两句话中体现出来,一句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一句话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达到目标,什么“主义”并不重要。这里的目标,是指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第二,任何一个个人都有局限性,他不可能是全知全能,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不犯错误,所以不存在一个人为设计的完善制度,也没有什么一个人发出的“最高指示”,别人不能去触动,不能去改革。虽然这两句话没有写入宪法文件,但在实际中是改革最基本的原则。在这两个基本原则上,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刻的30年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它具有宪政含义,即人们有了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最根本的。而这种经济活动的自由或权利发源于什么地方?这不是政府恩赐的权利,而是人们的自然权利,政府只是还权于民,这个权利是发自于他们本身。这才有了我们30年的奇迹。

而反观教育领域,可以看出这是抗拒改革开放原则的顽固领域。这是一个基本判断。我们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还权于民,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对的。这样一条道路既然是对的,它背后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的,就应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反观我们的教育领域,这样一个在其它领域天翻地覆的变化却没有发生,它还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可以把今天教育领域好有一比:今天所有对教育领域的管制形式,都和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几乎一模一样。一是“进入管制”,包括资格认定,学校不是自由创建,而是由教育管理当局来批准。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计划”、“价格管制”、“产量指标”等等,还有“产品结构”等概念,对应于今天的对学校的“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学科专业设置”的管制。再有就是“合格证颁发”,我们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虽然由学校颁发,但颁发的资格却要由教育管理当局授予,甚至证书的样式教育管理当局也要规定。还有一个问题是“统一产品设计”。我们的教科书,要由政府统一审定。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领域结构还是计划经济的。而计划经济的根本错误是认识论的错误,认为计划当局全知全能,而我们知道,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结论是,30年的改革证明了计划经济就是错的,不仅在物质生产领域是错误的,在人才生产领域中更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它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由于我们的教育领域没有与全国一起进行具有宪政意义的30年改革,在这一改革中,直接干预经济的大量政府部门被裁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民自由地创办企业,我们的经济蓬勃发展。而现在我们的教育管理当局不仅没有被裁撤,反而认为它有权力规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设立学校要经教育管理当局批准。它不顾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认为不符合它的规定就不该办学。前些年大量的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2007年上海关闭了建英学校,导致1600个学生失学。另外还有禁止私塾,干涉孟母堂的正常教学。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教育管理当局限制别人进入教育领域的权力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权力来源的问题,这是一个宪政层次的追问。

为什么教育管理当局没有权力决定谁该进入教育领域?首先,教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来源于人最自然的权利,即父母要向子女传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也包括世世代代人的知识与文化积累,他可以自己把这些知识告诉自己的子女,也可以委托别人告诉自己的子女,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的。我们知道,孔子是没有办学执照的,但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私学传统。没有这样的私学传统就没有中华文明。宋代是一个非常灿烂的文化发展时期,民间的书院遍地开花。在南宋442所书院当中,46%到63%是民办的。因此就有了儒学革命。再看今天的中国,我们的《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其中谈到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

教育管理当局潜越教育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果。第一是,应试教育,扼杀个性;第二是排斥经典,降低教材质量;第三是教育管理当局自我授权,滥用公权;造租寻租,导致教育腐败;第四是制造地区歧视,亵渎平等;第五是破坏弱势群体教育,压制民间教育。最重要的,这将导致整个国家教育质量低下,贻误中华文明未来。

最后,我提几点关于教育权的改革建议。一是根据宪法教育自由的原则,改进有关法律,明确办学自由。二是撤消教育部,设立教育监管委员会。三是结束违宪行为,取消对教育领域的进入管制。四是在还权于民、办学自由的基础上管制:对学校间竞争秩序进行规范和维护;在初等义务教育领域进行转移支付,保证起点平等;在高等教育领域资助理论创新,支持助学基金和助学贷款等。五是鼓励成立教育促进基金会,吸收大量民间资金。六是鼓励建立民间的竞争性的教育评级和监督机构和制度。最后,设立公正的国家考试制度,为公私学校的教育目标提供参照。

提问:我们国家现在政府做一个判断,全能政府,我觉得到教育领域到现在也还是全能政府,而且你提出来政府可以自我授权,怎么能够改变政府自我授权的状况?

盛洪:我觉得是宪政改革。政府自我授权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不仅使政府认为自己有权力,而且使广大的老百姓也认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政府的这个权力从哪儿来,这就是一种宪政层次的追问。我们首先要指出,教育管理当局的权力是没有根源的,只是自我授权的。先从观念上改变。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进行宪政改革,我们在宪法上做出规定,这样的一个政府机关到底有什么样的权限。也告诉他们,你们的权力从哪儿来,是人民通过一个立宪过程给你的权力,同时也规定在权限之外你是没有权力的,你不能超越宪法规定权限。其次,我们的宪法要司法化,一旦发现有些政府部门越过宪法授予它的权力,自我授权的话,你应该可以去起诉它。

提问:你认为这个可能吗?

盛洪:现在在中国不可能,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宪法司法化的机制,但这正是我们要进行宪政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都承认宪法很重要,但是它不可实施、不可诉,那么这个宪法就是一纸空文。所以要把它变得可实施。

谁之过?—— 北京雨灾的政府责任探讨|盛 洪

盛按:“7.21”,多么熟悉的日子。九年前,北京发生过“721雨灾”。当时有一辆车陷入在广渠门桥下水中,车主不幸死亡。我专门为此事写过一篇文章,指责北京市政府应对此负责。不想这一惨痛教训,并没有被其它地方政府所重视,这次郑州的721雨灾,竟有数百辆车被淹在京广路隧道,该有多少人遇难!这说明,在多年前在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以致政府不把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它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灾难应急处置),反而用在侵犯公民权利和掩盖错误、文过饰非方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它追求短期“政绩”,而忽视造福长远的基础设施;第二,追求“表面光”,不愿意在看不见的地下花力气;第三,谄媚逢迎,揣摩上意,明知上级命令违反宪法和法律也要执行;第四,为自己或官员攫取利益,不惜侵犯民众和企业的权利和利益;第五,认为“干得好不如说得好”,“干坏事也能说成好事”,将精力和资源用于封锁消息,打压真相的网络传播,而不是用于避免灾难。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不少地方政府整天忙于强拆民宅,欺凌民企,统一街牌,驱赶“低端”,关闭市场,侵入社区,作秀邀宠,歌功颂德,封锁消息,删贴封号。他们不可能把精力和智慧真正用于政府应该做的正事,应对突发的灾难。实际上,这次发生在郑州地铁和隧道中的悲剧还可能是郑州市政府严重渎职造成的。据报道,河南省气象台在7月15日在政府内部报告中就预测到7月19日后有特大暴雨;7月19日晚发布了首次暴雨红色预警;但郑州市政府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停运地铁,并封闭隧道。而作出这样的决策,显然不是什么难事,而它已经习惯于不做正事,真正做本职工作反而不会了。它现在仍然没有检讨自己有什么错误,而是忙于删除批评它的网络文章。因而,只有建立一个可批评、受监督、可问责的政府,才能避免此类悲剧的再度发生。(2021年7月24日)

北京官方公布,7月21日暴雨导致了77人死亡,原因各有不同,信息也并不充分。我仅以广渠门桥下死亡的丁志健先生一案为例。因为关于这一案例,信息披露得相对充分,且已有很多争论,在有些网站上也有讨论和投票。一方意见是说,丁先生自己不慎开入水中,且缺乏自救能力,所以他的死亡主要应由他自己负责。另一方面的意见是说,当时在场的交通警和消防队员没有及时救人,应该对丁先生的死亡负主要责任。对这种看法,有人反驳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交通警和消防队员在没有水下作业装备的条件下贸然救人,也可能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所以也不可苛责他们。

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政府对丁先生的死亡负有什么责任。我们一般说,政府的设立是为了提供公共物品,即个人或企业通过市场所不能提供的服务。具体而言,在譬如7月21日的暴雨降临时,北京这个社会是否需要一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

答案是肯定的。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面前,至少有三个方面是市场失灵的。第一是信息方面。一个个人,或凭借自己的能力,或凭借市场提供的服务,不能很清楚和全面地判断和理解他所面临的灾害的严重程度,也不完全知道城市或乡村道路的具体情况;尽管个人最关心自己的安全,但也可能因为信息上的缺失而判断失误,有些个人就会做出错误决定。

第二,灾害并不是时时都有,越是重大的灾害出现的频率越低。如果市场中的一个企业提供灾害预防和救援工作,可能因其实际提供服务的机率太低而入不敷出,无法生存下去;也会因事涉生命的重要选择,不能“不给钱就不救命”,也无法实行市场规则。

第三,当大的灾害来临时,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动员相当多的人力与资源去防御和救援,而一般的企业没有如此大的动员能力与灾害抗衡,市场交易过程也缺少迅速反应的特点。

因而,人类社会应对发生频率较低、规模较大的突发的自然灾害的制度,就是政府。这是因为,第一,政府可以设立气象部门,也负责建设和管理城市道路与高速公路,比普通个人或组织掌握更多的关于自然灾害和道路状态的信息,也就更能向人们提供避免灾害的信息;第二,政府的“商业模式”是强制性地收取税赋,且能将此一收入做长期配置,以防出现频率较低、但损害巨大的灾难;第三,政府在短时间内的动员能力是一般企业和个人无法比拟的。反过来说,应对如7.21雨灾一样的灾难,北京市政府就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

那么,具体对于丁先生的死亡,北京市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首先是要有能够抵御灾害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果在广渠门桥下的积水不会淹没车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悲剧。然而,据北京市抗旱防汛指挥部说,北京城区的排水标准只是三年一遇,无法对抗61年一遇的暴雨。人们要问,为什么标准如此之低呢?这显然涉及以往历届北京市政府的责任,但在这里,我们暂不追究。如果再问,为什么不能很快提高排水标准呢?据说要进行这样的改造,需要巨额的投资和较长的时间。

然而,如果排出轻重缓急,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若大的北京城,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急需改造。只要将容易积水的几个特殊地点,包括广渠门桥下的排水标准提高,就能在很短时间内减少城区的积水地点。这些点并不多,根据这次灾后网上公布的北京市积水点,加上网友的补充,最多不超过五十处。其中这次积水超过1.5米深、可致人死命的积水点,也就是广渠门桥,南洼岗铁路桥肖村桥,双营铁路桥,金安铁路桥,和莲花桥等六处。只要集中资金和力量先改造最危险路段,就能至少避免生命损失。

还有专家指出,由于土地紧张,在立交桥下没有足够的土地建立排水设施。但这仍然不是理由。如果没有固定的排水设施,就应多配备移动抽水设备。一旦出现情况,就应迅速到位排水。但这次广渠门桥如此深的积水,并没有听说有移动泵车的支援。

当然,即使提高了排水标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城区积水。因为即使是五年一遇标准甚至十年一遇标准,仍然无法抵御61年一遇的暴雨。如果北京市气象台如其所说,已经在19日就预报了21日将有暴雨,降水量预计为40~80毫米,已明显超出三年一遇的极端情况(36毫米),人们就可以预见,在重点下沉路段,会出现淹没车辆的积水。在这时,既然行政部门已经知道将要出现的雨情和城区道路情况,合乎逻辑地,就有义务配备力量到这些重要地点去排水和布置安全警戒,以及一旦出现事故的救援。广渠门桥下,显然是一个重点。

后来,实际的降雨量远远超过北京市气象局的预报,达到了全市平均164毫米,为预报上限的两倍。这可能会使政府部门措手不及。但与地震不同,降雨量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的,行政部门完全可以根据降雨量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动。在明确知道,降雨将会带来一些地点的大量积水时,行政部门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手机短信和交通台,警告人们不要开车通过那些危险的路段。

显然,人们没有收到这样的警告,包括丁先生。然而,即使如此,还有最硬的防范措施,就是应在广渠门桥等重点下沉路段前部署交通警,或设置警示标志,或直接指挥,阻止车辆,包括丁先生的车辆驶入桥下。这应是交通警的基本职责,即“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和“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桥下积水深至没车,就相当于道路塌方或桥梁断裂,车辆继续前行就有生命危险,也就会发生重大事故。不仅是警察,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应向开来的汽车提出警告。

据报道,当天在广渠门桥附近降雨量高达196毫米。“18点40分开始,夕照寺街附近四个排水井开始向上冒水,19点20分,又有十个井冒水,水高达1.5米左右。”(按:夕照寺街就在广渠门铁路桥附近)而我们知道,丁先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呼救的。也就是说,在积水明显上涨,以致涨到可以淹没汽车的高度时,并没有交警出来警告司机。“多位曾在现场围观的群众表示,铁路桥附近没有任何警示,也没有交警疏导交通。”。不能不说,至少在这个重要积水点,北京市政府没有履行它的职责。

当丁先生不慎将车驶入广渠门桥下,他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据他妻子邱艳回忆,这时是傍晚7点30分。他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让他给110打电话,但他没有打通;他妻子“开始打110,打不通;再打122,也打不通;打120,120说不能打这个电话,得打122。”在她最终拨通110时,已经至少在8点以后了,也就是说,他们花了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才最终报了警。即使如此,派出所的反应也极为消极,且说明完全不了解具体情况,“一再反馈说里面没有车,只有水”。

当丁先生妻子邱艳赶到出事地点,大约在8点20分左右。但在这时,在现场的交通警察和消防人员似乎并没有救人的任务在身,邱艳哀求他们救人,他们“都以水太急为理由,不想下水去救人。”直到听说领导要来,才开始下水。这时只有其他路过的人自告奋勇,下水救人。打捞行动迟至10点20分才开始,车被打捞上来,已是10点30分左右了。离开始报警求救已有三个小时。这显然又是一次政府的渎职。

有人说,这些交警和消防队员也是人,在救人的时候,不应冒过大的风险。这话很对。我们要责备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北京市政府作为一个组织和机制。既然暴雨已经下了几个小时,既然知道广渠门桥下是水的问题,作为交通队或消防队的领导,就应派遣熟悉水性的人员前去救援;也应给他们配备在水下救援的设备。那么,如果在交通队和消防队范围内没有熟悉水性的人员,或没有充足的水下作业设备怎么办?很简单,这时责任就要向上转移,只要哪一级不能解决问题,就要一直转移上去,如从中队到大队,到局,到区,最后到市长。

具体而言,如果现场情况超出了现场公职人员的权限或能力时,他应该立刻向他的上级报告,以获得授权或人力和装备上的增援;如果他没有向上级报告,也同时不解决现场的问题,他就应对此后果负责;一旦他报告了,他就没有责任了。如果现场的情况甚至超出了他的上级的权限和能力,就应向上级的上级报告,以期得到授权和增援。如果他既没有报告,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就应承担后果的责任。当然,一个现场人员或下级既没报告、也没解决问题,上级也摆脱不了用人不当的责任和领导责任。这种机制的重要特点是,总有一个或几个具体的个人要负责任,从而能够保证整个机制有效运转。

然而,在7月21日的广渠门桥下,这个机制出了问题。一个北京居民的求援报警,直到近三个小时后才能实行救援,这时生命已经无可挽救。如果救援及时,他本可以不死。我们只能说,北京市政府作为一个人民纳税设立的应急机制是失灵的。如果7月21日是一次考试,北京市政府是不及格的。这种不及格并非偶然,它又反映了北京市政府的一般水平,即在任何时候打110报警,也许都不能得到及时救援。这种担心又被另一个同类事件所加强:在南岗洼路段的溺亡者郑冬洁的家人抱怨,“报警求助被房山推给丰台,又由丰台推回房山。”

我们有证据说,这是北京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就在7月21日雨灾的第二天,北京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市委常委牛有成代表市政府对自己做了表扬,“抢险工作预报准确、干预到位、部门联动、科学调度”。也就是说,在明确知道由于应急机制的上述表现、已经有人在道路上溺亡以后,仍然用“到位”形容自己的工作。在这里,“到位”就是“充分”和“满意”的意思。那就意味着,他们不认为110机制如此迟钝拖踏的反应,现场人员的消极冷漠是不正常的,因此有个把人的死亡是不正常的。在广渠门现场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不仅达到了他们自己设定的服务标准,而且还“很好”。这正证明,他们应对丁先生的死负全部责任。

然而,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一个制度的有效性并不表现在其万无一失上,而是表现在它是否具有纠错能力。而纠正错误、保证制度有效运转的最简单而有效的措施,就是奖惩。奖励遵循制度的人,而惩罚违反制度的人。“到位”之说还意味着,北京市政府马上认定,它在7.21雨灾中没有任何错误,因而不对在广渠门桥下丁先生以及其他在公路上溺水而亡的人负责。不需要有任何人承担责任,也无需惩罚任何人。这无疑是对所有北京居民的一个宣言:在广渠门桥出现的机制错误不会得到纠正,下次如果还有类似情况,他们也仍然如此办理。

虽然后来北京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在原则上对居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表示了哀痛和歉意,但并没有在具体的失误上承担责任,更是回避在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溺死人的责任问题。总体来讲,他们想通过过去一贯的作法来应付这次灾难。这就是在事后表示慰问、加强戒备、部署救灾和重建,并宣扬“精神”,表彰“英雄”,称赞“领导正确”。而对于错误和责任,则是轻描淡写,错事化了。实际上,只要一天北京市政府没有承认它在总体上要承担警示和救援不利的责任,并且没有具体的人员,无论是现场的消防员还是市长承担直接责任,北京的居民对政府作为一种救急机制的信任就一天不能恢复。

我们看到市长在7月22日凌晨以后做了很多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然而,他最该努力工作的时间应该是21日。当消防人员在广渠门桥下无所作为的时候,他在哪儿呢?他在22日说,他“最牵挂的就是长阳(按:京港澳高速的一个路段),一定要搞清楚被淹的车里有没有人。”实际上他最该牵挂的时间是21日。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京港澳高速路上有三个人已被淹死。考试已过,他已经不及格了。北京市政府的行为,就像考试失利后,拼命做练习题的学生一样,虽然应予肯定,但仍要反省考试失利的原因。如果他们不能具体地检讨在广渠门桥和南岗洼桥死人事故的责任,并加以公正处理,我们就不能期待下一次雨灾它能顺利通过“考试”。

北京市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不当作法,还表现在披露伤亡数字上的计较。例如在相当的几天时间内,迟迟不公布死亡数字和名单,这给北京居民寻找失散亲人的努力带来了麻烦。只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才公布了数字;且又不再继续公布数字。在它看来,它在此次雨灾中的表现取决于公布的伤亡人数的多少。一个令人不齿的表述是说,在北京的一些遗体是从河北省冲过来的。这似乎会减轻北京的“错误”。但这是一个更严重的错误。无论谁在这次雨灾中丧生,他都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人,失去了生命。在这时还要计较是哪个省份的死亡人数,实在令人发指。

其实,如果这次失去生命的只是丁志健先生一个人,北京市政府也已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府部门。在一场灾难面前,衡量一个政府部门的对与错、功与过的,不是自然不可抗力夺去生命的人数,而是它是否曾经全力以赴地、迅速有效地去挽救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在广渠门桥下,北京市政府没能做到这一点。

(本文引用关于丁志健事件的信息,主要来自徐超和黄凯西的“广渠门车主遇难事件还原”一文;有关北京市政府的信息主要来自北京市政府网站。)

2012年8月2日于五木书斋

【周雅】庞贝印象:一个奇异的社会 | 盛洪

很早就知道庞贝的名字,它是被火山毁灭、又完整保存的社会。这是当时人的不幸,又是现代人的“幸运”。由此我们知道了我们从历史记载中无法想象的社会。原以为这只是个小城,没想到我们低估了罗马人、或更严格地说是庞贝人的能力。我们花了四个小时,才草草转了一圈。这个维苏威火山南麓的滨海城镇,有规模巨大的竞技场,歌剧院,诸神的殿堂,市政厅,公共浴场,还有富人花园,中产阶层的公寓社区等。

庞贝更多的精华在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这里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庞贝马赛克画和壁画收藏。原来在别处也看过零星的庞贝画,但在这里却是过度丰富了。看到这些壁画,觉得如果今天有个城市住宅中挂着这样的画,或摆放着这样的雕像,一定是非常奇异的。如下图中,一个有翅膀的孩子骑着一匹怪兽,孩子的表情奇特,拿着一个巨大的杯子,不知作甚。这种充满奇异想象的风格与我们看惯了的希腊、罗马写实的艺术风格很不相同。

戴奥尼夏男孩骑虎,马塞克,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

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怪异,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现在的审美,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这只是成千上万种审美中的少数。很多审美风格已经消失了。其原因可能是偶然的,如同庞贝一样。这使我们猜想,我们完全有可能生活在另一套审美风格中。

展品中有一部分来自一个叫作伊希斯(ISIS)的神庙。这是一个来自埃及的女神。这说明在庞贝,尽管是在罗马时期,罗马文化吸纳了希腊传统,而希腊文化又是有着埃及的血统,但还有着多种原初的宗教。这也许才是文化演进的真实情况。当我们说某个大概念时,如罗马文化,就忽略了文化原本是多样的和杂错的,也是互相交融的。如酒神原来也来自埃及。据《黑色的雅典娜》一书,“埃及母神伊希斯自从公元前五世纪就在雅典得到崇拜”,而“在庞贝古城发现的最重要的圣祠来自公元79年,当时维苏威火山爆发湮没了它们,它们是‘埃及的’。”始信不假。

伊希斯女神雕像

在画作中有大量涉及到色情。这也许是我们的措词,而在庞贝人看来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欣赏的。男人与女人的交媾,甚至人与动物的交媾,都公然地画在其中,挂在厅堂之上。我们所能理解的社会,尽管避免不了色情,也绝不会将色情情景展示出来时时端详。比较特殊且更为极端的是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在一个展柜中有着各种极为夸张的男性生殖器模型或艺术品。夸张到了滑稽的地步。这使我们想起希腊传统就是一种现世的和纵欲的,希腊神话中充满了情色故事。而这种传统为罗马人所欣赏和继承。这种极端纵欲并非一无是处,希腊科学和写实艺术的高度发展似乎是这种传统的一个副产品。

庞贝屋内一景

因而庞贝,是一个变异的古代社会标本,它告诉我们与我们所知社会不同的社会,激起我们的好奇心,让我们挖掘它的奥秘。古代希腊的灭亡,不仅是罗马的武力所致;因为罗马人崇尚希腊文化,所以古希腊文化的灭亡是基督教的“功绩”。而后者之所以战胜了前者,是因为它克服了前者的弱点,纵欲和暴力。注重现世虽然带来追求物质财富和享受的冲动,但往往会导致灾难和悲剧,维苏威火山不知是不是一种天罚,但最大的损害是人自己造成的,他们为了财富和美女互相杀戮,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因而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总体上有着悲剧情结,大概正是纵欲和暴力的结果。

如此看来,基督教的原罪说正是希腊人罗马人纵欲和暴力本性的贴切形容,而基督教本身则是一剂灵丹妙药。正如爱德华·吉本所说,希腊罗马诸神的衰亡正是因为他们不能提供约束人性弱点的行为规则,而这正是基督教成功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庞贝城毁灭之时,基督教刚刚诞生,在罗马帝国还没有站稳脚跟,但至少已经有犹太教了,一个证据是在墙上发现了这样的两个词:Sodoma(所多玛)和Gomora(蛾摩拉)(转引自奥古斯特·毛乌,《庞贝的生活与艺术》,上海三联书店,2014,第18页)。这是《摩西五经》(《旧约》)中记载的两座城镇,因为罪恶而被上帝毁灭。有人因此认为,这是用来诅咒庞贝的。西元79年,它的市民们似乎还没来得及被宗教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