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议制度说明限权制度具有普世性，它不仅是西方的制度；而且还说明了制度资源的多样性，不能将英美的宪政制度看作唯一的标准制度，用来排除其它具有类似功能的制度资源。将谏议制度作为宪政制度的制度资源之一，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权宪法，就是将西方的三权加上监察权和考试权。监察权就是继承和借鉴了传统中国的台谏制度。谏议制度不仅能在今天没有实现民主的社会中起作用，而且也可以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补充。谏议文化主张对皇帝的批评，可以是自由表达的重要内容，也可以医治官场和社会的痿琐之风，让中华文明的精神重新昂扬起来。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台谏又称风宪之官。“风”即监察、纠偏之意，“宪 ”即基本原则，其作用是在基本原则上匡君。他们的职责既然是批评皇帝，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批评的，所以才能养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豪气，“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傲。谏议制度产生谏议文化。背诵唐诗宋词是中国人的文化标志，然其创作于唐宋正是受益于成熟谏议制度的文化背景。士大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尊君屈己，在精神上却远在君之上，因为君只是聪明的利己，而士大夫却心怀天下，力行天道。精神超越，才有风流千古的诗篇。诗才横溢的苏轼则认为，“黄州，惠州，儋州”是他最值得自豪的“平生功业”。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通过民意可以窥知天道，但民意并不完全对应天道。除了民意，探知天道的方法是依据文明经典。“士志于道”，是说士的使命是探究道，实行道，捍卫道。这需要士进入政府。原则是“从道不从君”。还要视政府是否“有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无道则卷而怀之”。谏议制度使士大夫制度化地进入政府匡正君主，避免对天道的太大偏离。所谓制度化，是有一套有形组织，正式职位，基本规则。“独立言事”和“风闻言事”使谏官能够较有效地履行职责。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将所有人看成是凡人。凡人的理性有限并有人类弱点。天子也不过是人间的一个官，并不是神。当政治领袖偏离天道，并实行暴政时，就失去了天命。于是有人会替天行道，诛杀无道。这时君王已经不是“君”了，而是一个“独夫”。这就是儒家的革命论。革命虽有更替无道、震慑君王的作用，却代价太高。遂有谏议制度。通过制度化地批评政治领导人，纠正其偏离天道的错误，使其避免错到祸国殃民，以致失去天命。这对社会有好处，也对统治集团有好处。因而自周以后，一直到唐宋，谏议制度逐渐发展成熟。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经济自由主义在近代回归中国，它本来就与儒家没有冲突。周德伟作为哈耶克的亲传弟子，将自由主义分为保守自由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保守就是珍视传统，因为传统就是自由的结果。就自由主义本性而言，不会得出激进的结论。自由就不激进。而激进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了更激进的思想进入中国，导致重大灾难。当然在具体的历史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偏离儒家主张的结果，并且这些问题应该作为教训加以避免。正确的作法是，将传统中的坏的东西扔掉，将好的东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这是我在2015年3月4日在《西学经典》研讨班上的讲课。
经济自由主义是儒家的主流，也在历史中比较成功的朝代得到实施。轻徭薄赋如文景时期的三十税一，唐朝的四十税一，清未也只有2~4%。在历史中也有政府干预严重的时期，但都引起儒家主流的反击，如汉代的《盐铁论》和宋代的新旧党之争。《盐铁论》中精彩的话有“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用《大学》的话说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淅东学派坚持比较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朱熹为代表的儒家主流则比较中庸，坚持经济自由主义，但承认也有“有道义功利不至者”——市场失灵。
这是我在2015年3月4日在《西学经典》研讨班上的讲课。
制度包括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成功的制度结构，是包含两者的。仅有有形制度即他律制度是不能有效运转的，必须要有无形制度作为补充。而文化就是无形制度。文化通过人的内心起作用。因而文化的好坏最终会影响制度结构。尤其在制度结构的最基础层次，他律制度的作用甚弱，主要依赖于文化价值。文化的好坏，不在新旧，而在对错。历史证明，不少好的文化是发生在远古时期的，而后来人们迷失了方向，又要向过去寻根。如欧洲文艺复兴，英国普通法提炼古老习惯法。而在中国，由于现代灵知主义作祟，今天的土地制度还达不到汉以后以致明清民国的水平。
这是我在2016年8月27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虽然儒学在近代遭到一些误解和歪曲，但其在天人之际的定位还是适宜的。为什么儒学容易遭到误解和歪曲？对制度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原则并不会在当下就得到判断，往往表达好的、看似逻辑严密的理论是错误的，制度或文化原则的优劣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可能显现出来。特殊地，中国还出现了世界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对本文明传统文化全面否定，致使不少人对儒学怀有下意识的恶意。因而承认理性不及，警惕灵知主义，尊重传统和经验，更有可能探寻较好的制度演进之路。
这是我在2016年8月27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