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集记录了礼的基础上，儒家又对礼进行了思考和讨论，进一步从礼中提炼了行为规则和道德价值，最后形成了文明经典。《三礼》（《礼记》，《仪礼》和《周礼》）就是这种成果的集大成。其中《礼记》又是这一过程的精华版。《四书》之二的《大学》和《中庸》就出自《礼记》。经“春秋决狱”，儒家的经典被引用到司法审判当中，从而开启了司法儒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直到唐代才大致完成。尤其科举以后，县官审判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而朝廷的“律令文”则排在最后。有些人由于看到传统中国法律中只有刑法，就说中国没有民法，实际上传统法庭上依据的是礼，既有儒家经典又有民间的习俗。这就是民法的对应物。孔子说“为政先礼”，是说礼作为习惯法优于制定法，礼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则优于强制性的社会规则。有人问为什么欧洲大陆没有接受普通法。这是路径依赖。按当时情形，应该问为什么英国没有接受罗马法。这是因为英国的法律精英们认为普通法优于罗马法。这是正确的判断。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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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克说“普通法至上”，它不仅意味着“王在法下”，而且意味着它高于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由于习俗是千百万人经过长时间的互动磨合而成，相当于世世代代的民众的投票，这比立法机关由民意代表在短时间内投票制定的法律要优越得多，更贴近作为自然法或天道的法的本意，因而习惯法高于制定法，发源于习惯法的普通法高于宪法。作为本意的LAW，是原理、规则或天道的意思，“王在法下”不是哪个法条这样写的，而是王必然受自然法的制约，如果他违反自然法，就要受到惩罚。在中国，习惯法就是礼。儒家是起源于殷商的仪礼服务群体，近水楼台地观察和记录礼，将当时的习惯法收集整理、编纂成册，并加以论辩、思考和提炼，形成了轴心时代中国的文明经典。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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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是有效的，习俗、惯例和传统作为看得见的自发秩序，给人们透露了天道规则，遂形成了人间的法律。英国普通法以是英国的习惯法为基础而形成的法律传统，其始于十二世纪亨利二世时期，当时作为威廉大公后代的英王室为了与领主争夺司法权，建立了巡回法庭。法官们为公正审判，成立了陪审团，从陪审团那里获得案件信息，尤其是获得了当地习惯法的知识。各地巡回法庭每年在威斯敏斯特集中交流时，互相切磋提炼习惯法包含的基本规则，逐渐形成成熟的普通法传统。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法律人阶层。那些优秀的普通法专家为形成、维护和发展普通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哈耶克称普通法就是他所说的“正当行为规则”，即理想的秩序规则。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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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秩序是哈耶克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有理想的秩序或自然法的含义。顾名思义，自发秩序就是自发地形成的秩序。这意味着民众分散的各自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互动最后收敛为共同的秩序。这种结果并不是他们当初行为时所设定的目的，因而是非目的的结果。自发秩序又是自由的，也就是将强制性降至最低的状态，由于自由地互动没有任何强制，等同于经过了所有人的同意，所以所形成的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市场就是自发秩序有效的典型例证。而自发秩序所涵盖的范围远超出市场，包括习俗、惯例和传统，它们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作用。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市场固然不完美，会有市场失灵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认为要用计划经济来替代。我们要警惕那种完美社会的蛊惑，而要对现有的不太完美的社会的缺点一步步地加以解决。这是人类社会到今天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教训。对于自发秩序，也要看到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在遵循它的时候也要发挥制度和理性的作用。强调自发秩序，就是强调非强制性，它不会强制性地压抑创新，这是容易出现创新的制度环境。关于是否可以创造有机人来感知人的身体，是否可以通过更强的计算力来解决庞大议程组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为什么要为了实现一个所谓完美的目标而花费巨大成本，而这本来可以由市场低成本地简单地解决？而即使花费巨大成本也注定不能实现这一目标，遑论它恰恰缺乏市场的创新能力。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下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正是因为计算机没有身体，所以也没有一般人的世俗考虑，和因此的短视，反而能够有长远和整体的眼光。因而人工智能能在某些局部超出人类能力，如果将这种能力与人类结合，能够产生更聪明的人类。工具与人的结合从来都能够导致人类在某一能力上的提高，如汽车让人跑得快，飞机让人飞得高。计算机能使人计算得更快。由于人的自治基于人的理性，当人更聪明时，就应有更多的自治权，中央计划当局干预人的决策的权力就越小，这就是更为市场的社会。人工智能让人更聪明，就看得更长远，就会更道德，更自律，就更会适用于市场制度。更聪明的人之间的互动还会产生超出以往的新的自发秩序，使市场包容的制度规则更为有效。因而人工智能反而能成就更有效的市场经济。
这是我在2017年7月30日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人类永远不能认识全部自发秩序，但可以通过对习俗和惯例的观察部分认识自发秩序。即使不能认识自发秩序，人们已经在不自觉地借用自发秩序，却还不自知。既然不能全部认识，也就不能全面计算。一旦实行计划经济，就废弃了原来默认的自发秩序，而这是计划所不能模拟的。计算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没有肉身的，因而不是一个效用发生器，它的有关效用的数据还要靠外面输入，因而还有时滞和输入真实性问题。计划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它只能计划已知的东西，不能计划未知的东西。而创新就是意外惊喜，就是发现以前未知的东西。“计划创新”就是个荒诞的词，就是计划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这是我在2017年7 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随着系统规模的增大，系统复杂度也不断增大。这时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让其中的子系统或个体自治。自治的意思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承担后果。这需要有自由意志，需要有相应理性。当众多个体都自治了，中央控制当局就无需决定他们的行为了，其复杂度就会降低。这种自治的模式也就是市场的模式。自治的个体要比没有自治的个体更有理性，他们之间非目的的重复互动会形成价格体系或其它惯例，价格体系及其它惯例又反过来会简化人们的计算，使分散个体分别作出的决策合成一个有效的结果成为可能。在大陆中国，曾经的计划经济是靠极大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降低计算复杂度，带来短缺和过剩，辅以排队和票证，才勉强实行的。计划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灾难。
这是我于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阿尔法围棋击败李世石标志人工智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与经济体系相比，围棋是极为简单的游戏。如果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成就计划经济，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用网络语言，计划就是一个中心决定网络上所有节点或子网络的行为，而市场则是每个节点或子网络决定自己的行为。若要实现计划经济，计划当局就要解一个巨大联立方程组，其中变量或方程的数量多达8.827e+28，这大概是8.8乘以1028 。而市场经济只需每个个人或企业解一道四则运算，只要其中有一个数（价格）与交易对象对上，就可成交，却能比计划经济更有效地解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的问题。即使假设计划经济能够达到市场经济的效果，且计算速度满足要求，其成本之高也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我在2017年7月30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或问，民主和法治在监督权力方面更有效，谏议制度还有必要存在吗？答曰，强调谏议制度，并没有否定民主和法治。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制度资源开放，尤其是本国的制度资源，既经历了国情的考验，又具有文化亲和力，为什么不能作为宪政体系中的一种制度呢？又问，谏议制度只是体制内的约束，对权力约束有限，能否有更强的约束制度呢？答曰，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古代士大夫的1/100，也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法治，却说谏议制度也不好，那就什么约束也没有了。这难道不是阴谋吗？又问，从宋明亡于北方少数民族，是否说明竞争的结果证明谏议制度是失败的呢？答曰，军事失败并不能证明与之相关的制度是失败的，因为存在着文明悖论，即蛮族战胜文明民族。希腊和罗马都被灭了，但不能说明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是不好的。那些灭掉罗马的蛮族在几个世纪以后又发现了希腊罗马文化是好东西。关键在于，我们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有对制度优劣的具体判断。我们要避免这样两个错误看法。一是说，现在的制度环境不好，所以我不能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一是说，小的改进没有意思，我要实现完美理想。我的回答是，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面对的都是有缺陷的社会，而我们不要希望一举建成一个理想社会，将社会从现有状态下一步步推进，才是我们应该享受的过程。
这是我在2015年3月14日下午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原题为“宪政框架下的谏议制度及其现代意义”。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