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国父们能起草并制定一部泽被后世的宪法，为什么华盛顿对唾手可得的权力毫不动心？这是因为宪治的形而上维度化解了功利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提供了超越世俗计算的信仰，而这些美国国父都是基督徒。宪治的权利－权力结构再加上宗教基础才是完整的宪治结构。那么中国没有基督教怎么办？中国有儒家传统。天、王、民的概念对应着西方的上帝、政府与人民；有“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有“闻诛一独夫纣，未闻弑君也”，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传统。
这是2014年3月我在“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上的讲课。
布坎南在获得诺奖后并没有停止思考，他进一步想解释“谁来起草宪法”这个问题。好的宪法福泽后代，但宪法起草者并不能获得来自后代的回报。这是经济人假设解释不了的。为此，布坎南发明了“宪法公民身份伦理”的概念。这使对宪治的解释超出了经济学，而走到了伦理学。比起草宪法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达成宪法共识”和“如何落实宪法”，尤其是“如何约束权力最大者”。这似乎是一个悖论。解决的方法就是宪治的形而上维度——承认理性有限，相信有更高的智慧和能力，这种信仰通过人的内心起作用。
这是2014年3月我在“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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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个社会，不仅要用生产能力，还要用道德能力。在生产能力或技术水平分布平衡和相对稳定的时期，人们之间的道德规范相对稳定；当技术水平发生变化，尤其会给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带来好处，而对尚不掌握新技术的人群带来侵损，就会导致传统道德规范的崩坍。往往在技术革新时期，虽然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但道德规范会遭到破坏。这个问题是值得关注的。如果人工智能的优势只为少数集团所拥有，它们会利用这种优势盘剥或侵夺不具有这种优势的人群。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强制性地普及新技术，消除个别集团对新技术的垄断。人工智能由于没有身体，因而没有相对于人类的自己的利益，对人类的威胁并不大；然而人工智能至少还是个体，群体内的互动能够形成类道德的规范。
相对于产权改革，合约改革因以当事各方的同意而不损害任何一方，因而是成本很低的变革，表现为和平的变革。而这恰又是最成功的改革。但是人们往往关注那些引起重大冲突、流血甚至战争的事件，而忽视合约改革。其实引人注目恰是利益各方不能达成妥协、导致冲突的标志，而真正成功的改革往往是静悄悄的。这是合约改革被忽视的原因。在历史中，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是合约改革。合约改革除了当事各方同意以外，还需要权力对合约的结果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作一个比喻，如果初始产权是抢的，人们与强盗达成合约，将被抢的东西赎回来，这要求强盗不能抢第二次。
这是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与张五常合约理论如此吻合，是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选择空间是一样的。在合约变革的效果几乎与产权变革一样，但前者的成本比后者低得多的时候，选择哪种改革形式就是非常清楚的。同理，在中国的工业改革过程中，用计划权利和计划义务对冲以消灭计划价格，也是一种用合约改革化解改革难题的方式。更为一般地，合约改革在世界范围中，在历史的重大变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英国土地保有制逐渐演变为保有农实际拥有土地，世界上大多数的奴隶制是用合约瓦解的。
这是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综合科斯定理和合约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推论，假定产权安排是错的，但是基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原因无法纠正，可以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易、修改合约纠正这个错误，以使资源达到或接近最优配置。二十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几乎完美展现了这一理论逻辑。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就是错的，但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没有条件进行产权改革，邓子恢及杜润生提出的包产到户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不改变产权制度的前提下，用改变合约去纠正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错误。这一改革一经实施，就带来了农业效率的极大提高。
这是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一种制度会优于另一种制度，前者会带来比后者更高的效率。较好制度的特征是，其制度成本——交易费用较低。因而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制度持续变化就是制度变迁，会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合约是一种制度形式，它与产权相比，是非强制的，通常是两两人之间的。合约是比产权更加灵活的一种制度形式。一种产权制度下可以有多种合约形式。张五常证明，在特定情境下，不同合约的效率是不同的。所以有一种可能，在不改变产权的情况下，改变合约也是一种制度变革，也会带来效率的提高。
这是2015年3月14日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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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知道三个概念和一句话，就可以大致把握新制度经济学。这三个概念是制度（institutions），产权（property rights）和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这句话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制度为什么重要？因为制度可以影响行为，行为可以影响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就是用正统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就是用成本与收益分析制度。以往的经济学只是对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收益进行分析，得出是否有效率的结论来；对制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就是将正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用于对制度的分析，可以得出制度是否有效率的判断来。制度变迁就是制度成本持续下降的结果。而制度成本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费用。科斯提出的交易费用就是一个概念革命，将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之中。
这是2015年3月14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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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或民族的习惯法不同怎么办？这就是应该按照当地的习惯法去解决纠纷，同时将不同的习惯法的共通价值提炼出来，作为统一的法理原则。大陆中国是什么时候偏离了自发秩序的思路，用反传统来“现代化”？这就是在近代以来，只是在全称判断上否定中国的传统，结果在习惯法上自废武功，丢掉了“从来就有”的权利，无法用来对抗权力，导致惨烈的饥荒。历史会循环吗？关键在于能否能吸取历史教训。井田制也许就是殷商时期国家权力与民众博弈的结果，但人民公社却以为是“前所未有”。权力想象尽可能地多从农民那里拿些粮食，结果农民没有动力生产。权力终于明白想多拿也拿不了，就要一个固定的数。农民认为只要交够这个数，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所以在“公田”周围都是自留地，如同井田。那么权力能够接受和平的改革吗？只要权力理性，有长远和全局眼光，就可能有和平的改革。对于我们自己，就是要把自己摆进去，为和平的改革而努力。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在收集记录了礼的基础上，儒家又对礼进行了思考和讨论，进一步从礼中提炼了行为规则和道德价值，最后形成了文明经典。《三礼》（《礼记》，《仪礼》和《周礼》）就是这种成果的集大成。其中《礼记》又是这一过程的精华版。《四书》之二的《大学》和《中庸》就出自《礼记》。经“春秋决狱”，儒家的经典被引用到司法审判当中，从而开启了司法儒家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直到唐代才大致完成。尤其科举以后，县官审判主要依据《春秋》等儒家经典，而朝廷的“律令文”则排在最后。有些人由于看到传统中国法律中只有刑法，就说中国没有民法，实际上传统法庭上依据的是礼，既有儒家经典又有民间的习俗。这就是民法的对应物。孔子说“为政先礼”，是说礼作为习惯法优于制定法，礼作为非强制性的社会规则优于强制性的社会规则。有人问为什么欧洲大陆没有接受普通法。这是路径依赖。按当时情形，应该问为什么英国没有接受罗马法。这是因为英国的法律精英们认为普通法优于罗马法。这是正确的判断。
这是2017年7月30日上午我在《明师精粹》研讨班上的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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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