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经济政治分析与评论

盛按：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过度防疫迅速结束，这还算是一个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然而，我们又听到熟悉的句式：过去采取极端措施是对的，现在取消也是对的。这种句式表达了“只分你我，不管对错”的态度。只要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从来没有错误就行。其实，人无完人，孰能无错？只要纠正错误，并对受损者道歉和补偿，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原谅的绝对错误是“不承认错误”。这篇写于12年前的文章对此做了更细的讨论，并引用了一句流传千古的箴言：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2022年12月12日）

湖北省长李鸿忠因抢记者的录音笔、事后又不道歉，遭到媒体的口诛笔伐，一时似乎成为天下罪人。这在我看来并不公平。因为这种行为并非李鸿忠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由来已久的政治风气。君不见昆明城管粗暴执法，事后处置了一些城管人员，却不见一句向被打人员的道歉；君不见黄川镇因野蛮诉迁，逼使父子双双自焚，事后赔偿90万元，却也不见一声道歉。然而，我们还是不能责怪他们。

就在李鸿忠事件发生的同一个两会期间，发生了一件比李鸿忠的表现恶劣得多的事情，公众和传媒却视而不见。当记者就《选举法》修改问李肇星，现在将城乡选一代表的比例从以前的四比一改成一比一，是否意味着以前是不公平的，他回答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理的；当然现在改过来，也是合理的。这个句式我们听着很耳熟。其实，李鸿忠所使用句式也是如此：当时抢记者的录音笔是合理的，后来还了也是合理的。所以，不需要道歉。

只是李鸿忠所抢的东西，与《选举法》所抢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直观的物质器械，一个是并不那么直观的权利；时间长度也不一样，一个只抢了半天，一个却有几十年。可叹的是，我们的传媒更容易看到、或更看重物质器械，而不太关注人的权利；更注重短期内发生的事情，而对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却太麻木。大家对李鸿忠群起而攻之，却对《选举法》的修改缺少应有的热情。

当然，我的这个批评也有点不公正。实际上，这都源于我们这个社会至今没有对文化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传统进行认真反思。文革以及文革之前整了那么多人，到后来绝大多数人都被平反了，但很少有人出来说一句“对不起”。即使那些被平反的人，往往会被警告说，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过去整你也是对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这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句式的经典形式。

仔细想想，从不道歉的行为反映了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它的典型形式就是文革时期的将人当作神来崇拜的痴狂。如果把一个人当作神，他就永远正确，就不会犯错误，所以就没有必要道歉。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扭曲做了纠正。陈云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他领导的文化革命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只可惜，这种纠正并没有在全社会产生普遍影响，那个从不道歉的传统并没有被打破。

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无论朝野，都有着远大的社会理想。执政党发誓要“执政为民”。但是且慢。我们还是要从学会道歉开始。道歉之口难开，美好政治之路难迈；“对不起”三字易说，需知其中道理深刻。

会道歉意味着敢承当。道歉意味着道歉者宣称他承担错误的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也意味着他愿意接受由此产生的惩罚。这样的领导人或官员才真正值得信任。因为那种“有荣誉就上，有责任就让”的官员是不可能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

会道歉说明承认自己是凡人，会犯错误，但决心有错就改。公众不会梦想领导人或官员是神或完人，他们能够原谅因人的弱点和局限性而导致的一时错误。历史也告诉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那些知错不改的错误。而道歉，就是一个改正错误的宣言。

有人会说，道歉可能会损害领导人的威信，让他以后不好再担任领导工作。此言大错。古往今来，会道歉从来就是一个优秀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品质。马踏麦田违反了军纪，曹操割发代首；马谡失街亭，诸葛亮自贬三级。

即使是最高政治领导人，我国从来就有道歉的传统，即《罪己诏》传统。例如汉武帝晚年意识到自己过度倚重军事征伐，导致民不聊生，就发布了著名《轮台罪己诏》。其中说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由于汉武帝能够“罪己”，及时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使得他“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司马光语）。

可以看出，能否道歉决非生活小事，而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文化原则。当初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的提问时说，我已找到答案，这就是“民主”。在今天，民主在中国虽有发展，却艰难前行，还不能有效施行。我们还要借助于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其实，有关“兴”“亡”之说比较完整的表达是《左传》所记，出自鲁国正卿臧文仲之口：“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变迁的因素多种多样。臧氏竟然将兴亡更替的关键因素仅归结为是否道歉，实在令人惊奇。但细细想来，还是颇有道理。我们知道，就社会演进的方式而言，经验主义要优于建构主义。从经验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人类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试错，也就是“错了就改”。但是能否改，取决于是否承认错误。因此，在会道歉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社会会迅速崛起；在不会道歉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集团会转瞬衰亡。这已被中国历史所证明。

实际上，道歉原则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民主制度的互补，可以成就一个长治久安的繁荣社会。聪明的选民知道，一个会道歉、愿意承担错误责任的领导人，要比一个宣称自己一贯正确的领导人更可靠。

2010年4月9日于五木书斋，首发于《中评网》。

这些天不断有视频传来，北京有不少小区的居民质疑居委会封小区的合法性，要求拆除封锁小区的铁门或铁皮围档。有的小区居委会竟叫警察前来弹压，结果警察明智地要求居委会给出封锁小区文件，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他们拒绝听命于居委会。这些居民的行动不仅导致本小区的解封，而且产生了更大范围的效果。与其它小区居民的其它抗争形式，如打12345电话，向上至国务院下致区政府投诉一起，这导致了北京多个已经封控的小区提前解封。北京当局更及时提出“严禁采取硬质隔离硬质围挡措施，临时管控原则上不超24小时”的要求。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北京的公民普遍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正在受到以“防疫”为名义的滥权的侵犯，并且身体力行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的依法维权行为也迫使当局纠正自己的越权行为。

本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权利意识已经非常普及。只是自“疫情”以来，当局以“防疫”为名，逐渐侵削公民权利，并且利用模糊地带，混淆视听，实际上大大挤压了公民权利空间，直到极端的地步——半夜入户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大规模长时间封控等，既非防疫所必需，又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诡计是，以“居委会”的名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封锁小区。大多数居民当然知道，居委会只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但是他们习惯性地假定居委会是听从政府的指令的，实际上居委会也是根据区、街道（乡镇）政府的指示行事，只不过以它自己的名义。于是居民们就默认这是一个政府要求。

而对于政府，中国有相信政府的传统，自唐宋以后一直到民国，正常情况下政府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有一些官府侵犯民众权利，但不会出现政府系统性剥夺权利的情况，由此形成了民众相信政府的习惯。而在1949年以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政府出尔反尔严重侵犯公民权利，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然而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改原来的“无法无天”，通过修改《宪法》，建立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约束政府部门官员的行为，在几十年时间里重新树立了政府信用，致使大多数公民习惯于相信政府，相信它不会作出损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居委会侵权的警惕。然而上海封城的惨痛教训使人们觉醒了。在制造了饥饿、恐慌和数百上海居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上海当局竟以封小区的决定是以居委会的名义作出的，说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封市封小区是居民们“自愿的”。这是对自己罪责的无耻推卸，是对经历了封城痛苦和灾难的上海人的极大污辱，也提醒了人们，要警惕这种以“居委会”名义的侵权行为。

上海的封城灾难不仅不被当局认为是教训，反而成了经验。它这种卑鄙伎俩又为其它地方当局所仿效。它们是以中国民众不知法为何物，甚至不知道上海教训是什么为假设的。它们继续玩弄这种“居委会”骗局，以实行那个越来越实行不了的过度防疫措施，然后又不负法律责任。这是这些年在行政部门内部兴起的“无痕化”行政的一部分。所谓“无痕化”，就是既做了违反法律和宪法的事，又不留下痕迹，以逃脱追责。这样做很显然是事先知道它们做的事情是违法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为了完成上级命令，又必需得作。因而在这次“防疫”中，他们普遍的作法是掩去他们的姓名、身份、单位和指示来源，只要把上级口头的命令执行好了就行。

因而，我们经常看到警察或“志愿者”上门去绑架公民去方舱，戴着口罩或身着防护服遮着脸，让人无法看清，又不报自己的姓名身份，不出示执行任务的文件，单凭威胁一般就可以使居民就范，如遇个别敢于质疑或拒绝的，就利用“现场暴力优势”强制将人绑架走。一些“志愿者”在设立关卡限制居民出入，一些工人在小区和楼宇外面加装硬隔离，当受到居民质疑时，他们推说是上级或居委会让干的，再问他们具体是哪个人，他们又吱吱唔唔。总之他们的各种表现就是让居民在受到侵权时，又无法知道究竟是谁让干的，没法追究责任。这些“策略”一时得逞。有些居民不明不白地被强制带到方舱，无端失去自由和舒适的生活，却最终发现自己从来就是核酸阴性。更为灾难地，是一些贵阳居民被半夜转运外地，却在异地遭遇车祸；乌鲁木齐一小区居民被无端封在家里100多天，终有意外死于火灾。

然而这些伎俩不会长期有效。人们都是有正常智力的，政府行政部门假设人们都是傻子，是极端狂妄的想法。惨痛教训使人们修正一下自己盲目相信政府的习惯，对所有打着政府“防疫”旗号的来者都要质疑一下，也不能假设“居委会”决定是政府授意，即使是政府授意也要质疑是否符合法律和宪法，至少要符合国务院防控办的“20条”和“九不准”。在网上流传着一些普法的文章，如“你有权拒绝去方舱集中隔离的合法理由”，“居委会无权管控小区限制通行”，“居委会无权封小区！违反‘20条’精神，属于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警察可否随意检察乘客、路人的手机内容”，等等，给公众提供了针对过度防疫侵权的有效法律建议，以应对非法侵权。

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视频或文字，例如，一个居民面对打上门来的几个身穿防护服的“警察”要求他们报出自己的姓名单位，出示他们执行任务的文件。这些人拒不出示，还反问“凭什么告诉你”，但他们由此就不敢动强，悻悻而去。据郭于华教授，她的小区被封以后，她发现居委会依据封小区 的文件只是一个区疾控中心的“建议”，遂向政府机构投诉，第二天该小区就解封了（郭于华，2022）。另一个视频显示，在一个社区，居民告诉被居委会叫来的警察，居委会只是一个民事法人，而不是行政法人，没有权力限制居民人身自由，对小区进行封控，警察恭敬地听着这些意见。还有一个视频显示，警察被居委会叫来去压制想出小区的居民，但警察问居委会要封小区的文件，当他听说没有文件时，就说，“我不能执行你没有文件的要求，限制居民的出行。”我们还看到了多个视频，居民自行拆掉封门的铁丝，走出小区；或在小区大门多次进出，挑战门卫对进门的限制。等等。

不仅在北京，在全国这种对非法封控提出质疑，并要求解封的声音越来越多。在一个音频中，一个成都居民给某街道办打电话，质疑本小区没有一例阳性，却遭封控的合法性，说这是违反国务院“九不准”的第一条，不应封锁低风险社区。尽管街道办的人员耍赖说出各种“理由”，如“这是经上级专家研判，有可能出现疫情”等，但该居民紧紧抓住这“违反‘九不准’”不放。然而这种理性的表达几乎不会有积极回应，甚至都不“考虑一下”，人们只能用别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如在广州，就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警民对抗。在“讲理”没用时，这也是一种争取权利的方式。在这之后，广州市政府突然宣布多项“优化”防控措施，全市约一半的区立即解除所有临时封控区。政府还宣布停止大规模的全员核酸检测（东方ONLINE，2022）。我们通过视频看到，一些广州市民放起了鞭炮。

权利意识的更进一步体现在对别人权利受到侵犯，并造成伤害的感同身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对别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共同享有的权利的挑战，如果不对别人保卫权利的行为表示同情和声援，如果不对别人权利受到侵犯导致伤害表示哀伤和愤怒，就是在纵容滥用权力的侵权者，而如果这一侵权不受惩罚，或至少不受舆论谴责，难免会被当局视为正常，在别的地方重复这样的侵权行为，最终难免会侵犯到自己。因而，人们认识到，侵犯别人的权利就是侵犯自己的权利。当初武汉封城时，尽管有些恶性事件披露出来，但对封城的负面效果的关注和谴责还不太多。在上海封城以后，大量恶性事件被曝光，非正常死亡频现，引起大量关注，但谴责之声不够强烈。但此之后，人们都担心上海封城的灾难会降到自己的头上。这加剧了对别人被侵权的关注。

这次乌鲁木齐火灾事件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愤怒，这不仅是对死难者的哀悼，而且是对同样的过度防疫会加于自己的恐惧。在多个城市出现了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如在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南京等多地，在不少大学，人们为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人们不仅哀悼死难者，而且将矛头指向持续三年、且越来越严苛的极端防疫政策，要求停止核酸，全面解封。当然这种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还是初步的，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和发展。大多数居民反对的“防疫”手段还只是特别过分的，如用硬围档将小区封锁起来，而这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还有对进入小区要刷健康码的限制，每天核酸的要求，公共场所或机构需48小时核酸证明的变相强制要求，核酸阳性被强制集中隔离，等等，这些也是明显对人的权利的削弱。

再则，人们依据的还只是国务院防控机制的“20条”或“九不准”。然而，仅以这两个国务院文件作依据是不够的，甚至是部分承认行政滥权。本来，依据《宪法》，《传染病防治法》，或行政诸法，行政部门没有因有一核酸阳性者、甚或没有一例核酸阳性者就封控的权力。更何况居委会这样一个居民自治组织，它们的权力来源只能是居民。它们所作出的决定要经居民同意。所以它们封控小区的行为自动就是违法的，应被强制性地制止，相关人员还要承担罪责。而现在这种情形，要由国务院发布文件来纠正和禁止，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在法治社会，一旦出现行政部门限制公民权利的事情，公民可以立刻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决制止。当然如果行政部门预见到它本身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可能就不会采取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就起到了事先阻止侵权的作用。至于居委会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相当于一个公民侵犯另一个公民，被侵犯者可以直接拒绝或对抗，如果对抗不了，可以报警，请国家帮助制止。

然而，在现在的大陆中国，行政滥权如此猖獗，以致可以侵犯到公民家中，公民却没有手段制止或对抗，显然是不正常的。当行政侵权极端时，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发布文件，对这些过头行为加以纠正减缓了侵权行为，但它蕴含的意思是这些下层行政机构或居委会的作法只是工作上做得过了头，还是在它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它们只有在国务院的命令下才能收敛，而公民却没有手段可以对抗或抵制。这首先是一种事后行为，即各级行政部门可以以“防疫”为名任意侵犯公民权利，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授权或许可，只有当侵权后造成严重恶果，才会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20条”和“九不准”才得以出台。但这时侵害和灾难已经造成了。如上海封城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贵阳半夜转运的大巴事故，乌鲁木齐的火灾死难。

其次，这种作法是以行政权威替代立法权威，更强化了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无视。而殊不知，疫情以来，那些过度防疫的措施也是由行政部门僭越立法权而强加于社会的。如将作为乙类传染病的新冠肺炎按“甲类管理”，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背；又如对核酸阳性者要集中隔离的要求，是于法无据的，即使按《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对甲类确诊病例也只是要求进行“单独隔离”；那些全面封锁城市、社区、市场、阻断交通物流的决定都是由各级行政机构违法做出的。如果人们视行政权威为高于立法权威的权威，行政机构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得到对侵权稍许抑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对行政滥权无任何还手之力。因而，大陆中国民众苏醒的权利意识还要超越行政权威，而求诸于宪法和法律。

实际上，如果宪法和法律得到尊重和实施，人们无需什么国务院“20条”或“九不准”。那些过度防疫的极端措施没有一项通得过《宪法》、《传染病防治法》和行政诸法的检验。只是现在大陆中国的现状是，对于行政违法公民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加以抵制，没有违宪诉讼，宪法审查机制也没有成为大众认为可以使用的手段，行政诉讼经常不被受理或被枉法裁判，所以才更依赖较明智的行政决定。我们也承认，在现阶段，“20条”和“九不准”都有它们的积极意义。我只是强调，我们的民众如果能够认识到它们只是阶段性手段，只是通向法治的一个阶梯，最终我们还要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强调，使行政机构敬畏宪法、遵循法律，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保卫我们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援引宪法和法律对抗侵权的行政滥权；一方面，我们依赖更坚实更权威的法的基础。

那么宪法和法律会不会是制定得倾向于当局，而不利于公民权利？这是行政部门经常以“执法”名义实则滥权给公民造成的错误印象。尽管有不少问题，1982年版宪法还是吸取了在之前的文革教训，设立了对权力的一定约束，并明确承诺保护公民权利，如农村土地权利（第10条），个人经济权利（第11条），私有财产权（第13条），法律面前平等（第33条），表达自由（第35条），信仰自由（第36页），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权（第39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0条），批评政府与官员的权利（第41条），妇女权利（第48条）等等。这些权利基本上构成了公民的权力结构。以八二宪法为基础，大陆中国在三十多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各种法律都基本上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而行政诸法也是依据宪法精神规定行政部门执法的正当程序，意在约束行政部门不要越位侵犯公民权利。因而大陆中国的公民大致可以信任宪法和法律。

要实行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权利，就要对侵权的滥权者施以惩罚。不仅行政部门要撤回违宪违法的过度防疫措施，还要问责于违法的行政机构或“居委会”。当我看到上海当局说上海封城都是居民“自愿的”时候，我曾建议上海市民起诉那些封锁小区的“居委会”。因为如果它们不是执行政府的命令，而是自己做主封的小区，它们也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即在做出影响本小区居民权利的决定时，要经过居民的同意。这意味着要召开居民大会或至少是代表会议，才能做出决定。我猜测几乎全部的小区“居委会”在封锁小区时都没有通过这一程序。因而“居委会”擅自封锁小区就构成了犯罪。如果在封锁小区期间还发生了对居民的进一步损害，它们更应承担责任。如果“居委会”封小区确实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它们也可以在辩护中拿出证据，以将罪责直接指向真正的责任人。只有对已经的违法进行惩罚，才能建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才能避免以后的违法。

当然，在理论上，公民可以就各级行政部门以“防疫”为名侵犯权利的行为，如各地政府对市场的关闭，对物流的阻断，对通行的禁止所造成的侵权和损害，提起诉讼。上海其住宅受到非法侵入消杀、导致住宅权被侵犯、财产损失的居民可以以此诉当地防疫当局；贵阳因转运大巴失事死者的亲属可以诉贵阳防疫当局；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亲属也可诉该地防疫当局；……一来要惩罚导致侵害的责任人，二来要求赔偿。当然这种诉讼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依我的经验，很有可能会被当地当局恐吓而不敢诉讼，或者即使提交了诉状也不受理，或者即使受理了也很难胜诉。然而，人们不应因这种种困难而退缩。即使没有打赢的希望，诉讼起码意味着，公民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问心无愧，至少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记录。而广义地，这也为走向宪治法治做了一份小小的努力。

最后，我想纠正一个错误说法，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没有权利意识”。这是因为“权利”这个词是rights 一词翻译过来的，人们没有在传统中国找到这个词。其实传统中国有着不叫“权利”的权利。这就是习惯法中的规定。严格地说，权利就是行为规则，即“人们可以如此做”。当柏克说到英国人的权利时，说英国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他说，“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就“是得自他们先人的祖产”（1999，第42页），即英国人此前一直享有的东西。中国人的传统权利也蕴藏在中国的习惯法中。各种权利虽没有统一的名称，中国习惯法却有一个统一的古称――礼，形容礼是公正恰当的词是“义”，义者，宜也，这与rights 一词的原义相近。所以我们可以借用柏克的说法，权利就是“以前从来就这么做”，如果不允许这么做，就是对权利的侵犯。例如传统中国的人从来就可以自由迁徙，从来就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当禁止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对他们“从来就享有的”权利的侵犯。

当然权利有时也会隐而不彰，这是在缺少对权利需求的时候。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与科斯教授讨论问题时，他说“英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投票，也没有规定什么权利。在工业化结束时的人权状况与工业化开始时大不一样。”（盛洪，1996）意思大概是说，工业革命带来了更为频繁的社会交往，因交往而需要明确权利，所以权利意识就突显了。这加强了我的“交易先于产权”的想法。更为一般化，人们只有当交易、合作、争端或冲突时，才有弄清权利内容和边界的需求，权利意识也就彰显了。但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权利。就如英国在中世纪一样，它藏身于习惯法之中。而在中国，有些权利，如土地产权，因可以自由交易而较彰显，明代政府还做过土地确权，编过《鱼鳞册》，一个农民熟知他能用土地做什么。中国的谏议制度是表达自由最敏感部分的传统，也是从来就有的。然而其它权利，如人身自由则没有受到过明显挑战，它仍藏身于习惯法中。

权利（rights）意识有时也可能受到权力（power）的压制。1949年以后，长达三十年的公有化、集体化，以及计划经济对传统的权利体系进行了彻底地摧毁，经历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权利意识几致泯灭。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恢复产权制度的环境又使权利意识复活了。例如我在农村听到农民称他们各自的承包田为“我家的地”，直接看作拥有土地产权。亿万网民认为他们的发声是天经地义的，而删贴封号则是倒行逆施。这是他们“从来就有的”权利观念。在疫情以后，他们在疫情前“从来就有的”权利，如自由进出小区，自由出入公共场所，自由出入省市，自由出入国境，住宅权，财产权，隐私权，…… 受到了侵犯，而“防疫”借口都远不能与这些权利对抗。当权利没有受到权力的挑战时，还处于“潜龙”状态；过度防疫超越宪法和法律约束侵犯或限制这些“从来就有的”权利时，它们就会在人们意识中觉醒，就如“飞龙在天”。

如果说，权利意识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它就不仅属于广大公众，也属于政府官员。在个人层面，他们的权利也如其他公民一样需要保护；作为官员，他们知道“俸禄民膏”，只有保护权利，权力才有资格存在。如果认为权力可以侵夺和压制权利，他们迟早要丢掉权力。他们中有些人也懂得，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和最好方式。如果是这样，权利就可能获得更好的保护，权力也更有基础。如果滥权侵犯权利，就是在挖权力的根；如果当公民伸张自己的权利时，政府官员意识到自己滥权的不当，及时纠正错误，也就能避免权力的败坏。在这一波公民维权过程中，一些警察就显现出他们与公民在权利意识上的共识；在本文快写完时，又听说北京、天津、广州、江苏和四川等多地又部分取消了48小时核酸查验，尽管还不到位，也毕竟是个突破，这是对在此前20多个城市反过度防疫抗议的积极回应（弗林，2022），说明权利意识是枪炮也无法阻挡的利器，只要表达出来，就能攻入权力的堡垒，在那里回荡。

参考文献：

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 。

东方ONLINE，“广州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后　当局突宣布一半市区解封”，《东方ONLINE》，2022年12月1日。

郭于华，Diary of Lockdown(11.24-11.28)，《云行云止》：“于华看社会”，2022年11月28日。

弗林，“中国多地放宽防控措施美国务卿：民众抗议产生效应”，rfi，2022年12月3日。

盛洪，“我与科斯”，《读书》，1996年第四、五期。

2022年12月5日于五木书斋

《盛洪教授》：防疫政治经济学

这些天不断有视频传来，北京有不少小区的居民质疑居委会封小区的合法性，要求拆除封锁小区的铁门或铁皮围档。有的小区居委会竟叫警察前来弹压，结果警察明智地要求居委会给出封锁小区文件，在没有文件的情况下他们拒绝听命于居委会。这些居民的行动不仅导致本小区的解封，而且产生了更大范围的效果。与其它小区居民的其它抗争形式，如打12345电话，向上至国务院下致区政府投诉一起，这导致了北京多个已经封控的小区提前解封。北京当局更及时提出“严禁采取硬质隔离硬质围挡措施，临时管控原则上不超24小时”的要求。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北京的公民普遍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正在受到以“防疫”为名义的滥权的侵犯，并且身体力行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的依法维权行为也迫使当局纠正自己的越权行为。

本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权利意识已经非常普及。只是自“疫情”以来，当局以“防疫”为名，逐渐侵削公民权利，并且利用模糊地带，混淆视听，实际上大大挤压了公民权利空间，直到极端的地步——半夜入户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大规模长时间封控等，既非防疫所必需，又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一个侵犯公民权利的诡计是，以“居委会”的名义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封锁小区。大多数居民当然知道，居委会只是一个居民自治组织，但是他们习惯性地假定居委会是听从政府的指令的，实际上居委会也是根据区、街道（乡镇）政府的指示行事，只不过以它自己的名义。于是居民们就默认这是一个政府要求。

而对于政府，中国有相信政府的传统，自唐宋以后一直到民国，正常情况下政府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有一些官府侵犯民众权利，但不会出现政府系统性剥夺权利的情况，由此形成了民众相信政府的习惯。而在1949年以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政府出尔反尔严重侵犯公民权利，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然而自1978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改原来的“无法无天”，通过修改《宪法》，建立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约束政府部门官员的行为，在几十年时间里重新树立了政府信用，致使大多数公民习惯于相信政府，相信它不会作出损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居委会侵权的警惕。然而上海封城的惨痛教训使人们觉醒了。在制造了饥饿、恐慌和数百上海居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上海当局竟以封小区的决定是以居委会的名义作出的，说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封市封小区是居民们“自愿的”。这是对自己罪责的无耻推卸，是对经历了封城痛苦和灾难的上海人的极大污辱，也提醒了人们，要警惕这种以“居委会”名义的侵权行为。

上海的封城灾难不仅不被当局认为是教训，反而成了经验。它这种卑鄙伎俩又为其它地方当局所仿效。它们是以中国民众不知法为何物，甚至不知道上海教训是什么为假设的。它们继续玩弄这种“居委会”骗局，以实行那个越来越实行不了的过度防疫措施，然后又不负法律责任。这是这些年在行政部门内部兴起的“无痕化”行政的一部分。所谓“无痕化”，就是既做了违反法律和宪法的事，又不留下痕迹，以逃脱追责。这样做很显然是事先知道它们做的事情是违法的，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但是为了完成上级命令，又必需得作。因而在这次“防疫”中，他们普遍的作法是掩去他们的姓名、身份、单位和指示来源，只要把上级口头的命令执行好了就行。

因而，我们经常看到警察或“志愿者”上门去绑架公民去方舱，戴着口罩或身着防护服遮着脸，让人无法看清，又不报自己的姓名身份，不出示执行任务的文件，单凭威胁一般就可以使居民就范，如遇个别敢于质疑或拒绝的，就利用“现场暴力优势”强制将人绑架走。一些“志愿者”在设立关卡限制居民出入，一些工人在小区和楼宇外面加装硬隔离，当受到居民质疑时，他们推说是上级或居委会让干的，再问他们具体是哪个人，他们又吱吱唔唔。总之他们的各种表现就是让居民在受到侵权时，又无法知道究竟是谁让干的，没法追究责任。这些“策略”一时得逞。有些居民不明不白地被强制带到方舱，无端失去自由和舒适的生活，却最终发现自己从来就是核酸阴性。更为灾难地，是一些贵阳居民被半夜转运外地，却在异地遭遇车祸；乌鲁木齐一小区居民被无端封在家里100多天，终有意外死于火灾。

然而这些伎俩不会长期有效。人们都是有正常智力的，政府行政部门假设人们都是傻子，是极端狂妄的想法。惨痛教训使人们修正一下自己盲目相信政府的习惯，对所有打着政府“防疫”旗号的来者都要质疑一下，也不能假设“居委会”决定是政府授意，即使是政府授意也要质疑是否符合法律和宪法，至少要符合国务院防控办的“20条”和“九不准”。在网上流传着一些普法的文章，如“你有权拒绝去方舱集中隔离的合法理由”，“居委会无权管控小区限制通行”，“居委会无权封小区！违反‘20条’精神，属于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警察可否随意检察乘客、路人的手机内容”，等等，给公众提供了针对过度防疫侵权的有效法律建议，以应对非法侵权。

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些这样的视频或文字，例如，一个居民面对打上门来的几个身穿防护服的“警察”要求他们报出自己的姓名单位，出示他们执行任务的文件。这些人拒不出示，还反问“凭什么告诉你”，但他们由此就不敢动强，悻悻而去。据郭于华教授，她的小区被封以后，她发现居委会依据封小区 的文件只是一个区疾控中心的“建议”，遂向政府机构投诉，第二天该小区就解封了（郭于华，2022）。另一个视频显示，在一个社区，居民告诉被居委会叫来的警察，居委会只是一个民事法人，而不是行政法人，没有权力限制居民人身自由，对小区进行封控，警察恭敬地听着这些意见。还有一个视频显示，警察被居委会叫来去压制想出小区的居民，但警察问居委会要封小区的文件，当他听说没有文件时，就说，“我不能执行你没有文件的要求，限制居民的出行。”我们还看到了多个视频，居民自行拆掉封门的铁丝，走出小区；或在小区大门多次进出，挑战门卫对进门的限制。等等。

不仅在北京，在全国这种对非法封控提出质疑，并要求解封的声音越来越多。在一个音频中，一个成都居民给某街道办打电话，质疑本小区没有一例阳性，却遭封控的合法性，说这是违反国务院“九不准”的第一条，不应封锁低风险社区。尽管街道办的人员耍赖说出各种“理由”，如“这是经上级专家研判，有可能出现疫情”等，但该居民紧紧抓住这“违反‘九不准’”不放。然而这种理性的表达几乎不会有积极回应，甚至都不“考虑一下”，人们只能用别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见。如在广州，就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警民对抗。在“讲理”没用时，这也是一种争取权利的方式。在这之后，广州市政府突然宣布多项“优化”防控措施，全市约一半的区立即解除所有临时封控区。政府还宣布停止大规模的全员核酸检测（东方ONLINE，2022）。我们通过视频看到，一些广州市民放起了鞭炮。

权利意识的更进一步体现在对别人权利受到侵犯，并造成伤害的感同身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一个道理，对别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对共同享有的权利的挑战，如果不对别人保卫权利的行为表示同情和声援，如果不对别人权利受到侵犯导致伤害表示哀伤和愤怒，就是在纵容滥用权力的侵权者，而如果这一侵权不受惩罚，或至少不受舆论谴责，难免会被当局视为正常，在别的地方重复这样的侵权行为，最终难免会侵犯到自己。因而，人们认识到，侵犯别人的权利就是侵犯自己的权利。当初武汉封城时，尽管有些恶性事件披露出来，但对封城的负面效果的关注和谴责还不太多。在上海封城以后，大量恶性事件被曝光，非正常死亡频现，引起大量关注，但谴责之声不够强烈。但此之后，人们都担心上海封城的灾难会降到自己的头上。这加剧了对别人被侵权的关注。

这次乌鲁木齐火灾事件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愤怒，这不仅是对死难者的哀悼，而且是对同样的过度防疫会加于自己的恐惧。在多个城市出现了对死难者的悼念活动。如在乌鲁木齐，上海，北京，南京等多地，在不少大学，人们为死难者举行悼念活动；人们不仅哀悼死难者，而且将矛头指向持续三年、且越来越严苛的极端防疫政策，要求停止核酸，全面解封。当然这种权利意识和维权行动还是初步的，还要有进一步的理解和发展。大多数居民反对的“防疫”手段还只是特别过分的，如用硬围档将小区封锁起来，而这只是第一步，在此之后，还有对进入小区要刷健康码的限制，每天核酸的要求，公共场所或机构需48小时核酸证明的变相强制要求，核酸阳性被强制集中隔离，等等，这些也是明显对人的权利的削弱。

再则，人们依据的还只是国务院防控机制的“20条”或“九不准”。然而，仅以这两个国务院文件作依据是不够的，甚至是部分承认行政滥权。本来，依据《宪法》，《传染病防治法》，或行政诸法，行政部门没有因有一核酸阳性者、甚或没有一例核酸阳性者就封控的权力。更何况居委会这样一个居民自治组织，它们的权力来源只能是居民。它们所作出的决定要经居民同意。所以它们封控小区的行为自动就是违法的，应被强制性地制止，相关人员还要承担罪责。而现在这种情形，要由国务院发布文件来纠正和禁止，本身就不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在法治社会，一旦出现行政部门限制公民权利的事情，公民可以立刻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决制止。当然如果行政部门预见到它本身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可能就不会采取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这就起到了事先阻止侵权的作用。至于居委会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相当于一个公民侵犯另一个公民，被侵犯者可以直接拒绝或对抗，如果对抗不了，可以报警，请国家帮助制止。

然而，在现在的大陆中国，行政滥权如此猖獗，以致可以侵犯到公民家中，公民却没有手段制止或对抗，显然是不正常的。当行政侵权极端时，国务院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发布文件，对这些过头行为加以纠正减缓了侵权行为，但它蕴含的意思是这些下层行政机构或居委会的作法只是工作上做得过了头，还是在它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它们只有在国务院的命令下才能收敛，而公民却没有手段可以对抗或抵制。这首先是一种事后行为，即各级行政部门可以以“防疫”为名任意侵犯公民权利，而不需要任何法律授权或许可，只有当侵权后造成严重恶果，才会引起上级政府的重视，“20条”和“九不准”才得以出台。但这时侵害和灾难已经造成了。如上海封城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贵阳半夜转运的大巴事故，乌鲁木齐的火灾死难。

其次，这种作法是以行政权威替代立法权威，更强化了人们对宪法和法律的无视。而殊不知，疫情以来，那些过度防疫的措施也是由行政部门僭越立法权而强加于社会的。如将作为乙类传染病的新冠肺炎按“甲类管理”，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背；又如对核酸阳性者要集中隔离的要求，是于法无据的，即使按《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对甲类确诊病例也只是要求进行“单独隔离”；那些全面封锁城市、社区、市场、阻断交通物流的决定都是由各级行政机构违法做出的。如果人们视行政权威为高于立法权威的权威，行政机构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得到对侵权稍许抑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对行政滥权无任何还手之力。因而，大陆中国民众苏醒的权利意识还要超越行政权威，而求诸于宪法和法律。

实际上，如果宪法和法律得到尊重和实施，人们无需什么国务院“20条”或“九不准”。那些过度防疫的极端措施没有一项通得过《宪法》、《传染病防治法》和行政诸法的检验。只是现在大陆中国的现状是，对于行政违法公民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加以抵制，没有违宪诉讼，宪法审查机制也没有成为大众认为可以使用的手段，行政诉讼经常不被受理或被枉法裁判，所以才更依赖较明智的行政决定。我们也承认，在现阶段，“20条”和“九不准”都有它们的积极意义。我只是强调，我们的民众如果能够认识到它们只是阶段性手段，只是通向法治的一个阶梯，最终我们还要通过对宪法和法律的强调，使行政机构敬畏宪法、遵循法律，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保卫我们的权利。一方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就援引宪法和法律对抗侵权的行政滥权；一方面，我们依赖更坚实更权威的法的基础。

那么宪法和法律会不会是制定得倾向于当局，而不利于公民权利？这是行政部门经常以“执法”名义实则滥权给公民造成的错误印象。尽管有不少问题，1982年版宪法还是吸取了在之前的文革教训，设立了对权力的一定约束，并明确承诺保护公民权利，如农村土地权利（第10条），个人经济权利（第11条），私有财产权（第13条），法律面前平等（第33条），表达自由（第35条），信仰自由（第36页），人格尊严（第38条），住宅权（第39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第40条），批评政府与官员的权利（第41条），妇女权利（第48条）等等。这些权利基本上构成了公民的权力结构。以八二宪法为基础，大陆中国在三十多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各种法律都基本上是保护公民权利的，而行政诸法也是依据宪法精神规定行政部门执法的正当程序，意在约束行政部门不要越位侵犯公民权利。因而大陆中国的公民大致可以信任宪法和法律。

要实行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权利，就要对侵权的滥权者施以惩罚。不仅行政部门要撤回违宪违法的过度防疫措施，还要问责于违法的行政机构或“居委会”。当我看到上海当局说上海封城都是居民“自愿的”时候，我曾建议上海市民起诉那些封锁小区的“居委会”。因为如果它们不是执行政府的命令，而是自己做主封的小区，它们也违反了正当的法律程序，即在做出影响本小区居民权利的决定时，要经过居民的同意。这意味着要召开居民大会或至少是代表会议，才能做出决定。我猜测几乎全部的小区“居委会”在封锁小区时都没有通过这一程序。因而“居委会”擅自封锁小区就构成了犯罪。如果在封锁小区期间还发生了对居民的进一步损害，它们更应承担责任。如果“居委会”封小区确实得到了“上级”的指示，它们也可以在辩护中拿出证据，以将罪责直接指向真正的责任人。只有对已经的违法进行惩罚，才能建立起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才能避免以后的违法。

当然，在理论上，公民可以就各级行政部门以“防疫”为名侵犯权利的行为，如各地政府对市场的关闭，对物流的阻断，对通行的禁止所造成的侵权和损害，提起诉讼。上海其住宅受到非法侵入消杀、导致住宅权被侵犯、财产损失的居民可以以此诉当地防疫当局；贵阳因转运大巴失事死者的亲属可以诉贵阳防疫当局；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亲属也可诉该地防疫当局；……一来要惩罚导致侵害的责任人，二来要求赔偿。当然这种诉讼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依我的经验，很有可能会被当地当局恐吓而不敢诉讼，或者即使提交了诉状也不受理，或者即使受理了也很难胜诉。然而，人们不应因这种种困难而退缩。即使没有打赢的希望，诉讼起码意味着，公民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问心无愧，至少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记录。而广义地，这也为走向宪治法治做了一份小小的努力。

最后，我想纠正一个错误说法，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没有权利意识”。这是因为“权利”这个词是rights 一词翻译过来的，人们没有在传统中国找到这个词。其实传统中国有着不叫“权利”的权利。这就是习惯法中的规定。严格地说，权利就是行为规则，即“人们可以如此做”。当柏克说到英国人的权利时，说英国不是“天赋人权”，而是“人赋人权”。他说，“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就“是得自他们先人的祖产”（1999，第42页），即英国人此前一直享有的东西。中国人的传统权利也蕴藏在中国的习惯法中。各种权利虽没有统一的名称，中国习惯法却有一个统一的古称――礼，形容礼是公正恰当的词是“义”，义者，宜也，这与rights 一词的原义相近。所以我们可以借用柏克的说法，权利就是“以前从来就这么做”，如果不允许这么做，就是对权利的侵犯。例如传统中国的人从来就可以自由迁徙，从来就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当禁止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对他们“从来就享有的”权利的侵犯。

当然权利有时也会隐而不彰，这是在缺少对权利需求的时候。多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与科斯教授讨论问题时，他说“英国在工业化开始时并没有经过投票，也没有规定什么权利。在工业化结束时的人权状况与工业化开始时大不一样。”（盛洪，1996）意思大概是说，工业革命带来了更为频繁的社会交往，因交往而需要明确权利，所以权利意识就突显了。这加强了我的“交易先于产权”的想法。更为一般化，人们只有当交易、合作、争端或冲突时，才有弄清权利内容和边界的需求，权利意识也就彰显了。但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权利。就如英国在中世纪一样，它藏身于习惯法之中。而在中国，有些权利，如土地产权，因可以自由交易而较彰显，明代政府还做过土地确权，编过《鱼鳞册》，一个农民熟知他能用土地做什么。中国的谏议制度是表达自由最敏感部分的传统，也是从来就有的。然而其它权利，如人身自由则没有受到过明显挑战，它仍藏身于习惯法中。

权利（rights）意识有时也可能受到权力（power）的压制。1949年以后，长达三十年的公有化、集体化，以及计划经济对传统的权利体系进行了彻底地摧毁，经历这一时期的人们的权利意识几致泯灭。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恢复产权制度的环境又使权利意识复活了。例如我在农村听到农民称他们各自的承包田为“我家的地”，直接看作拥有土地产权。亿万网民认为他们的发声是天经地义的，而删贴封号则是倒行逆施。这是他们“从来就有的”权利观念。在疫情以后，他们在疫情前“从来就有的”权利，如自由进出小区，自由出入公共场所，自由出入省市，自由出入国境，住宅权，财产权，隐私权，…… 受到了侵犯，而“防疫”借口都远不能与这些权利对抗。当权利没有受到权力的挑战时，还处于“潜龙”状态；过度防疫超越宪法和法律约束侵犯或限制这些“从来就有的”权利时，它们就会在人们意识中觉醒，就如“飞龙在天”。

如果说，权利意识在中国也是古已有之，它就不仅属于广大公众，也属于政府官员。在个人层面，他们的权利也如其他公民一样需要保护；作为官员，他们知道“俸禄民膏”，只有保护权利，权力才有资格存在。如果认为权力可以侵夺和压制权利，他们迟早要丢掉权力。他们中有些人也懂得，遵守宪法和法律，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前提条件和最好方式。如果是这样，权利就可能获得更好的保护，权力也更有基础。如果滥权侵犯权利，就是在挖权力的根；如果当公民伸张自己的权利时，政府官员意识到自己滥权的不当，及时纠正错误，也就能避免权力的败坏。在这一波公民维权过程中，一些警察就显现出他们与公民在权利意识上的共识；在本文快写完时，又听说北京、天津、广州、江苏和四川等多地又部分取消了48小时核酸查验，尽管还不到位，也毕竟是个突破，这是对在此前20多个城市反过度防疫抗议的积极回应（弗林，2022），说明权利意识是枪炮也无法阻挡的利器，只要表达出来，就能攻入权力的堡垒，在那里回荡。

参考文献：

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 。

东方ONLINE，“广州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后　当局突宣布一半市区解封”，《东方ONLINE》，2022年12月1日。

郭于华，Diary of Lockdown(11.24-11.28)，《云行云止》：“于华看社会”，2022年11月28日。

弗林，“中国多地放宽防控措施美国务卿：民众抗议产生效应”，rfi，2022年12月3日。

盛洪，“我与科斯”，《读书》，1996年第四、五期。

2022年12月5日于五木书斋

《盛洪教授》：防疫政治经济学

盛按：听说12月4日是“宪法日”。我想最好的庆祝方式是遵循宪法，而“遵循宪法”最好的方式是不违反宪法，“不违反宪法”最好的方法是惩罚违反宪法的行为。

宪法为什么重要？

—— 2011年4月7日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演讲

盛 洪

谢谢准律师协会的邀请，让我非常荣幸地再次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我上次来是2000年，已经是十多年前了，那时在座的大概还是小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隔这么长时间。无论如何，这次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

我个人其实和法学院还是有点渊源，虽然我是学经济学的。我有幸曾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度过半年时间，和科斯教授一起讨论问题，度过一段非常宝贵的时间。大家知道他是法和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今天鉴于我听说同学们刚刚步入大学，我不会讲太深的东西。但我觉得我要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方面这个学问很重要，一方面这个学问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如果得不到表达，会出现很多错误，我就从这些错误开始说。

“宪政”这个词非常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主办方的同学做了很多功课，介绍了很多有关宪政的概念。这些概念实际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概念。只是我们以为它们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远。

举一个例子：两会期间，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记者问住建部长姜伟新一个问题：在北京等大城市实施了一个叫作“限购令”的新政策，就是说外地人不能购买本地的房屋；在北京买房必须要有北京的户口，外地人必须住满5年以上，还要有各种证明。其实这是一种歧视，将全体中国人加以区别对待，于是批评的声音就出来了。记者就问，“限购”是不是一种户籍歧视？而住建部长姜伟新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行政官员，他非常聪明。在他看来他的回答可能是一种非常雄辩的回答。他说：不合理的事情特别多。你要能想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方案，我用您的。

这句话大错。错在哪呢？为什么说这句话有宪政错误呢？我做个比喻，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问一答。有人问：你为什么偷别人的东西？回答：我要帮助穷人，虽然手段不见得很合理，但是哪有没有代价的事情啊？住建部长说我是为了平抑房价，所以想了这样一个方法使只有较少的人能买，这样房价不就不上去了吗。实际上这样的平抑房价的措施是一种行政目标，但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上看，并不是房价真正地被平抑下去了，只是直接干预了它的需求。这类似于，你不要让河水的水面那么高，于是在上游建一个坝，把河水拦下来，底下的水面就下去了。但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上游还积蓄着大量的水。这会越积越多，直到有一天把大坝冲垮。我不说这个政策性目标，只说这个目标本身。这个目标涉及到价格，但这个目标违反了一个更根本的原则，这就是“人生而在权利上平等”的原则，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是平等的。这个原则更为基础。姜伟新的错就在于，他认为为了一个行政政策性目标，可以做一些违反最基本原则的事情。那么这就是大错，就类似于“帮助穷人可以偷”的比喻一样，这两者几乎是等价的。

我们的组织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引用了很多西方的宪政资源。但是，宪政是不是那么大，宪政是不是那么远？其实都不是。它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概念。我后面还会讲，“宪政”并不都是西方泊来的概念，它就是“基本原则”的意思。在中国，很多学者都讨论过中国的宪政，宪政的渊源，宪政的资源问题。比如说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是有自己的宪法的，只不过是不成文的宪法，孔孟儒学就是中国的不成文宪法。这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在世界各文明中走在前列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另一个学者叫杜刚建，他也在研究中国的宪政传统，说在中文中，“宪”是在“法”之上，是比“法”更高的概念，具有统邦国、治朝政、彰善恶和治法律的功效。仁义礼智信则是传统中国的宪理。“宪”是一直存在的更基本的更高的更一般的“法”的概念。还有一个学者叫卢国龙，是研究儒家和道家的，在社科院工作。他在《宋儒微言》中指出：在宋代的时候，有“自然”与“名教”之争，这些争论的目的是为了确立统帅国家的宪政纲领，试图用“道统”驾驭“政统”。所以应该说，在中国“宪”这个概念从来就有，对宪政并不陌生。所以，不要认为一说宪政改革就是西方化。

我不能花太多的时间讲宪政经济学，因为时间太短了。我相信参加这个讲座的同学还是有点儿幸运，我会给大家讲通俗的宪政经济学。其实把握两点大家就全懂了，有些专业术语，把这点撇开不要管，我们可以做一些通俗的解释。大家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说这就是宪政。毛泽东原来就说过这句话。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大道理就是宪法、宪政原则、基本原则、一般原则；小道理就是当下的利害、技术性目标、行政目标。比如我去买股票，为了赚钱，就是小道理，就是当下利害，做一个现在的规则下的决策；技术性目标就是去达到一个行政目标，比如平抑房价，节能减排，城市化，包括GDP，都是小道理。大家知道有很多道理，道理的层次不同，比如大道理，中道理，小道理，简单地讲，就是大道理和小道理，宪政就是大道理，是基本原则，一般原则，小道理就是当下利害，行政目标，区分开来。宪政就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还有一个比喻叫工作母机，就是马克思说的生产机器的机器。宪政就像工作母机，能够决定规则，是生成规则的规则，比如《立法法》就是宪法性质的法律，它不做具体的事，如刑法怎么样、民法怎么样，他管法本身应该怎么生成。比如美国宪法，它规定了宪法如果要修正的话应该如何，这个规定本身会生发出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那么这个规则就是更基本的。“小道理”就相当于直接生产消费品的机器，生产电视机呀、汽车呀等等，生产最终产品。从规则来讲，它是具体规则，具体制度，从法律角度可能是具体的法律。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肯定是工作母机更重要。因为生产机器的机器如果坏了，那么生产出来的机器肯定不好，那么这个机器生产出来的最终消费品肯定不好。所以你去想我们做事情应该怎么样去做，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呢？肯定是工作母机更重要，生产机器的机器更重要，而不是先去改进生产消费品的机器。所以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所谓大道理比小道理重要，所谓宪政原则比一般原则更重要，就是这个原因。

有个宪政经济学大师，叫布坎南，他1997年获得诺贝尔奖。他说研究经济学，最棒的就是对宪政经济学的研究。他的原话是，对宪政的经济学研究比对一般制度的研究“更有效率”。和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如果出了问题要修工作母机还是一般机器，当然要修工作母机。你只要把基本的宪政原则找对了，把它创立起来；由这种更好的宪政原则，去生成的这些法律制度，可能才会更好。假如宪政原则是错的，那么这个法律制度框架就是歪的，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对于经济学家来讲，经济学讲“效率”，那么经济学家更加讲效率。经济学家讲效率的标志，就是要选择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去研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宪政问题。所以布坎南说，什么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学？就是宪政经济学。所以这是宪政经济学的重要性。

当然在布坎南这里，有两个概念，可以描画宪政经济学跟一般经济学有什么区别。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叫做在既定规则下的选择，也叫规则内选择。就是，比如说，你下围棋，围棋规则已经定了，那么在规则下你就下棋，你去努力去占更大的地盘，去吃掉对方更多的子，最后你战胜了，比对方占更多的地，你赢了。这叫规则内选择。当然，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在市场规则下。市场规则是什么样？跟别人去平等的、自愿的去讨价还价。假如一个价格你最后不能接受，那你只能最后达不成这个交易，你不能强制别人接受。是吧？所以你在规则内去选择。这是一般经济学。所以我们讲，我们学微观经济学的话，就是假定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或作为一个厂商你如何行为的这样一个经济学。

布坎南说，宪政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规则间的选择。大家看，这个概念叫规则间选择。那么也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围棋的规则进行选择。大家，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懂不懂围棋，围棋现在是有很多种规则。有中国的规则，日本的规则，韩国的规则。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因为总是黑先走的话，就有优势，就要补偿给白方，就要“贴目”，按照不同规则，它们之间有时候差半目或者差一目。这是不同的规则。这个不同规则哪个规则更好？要有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择？

大家知道，规则不同，人的行为不同。这跟规则内选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更深一层更进一步。这是规则间的选择。大家知道围棋，规则一变，如采用应氏杯的规则，贴目最多，达到八目半，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黑棋就要非常具有进攻性，不然的话它就完蛋了。规则差一点儿，人的行为就会变得很多。

再举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像篮球规则。大家知道过去篮球是没有三十秒的规则的，一般的战术就是老在后场拍球，观众看着非常没有意思。后来就改了规则，就是你如果三十秒内不投篮，就算犯规，就要让对方发球。有三十秒规则以后篮球就打得非常激烈，因为三十秒过后就犯规了，对方罚球。那么这样篮球就非常好看了。所以规则的变化导致人的行为的变化，行为变化导致效率的变化。所以规则间的选择是更进一步，更深入的选择。那么这是，宪政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

再讲讲大道理和小道理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两道题，是心理学书上看到的。

类型A：VI＝VII＋I

类型B：IV＝III－I；

上面这个式子是罗马数字的等式，但是现在不等值，下面这个也不等值。我不知道哪位同学对这两个式子，就像挪一个火柴棍一样，使它相等。有哪位同学能够做一下？好， 这位同学。

同学：第一个加号竖的那一道移到下面那个减号上。

盛洪：（笑）你这个答案很超越，不要上下这样挪。哪个同学？（场下同学小声在回答）对，第二个呢？对、对。就是这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特别表扬一下第一个同学。我想给出这个实验，最后的结果呢，是一般人对第一道题很快就能做出来。第二个就时间长一些，或者说费事一些，发现答案的人比较少。那么能把这两个挪一块儿作出来的那就更少，但是第一个同学有学好宪政经济学的潜质（笑）。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符号不变的时候，改变数字会比较直观；如果改变符号的话，相对来说就比较难。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小道理是容易发现的，它是直观的，短期可以看到结果，没有过多因果链，一个因一个果。大家知道，人类社会很多现象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小道理是这样一个特点，类似于第一个式子，很直观，我们看着数字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但是大道理最大特点是什么？是不太直观。它是经过长期试错、积累和提炼的结果。这个结果就可能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对历史的观察，试错、积累和提炼，得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它其中有很多因果链条，不是一个。很多经济学家一说话就遭批，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它给你揭示的是经过很多因果链条得来的结果，但是一般人只会看一个因和果，所以他会不理解经济学家说什么，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所以，有些大道理是经过多个链条，才能检验出来的。

当然，很简单一个例子就是，私有财产权是不是对的。这不是一个很能直观看到的问题。所以历史上经常会有平民革命，导致的结果是大家打倒富人阶层，取消私有财产权。要直观的看，私有财产权是个很坏的制度，它导致贫富差距；但是从长远看就不一定，它使社会可以持续地保持较高的效率。所以小道理和大道理它是有区别的。大道理不是一下就能发现的。那么我们现在再想一想，如果社会只有小道理会怎样？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博士论文题了，非常深，甚至不是博士论文，写好了直接获得诺贝尔奖。

那么，在这儿我给大家一个结论。美国有一个桑塔费学派，他们用计算机模拟仿真了一种模型。这个模型假设社会是怎么样的，人有哪几类人，有自私者，合作者和强互惠者。自私者就是自私自利，我做所有事情都对我当下有利。合作者他知道跟对方合作会带来好处。但如果对方背叛，自己便不跟对方合作。强互惠者知道从长远看，从整个社会看，合作肯定比不合作好，所以当对方背叛了，为了维护合作秩序，他必须惩罚对方，让对方回到合作轨道上来，这是区别。结果是什么？就是如果只有自私者，社会就会崩溃掉。

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太多了，后面有句话叫做个人主义失灵。我们听说过有个词叫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个人主义失灵的其中一种，还有，民主失灵也是个人主义失灵的一种。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自私者，社会全是自私者，这个社会是要崩溃掉的。为什么？自私者就跟刚才讲的，他们就看小道理，只知当下利害和技术性目标，不看大道理，这个社会就完蛋了。那么如果只演化出合作者，这是什么结果，他们就是你跟我合作，我跟你合作，但是你不跟我合作我就不跟你合作者，最后会从合作者退化变成自私者，结果所有人都是自私者了。刚才说了，只有自私者，社会会崩溃。只有存在一定比例的强互惠者，社会才能发展。那么强互惠者是什么？就是那些看到大道理的人。下面这个图就是他们模拟了几万次形成的曲线，这就不讲了。所以刚才讲，只有小道理社会就崩溃了，反过来讲这个社会不能没有大道理，就是这个社会不能没有基本的原则。

但是为什么小道理有时候显得有道理？小道理他也是道理是吧，他显得特别有道理。所以社会才会犯宪政错误。就跟刚开始我讲的那个住建部长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他讲的有道理，但他那里大道理小道理分不清啊。都是道理，是吧。这个小道理有时显得更有道理。

为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大家知道，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它的一套制度规则，也是它的宪政规则，它的宪政框架。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的单位，一个企业，有它的宪政规则。家庭也有。所以我们说，宪政不是大得不得了的事情，只要有基本原则就行。那么在两个人之间，男朋友女朋友之间也有。一个企业的基本结构是，股东大会是权力来源，它是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是它选出来的代理机构；管理层就是他们选出来的、代理他们进行实际的公司操作的人。一般的公司的规矩就是，股东大会给董事会一个授权，因为最大的权力来自于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有权力决定公司的财务、公司的资产、公司的资金怎么去使用怎么去分配。比如说我的公司的资本和公司的盈利，应该投资投在哪个方向或者哪个项目上。但是股东大会不见得全自己做，它会有一个授权，比如说，我们给董事会一个授权，五千万元以下的投资由你来决定。那么董事会有了这样一个权力，它对CEO或者总经理说，一千万元以下的投资你做决定，这就是一个很合理的授权体系。那么现在呢，有个问题，有一个CEO、一个总经理，特别能干，他特别聪明，投资眼光特别高，这个时候，其实他投资，比如说一亿元，都做的特别好，他是否应该违背这个规则？有时候就会有这样一种探讨，就是这个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怎么这么压抑我这个CEO的才华呀，是吧，是否为了让他发挥才干，是不是应该让他不受这样一个限制？这似乎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是小道理有道理。但是大家知道，公司治理结构是针对一般情况，大多数情况的一套长久有效的规则，它不针对个人，而且它有个重要的特点是，它不见得时时处处都显得这么优越。有些时候并不是最好。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公司的CEO不总是这个人，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人，有时候可能你约束这个人，他的才华就要被约束，但从长远看， CEO，一方面是才干，一方面是他的忠诚部分，他是不是总是能自觉维护这种规矩，这是不确定的，但是确定的是股东的权利，与他的出资，是和他的风险相匹配的。因为实际上最终承担风险的是股东，所以，把最大的权利，给予他们，让他们决定一切，这从长远看是对的。在某些时候，小道理会显得有道理；宪政原则在某些时候，可能显得不如在具体情境时，一些具体人发挥才干的小道理更有道理，但是这恰恰容易出现宪政错误。

再举个例子，就是大概是2001年，有一个律师叫乔占祥，他诉铁道部。诉的原因是，铁道部在春运的时候，擅自调涨火车票售价。他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这个法说，像这种重要的公用事业的价格调整，是要通过听证会的，但铁道部没有。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写文章，支持铁道部，说铁道部得调价，因为春运需求量太大，假如不调的话，需求量就非常大，供不应求，就不可能通过价格调整供求关系。按价格法，铁道部可能做不到通过价格调节供求。所以经济学家大多支持铁道部，但法学家不支持。但是我是支持乔占祥的，是因为我从宪政经济学角度出发，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叫做“让宪法起作用”。我说有可能，铁道部是由既忠诚于民众，业务上又非常优秀的精英组成，但是从长远看，我们是不能保证这样的人总是存在的，所以，由于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从长远看，这样一个行政部门，调整公共事业价格的这样一个行为要受到约束。不然的话，这批很优秀的人过去了，他们都是雷锋，又换了一批不是雷锋的，我们就受损了，因为在这样一批雷锋在的时候，我们放弃了宪政框架，以后我们会受损。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当下的好处，放弃了一个更根本的原则，这对社会是错的，所以要实行宪政，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小道理显得有道理，也得在宪政框架下讨论的原因。

再讲一下大道理，显然大道理是难以发现的。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大道理能自然产生吗？我讲讲布坎南。布坎南是宪政经济学的大师，他是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很多宪政经济学的著述，而且在获奖前讨论了很多有关宪政经济学的问题。他比较著名的问题是，什么是最好的宪法？就是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宪法是最好的，这叫一致同意原则。大家将来可以找书看一看。“所有人同意”在真正的意义上是说，这个决策对任何人至少没有损害。大家都知道“同意”的真实意思是什么，因为法律上的“同意”恐怕跟这个“同意”很类似，即因为这件事不损害我所以我同意，要是损害我我肯定不同意。那么所有人都一致同意的一件事它能不是好事吗？肯定是。布坎南说，一致同意的宪法是最好的宪法，后来就获诺贝尔奖了。

但是获诺贝尔奖以后，他又问一个问题，他说这宪法是从哪来的，谁起草的宪法？举手同意，首先这个宪法草案在哪啊，你同意什么呢？你不能同意空气。于是他就费尽心思来证明。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证明，经济学的角度是讲利害讲功利的，讲经济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就是说“这样对他有好处，所以他就这样做”。这就是经济学分析。这样做对他有坏处，他就反对这样做，这就是经济学，这很简单。布坎南要证明起草宪法对起草者有好处。然后他就开始证明，起草者是追求作领导者的感觉。起草让他有领导者的这种感觉，聚集了很多追随者，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很多粉丝，有一种心理满足，就是领导者。我是个领导者，然后大家都对着我来崇拜，给我回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回报。他就又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宪法不仅是给当代人起草的，还是给子孙万代的，美国宪法现在至少200多年了，百年以后那些崇拜者他也看不到了，所以这个不能算。如果仅为了生前的荣耀，你只要对当代人好，为什么宪法要对后代人好？后来他就解释不了。他说这个没法用经济学解释。

后来他就发明了一个词，叫“宪法公民身份伦理”，他们这些人具有宪政层次的公民身份。大家知道，经济学家在讲伦理的时候，他一定认为经济学已经没有办法去解释了，他就讲伦理了。伦理就是解释这些行为它不见得能用成本和收益去解释得了的这种行为，就用伦理学。后来布坎南有一本书叫做《宪政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于是他就走到了伦理学，就是每一个唯利是图的人他不能理解的大道理。这个社会必须得有强互惠者，就是你在违反合作规则的时候，我宁肯受到损害，也要让你回到合作的轨道上，这种人就叫精英。精英就是超越自身利害，就是刚才讲的小道理，就是当下利益，你得超越。你有自己的利益，但不能完全只顾自己的利益，你要从整个社会角度去看，这叫超越自身利害。还要有道德约束。道德就是跟刚才讲的伦理一样的，你明知这些行为对当下可能有些损害，但对他人对社会有些好处，你要去遵守道德，这是精英。

实际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大道理的形成是精英群体提出的。比如像哈耶克所说，像英美法系吧，judge made law，就是法官来造法。因为英国过去的法官，就是一个精英群体，它是个专业集团。这样的一些人形成的集团，通过判案形成的这些法律原则，叫做法官造法。我们讲的英美的判例法的这种传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形成一些法律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形成法律传统，有些知识精英、文化精英从中提炼基本原则，进一步地形成宪法。这是哈耶克的理论，讲的是由精英集团来完成的宪政原则的提炼，那么在中国呢，就更明显了。大家知道，孔子讲的“士志于道”。士就是君子，就是精英。志于道，道等于天道，就是大道理。有这样一群精英他们的志向和使命就是去发现天道，去把天道变成人间法律，然后让大家去接受，这就叫士志于道。为此他们可能要舍生取义，义是一种大道理，那么舍生取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些时候你坚守这些大道理可能要付出代价。

如果只从当下利害去判断的一般人或者我们叫“小人”，古代的儒家称的那些“小人”，他是根本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反过来讲也是这个道理，大道理是不能自然产生的，有时甚至需要牺牲。那么大道理可以被发现，最后怎么变成社会的宪政原则呢？这个故事又非常多。看看人类历史，比如像早期的犹太人，有《摩西十诫》。最开始有些精英发现这些大道理形成宪政原则，然后以神的名义来告诉社会成员，说这是上帝告诉我的。如摩西上了西奈山，面见上帝，回来说这是上帝告诉我的有这十条规则，大家要遵守。这是一种情况。在中国呢，也有这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最初的大道理是由一些精英发现的，然后他们又是这个群体或部落的政治领导人，他们就把它贯穿到部落的秩序中去。怎么这样一种大道理就能发展产生呢？是因为不同部落在竞争，没有发现大道理的部落就衰落下来，就没有了，你就不知道了。发现这些大道理的，就兴盛起来，比如说像周，中国的周朝是很重要的。大家知道中华文化到今天，一个根就是周，周发现了很多大道理，我们在《尚书》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当然它不是通过现代的方式来发现的，所以说在前现代是有这样的宪政社会形成的。

最后，比较西方的现代的形式，刚才给大家讲了，很多大道理被发现了。但你不能说发现了就行了，还要经过大家投票。像美国国父们，他们起草了宪法，大家一起开立宪大会。讨论完了，各州拿去投票，大家表达自己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是完全一致同意，是接近一致同意的原则，多数通过。大道理被投票通过了，这就是宪政。所以，我们回头再去探求，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框架，一个合理的宪政框架下，大道理和小道理是相结合的。当然大道理要管小道理。精英和大众之间，精英是代表大道理，美国宪法是大多数公众通过，但是别忘了，是谁起草的宪法，精英——非常优秀的精英。如果只靠美国西部牛仔投票，一百年也投不出美国宪法来。

这样一种结合是一种什么结构呢?是用大道理来避免小道理的偏离，和小道理的当下利益合成一个共识。我们需要大道理，用大道理来看到社会的长远、全部的利益，避免小道理的不足。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刚才讲的私有财产的问题，如果现在我们按照一人一票制度来投票的话，假定没有任何宪政原则框架，私有财产制度可能会被否定掉。为什么？因为穷人比富人多，所以从当下去想的话，我为什么不去瓜分富人的财产呢？而这种事情在古希腊发生过多次。大家只知道古希腊民主，不知道古希腊的民主是经常反复的一种民主，穷人上台是要分富人财产的，都是通过投票的。所以只知小道理的话，是形成不了对人类长远的全局的有效的看法。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大道理。大道理，大道理，这是不能通过投票去推翻的。

小道理可以用来避免大道理太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道理都是全部的长远的利益，只知精英，不知民众，这是另一个极端。有些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可以谎称自己发现了大道理，谎称这个大道理可以带领人民走向幸福的未来，然后呢，谎称人民都特别幸福。但人民真正幸福不幸福？所以注意小道理的意义是，我们还必须要去问所有的人自己，你到底幸福不幸福？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大道理是要小道理去证明的。所以当权者说我们的人民都很幸福那是不行的，要经过小道理检验。小道理要在大道理的框架下通行。所以你想帮助穷人是好事，但你必须在尊重别人产权的前提下去帮助穷人，你不能偷别人的东西去帮助穷人，所以必须在宪政框架内进行。这个框架是什么？尊重产权，尊重人权。你可以想别的办法，但不能偷东西去帮助别人。所以，叫做小道理在大道理框架下通行，

当然，大道理也不能代替小道理。大道理有大道理的用途，大多数情况下，适用的还是小道理。我不是否定小道理，而是说只有小道理不行，大家还要讲自己的利害。一个美好的社会，如果不许大家说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利益受损失了还不准张嘴去说，这在中国文革时期是出现过的，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社会。所以大道理不能完全替代小道理。每个普通老百姓，每个“小人”，都有自己的利害，这个利害在大道理的合理范围内，是恰当的。宪政框架是什么，宪政民主是一种政治框架，要把宪政放在民主前面。，什么意思？宪政是大道理，统摄这些小道理，民主就是许许多多的小道理在大道理框架下集合起来，形成社会的意志。宪政民主是这样一种政治结构。无宪政的民主是很可怕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先宪政后民主。先有个基本规则，在基本规则下大家去选择。

最后再稍微讲讲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很严重，我们的行政人员随便违反宪政原则，因为他们不懂宪政，中国存在非常严重的宪政缺陷。首先我们要说，现存成文宪法的生成，没有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的宪政经验，我们的宪法是有待改进的。当然它也没有一个比较严格的形式上的一致同意过程，大概只是通过几千人的人民代表大会同意了，宪法修正案也是如此，这都是不够的。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大法，意愿表达的范围太小。

在实施方面，宪法不可实施，不可操作。我们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下，不能依据宪法起诉别人，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违宪审查。没有这样一个程序，审查政府出台的政策和人大通过的法律是否违背宪法。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问题是行政部门僭越宪法，它有实际的立法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有实施能力。一个法律是否真正有权威在于是否可实施，比如说宪法，明明很大，但不能实施，违背宪法不受惩罚，它就很小，很没权威，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行政部门是最有实施能力的，比如说北京汽车的尾号限行，它是可实施的。对这个规定的合法性有各种说法，但你不得不遵守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在宪政上的层级非常低，但你不得不尊重。因为只要你违反了，他就会罚你200块钱；但你违反宪法就不会被罚。所以我们说“行政立法”。

行政部门在有宪法、有法律的条件下，出台一个行政法规，行政意见，这个行政法规或意见大于宪法，大于法律，因为它可实施。比如38号文件，是国务院办公厅和几个部委联合发布的意见，这个意见名义上是为了调整石油天然气产业结构，消灭落后技术，提高规模，但它这个决定实际上授予了中石油、中石化石油产业的垄断权。在任何一个宪政健全的国家，任何不得已的垄断都是要经过议会批准的。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行政部门的文件因可实施，而实际上有效力。

我们的行政人员基本上是没有宪政意识的，不懂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这样会造成很多问题，比如说侵犯产权和人权。比如强拆，政府官员很理直气壮，因为我们要推进城市化，我们要有GDP，政绩。我刚才讲了，这是小道理，技术性目标、行政性目标。它损害的是基本产权，这是农民对土地的基本产权，甚至逼得人自焚，这损害的是人权。甚至出现小道理僭越大道理，比如说我们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上很多具体规定是限制这个权利的。最近的一个著名的事件是北大的会商制度。张千帆教授将这个问题提升到宪法学的高度，这是个宪政问题。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小道理僭越大道理。这就是中国当前严重的宪政问题。

最后我讲一讲，我们怎么形成今日的宪政原则。这个话题太大，我们简要讲一讲。首先我们要吸取中国的宪政资源，中国是文明古国，四书五经，汉唐宋明，都是有很好的文献。列举几个。比如天命说，就是任何统治集团都不是天然具有合法性的。《尚书》有句话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是自周以后中国历代的政治传统，没有哪个集团是上帝的选民，从来没有。你有德，天命才会落你头上。这个德是什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事实上是要为老百姓服务，否则你就没有资格，没有天命。

还有一点，叫作“历史约束”。中国有句老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现在做的好事坏事都会受到报应，在中国这句话被强化了。在中国有独立的史官制度。有一次据说康熙走到一个房子里，看到有不少人在在记东西，问他们记什么，史官答记他的日常行为，康熙马上意识到他走错地方了，离开了。清代有一套非常棒的历史记载文献，这就是《康熙起居注》。这是清代的，保存得非常好，记录了康熙每天做的事情，是做史学的最基础的资料。所以很多时候皇帝很怕史官的，这是有传统的。当然还有比如谥号制度。大家知道皇帝死的时候是要有个封号，这个封号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它要对你的一生作出评价，用一个字来盖棺论定。比如商纣王，纣就是他的谥号，纣就是做了坏事；比如隋炀帝，这也是他的谥号。这是死后对他的盖棺论定。这是对一个人的评价。

中国还有私人修史的传统。“史”不会是本朝给本朝写的，绝对不会是给本朝著史，从来都是给别人写的。中国的文人多有私人著史，从春秋开始。比如说《春秋》就是孔子私人著史，还包括司马迁写《史记》、陈寿著《三国志》，都是私人著史。就是说历史评价不可能由自己来写自己，没有可能性，你必须要接受非常公正的评判。

还有权力制衡和谏议制度。中国历史中从来就存在权力制衡，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个传统是司法独立。大家会问，中国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吗？当然有。西周时就有，在《尚书》中周公就有这样的讨论。还有文景之治、《贞观政要》都有这个传统的记载，这个我就不说了。这是有关司法独立的文献。还有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原则。就是指一个国家、政府不能进行商业性的活动去牟利，你只能提供公共服务和收税，这是《盐铁论》一书留下的原则。这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还有科举制度这就不说了。

还要吸收其他文明的宪政制度的经验，比如美国的经验，有许多是值得学习和肯定的。比如美国宪法，它好在它就是一部非常好的制定规则生成制度的文本，并不是它一制定下来就是好的，它制定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的罪恶，包括在刚开始的时候奴隶制还是合法的，奴隶们黑人们只算是五分之三的白人，也被赋予投票权，但是这是白人奴隶主的权利。但是它好在哪呢，它好在这个生成规则的规则，生成制度的制度。它允许后代去修改它，但是改不能随便改，所以诺思教授，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美国宪法是可以更改的制度，但是它改的程序设定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制度不可能不改变。考虑到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延展，宪法不可能不改但又不能随便改。不能说今天是白明天是黑，这个不行。美国宪法大概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提出，各州的议会需要四分之三以上的通过，这样一个宪法修正案才能产生出来。但是你看现在的美国宪法就好多了，这是它伟大的地方。所以奥巴马才能当总统，不然的话，如果根据当初的美国宪法，奥巴马根本不可能当美国总统。

我认为还有一个为人称道的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当然这又牵涉到另外的话题，我就用一句话来说吧，对于社会来说，它应该有着一套最好的观念。但是这一套最好的观念或是人对社会的认识，不是先定的，不是说某一些观念某一些理论就是真理它就是好的，我们规定为意识形态，规定为主流文化。而这个结果一定会是最坏的。其实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法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说，最好的观念是在不断的争论和竞争中产生的，为了能够寻求到、获得这套最好的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保证言论自由。它的宪法的深意在这儿。不然你根本不知道哪一种观念是最好的，因为有可能那种先定的规定某一种理论是正统的作法，就把最好的观念给排除了。所以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非常好的一方面。

再进一步就是我们怎么去在中国社会中去建立一套这样的宪政框架。针对我刚才说的中国的问题我们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让大道理管住小道理。是因为现在大道理没管住小道理，小道理不服从大道理，小道理僭越大道理。为一个技术性的目标去违反一个原则性的规则，这是我们面对的普遍的问题。所以，第一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必须可实施，不可实施它就是一纸空文。当初刘少奇被押着去批斗的时候，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那是没有用的，那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在这方面确实要借鉴美国的这套制度。在美国，联邦法院就是宪法法院，在联邦法院可以用宪法为依据提起诉讼，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拿宪法去提起诉讼。在中国也应该有宪法法院。此外还要有司法审查权。这都是我们正在或者将要去努力的地方。

美国的这套制度也是在美国宪法框架下生成的，如马布里诉麦迪逊案形成了司法审查权，最高法院可以对议会提出的法案和政府作出的行政命令进行违宪审查，从而推翻这些法律和行政命令。这是非常有益的。那么对我们来说，也要建立一套框架，明确规定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权力平衡。因为现在是没有规定，我们要对越界者进行明确的限制，当你的行政行为违反了基本原则的时候，当你侵犯了产权的时候，有一种强制力的限制。比如说某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带着一帮警察去强拆某片居民区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要对这个县长或者镇长提起公诉，以侵犯产权为罪名的公诉，只有这样才能约束他，这样才能使行政部门在这样的宪政框架下做事。我们希望他做事，但是你不能够偷别人的钱去帮助穷人，你不能侵犯平等原则去平抑房价，你不能用侵犯产权的方法去搞城市化。我们必须要给它带上笼头，限制住它。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你能肆意而为，你有什么能耐呢？你要在尊重法律、尊重宪政、尊重一切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做事，这才是根本。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最好的结果也是在尊重人权的原则下才能实现，并不是说尊重产权就没办法做事，并非如此。尊重产权的结果更好。先要让行政部门在宪政框架下，在大道理的框架下去做事。

最后给同学们再讲几句话。有一次我们开有关国有企业问题的会，我说国企的很大一块收入就是因无偿占有国有土地，不交地租，省下来的成本部分就变成了利润。最近我们要发布有关国企的报告，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依据公布的统计数字推导出的估计。在中间休会的时候就有一个某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来问我，说：“老师，不是国有企业本就不该交地租吗？”当时我就特别震惊，我问“这是你们老师教的吗？”他看我反应太激烈了也有些害怕。但是我对这事很震惊，我在想，法学院的学生应该学什么呢？是学习法条吗？不是，法学院的“法”不是法条的意思，我们法学院的“法”是法理。“法理”是什么？是大道理，我们要学的是大道理不是小道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目标出发生成的基本原则。“法条”是什么？当下的行政目标，甚至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意志。大家知道法学院要学法哲学，法理，它的极致是天道，就是最高正义。我们要学的法是这个“法”，不是那些法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托克维尔说过，法律人就是一个精英群体，这是针对美国从英国过来的这样一个群体说的。在欧洲中世纪有贵族，算精英；有法律人，也算精英。但是近代以来，贵族被打倒，所以有社会传统的法律人就成为精英群体。我说过精英群体的定义，超越自身利害，做出道德选择。所以精英群体从本质上就是要追求大道理。不要只记法条，法条可以去看，但更应追求其中的道理，就是要知道什么大什么小，什么根本什么次要。在道理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怎么去辨别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我不希望我们现在有些同学将来当了部长，也做出那样的回答，那是我们政法大学的悲剧。我们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希望看到有非常清醒的宪政意识的中国法律工作人员。所以要非常明确，要分清楚什么是小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让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所以，最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康的宪政结构，让中国成为一个大道理管住小道理，小道理印证大道理的国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盛洪老师，谢谢。

主持人：相信大家听了盛洪老师的精彩演讲以后一定会有很多疑问，现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向盛洪老师提问。

提问者甲：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我们学校国际法学院大一的学生。刚才听您说这个小道理、大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从这个学期接触宪法包括看一些宪法方面的书包括思考中国怎么样走这条宪政的道路，但我一直很想不通的就是，你讲这些我们都懂，我们也认为很对，但是具体我们作为一个法科的学生，我们作为将来要走进社会去守住这个社会的良心去发展这条宪政道路的这些学生，我们应该具体要怎么样做才可以让我们的人民，让大多数的人，让他们都可以透过这些小道理看到大道理，让他们怎么来接受宪政这条路？因为之前有老师跟我讲过，中国人是比较务实的，近代的时候，我们接受宪法也是走的一条非常务实的道路，觉得它有用才会用。包括今天大多数的人也是比较务实的，就是你只有让我看到它的确是有用，我才会接受它、同意它。但是大多数人他们只能看到小道理，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看到大道理呢？

盛洪：首先，还是要去探究大道理，只有探究充分，才能得到。实际上，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宪法充分反映了大道理。所以宪政改革，还是要对宪法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充分去吸收中外的宪政资源，这是要去做大量工作的。首先你要去探究，还不是说大道理摆在这儿，大道理肯定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第一步是要去探究的。第二点是，所谓知识精英群体要提出大道理。我刚才讲的，美国的宪法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提出来的，它是由一群精英，是美国的国父们提出来的。所以提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当然我讲的这个提案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提宪法性提案。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你们将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提出提案，要提出建议，可以是宪法的建议，也可以是具体法律的建议，各种各样规则的建议，这是知识精英能主动发挥作用的地方。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一群大众，那么它是止步不前的。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你要提议。也可能这些提案会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被大家接受，但这是要你做的，要反复去做。在这种比较有具体形式的提案经过必要程序形成法律或宪法之前，是有大量工作要做。大量工作就是你反复去做，反复讲这些大道理。我原来也是不太愿意反复重复，但我现在非常喜欢反复去讲。你作为一个学者可能认为，我不愿说重复的话，我想创新，但是呢，对于社会你要有责任心的话，你要反复去说，你说的话别人可能没听过或者听了一遍忘掉了。这样才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主流的文化，在全社会形成这样一种宪政共识，这个共识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一般的人是要看小道理的，但是他并不是绝对不看大道理。孔子讲：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些知识精英在这中间要起到作用。他们说的话是要让一般大众多想想。这就是知识精英应该做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需要你下决心，付诸努力，要耐心，去反复做这样的事情，才能推动。而这个事业大得不得了，肯定不能急功近利，不见得马上要见结果，甚至你不可能在你有生之年见到结果。大家知道西方宪政思想也不是一代人就完成的，也由很多代人完成的。所以没有关系，你如果是精英的话，你的视野就不是一般人的视野，你是跨越世代的。所以，不要太介意。宋儒有句话，不问利害，只问义与不义。就够了，所以，去做就行了。谢谢。

主持人：你这个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是吧，需要在座的各位精英上下求索。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同学想要提问题？

提问者乙：谢谢盛洪老师精彩的演讲，然后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听刚才老师讲说你有经济学的背景，然后加上法学有一定的研究，那么我就想知道在当今社会上怎么找到一个经济学和法学的契合点，然后更好的报效社会。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教授您角色转换一下，关于刚才那个部长回答新闻记者的那个问题，如果您当时是作为那个部长的话，您如何回答那个记者的问题？

盛洪：这个结合点就摆在面前了嘛。刚才我提到了科斯教授。科斯教授是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和法学开创了两门学科，一门在经济学叫新制度经济学，一门在法学叫法与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法与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和法学结合的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是商学院的的学生，你要是想再去学法学的话，你可以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读一些这方面的文献。从这点来介入，了解法学和经济学的结合部。第二个问题，我要是那个部长，我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不会限购，很简单。

主持人：接下来还有那个同学想要问问题？

提问者丙：想问一个我的疑问，在自然灾害面前，政府是否有权力去救灾呢？如果有权力得话，是否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呢？因为凭什么那所有纳税人的钱去救助一部分人呢，但如果没有这种权力的话，又似乎不合道义，违背了道德。两者中哪一个是大道理呢，是否以一种完善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天灾呢？

盛洪：这个灾害中，人的生命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它是一种特殊状态，那么这样一种特殊状态往往已经不能用常规的方法或者常规的技术来解决，比如投票原则。它是一种特殊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市场是失灵的，常规的方法也有失灵的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灾，就是大道理。为什么说它是大道理呢，为什么是公平的呢？为什么拿全体公民的钱去救一小部分人呢？是因为，这是一种对社会的长久承诺，即假如哪一部分受灾的话，政府都来出手相救。并不是特意针对某些人，因为在灾害的出现是随机的。所以任何人都平等的获得承诺，只不过你这儿暂时没地震，也许哪一天你这地震了，所以这是非常公平的。这种公平和买保险是一样的，为什么买保险只有少部分人受益呢？这是公平的，因为保险它是针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出的一种承诺，政府的这种救灾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

当然，我认为，政府救灾是要有一定限度，不见得占用任何资源来做这个事，因为在灾害面前，市场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完全没有作为的。大家在汶川地震也能看到，当时大量的志愿者涌入四川，非常多，非常快，就是说非政府力量其实非常强，不见得非得全是政府来救灾。非政府力量有时候也会针对意外事件，意外灾害做出迅速反应。还有就是灾后重建，其实要迅速的回到市场经济渠道，因为重建是可以利用市场制度。政府在救灾重建的时候，要限定自己的范围。但是他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地震时政府表现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所以从这点来讲，他是大道理。

主持人：盛洪教授不愧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和宪政学家，从法学角度说的话，下面还有哪位同学需要提问？

提问者丁：盛洪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大道理与小道理相结合，精英与大众相结合，那么这样是不是就是说，一部由精英起草，大众一致通过的宪法就是一部合理的宪法。如果是，那这个精英阶层该怎样产生呢？

盛洪：嗯，对。这个精英阶层是竞争性产生的。实际上你想问，谁是精英？关键在于这些精英并不见得是由外在的选择来确定。这部分精英，是要起草宪法的，他要是假精英怎么办？起草的法案有问题怎么办？这个精英团体应该是竞争性的。其实古往今来，精英都是竞争产生的。在最早期，精英在各个部落内产生出来。体现在这些精英对于社会提供的这些宪政的基本原则。周有周公，他对周的宪政原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到周公，很简单，就是因为周公的竞争者后代全死了，因为他们的这套原则是伪原则。假设有一个社会，其中有真精英，假精英，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部落提出自己的宪法原则，但是后来只留下一个，其实还有另外的，但那个宪法已经不存在了，因为那个宪法很糟糕，使各应用这种宪法的部落衰落和消亡了。所以说美国比较成功，这不是说美国没有问题，它也有很多自身的问题，但美国相对来讲还是很成功的。美国存在和发展，美国宪法才会存在和被大家关注，美国其实是被竞争选择的，美国的国父们也就是被竞争选择出来的。好，谢谢。

主持人：由于时间问题，我们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人戊：老师，您好。我们知道在中央，人大和党的总书记是两个人的，分属两个人管理，但是在一些地方，比如省，市或者其下级地区的行政机构，党的领导人和地方的人大主任都是同一个人担任的。我在想这是一个合理的状态吗？老师您能否帮我解答呢？

盛洪：省的人大主席由省委书记来兼任，应该是有好的方面，因为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人大的权力是相对较弱的，行政部门的权力远远强于人大，这种结构是有巨大问题的，结果表现为小道理不服从大道理。如果做些调整，加强立法机关的力量，在中国是执政党有实际权力，在现在的政治结构中，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是一把手，他们兼任人大主任的话，可以加强人大的力量，来稍微调整一下人大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平衡。这个变化相对来讲是好的变化，当然这个结果怎么样，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来观察的。这件事本身我觉得还是值得考虑。

主持人：感谢老师能来我们这个讲座，我们最后来多加一个问题。请问还有人想问问题的吗？

提问者己：盛洪老师您好，刚才就说我们学习法律的人对宪政的理解是宪政的核心问题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我一直有个疑惑，盛洪您谈到，大道理产生小道理，大道理通过一致同意原则产生，我想问的是：老师的这个理论究竟是解决什么问题？您的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什么？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盛洪：问题大了，现在有个大的失误，就是大道理在成为社会接受的宪政原则的时候，可以不经过一个一致同意程序，这其实是一个重大失误。实际上一个社会，如果进行一个公共决策，怎么判断公共决策是好的，应该说没有好的办法。假如有个人，非常聪明非常权威，他自己规定了宪法的内容，而不通过一致同意原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设定的原则不能通过社会每一个个体的验证，没有这种通过验证，就不能证明大道理是不是真正是好的，这个事情关系非常重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有疑问。很简单一个道理，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如果这个法律只在人大常委三百多人中间进行投票，会有很多问题，很多利益相关者不能发言，没有人代表他们发言，这时候法律通过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法律就会出现很大问题。你怎么判定它是好的法律呢？判定方法就是这些当事人的意见。这个太重要了。再举个例子，1982年宪法做了一条修订，这个规定就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当时在城市有私有房产的业主都没有参与投票，他们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你知道这个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有多少灾难多少悲剧，这个宪法怎么是好法呢？我怎么知道这个宪法是好的呢？最理想的应该是所有人一致同意，那这样的话，在城市拥有土地私产的人怎么能同意这个宪法修正案呢？所以说你的问题，恰恰是你自己有问题，你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从宪政经济学或者公共选择经济学来讲，叫做主体性。就是一个人的成本和收益是由他自己来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除非你说这件事对你有利，这件事才对你有利，才能让别人代表。你不能被代表，只能代表你自己。而现在恰恰是人民被代表了，但是根本没有代表人民。所以说公共选择的决策一定经过当事人的意见表达和选择，达成一个结果，有多少人同意。同意的人越多，这个法律或者说宪法损害的人越少，就一定比同意的人较少的那个宪法要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则。这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讨论的。如果你不同意，那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达成更好宪法的程序了。

提问者己：老师您可能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反对老师您的这个理论，我的意思是这个理论究竟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这个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设计宪法，如何设计宪政，如何设计宪政体系的建构。

盛洪：对呀，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宪法的生成程序是什么样的，这个是需要讨论的，很多国家的宪法要全民公决，那全民公决和三千多人投票的结果能一样吗？这就是实际功用，而现在我们恰恰就是要这样的实际功用，这样的需要太多了。主体性和一致同意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性原则，而我们中国恰恰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这个原则，所以我们才说它有用，它太有用了。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最近看到不少公民坚持自己的权利，据理力争致使“居委会”或行政当局拆除铁门、撤消违法封区的视频。据说有不少正在被封控的小区在11月27日这天提前解封，北京当局更是明智地“严禁硬质围档”。更令人高兴的是，一些警察也站在了保卫公民权利的一边。人们依据的是国务院“20条”和“九不准”，在这背后是宪法精神。这使人看到了法的力量。然而“徒法不能自行”，法只有被援引和要求当局遵守才能显现出力量。这是一次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以及由此激发的维护权利的伟大行动。公民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政府恩赐的，但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权利的维护还要靠公民自己的努力。这是上帝辨别一群人是否有资格享有权利的考验。长期以来，在大陆中国似乎人们不能通过这个考验，现在看来不是这样。这是中华族群应享有其尊严，再次崛起于世界的征兆。（2022年11月28日）

盛按：今天看到长沙一公民在地铁要求接种疫苗证明、否则不许乘地铁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视频，感到很高兴。这个公民非常清楚自己的宪法权利，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据理力争，勇敢捍卫。在网上也有文章批评长沙政府这一以防疫为名侵犯公民权利的作法。很快，又看到长沙政府撤消了在地铁对公民接种疫苗的检查。这说明，虽然宪法权利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也写入了《宪法》，但由于存在着不受约束的权力，纸上的权利不会自动实现，还要靠公民依据《宪法》捍卫权利的努力。如果认为自己很渺小，努力也没有用，就永远不会享有权利。正如本文标题所说，“只有用宪法，宪法才有用。”再发。（2021年8月30日）

习近平先生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大多数人或许认为，这只是政府高层的事情。其实不然。宪法不是一个高悬空中、玄奥飘渺的东西，而是扎根于人们的常识。因为宪法所表达的原则就是从无数民众和数千年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它必是我们最熟悉的，而不是最陌生的。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宪法》堪称典范。然而，汉娜·阿伦特指出，美国的《宪法》就是从村、乡、镇和县的习俗和自治协议中自下而上“叠增”而成的。美国《宪法》也吸收了大量普通法原则。而我们知道，普通法就是汲取民间习俗、常识和契约而成。

所谓“宪法权利”，不是最高权利的意思，而是基本权利或底线权利的意思。仔细看看，它们不过是我们正常人的基本道德，这来自于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如财产权利，人们从小就会受到父母的教导，别人家的东西不要拿；住宅权利，常识要求我们不经别人允许不能进别人的家；人格尊严，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敬”字，《礼记》的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又说，“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表达自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出自《尚书》，“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出自《国语》。因此，宪法权利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立法者的恩赐，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按照柏克的解释，“人赋人权”就是扎根于常识、习惯和传统中的人权。倘若《宪法》不符合常识和文化传统，就要令人怀疑；如果你没有看过《宪法》，你也可以根据常识来判断什么行为违宪了。

为什么宪法权利是常识，还需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这是因为，常识通行于正常状态，即民间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有一群人的暴力优于其他人时，这种常识就可能被打破。这既包括不同人群（如种族或民族）间的关系，也包括一种典型的情形，即政府。从不同种族间的关系来看，这种打破常识的情况多有发生，比如在美国。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美国存在着种族压迫。尽管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生而平等”，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过去的劳役状况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否认或剥夺。”但美国黑人的宪法权利，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保护。

宪法就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承诺。承诺不会自动兑现，需要有人敦促。从这个角度看，1963年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一个要求兑现承诺的敦促书。他说，“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其原则后来载入《宪法第十五修正案》。“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蜷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感觉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

更进一步，他明确宣布，“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要求兑现美国国父们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承诺的“所有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保障。”二十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是一场黑人要求兑现美国宪法权利的运动。正是因为这场运动是要求兑现在美国达到高度共识的宪法权利，所以引起了朝野互动，黑白共鸣，轰轰烈烈，有时还剑拔弩张，但终究取得了很大成功。尽管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种族问题已经解决，但奥巴马的入主白宫，若没有民权运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打破常识的另一种情况，政府的存在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因为政府是一种合法暴力。但当政府权力不受有效约束时，这种暴力就会被用于个别行政机构或官员的私人目的。这在美国一样不能幸免。例如保证表达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虽然于1791年通过，但直到一百多年以后才第一次被法庭采用。在这之间，仍出现了不少国会制定限制自由表达的法案，或政府行政部门违反言论自由原则、压制批评的案例。只是由于来自民间和各州依据宪法的反抗，才使情形不那么糟。

如1798年，参议院通过了《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该法案包含了不少限制言论自由的内容，如发表、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国会……总统的恶意、虚假、诽谤性言论都构成犯罪”。（转引自刘易斯，《言论的边界》，法律出版社，2010，第17页）这个法案出台以后的头几个案例，都是用来打击政治对手的。这个法案及其判例很快引起了民间的抗议。《独立宣言》和《宪法》起草者杰弗逊又起草了《肯塔基提案》，用来抵制《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该《提案》在肯塔基州获得通过，再次强调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麦迪森也起草了《弗吉尼亚提案》，直接指出《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使用的是 “一种宪法修正案明确禁止使用的权力”（第23页）。当1801年杰弗逊当上了总统以后，特赦了因该法而获罪的人，国会也废止了《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

当然，使用宪法，提出保护宪法权利的主张不是一般的主张。因为宪法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就具有一般性。其含义是，当一个人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不仅这个人受到了损害，更重要的是，这一宪法权利的一般原则受到了伤害。这是因为，如果对某个具体的人的宪法权利，如财产权的侵犯不加以制止和惩罚，就等于默认了这一宪法权利的一般性受到了伤害。如果再对另外一个人的宪法权利进行侵犯，他就有更大的概率不受保护。因此，保护宪法权利必然要超出一个个案的范围。但这又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搭便车，别人努力而自己享受权利保护的成果。然而，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他们就没有希望享受宪法权利。

更糟的是，有些人还会以为，不保护宪法权利是件好事。他们可能正处于一种位置，他们会受益于不遵循宪法的情形，这更便利于整肃政敌，侵犯弱者，或者压制批评者。但他们不会永远处于不遵循宪法时的优势地位。当他需要宪法保护时，宪法已经被他践踏了。例如刘少奇。当他被红卫兵带走时，他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但为时已晚，没人把宪法当回事。因为《宪法》就是由于他的行为而变得没用的。在他处于不遵守宪法会获益的位置时，在土改、反右和四清等运动中多次侵犯大量其他人的宪法权利。就是在文革前的两三年，他和他的夫人王光美用践踏别人宪法权利的方法搞了一个“桃园经验”。文革初期他又把这一经验推广到了清华大学。

另一个例子是陈伯达。据说陈伯达在失势以后，被关在了监狱里。他抱怨说，“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章士钊在当时名声很大，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他在说这些话时，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负有责任。他在山西娄烦搞土改时不经审判枪杀了一名抗日英雄；他在天津小站指挥“四清”运动时，“开创”了“先定罪，后找证据”的恶劣先例；他起草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他直接参与了对彭德怀、朱德、彭真等人的迫害。在他之前，不知有多少人都失去了被辩护和让人探监的权利，甚至失去了生命。陈伯达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为侵犯宪法权利受到惩罚，就一定会受到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惩罚。

批评文革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文革伤及了自己或家人，一种是认为文革违反了宪法原则甚至是基本人性。对于前者，他们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文革的问题；他们认为文革伤害自己或家人是错误的，而迫害别人则是正确的，因为别人是坏人，自己是好人。他们不认为侵犯别人的宪法权利与自己宪法权利被侵犯有什么关联。而后者才真正认识到，正是他们曾经伤害过别人的宪法权利，才致使自己的宪法权利也受到伤害。若想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就要将其他所有人的宪法权利一并维护。但后一种人并不多。这才导致直到今天，《宪法》虽好，却较难落实。

人们，尤其是有权力优势的人，一般也缺少较长远的眼光。他们很难把自己当下不受宪法约束的便利，与宪法受到破坏后对自己的不利联系起来。当后面的情况发生时，已为时已晚，无法挽回。例如薄熙来在重庆主政时，破坏宪法、违背法律对一些无辜者进行严刑拷打甚至致死，而当自己被收监审查时，又抱怨专案组对他进行了威胁，所以委屈认罪。这与前面说的刘少奇和陈伯达的例子很类似。因此，若想宪法真正受到尊重，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当政者有一种长远视野，看到对任何一个人宪法权利的侵犯就可能是对自己宪法权利的侵犯；他还要有不滥用权力优势的政治道德，如同华盛顿、杰弗逊等人那样。

而对于普通人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整个宪法都得不到落实，自己的一个个案就更渺小，几乎不可能实现对宪法权利的保护；更何况，很多合宪性审查的申请似乎是泥牛入海，很多人就认为“我们说宪法权利也没用”。其实这是很错误的看法。正如前面所说，任何一个侵犯宪法权利的个案都会削弱对普遍的宪法权利，任何一个保护宪法权利的个案也会加固普遍的宪法权利。如果更多的普通人意识到这一点，有更多的保卫宪法权利的行动，我们的宪法权利才会变得更为真实。

确实，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还只初具雏形，但并不意味着提请合宪性审查不起作用。实际上，即使是表面上看没有回应的合宪性审查申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先后有三法学博士和五学者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宪法审查，并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这两个请愿虽然没有得到人大常委会的直接回应，却通过人大常委会与国务院的互动，推动了国务院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我们不能小看这一结果，因为它带来的是对普遍歧视和迫害外来人口的系统性错误的纠正，从此以后大量来自农村和外省的民众不再担惊受怕。这是我国民众宪法权利保护的一大成就。

当然有些人还会质疑，孙志刚案是一个特例，还有很多合宪性审查请愿全然没有引起变化。但是，我强调，不要低估《宪法》文字的震慑力，也不要怀疑宪法精神征服人心的力量。如果我们同意宪法原则包含了融入常识的文化传统，它就不是生疏的和隔膜的，它一定有来自人的内心的力量，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每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只是年长日久，被短视的利害观遮蔽了，就像尘土遮盖了明镜一样。当一个社会长期不敢讲宪法，不敢对违反宪法的现象说“不”，就会形成一种遮蔽良知和宪法的灰尘，久而久之，不少人认为违反宪法的作法才是正常的，而维护宪法的努力却是不正常的。许多人违反宪法而不自知。而一旦有人提出合宪性审查，遮盖在绝大多数人心中良知上的虚妄歪理就会被拂去，良知就会显露。他们不仅不会反对、而且还会感谢帮助他们恢复良知和宪法意识的人。即使有极个别人因巨大的当下既得利益而反对宪法原则，也会在宪法精神的威慑面前有所忌惮。

例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驱赶外来居民一事，难道北京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缺乏常识，不知道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高于城市管理的行政目标？不知道人的生命、温饱、住宅需求、财产权和安全感比火灾隐患、煤改气和天际线更为基本？只是在我国各级政府中一直缺少宪法教育，官员们被训练得只知有上级，不知有宪法；把行政命令看得比宪法还重，才遮蔽了那个能通宪法精神的心中良知，才做出中外不耻、天人共愤的事情来。12月19日江平等八位学者（我有幸是其中之一）提出对北京市驱赶事件进行合宪性审查，既是为受侵害人群伸张权利，也是拂去这些官员心中遮蔽宪法良知尘土的一举，他们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良知，重见宪法之光。

而人大常委会本身就承担着《宪法》赋予“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常委们应对“宪法”二字最为敏感。实际上，任何一项公民提请的合宪性审查都会在人大常委会中产生作用。自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人大常委会虽然长期没有对合宪性审查公开作出回应，但都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处理。而就在最近的2017年12月24日，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公开回应，审议了对五起公民提请合宪性审查案件的处理情况。这五起案件都得到了积极的结果，或者相关地方法规已经修改，或者相关司法解释停止执行，或者已经致函相关地方政府要求修改相关地方法规等。据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法制工作委员会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可见合宪性审查已经逐渐走上轨道。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思是说，天道只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在人间施行，而不能离开人的努力而自动施行。西谚云，自助者天助。茅于轼先生说，宪法只有经常用，才会变得有用。宪法是一种普遍原则，所以需要普遍地用才能起作用；所谓“普遍地用”，就是普通老百姓要用；用宪法的最好行动，就是要向已经提出1527件合宪性审查的人学习，对凡是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文件提出合宪性审查。不要担心一时没有回应，而一定要相信，宪法原则的力量将会产生制裁违宪的内应力。而对于最普通的老百姓，用《宪法》就是要把宪法说出来。这首先需要熟知《宪法》规定的公民宪法权利。当有人侵犯你的宪法权利时，你要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把宪法说出来，指出该人侵犯了你的哪条宪法权利。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试试看！

2018年1月6日于五木书斋

2018年3月5日《FT中文网》和《中评网》同步首发

《盛洪教授》分类目录

盛按：这篇四年前写的文章所批评的事情，现在不仅还存在，而且还要加个“更”字。受到滥权侵害的不仅是挣扎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而是远为广泛。因而这篇文章所主张的原则和基本精神就更值得重申：“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这些原则和情怀没了，我们的中国奇迹也就走到头了。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如果他们的经济自由不被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我们还会担心其他人的自由与安全吗？能够关注小民生计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的泱泱大国。”（2022年10月14日）

盛按：最近甘蔗翁事件惹众怒。其实这只是有形市场上的视觉冲击。大量并不直观的摆摊人正在被剥夺生计。据说《孔夫子旧书网》的书摊突然被要求办两证，联想到前些天北京民宿被要求办六证，突然大面积下架。这是在前些年取消大量行政许可改革后的反动。行政当局认为它可以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就可以随便设立市场进入许可，剥夺民众的经济自由。这是反市场化改革的举动。除了受损害的民众，当局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它信誓旦旦的“市场起绝对作用”被小小城管轻易否定，而它不发一声。（2021年12月9日）

盛按：前些日子我们小区附近的商业中心突然莫名其妙地连续两天失火，随后就全被拆掉，一直荒废在那里，我们不知什么时候重建，或者根本不再建，挪作他用。这固然给周边小区居民的购物带来了麻烦，更重要的是，这里原来的一两百就业人员立刻失去了工作。看来这里的管理当局既任性又冷血，根本不顾小民生计。但这还是范围有限的。近来又看到当局下架北京民宿，致使大量民宿业主受损的消息。表面上的理由是要求补全六证。实际上北京当局未经任何法律正当程序，突然增加进入管制，又不给民宿业主合理的办理时间。根据宪法，公民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是一般权利，政府对这种权利的限制是特殊的例外的要求，需要说明充足的理由并经立法机关同意。北京当局无视这一程序，自然会提出过分的要求，如过度的安保或防疫要求。即使如此，它的恶意又使它不给业主们缓冲期，用突然袭击的方法造成他们的财产损失。更可怕的是，近来当局这种没有警告和预兆的任性行为不时发生，使不少产业没有稳定预期，致使投资恐惧却步不前。本文题目“小民生计，大国根基”强调，一个伟大国家的特质，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不仅国家因此会走向繁荣昌盛，而且每一个公民富足且尊严。（2021年9月6日）

盛按：最近又看到不少非法强拆菜市场或花卉市场的消息。这不仅是摧毁了公民已经积累的财富，而且是无情剥夺了小民生计。一个为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设立的机构，却在制造公共灾祸（bublic bads)。本文结尾的话值得重提：“不要以为城管收缴了煎饼摊子的家什与自己无关，也不要把大国崛起看成是可以蔑视小民生计的理由。其实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 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

盛按: 听说李克强先生关心地摊经济，尽管应该关心的更多，包括小商铺，为城郊化社区提供服务的城郊居民，以环保名义被禁止发展旅游的农民等等，但关心小民生计的基本原则是对的，从地摊关心的起点是对的。如果最弱势的小民权利能够得到保护，别的人也应无需担心了。另一方面，这种关心最后要变成小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和渠道，单方面关心不仅只像是恩赐，并且依赖于当局一心，是不稳定和长久的。再发此文。

盛按：近闻一些以环保、城管和控制城市规模为名义的错误政策得到部分纠正，感叹若事先进行纸面推演，本可以避免。现再发此文。(2019年9月10日)

近些年来，我每年秋天都要去一趟墙子路长城，这里的秋色分外好看。今年我刚把车停下，就有一个农民走过来，告诉我不能在这里登长城，因为要保护。谈话中，我知道他拿了政府的钱，就要尽职尽责。我看到附近已经开发了“古长城度假村”，较大的停车场也是新建的，显然本地的农民最终下决心要利用本地的长城资源发展旅游。于是我感到了一种逻辑上的悖谬，政府花钱雇农民，做一件断农民财路的事情。当然，保护长城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否这是一个完全否定附近农民经济权利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还是一个可以与本地发展互补和兼容的事情呢？例如向登长城者收取适当的“长城维护费”，再雇专人维护。我们暂不讨论这个细节。

中国今天的成就全赖市场化改革。市场制度是一种无数分散个人分别自由决策的规则，我们无法知道这众多个人的决策会合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知道，这一结果一定要比计划当局决策的结果好得多。所以市场制度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不只是某些人的经济自由。一方面如哈耶克所说，“由于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为不曾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鲜能知道对自由施以特定限制究竟会使我们失去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判断这一规则通行于整个社会了呢？很简单，只要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的经济自由受到不当限制，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来，经济自由原则受到了损害，这一定会涉及更多的人。

经济学有一个“投资乘数”的概念，说的是一笔新增投资会带来数倍的市场需求。这是因为新增投资会同时增加等量的收入，人们将一部分收入作为储蓄，消费掉其余部分，而这又会成为其他人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形成数倍于最初投资的需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前提就是市场制度。如果任何一个人的交易自由受到限制，市场交易被政府干预而不能顺利进行，其中哪怕一个交易被政府阻断，乘数形成的机理就会遭到破坏。当已经存在的市场制度遭到政府干预，已经起作用的乘数就会失效，也就相当于除数。市场经济虽好，但经不起政府干预的折腾。不用太多时间，经济就可能进入萧条。如果说市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干预市场就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灾难”。

例如，政府限制城市发展规模。这种政策目标已经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规划之中。其政策手段就是用强制力驱赶外来居民。这既带来了震惊中外的“驱赶低端人口”，也在人们并不关注的时候，持续地关闭小商铺，勒令外来居民迁出，停办民工子弟学校，等等。但这立刻毁掉了数十万人的生计，上百万人的生活，也涉及相关的经济产出，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有大量提供商业零售、餐饮、洗车、理发、快递等其它服务的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收入。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的人被禁止出租他们的房屋，也就没有了租金之利；那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服务谋生的人，也没有了谋生收入。

也许有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事情，无关全局。其实不然。仅拿北京和上海两个公开宣称控制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来说，一个限制为2300万人，一个限制为2500万人。与世界上其它大都市，如东京的4200万比，还有很大规模潜力。到2016年，北京人口已出现负增长。假定这两个城市各减少了200万人。我们假定这些人离开这两个城市到其它地方谋生，或因限制而不能进入到他们本来想进入的北京或上海，只能获得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以北京的人均GDP128992元和上海的124600元减去全国人均 GDP，则近似地看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效率损失，各乘以200万，共约2774亿元。2017年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代入乘数公式，共损失收入4670亿元。这相当于2017年GDP的0.57%。

但连锁反应还不止于此。那些被储蓄的收入也并没有退出市场。无论是居民直接投资，还是存入银行或购买其它金融产品，这些钱还是作为投资需求增加了社会的总需求。出售投资品的人会将收入变成新的需求，出售金融产品的人获得了这笔收入也要购买金融产品，如此循环不已，也形成了一个乘数。只有一个限制，就是银行储蓄还要扣除准备金。因而，这个乘数就叫作“货币乘数”，粗略地，它就是准备金率的倒数。假定准备金率为9%，则上述限制城市人口的效率损失2774亿元的储蓄部分，所可能由货币乘数带来的潜在需求为18493亿元，加上上述消费部分的损失，因限制北京和上海城市人口所带来的损失可达2.8个百分点的GDP。当然，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货币乘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循环完成，如果货币周转的速度较慢，也许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但这只能使这种损失分布在更长的时间中，在短期内更不易察觉而已。

而限制规模的作法并没有使北京或上海的环境变好，反而减少了要素供给。首先是房屋供给。一些在北京工作被剥夺城郊住房的人仍要在北京居住，就只能到城内居住。这使得北京更为拥挤。这立刻就显形了。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今年8月的房租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5.8%。这或者直接影响了不少企业的成本，或者使得在北京的外地青年人无法承受，考虑退出北京。一般而言，企业的地租成本约占企业成本的5%，如果为了弥补房租上涨，地租成本就要提高1.25个百分点的企业成本。面对成本的上升，企业或者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就会形成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或者因处于竞争领域中，不敢涨价过多，从而自己消化成本上升。而减少劳动力供给就直接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所以在竞争的物流业价格上涨了10%，而我们社区门口的油条价格涨了50%（这算地理垄断了）。更糟的是，花钱也买不到服务，例如我们现在只能自己洗车了。

实际上，城市就是市场在具体空间中最有效的体现，通过人口的集聚带来市场网络外部性，创造出更多的交易机会和交易红利。它因此吸引人们向这个利益中心进一步集聚，直到集聚的成本，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地价腾贵等上升到抵消集聚带来的好处时，才会停止。人们只要能在京沪谋得生计，就说明这里还有集聚红利，有人需要他们的生意，从整个社会看也就多了一份GDP，无需别人来证明他们在这里的合理性。用某一资源（如水）的缺乏来证明要控制人口，是以单一目标来否定综合结果，根本没有注意到从整体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各种资源都由市场定价，或人为制定接近市场的价格，更稀缺的资源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获得新的平衡，根本无需大动干戈，以致在冬夜拆毁别人的房屋。从另一个角度看，减少或消除政府干预，也反而会减小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的规模。这我在《从城市经济学看雄安计划》一文中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又如，以保护环境为名，对生产和生活行为加以限制。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煤改气，即使气的设备还没有安装，或还没有通气，就要求停止烧煤取暖，冻着了许多乡村的孩子；大家不太知道的，是政府要求农民不能将秸秆烧掉，而是要将秸秆加工处理。这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政府通过强制性命令的形式实施。有些农村地区反映，乡村干部要经常巡视田间，如果发现有地方冒烟，就要“干部摘帽，农民戴铐”。这种行政行为当然是违反法律的。结果是，农民不敢再用烧秸秆这种简便的方法回收秸秆肥力，也没有额外的精力用别的方法处理秸秆或将秸秆运出，结果就因这一件很小的政府干预，而大量放弃耕种。这可不是一件小事，马上又显现了宏观上的结果。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减产306万吨，下降2.2%。其中就可能有不许烧秸秆的原因。

问题是，这些表面为了环保的作法在实际上既破坏了市场的作用、减少了经济产出，却不能达到环保的目的。科斯教授指出，有关环保的问题有“交互性”，即为了环保会提高企业成本或带来损失。不能简单地为了单一目标就由政府强制推行环保措施，而应通过市场交易平衡两方利益，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于是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既然企业生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污染，肯定不能人为地为了环保就关闭企业，就只有给一定的排污权额度，然后让企业在市场中交易。这个建议很快被美国政府和市场所接受，并经过实践，最终形成了成熟制度，产生了环保的效果。这种方法其实也被介绍到了我国来，并在许多省份进行了试验。但在总体上并不成功。这是因为排污权要依赖于政府进行初始界定和分配，但我国的政府制度还存在很大缺陷，以至不能公平和有效地界定和分配排污权。

然而，科斯理论的基本精神还是可以用来指导环保工作。即在采取环保措施时，一定要想到其可能产生的成本和带来的损失。其实，在环保时不违背市场原则，考虑效率因素，也正是环保所需。因为我们不仅要从绝对量上考察排污，也要从每单位经济产出的排污量来考察环保成绩。我们在2009年做过《中国经济市场化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5年，我国的市场化指数从4提高到6.3，碳排放效率（GDP/碳排放）从920美元/吨提高到2560美元/吨。”反过来，就是每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碳排放/GDP）在下降，“从1980年到2004年，OECD国家的碳排放强度指数平均每年下降2%，而我国的这一数字则为4.4%”。因为有这样的底气，温家宝总理才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中国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还要下降40~45%。如果采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方法减排，也许会降低一些碳排放，却因更大幅度地降低经济产出，而使碳排放强度提高。

数据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市场化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2009。

说明：在计划经济时期，每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比较高，改革开放以后，碳排放强度逐年明显下降。

实际上，烧秸秆带来的大气污染在全部污染中有占很小的份额，并且是季节性的，而工业污染、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的污染是大气污染，尤其是构成雾霾的持续的主要部分。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限制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也没有限制工业生产。即使搬迁了一些工业企业，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少废气排放总量，而是为了地区性环保目的。而在所有这些相关人群中，显然农村居民是收入最低且政治最弱势的群体。所以不许烧秸秆这一所谓环保政策，就是一个正面影响很小、却损害最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的政策。按照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如果一个社会不得不改变市场的初始分配，也只能向最低收入人群倾斜。而这种禁止农村居民烧秸秆、并强制执行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

再有，就是过度安保。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应该有一定的安保措施，但如果过度安保，安保半径过大，措施要求太高，就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损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大幅增加了安保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其他人的不安全。实际上，安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对一些人过于安全了，或者无端做过多安保无用功，就有可能对其他人不安全。以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为名打破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周边企业停止经营，就是这些居民生活的不安全，企业产权的不安全。所谓产权安全，就是其运营要稳定和可靠。如果有过多不可预料的因素使之停止运营，这个产权就不安全。极而言之，真正的和整体的安全，就是宪法得到遵守，民众的宪法权利受到保护。

例如，对于北京的安保，在一个时期，就已经扩张到了周边的华北各省份。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就开始了进京安全检查。在北京六环之外设立安全检查站，尤其在高峰期间，可以造成极为严重的堵塞。前年十一假期我从北边返京，竟在八达岭高速上堵了7个多小时。又如，因会议而让企业停工。我亲眼所见的极端例子，是因为一个政治会议让距离北京750公里的企业停工。而就是在这一处工业园区，加上煤改气带来的成本上涨，已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因亏损而停产。这种过度安保的负面影响看似很局部，实际上也会带来宏观结果。例如，如以华北地区计，假设每年因会议而使1/5的企业停工10天，也是一个巨大数字。按2016年数据估计，减少的GDP也高达1080亿元，再考虑投资乘数和货币乘数，则高达9000亿，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2个百分点。更何况，近些年来，国际会议不仅在北京召开，而且在诸如杭州、青岛和广州等地召开，它们仿效北京过度安保带来的损失就更为严重。

问题是，这种过度安保不仅没有达到安保的目的，而反更为恶化安保形势。首先是，这些过度安保在技术上和物理上看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安全。换句经济学术语，就是安保的边际效用为零，但边际成本巨大。因为这些过度安保措施本来就只是概念上的安全，看起来毫无具体技术效果的分析，也没有显现出安保专家的智慧，只是徒然增加成本。其次，这种使别人不安全、让大众承担成本的所谓安保，除了徒增反感以外，没有一点正面意义。这在战略层次带来了政府结构的不安全。因为政府的安全首先要体现在它的政治合法性上，如果为了保护政府的安全而损害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则适得其反。一个让人增加厌恶的措施不是一个更不安全的措施吗？

总体而言，上面讨论的只是多种政府不当干预中的很小一部分，且局限于个别地区。本文并没有讨论那些更大的和全局性的干预，如对楼市，金融市场，和网络运营的干预，等等。但即使这些小的不当干预，也包含着一般性的特征。这首先在于，这些措施主要实施于北京以及上海和其它主要城市。而首都和一线城市在全国有着示范效应。据报道，已有成都、青岛、大连和西安等城市确定了人口规模控制数量。北京和上海驱赶外地居民的行为，也扩散到了一些地区，据说太原也在以整治“背街小巷和老旧社区”为名，在强制关闭小商辅。因而我们上述分析所估计的损失，还只是局部损失，放在全国就会大得多。

第二个方面是，这些作法宣示的一种价值取向，可能会成为政府的一般原则，就会带来普遍的损害。如召开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而要求本城居民停止工作，周边省份的企业停产，则意味着这个会议与普通大众的利益是直接冲突或截然相反的。这些会议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根本不在乎“小民生计”，甚至以这种不在乎的傲慢态度来突显它的“伟大”。实际上，任何一个伟大的社会都是由无数这种小民生计聚集而成，而最高尚的态度就是视民如伤，岂敢让任何一个小民失去他的生计。相反的态度不只是让一些小民丢失生计，而是宣告着一种反市场的和侵犯经济自由的规则，它将伤害所有的人。因而，无论这些会议达成了什么决议或发出了什么宣言，会议的过度安保本身就是对这些决议或宣言的解构和反讽。

《左传》有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以民为土芥。”不要以为城管收缴了煎饼摊子的家什与自己无关，也不要把大国崛起看成是可以蔑视小民生计的理由。其实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这些原则和情怀没了，我们的中国奇迹也就走到头了。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如果他们的经济自由不被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我们还会担心其他人的自由与安全吗？能够关注小民生计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的泱泱大国。

         2018年11月3日于五木书斋

         原载2018年11月16日《FT中文网》

盛按：最近看到美国全面收紧对华芯片等产品和技术出口。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是世界老大不容老二，那就是故意不看问题的性质。限制芯片，就是限制“敌国”获得先进技术。这直接影响假若发生战争的武器优势。这种“敌国”的待遇可不是压制竞争者所能解释的。为什么是“敌国”？当局不是要“搞好”中美关系吗？本文已经指出，即使没有出现直接的敌对状态，如果不遵循市场、法治和表达自由原则，反而推行倚重暴力的计划、滥权和压制表达自由的规则，暴力规则内在地就含有敌对性质。而计划、滥权和压制表达自由的规则又恰是摧毁创新和生产的有效机制的主要因素。所以阻碍大陆中国芯片等高科技发展的，恰是计划、滥权和压制表达自由的规则。（2022年10月17日）

盛按：最近中美之间新一轮紧张说明，真正的力量不是来源于动用暴力的恫吓，而是社会和内心所秉持的文明规则－市场、法治和表达自由，遵循这些规则，社会才有创新活力和政治向心力，才会有内生的力量，才能维持领先地位，也才能得道多助。（2022年8月9日）

盛按：外交当局似以市井吵架为本事，逞口舌之快，并依当下目标变动而在极端间摆动。一会儿说“中米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一会儿又说对方的批评“全是谎言”。为什么要与满嘴谎言的人“好起来”呢？看来，没有道德价值基础，不遵循普遍认同的宪治原则，就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上逻辑一致，以不变应万变。宪治原则在国内国际是一样的。在国内动不动就废弃市场、违反法治、压制自由表达，就不可能在国际上向别人宣示“非敌意”，也很难扭转“恶化下去”的趋势。只要能在别人的批评下反省自己，纠正违反宪治的行为，尊崇市场、法治和表达自由，在国际上自然会赢得朋友和尊重。（2022年6月1日）

盛按：如同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最重要的冲突是制度的冲突。如果违反普遍珍视和遵循的基本制度规则，市场、法治和表达自由，就是与遵循者为敌。因为这组规则内含着和平的非敌对性质。如果将他们对违反基本制度规则的批评视为敌意，进而拒绝甚至企图阻止他们发声，就是继续违反这一基本制度规则，也就进一步释放敌意。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所谓“天下无敌”不是指要打败所有国家，而是指在世界上没有敌人。要想没有敌人，就要遵循非敌意的基本制度规则，即市场、法治和表达自由，这集中表现在保护产权和公正司法，这首先会收到减少在国内制造敌人的功效。这方面的一个具体行动，就可以最有效地向世界宣示“非敌意”，进而有可能走向“没有敌人”的境界。（2021年12月14日）

盛按：中美关系的恶化，被认为是缘于美方错误地把中共当作“假想敌”。这表达了不愿与美国为敌的愿望，是清醒和明智的。然而如果只把责任归咎于美方，恐怕于事无补。“敌人”是假想的还是真实的，不是只看当下是否有直接的武装冲突；还要看所遵循的规则是否包含着根本的冲突，例如，反市场的垄断和管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地侵犯公民权利，限制表达自由的管制条例和实际封锁，都必然动用暴力才能实施。如果持续地扩展这些含有暴力的规则，必然有一天会与他国遵循的市场、法治和自由表达的规则冲突，并可能使用暴力手段。因而，违反市场、法治和自由表达的规则，就是敌意的宣示。反过来，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坚持宪治的规则，则是最醒目的非敌意宣言。（2021年9月22日）

盛按：最近中美又开始谈判。听说剑拔弩张。我觉得不该有这么大分歧。如果把观点主张分成”对的”和”错的”，而不是”我的”和”你的”，双方会达成一致。因为”对的”和”错的”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坚持”错的”最终会伤害自己。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是”我的”而坚持”错的”。根据本文，尊崇宪治才是”对的”。再发。(2021年3月20日)

最近看到几篇讨论中美关系的文章，发现作者们是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中国”或是指一个由世代中国人组成的历史性的有机整体，或者指当下的中国，或者指中国政府，甚至被代指中国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中国文化”一词是与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有机整体”有关，却经常被用来指现在中国的文化特性，甚至是政治化的特性。当谈到中美之间的博弈时，一些人往往分不清什么是输赢。实际上，博弈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规则内的博弈，一个是在规则间的博弈。人们往往看不到，一个规则内博弈的胜利，在规则间博弈上可能是失败的。从时间角度看，也可分成一次博弈和长期多次博弈。一次博弈的胜利也可能会导致多次博弈的失败。这几种混淆重叠，就会有人将一个利益集团违反正当行为规则而获得的当下好处看作中国文化的胜利。在本文中，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有机整体来讨论，以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作为中国的文化特性，从规则间博弈和多次博弈的角度看待输赢。

孟子说，仁者无敌。“仁”就是仁慈，其底线就是人与人之间权利上的均衡，也是解决冲突的和平方式。“仁者”则是指施仁政的人。而仁政，就是仁的规则或善的制度，在本文中也可简称为“宪治”。仿效“法治”（rule of law）一词，“宪治”（rule of constitution）是法治中更基础的部分。而无敌之“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敌手”，这是在竞技中的对手，无敌即“打遍天下无敌手”；一个是“敌人”，即朋友的反义词，就是不共戴天之人。敌手是竞争者，双方在竞争中可能都有增进；敌人之间则是此消彼长，敌人的发展就是我方的威胁。用中共的语言说，“敌手”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敌人”就是“敌我矛盾”。孟子讲的“无敌”包含这两个意思，更重要的是“没有敌人”。但有时，“没有敌人”与“没有敌手”是互为补充和互相依赖的。仁者无敌，就是行仁政之人没有敌人；因为仁的规则只是和平地解决冲突，而不制造敌人。和平解决方式也会将强制力降至最低，从而因高度自由而使社会繁荣和充满创造力，又可能没有敌手。

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高境界，不是称霸世界，而是既无敌手，也无敌人。这也并不是靠对利益冲突方处处让步获得的，而是遵循宪治，简单可概括为市场制度，法治和表达自由。市场制度可以凝练表现为有产权的竞争。在产权受到保护的前提下，竞争的结果才可能是创造新增财富；产权安全才能进行长远投资，也才能专注创新。在这一产权规则下，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生产热情得以激励，创新力受到充分激发。个人收入增长，财富大量涌流，国家走向繁荣。而要保证这一市场规则实施的是法治。法治的要义，就是制约掌握公权力的机构或个人对权力的滥用，否则它们就会侵夺产权，垄断市场，有产权的竞争规则就会被破坏。在法治要保护的各种宪法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表达自由，因为舍此其它宪法权利也无法保护和实施。如果不能自由表达，宪法权利即使被侵犯了，也不为社会所知，就无从保护了。因而表达自由是有无宪治的简单判别方法。

上述道理已为中国大陆七十年来的事实所证明。据世界银行，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掉到了世界倒数第二，1978年为307美元（2010年不变价）；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则在经济总量上迅速恢复到了世界第二，2016年为9.52万亿美元（2010年不变价）。改革开放的制度含义，就是市场化和法治化。两者交互作用的集中体现就是产权。产权是市场竞争的基础，又要受到法律的保护。经过改革开放，一个有产权的竞争市场已经初步形成；宪法和法律文本得到改进以保护公民宪法权利；表达自由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如此才造就了中国奇迹。中国作为一个巨型国家，以巨大经济总量为基础，将一定比例的国民财富用于国防，才逐渐接近“没有敌手”的境界。

除了效率和公正以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其强制性程度。计划必然会偏离由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因而只能强迫人们服从。而市场经济让人们自由决定生产和消费行为。自由意味着权利平等，也意味着和平解决分歧；而强制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实际上是用暴力解决争端。中国大陆以往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以“投机倒把”罪名严酷打击市场行为的基础之上。据记载，1964年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胡耀邦曾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进行复查（严如平，2003），整体数字可想而知；甚至到了1982年，还有3万多人因“投机倒把”获罪（韩永，2009）；直到2009年这一罪名才最后取消。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是在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敌对的。将这一计划经济逻辑推向国外，就是向外输出强制性和敌意。例如为了维护石油利益集团的垄断，必须用政府力量控制石油产品的进出口。这背后就是强制力。这也相当于在国际上把要求打破垄断的人视为敌人。

法治除了提供公正裁决，促使人们遵从正当行为规则外，还能消除敌对状态。在法治建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冲突更多采用私人暴力，并有可能怨怨相报。而在改革开放前，法律被认为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文革极端时期，表面上的司法程序都不被遵守，成千上万的人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就被判罪甚至枪毙。据中共中央统计，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172.8万，其中13.5万人被处死刑（转引自杨继绳，2013）。而法治不仅强调法律原则对天道和自然法的仿效，而且强调要遵循法律正当程序，不是用于威胁、报复或情绪化发泄，这会让人们承认司法是在解决冲突时的公正机制，从而冲突各方虽然有可能对裁决有异议，但不会继续互为敌人。虽然司法裁决有时可能要用强制力实施，但这是不得以采取的暴力手段。一个法院裁决越是接近公正，越能得到当事双方的认可，其实施中所要使用的强制力就越少。法治终止了怨怨相报，也就使所有社会中人都不再互为敌人。所以，遵循法治也就是遵从“非敌对”的规则，否则就适用“敌对”规则。

表达自由就是要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观点，而不能用暴力或其它强制性手段表达，或压制别人表达。而政府就是一个被授权使用公共暴力的机构，政府通过立法、制定政策或直接采取行动压制表达自由，就是在动用暴力压制表达自由。因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就是对政府这种倾向的限制。因而，表达自由原则就是一个和平的非敌对的规则。如果违反这一规则，就等于放纵政府利用公共暴力压制不同意见的表达，就是非和平的规则。在极端时期，这意味着血雨腥风和人头落地。如文革时期有无数人因言获罪，张志新竟因言论被处死。将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死地，这难道不是敌对行为吗？将侵犯表达自由的作法推向国外，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意见、以至对压制自由表达的批评，威胁要用限制批评者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加以“制裁”，就相当于用公共暴力压制表达自由。因为对市场进入的限制要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强制力。

尊崇宪治，即遵循市场规则，法治和表达自由原则，就是遵循敌手之间的游戏规则；否则就是不遵循敌手之间的游戏规则，也就等于适用敌人之间的规则。适用敌人之间的规则，就是在国内进行阶级斗争，用公共暴力侵犯产权和人权，维护垄断和政府对国家资源的直接控制；在国际上输出暴力革命，用政府力量限制自由贸易，侵犯他国产权，甚至动用政府资源干涉他国的表达自由。中国大陆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能够在改革过程中成功地实现开放，实际上有赖于国内改革结束了计划经济，不再把法律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逐步建立起法治体系，并有一定程度上的表达自由。而既然市场经济奠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自愿交易，法治终结私力报复、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自由表达是用舌头替代拳头，也就没有了敌人。只要将国内坚持的宪治适用于国际，我们就会发现，国际上也就没有敌人了。市场规则、法治与表达自由原则就可以与其它国家的同类规则相对接，适用竞争者之间的规则，而不是敌人之间的规则。

反过来，没有敌人，宪治才能通行无阻。因为有产权的竞争规则本来就是和平的规则，也是将强制性降至最低、从而也就是自由的规则。法治是有产权的竞争的有效保证，它唯一要动用的强制性就是对违反规则行为的惩罚。表达自由则是维护法治的主要原则。如果各国都遵循有产权的竞争规则，法治和表达自由原则，就会因和平与兼容的性质共同构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从而增进各国利益。中国也才能享有广阔的国际贸易平台，获得巨额贸易红利。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作敌人呢？例如在中美之间，美国的要求——开放市场，取消国有企业补贴，保护专利，以及开放互联网，都与中国国内的宪治，即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实行有产权的竞争规则，就会使中国受益，成长为一个强大且和平的国家，因而至少是一个“天下少敌手”的国家；同时这一规则也与美国等其它国家的规则不相冲突。中美怎么会是敌人呢？

既无敌手，又无敌人，这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发展之道。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还会出现破坏宪治的情况呢？这是因为，从“历史性有机整体”的长远利益来看，这是好事；但是从一个时段或局部看，未必是好事。从特殊利益集团，如国企垄断集团或行政滥权集团角度看，就不是好事。如果在财富不断涌流的巨大市场中享有垄断权，显然有利于垄断利益集团；如果能够用行政强制手段增加税率、侵夺公民或企业的产权，也会对行政滥权集团有好处。因而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进入尾声，对石油，电力，电信，铁路等产业的垄断权不但没有破除，反而愈加巩固；宏观税率在从1997年到2017年20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2.9个百分点；行政部门通过没收、强拆等手段侵犯产权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多。在产权受到威胁，竞争无法公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就不愿意增加投资甚至不愿意继续生产，经济发展就会遭到严重挫折。

而政府侵犯产权，是一个重要标志，既说明市场制度遭到颠覆，又说明法治没有到位，甚至是倒退了。尽管宪法和法律在文本上是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文本不能得到有效实施。首先是在事先不能制止行政部门的非法行为。例如在最近几个月中，北京、山东和河北等地有上万座公民的家园被非法摧毁，山西平遥政府非法没收200多座公民的祖宅（刘经宇，2020），汕头市潮阳自然资源分局非法没收投资10亿元的“英之园”（小晖，2020）。比这些恶劣后果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正当程序如履平地。 北京市昌平区、怀柔区等地的非法强拆直接违反20项以上的法律规定（盛洪，2020），山西平遥政府没收行为依据的是1958年发布的早已无效的省委文件，汕头市潮阳自然资源分局的没收手续就是用一张A4纸，既无公章也没注明《土地管理法》的具体条款（见下图）。更令人发指的是，湖南省慈利县公安局公然敲诈武汉远成公司，在被拒绝以后，抓捕该公司人员，并交由慈利检察院起诉（林枫，2020年10月3日）；公然将执法和司法机构变成掠夺财产的工具。

资料来源：小晖，2020。

更为恶劣的是，在政府行政部门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公民权利以后，又进一步违反法律，阻止公民使用司法服务维护权利。如当受害当事人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要求赔偿的司法行动时，却在大多数情况下遭遇“不受理”，拖延不回应，甚至将复议申请原封退回的情况（盛洪，2020）；在很多时候，当事人的律师还会受到行政部门的威胁退出代理。行政部门还无视《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在司法程序没有完成之前就采取非法行动，没收或强拆公民房屋。而一些公民受到指控，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时，执法机关不能遵守法律正当程序，及时告知家属，允许律师及时到场，以及让当事人获得取保候审，经常超期长期羁押，并且不能避免刑讯逼供和审前折磨。如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在被关押的前9个月，没获取保候审，没有看到家属或任何律师（夸克显示，2016）。又如谭秦东医生网上批评鸿茅药酒后，被该公司当地警方跨省抓捕，在看守所的三个月中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石爱华，2018）。

违反法治原则，滥用公权力的最严重的行为，就是违反《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的条款。这又为行政部门侵犯产权和人权创造了条件。例如行政部门对互联网的信息流动严加限制，打击恐吓网民，以达到掩盖腐败和滥权，压制批评的目的。这样一来，大量滥权事件得不到披露，无法引起社会与公众的关注，也就得到了纵容。这种控制舆论行为上行下效、由官而民，甚至一个人在网上抱怨县医院食堂的饭菜不好，也遭到行政拘留；狗不理包子王府井总店，因顾客在网上的差评竟报警。这种压制表达自由的作法助长了对公民住宅权和财产权的大规模侵犯。如在6月28日北京昌平的瓦窑别墅区被非法攻陷以后，有数十名居民被非法拘禁，至今未放，有人放风说，罪名之一是接受了媒体采访。瓦窑居民的即使怀念家园的文字也在网上被迅速删除。由于这种对表达自由的严厉压制，居民们噤若寒蝉，行政当局则更肆无忌惮，瓦窑别墅区约1800座家园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被摧毁殆尽。又如近年来有不少民营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企业家遭受不白之冤，但据我所知有关民营企业的研讨会却多次被干预叫停。

背离宪治，实际上已经削弱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例如2018、2019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均在零以下（盛洪，2019a，2019b）；据大成企业研究院数据，中国大陆的民间投资，2019年比上年下降了19%；而2020年8月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9%，全国投资总量净减1137亿元（2020）。这使未来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同时，将保护垄断和侵犯产权的规则用于国际，就增加了敌对性质。例如，国企垄断利益集团不仅不向国内其它企业开放市场，也不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而“不开放市场”是要控制海关和互联网，这要用政府强制力来实现，违背了有产权的竞争规则。将这一作法延伸到国外，国与国的关系就不能维持在和平的竞争关系上。再例如当涉及与外国人的纠纷时，不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就无法保证对他们的公正裁决，而突显威胁和报复动机，也在增加敌对性质。再比如，当与他国有不同意见并言语冲突时，用限制贸易的方式施以压力，实际上就是运用政府手段解决观念问题。背离宪治，就会又“有敌手”，又“有敌人”。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是建立在有产权的竞争规则之上，特殊利益集团在国内破坏这些规则，并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国外的同类事务，也就破坏了国际上的有产权的竞争规则。如此一来，也就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的规则基础。既然不遵循公平的竞争规则，中国与其它国家，中国企业与其它国家的企业就不是竞争者，而是敌对关系了。作为相对国家，也就不能对中国国家和企业适用有产权的竞争规则了。因为敌对关系就涉及强制性，在国际间就可能采取军事手段解决纠纷。在这时有关军事的技术就不能成为市场中的商品与敌对者共享；一些战略性资源，如芯片或石油等，也就不能成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更进一步，就要中止有着潜在军事用途的科研合作与交流。而实际上，任何一项基础理论，虽然看似与实际应用相距甚远，但随时有可能变成实用军事技术，就如同量子理论在二战中很快被用来制造原子弹一样。因而在科研上的脱钩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必然逻辑。

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迅速赶上，实在有赖于对国际科技平台的共享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分工。只是多年来，这种国际制度环境是一种非强制的市场或学术环境，“太上不知有知”。不少特殊利益集团中人认为他们可以无条件地享有这样的环境，而无需遵循它的规则。而这并不是出于中国的整体利益，而是从这个集团的利益出发。它们要把在国内形成的不公正规则带到国际上。由于特殊利益集团一方面掌握公权力，另一方面又拒不退出市场，从而它既能享有市场制度带来的效率和财富涌流，另一方面又可以利用公权力直接分割更大的市场蛋糕，甚至直接切割私人企业的财产。政府是靠对市场征税维持的，用政府强制性手段设立垄断和侵犯产权，就是用来自市场的资源侵害市场。而在世界范围内，如果有人又想获得市场交易和学术交流的好处，又不遵循它的规则，并且最后把获得的好处用于破坏规则，这就不能被容忍。因此，美国对涉及军事敏感技术方面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限制，就是可以预见的了。

一旦中国对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分享和有关战略物资的交易受到限制，中国在军事科技的短板立刻突显出来。这是因为，虽然中国大陆的专利制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现有的科研制度主要是国家基金加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主要是民营企业所依赖的技术创新制度，很自然主要是应用技术，尤其是非核心技术的专利。而国家基金主要分配给国有科研机构和国有企业。但其中90%以上用于应用技术研究，只有10%左右用于基础理论研究。这与美国正好相反。并且国有机构在分配资金时既不公正，也没效率，很难将资金分配给真正有创新力的人。有数据表明，2016年国有机构投入于研发的人力资源和经费分别只占全部的7.4%和2.6%；其获得的有效专利只占全部的3%（盛洪，2019c）。因而国家科研资金不能有效推动中国大陆的科研。而官方经常宣称要“弯道超车”，是一个极为错误的想法。因为真正的创新是无法预料的，不会知道哪里是“弯道”，更谈不上“超车”。事先把资金配置到某个领域，常常会扑空。因而这种科研体制必然缺乏创新力。

而一个能够不断涌现科学天才和理论创新的学术平台，虽然需要各种物质条件，但最重要的条件是表达自由的规则。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创新可能潜伏在任何可能的方向上，任何一个无意表达都有可能启发人们大脑中的灵感。如果限制表达自由，也就限制了思想自由。思想不自由，也就会失去很多创新的机会。新的具有颠覆性理论的出现，不是谁能计划出来，而是在无数随意的遐想中脱颖而出。因而， 一个在网络上有六千多敏感词限制，要求大学教授进行政治学习，认为科研可以用立军令状的方式发展的社会，注定不可能在科研上有什么全面的领先。正因如此，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与其它国家一样遵循有产权的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分享国际学术平台的知识，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尖端技术之产品，才是可行的。而企图通过违背这一规则超越领先国家，则是断断不可能的。因压制表达自由而成为敌人，也就不能成为别人的敌手了。而若想成为一个理论创新涌流的社会，就必须从表达自由做起。

更糟糕的是，由于特殊利益集团将自己的利益打扮成国家利益，又因此以国家的名义与他国形成敌对关系，但同时又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别国对中国的敌意，并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就会进一步恶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让整个国家及其民众承担后果。例如把别人对特殊利益集团违背市场规则和法治的批评，看成是对中国的批评甚至污辱，不仅在言语上睚眦必报，而且还动用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进行要挟，以压制批评，就是将在国内压制表达自由的作法推向国际，既不能冷静思考这些批评的积极含义，也进一步暴露出更严重的错误。以限制表达自由的方法掩盖对市场规则的违背，在一般意义上，前者是比后者更严重的错误。为了掩盖一个错误，却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错误。一个人类社会，如果不能存在多种声音，不能互相批评，这个社会就不能有效运转。将这一错误加于世界，就是对世界最深的侵害。因而，特殊利益集团压制国际批评的作法，只能进一步恶化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为敌对。

到了这一步，如果不反思何以走到这一步，就可能朝着真正敌对的方向迈进。实际上，在国内已经有人在叫嚣战争，甚至是核大战。例如胡锡进先生以及赵盛烨先生。其实他们的提法之错误，首先还不是他们的想法如何丧心病狂，而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打一场核战争”。从前面的分析来看，如果中国遵循仁者无敌的规则，有必要成为别国的敌人吗？别国有必要将中国大陆视为敌人吗？人类最可悲的事情难道不是，在进行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之后，还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吗？为领土吗？中美之间没有领土争端。为贸易利益吗？中美已经达成阶段性协议。为意识形态吗？中国的宪法文本，中共有关市场化和法治化的正式文件，都在肯定市场规则，法治和表达自由，这与美国的主流文化没有太大区别。为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吗？这些都是在批评偏离了市场规则，法治规则或表达自由原则的作法。如果我们认为尊崇宪治符合作为一个历史性整体的中国的长远利益，这些批评难道不应被看作是维护中国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外部批评吗？

现在不少人在思考中美脱钩或者爆发战争以后怎么办，这是把精力放错了地方。当务之急，是中国大陆回到宪治上来。具体而言，就是回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轨道上来，这是向着宪治前进的道路。只有遵循敌手之间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彼此敌对。2013年和2014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分别强调了市场化和法治化，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总的方向是对的。近些年的问题，是在实际中，政府行政部门并不尊崇宪治，反而背道而驰，滥用公权力维护垄断，侵犯产权和人权，压制表达自由。但在文本意义上，它们不仅违反宪法和法律，而且是对改革开放的背叛，对中共市场化和法治化诺言的背弃。而回到改革开放道路上来，也不能仅在口头上宣称，也不能用一些貌似的改革形式哄骗世人。是否回归改革开放的试金石，就是侵犯还是保护产权。如前所述，产权是市场化和法治化的综合标志，也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制度遗产。如果做不到保护产权，有关“改革”的宣言就是假的。只有做到保护产权，才能真正回到敌手间的游戏规则上来，也才不是敌人；也就不需要讨论什么脱钩或战争了。

当然，敌手之间也有竞争关系。竞争者之间不仅会按市场规则竞争，也会采取市场之外的手段竞争。例如采取法律手段。但只要适用法治规则，就可以在司法程序中作为敌手。而法律，就是由中立第三方进行裁断，并动用被授权的公共暴力加以实施，而避免双方直接的暴力冲突。双方也可以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对对方的不满和批评，争取舆论的支持，并最后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决不可用政府资源垄断和操纵舆论，扭曲信息。在这种宪治框架下，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得以和平解决。当然竞争者之间也有可能不遵守规则，采用敌对手段打击对方。这不仅需要用言词批判，而且还要用对等原则，即同样的手段加以阻止和惩罚，使之回到宪治上来。在这时，无敌手才能保证无敌人。而长远看，尊崇仁者无敌的规则才能持久保持既无敌人，又无敌手。因而敌手间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在规则上的竞争，即看谁更能接近宪治，更能保持有产权的竞争，公正的司法和表达自由。中国若要超过美国，不可能通过偏离宪治，而是要比美国更接近宪治。

违背宪治以获得博弈的胜利，在更大背景上看就是失败，因为违背宪治从根本上损害一国的整体利益。例如如果用扣押对方人员的手段“换回”孟晚舟，即使得逞了，也是最大的失败，是规则间博弈的失败。被扣留的加拿大人既没获取保候审，也长时间没有被允许会见家属和律师，这明显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正当程序。现在中国大陆落实法治的最大障碍，就是不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前述浙江大学褚健被长期关押而见不到律师，谭秦东医生在看守所中受到折磨，就是因为不能遵循法律正当程序。如果执法机关不执行法律正当程序，就难免将司法和执法力量以威胁、报复和情绪化发泄的方式用于自身目的，而这些都不是法律的目的和形式。实际上，是否遵循法律正当程序，是是否实行法治的分水岭，也是敌手或敌人之间的分水岭。一个不遵循自己制定的法律正当程序的权力机构，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如果将这种情形向其它国家展示，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从而不能消除敌意。因而企图通过违背法律正当程序而获得当下便利，即使一时看来羸了，在规则间博弈中也输了。

宪治也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因而不是一次博弈的胜负所能达成的。例如在国际关系上企图用违背国际协议而获得当下便宜，或者企图以军事手段获得和平谈判所不能获得的好处，是为取得一次性博弈的胜利，而不惜输掉多次博弈，失去形成稳定均衡结果的机会。而在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间纠纷的最终解决，一定是在当事各国都同意的情况下达成，不可能通过战争实现。有人认为在某地开战中国可以打羸，估且不讨论胜负，即使打羸了，之后怎么办？只能徒增国家间的仇恨，开启新的对抗，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坚持和平谈判，而不是动用武力，才是获得长期多次博弈胜利的重要形式。如果我们坚信我们“自古以来”的权利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发挥解决冲突的智慧，和平谈判的结果就可能在皆大欢喜的同时对已方有利。即使暂时没有结果，谈判的持续也并不妨碍与其它国家的正常交往，和本国发展的主流大势。最重要的是，和平谈判避免了用战争获得一次博弈胜利而失去和平手段长久解决纠纷的机会。

我们也应看清，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行政滥权集团的行为，甚至行政部门对国际协议或一般准则的违背，并不是“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性有机整体的要求；对它们的批评也就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冒犯。宪治既是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也与中华文化高度兼容。“仁政必自经界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和税赋的“尧舜之道”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表达。“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就是强调用礼这种习惯法治理社会；而普通法也是从习惯法发展而来的；礼与法律是同样的社会规则，区别只在于实施的自愿或强制。而“天听自我民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古训，“有过必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台谏风骨和士大夫精神，是政治批评这个敏感领域中的表达自由原则。中国有关国际关系的文化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这包括“天下一家”的胸怀，“以德服人”的追求，“近悦远来”的实践，“不噬杀人者能一之”的期望和“天下文明”的理想。中华文化传统怎么会为违反宪治导致与他国互为敌对的行为辩护呢？

在文化形式上，传统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记》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敬”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即使与他国有重大冲突，也要思考缜密，言辞安定。何怀宏说，即使周人一无是处，也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他们优雅。两国交战之前也要用《诗经》过招。而在今天的外交场合，我们疑惑什么是“外交辞令”，看不到礼仪之邦的优雅。却看到出言粗鄙却自鸣得意，用威胁反驳批评，用违宪歪理矫情，不时进行人身攻击。《孝经》说，“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尤其对他国领导人不敬甚至人身攻击，既失大国风范，也失中华智慧，招致千万人怒。这种偏离中华文化传统的“外交”形式，追求外在脸面，逞一时口舌之快，而违背仁的规则，不惜损失重要的邦交友谊。这是“中国的”吗？外交本意味着“非敌对”关系，但这种“外交”经常混淆敌手和敌人，主动将敌手推向敌人。当谈判受挫或竞争失利时，就把对方当敌人；而这种敌意也就会促使对方把自己当敌人。

如今当政者也意识到不能与美国脱钩。其实这并不难。只要回到改革开放的道路即可，这是通向宪治的道路。宪治在中国大陆已经存在于宪法和法律的文本之中。《宪法》已经规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宪法》说要建设“法治国家”，“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第35条规定表达自由；《宪法》还强调“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从文字上看，中国大陆存在着有产权的竞争规则，法治和表达自由原则，并且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走了很长的路。只是在近些年来，出现了前述违背宪治的现象。当政者要做的，就是要约束自己不能违反仁的规则，就是不能再假装没有看到前述那些严重违宪违法的行为，果断出手制止这类行为，惩罚实施这些行为的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否则他们自己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做的一个要点，就是严格遵循法律正当程序，保证公民对违反法律正当程序行为的抵制和反抗的权利，并惩罚违反法律正当程序的行政机构或官员。

在国内尊崇宪治，就是中国大陆对外释放的最强的“无敌意”信号。中国的宪治就很自然地与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宪治平稳对接，在自由和平的规则中进行交往。即使在其它国家的竞争者中，也有人想将中国说成“敌人”以获得在竞争中的好处，但若中国真正实施关税对等的自由贸易，对待外国当事人时遵循法律正当程序，以及在国际上遵循表达自由原则，都会以实际的后果而使“敌人”幻象不攻自破。在这时，中国就不会是其它国家、包括美国的敌人，同时享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的好处，从而以其巨大规模接近没有敌手的境地。而中国天下主义的传统，世界对永久和平的追求，使得无敌手的能力不是用来侵夺他国或在争霸中取胜，而是用来维护没有敌人的境界。这就是用来对抗那些企图用武力违反宪治的行为。当市场规则，法治规则和表达自由原则能够得到有效维护，没有敌人的境界才能持久。进一步的改善，需要国家间在宪治基础之上进行规则间的竞争，即看谁能够发现并实施更好的宪治，更好地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冲突。一个尊崇宪治的中国或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天下无敌。

参考文献

大成企业研究院，“1-8月全国投资总额378834亿元，民间占比 56.6%”，《中华工商时报全联通》，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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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克显示，“中国科技第一案：他因贪被抓，800人求情，英雄囚徒”，《搜狐》，201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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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走向邪恶的路都是非法的”，《盛洪教授》，2020年9月8日。

石爱华，“‘劫后’谭秦东：那个地方，我今生不入”，《北青深一度》，2018年9月27日。

严如平，“叶帅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记忆》，第104期，2013年11月30日。

（2020年10月17日于五木书斋）

盛按：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会有“既要……又要……”的说法，如“既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又要加强政府干预”，这两个“要”都是真诚的，只是它们方向相反，都要的最佳作法就是找到两者的均衡。然而在权力没有约束的条件下，这个均衡点不好找，且短视的权力也认为用强力从市场创造的财富分割更多的份额对它最有利，所以“既要……又要……”实际上只是一“要”，但这最终是什么也要不了。（2022年11月18日）

盛按：人们奇怪，为什么改革与反改革的语言可以在官方文件中和睦相处，又为什么改革宣言可以和反动行为在现实中并存。其实垄断利益集团和滥权利益集团也清楚，市场是财富的源泉，它们不过想分割更大的份额，如此就需要使用反改革的手段——垄断，重税和直接侵夺。况且改革话语还可掩护反市场反法治的劣行。当两者实在有冲突时，则在实施中不必顾及市场规则。再说，还可利用对信息的封锁和舆论的控制将反改革说成“改革”。然而口头的假“改革”不会改变结果。分割过大份额必然会损毁产权制度，反改革行为终会破坏市场规则，最后会颠覆市场基础，导致经济崩坍。直接受到损害的自然是民众，但利益集团也会遭到它的短视看不到的毁灭。（2021年12月21日）

一、引言

我们新迁的办公地点位于一个社区，地下停车场的收费很贵，许多人就在院外的大街两旁停车。大街两旁并没有停车位线，在那里停车似乎也没有警察贴罚单。我也加入了这种“免费停车”的队伍中。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会持久，就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我被罚了两次，每次200元。不过看来这比我在收费停车场的费用还是低一些，所以我还是选择在街旁停车。

我的这种计算也许早就被别人计算过。这就是贴罚单的警察。在这里假设，罚款完全由负责这里的公安局派出所享有。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最有利于他们的罚款频率和方式？假定在街旁停车就是不合法的，那么就应该完全消除这一现象，罚款方式就是见一辆车停在非法定停车地点，就罚一辆，结果就是没有人在街旁停车了。但这样一来，如果从警察的利益最大化角度看，也就没有罚款收入了。这显然对他们不利。

如果他们完全不罚款，也没有任何收入，从该派出所的利益来看，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不考虑是否合法，仅从派出所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们应该怎样罚款？似乎应该这样，停车人的预期罚款应该显著低于地下停车场的停车费，比如说相当于停车费的80%。如果停车费是每天50元，罚款是每次200元，街旁停车被罚款的概率是20%，则预期罚款就是200元乘以20%，为40元，这等于停车费50元的80%。也就是说，如果派出所的警察每天以20%的概率随机对街旁停车进行罚款，可能会获得最大的收益。因为这些街旁停车的车主仍认为在街旁是值得的，所以不会把车停到地下停车场。

不过，这可能不是准确的计算，因为随机并不意味着平均，有些车主可能会不走运，被罚的次数要高于20%，所以他们认为不值得，就会退出路边停车场，转而将车停到地下停车场。这样一来，派出所要罚款对象的总量就会减少。那么，派出所的罚款概率多少是“最佳”呢？

为此，我设计了一个小模型。假定每个车主在路边停车，如果没有被贴罚单，就相当于赚了50元，即免去了到地下停车场的费用；如果被贴罚单，警察就赚了200元，同时车主就损失了200元；严格地说，是损失了150元，因为还要减去他省下的50元停车费。当一个车主感受到的期望罚款超过40元，或罚款概率高于20%，他就退出路边停车场，而把车停到收费的地下停车场，每天50元，也就是说他就没有在路边停车场停车、且不被罚的50元收益。假定有400个路边停车位，按一年365天计算。我用EXCEL做了这个小模型，利用里边的随机数函数。罚款概率可以选择给定，但具体分布有赖于随机数。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  罚款均衡模型

如图，当罚款概率为0时，车主收益最大，社会总收益也最大。随着概率的提高，警察收益随之提高，车主收益也相应下降，但在罚款概率在14%以内，社会总收益不变。当罚款概率为15%时，有的车主开始退出路边停车场；但警察收益还在上升，社会总收益有所下降。当罚款概率提高到17%时，警察收益达到最大，而此时车主收益已经相当小了。在罚款概率超过17%以后，车主的退出概率迅速上升。在罚款概率为22%时，退出概率已高达64%。到了罚款概率为27%时，社会总收益为0。

这个简单的模型会有很多局限，但其简单性可以用来对中国的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比拟性的说明。

二、改革的利益动机

我们假定决定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人物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他们作出决定的动机，是看这一决定是否对他们自己有利。他们也有其它动机，如为人民谋福利，信奉市场经济，遵循正义原则等，但都是辅助性的。或者说，当他们从自利动机出发作出的决定如果与某种意识形态或思潮相近，他们也可以借助于这些思想资源，但不能说，他们是从这些思想出发的。

四十年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这是一个全面限制个人的经济自由、而由政府控制一切的经济。这很类似于禁止在路旁停车的制度。警察通过高概率（〉27%）的罚款，使得路旁没有一辆车停放。同样地，政府通过对市场行为的打击，也几乎消灭了市场交易。如同路旁没车时警察也不能获得罚款收益一样，禁止市场交易的国家也很贫穷。不仅民众贫穷，政府也很贫穷。据说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当知道英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是他的6倍时，大吃一惊（科斯和王宁，2013，第208页）。就像没有路边停车，警察的罚款收益为0一样，不允许市场交易，中国的政府高官也很穷。

在这时，如果放开市场，民众的收益就会迅速增长。如果政府至少维持以前的收益，就如同上图中警察的罚款概率为27%以上时的警察收入一样，只要将罚款概率降低到0%，警察收入没有减少，但车主收入大幅度提高。在改革初期，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的参照是他们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收入，比英国的工人收入还低得多。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只有308美元。即使政府高官的收入是这个数的10倍，也不过是3080美元。据说毛泽东在世时，直到1976年，月工资是405元人民币。当然也还要考虑各种非货币的福利。不过也不会太多。而在1978年，香港的人均GDP是9473美元；英国则是21558美元（2010年美元，世界银行）。

那时计划经济的效率已经穷尽。中央计划当局不敢再增加对农民的征购指标，因为这样会导致农业的显著减产，甚至重蹈三年饥荒的覆辙。因此，中央政府一直很谨慎地不轻易提高对农民的征购。高王凌指出，“自统购统销以来，农民每年所交售的‘任务粮’的数字（包括各种‘公粮’和‘余粮’及所有上交任务在内），始终就没有什么增长，一直维持在800~900亿斤的水平上”（2013，第160页）。下图是他画的一个示意图，时间是大饥荒后到1977年。其中曲线1代表粮食总产量，曲线2代表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曲线3是农民个人私分的部分。而曲线1和曲线2之间的部分是政府拿走的部分（高王凌，2013，第161页）。可以看出，尽管总产量有些微上升，但政府所得部分基本没变。

图2  统购统销制度下的粮食分配

说明：曲线1为粮食总产量，曲线2为农民留下的部分，曲线3为农民私分的部分，曲线1与曲线2之间的部分为政府获得的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知道农民在自留地中的单产远远高于集体田地。杜润生是了解中国农村情况的政府高官，他认为“农民平均一年只需干24天农活就可以了”（转引自高王凌，2013，第177页）。有大量信息显示，自留地中的亩产一般是集体地亩产的4到5倍（高王凌，2013，第207页）。因而在1978年以后接受和推行包产到户，即保证向政府交纳与以前差不多的粮食，剩下的归农村集体和农户自己的制度，就是一个对政府没有丝毫直接损失，却有利于农民的制度。而有利于农民，则政府会在政治上获得回报。因而可以说，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领导人的动机。

图3  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和占GDP的比重（1979年~1998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果然，在实行包产到户、给农民以更多的经济自由，并逐步开放市场以后，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改观。在其它领域，政府也采取了与农村类似的作法。如国有工业企业的承包制，以及民营企业在低税率环境下的大发展。从1979年到1995年，一般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8.5%降低到了10.7%（见上图）。这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从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平均为6.1%，这并不低，但考虑到同时存在的短缺和过剩、产品品种的匮乏和质量问题，实际经济情况绝不像数字描绘的那样好。然而，自1978年以后一直到2012年，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一直高达平均9.9%（见下图）。自然，政府也在既定份额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一般财政收入从1979年的1146亿元增长为1995年的6242亿元（见上图）。

图4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966年~2017年）

三、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决定相吻合的知识传统

包产到户立竿见影，中国农业和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使改革开放这一政治决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也逐渐影响到了相关的知识传统。在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打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使得各种知识传统得以被介绍和传承。在各种知识传统中，有一支经济学的传统，或称为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这是由魁奈、斯密创始的，由现代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人继承的知识传统。在此之前，在中国大陆长期受压的知识传统，由孙冶方和顾准代表的重视价值规律和适度开放商品生产的理论，也得到了解冻，在改革初期成了支持改革决策的重要理论资源。而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被逐渐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一种更成熟和更权威的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知识传统。

这一知识传统在西方有着三、四百年的历史，它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被西方崛起历史所证实的理论，因而在西方世界有着主流和正统地位。正是在与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的对比中，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才最终放弃计划经济，而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也强化了这一知识传统的权威性和正统地位。自二十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经济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知识传统，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领域的政治正确性的标准。如尽管中国政府经常背离市场经济原则，但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这样写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资源配置”，是标准的经济学术语。

在中国国内，经济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也发展和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他们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就用这套知识传统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后来就成为经济智库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当然，所谓“西方经济学”或经济自由主义知识传统也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如新古典理论，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其中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有着特殊的影响。由于中国经历的改革开放正是一种制度变迁，这种分析制度的经济学与之有着很高的契合度，所以就渗透到了改革开放的方案建议甚至操作过程中。在中共的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件中，我们都能看到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如“资源稀缺”，“市场定价机制”，“产权清晰”等。这都说明，经济自由主义的知识传统已经成为支撑和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力量。

当然，正如前述，与经济人的自利动机相比，这种知识传统的力量相对较弱。它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它与自利动机的方向是一致的。然而也不能低估知识传统的力量。在有些时候，被视为正统的知识传统也会反过来矫正从自利出发的决策。

四、从市场化改革涌流出的财富中分割更大的份额

在这时，我们还要假定政治领导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当中国因市场化改革而涌流出巨大财富时，他们会想，能否从这巨大的财富中分割更大的份额；就如同派出所的警察提高罚款概率一样。而中国的政治结构，也适于将提高政府分割份额的意图付诸实施。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现实的制度能够约束政府提高分割的份额。

政府能够增大分割份额的，有几种手段。一是税收；一是设立垄断企业，或授予国有企业垄断权；一是用行政或司法的手段直接侵夺民众或企业的财产。在权力不能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一些官员也公权私用，直接抢夺民营企业的财产。

先看税收。对于政府预算，虽然表面上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制度，但这一制度只是一个表面文章。我们2009年对地方政府的研究表明，财政收入决算一般都会超过预算，财政支出又会超过收入决算。包括全国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7年，所有年份的财政支出决算都大大超过了财政收入预算，见下表。

表1 中国财政收支情况（2000年~2017年）

年份	全国财政超收额（亿元）	地方财政超收额(亿元)	支出超过收入额（亿元）	超收幅度	超支幅度	支出决算超出收入预算幅度
2000		374		6.2%
2001		873		12.6%
2002		542		6.8%
2003		682		7.4%
2004		1535		14.8%
2005		1090		7.7%
2006		1378		8.2%
2007	7271		－1541	16.5%	-3.0%	12.5%
2008	11405		354	19.5%	2.1%	22%
2009	7749		9500	11.7%	11.4%	24.4%
2010	9167		10000	11.2%	8.1%	20.2%
2011	14176		8500	15.8%	5.2%	21.8%
2012	3635		8000	3.2%	7.4%	10.8%
2013	2533		12000	2.0%	8.5%	10.7%
2014	837		13500	0.6%	8.1%	8.7%
2015	－2031		16200	-1.3%	15.5%	14%
2016	2352		28289	1.5%	17.7%	19.5%
2017	3937		30763	2.3%	17.8%	20.6%

数据来源：财政部网站。

显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机制形同虚设。这使得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0年到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1.7%上升为25.4%，提高了13.4个百分点。这很类似于警察在逐渐提高罚款概率。

图5  一般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1997年~2016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和财政部网站。

在2000年前后，在解决所谓的国有企业问题时，政府组建了一些大型的企业集团，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并授予它们垄断权。一些传统的垄断领域，如商业银行，盐业，铁路等，仍保持着垄断状态。有些开始进行的市场化的打破垄断的改革又向后退，如电信业曾经出现过六家基础业务运营商，但后来又合并成三个。这些垄断企业基本上是掌握着基础资源或处于产业的上游，因而它们的产品具有着较低的需求弹性，它们通过设定垄断高价，如商业银行利率差高出市场竞争利率差的66~100%（Sheng, Zhao, and Yang, 2015, p.288），成品油税前零售价格高于主要国家平均水平的31%（Sheng and Qian，2015, p.88），等等，从市场中的下游企业和民众那里攫取利润。

我们在2012年的研究，在2015年的更新告诉人们，在2013年左右，电信产业平均每年的行政性垄断租金约223亿元，石油行业由于垄断高价带来的垄断利润为13289亿元，食盐业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达到177亿元。这些同时就是消费者每年的损失。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存贷款利率差的均值在1%~2%之间。而我国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差多年来保持在3%，这主要依赖于压低存款利率1.5个百分点实现的；因较低的存款利率，按2013年的全国存款平均余额98.06万亿元估计，全国个人与机构的利息损失则高达14709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

在另一方面，这些垄断国有企业还有买方垄断的问题。它们低价甚至免费获得和使用国有资源或其它资源。如它们免费占有和使用国有土地，低价获得矿藏开采权，低息获得贷款，又从另一个方向攫取国家与民众的财富。我们的研究发现，“2001～2013年，中石油公司共少付工业土地租金2500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加油站用地少付租金2738亿元，少付的石油资源租金为5604亿元；三大石油企业少付的财务费用为3926亿元。”（天则经济研究所，2015）

更进一步，就是用政府强制力直接剥夺财产。这包括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两种。比较普遍的就是用行政强制力剥夺农民对土地的产权。由土地征收征用引起的大范围的严重的社会冲突。到2012年，当年约有6万起群体性冲突事件与土地问题有关[1]；据我们对媒体报道的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到2014年8月，恶性强拆事件一共182件。其中强拆双方的人员伤亡484人，死亡人数162人（天则经济研究所和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联合课题组，201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从1996年到2012年，约有6492万农村人口失去土地^[2]。因补偿款仅占土地市场价值的5~10%（范利祥，2006），且再就业困难，失地农民的生活境况普遍下降。当农民向法院起诉强占土地事件时，法院却拒绝受理。

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将强征来的土地进行一级开发，以拍卖的方式出售给开发商，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政府从低价买进高价售出的土地中获得大量资金，被称为“土地财政”。这部分资金现在被视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被称为“政府性基金”。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法律支持的财政收入，其中包含了对农民财产权的剥夺。自2000年以来，土地财政数额越来越大，直到2017年已达近5万亿元（见下图），几乎是当年GDP的6%。构成分割财富份额的重要一部分。

图6  土地财政收入（2010年~2017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一种直接侵夺形式，就是通过行政的或司法的手段直接占有或没收民营企业的产权或财产。如宣布某些民营企业违法，如犯了非法集资或黑社会等罪行，强迫民营企业家交出产权，或直接没收。这方面没有统计数据，但有一些著名案例，如重庆打黑案，据李庄，重庆公安局没收了相关企业近1000亿元的财产；又如曾成杰案，湖南省政府以非法集资罪低价处置了曾成杰的公司的财产；又如吴英案，也是以非法集资罪低价处置财产。这类侵夺案件因没有相应的统计，我们也就不能进行数量上的估计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类案件作为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重要部分。

最后，我们很容易推断，如果权力不受约束，作为政府官员的个人也会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从民众或民营企业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其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形式就是索贿。反腐运动所揭露的官员贪腐行为，绝大多数是向企业和民众的盘剥。也有其它以公权力要挟以夺取产权的行为。这与以政府身份的侵夺还不一样，且经常比较隐秘或压制信息，更难让人知道。但正是这个特点，也更为难以约束，作为政府侵夺民众或企业的一部分，将可能在边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五、为什么两种对立的知识传统可以“和睦相处”？

我们在中共的政治文件中，可以发现两种知识传统。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知识传统。一方面，有诸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而在另一方面，又有诸如“市场经济”，“改善资源配置”，“鼓励创新”，“万众创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宪治国”，“推进民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等文字。这两种知识传统怎么能在一个政治文件中和睦相处呢？

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是不是很虚伪呢？应该不是。前面的讨论告诉我们，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领导人最喜欢的经济模式，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可以不受约束地提高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涌流出巨大的财富，政治领导人也无从获得相应的利益。因而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口是心非，而是真诚的。只是这是出于自利的动机。市场越发展，经济活动越有效，财富就越多地涌流。

其次，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知识传统是支持改革开放的知识传统。由于改革开放的成功，这种知识传统也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它甚至被认为是一种改革开放的语言。这种语言有某种意识形态的效力，即当人们听到这种语言时，就会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信号，就代表中共在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要继续市场化改革。这样，即使人们有对当下问题的不满，由于有对改革的期待，所以可以耐心等待。这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较长期的效果，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世界各国依据对这种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语言的理解，对中国政府产生了继续改革开放，即按他们的理解，就是继续走向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的期待。这反过来对中国政府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环境都会带来好处。

而在另一方面，理性的经济人又赞成政府改变分配比例的权力不受约束，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被证明能够提高政府及其官员的收入。而要证明政府的权力不需要受到外部约束，就要证明中共的特殊性，即它是一个能够自我革命、自我监督和约束的政党。这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强调，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天生“先进”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而共产党又是掌握了这个科学真理且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它的领袖更是其中之佼佼者。因而“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对这样一个极为优秀而能自律的政党无需监督和约束，“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其隐含的意思，即政府是一个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全能机构，它有权力对社会中自发的秩序进行干预。这样就满足了政治领导人的另一方面的需求，不得对政府提高分配份额的行为加以限制。

当然，这两种知识传统之所以在文字上可以和平共处，是因为在实践中并不对等。有关市场经济和法治的文字，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成为通行的原则，如对于一般的民众的产权和交易，起着基础性规则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采取法治的规则，但当与后一种知识传统，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直接冲突时，则让位于后者。例如，如果市场规则与政府干预相冲突时，则强调政府干预；当公平竞争原则与行政性垄断权相冲突时，则屈从于垄断；当一般民众与政府或其官员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则要服从党的政法委对司法程序的干预。在这时，经济自由主义和法治原则的文字就只是一种对抽象原则的阐述，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制度保证。但正因如此，它才可以在文字上保留在中共的文件中。

六、政治家能够保持“最佳均衡”吗？

前述讨论告诉我们，至少对政治领导人来说，有一个对他们的“最佳均衡”，即能使他们的利益最大的均衡。尽管在这一均衡下，社会和民众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问题是，他们能够知道这个最佳均衡点在哪吗？再者，如果知道，他们能保持这个最佳均衡吗？

要想判断最佳均衡点在哪，就需要有准确的信息。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下，在强调党的领导的政治框架下，就可能会对不符合政治家意愿或判断的信息加以压制。如对税率的判断。2016年，民营企业税负课题组在李炜光教授的主持下，发布了有关中国企业税负的报告，并称过重的税负为“死亡税率”。这一报告马上就遭到了封杀。李炜光教授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施压。国家税务局网站和主流媒体发起了对这篇报告的连篇累牍的批判，并宣称中国的税率并不高。无论这一报告的判断是否正确，关键在于，对这种声音的压制破坏了社会的舆论生态。然而，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非中立的信息环境，就可能向政治高层释放出虚假信息，使他们不能正确地判断是否到了最佳均衡。

对于对行政性垄断的揭露和批判，也遭到了压制。课题组于2013年发布了《行政性垄断的原因、行为和破除》，就越来越被看作是垄断利益集团的眼中钉。由于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是庞大的垄断利益集团，并且有着深厚的政治资源。它们的领导人多是中共中央委员，所以容易利用政治力量压制对垄断的揭露和批判。这又使得高层政治领导人缺少对垄断侵夺国民利益的信息。

对于地方政府侵夺农民土地事件揭露和信息传播，遭到了几乎制度化的封杀。不仅农民有关土地的诉讼得不到法院受理，而且相关的报道也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稳定，农民就土地问题到北京上访，也被制度化地加以压制。如前所述，据一些数据，自2000年以来，有关土地的群体性冲突每年高达数万起，但我们一般只知道若干起，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判断，遑论中央政府高层。所以这也是造成判断失误的一个原因。

最后，有关政府甚至官员直接侵夺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事件，更被看成是一种宣传上的禁忌，所以除了影响巨大的案例，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民营企业的资产被侵夺。即使那些被披露出来的案例，如重庆所谓“打黑”没收了民营企业近上千亿的资产，曾成杰公司的资产被没收，都没有听到下文了。在这方面，由于舆论上的控制，信息模糊不清。这也会使政治领导人低估对财富分割的份额。

因而，总体来讲，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不仅强化了政府违反市场和法治规则直接干预市场和分割市场创造的财富，而且强化了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其最终结果是使政府本身无法准确判断其分割国民财富是否到了最佳均衡点，而很有可能低估了其分割比率。当政治高层在决定最佳均衡时，就有可能是越过了这一最佳点而走向更大的分割比率。但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全社会经济的崩坍，也就可能导致政治人物本身的失败。

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政治高层决策者看到了最佳均衡点看哪，并且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使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最大化，但中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使得政府的行为并非像一个人那样统一行动，并在最佳均衡点到达之前停住脚步。实际上，中国政治结构中存在着多个多人的利益集团，它们都可以打着党的领导或政府旗号分割国民财富。而它们的行为又正是中央政府的行为，它们遵循的恰是中央政府所遵循的规则，所以中央政府也很难约束它们。例如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开展“唱红打黑”运动，直接以黑社会罪逮捕企业家，并将其企业的资产没收。尽管后来中央政府因薄的其它问题将他卷进监狱，但对他侵夺企业资产的事却没有加以惩罚，也没有将企业资产退回。

因而，作为一个多人集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采取政府的强制性手段侵夺企业财产，同时不考虑他是否使得政治集团在总体上越过了最佳均衡点，以致整个社会的总产出迅速下降，政治集团的收入也随之迅速下降，最后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他们只会考虑自己，从而使得身处中央的政治领导人无法控制政府及其官员在社会中分割的比率，保持在最佳均衡点上。这就如同警察将罚款概率提高到最佳罚款概率以上时，出现的社会总收入的剧减。也就是说，这种模式是不稳定的。

即使中央政府真的下定决心要约束政府部门或官员对国民财富的分割比例，目前也缺少一个有效机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到目前为止一直被看作是橡皮图章，受到党政部门的操控；甚至各省的人大主任就是由中共省委书记担任。因而，各地方人大不可能约束和限制地方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扩张。如果由中央政府直接约束，各地方还会有各种手段加以对抗，如提供虚假信息，将政府支出改变为企业支出，或变成银行贷款，等等。而要建立真正有效的财政支出约束机制，实际上就是要对现有政府结构进行改革，将人大改变为真正的对财政支出的监督和审查机构。即使政府高层下定决心，也需要时日。

七、几种可能的结果或解决办法

一种可能的结果，就是警察并不停下提高罚款概率的脚步，罚款概率太高了，以致整个社会的收入急速下降；也就是，政府及其官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在社会蛋糕中分割得太多了，或者即使意识到了也不愿停住脚步，仍然继续提高分割比率。如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06亿元，同比增长8.7%，而同期GDP的增速为6.6%。很显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又进一步上升。至2018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累计为80562亿元，同比增长32.1%。其中地方政府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相关支出69941亿元，同比增长34.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9）。这又代表着在侵夺土地产权方面，政府也没有停住脚步，而是加快了增大份额的步伐。

问题是，这种增大政府及其官员占有国民收入份额的趋势可能快走到尽头，即已经开始超过“最佳均衡”点，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其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大量企业开始减少投资和生产，其中不少人移民他国。2016年，天则所曾就税负问题进行调查，在对四省的113家企业的调查中，有87%的企业感觉税负“很重”和“较重”（天则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课题组，2016）；2016年，天则所对民营企业生存环境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36个企业家中，有34%的人准备移民国外（中国企业家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我的研究则发现，中国的宏观税率，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财政），国有企业占有资产的机会损失，和社会保障资金，在2013年已高达45.6%（盛洪，2017），到2017年则为51.5%（盛洪，2018）。

随着税负的增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的《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给出的数据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报酬率，对应着税负的逐年增加，从2009年的10.68%下降到2016年的7.12%（2018）。见下表。

表2  民营企业税负水平和总资产报酬率      单位：%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利润税负水平	69	56.6	59.3	76.9	72.1	71.5	79.2	75.9
实际所得税率	16.5	16.5	17.7	19.9	18.8	18.7	30.7	19
总资产报酬率	10.68	9.33	14.96	9.33	8.35	7.79	6.65	7.12

数据来源：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2018。

假定资产负债率为38%（汪娴和王凯，2017），则估计出净资产收益率。减去由中央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再减去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平均值，我们看到，自2012年以来，制造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理的风险溢价已经是负值。其含义是，这些企业的资本已不能从企业的运营中获得平均的市场回报，还不如按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进行一至三年期的贷款业务。这表明，就是在这几年，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

表3  利润空间被挤压殆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推导的净资产收益率	13.92	11.62	20.21	11.13	9.70	8.89	7.35	8.57
一至三年期贷款利率	5.4	5.6	6.4	6.4	6.15	6	5.5	4.75
再减去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平均值	2.14	-0.36	7.43	-1.65	-2.83	-3.49	-4.53	-2.56

* 这里用来推导净资产的资产负债率是38%（汪娴和王凯，2017）；这里采用中国股票市场风险溢价平均值为6.38%（廖理和汪毅慧，2003）

图7  以无风险利率加合理的风险溢价估计的资产收益率

上述数据是平均值，具体的企业的净资产回报率分布在平均值上下。但在这种情况下，大约有一半的企业是在平均值之下，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给资本带来正常回报，这就会有大规模的企业退出，导致的结果并不是缓慢展现的，而是有一个急剧的下跌。如果经济出现严重萧条，在原来高速成长下被掩盖的各种利益冲突就会变得更为紧张，社会就可能产生动荡，以致导致政治上的激烈变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权贵利益集团由于对信息没有准确的把握，以及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因而还会在经济下滑时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导致更大的冲突。

避免这一结果的方法，首先要对这种警察罚款式的社会结构有明确的认识，并清晰地看到，在现有政治结构中，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情形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并有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这实际上要求有一个政治变革。但这一变革极为深刻，就是要改变中共几十年的基本治理方法，还要面对庞大的垄断和官僚利益集团的强力对抗。在政治上，这要求有比邓小平还要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且要善用政治智慧，化解冲突，并将中共的两套对立的知识系统协调起来。实际上，只要有意愿，这样做并不困难。例如邓小平的典型语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用“不能带来经济发展”的现实，来否定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言词。

然而，出现这样的政治领导人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即使邓小平再世，他所面对的政治形势也与80年代初大不相同。因为那时大家都很穷，没有什么舍不得；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它将会对任何触动它的利益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进行顽强抵抗。这需要有比邓小平更强有力和更为智慧的政治领导人。所以，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现有的政治结构已无法容纳这样的变革，从而就需要政治结构本身的变革。

无论政治结构是否变革，要想扭转这一走向崩溃的局面，基本方向就是要减少政府及其官员在国民收入的分割比率，也就是要改变政府及其官员扩大自身分割比率不受约束的政治机制，相应的政治措施包括，第一，大幅度减税，并建立有效的约束财政支出的机制；第二，大幅度裁减政府部门，尤其是用来扩大分割比率，压制对政府侵夺的反抗的部分；第三，取消国有企业垄断权，逐步取消国有企业在营利性领域的存在；第四，地方政府停止征地，代之以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政府只收取土地增值税；第五，要实现司法独立，严格禁止政府行政部门干预司法；第六，开放报禁，取消和禁止对互联网信息的政治性审查，只在宪法第三十五条不保护的领域中进行网络管理。

如此，中国社会才不会以政治领导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建立制度和制定政策，不仅中国经济奇迹会持续下去，中国将会创造出我们意想不到的社会奇迹。

* 此文为作者向2018年11月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英文版发表于Man and the Economy, Volume 6, Issue 1, 201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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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娴和王凯，“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现状分析”，《科技经济市场》，2017年第8期。

中国民营企业税负调查课题组，《2017年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8年财政收支情况”，财政部网站（http://gks.mof.gov.cn/zhengfuxinxi/tongjishuju/201901/t20190123_3131221.html）

[1]据陈光金，2012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十余万起，其一半左右与征地有关（2013，第13~14页）。可估计群体性事件数量约为12万起，以50%乘之。

[2]据国家统计数据，从1996年到2012年，全国耕地减少约12984万亩，2012年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为3.17亩。考虑到被征土地多靠近城市，人均耕地按2亩计算。

盛按：最近许多十一假期出京的人抱怨，他们的回程机票或车票突然被告知作废，他们的健康宝突然无由弹窗，致使有家难回。致电北京12345，称为了“防疫”。这是尽人皆知的双重谎言。其一，它不是为了防疫。神勇无比的健康宝能够无差别地弹窗，只能说明它没有资格承担防疫功能，或者被人为用于非防疫目的。这突显了谎言的拙劣。其二，即使是为了防疫，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即使是新冠肺炎的初始病毒，也不需要这样做，更何况变异为奥密克戎以后毒性大大下降，更无需这样做。如果这个“防疫”托词连撒谎者自己都不相信，它导致的恶果——限制公民回家，就是对宪法权利的不加掩饰的剥夺。而它所欲达到的真正目的，会因对公民权利的侵犯，一旦达到就是失败。这也让我们警惕。所谓“健康宝”已经被滥用为反宪法的工具，它不仅没有必要存在，而且危害基本权利和正常生活。（2022年10月10日）

最近河南的红码事件惹了众怒，遭到痛批。这正是这件大坏事的好的一面。这种滥权手法以其极端表现形式、明目张胆的恶意和对当事人的严重侵害，使公众容易警觉其违法和罪恶性质，群起而攻之，就有望加以纠正。实际上，滥用健康码侵权已经苦民久矣，只是其形式不那么邪性毕露，范围不那么普遍而一直不为舆论所关注。

我在去年撰写“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一文时，曾注意到这类问题：  “当一些律师到异地去开展法律业务时，当地政府为了阻碍他们为委托人辩护，竟利用操纵健康码或行程码的便利，将他们的健康码变红或变黄，而实际上他们自己的核酸检测为阴性，也从而没有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法学学者谌洪果从低风险地区运城回到西安，在出示行程码时发现变黄了，说他在14天内去过菲律宾，而他根本就没去过。大连瓦房店市竟然规定，两次不参加核酸检测的人，一律变为黄码，三次就变为红码。”

我提醒道，“从总体上看，健康码和行程码被一些地方政府恶意利用，成为系统性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工具；反过来也就瓦解了两码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严重破坏了防疫体系。”

而在此之前，即使是用于“防疫”目的时，公民的权利已经遭到侵犯。这就是，防疫当局不经法律正当程序，将所谓“防疫”措施用于非必要目的，例如私自篡改“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原来的定义是，‘从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症状出现前2天开始，或无症状感染者标本采样前2天开始，未采取有效防护与其有1米内近距离接触的人员。’而钟南山将定义改为，‘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单位、同一座建筑、同一栋楼，发病前四天，跟这些病人相处的都是密切接触者。’”（盛洪，2021）而一旦被确认为“密接”，健康码就会变红。这种擅自扩大“密接”范围，再将用于真正密接者的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加给扩大定义的“密接者”身上，不仅无端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而且增加了他们感染病毒的风险。

不仅如此，“又有人创造发明了‘时空伴随’概念，将在一个确诊者曾经到过的地点周围半径800米之内，同时存在超过10分钟的人，或在14天内在确诊患者曾经到过的地方累计停留30小时以上的人，都称作‘时空伴随者’，更是荒谬绝伦。前述成都8万人绿码一下子变成黄码，就是这样一个‘时空伴随’事件，他们都被当作受感染者的‘时空伴随者’，造成很多不便。”（盛洪，2021）这是利用健康码对公民人身自由的进一步侵犯。

我们看到，在将健康码恶意地用于对银行储户维权的打压的手段之前，各地的防疫当局已经进行了多种的“创造性”使用。但没有引起舆论的足够重视，也自然没有遭到今天这种全国的口诛笔伐，也就没有纠正的可能，而只能鼓励已经使用这种侵权手段的地方防疫当局，并为其它地方防疫当局所仿效。而实际上 ，为打击银行储户维权，和为了阻止律师辩护，和为了增加地方官的防疫“保险系数”而擅自扩大“密接”定义而非法改变健康码的颜色，都是一个性质，就是利用健康码的“防疫”外衣，侵犯公民权利。只是侵犯的程度不同，伤害的大小有别。而一旦防疫当局在滥用健康码上走出了一小步，就有可能走更大的步子，以致最后走向极端，将其作为侵害公民利益的进一步侵害手段。

而如果要制止类似河南红码事件发生，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对行政当局利用权力侵权的行为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则它就会得寸进尺，在原则上侵犯了较小的权利以后，就会在这一条道路上继续前行，侵犯更大的权利，而不会有止境。而在大陆中国，要做到警惕是比较难的。因为在这里生活的人没有从教育中学到权利意识，行政部门经常利用其宣传工具模糊权利的边界。而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受过宪法培训，他们普遍地只知道有上级，不知道有宪法，遑论宪法权利。当他们要执行一个行政命令时，他们把它当作高于宪法权利的东西来遵循，并且为了自己便利，为了向上级表示自己努力，他们倾向于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执行上级命令。而侵权的方法则是从小到大。

最开始，他们可能只是限制了公民很小的自由权利。如居委会突然要向居民发出入证，并在门口设卡检查居民的出入。这时公民权利就已经受到了侵犯。因为居民进出小区的人身自由受到了侵犯。只不过他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较小的妨碍，并无大的伤害而不加以警惕。当然如果这一限制真有防疫功能也可以考虑接受。但这种行为之所以被视作侵权，是因为它丝毫没有防疫功效，反而增加了传染的风险。因为一般小区都有门禁和保安，居民个人或车辆进出都已经有了检查。居委会设卡没有增加一点安全性，却徒然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可以认为，居委会这一举动就是一种侵权的试探。

接着居委会或其上级就可以层层加码了。回顾一下上海的例子。从最开始居委会限制出入，到不许出门，再到天天核酸，再到将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再到在楼外加装铁栅栏，再到交钥匙，再到入户消杀。第一次升级居民们虽然不悦，但仍认为可以接受；第二次升级也是在第一次升级基础上走了一小步，居民们也忍了；接着就是第三步，第四步，……。正像温水煮青蛙，公民权利就会被逐渐掠夺殆尽。正如上海交钥匙的居民看到的那样，最后他们最该信赖的，他们住宅的安全性和私密性完全被打破。这种作法也为上海当局所承认。它的官员说，上海的作法就是“压力测试”。压力——一点儿一点儿地挤压公民的权利，测试——看看公民们有什么反应。应该说，最后的极端形式，入户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隐私权，是因为在前面的“压力测试”中居民们的反应低于当局的估计。

实际上，行政当局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不仅始于健康码，也不仅始于防疫。前年北京怀柔当局要非法强拆某处小区时，就以防疫的名义限制车辆通行。近几年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行政当局以“拆违”、 “环保”为由大规模地非法摧毁郊区社区，严重侵犯公民的住宅权、财产权和居住权。“防疫”只是近三年来的侵权的天赐理由。从防疫以来的大量侵权行为来看，它真正关心的不是防疫，而是以“防疫”为名义的侵权。所以我们要真正制止河南红码事件的出现，就要从警惕第一步侵权开始，从源头堵住。

如何判断一个打着防疫旗号的行为是侵权呢？首先要判断这一行为是否防疫所必需。例如前述居委会在小区门口设卡就不是防疫所必需。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科学判断，将核酸阳性者拉出去集中隔离也不是防疫所必需，集中隔离密接者更不是，集中隔离核酸阳性者的同门栋邻居、甚至同楼邻居更不是，当然将完全阴性的居民楼或小区居民拉出去集中隔离就更没有一点与防疫沾边。

在我援引《传染病防治法》时，我还是假定奥密克戎病毒引起的疾病是官方所说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防治”。然而目前的数据已表明，这一疾病的危害性已经小于或相当于流感。这不仅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而且为大陆中国的数据所证实。如上海的数据，吉林的数据，等等。而防疫当局坚决不改对奥密克容等级的判断，却是依据香港的病死率数据，这个数据比世界其它地方的数据高出很多。但也有专家说出数据偏高 有其原因，实际死亡病例中仅有8%是死于新冠的（张作风，2022）。讽刺的是，在香港防疫当局不再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以后，大陆中国防疫当局仍拿香港说事。尽管它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普遍质疑的背景下，至少应该就新冠肺炎和奥密克戎的性质举行公开的专家听证会，以确定是否调整对该疾病的定性。如果在奥密克戎毒性实际轻于流感的情况下，仍坚持用于甲类传染病的防治方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可以看出，正是对奥密克戎性质的新的认识，才导致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大幅度降低防疫管制措施，至今有45个国家完全取消了入境限制。在这一背景对照下，上海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关闭市场、封闭社区、禁止交通、阻断物流的方式，迫使2700万居民两个月不能出门工作与活动，缺医少药，食物匮乏。令人发指的是，许多行为，如半夜砸门强绑高龄老人离家隔离，撬门入户消杀，是采取非法的暴力实施的。如果我们断定，在奥密克戎毒性程度条件下，这些举措都远不是必要的，那么上海这两个月的作法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大规模的严重侵犯。

当然，要公民警惕和监督行政当局的侵权行为，不如行政当局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去侵权。但行政当局也是凡人组成的，他们有着凡人同样的弱点。自律的行政当局不是不可期待，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自律的行政当局一定是一种制度结构的长期结果。这种制度结构至少包括两项制度，一是自由表达，一是公正司法。如果行政当局一有侵权行为就会被披露，公民受到行政当局的侵权就可以获得公正司法的救济，长此以往，行政当局焉能任意侵权？当它要实施一项行政行为之前，就得先看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如此，它就成为了一个可期待的行政当局。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回到警惕第一次侵权上来。有人会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专业知识不足以判断一项防疫行为是否必要。这是当然。不过，你只要怀疑就够了。证明必要的责任应该在防疫当局。你只消问一下有何依据即可。这也是一些上海居民阻止“大白”滥权的主要方法。他们一要问这些“大白”的姓名身份，二要让他们出示如此行为的法律文件。

还会有人说，在大多数人都服从侵权的 行政行为时，自己很难直接拒绝。这也是当然。只有个别具有清晰权利意识和理性敢言的人会站出来拒绝，这种人值得我们敬佩。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也可在事后将之写成文字，放在网上。对于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如半夜绑架高龄老人，撬门入户消杀的行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不要认为自己很渺小，说了也没用，诉了也没用。实际上，大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立法过程，已经基本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体系。所缺的就是实际运用。我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只有用宪法，宪法才有用”，其中强调任何宪法文本都需要一个实际激活的过程，否则就只是白纸一张。将揭露侵权的文字放在网上，将造成严重侵害的行政当局告上法庭，应该不难吧。

参考文献

盛洪，“在宪法框架下科学地防疫”，《盛洪教授》。2021年11月27日。

张作风，“‘上海疫情为什么居高不下？’ 90岁知名传染病专家给学生张作风教授‘出考题’”，《深究科学》，2022年4月27日。

2022年6月17日于五木书斋

盛按：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去世，功过盖棺，极享荣光。这让人思考如何评价。她与其说作为一个个人，不如说代表一个家族——英国王室。这并不是一个无私而高尚的王族，却是为了自身长期利益而聪明地发起或接受走向法治和宪政的变革。历史地看，这使英国人民享有公正和效率的制度结构，英国从一个边缘小国成长为一个强大国家。而完成这一伟业，只有一个秘诀，就是限制和削减自己的权力；伊利莎白二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逾法。这看起来容易，七十年如一日就很难。休谟指出，“失去了人们既定原则和意见的支持，君权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所幸有制度。这具有一般性。领导就是一种制度；好的领导就是一种宪治结构。（2022年9月13日）

每个民族都崇拜英雄。如果没有也要创造出一个。人们喜欢把豪迈壮举、超凡智慧和伟大功绩集于英雄一身。这满足我们的想象，也符合我们的审美。因此历史中有很多伟大领袖，是他们创造的历史。但这是不真实的。武王伐纣，并没有正史中说的那么英勇果断；诸葛亮也没有借东风，赤壁之战是周瑜的杰作。关于英雄的故事，听听可以，但是真信，就有问题了。这就是，真的认为一个个人能够超凡入圣，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料事如神，一个国家或政府所做的决策，都是因为这个人的盖世天才而百发百中；这会导致灾难。

实际上，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凡人，他或她至多比别人聪明一些。而担任一个团体的领导人，他所遇到的事务的复杂度，就远远超过作为个人面对事务的复杂度。在这时，如果仅是这个个人，他不可能时时英明，事事正确。如果这个团体的人数非常之多，已经大到国家的规模，则事务的复杂度更上了几个数量级。在现实中，人类早就知道，一个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不可能单凭一个人来承担，而要由多个人组成的结构，或称“制度”承担决策职能，才能做出接近正确的决定来。

只是在另一方面，人以个人为单位，也以个人为思考和判断的单位，个人也是信息输出的单位。一个团体，如果要在公共领域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政出多门，就必须至少在名义上由一个人来担当领导，即政令出自于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政令只是他一个人决定的。然而，表面上的印象，久而久之会使人们以为，这个政令只是他一个人意志。如果这个政令是正确的，带来了好的效果，则人们会把功劳归于他一身；当然，如果错了，也是他一个人的错误。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会被人们误以为对。这是人类心理的又一个缺陷。

在现实中，正确的决策来源于一种制度。所谓制度，就是一种多人互动的结构。这里假设，每一个个人都是有限的。理性有限，注意力有限，能力有限，获取的信息也有限。确实有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注意力更集中，能力更强，获取的信息更全面。即使如此，哲学上讲，最聪明的人也不如多人结合起来的制度强。更何况，他还有疏忽的时候，生病的时候，衰老的时候等等。多人互动的制度，首先是用来弥补个人理性的局限。这种制度的具体形式，就是多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意见交锋，其目的，是要达成一个唯一的结论、判断或意见，作为一个立法性决定，或者司法判决，或者行政命令。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普通法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一般由十二个人组成，他们经过听取控辩双方的法庭辩论，经过他们内部的商讨，最后给出一个一致同意的“有罪”或“无罪”的判决。这十二个人的身份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他们都拥有各自局部的知识，但通过商议，交流着不同的信息和见解，时不时地进行辩论，各自又都对不同意见进行思考和消化，再调整自己的意见。经过一个过程，他们达成一致。这个一致就是不同局部知识互补拼接形成的更完整的知识的结果，这个结果比其中任何一个个人的知识都更全面和周到，结论则就更接近正确。这是陪审团制度之所以有效的道理。

个人之间的区别，除了知识，还有立场，或利益。当涉及到利益，人的知识就可能变形，他或她会夸大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贬低不利于自己的知识，就会带来错误的决策。解决的办法，就是不同利益的人之间的交流、竞争甚至对抗。一个人夸张的知识，会受到另一个人夸张的知识的挤压，使两者同时变得不那么夸张，最后使得他们之间达成的一致更接近他们之间的自然均衡。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市场。我们说市场是一种制度，就是说在夸张自己成本的卖者和夸张自己不划算的买者之间，有一种讨价还价的互动过程，在两边都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使卖者的夸张和买者的夸张都受到挤压，最后达成一个一致同意的价格。类似的例子还有普通法法院中的控辩双方的辩论，以及立法机关中就某一法案的辩论等，都是挤压夸张意见的机制。

许多人一直有个误解，认为在君主制下，就没有多人互动形成决策的制度，总是皇帝乾纲独断。其实，正如休谟指出的那样，“失去了人们既定原则和意见的支持，君权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远在周朝，召公在劝谏周厉王时，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言，接着他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即在决策之前，君主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斟酌焉”。这正是一种知识互补的多人互动结构。当然，严格来讲，这还只是一种咨询和参考机制。

汉以后，直到唐宋，这种多人互动的决策机制逐渐强化。不同意见之间不仅是一种知识之间的竞争和挤压，而且是一种可操作的否决、反否决机制。如一个决策，可能是由某大臣建议，皇帝草旨，下达到中书省，由中书令拟旨；但中书令有权“封驳”，即可以扣住不发，可以提出修改意见返还，还可以拒绝拟诏。即使通过了中书省，还有门下省专门负责审查诏书，最后还要由宰相附署，全通过了，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因而在传统中国，存在着一个多人互动的进行最高决策的制度。

即使到了现代，似乎有证据证明有一个人特别聪明，他的决策曾使某一军队百战百胜，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共中央在总结三年饥荒和文化革命的历史教训时也说，毛泽东思想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只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声望，才把功劳全都功于他一身。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王明最先提出来的，毛泽东把这个口号接过来变成了他自己的发明。“减租减息”是张国焘最先实施于川北根据地的政策，也在后来被用在了中共在陕北根据地的土地政策上。

然而，这个把集体智慧归于一人的作法，后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的负面作用。这就是，不仅亿万民众真的以为中共的成功就是毛个人的功绩，中共党内也产生了个人崇拜，有人也利用这一点逢迎毛本人，使他压制批评、拒绝改错并独断专行，才酿成大祸。林彪是中共崛起的过来人，也曾与毛意见不合，但他罔顾历史事实，吹捧毛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的思想得到遵循的时候；如果不听从毛的意见，事情就要出毛病。并进一步说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因为认为一个人聪明得可以不听其他人的意见，就可以废弃那个保证决策正确的制度，才会导致三年饥荒和文化革命的灾难。对毛本人，也是最深的损害。

当然，一个社会体，一般总应有一个主流文化，有一个社会成员之间的“重叠共识”。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这种情境的追求经常被描述成是“统一思想”。但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从领导只是一个人出发，“统一思想”就是要把别人的思想“统”到自己的思想上来。从前面的讨论可知，这是把众多不同身份、背景和角度的局部知识否定掉，用自己的局部知识替代较全面的制度知识，显然是一个更劣的结果。因为众多人局部知识的互补一定会优于一个哪怕最聪明的人。因而，一个社会要想在文化和思想上达到最大的重叠共识，一个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让所有的成员自由表达意见。可能在最初，人们的意见纷繁，争论不已，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沟通和辩论，人们会对其他人更为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会变小，社会上就会形成一个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共识。

那么，这么说来，一切只靠制度，难道天下就没有什么“英雄”了？又不然。如果我们知道领导就是一种制度，那么一个想建功立业的领导人应该做什么？且不说大话，什么“为了国家民族或世界和平”，只说他想做一个世人争颂的“好领导”，应该做什么？那就是要维护好这个制度。试想，如果你坚信个人不如制度好，就要坚持让制度起作用，如此作出的决策就会优于自己个人作出的决策，作为一个领导人，自然也会享有正确决策带来的功绩。也许，勇于捍卫保证决策正确的制度，才是英雄的真义。

所谓“英雄”，首先要战胜“心中贼”。这种制度经常遇到的风险，就是人类弱点容易导致的错误。这就是夸大自己能力的错误。这种错误会被另一种错误所利用，就是经不往阿谀奉承的弱点。有人会赞颂领导人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他的聪明才智使他无需咨询别人的意见，当别人提出批评时，一定是不能揣摩伟大胸襟。应对的方法，首先要靠自己的定力，相信在无限宇宙面前自己的渺小和局限。但也要借助于他人。在传统中国，“远小人，近君子”是对君王的基本要求，而什么是“小人”，什么是“君子”，虽然有各种标准，在这一维度上，可以是非常简单。小人就是指的谄媚之辈，君子则是指直言极谏之人。

当然，仅靠这种自律是不够的，还需要“硬”的制度。前述决策程序，台谏制度，议会制度，司法过程中的诉辩对抗，对违宪的司法审查，都可以在领导人不能自律时发挥作用。而明智的领导人，虽然在某些时候不能控制自己，但静下心来却知道这种他律制度从长远看对自己有好处。唐太宗一怒之下杀了张蕴古，冷静下来想到张罪不至死，非常后悔，于是将批准死刑的程序从三覆奏改为五覆奏。所谓“覆奏”，大概就是申请批准。他认为一日之内就可以三覆奏，而五覆奏就必须到第二天，这时人就可能清醒冷静作出判断。当然李世民的远见，不仅是要管住自己，还要管住子孙，所以唐代才发展了自周以来的谏议制度，使之约束开国者不谙世事的后代。

人们多以为华盛顿对美国的功绩就是他打羸了仗，其实他更大的功绩是他主动把打羸仗的军队置于国会之下。1783年，一些年轻军官因为国会拖延发放军饷而要发动兵变，被他劝阻下来。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解说词形容此举是“确定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美国原则：军队服从民选政府。”美国宪法只是在文字上描绘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政府，而这个文本既需要具体领导人的行动奠基，又需要他以行动来维护。正因如此，他所维护的制度会使社会繁荣起来，他自己也会愈显高大。

对制度的珍视，会使领导人对破坏制度的行为高度敏感。而所谓“破坏制度”的最常见形式，就是利用领导人的人类弱点，以吹捧领导人个人的方式，贬低甚至否定制度的功效与作用。例如宋代不仅有宋太祖“不杀上书言事人”的密诏，而且还有较成熟的台谏制度，其中有制度规定，御史即使受皇帝委派弹劾某官，也不得再直接向皇帝或宰相请示。就是要在制度中杜绝逢迎拍马。谏官孙觉揣测宋神宗对某官不满，就提出弹劾，结果被神宗认为是“希旨言事，夺去言职。”孙只因被怀疑逢迎，就丢了官。这种处理似乎过于苛责，但也说明宋神宗保持了保护制度的高度警惕。

对人性弱点的透彻把握，也许莫过于美国的国父们了。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它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 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说“政府本身就是人性的最大耻辱”，真是知耻近乎勇了。正因有了这种承认人性耻辱的制度结构，美国才涌现出了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等伟大的领导人。

在1978年邓小平复出以后，就着手恢复毛时代完全打碎的尚不完备的制度，包括有关决策的制度。尽管他有优势，却不个人独断，而是经过了党政系统的正当程序或非正式协商。在当时与邓小平有着同样权威的党内大佬陈云，经常与邓意见不合，所以邓的很多改革设想是在吸纳了陈云意见后的妥协方案。例如，当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时，陈云主张“鸟笼经济”，即放宽管制的计划经济；虽然邓的主张代表改革的方向，陈的主张却也把握了改革的阶段性节奏。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平衡的决策机制是他们两人有意为之的。据说，是陈云首先提出中共中央要以邓小平为“头子”；而邓小平在发现有意见分歧时，主动派人向陈云汇报，征求意见。

有人以为，如果要听取别人的意见，要将别人意见吸纳进自己的方案，就会显得自己不那么强有力，就不是一个有作为、有魄力的领导人。实际上恰恰相反，把批评意见吸纳进来，就使得批评意见所代表的反对力量转化为支持的力量，这时主导决策的一方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反过来，如果不顾批评意见，一意孤行，表面上看似乎很强势，其实在执行过程中会遭遇消极的甚至积极的对抗，反而使得领导力受到削弱。真正的领导力就是获得社会更多成员支持的决策，而不是徒然语气强硬、要求离谱的宣言。这恰会进一步损害领导力，因为这更突出了语言与现实的反差。

在有些特定时间和情境下，可能需要领导人的裁断，如在战争的紧急状态下，如在民众的争讼时。但不要忘了，这是在整个以整合各方智慧为基础的制度结构背景下的个别制度安排，它一定是这个制度结构中获得了自己的合法性。同时这种独断也是在整合智慧制度的基础上作出的，如法官是在控辨双方的辩论基础上，在陪审团的裁断的基础上作出裁决；司令官是在参谋人员的意见和情报人员的信息基础上发布的命令。最重要的是，一个领导人不能被这样的假象所误导，而真以为自己可以替代制度。实际上，一个人为了保证自己决策的正确，借助于其他人的意见是何乐而不为的事情，他应该唯恐不知道别人的意见。

总体而言，“领导是一种制度”的说法，主要是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要尽量多的和中立地获得社会上更多成员的意见。一件事情就是要尽量让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决策中来。关于第一件事，中国早有传统。《毛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在这里，“风”就是贯通社会各个成员，使之联络互动的言论或意见。谈论公共事务，倾听四面八方的意见，才能形成公正、正确的公共治理（雅）。第二件事，就是民主制度的要义，法治的要义。民主表现为利益相关方的直接投票，真正的法治表现为生成于民众的社会规则得到实施。

最后，一个领导人想青史留名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态，但若要如此，就要理解“领导是一种制度，而不是一个个人”的道理。如果一个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命令社会成员执行自己头脑中的想法，他就破坏了“领导”这种制度，反而缺乏领导力；如果一个领导人想通过宣传来使自己青史留名，其结果更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好的领导不是宣传出来的，而借重宣传往往是领导得不怎么好的拙劣粉饰。并且越是相信领导的好坏靠宣传而不是靠制度、靠真正的政绩，就会更忽视制度和政绩，而实际上做得更差。从长期看，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领导。因此，把握领导是一种制度，依赖这个制度，维护这个制度，其结果则是社会受益，而领导人则青史留名。

2017年9月20日于忘言山房

2017年9月26日《FT中文网》和《中评网》同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