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雅】尧访康庄之《击壤歌》|盛洪

唐尧访康庄,太上民不知;
犹唱击壤歌,帝力我不识。

《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修身】作为病人(3):借力“认知行为治疗”|盛洪

我还在JY医院看中医吃了一段中药,同时配合“太空舱睡眠仪”(一种握在手中的、靠脉冲频率帮助睡眠的仪器),还是睡好了几天,但后来这个睡眠仪也不管事了。由于我太太不太相信中医,我也没再坚持吃中药。在一段时间里,我对失眠似乎束手无策。这时我在网上看到有关“认知行为疗法”医治失眠的介绍,认为这是一种无药物治疗的好方法。我于是到ADM医院睡眠科去寻求治疗,结果那里的医生对我对劳拉西泮的控诉嗤之以鼻,当我要求他们对我进行认知行为治疗时,他们说他们不收60岁以上的病人,而且有过脑卒中的病人也不行。好象医院不是为病人而存在,而是病人为医院而存在。我到HX医院的心理咨询科求医,医生说我这是“脑卒中后抑郁”,并说约有50%的脑卒中患者会得此抑郁症,是器质性的损伤,似乎宣判了我这种症状没有治愈希望,说只能按抑郁症吃西药治疗。我在网上发现一位HLG医院的医生可以进行认知行为治疗,问他可否医治我这种病人,他说可以,让我到门诊去。当我到HLG医院时,发现这个医生早就离开了那里。

我只能自己按照文章或书上介绍的“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去做。这主要是将抑郁或失眠看成是一种心理疾病,用纠正心理错误的方法医治。首先它强调,对失眠的焦虑和恐惧所带来的伤害,比失眠本身带来的伤害更大;不要把失眠看得那么严重,有几天失眠死不了人,也不会变成精神病。这是正确的态度。不过人们在理性上很容易接受这种看法,但在实际当中无法克服。因为理性是理性,心理是心理。心理是人的一种自动反应,通常无法用理性加以克制。尤其是失眠,最开始可能是一些外在因素导致的失眠,但到了后来,是患者自己对失眠 恐惧导致的失眠,因为失眠所以失眠。这是一个恐惧循环陷阱,或者是一个死循环。从中跳出来很不容易。尤其是失眠或抑郁已经造成了一些生理上的损害,如植物神经系统受损,已经不是纯粹的心理问题了。

当然,失眠表面上表现为心理问题。每天下午就开始想晚上睡觉问题。当夜晚临近,心情就开始紧张,生怕又失眠。这样一来就更睡不好觉。我做了很多努力,尽量削减或转移对失眠的恐惧。如将洗漱时间提前到看最后一个电视片之前,这样就不至于在洗漱时的紧张心情影响睡觉,又如做一套有助于睡眠的穴位按摩,放松疗法,热水洗脚等等。时不时还是可以出现困点让我入睡。当无法入睡时,我自己参照有关认知行为疗法的文字,半小时以上睡不着就起来到厅间看书,写毛笔字,或看电视片,过半小时再回卧室躺下。但这样做效果不大。一是这半小时让我心情更不平静,看书耗费我的脑子会使精神更不平衡,而且越到后来越会带来其它问题,如心神不宁,就更影响睡觉了。二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越到后来,快到天亮时,心理压力越大,反而有些伤害。只是按自然本性,一般坚持两天以后,由于困累到了极点,会有一次较好的睡眠。

我就这样,到五月下旬,严重失眠长达三个多月,有时看到其他人的叙述,他们的失眠症有的长达几十年、十几年,或至少也有五年,很害怕我的失眠也转为长期失眠。我这时也很奇怪,停吃劳拉西泮已有两个多月,应该说其依赖性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失眠从何而来?前面已提到,后来发现在降三高的药中,有的有“睡眠障碍”的副作用。我吃这些药在降三高,但同时在给我自己制造睡眠障碍。因而为了减缓失眠,也应减少药量。因此为了减少神经异常,减少失眠,我逐步减少了药量。从5月26日开始,我逐渐减少降压和降糖药,经二十多天对降药反应的观察,上下调整药量,最后稳定地降压药的用量减至医生规定的1/4,降糖药降到原来的1/6。血压和血糖指标却没有太大变化。这不仅使我减少了心神不宁的程度,也减缓了失眠,还使我呼吸不畅的感觉逐渐减轻了。

然而,减药也非绝对的好措施,因为有时血压高起来也很紧张,也觉得不可顾此失彼,造成脑血管病复发。在血压偏高时,也临时性的加吃降压药。但多吃后其副作用又可能卷土重来。这就使我觉得我是在一个很窄的空间中进行选择,小心奕奕地避免两边任何一边的失误。并且血压高的存在还会减少“认知行为疗法”的选择空间,因为这需要放弃一两个夜晚的睡眠,以换取更好的睡觉规则。而一旦有一夜睡不好,血压就升高,就得加药,“醒卧”的决心就会受到打击。所以我的最终选择是减药,打坐和认知行为治疗的混合策略。每个策略都还是纯粹的策略,而只是在治愈失眠中起到部分作用。

谈到“醒卧”,这是从一本名叫《克服失眠抑郁的秘诀》的书中看来的,作者“净海老师”。他说自己是一个失眠十几年的患者,靠认知行为治疗的方法加上自己独特的摸索治愈了失眠症。他的方法初看起来特别极端。他说不要努力入睡,而要努力醒着。如果做到连续七天不睡觉,失眠就能克服。如果不追求睡眠,也就没有失眠。不睡觉,醒着躺着——“醒卧”与睡觉一样可以得到休息。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有一天我在头半夜没有睡着,就看他这本书,觉得反正睡不着,不妨试试。结果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极端。当一个人真正不想睡着,他就没有了要睡而睡不着的恐惧,从容地看看书,想想事,反而容易睡着。如果真的通宵没有睡着,由于主观上没有把睡觉作为目标,也就没有挫败感,正如认知行为治疗所主张的那样,对失眠的恐惧和焦虑带来的损伤比失眠本身更严重。因醒卧而不睡觉所带来的白天的感受要好于失眠。

更何况这种策略着眼于跨天目标,即不纠结于某一天是否睡着,敢于下定决心一晚上或几晚上不睡,但最终还是会睡着的。一是因为放下了心理包袱,没有对失眠的恐惧,一是因为越是不睡觉,越是走向生理极限,人的自然本能越是要让人入睡。我在第一次试行这种策略时,当天似乎没睡觉,但实际上还是睡着一些时候,这可以用起夜多少次来判断,并且在没睡着时看了一些书,书的内容还是令人愉快的,这天看的是《意识的宇宙》,其中有关人脑功能的描述还是令人新奇的,顺便说一句,这本书我是在实施醒卧策略时看完的。第二天晚上一开始我就采取醒卧策略,看书而不期待会有困点,但没看几分钟,困点就来了,我放下书睡觉,很快就睡着了。并且这晚睡得比较好。

不过,这种醒卧策略并不能持续。这主要是由于我还有其它问题制约。一是我还有时会莫名紧张、恐惧,并不是直接针对失眠的,但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一是所谓醒卧的心理并不彻底,还是希望最终能睡好,所以也并不是一下子就无所畏惧。所以在醒卧策略起作用后的几天,又出现了失眠现象。并且我觉得,任何一种心理,尤其是对针对失眠的心理,并不是一下子能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有了一些醒卧的体验后,对失眠的恐惧会逐渐减少,醒卧的信心会逐渐增加。并且与其它措施配合或结合起来,发挥部分的作用。

这个混合策略也正是这样起作用的。因为失眠既有心理原因,也有生理原因;这是中医和西医都承认的。它们是互为因果的,不可能先完全纠正一个,再纠正另一个。而是在一方面走一小步,会对另一方面产生正面作用;另一方面走一小步,又会对这一方面有助益,如此互动和循环。打坐有助于修复大脑和身体在生理上的损伤,如使植物神经系统回到正轨,就会对心理产生积极作用,使得对失眠的恐惧不那么严重,也不那么经常的出现;认知行为治疗会在总体上减少对失眠的恐惧,会在失眠恐惧出现时产生较好的暗示作用,以转移或消除恐惧,或用暴露疗法直接减少对失眠的恐惧,反过来减少对生理机能的损害;减药直接减少药物包含的影响神经系统的化学成分,也就减少了从生理上影响睡眠的因素。

【横议】禁止“部门立法”|盛 洪

盛按:我们时不时看到有些行政部门发布消息,对公民权利进行削减。如自然资源部在决定土地制度,住建部在决定房产税,教育部在决定谁可以进入教育领域,发改委在决定谁可以办媒体,……。这些作法都是对权力来源的颠倒,是违反当前宪法的。在宪法中,它们只是执行部门,没有立法权。由于长期缺少宪治启蒙,以及行政部门习惯僭越权力,我国大多数民众以为那些行政部门有权削减他们的宪法权利。这些行政部门也在利用法律的各种漏洞进行实际上的“立法”,将部门利益塞进法律,以致我国民众的权利在不知不觉之中逐渐丧失。我国要成为一个尊崇宪治的国家,就必要有对这些行政部门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机制,其前提是民众能够明确地知道,在宪法框架下,他们自己才是立法的主体,具体形式是代议制立法机关。这些行政部门只是他们的仆人,只能做宪法和法律允许它们做的事情。再发这篇文章。

最近听一个律师说,当他为委托人向本地的法院递诉状时,发现法院已经没有人了。一打听,原来都下乡强拆去了。我于是警醒,现在强调行政部门的拆迁要经过法院批准,基本上相当于“为强盗发执照”。因为在我国现有的政府结构中,法院在实际上只是行政部门的一个附属机构;县委书记命令县法院院长“批准”,就会得到“批准”。

更是因为,现在依据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经过正当的立法程序的“法律”,有着加强行政部门权力和弱化甚至消除当事人权利的倾向,所以即使遵守法条的法院“批准”,也会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不利。例如,按照现有的《土地管理法》,政府向农村居民征地只需补偿相当于土地平均产值的6倍到10倍,远低于约25倍的农业用途的土地合理价格;更低于按城市用途估计的价格。按照法条去补偿,就已经侵害了农民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律”?答曰:“因为部门立法”。再问,为什么部门立法会制造坏的法律?这要首先知道,什么是正当的立法程序。法律是一种公共物品,它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或冲突的规则。迄今为止,保证法律公正和效率的立法程序有两种,一种是“法官立法”,即法官参照类似案件的裁判先例,根据本案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最后形成裁决。随着时间推移,大量的法官裁决最后收敛为法律原则,是谓“法官立法”。它的合理性在于,法官作为一个超越政治和商业的群体,经过长期试错,能够形成相对公正的法律传统。这些法律传统,又成为后来法律体系的基础。

还有一种立法程序叫做“公共选择”。既然一项法律对每一个人都会产生影响,他们就有权利对法律的创立提出自己的意见。一般而言,一个人会反对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赞成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公共选择就是所有与选择结果相关的人都参与这一选择,通常的形式就是投票。布坎南指出,当全体一致同意一项宪法或法律时,这个宪法或法律就是最好的。因为没有人因为这项法律而受损。这就是宪政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核心原则,一致同意原则。它是现代立法机构立法程序的理论基础。

当然在现实中,达到一致同意的情况少之又少,所以就退而求其次地采用多数原则。多数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同意的人比不同意的人多,说明至少对多数人有好处,而对少数人不利。这虽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究竟比对多数人不利要好。况且还有一种纠正多数同意弊端的方法,就是根据决策的重要程度而设置法定的多数比例。越是重要的公共决策,同意的多数比例越高。总体而言,只要立法程序符合多数原则,我们就一般地认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是好的;而如果不符合这一立法程序,我们就认为,由此产生的法律是不好的。

所谓“部门立法”,就是行政部门主导甚至操控的立法。按照现代政府结构的分类,行政部门是政府中负责执行法律和政策的部门。部门立法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它既违背了法官立法的传统,又违背了立法机构立法的一致同意原则。一方面,行政部门的官员与法律人不同。他们没有判例法形成的文化传统,也没有中立的和超然的立场,因为他们必然有着执政党的政治倾向,以及在执行法律与政策过程中的部门利益。用部门立法替代法官立法,就不能获得法官们通过试错最后收敛到法律原则的结果。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的官员只是公众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同意不一定与公众的意愿相一致,更有可能是很不相同的,所以就破坏了“一致同意原则”,所立之“法”也就不可能是好的法律。

具体而言,部门立法有多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由相关行政部门起草立法草案或修法草案,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由于我国法律并不排除行政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所以人大代表中有约40%是行政部门或执政党机关的官员;而非党政官员的代表,也是按照党政部门的提名,在缺少竞争和对候选人没有充分介绍的情况下当选的,他们中大部分又是人大的常务人员,法院官员,其它党派负责人,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国企老总等与党政部门关系密切的人员。所以总体来讲,行政部门起草的法律草案可能比较容易在人大通过。

第二种形式是,即使由于各种原因,人大通过的法律不能完全符合行政部门的意愿,它们还可以出台各种法律的“实施细则”,在其中加入违反该法律原则、扩张行政部门权力的条款。如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最后,加上了一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一条已经超出了《土地管理法》的边界,完全是行政部门的口吻,根本不考虑“拒交土地”一方的理由,显然违背了法律的平衡原则,是今天强拆的重要依据。

第三种形式是,在还没有立法的领域,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领域,直接通过行政部门发布以“条例”、“意见”或“通知”等为名义的行政法规,为行政部门自己授权,设立行政许可门槛和国有企业垄断权。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石油领域的38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全名叫“《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国办发[1999]38号”,是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一个“意见”。从法律层级来看,国务院办公厅甚至连行政部门都算不上,只是行政部门的一个秘书机构,竟然就可以僭越权力颁发一个只有立法机构才有权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最重要的是,不管部门所立之“法”在法律框架中处于何等层级,由于行政部门是执行法律和政策的实体部门,它们就采取有倾向性的执法行为。在我国的实际当中,一个法规的权威并不取决于在法律层级上的高度,而取决于是否得到执行。一个部门意见或条例尽管没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但由于行政部门的强力推行,却可能成为最有权威的法律;而宪法虽然名为最高的法律,但由于没有任何具体实施的手段,则沦为一纸空文。例如,北京的汽车尾号限行的规定并没有经过北京市人大的批准,由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直接罚款的手段,它就被实际上实行了。

更进一步,当行政部门的条例或意见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行政部门经常把行政法规甚至行政会议的意见放在法律之上。例如在著名的陕西省凯奇莱案中,合约一方因“与2003年省政府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相一致”,拒绝履行合同;而这个会议纪要中说,“对由省政府前几年已经给予一些煤田探矿权的单位,一律视作代表省政府实施地质勘查,探矿权人无权处置探矿权。” 这实际上是把陕西省政府的行政决定置于《合同法》之上。

在行政部门僭越法律损害民众的利益时,即使当事人依据《行政诉讼法》将行政部门告上法庭,法庭经常并不依据法律,而是依据行政决定,作出裁决。如在“洪某诉某市街道办事处侵犯其土地所有权案”中,法庭仅依据1950年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进行社会改造的意见》,作出剥夺当事人土地所有权的判决。《意见》中说“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这是在司法程序上,把政党决定置于法律之上。上述凯奇莱案在陕西省高等法院重审时,法官就是依据省政府会议形成的21号会议记要,判决凯奇莱公司败诉。在多数情况下,法院并非独立判案,而是按照党政部门事先规定好的判决去念判决书。

有人可能会说,即使行政部门没有法律文化传统,也违背了“一致同意原则”,也不一定做损害公众和社会的事情。然而,只要我们假定行政部门的官员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就会利用现有的宪政缺陷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把作为天下公器的法律当成自己的牟利的手段。首先是,一旦出现部门,就会有部门利益。这在现执政党执政初期就开始存在了。如原水利部长钱正英曾回忆说,在是否赞成上马三门峡水电站的选择面前,“为了争三门峡的领导权,就是三门峡归水利部主管还是归电力部主管,我们的调子也高了,都赞成搞三门峡了。”(1999)这样一个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的严重错误,就这样被钱正英如讲述轶事一样炫耀,可见在她的心里,“部门利益”是一个虽然不正确、却是一个可以说得出口的“理由”。

部门利益的最低层次,就是部门工作的便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行政部门有关自己接待下级机关或企业或居民的“规定”,包括限制时间和事项等等,如某项申请只能在星期几来,“过时不候”。影响立法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虽然确立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原则,但由于“公检法机关的反对”,却没有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条款。这也说明,对于行政部门不喜欢的立法或修法,它们实际上具有否决权。这一因相应行政部门的工作便利而对修法的影响,实际上影响了我国的立法过程达致公正立法的目的。

部门利益的较高层次,是争夺明确的利益。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制订《道路交通安全法》时,农机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农用机动机管理权的争夺。参加该法论证的乔新生教授发现,权力之争的背后是利益。当时“我国有4500万农机户,其中有3000万户既搞农业操作,又从事短途运输。”如果算作农用车,则每辆车要向农机管理部门交纳管理费71元;如果算作机动车,则要向交通管理部门交纳540元。无论哪个数,用3000万乘之,都是一笔巨额资金。最后,《道路交通安全法》是按两个部门的妥协而定稿(乔新生,2003)。

部门利益的更高层次是争权。争权有几种不同维度。一是争管理权限的空间范围。例如,我国1982年修订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本身也有争议),而在1998年修订《土地管理法》中,加上了“市区”两字,变成“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郑振源指出,1999年国家统计局将“市区”解释为市的行政辖区,包括了大量集体土地。这样一来,行政部门对土地的直接处置权就扩展到了该市行政区内的非城区土地范围。这实际上增加了行政部门“代表国家”的管理权力,为 “无偿剥夺集体土地所有权开了方便之门。”在现实中,深圳市就曾用一纸文件将农村集体土地划归“国有”,导致了紧张的对抗和对农民的剥夺(郑振源,2011)。

争权的另一个维度,是争管理权限的领域范围或产业范围。如教育部于1998年发布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5号”),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将教育部的管辖权从公共领域扩展到了私人领域。自费留学本是市场行为,为之提供的中介服务与所有市场中的服务业无异。在这一规定中,教育部竟然自我授权地要求“申办中介服务业务的机构应当向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商公安部进行资格认定。”这不仅为教育行政部门设租寻租创造了空间,而且也破坏了中介服务市场的竞争性质,给自费留学人员带来不便。

争权的最经常的形式就是设立行政许可门槛。在上一届政府期间,曾经对行政许可进行了清理,但即使如此,据2004年发布的《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仍保留了500项行政许可,其中虽然有不少因具有公共性质、垄断性质和技术危险性质确需保留的行政许可,但仍有大量行政许可是没有必要的,如“保险从业人员资格核准”和“护士执业许可”等,本是职业协会的份内之事;如“开办集邮票品集中交易市场许可”,“美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审批”和“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核发”等,本是可以自由进入市场的非公共物品领域;又如“开办武术学校审批”和“开办少年儿童体育学校审批”等,本是民间有权开办学校的教育领域;还有更荒诞的如“建造露天佛像审批”和“举办攀登山峰活动审批”等,更是直接侵犯了民众的宗教权利和野外活动权利。

更进一步,行政部门还可通过“部门立法”直接为自己或相关的利益集团牟利益。如广州市2006年出台的《广州市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规定,部队、中央、省属驻穗单位和该市国有企业可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经济适用房3.76万套,建筑面积达300万平方米。仅这一项规定,就无偿占用了至少十几亿的国家资产。在全国层次上,如原来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城市居民可以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住房,但在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删去了这一条款。在此之后,相关行政部门通过行政部门意见或政策形式,反复削弱甚至否定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交易的合法性,致使大量所谓“小产权”房无法出售或出租,极大减少了房屋的供给,提高了房价,给相关行政部门和与之有关的开发商带来了巨大利益。

更系统地,行政部门尽其所能又肆无忌惮地创设和维护垄断权。如继前述有关石油产业的38号文件之后,相关行政部门于2003年又颁发了所谓《关于进一步清理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72 号文件),其中规定“各地区新建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在批发环节“成品油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集中批发。…… 新设成品油批发企业,一律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报国家经贸委审批。”铁道部也颁发了《铁运函150号令》,规定没有两大集团盖章,各铁路局不准受理成品油运输业务。这从各个角度进一步强化了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权。

在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又通过自己的实际“立法权”,违反市场原则和公正精神,为与行政部门官员利益相关的国有企业打开侵吞国家财富的口子。如在2001年国家经贸委发布的《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了“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企业依据当地社会平均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自主决定。”取消了与利润(即理论上的全民利益)相对立的工资水平上限;这导致了后来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的工资水平七倍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极为不公正的结果。2004年,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在其中将高管人员的薪酬与企业规模挂钩。然而国有企业规模的变动并非主要是高管人员的努力所致,它们所无偿占用和垄断的稀缺资源的价格上涨就构成了资产规模上涨的主要部分。

因此,从总体来看,部门立法是对我国社会在宪政层次的损害。它导致行政部门系统性地利用国家暴力,以降低效率、破坏公正原则为代价,牟取一已之私利。当然,部门立法的这种结果并不是因为相关部门的人道德水平低于其他人,而是因为,任何人长期处于不受外在约束的行政部门,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滥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这一趋势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迅速增大而加速。这是因为,公权力的寻租价值会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大而增大,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行政部门的官员更难抵御,而社会体系也越难对之加以禁止。一旦一个社会对公权力无法有效约束,就相当于一个人身体的免役系统出了毛病,一些细胞不断地不受约束地复制自己并吞噬其它细胞,这个机体很快就会走向死亡;不受约束从而不断膨胀的行政部门也会最终导致我们社会的全面崩坏。

因此,我们的社会再也没有时间讳疾忌医了。当下拯救我们社会的唯一方法就是宪政改革,而宪政改革的首要措施就是禁止部门立法。这当然不是仅指在狭义的立法阶段的措施,而是对本文所分析的实际“部门立法”的各个方面。这一宪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行政部门回归它的本分,而不能通过一手立法、一手执法的方式,将部门私货塞进法律这个天下公器之中。避免这一严重弊端的根本方法,就是剥夺它现在实际享有的部门立法权。

首先,最容易起步的措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据《立法法》对相应的行政部门,如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各种“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和“意见”等进行清理,凡是与宪法与法律相冲突的,或者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的,都要加以废止。

第二步,是对《立法法》加以修订,删除其中的第九条,“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删除第十二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删除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案,……”

删除这几条款的目的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禁止行政部门主导立法案或法律修正案的起草,杜绝行政部门对立法的不良影响。代之以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其专门委员会委托社会上非行政部门的机构起草,或由民间部门自发提出。

在我国宪政制度得到改革,加强了对行政部门的有效约束,包括规定行政部门官员不得担任人大代表,行政部门的行政条例、规定和意见等都能受到有效制约,不再包含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成分,部门规章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法律依据,行政部门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能够得到有效惩罚;才可以放宽“禁止行政部门参与立法”的限制。这将是一个宪政改革基本完成的标志。我们的人民不再担心行政部门会变成无人制约的怪兽,他们将会享受由一个健康宪政制度保证的长期繁荣。

参考文献

钱正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迎接21世纪对水利的挑战”,1999年9月24日在水利部机关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钱正英水利文选》,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

乔新生,“农用机动车上路需要多少管理费”,《中国青年报》,2003年10月31日。

郑振源,“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需要修法”,2011年1月30日。

鸣谢:笔者在撰写本文时,曾与杨俊峰博士进行过讨论,他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

首发于2012年3月2日《中评网》

【修身】作为病人(2):找到药因并减药|盛洪

所有这些状况,失眠,心神不宁,呼吸不畅,浑身乏力,我一开始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认为这是睡眠不足引起的。然而后来越来越怀疑,仅用失眠来解释所有这一切就不够的。心神不定,浑身无力,呼吸不畅,精力不济,不能思考,不是仅仅失眠就能够带来的。也许还有药物。原来怀疑劳拉西泮,到5月份劳拉西泮已经停了两个多月,应该没有停药反应了。我们其实一直也在减药。我们已经在服用3个月左右后停吃了丁本酞,丁本酞的《说明书》标明其“不良反应”包括“精神症状(轻度幻觉)”。但我从来没有怀疑降三高的药物,觉得它们与精神现象之间应无联系。不过这时我太太开始仔细看这些药物的说明书,发现我这时的症状是药的“不良反应”。后来仔细做了梳理,发现有七种药都会引起疲劳乏力,有四种药会引起睡眠障碍,有八种药会带来抑郁,焦虑,幻觉,注意力不集中等神经异常,三种药会带来呼吸困难,两种药会带来咳嗽。各种药物的“不良反应”具体如下。

拜新同(硝苯地平控释片,降压药):“焦虑”,“睡眠异常”,“眩晕”,“震颤”,“心动过速”,“心悸”,……

倍他乐克(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降压药):“抑郁”,“梦魇”“睡眠障碍”,“记忆力损害”,“意识模糊”,“幻觉”,“神经质”,“焦虑”,“疲劳”,“头晕”,“心悸”,…… 

波依定(非洛地平缓释片,降压药):“心动过速”,“心悸”,“头晕”,神经“感觉异常”,“疲乏”,……

二甲双胍(降糖药):“神经系统异常”,“乏力”,“头晕”,“心悸”,……

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降压药):“头晕”,“呼吸困难”,“咳嗽”,“心悸”,“疲劳”,“无力”,“失眠”,“焦虑”,“抑郁”,……

瑞舒伐他汀钙片(降脂药):包括“头晕”,“无力”,“多发性神经病”,“睡眠障碍”,“咳嗽”,“呼吸困难”,……

厄贝沙坦片(降压药):“疲劳”,“头晕”,  “咳嗽”,“骨骼肌疼痛”,……

格列美脲片(降糖药):“疲劳”,“无力”,“睡眠障碍”,“集中力受损”,“抑郁”,“惊厥”“头晕”,……

丁本酞(改善微血管):“轻度幻觉”,……

阿斯匹林(抗血栓):“耳鸣”,“呼吸困难”,“肝肾功能损坏”,……

为了梳理清楚和表达明白,我把上面各种药的副作用归类后列了一张表。如下。

神经异常睡眠障碍无力呼吸困难心动过速咳嗽头晕
劳拉西泮11
厄贝沙坦1111
拜新同1111
倍他乐克111111
培哚普利氨氯地平片111111
非洛地平111
缬沙坦氨氯地平片
盐酸二甲双胍1111
格列美脲片111
瑞舒伐他汀钙片1111
丁本酞1
阿斯匹林1
共计9464528

说明:格子里的“1”表示有此不良反应。

这些药的“不良反应”很多,我只是把我以为对我有影响的那些不良反应列出。并且在这些药的《说明书》中,都明确区分了“常见”,“偶见”,“罕见”,“十分罕见”和“未知”几种概率类型。我在引用时没有注明,是在于概率的大小不对应着副作用的大小,仅是指发生的几率;它们一旦在我身上发生,对我就是100%的概率,副作用就会完整地发生作用。这些药当中,尤其是降压药,我可能是前后服用,只是经常是两种药搭配服用。降糖药最多时是服用两种,后来减为一种。降脂药一种,还有阿斯匹林。所以我在相当长时间里至少同时服用五种药。非洛地平,倍他乐克,二甲双胍,瑞舒伐他汀钙片和阿斯匹林。其中五种药有“疲劳”或“无力”的副作用,五种药有“神经类异常”的副作用,有四种有 “睡眠障碍”,有两种有“呼吸困难”,有一种“咳嗽”。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数月来与之斗争的“疾病”并不是疾病,而是药物。我每每努力克服的痛苦,被劝说应该接受的痛苦,用心理暗示或顽强意志加以化解或对抗的痛苦,原来并不是疾病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而是可以避免的人为带来的痛苦。5月25日在与振豹视频时,我咳嗽不止,振豹得知是降压药的副作用后,建议我停吃所有降三高的药。这一激进的建议我很赞成,因为我已觉得正是这些药“拿住”了我。但我太太担心会导致血压等指标失控,建议逐渐减药。就在减药的第一天早上,我们把两片非洛地平停吃了,还停吃了格列美脲片。上午十点以后,真实感逐渐增加,精神状态变好,到了中午就变得很强了。原来午饭时看电视总是不能静下心来。而这时却看完了一集电视剧,而且还接着看后面的考古节目。

图1  我的服药情况

说明:本图不是按剂量(毫克)为单位绘制的,而是将医生开药时的剂量设为一单位,以后减药按比例减少。

下午骑车时真实感更强了。当看到路边的公园里园丁在浇水,或者在河对岸有一辆白色的车在行驶,也觉得很美。其实在我正常的情况下,这本引不起我的注意,但当我的精神出了问题,长期没有欣快感,突然又有些恢复,原来正常的图景会使我注意到它的美。这也说明,原来认为正常的情景,或情景中的一部分,其实是令人欣快的。普通的、正常的生活其实就是欣快的生活,否则就不会觉得生活有意义或者值得活。当人们失去欣快感,就失去了正常生活应有的意义,就觉得活得没意思,甚至是生不如死。反过来再看欣快感就是人生的必备要素,它是必备的、不可或缺的,因而也是人们有的时候觉得平淡无奇,并不注意它的存在,在没有的时候就觉得失去很多。而提供劳拉西泮等安眠药,以及那些降三高的药的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也就不在乎它们自身包含着消除欣快感或引起神经问题的副作用。

上述感觉证明降压药、降糖药等确实会带来心神不定的结果。这可能因为降压药可以改变血压或者心率,而一个人过去习惯于一种血压或心率,药物突然改变了血压或心率,就打破了原来一个人习惯的均衡,就会产生某种身心分裂的感觉,即心神不定。或者是降压药本身有扰动神经的副作用,神经的稳定被破坏掉后,就会带来心神不宁。我数月来一直被纠缠的精神惶恐竟是药物中的某种化学成分所致,让我既因终于发现了原因而欣喜,又懊悔不已。我本来是一个对医院或西医保持警惕的人。我数十年不体检,轻易不上医院,就在前几年,我们还完成了一项有关中国医疗制度的研究,对在这种制度下的过度医疗有着深切的理解。然而当我本人突遭脑血管病打击后,反省自己可能低估了西医的有效性,同时也放松了对医生态度或意见的警惕,以为他们就是为了治愈我的病而提出建议。

现在理一下来龙去脉,在一开始,医生给我安排的各种药物,我都是无保留地接受了。其中有些降压药有着加快心率的副作用,并且似乎不太有效,血压大概经常在160以上。这时我们请求医生给我更有效的药。于是医生建议拜新同。然而拜新同有加速心率的副作用,心率加快反而也会增高血压,还会影响睡眠,我们又去找医生,医生加开了倍他乐克。然而这种药又有新的副作用,睡眠障碍和浑身无力。针对失眠医生又开了劳拉西泮。前面已经说过,它的副作用更可怕。于是我们能够看出,医生的基本逻辑和西医体系的缺陷。这就是,它把疾病归结为一些症状,归结为导致这些症状的一些原因。消除这些原因就要用一些药物。这种简单因果关系的逻辑有着它根本的缺陷。因为导致任何一种疾病的原因是复杂的和综合的,仅仅归结为几种简单原因显然是把问题简化了。

又循着这一思路制作的药物也是简化地消除特定症状的药物。因为疾病及其症状是远为复杂的全方位的因素导致,简单因果关系根本不能涵盖这些因素,所以不可能有完美的药品。为了消除一种症状药物不得不以损害身体的其它部分或其它机能的方式达成目的。这就必然会带来副作用。而副作用虽然以很小的比例发作,但对于影响到的具体的人就是100%,且其带来的破坏或成本会大于该药物本来要医治的病。如果病人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他们会选择不服用这种药物。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医生根本不会告诉病人有这种副作用的可能。甚至在病人看到说明书上的副作用后,医生往往不以为然地说,“如果看说明书,就别吃药了。”而病人通常是相信医生的权威的,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当他们发觉自己的不舒服是由吃药引起的,已经很晚了。

当病人向医生抱怨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不舒服或疼痛,医生通常的办法是给他开另一种药克服原来药物的副作用,但新的药又有新的副作用,如此病人吃了更多的药,总体上没有减少副作用导致的不舒服,甚至会加重病人的身体不适。而这似乎是一条单向道,只能去不能回。因为许多西药都有很强的依赖性,当病人发现情况不好,想停药时,却又遭遇很强的停药反应。如有人吃了二十多天劳拉西泮,用逐渐减药、用中药替代的方法,花了一百多天才完全戒除。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不少人“误食”安眠药的例子,他们述说着停药的艰辛。我自己也经受了这一痛苦的过程。我也吃一些中药化解停药带来的失眠的痛苦,但睡眠一直很差,经常是连续三、四天睡不好,有一天能睡好。

而甚至中医也劝我回头再去吃劳拉西泮或者其它安眠药。有医生开导我说,“毛泽东晚年一次都吃六片呢”;还有医生说,吃劳拉西泮虽然有依赖性,但你现在不吃对你和你家属的伤害更大。你先暂且吃,等病情有好转以后再减。有的医生还建议吃一种增加欣快感的药,黛力新,我们看了说明书,其中的“不良反应”有“神经错乱”,“恶梦”,“自杀行为”,说如有自杀倾向,请赶紧与医院联系;并且说“失眠”是“常见的不良反应”。我在WF中西医结合医院和HX医院分别做了抑郁和焦虑测试,前者的焦虑和抑郁总分分别是20和16,后者则是25和18,结果都测出我有一定程度的抑郁症,医生拿着结果给我证明我要吃那些镇静剂的必要性。我已经有了吃劳拉西泮的亲身经历,我们自然抵制了这些诱导。

似乎没有人能逃脱我的这种遭遇,因为这是系统性的错误。不仅是因为所有的医生都受到同样的西医教育,其中有明显的夸张西医作用的内容,把西医所坚信的哲学逻辑灌输到了学生的头脑中。这一逻辑就是,人的疾病是一些坏的因素导致,解决办法就是消除这些坏的因素的药物。这些药物总体上是有效的,有些副作用只是不可避免的次要的代价。我有一次到HLG医院去寻求认知治疗,不想那个医生已经离开,不得已找另一个医生咨询,当听完我叙述完我的经历以后,她开始“教育”我说,问题不是那些药物,而是我自己的病,并且说要治疗就得吃劳拉西泮类的西药。我当然不会犯第二次错误了。甚至有的医生将我的症状概括为“脑卒中后抑郁”,说发生的概率有50%之高;基本说的是我经历的这种情况,并且主要是医生给出的药物带来的,他们之所以说成是“脑卒中后抑郁”,就是不承认这是医生和药物导致的,把原因推给这类疾病。

在这种因系统性教育导致的医生群体的基本态度后面,还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其实西医西药界也有清楚这一问题的地方。比如在美国。我在芝加哥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女儿有一次病了,到校医院去看,医生给了两种选择,一种是吃药,另一种“也可以不吃药,只不过可能会难受一些”。我们选择了“不吃药”。女儿经历了一个晚上的痛苦就好了。在一些西药的说明书中,也有一些善意的告诫。如在格列美脲片的《说明书》中,将药品“适用症”写为“适用于控制饮食、运动疗法及减轻体重均不能充分控制血糖的2型糖尿病”。即把非药物疗法放在服药之前。还有的药物说明书建议从最小为剂量试服。然而我们很少看到医生在开这种药之前会建议病人先进行非药物治疗;他们开出的剂量远高于“最小剂量”。很显然,在中国医院里的医生有一种经济上的倾向,即让病人多服药,并且长期服药。因为中国的医疗体制是压制医生诊断和治疗服务的报酬,医生和医院就倾向于以药补医。

尤其是安眠药、镇静剂一类有依赖性的药,其性质就和毒品一样,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就相当于毒瘾,很多人一旦沾上了就戒不掉。同时这又是在治疗形式下的服药,实际上是一种合法的毒品。许多人被迫长期服用,他们日复一日地服用,并持续地购买药品。据《中国人睡眠白皮书2016》,中国有睡眠障碍的人口高达3.1亿,催眠产品市场规模达22亿元(平均每人只有7元,好象有点低)。类似地,降压、降糖和降脂药物也具有持续服用的特点,不少高血压、高血糖病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持续地用药以压制血压和血糖,这也和上瘾性物品类似,人们要终生为之付出金钱。对于出售者来说,这类药是一种优质商品,人们一旦购买,就终生购买,不愁市场会萎缩。在一个社区医院,前来开药的人绝大多数是开降三高的药,其中70%是降压的药。据一项研究,中国2017年的降压药市场规模约为734亿元。这样巨额的利益关乎医院和医生的福利,无怪乎他们至少下意识地不优先考虑非药物治疗,不假思索地开出大剂量的药物。

图2   我的服药的副作用示意图

说明:本图将医生开出剂量的药的相关副作用设为一,不同的药的相同副作用叠加,副作用随药量的减少而同比例减少。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示意。

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正。实际上,按照经济学的概念,只有带来正的效用,一个商品才具有价值;如果带来是痛苦以及更糟的病情,就是成本;本不该向病人出售。我建议医生在给病人开出安眠药时,应明确说明是安眠药,并告知其副作用,让病人选择。只有在病人知道完整信息后同意服用,才能开出。对于三高病人,在开药之前,应尽量考虑非药物治疗方法;并且不要怕麻烦,从最小有效济量开始试服。医生应事先对病人做一个大致的了解,是否具有药物不良反应所导致的症状的体质,如对一个睡眠不好的人就要避免开出有“睡眠障碍”副作用的药。更一般地,医生应该事先向病人说明药物的副作用,并与病人一起判断导致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只有在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开药。这样可以避免大量的病人遭到药物带来的痛苦和治疗过程中的弯路。

现在回头想来,我原来每天按时按量吃降三高的药,就像是一个人自觉地按时服用毒药。他意图克服的不舒适感、痛苦感的努力用错了方向,本来应该停吃这些带来痛苦的毒药,他却认为是拯救他、使他摆脱痛苦的灵丹妙药,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引狼入室,使他持续地痛苦,他却不知他的痛苦正是他以为的灵丹妙药所致。这是真正可悲的事情。而为了对抗这种痛苦,他调集了平生最可贵的资源,他的毅力、忍耐力、转移注意力的努力,说服自己接受这种痛苦的理论,而这一切不过是用来对付他因放松警惕而带来的化学物质对自己血液的毒害,而这又直接影响他的神经和精神。

这些药物的化学成分轻而易举地导致了心理脆弱。我觉得我不能与别人有紧张的关系,尤其是与自己最亲密的人发生争执,(往往因为病情和服药),否则就承受不了。我在这时特别容易多愁善感,而这不是我的一贯风格。在我心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负面想法,而我清醒地知道它们是不合逻辑的,不成立,但经常挥之不去。我觉得我是处于精神病边缘。有几次我若干天失眠,觉得自己再睡不着就要崩溃了。不过经常是在极度绝望时睡了一个好觉。有时是觉得如若再睡不着,精神状态还会进一步恶化,唯一的避免如此的方法就是回头再去吃劳拉西泮或类似的药,这又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恐怖的道路。我面对着两难选择,但哪一条路似乎都不通。

那么,为什么有许多人常年吃降压、降糖药,却没有我这样的感受呢?这大概是因为,第一,我比较“纯洁”,我多年不上医院,很少吃西药,所以我的身体没有对西药的经验或抗体;第二,我的工作主要是用脑,因而我习惯思考,很容易联想,这使我对药物的与精神或神经有关的副作用比较敏感;第三,我对头脑的状态要求比较高,因为要保持思考和写作的良好状态,要求头脑清晰,精力充沛,状态稍不好就不能忍受。我习惯于思考和写作,这就象我的生活方式一样,一旦不能正常写文章,就不知干什么好,就认为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第四,我一直是用脑工作,多年用脑过度,加上年岁增长,元神受损,气血衰弱,这是脑卒中发作的原因,也是我经受不起药物副作用的原因。第五,我在年轻时睡眠也不太好,严重时每周都会失眠一次,后来我经过调整,如中午不睡觉,下午不喝荼或咖啡,睡眠基本不错,但遇到药物的“睡眠障碍”副作用,就很容易中着。最后,是我降三高的药一起吃,它们的不良反应叠加了。

【横议】男人魅力,还是滥用权力?|盛洪

盛按:时不时曝出的高官性侵丑闻,不仅反映了这些个人品性低劣,更说明制度的缺陷。好的制度激发美德,坏的制度唤醒心中的恶魔。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制度环境中,一个官员侵犯公民的权利而不受惩罚,当然他更可以侵犯女人的权利;他将其权力覆盖下的所有女人视为自己的性伴,久而久之,已习惯成自然,不知此为卑劣羞耻之事。其实,用权力迫使女人就范无异于强奸。因为权力后面就是暴力。再发这篇写于2013年的文章。(2021年11月6日)

中国官场的“情妇现象”由来已久,本不是新闻。然而最近常艳关于依俊卿的纪实文字,以及十数位重庆官员的不雅视频的曝光,又使这一话题变得直观、生动和逼真。环顾全球,官员有情妇并不罕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官员情妇现象显然更为普遍,“人均情妇”也显著高于其它国家,且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又相对地低。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而言,撇去道德因素,一个男人有情妇,是因为他有男人魅力。关于男人魅力,进化心理学有不少研究。经过几十万年的演进,女性对男性魅力的判断依据,除了相貌、身材、性格和品德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官员意味着有着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较高的薪水;同时也间接地表明,他也有其它方面,如相貌、身材、才干和品格等方面的优点,否则他也不会获得如此职位。

然而,在一个宪政社会中,由于对官员的权力有着明确和有效的限制,他的职位所包含的信息也就告诉追求他的女人,这个官员充其量是一个优秀的个人。她更多地,是追求他这个个人,而不是他身后的巨大财富。例如,美国总统的薪水只相当于中产阶层上层的水平;莱文斯基与克林顿有情,并没有要挟他动用公权力回报她。最近发生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的情妇事件,也没听说涉及对公权力的滥用。

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中国缺少对官员的明确和有效的约束,他经常滥用公权力,且在事情败露后,还继续动用公权力压制对他们丑闻的揭露。所以滥用公权力是一种常态。当一个女孩看到一个官员,他的职位所透露的信息,就不仅包含了他的合法薪水以及他受人尊敬,而且还包含了他不受约束滥用公权力所能支配的资源。例如女商人丁书苗通过提供情妇,从前铁道部长刘志军那里获得的好处,不下几十亿元。一旦一个人能够实际支配数千数万倍于自己合法收入的公共资源,在一个女孩的眼睛中,他就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个人,简直是一个身材伟岸、三头六臂的巨人。他的男人魅力已非一个个人能比。

康芒斯说,制度可以扩张个人的能力。意思是说,由于人的规则和组织,众多的人可以把资源放在一起,并实行集体行动,就可以做到众多个人分别去做的总和做不到的事情。例如军长一声令下,就会万炮齐鸣。这在部落时代就开始了。所以张岩在《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一书中说,图腾就是一个部落整合的文化标志,它本身就有了某种“神力”。部落之间的战争或联合的故事就是“神话”。然而,如果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发展中对制度生成的这种神话还有惯性的记忆的话,就会把对制度神力的崇拜转移到僭越权力、劫持制度力量的人身上。他们似乎有了神力。

不过,僭越的权力究竟是不合法的,劫持的制度力量也不是这个男人本身的力量。所以这个冒充的巨人的影像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但这足已给一个普通女孩带来错觉。对她来说,男人魅力不仅是占有资源多少的外在信号,也有独立的价值。前者会诱发她的经济人计算,后者则会诱发她的纯粹的情感。然而,几十万年的历史还没来得及演化出分辨什么是本真的男人魅力,什么是假借公权力的男人魅力的心理本能。所以一般而言,女孩们多半会被某个官员周身的光环晃了眼睛。只不过有的人比较务实,有的人看重感情。重庆不雅视频的女主角赵红霞显然是前一种人,而常艳很有可能是后一种人。

而对于这类男人来说,他们很乐于利用这种模糊性来诱使更多的女孩上钩,这有点儿像生物界的虚张声势策略。虽然常艳一开始表现得很务实,但她根本是被“衣老师”的虚假魅力误导了。而“衣老师”只是想利用权力边界的模糊性来占点儿便宜,用既定的权力资源在更多的女孩间周旋,却被不满足于物质利益的常艳揭穿了。“衣老师”只有投降,对常艳言听计从。但这样一来,不仅使常艳证实了“衣老师”确实有“其他女人”,她所追求的排他的感情更为渺茫,而且也还原了“衣老师”的真实面目:除了滥用权力所暗示的资源占有外,他非“俊卿”。这也许是她最后与“衣老师”决绝的重要原因。

应该承认,常艳所写“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不仅具有政治学的文献价值,还有演进心理学的文献价值。在与官员们的博弈中,女人们在付出代价后逐渐学会了分清真、假男人魅力。我们可以猜想,“不雅视频”是多次博弈的结果,因为一开始男人们并不认账。官方加于赵红霞头上的“敲诈勒索”罪名,可能只是想用这种方法让性受贿者兑现承诺。常艳的这篇纪实文字也具有视频同样的功效,这也许起因于她对性贿赂不能奏效的担心。

在另一方面,这些男人们也并不想分辨清楚,什么是自己本来的魅力,什么是滥用公权力所假借的魅力。作为凡人,他们倾向于相信有利于自己的错觉,仿佛自己相貌魁伟,魅力四射。所以才官场中才会有炫耀情妇多的风气。他们不仅好色,而且虚荣。他们真以为,女人们投入自己的怀抱是因自己确实有魅力所致。被这种错觉所骗,才会有那么多重庆官员没有察觉到赵红霞背后藏着针孔摄像机。其实,将与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称为“情妇”,实在是亵渎了“情”字。因为“情”与排他和专注有关。占有的女人越多,情越少。他们实际上获得的,只是较多的物欲满足,与更多的货币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官员占有的女人多寡与他可以滥用的权力程度成正比,所谓官员“情妇”的数量就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否公正与有效的外在指标。在我国,据说95%的贪官有“情妇”。平均每个官员的“情妇”也很多。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市委书记就可能有十数或数十“情妇”,创记录的,是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竟有108个“情妇”。有“情妇”的官员级别的起点也很低。只要手中实际掌握的公共资源很多,且不受监督约束,职务低并不是障碍。这正说明,我国制度结构存在着系统性的错误,真正腐烂的是制度的腐败。

因此,如果人们仅把贪官情妇现象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就忽略了这一现象重要的警示意义;如果执政党仅把这一现象看成是贪官的“生活作风问题”,就是对现有制度崩坏程度的严重低估。实际上,这种扭曲的两性关系正是扭曲的政治关系的反映。在这种关系中,男人更猥琐,而女人更“爱”猥琐的男人。消灭 “官场情妇现象”的釜底抽薪之举,是对官员滥用公权力的有效限制,这同时也就剥掉了官员身上那张夸张的画皮。当政治关系恢复正常时,两性关系才会回归自然。

2013年2月2日于五木书斋

2013年2月4日以“如何消灭“官场情妇现象”?”为题首发于《金时中文》

【横议】没有约束的财政支出是宏观税率攀升的主要动因|盛洪

盛按:对于当局要加征房产税,我提出在现在宏观税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先减税。然而这谈何容易。首先要将财政支出控制住就很困难。因为我国目前控制财政支出的制度机制形同虚设。我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讨论。结论是,“要想真正减税,就要变革制度。首先可由人大对所有非法定税负进行审查,取消不当税种,降低税率;其次要将人大审查和监督财政收支的约束变硬,凡是超出财政预算的行政首长一律免职。”现在看来,这可能吗?然而如果不可能,宏观税率就会高得导致经济崩溃。怎么办?(2021年11月5日)

近来关于税率轻重的问题,又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李炜光教授的比喻“死亡税率”似乎成了焦点。李教授的意思是说,税率太高,企业难以忍受。而国家税务总局的李万甫先生很快就发文反驳说,“死亡税率”严重误导了公众,因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比很多国家都要低。关于数据的准确性稍后再说。我认为是否“死亡税率”的争论有偏离主题之嫌。因为真的要让企业死亡的税率已经是极端情形了。一个商品垄断定价,即使大家都买得起(如现今中国的成品油),也仍然是垄断价格。更准确的问题应该是,政府应该征多少税?中国政府是否征过了头?

我们知道,政府征税的经济合理性是它提供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能使私人物品的生产更为有效,也能更公正和快捷地解决社会中的纠纷。政府征多少税取决于公共物品的最佳规模是多大。理想状态是以支定收,即最佳规模的公共物品需要多少资金,就征多少税。而不是相反,要以收定支,即征多少税,花多少钱。在我国很多政府官员的头脑中,基本上就是这样想的。当然关于征税也有一个最佳税率的概念,即所谓拉弗曲线所表达的,在这个税率下,财政收入达到最大。而最佳税率并不是最高税率,因为税率过高,社会总产出将会下降,税收也会下降。应注意的是,最佳公共物品规模与最佳税率所征之税不一定重合,当最佳税率所征之税高于最佳公共物品规模所需资金时,可以调低税率。

    图1  拉弗曲线

公共物品在实质上与其它的商品无异,只是由于缺少排他性,不能通过市场买卖的方式由企业提供,才出现政府,用强制征税的方式筹集资金。但这不妨碍我们把公共物品当一般商品看待。这时,宏观税率就是公共物品的“价格”。与一般商品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的,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宏观税率这一价格就会趋向于垄断价格。我们怎么判断是垄断价格呢?一般而言,只要有垄断行为,就可以判断有垄断价格。但这种方法在现在不能用,因为有垄断行为的一方很强势,它会断然否定。所以我们要用数据来说话。一种方法是横向比较,即国与国比较;一种是纵向比较,即一国之内的宏观税率是否随着时间发生了显著变化。

我们先进行横向对比。但在比较之前,首先要对我国的财政收入项目进行梳理。李万甫先生说,按宽口径中国的宏观税率约近30%(2012~2015年),而冯兴元教授的财政宽口径则约38.5%(2015)。我想两人估算的区别大概是,冯教授在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和社会保险收入之外,还加上了政府性基金和国有企业利润。这两部分占2015年GDP的9.7%。政府性基金显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非税收入,这也为财政部官方所承认。而国有企业利润也是一种非税收入,算作财政收入是各国的财政通例。也许李万甫先生只是在谈狭义税收。

仔细思考,冯教授的意见有道理。国有企业是用国有公共资金投资而成。这部分投资在当年一定被视为财政支出。然而如果这部分财政支出不是直接用于公共物品的增加,则要视为为未来的回报而进行的投资。而这“未来的回报”不是用于公共物品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国有企业的利润一定要被视作财政收入。冯教授认为,不能仅把国有企业上交财政的部分视为财政收入,因为没上交的部分可直接视为财政支出。这是有道理的。国企利润没上交财政的部分只能有两种用途,一种就是利润再投资,这可被视为财政的支出;一种用于冗余的国企员工过多的奖金,虽然这是错误的,但相当于运营国企的成本增加,仍是由财政支出的。

与冯教授直接将国有企业利润作为财政收入有所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并不真实。一方面,少交的地租、优惠利率的利差、减免的资源租和财政补贴会使账面利润偏大;另一方面,低效率、冗员和高收入带来的成本增加又会减少账面利润;它不能完全反应国有企业占有的国有资源的价值。将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201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3.8%。所以,我们采取另外一个算法,即机会收益的算法。根据李杨的《中国国家资产负责表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表3.1),2013年我国国有企业(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净资产额约为52万亿元,其中似乎还不包括国企占有的国有土地的价值。如果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0%(同期非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15.6%,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则国企利润应为5.2万亿。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一致性和比较的通用性,我们用2013年的数据计算一下我国的宏观税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和财政部的数据,2013年,我国的GDP为590422亿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为129210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为52269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5994亿元,加上国企资产资源应得利润5.2万亿元,宏观税率应是45.6%

在与其它国家的宏观税率进行比较之前,我们要对比较国家的税制和财政支出结构做一番了解,以相应的数据口径与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比如在欧洲,财政支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医疗和教育。有些国家,包括大学教育在内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即由政府财政支付的),如德国;有些国家医疗也是完全免费的,如英国。而在我国,虽然有九年义务教育,但在九年之后就不是免费教育了;虽然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但根据我们的研究,全国居民的平均医疗费用自付率仍为54.4%。我们就要把这一部分对应的财政支出或收入进行调整,以获得真实比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英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率,2013年为35.6%;德国则是28.4%;都明显低于我国的45.6%。如果进行上述的财政支出口径调整,差距就更大。鉴于本文篇幅,由于上述数据已经能说明问题,我把这项更细的工作放到以后的研究中去。

而美国,情况有所不同。医疗保险基本是商业保险,虽然政府财政也有部分支出,但不占主要部分。养老保险也有约一半为商业保险或自我保险。所以在比较时,我们可以粗略地把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部分(6.1%)去除,则宏观税率约为39.5%。而世界银行数据中,美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9%。也是差距巨大。综合这两种情况,我们以中国的宏观税率为100%,则可得出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同一比率相对于中国的百分比。见下图。

图2  某国宏观税率/中国宏观税率(%)

所以,李炜光教授主持的课题对微观调查所反映的情况与宏观税率的估计是一致的,而李万甫先生的数据则失之粗略。

再看纵向比较。下图是自1995年以来我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比较。

图3  中国财政收入和GDP增长指数及财政收入/GD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我们以1995年的GDP、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为100%,在此之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很明显地快于GDP的增长。到2014年,财政收入和支出约为1995年的22倍,平均每年增长18%;而GDP约为1995年的10.5倍,平均每年增长13%。因而,一般公共财政收支占GDP的比重是显著增加的,从1995年的10%增加到2014年22%(右侧坐标轴的刻度),增加了12个百分点。我们现在暂时没有历年的全口径的财政收支,但假定其它部分不变,这一变化也是很显著的。我们在前面说过,宏观税率就是一国公共物品的价格,如果按一般公共财政收入计算,这一价格上涨了120%;即使按大口径的45.6%计算(减去12%再除12%),公共物品的价格也上涨了35.7%。

实际上,公共物品的最佳规模应该是一个稳定的数字,并且公共物品的供给也有规模经济性,因而随着经济增长,公共物品的“价格”应该是稳中有降。看一下其它国家,如前面提到的德国、英国和美国。下图是世界银行数据中的这三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2年到2014年。在这四十多年中,基本上是保持着一个水平的趋势。只有德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比较明显的增加(约5%),这可以被理解为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后果;但此之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略有下降。

图4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我们不仅发现我国的税负非常重,还发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国的制度能否避免出现“诺思悖论”。这个以诺思教授为名的悖论是说,人们创立国家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以达到社会繁荣,但国家一旦产生,就可能有了有别于社会的国家自己的利益,即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以致最后因攫取过多的份额而使整个社会衰落下去。我国的宏观税率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就增加了12个百分点,公共物品价格上涨了35.7~120%,似入无人之境,已远远高于最佳税率。我们的问题是,我国的财政制度是否缺少一种约束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支出)最大化,从而不能把宏观税率稳定在最佳税率附近?

前面说过,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垄断的,供给者倾向于按垄断价格供给。如果一国的公共治理制度能够约束供给者不把价格抬高到垄断价格水平,则可以使公共物品“价格”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但如果缺少这样的机制,则宏观税率趋向垄断价格则是无人可以阻挡的。在我国,恰恰是后面这种情况。第一个原因是,我国设立的大多数税种和税率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正当程序。下面是有人总结的我国部分税收及其法律依据。

表1 中国部分税种的法律依据

序号税种基本法律依据基本税率备注
1增值税《增值税暂行条例》(2009年1月1日正式施行)17%1994年1月1日施行,施行之前依据:《增值税条例(草案)》、《产品税条例(草案)》(1984年9月28日)
2消费税《消费税暂行条例》(2009年1月1日正式施行)1994年1月1日施行
3营业税《营业税暂行条例》(2009年1月1日正式施行)3%、5%1994年1月1日施行,施行之前依据:《营业税条例(草案)》(1984年9月18日)
4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25%施行之前依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4月9日)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1993年12月13日)
5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2011年9月1日正式施行)3%至45%1980年9月10日施行,后经六次修改
6资源税《资源税暂行条例》(2011年11月1日正式施行)按销售额收取1994年1月1日施行,施行之前依据:《资源税条例(草案)》(1984年9月18日)、《盐税条例(草案)》(1984年9月18日)
7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1985年度施行)1%至7%
8房产税《房产税暂行条例》(1986年10月1日施行)1.2%、12%
9印花税《印花税暂行条例》(1988年10月1日)万分之五
10城镇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07年1月1日正式施行)1988年11月1日施行
11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1994年1月1日)30%至60%
12车船税《车船税法》(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按年收取施行之前依据:《车船税暂行条例》(2006年12月29日)
13车辆购置税《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2001年1月1日正式施行)10%
14烟叶税《烟叶税暂行条例》(2006年4月28日正式施行)
15耕地占用税《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2008年1月1日正式施行)施行之前依据:《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1987年4月1日)
16契税《契税暂行条例》(1997年10月1日正式施行)3%至5%施行之前依据:《契税暂行条例》(1950年4月3日)
17进出口税收《进出口关税条例》(2004年1月1日正式施行)施行之前依据:《进出口关税条例》(1992年3月18日)
18有关规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2005年10月1日施行)等包括社会保险费、地方教育费附

资料来源:《华律网》(http://www.66law.cn/laws/83388.aspx

我们发现,在我国征收的几十种税种中,只有三种税是有经过立法机关批准的相关法律依据的;它们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车船税”,约占全部税收的29%(2015年),其它都是行政条例规定的。虽然立法机关主要由党政机关和行政部门的人组成,已是缺乏代表性,其批准的税种税率也是需要拷问的;但我们把这个问题暂且放在一边,看看由行政部门设立的税种和税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行政部门的最主要特点,是它是花费税赋的。如果在设立税种和税率时,只有“花税人”,而没有纳税人,就相当于在市场中只有卖家在定价,结果无疑是倾向于征更多的税。我们注意到,大部分税种的法规和条例是从1994年以后不断增加的,尤其到了2000年以后,增加的速度又有提高;这与上面数据显现的财政收支的趋势是一样的。

尽管从表面上看,我国存在着人大审议和监督财政收支预算的制度,但我们在2009年进行关于地方财政支出的研究时发现,地方财政一直存在着“超收”现象,即财政决算收入超过预算收入;又存在“超支”现象,即支出又超过决算收入。这说明,人大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收入,一般都要被突破;而财政支出又一再突破决算收入;这说明突破人大设立的财政支出约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可见人大审议制度基本没起什么作用。这篇报告的结论是,“地方财政支出存在问题的根源在于约束机制的不完善和缺位,具体体现在法律不完善、立法监督不到位、审计监督独立性不够、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天则所与财科所,《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约束和结构优化的制度框架》,2009)也就是说,人大约束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机制基本上形同虚设。没想到八年过去了,这个结论依然成立。

下表的前半部分,即从2000年到2006年的数据,是我们2009年报告中的数据,主要是地方政府财政超收情况;后半部分是我这次新加的,主要是从2007年到2015年的全国财政超收情况,以及支出超过收入的情况。数据来源是财政部网站。可以看到,自2000年起,除了2015年,几乎每年都有超收。至少从2008年,每年的财政支出都超过收入。经常达万亿以上。超收幅度与超支幅度相乘,得支出决算超过收入预算的幅度,多在两位数。见下表。从2000年到2015年,财政赤字累积达91505亿元。由此可知,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是以没有约束的财政支出的更快增长为动力的,也说明我国没有约束财政支出的有效机制。

表2  财政超收和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

年份全国财政超收额(亿元)地方财政超收额(亿元)支出超过收入额(亿元)超收幅度超支幅度支出决算超出收入预算幅度
2000 374 6.2%  
2001 873 12.6%  
2002 542 6.8%  
2003 682 7.4%  
2004 1535 14.8%  
2005 1090 7.7%  
2006 1378 8.2%  
20077271 -154116.5%-3.0%12.5%
200811405 35419.5%2.1%22%
20097749 950011.7%11.4%24.4%
20109167 1000011.2%8.1%20.2%
201114176 850015.8%5.2%21.8%
20123635 80003.2%7.4%10.8%
20132533 120002.0%8.5%10.7%
2014837 135000.6%8.1%8.7%
2015-2031 16200-1.3%15.5%14%

数据来源:天则所与财科所,《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约束和结构优化的制度框架》,2009;财政部网站。

人大作为代议机构的约束是基于“征税要经人民同意”的原则。除此之外,还有习惯法的原则。杰弗逊指出,对权力的限制,在普通法中是由源远流长的习俗来限制;在自然法中,则是由大众的赞成来限制(转引自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96页)。在我国,“轻徭薄赋”是儒家提倡的政府财政传统。当孔子听说他的学生冉求帮助鲁国季康子增加百姓的税负以聚敛财富时,生气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说,征税“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即如果税负重于最佳税率,就是像夏桀那样的暴君了。这个原则又被世代儒士们坚守着。汉代的盐铁之争和宋代的新旧党之争都是儒士们对轻徭薄赋原则的捍卫;朱熹作地方官时曾多次因荒年或税重奏请减免百姓之税负;张居正则多次直接阻止皇帝下令的不当财政支出。由于有政府上下共同遵守的传统原则,清代自康熙说“永不加赋”时的约5%的田赋,到清末仍保持在约2~4%的水平。

然而,反观我国行政部门,不仅远没有继承这个古老传统,也没有继承邓小平时代的低税传统。税务总局对李炜光教授的“死亡税率”之说的反驳,与其说是理性回应,不如说是本能的反应。时间之快,似乎来不及对李教授的研究作出审慎的思考。这个反应恰说明了我国财政体制的机制缺陷。本来,李教授的研究是一个在宏观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研究,最有可能作出反应的,应是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层。按照我国法律,税务总局只是一个在既定税制下的收税行政机构,与税率高低没有关系。它的这种反应说明它对我国税制的扭曲看法,在它看来,这就是它的“地盘”。这恰与我国赋税制度的缺陷有关,即税负实际上由行政部门决定;税务总局自然认为,税率高低与它有关。

它的反应还说明,它及其它行政部门是高税率的受益者,它们的立场决定了它们的对“死亡税率”争论的态度既不代表国家,也不代表政府整体,只是代表本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的官员。从国家角度看,当宏观税率超过最佳税率时,民众和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伤害,从长期看,就会导致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削弱;45.6%的宏观税率显然是一个压抑全社会发展的税率;从政府整体角度看,只有税率稳定在最佳税率左右,才能保证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也才能从长期来看的保证财政的稳定最大收入。闭眼不看我国宏观税率已经远高于最佳税率的事实,坚称“宏观税负不高”,很可能误导我国的宏观决策和税收制度,使我国贻误进行战略性调整宏观税率的时机。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然而当“死亡税率”一说刚一出现,税务总局就在官方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否认税率太高;国家发改委主任说所谓“死亡税率”只是个案,前财政部长则说李炜光依据的世界银行数据“没有意义”。他们的文章或采访在官方媒体上大量被刊登和转载。在一段时间内,百度搜索的前8页几乎都是税务总局单调反复的观点。其实无论说什么,他们都重复着同一句话,“税不重”。我们也发现他们也都具有着同一个身份,“花税人”,即高税率的受益者。李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捅了马蜂窝,以后啥也不说了。”这说明在私下李教授有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压力。李教授如此,以后其他研究者还敢说话吗?我们发现,我国目前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批评机制,倒有一个制度化的压制批评机制。

几种可能约束财政收入最大化的趋势,避免“诺思悖论”的可能机制都纷纷失灵,我们还能看到高涨的公共物品“价格”不再上涨吗?凭什么?今天,问题被揭示出来时,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高税率加上其它错误政策,已经使我国经济在走下坡路。而当收入大饼变小时,行政部门最有可能首先注意自己的绝对收入不要变小,因而会以进一步牺牲民众和企业的利益而实际保证自己的利益。而这样一来,民众和企业就更没有动力生产和投资,经济还会进一步下滑。这就会带来恶性循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大好势头就有可能被这种没有约束的行政部门给瓦解掉。

图5  累计财政赤字和财政支出决算超过收入预算的累计数额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16》,中国财政杂志社,2016;财政部网站。

中共高层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去年七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但现在看来,如果现有的制度不变,这是一个美好但达不到的目标。“花税人”利益集团会躲在现有制度缺陷后面强力抗拒政治局的良好愿望。因而,要想真正减税,就要变革制度。首先可由人大对所有非法定税负进行审查,取消不当税种,降低税率;其次要将人大审查和监督财政收支的约束变硬,凡是超出财政预算的行政首长一律免职。政治局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改革呢?我们发现中共政治局早在2008年就提出“将减税以支持经济增长”;2012年的政治局会议也曾提出“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但自2008年以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是上升了三个百分点。从上图看,累计财政赤字的增长更为迅速,财政支出决算超过收入预算累计数额的曲线更为陡峭。看来,只要没有建立对财政支出的制度约束,我们就并不乐观。

     2017年2月3日于五木书斋

2017年2月7日首发于《金时中文》

【南方周末】长城与科斯定理|盛洪

盛按:看到消息,《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去世,甚感痛惜。我曾在《南方周末》发过几篇文章,接受过若干采访,却一直没关注其创始人是谁。这让我又一次有“太上不知有之”的感觉。在那个时代,一个学者在一张报纸上发表文章是很平常的事情。但现在仿佛是另一个时代了,看来这一切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这需要保证表达自由的制度环境,也需要左方先生这样的人。为表达对左方先生的敬意,我别无他法,只有将我在《南方周末》发表过文章在这里发出。愿他安息。(2021年11月4日)

    当科斯想说明后来被称之为“科斯定理”的道理时,信手举了一个农夫与牧民的例子。牧民养的牛走到农田里,把麦苗吃了,给农夫造成了损失。后来这个故事居然成了讲解科斯定理时的固定节目。为什么科斯举这个例子?我想一定很随便。然而在这个“随便”背后也许有着深深的文化潜意识。

    农夫和牧民的故事其实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在西方,它仅次于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这桩原罪导致该隐和他的弟弟亚伯的诞生。“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在中国,炎帝的“姜”姓透露出“牧羊的母系社会”的信息,其“神农氏”的称谓则无疑又说明他是农夫的先祖。农夫与牧民的故事就发生在欧亚大陆。按照《草原帝国》的说法,这个大陆的中心地带有着广阔无垠的草原,是“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着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的地带。”(第4页)其长度几乎是欧亚大陆的三分之二,像这个大陆的一个轴,也是一个联接东西的大通道,一个传统时代的战略性“高速公路”。这个大草原的很大一部分就在中国境内,即内蒙古草原。草原上生长着游牧民族,他们已不是单独的牧民,而是结成了牧民社会。在南方农业区域,则生长着农业人口,他们也不是单独的农夫,而是结成了农耕社会。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多是围绕着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互动展开的,只是展开的方式大大超出了科斯定理所要解释的范围。

    科斯说,假如产权界定清楚了,不管土地归谁,只要允许自愿交易,只要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地低,就会使农夫和牧民皆大欢喜。中国历史却非如此,农夫和牧民都有许多血和泪。因为科斯定理有太多隐含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有一个政府或法院,且不存在暴力掠夺。如果“无法无天”,科斯定理就会失效。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强盗合法”,人们就不可能通过与强盗交易实现福利的改进;因为强盗为什么不把别人赎回的东西再抢一次呢?任何一个想掠夺别人的人都可以采取先抢再赎的方法。当年英国军队占领了广州后,勒索了600万两银子的“赎城费”,肯定不是科斯定理的应用范例。所以我曾经将科斯定理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民法范围内。

    在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农耕社会繁荣强盛,使北方游牧民族“臣服”的时期,如汉唐盛世;也有北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如元代和清代。但大多数情形下,这只是暂时改变了农耕王朝与游牧汗国之间的边界,并没有根本消除两种社会的存在及其互动。不管汉唐多么强大,把实际控制的边界向北推到多远,但都很难实行长久治理,仍有更北的“匈奴”和“突厥”与之对抗;而入主的少数民族适应了中原生活时,在北边仍然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兄弟又会提出挑战并企图取而代之。《草原帝国》的作者勒内•格鲁塞注意到,这种情况“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的整整13个世纪中反复发生”(第6页)因此在很多时候,很难将草原和农地在政治上真正“合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首先是因为草原和农业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的不同。历史学家们曾提出过著名的400毫米等降雨线,这条线的北边,降雨量少于400毫米,为半干旱地区,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因此成为游牧地区;而在南边,由于降雨量多于400毫米,为半湿润和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因此成为农耕社会。对照一下,这个边界大约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边界上,呈向下(南)弯曲状;也与长城的走向大致一致。向下弯,是因为越向内陆,同一纬度地区的降雨越少。这就与科斯的假设不同,在农夫与牧民的故事中,农田与牧场的土地是同质的,既可以作农田也可以作牧场。但在现实中,400毫米降雨线南北的土地(和气候)是不同质的。按照经济人的逻辑,无论是谁先占有了土地,也无论后来通过战争还是交易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农田和牧场仍然会以此分界。如果农夫向北购买或占领了草原,农耕不如放牧,他只有变成牧民才最有效率;而牧民向南购买或占领了农田,放牧不如农耕,也只能变成农夫才是理性选择。在历史中,曾有过许多想把农田变成牧场,或把牧场变成农田的冲动。曾有人向成吉思汗建议,将农田上的汉人杀掉,将土地变为牧场。幸亏耶律楚材告诉他,保留农田会有更多赋税,才挽救了上千万条性命和他们的农业(第321页)。而考古学告诉我们,当农夫走向草原后,就会“游牧化”(王明珂,《华夏边缘》,第66~70页)。

    从血缘上看,农夫和牧民本来是一家。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先天预定的。只是由于到了不同的地区,才会决定他们的身份。由于自然环境导致的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基本生产方式不同,就会以此为起点,产生不同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指出,“移动性”是草原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因为“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场是有价值的,除非使用它的人可以随时转移到另外的牧场上,因为没有一个牧场经得起长时期的放牧。”(第44页)而农耕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则是“定居性”。因而在农耕社会就会产生土地所有权,而在草原社会的“所有权”就是“循环移动的权利”(第44页)。

    移动的主要原因,是人类发明了“移动的财产”,这就是羊。而在农业区,人们享有“固定的财产”,庄稼和圈养牲畜,更根本的是土地。拉铁摩尔指出,羊可以供给牧民羊毛、羊皮、羊乳、羊肉和羊粪,“比其它任何牲畜更能建立食、住、衣和燃料的基本经济准则。”(拉铁摩尔,第48页)难怪早在殷商时期,一些游牧人群就被称为“羌”,意即“羊人”(王明珂,第147页)。一旦移动,就与定居有诸多不同。第一是没有必要建造牢固和永久的住房;第二是不能有体积较大的财产。这帮助了考古学家根据墓穴随葬品或居住遗址分辨农夫或牧民的身份。比如,石器或陶器的大小,房屋是否坚实牢固,等等。随葬品越大越厚重,越有可能是农夫之墓;房屋如果从牢固变为简易,就有可能出现了游牧化(王明珂,第48页,表4-2;第84页)。

    更进一步看,移动性还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不能积累,致使财富甚至文明程度无法积累。汤因比把游牧社会归类为“停滞的文明”。蒙古帝国虽然狂飙一时,却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今天我们在蒙古草原看不到当初蒙古帝国的宏伟,只如“好了歌”中所说,“荒冢一堆草没了”。在文明程度上,他们相对于农业地区而言是“野蛮人”。《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生前最后一战征服西夏国后,下令将士要“每餐都说把他们‘斩尽杀绝’”(新华出版社,2006,第267页)。第二个缺陷是不能建立较大规模的工业,这在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进程中,限制了游牧民族的发展,使他们彻底失去了相对于定居社会的优势。

    然而在传统社会,游牧民族却因其移动性和横跨欧亚的大草原而具有军事上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马。最早的马是在草原边缘驯化的,但在草原上得到最好的发展。不同于养在马厩里的中原的马,草原的马有驰骋的空间,也有时间,因为它是游牧民族必需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而机动性正是古今战争的关键因素。所以当时马的战略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石油加机械化运兵车的地位。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游牧人就是一种半人半马怪。“胡儿十岁能骑马”。“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子,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的各种诡计,…… ”(勒内•格鲁塞,第6~7页)这种能力很容易转用于战争。更重要的是,战争和掠夺就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在他们看来,“掠夺”就与打猎是一样的,都是剥夺生命和占有猎物。因此格鲁塞说,游牧者“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上的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第6页)。早在周代,一些游牧人群就被称作“戎”,这本是武器名称,但被引申为“武装化人群”(王明珂,第138~139页)。

    在草原游牧民族还没有统一成较大政治实体之前,游牧部落也经常由于干旱,羊群数量减少,无法持续生活而到农耕地区的边境上侵挠掠夺;自从形成匈奴以后,经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等北方民族政权,都对农耕社会整体形成巨大的威胁。轻则深入富庶地区、城市甚至是都城掠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甚至取中原王朝而代之。只是当他们坐稳了北京的皇位后,也无法改变400毫米降雨线以南地区的农耕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典章制度和诗书礼乐,变成一个农夫社会的守护者。那些有雄才伟略的中原帝王,也经常或者模仿草原民族蓄养战马和训练骑兵,或者直接借助于部分游牧民族军队,向北方进行长距离的战略性出击,如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追杀匈奴;在唐代也有李靖、李勣等著将领平定东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但不能在草原深处长久立足。如果不把自己变为牧民,就只能用中原财力支撑嵌入草原的军事飞地,还是不能持续。汉武帝在河套地区建立朔方是个例外,虽然此地年降雨量只有200毫米左右,却可靠黄河水灌溉,形成农业区域。到了唐代,就主要靠游牧的少数民族统治草原地带,建立了安北都护府和单于都护府。

    因此,不管具体的历史人物是谁,尽管存在着农夫与牧民的争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只能在400毫米等降雨线的附近拉锯;一旦过多地越过这条线就要改变角色。当农夫强大时越过这条线到草原深处,或者不能持久,或者就变成牧民,反过来与南方的农夫继续争斗;当牧民强大时越过这条线“入主”农业地区,也很快变成农夫,反过来与还呆在草原上的牧民亲戚对抗。400毫米等降雨线恰巧就是科斯的牧民与农夫故事中农田与草地的边界,也很自然形成了农夫社会与牧民社会之间的边界。为了防止游牧骑兵越界掠夺或入主,农夫社会就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屏障——长城。这就是许多学者(如拉铁摩尔和王明珂等)对长城起源的解释,也是在历史现实中对农夫与牧民冲突的解。

    为什么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南方的农耕社会之间不能通过交易解决问题呢?从广义看,仍然可以运用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首先,在没有共同的政府和一套法律制度的条件下,交易费用就会很高;其次,由于两边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华夏”和“蛮夷”,使交易又缺乏共同文化基础;更何况,当其中一方具有暴力优势时,它更有可能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不耐烦与人谈判。实际上,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农夫与牧民之间有过许多次交易。如从汉代开始就有与匈奴的和亲,宋朝也曾向北边政权,辽朝和金朝称臣纳贡。但都不成功。最后不是汉武帝用武力解决问题,就是南宋时让蒙古人打了进来。在农夫与牧民的故事中,科斯曾想象,在交易费用高于修建篱笆的费用的情况下,可以建一条篱笆把农田和牧场隔开;在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之间,篱笆就被放大为长城。明代重修长城,似乎是给以往的“交易”下了一个结论。

    然而,到了清代,我们看到了解决农夫与牧民冲突的另外一个解:中原政府搞定了北方游牧民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勒内•格鲁塞将原因归结为定居民族“用大炮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第7页)但这一结论似乎过于简单。至少在中国,这一变化还因为有某种独特性和对它的运用。满族人起源的黑龙江一带,是400毫米降雨线东南的宜农地区。这一地区既远离华夏农耕社会的中心,又紧靠着内蒙古草原北端。因此早期的满族人亦农、亦牧、亦猎,在生产方式上处于过渡带,在地理上是蒙古人也是汉人的邻居,在文化上也兼有对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社会文化的理解。这样一种在中国地理结构和文化结构上的特殊位置,使满族人更有可能成为两种文化的衔接者和农夫与牧民冲突的解决方案提出者。

    在满族人崛起的初期,花了大量功夫建立满蒙同盟。这不仅可以解决满洲西侧翼的安全问题,而且使整个内蒙古都可能成为向中原进军的前线。在满族人成功“入主”、建立清朝以后,这种满蒙同盟变成了稳定农夫与牧民关系的重要制度。清朝皇帝册封了大量蒙古王爷,并与蒙古贵族联姻。这些王爷和贵族除了草场领地的收入外,还享受优厚的朝廷奉禄和皇帝赏赐,这无异于一种满蒙联盟中的“内部交易”。农夫给牧民一笔钱,牧民保证不让牛践踏农田。在另一方面,清朝皇帝通过对喇嘛教的支持与对王爷的册封的双重结构,改变了游牧地区的土地制度,使之成为互相分割的草场。正如拉铁摩尔所注意到的那样,“蒙古民族趋向和平的真正原因,是召庙的不动产强化了各旗及其首领划分疆界的稳定政策,打倒了作为草原游牧经济传统的移动性。”(第99页)北方草原再也不是一条可以供骑兵快速调谴的军事通道,在其中也无法再产生一统草原的成吉思汗式的人物。因此,在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部后,中国的农耕社会与北边游牧民族之间再无战事。

     人们常说“明修长城清修庙”,虽然夸大了“修庙”的功效,但如果将其视为寻求文化认同和自愿交易,却总体上说出了明清在解决农夫与牧民冲突时的不同。明朝为修建长城花费了巨额银两。据估计,修一公里长城一般需约7700多两银子,高则31500多两银子(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76页),明代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而维持北方14个军镇的费用每年就高达800多万两银子(第381页),显然增加了黎民百姓的赋税。在清代,仅在北京,满清朝廷就出资修建了30余座喇嘛庙,在承德也修建了著名的“外八庙”。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官修和民建,清代全国有喇嘛庙5500座以上(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基本上可以靠老百姓的香火钱维持。由于建立了文化认同的平台,降低了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的交易费用,清代成功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北边边患问题,也可以减少大量国防开支。这给康熙皇帝调低赋税并且“永不加赋”创造了条件。在低赋税下,才出现了康乾盛世。应该说,清朝政府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大炮,还有降低农夫与牧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功劳。

    长城自清代以后就被废弃了。经过三百多年的风吹雨打仍然屹立。有些部分成为旅游景点。大量的城墙变成断壁残垣。这些“野长城”才真正美得摄人心魄。它们沿着陡峭的山脊蜿蜒起伏,使人怀疑如此险峻的地势是否需要修筑长城,因为战马到此已寸步难行。在残破裸露的城墙上面长满了草木,烽火台边经常点缀着野花。秋天来时,长城内外一片火红和金黄;夕阳西下,万道金光更渲染着敌楼的壮美。长城虽然失去了实际功用,但却凝结了太多的历史文化。它所表征的文化价值似乎仍不过时。

    在大炮阻吓了游牧民族远征的同时,也在定居社会中产生了分化。一部分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另一部分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工业化不仅改变了陆路的军事优势,更是将海洋变成了如同昔日的草原。汤因比曾很形象地把草原比作海洋,《海权论》的作者马汉则说“海洋自我呈现的首要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如同一条大马路”(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第25页)。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路替代了欧亚大陆中心的大草原通道,炮舰替代了战马。于是农夫与牧民之间的问题,就转换成了农夫与工人之间的问题。当那些工业民族占据军事优势,带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并且不能直接统治像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时,它们更倾向于采用武力。而满清王朝,这个用大炮加政治智慧和文化智慧解决了农夫与牧民纷争的政治组织,却在来自海洋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它只能在“强盗合法”的国际规则下做几笔赎城赎国的“交易”。

    当农耕社会面临彻底灭亡的危机时,人们又想起了长城,发出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吼声。他们当然知道,仅靠血肉之躯是不够的。有幸的是,工业民族的优势并不是天然的优势,只要是定居社会,就有可能起而仿效。农业民族也可以变为工业民族。农夫与工人的冲突问题,也可以变为工人与工人的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真正的现代长城 —— 她的现代国防力量;她的军舰已能控制近海,就如同当初在漠南(今内蒙古)建立中原的战略屏障一样。她暂时没有亡国之忧。但走向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国防力量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均衡解。与游牧民族的马不同,现代军事装备和武器是可以人为升级的。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马不曾有过大幅度的进化,但在过去二、三百年间,武器的威力却增加了几个数量级,大炮已经变成了核武器。均衡很容易被军事技术的革命打破。

    当勒内•格鲁塞歌颂大炮时,他说这是“文明的”定居社会对“野蛮的”游牧民族的胜利。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文明人”从此开始了一个更野蛮的游戏,比赛发明更为惨无人道的武器。这已经远远不是科斯定理中的农夫牧民的游戏了。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停止这种残酷的游戏,才是真正文明之举。中国这个曾用长城作为冲突解的社会,将怎样阻止人们继续玩下去,能否用“交易”解决问题,也许值得我们站在长城上凝神远望去寻找答案吧。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拉铁摩尔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华夏边缘》,王明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草原帝国》,勒内•格鲁塞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

                                       原载于《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