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得传禅宗衣钵，为避追杀，隐匿于曹溪、四会一带十五年，终在广州法性寺因“风动”或“幡动”之争，以“心动”语出惊人，被认出六祖真身，遂出来讲道。一日，韦刺史提到，梁武帝曾问达摩祖师，“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回答说，“实无功德”。刺史想不明白，“愿和尚为说。”六祖回答说，“实无功德，勿疑先圣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设斋，名为求福，不可将福便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意思是说，盖庙、供养僧人、施舍穷人只是为自己求福，不算功德；只有遵循佛法的生活才是功德。
韦刺史又问，“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愿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愿为破疑。”即是问，念“阿弥陀佛”是否可以到“西方”？六祖回答说，“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遥如何得达?”意思是说，只要断掉恶念，一心行善，到西方只在须臾之间，何须等到下辈子。这两段对话都说了这样的道理，宗教崇拜的作用是使人提升到一个美好境界（即西方），而要达到这一点，不能靠用物质的贡献向神乞恩，而是要遵循道德，过善的生活。
这种看法与后来康德的主张非常相近。他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说，人们的道德自然状态不足以建立一个伦理共同体，这时只有依赖于超越众人之上的上帝创立共同体的道德法则，而在人间，教会就是上帝的代表。这个教会的性质，“除道德的动机之外，不服从任何其他动机的联合。”（第327页）信奉宗教，就是表示要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而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历史性的教会”，会出现很多偏差，人们用各种奉献或牺牲向上帝邀恩，被康德称为“伪事奉”。他说，“关键并不在于外在形式的差别，而是一切取决于接受还是背离那个惟一的原则，即要么……就仅仅凭借道德意念使上帝喜悦，要么是凭借虔诚的娱乐行为或者无所事事来使上帝喜悦”（第412页）。“道德意念”即是善念，“上帝喜悦”便是功德；没有道德意念的事奉便是伪事奉。
这种“伪事奉”，“从他不费吹灰之力的口头上的牺牲，到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人们的福利的自然财产的牺牲，直到由于他（作为隐士、苦行僧、修士）自绝于世而造成的他自己人格的牺牲。”“他向上帝奉献了一切，惟独没有奉献他的道德意念”（第774页）这涉及到许多人们认为正常的宗教行为，康德提到的，就有“按照规章加入教会”，“前往劳莱托或巴勒斯坦的圣地朝圣”，“西藏人那样用一种经转子把自己的祈祷定式送达天庭”（第412页），还有基督教会的领圣餐（第436页），等等。一言以蔽之，凡是以祈福或邀恩为目的的各种宗教行为，只要不是促进信徒的道德提升的行为，都是伪事奉。这都是将人们引到这样一个歧路上，即认为可以通过这些貌似宗教的形式获得某些功利性的结果，而忘掉他们本该改善自己的行为，过道德的生活。更为极端地，是认为宗教是一种掩盖或赎买自己罪恶的廉价形式，就如同十六世纪时天主教赎罪券一样。
实际上，伪事奉达不到邀恩的目的，只起到某种心灵安慰的作用；而只有过善的生活，遵循道德，才能真正获得上帝的喜悦，才会获得上帝的恩典。这就与六祖的“常行十善，天堂便至”是一个意思。但是，为什么呢？首先应该理解什么是道德。《礼记》“乐记”章云，“德者得也”。意思是说，道德是人们对天道的心得，也就是说，道德是天道的片断。而知道片断就会大致推断整体。而天道，或称自然法，是宇宙万物赖以互动磨合运转之法，从宇宙从基本粒子发展到人这种高等智慧来看，宇宙秩序是倾向于个体之间相互合作的，这包括爱、友好、尊重等人类情感，从而天道、自然法是善的。而这种善是成体系的、遍布宇宙的善，表现为行为规则。当人们懵懂无知时，他们不知道何为善，何为天道，他们就像在荆棘小路上艰难跋涉；当他们以他们的理性窥探到天道的奥秘，得知其片断的性质，并打算遵从时，他们就像从荆棘小路上到高速公路网上一样，以卑微渺小之身搭乘一个贯通宇宙的天道快车，而获得整个宇宙秩序所带来的恩惠。
一旦进入了充斥宇宙的天道网络，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美妙的境界，循道而行则无不通畅，无不快捷。这对于有了善念的人，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清明痛快，从而在精神上就到达了一个理想境界，也就是到了“西方”。当他或她遵循道德，过善的生活，心中就有一种自豪的情感，觉得优越，感到尊严。由于遵循道德，他或她能够从容恰当地化解与他人的纠纷，不被无法消弭的矛盾所困扰，与人交往无不和谐，从而从容淡定，心如止水。这种感觉，也像到了“西方”。
当然，善的生活不仅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从个人来说，当他不遵循道德时，就不会有与他人的有效合作，就可能经常与他人发生冲突，不能与他人和睦相处，以致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关系紧张，恶意缠绕，就像在泥泞道路上艰苦前行；而当遵循道德时，就是处在一个能够恰当应对各种与他人关系的情境中，与他人合作愉快、和睦相处，而不至于犯太大错误。当他所在的社会，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遵循道德，这个社会就会因此而更具有广泛的合作性，更为友好，更公正。社会因此繁荣和强盛起来，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也会分享社会的好处。
而佛家说的“西方”，是指一个理想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并不在物理世界的某个方位。正如六祖所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西方”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这里，人人都过着善的生活，他们共同构成合作紧密、情意融洽的佳境。而实现这个理想世界的前提，是人们心中的善，有了善心，就有了善的行为，而善的行为能够产生促进社会合作的结果，使社会变得更高效、和睦、友善和值得审美，因而是一个理想的社会。所以，人的善念与理想社会有了紧密的关系。而这种“理想社会”不是遥不可及的代名词，而是可以真实实现的。
一个人人遵循道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繁荣与和谐的社会，这也是遵循道德这一正途所得到了恩典或回报。但遵循道德、过善的生活本身却不是以期待这一回报为动机的。正如康德引《马太福音》所说，“只有纯粹的道德上的心灵意念，才能使人让上帝喜悦。”“至于人极其自然地期待有一个在幸福方面与人的道德行为相符合的好运，尤其是在因为道德行为本来必定可以得到的幸福有时却要牺牲掉的情况下，他许诺酬报一个来世。”（2016，第397页）但是，“他并没有想由此把酬报说成是行动的动机，而是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在整体上判断人的规定性的理性而表示的最纯粹的敬意和最大的道德上的满意的客体。”（第398页）也就是说，因追求回报而信奉上帝不会有回报，只有遵循道德才会有回报，但遵循道德首先排除了追求回报的动机，否则就不是道德了。然而康德还是说，好的结果是对人类作为整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鼓励。
从宇宙演化过程来看，道德的生活带来社会繁荣的结果还是必需的，这是这些道德能够坚实地立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因为在互相竞争的人群之间，遵循道德的人群会因更为合作、和睦和友爱而更加有效、繁荣和强大，因而能在与其他人群的竞争中获胜。在获胜的同时，道德价值也一同保存下来，并被竞争者模仿，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如果情形是相反的，道德也会衰落。
并且，康德并没有完全否定“历史性的教会”的作用，称它们有与“真正的宗教”重叠之处，并且如果认识到宗教的任务就是引导人们走向道德的生活，它将是人们走向真正的宗教的桥梁。但它必须去除“伪事奉”的规章或仪式。所谓“历史性的教会”，就是历史地形成的教会，这是人类走向善的生活的探索过程。而普通大众，他们信教的最初目的就是祈福或邀恩。要他们一开始端正态度，“一心向善”是太难了点儿。然而，正是因为人们对待宗教的这种功利主义态度，才开启了宗教。在中国，人们拜佛大多是为了祈求升官发财，生子多福；而在古希腊，人们向神贡奉钱币，是为了让神降灾于自己的仇人；在古罗马，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是为了打胜仗。正是由于这些功利目的，才使他们接触宗教，才有可能知道宗教关于道德价值的教义。因而，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功利动机，它降低了宗教的门槛。
从整个社会看，祈福或邀恩，是宗教发展的最初动力；功利动机也会促进宗教的发展和竞争。人们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道德，也不知道道德会使社会和谐和繁荣。在轴心时代高级宗教诞生之前，人类已经有了崇拜神的长久历史。他们崇拜什么神，取决于是否“灵验”。各种宗教，各种神也会因需求而起。而什么样的宗教更“好”，取决于宗教活动的效果。不同的宗教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一般而言，宗教有两个作用，一是给出确定预期，一是道德教化。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消除心理上的不确定性，才能应对复杂的事务，才能更稳定和有效地行为。这取决于特定宗教的形式。祭祀形式是否带来足够的安定心理的效果，是靠祭祀形式的试错；是更繁复一点，还是更简洁一点，要看经验结果。因而宗教间的竞争带来宗教仪式、场所的竞争，这是宗教促进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原因。
然而从较长期看，宗教的竞争最终取决于它能否带来好的社会秩序。这就导致了宗教教义的竞争，即道德原则的竞争。道德教化的功效依赖于宗教是否给社会带来更好的行为规则，是否接近天道。更好的行为规则会带来人们之间更好的相处、合作和互相尊重，社会就会因和睦而高效而繁荣。一个带来社会繁荣的宗教肯定会强化人们对它的信奉，会鼓励人们坚持和扩展这种信仰。从而，一个宗教就是这样从功利动机始，直到出现遵循道德的结果。有着更好道德规则的宗教覆盖之人群在与其他人群的竞争中就处于上风。因而，宗教之间的竞争就促进了人们发现的道德规则向着天道靠拢。
当然，即使在那些成功的高级宗教创立以后，仍然存在着真事奉和伪事奉之间的纠缠。那些宗教创始人开创的宗教经典经常是简洁质朴的，他们的生活也是简单朴素的。如释加牟尼在森林的空地上设立道场，住在茅屋中；耶稣是一个穷木匠，他的教导也简洁明白，都是人们的基本伦理常识。当他们创立的宗教显示出教化民众和繁荣社会的巨大效果后，人们就会更为信奉，也愿意更多地奉献自己的物质财富。于是宗教利益集团就会出现，打着宗教创始人的旗号，将宗教经典复杂化，制定各种繁复仪式和清规戒律，企图垄断宗教服务，用各种伪事奉诈取民众的奉献。我们因而看到后世晦涩难懂的宗教文献，豪华的宗教殿堂，复杂难解其意的宗教程式，而简洁明快的道德原则却隐而不见。这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中都有发生。
如基督教的教堂，佛教的寺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印度教的神庙，其豪华程度都与它们的创始人的简朴形成强烈反差。这种物质上的奢华依赖于信徒们的奉献，而这些信徒们误以为奉献越多越表现得虔诚，越会获得福报或恩典，岂不知这是偏离宗教本意的伪事奉，并由此丢掉了真正理解道德价值的机会。而更严重的宗教腐败是经典的腐败，是将私货塞进经典的艰涩难懂的文字，并让神职人员天天诵读，将他们引向歧路，却将宗教创始人发现的真法掩盖在这些文字之下。
于是就有了去除伪事奉的改革，在基督教，就是新教的兴起；面对罗马教廷的腐败，马丁∙ 路德提出了挑战。新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打破了鼓吹伪事奉的神职利益集团 的垄断。在佛教，就是禅宗的兴起。到了六祖慧能时，出现了一个高峰。六祖以其天生慧眼穿透当时已有佛教的各种艰涩文字，直接回到佛陀的直白简朴，道出佛法的真意。《六祖坛经》作为一部禅宗经典，是回归佛教原旨的一部新经典。它扫荡了各种伪事奉，让佛教返璞归真。去除了奉献求福，就剩下善行一条路。而这条路看起来比祈福艰难，其实无比简单。不用出家，不用剃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韦刺史又问道，“在家如何修行？”六祖给出《无相颂》，其中云：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即是说，要修得功德，不需要施舍钱财，佛法只需向心中去找。佛法为什么在心中呢？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金刚经》记载，佛陀说过，“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孟子说，人有“四善端”，天生就有，“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中庸》说，“天命是谓性，率性是谓道。”是说人的本性就是天道，而天道是儒家的说法，类似于佛家的佛法，即是最好的理想的规则。人作为宇宙发展之精华，是宇宙规则的结果，因而一定凝结了宇宙中善的规则于一身，天道也自然会沉淀于人性，人性就是天道的集中体现。所以六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所以“自佛不归，无所依处。今既自悟，各须归依自心三宝，内调心性，外敬他人，是自归依也。”皈依佛，就是皈依自性，自性就是佛性，所以叫“自佛”，“自皈依”即皈依佛。
然而，说自性就是佛性并不完全准确，应该说人性具备了发展成道德的人、完善的人的基础，善端还只是善的开端，人若要达到自我完善，还要修行或修身。自性可以发展为佛性。或如康德所说，“伦理的自然状态”不足以形成“作为共同的善的一种至善”，这“要求单独的个人”“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第323页），这需要“一个道德上的世界统治者的上帝的概念”（第324页），祂不能是政治统治者，否则就与道德的内在的非强制的性质相冲突，同时祂的诫命又正好与人们心中道德意念相一致。人类的自然状态的道德只有在上帝的帮助下，才能成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道德规范。而人们心中的道德源泉是与生俱来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上帝可以帮助人类提升到一种有着共同的善的境界。这个上帝于基督教是“天主”，于佛教是“佛”，于儒家是“天道”，祂们与人们心中的善端之间的关系，就是《礼记》“乐记”章所说“天道”与“道德”之间的“德者得也”的关系。
当然，按康德的说法，这个“上帝”只是一个概念，祂的作用是将个人心中的善端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善的法则，从而将自然状态的道德提升为对这个普遍的善的法则的崇敬。仅此而已。其它都是多余的。新教改革和禅宗革命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它们把宗教还原为它们应该是的样子，而去掉了伪事奉。这不仅减少了信众在物质上的付出，而且清除了通向道德之路上的各种障碍和迷宫，使道德的提升变得简单，使向善的努力变得容易，从而使理想的社会——“西方”近在眼前。
而这种社会的结果，对于每一个单个个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只是自己遵循了道德，感受到自己的小局部有所改善，但不能想象所有人遵循道德所带来的整个社会的巨大转变和提升，因而觉得很神奇，他们很自然将这种神奇的结果与他们所崇拜的对象联系起来，把这一切归功于这个对象，觉得祂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祂威力无比，因而祂就是传说中的神，是祂的神性使社会受到恩典，而不是遵循道德的结果。这又导致超出理性的崇拜，又有可能做出与遵循道德无关的伪事奉。
康德以理性主义解构了隐藏在宗教中的伪事奉，让宗教在概念上变得“纯粹”，是一个推行道德教化的制度。宗教起作用与各种艰涩文字和复杂仪式无关，惟有道德的生活才能使宗教促进社会的繁荣与和谐。然而，康德的理论在实践上却不太行得通，因为普通大众能够看到的就是他们切身的利益，让他们一开始就端正动机几无可能。但是这并不是说康德的理论没有用处，尽管有点不切实际，但他究竟告诉了人们宗教的真正目的和用途，那些伪事奉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堵塞了通向道德真义的道路。在这时，即使以功利目的进入宗教的人也可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去除那些伪事奉，以自己的道德行为获取上帝的喜悦，则“但行十善，西方便至”。
参考文献
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载于《康德宗教哲学文集》（电子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六祖壇经》（电子版），团结出版社，2017。
原载《随笔》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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