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议] 宪法第35条与政府公信力｜盛洪

胡鑫宇案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江西警方关于此案的“通报”一出，又激起普遍质疑。从这一个案来看，“通报”关于胡鑫宇自杀的断言确实有不少明显的疑点，这已为不少网民或专家所指出。更一般地，这一现象涉及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已有法学教授著文指出了这一点（韩旭，2023）。这其实是比胡鑫宇案更应让政府担忧的事情，也不仅是江西一个地方的事情。已经有多项事实证明，政府“通报”远离可信真相。如徐州铁链女事件的政府通报，唐山打人事件的政府通报等。实际上，无论胡鑫宇是自杀或他杀，江西当局说的是实话或假话，都已经对政府公信力无所增减。重要的是政府应对这一事件的作法和形式。本人无意就此案作出技术上的判断，扬长避短，我却可以就政府公信力问题说点儿意见。

先假定江西当局说的是真相。但关键是如何让民众相信这是真相。看一看“通报”的跟帖就知道，仍然有大量的人不相信。这是为什么呢？问题在于，“通报”的内容要与“通报”的环境和形式相一致，相谐调。我们注意到，在“通报”的后面部分，有一段杀气腾腾的话，“少数人为博眼球、蹭热度，引流牟利，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拼接炮制虚假视频，造成恶劣影响，扰乱社会秩序。……公安机关已对少数故意编造、传播谣言的人员依法进行了打击处理。”如果“通报”说的是真的，这样做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真相已经揭穿了谎言，让造谣者名誉扫地，已经是惩罚了。从社会效果来看，真相会胜过谎言，让更多的人相信。“博眼球”只能说是一种不良动机，不是犯罪。再说除极端情况（如当下危险），只能用言论对抗言论，无需动用暴力。否则就有可能侵犯宪法第35条保护的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当然也有边界。我们可以参照同样有“表达自由”宪法原则的其它国家来看这个边界在哪儿。如美国有第一修正案，规定了与大陆中国宪法第35条同样的表达自由原则。在这个国家的正统解释中，只有会造成当下伤害的言论才应被禁止，如在电影院里喊“着火了”。在2003年的弗吉尼亚诉布莱克案中，法庭宣判一个在公路旁点燃十字架的白人有罪，他的行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因为燃烧十字架行为已经对他人造成了直接的心理恐惧。后来这个官司上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投票认定弗吉尼亚州的《禁烧十字架法》合宪（何帆，2010，转引自2017）。因而，对他人造成直接伤害（身体的或心理的）的言论不受宪法的保护。这就是自由表达的边界。而在这一界限内，所有表达都应受到保护，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真相还是谣言。因为如果不允许错误的言论，就等于没有表达自由，因为当局就有可能将它不喜欢的言论说成“错误言论”，并加以压制。例如在文革中，“只要香花，不要毒草”，结果是万马齐喑。

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江西当局所说的“谣言”，没有一项符合“造成当下伤害的”。再仔细看看，它们大多是对当局通报的信息提出的怀疑。江西警方所说有“120余种谣言”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其中大多数是网友的猜测，这更不能说是有意造谣了。至于那些有意拼接、摆拍的信息，虽可说是制造了虚假信息，但也属于猜测的一种形式，只要用真相加以揭露和澄清，遭到舆论谴责，就无需进行抓捕。更何况，“谣言”的本意已被大陆中国的地方当局不止一次地解构了。最著名的一次，当属2020年初，武汉警方以“造谣”的罪名训诫了李文亮等八名医生。事后证明，他们说的是实话。对他们的训诫导致了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延误，使社会错过了防疫的最初重要关头。这种把真相说成“谣言”的事例还很多，不再一一列举。而在另一面，官方通报却经常隐瞒真相，给出虚假信息。如徐州铁链女事件中的当地政府的几次通报，都不能保持前后的逻辑一致。因而当江西当局企图以打压“谣言”的方式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相，即使确实是真相，已经不起多少作用了，甚至是反作用。

在形式上，如果一个人要表现出自己说的是真话，就要允许不同意见和批评，只有经受住质疑的千锤百炼，真话才能显其真。真相的特点是，面对无论什么样的质疑，它会始终保持逻辑一致；它也会在细节上不厌其细。而谣言不可能编得滴水不漏，它经不起多方怀疑和质问。如果保留那些所谓的“谣言”，让民众将“谣言”与“真相”一一比对，而真相不怕任何细节的拷问，真假立判。这是让人相信真相的最好方法。如果一边要别人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一边又使用暴力禁止不同意见或“谣言”，是没有可能的让人相信的，而且还失去了用“谣言”反衬真相的机会。禁止别人说话是一种行为语言，实际上是宣称，“我没有道理，但我有拳头。”这是常识。因而，在目前的言论环境上，不少质疑声音被删除和限制，据官方消息，至少“有138个账号被处置”，就是与“官方通报是真相”不相谐调，这是在形式上让人生疑的拙劣作法。再者，当局在发布信息时，如果不能保持至少表面上的中立立场，就失去了一个公共机构中立性的形象，也就把自己贬低为事件中的一方。这种姿态本身就是让人怀疑的。

再假定江西当局说的是假话。那就更不会有人相信了。因为即使说的是真话，只要还继续侵犯公民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人们也会根据这种环境和形式，而不是根据具体细节，采取怀疑态度。更何况是假话。既然是假话，就不可能不破绽百出。因为一件事情是多方面的，人的智力是有限的，说真话尚且不能穷尽细节，说假话更是顾此失彼。因而，谎是不可能编圆的。如果自知是谎话，就会更加心虚，就更不愿看到民众的穷追猛打，就会更借助于滥用公权力以禁止来自各方的质疑。然而这样一来，当局在环境和形式上就愈加与说真话的环境和形式大不相同，人们更没理由相信这样的当局通报。看一看徐州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民众还会相信当局的说法。

从长远和全局看，政府公信力的丧失首先是政府不遵循宪法第35条的结果。一方面，不管政府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政府都要宣布其它说法是“谣言”，滥用公共暴力禁止或限制这些质疑，如删帖，封号，训诫，甚至拘留。这种做法表面上减少了或者消灭了对官方说法的质疑，却不可能消除民众心里的疑问，甚至加重他们的怀疑。再者，对官方暴力手段的恐惧使人们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见闻或看法，使得整个社会的信息严重扭曲，而离真相更远。但这种情况也会在一段时间以后发生变化，或在政府改变政策后政府操纵的信息也会发生变化，使得当局原来以暴力维持的说法被动摇，使民众发现当局原来说的并非“真相”。如疫情以来的几次变化，病毒从“不会人传人”到“人传人”，奥密克戎从“洪水猛兽”到“并不可怕”，这都会加深民众对政府信息的怀疑。在这时，当局说的话是真话或假话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说话的形式——只许自己说，不许别人说。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当局可以“谣言”的名义禁止其它言论，久而久之，官员们可以不在乎他们自己是否说的是真话，因为可以用强力使社会上只有自己的一种声音，而消灭所有其它声音。他们也没有必要把话编圆，因而我们看到各地当局的信息发布越来越没有逻辑一致性，甚至越来越缺乏基本常识。更进一步，如果可以将“有事”说成“没事”，“坏事”说成“好事”，就没有必要努力工作，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当出现问题时，出现民众的抱怨时，简单地让受害者闭嘴，通过操控舆论加以否认，就会更为轻松。这只能导致各地官员不努力工作，甚至滥用权力以侵犯权利的方式为自己牟利，而由于他们的劣迹不会暴露出来，仍可以高枕无忧。这会导致各地政府越来越偏离它们本来性质，恶化当地的公共治理环境，而为了掩盖这些问题，当地当局进一步滥用公权力压制对问题的揭露，而把所有批评和揭露都诬为“谣言”，而这与民众的感受又进一步拉大，造成政府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

所以，恢复政府公信力任重道远。一个最重要的作法，就是要遵守和维护宪法第35条——自由表达原则。如果一边想重建政府公信力，一边又要破坏宪法第35条的自由表达原则，就不可能做到。道理前边已经讲了。人们不会相信一个滥用公共暴力禁止自由表达的政府说的是实话。最近人们看到在江西当局有关胡鑫宇案的新闻发布会，提问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央媒，其他记者只是陪衬（就是你啊，2023），显然是当局想控制提问的范围，使之不要超出它准备好的范围。这种事先编剧本演戏式的新闻发布会从形式上就不会让人信服。只要不能自由提问，所谓“真相”就不是真相。没有表达自由，就没有真相。况且这反映出江西当局长期没有经历自由提问的历练，应对能力大大退化，官员也因此变得更加愚蠢。反过来，只有完全遵守宪法第35条，让民众和新闻界自由地反复拷问，才有可能让人们相信它说的话是真话。如此长期坚持，才有可能终有一天恢复政府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韩旭，“从胡鑫宇案看政府公信力”，《侠眼》（微信公号），2023年1月30日。

何帆，《大法官说了算》，法律出版社，2010；转引自“大法官说了算(6) ”，《搜狐》∙《书虫子》，2017年10月7日。

就是你啊，“胡鑫宇事件发布会上，‘不懂事’记者和他们最后一丝骄傲的倔强”，《知乎》∙《就是你啊》，2023年2月6日。

2023年2月8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