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野] 核酸游记｜盛洪

我喜欢旅行，尤其喜欢自驾游。中短程就直接开车出去，远程就下飞机租个车。我在正常的时代一年大约自驾六、七次，其中一两次在境外，四、五次在国内。2018年底以后，我的出境受到了干扰。每当无法出境旅行时，我的替代方案就是在国内旅行。如2019年春节期间，我去美国亚利桑那的行程受到了阻碍，我就转为到山东自驾。当年7月，我们原本要去俄罗斯旅行，却因突然变故无法出行，改为去甘肃南部自驾。

不过自2020年疫情开始，情况又进一步恶化了。有若干个月多个地区封控，无法出行。以后疫情减轻了一些，虽然乘坐飞机或火车有被传染的危险，但我们觉得自驾游还是比较安全的，我们可以只到中程距离的地方去。五月份去了趟陕西榆林；八月份去了辽宁锦州，但由于突刮台风，住了一天就返回了。十一前几天去了趟山西阳城，十一月底去了趟安徽亳州。那时虽然也在防疫，其控制手段远没有今天严苛。入住酒店好象并不繁琐，只需要健康码。也不用担心去了会遇到什么不测的“防疫”措施，所以动身之前无需询问防疫情况。

2021年年初，我得了场大病，到八、九月份才缓过来，我又筹划出去自驾。这时各地的“防疫”措施已经变得更为繁琐，我得在选择目的地时考虑这些问题。打电话询问了几个地方酒店的入住要求，我排除了要求48小时核酸证明的地方，最后选择了山西临汾。山西是一个古迹保存较多、较好的地方，去一趟很值得。我们十一之前驾车去了临汾。入住酒店已经要求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了。好在只要没有异常，还算方便。临汾地区有小西天，双林寺，尧陵，东岳庙等高水平的名胜古迹。也有一些上古遗迹，如帝尧曾到访过的康庄，村民不知帝尧来访，仍唱着“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有纪念辅佐尧的司法祖师皋陶的祠堂。这个地方也临近黄河壶口大瀑布。可惜山西这边关闭了这个景区，但发现陕西那边还可以进入景区，只需通过一座大桥。打电话陕西12345，对方说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只得作罢。回京时路经阳泉，入住酒店也比较方便。

到了2022年，所谓“防疫”更加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了。北京当局以各种借口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出京”。在所谓的会议前后，更是收紧出京限制。尤其是到了五月以后，当局要求公共场所都要出示72小时核酸证明，更是将全体市民推到长期变相强制核酸的境地。各地不断传来突然封城封区的消息，如上海，广州，海南，深圳，西安，郑州，新疆，西藏等地，让人觉得有不测的危险会随时发生，外地去的旅客会莫名其妙地被隔离在酒店或者条件更差的方舱，长时间不能回家。许多地方收紧进入措施，或者外地来的一律不让进入；或者非高中风险社区、但其所在县（市）有一两个高中风险社区的人，到了该地也要隔离三天。虽然后来国务院防控机制的“九不准”要求不许随意扩大防控范围，但很多地方仍坚持自己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尽量避免出去旅游。

我一直拖到七月份实在忍受不了了，决定出行。我首先选择了科尔沁草原。这个地方一来人口密度较低，几乎没有病例，一来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我订完酒店后给酒店打电话，确认一下入住要求。第一次那个接电话的女士当知道我住在北京昌平，立刻说要隔离三天。显然她还坚持着那个过度严苛的规定。我一生气决定不去了，把房子退了。第二天，我还不甘心，又给通辽12345打电话，通过这里转到通辽疾控中心。接电话的人倒是很理性，说“高中风险地区”是指“社区”并非“行政区”。我告诉他说某酒店非说是“行政区”，他说酒店怎么能决定呢。我回头又给酒店打电话，这次是一个语气缓和的男士，不再坚持什么隔离三天，说只要有48小时核酸证明，只要能进通辽，就能入住酒店。

我打算在到达通辽之前在库伦停一站，于是订了库伦的酒店。打电话确认入住要求时，对方听说我来自北京昌平，又说要隔离三天。我跟他说了市里疾控办明确了“高中风险地区”是“社区”而非“行政区”，他还是不听，还骄傲地说他这是“为了库伦人民的健康安全”。我只得取消在库伦的酒店。这使我们自驾少了中途停站的选择，更为辛苦一些。

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太太突然说不想去了，原因是她很焦虑，恐怕出去以后可能突然被隔离或其它什么不测。我只好说如果她不愿意去，我们就不去。但我没有退掉酒店。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又说可以去了。看来睡了一觉，心情放松了一些；或许是做好了碰到“防疫”意外的思想准备。于是我们出发了。在到通辽的高速路出口之前，我们还一直很忐忑，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关卡。没想到ETC出口刷了卡就直接出去了。到了酒店，也只需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确实如对方后来承诺的，“只要能进通辽，就能住酒店”。总体来讲，以前的焦虑只是虚惊一场。在通辽的几天，到景点只是要察看健康码，对核酸没有要求。回北京之前做了一次核酸。在进京的时候，似乎没有查，只是刷了一下身份证就过去了。大概身份证上有核酸的信息。

后来又受邀到昆明参加8月初的“第11届宗教哲学塈自由儒学论坛”，觉得这是又一个出游的机会，于是积极准备。好在到昆明以后头三天的住宿由组织方安排，并告诉我们应该事先做好哪些准备工作。我们按照要求下载了“云南健康码”和“昆明健康宝”小程序，并填写好信息。并在出发前一天做了核酸检测。这次是乘飞机去。由于“防疫”，首都机场人不太多，办登机比较顺利。由于三年多没有坐飞机了，有点生疏。事先在《携程》上无法办理选座，也无法办理登机。结果在机场自动柜员机办登机时已经没有靠过道的座位了。另外是由于自助办理的行李托运，在之前将电池和充电器一起装进箱子，离开后被后续的安全人员检查出来并“移除”。这又是一个疏忽。

飞机在昆明降落后，被要求在出口处做一次落地核酸，这显然是不承认外省市做的核酸证明。好在排队时间不长。到租车公司取到车，就一路顺利到了饭店。饭店似乎是要求出示“云南健康码”。这都准备好了。开了两天会，颇有收获。想到会后要到建水游览，是否要事先做一下核酸，于是就给建水的酒店打电话，询问核酸的要求，对方说只需要“两码”，于是就免去了这次核酸麻烦。去建水游览了文庙，双龙桥，还有团山，第二天就去看哈尼梯田。结果一路上降雨不断，进入口时还有人要求我们在网上买票，我们觉得应到需要出示票的地方再买。到了重要的观景区，如老虎嘴观景台却因“防疫”关闭，另外一个著名的观景区又太远了，在雨天去似乎太辛苦了，结果只在近处拍了一些梯田的照片，然后调头去蒙自。

到蒙自时赶上红河州博物馆开放时间的尾巴，匆匆进去，但没有多少有价值的展品。不过楼还是盖得挺漂亮。住的酒店临近南湖景区，风景还是不错。与在建水一样，酒店只要求出示“两码”。蒙自没有什么著名景点，只是去了旧海关，却还不开放。之后我们做了准备返京的核酸检测。离开蒙自，我们去了位于泸西县的阿庐古洞，然后回到昆明，在滇池湖畔的酒店入住。第二天在滇池边上的公园游玩，并游览了官渡古镇后，准备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结果到时预约已经满了，没有名额了。于是就到机场还车，吃过饭就准备登机。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证明。一切正常。这次恢复了点经验，事先在《中国国航》APP上选了座位。飞回北京。下飞机时，没人检查，大概是昆明登机时已经严格检查了，信息也传到北京机场。到机场相关机构要回电池，就登出租回家了。

快到十一，我又蠢蠢欲动。经过权衡，决定到烟台。我做好了自驾计划，并订好了酒店，准备在十一前几天去，9月30日回来。打电话给酒店，说高中风险地区不能去，其它地区要求48小时核酸证明。这当然没问题。又问一下烟台12345，说下高速要做落地核酸，这可以接受。又说建议在到烟台后的三天内不要到公共场所去。我说旅游者先要三天不出去，还让人来不让了？对方忙说这只是“建议”。准备停当，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我太太又说不想去了，看来还是一种“出门焦虑”，这是在这种过度防疫且政府行为不测的情况下的焦虑。我说那就十一以后去吧。我们定在10月7日出发，这次太太很配合，将行李箱都装好了。就在出发的前一天，我突然看到网上有人说，他的所有离京的朋友都弹窗了，看来这是为了达到非防疫目的而滥用健康宝的举动。这时如果离京将可能面临弹窗的危险，于是果断决定不去了。

等到什么会开完以后，我又做了一次策划。这次不能去烟台了，因为这个季节在海边有点冷了。我拿出以前就做好的“许昌郑州自驾计划”，上网看了这两个地区的“疫情”和防疫要求，发现郑州严苛得多，要求24小时核酸证明，这简直就是不让人来。许昌要求是48小时，并且许昌的“疫情”也比较少，只有一个县在几天前有一例确诊。于是决定不在郑州住，而住在许昌。但可以到郑州一带游览。不过在《美团》上一查，发现郑州的景点多不开放，于是取消了郑州城区及附近的游览安排。但从北京到许昌车程有8~9小时，我们一般都要找一个中间点，既休息一下，又游览一个景点。我选择了邯郸。上网看了邯郸的“疫情”信息，也比较“干净”，只有一个县有几例阳性。于是决定去时到附近的广府古城游览，回来在邯郸住一个晚上。

许昌“疫情”图

邯郸“疫情”图

我们准备于10月27日出发。但在出发前，我发现北京当局又收紧了进京政策，说凡是在14日内有一例以上感染者的县呆过，就“严格限制进京”。这显然又把风险地区解释为“行政区”。我只得把原计划要去的许昌鄢陵县的景点去掉，那个县好象几天前有一例。27日，我们按时出发。高速路上似乎只有我们一辆车。这次我还增加了一点风险，这就是自十一以后，我的手机上的流量经常不稳定，有时会显示“信号弱”，不能扫码。这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到了邯郸，在下高速路口时，先被要求扫码，我扫了半天都扫不出来，好在我太太扫出来了，守卡人员扣住我们的身份证，就让我们到旁边的核酸检测点去测核酸。到了那里又要求扫码，我还是扫不出来，心里很是不安。幸亏似乎他们的政策是一车上的人可以有一个人扫出来即可，于是给我们两张票，到守卡人员那里换回身份证，做了核酸和抗原才算过去了。

到了广府古城，这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古城，乘了一辆旅游车进去参观了一两个景点，又在城外照了几张相，就离去继续赶路。到了许昌下高速时，也是被要求做核酸和抗原检测。这次又要求扫码，大概是“许昌核酸检测”小程序，由于一路上我的手机流量都不好，所以这次我担心扫不出来，心里暗暗祈祷，如果过不了这一关，整个行程全都得泡汤，甚至晚上都不能住在许昌。结果似乎是奇迹，这次居然能扫出来，就这样做完了检测，等抗原有了结果，就放我们进去了。心想也许是核酸检测点那里有WIFI，手机自动接上了？到了酒店，要求出示两码，这次不怕了，由于酒店有WIFI，我接上酒店WIFI，顺利地出示了两码。我们也在出发前三天按当地要求在“豫事办”小程序上做了报备。入住没有问题。

广府古城

第二天的早餐酒店说是不能堂食，是由服务人员送到房间里的，这样没有选择的早餐不可能好，就退掉了后两天的。原行程安排还是比较满，不过已经发现许昌博物馆已经停止开放，这是一大损失。于是早上先去文峰塔，发现它也在前几天就停止开放了。于是有点忐忑。下一个景点是春秋楼，会不会也关了？开车接近春秋楼景区时，看到门还开着。于是停好车，向门口走去。进门要求扫码，我还是扫不出来，我太太可以扫出来，我自己因为预料到信号弱可能无法扫码，就事先将头天做的核酸证明截图下来，给他们出示了以后，还是放我进去了。春秋楼自然是许昌主打的景区，里面还是有不少珍贵文物，近旁的文庙形制规整，尤其是那个麒麟祥瑞大照壁，是明代嘉庆年间修建的，艺术价值很高。不过这里似乎就我们两个游客，这是许昌的悲哀，还有是我们太胆大了？

麒麟祥瑞大照壁

之后又到了壩陵桥，这是许昌另一个主打景点。幸好这个景点也开放。只是把门的工作人员比较死性，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也不接受我的核酸证明截图，在门口争执了一会儿，她又打电话请示领导，结果还是不行。最后我问这里有没有WIFI，她说有，并告诉我账号和密码，这才扫出码，得以进入。这说明其实有了核酸证明，许多地方也不认。景区中最有价值的是关帝庙中的古壩陵桥，这比在景区河中的那个“壩陵桥”好多了。三孔，栏杆上石雕，风雨廊。据说这是当年关公挑袍的地方。不过这么好的景区也是空空荡荡。

古霸陵桥

游完壩陵桥一看时间还很富裕，我们就想找一家餐馆吃午饭。我们的习惯，为了抓紧时间看景点，出来旅游一般是不吃中午饭的，饿了就吃点儿点心。不过这天有几个景点没开，节省了不少时间，所以可以从容地吃午饭。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以上的餐馆都已关门，开门的餐馆或大商厦的餐饮中心都不允许堂食，偶然看到巷子里有个小面馆可以进去，于是吃了午饭。吃饭的时候，听老板娘说，他们明天又不让开门了，这一阵子似乎是只有一半时间营业。我们问，那房租可以只付一半吗？下午去魏文帝庙，它在城郊，到了地方发现这是一组规制不整、破旧零乱的建筑，一个志愿的守庙人向我们强调这是关羽夜读《春秋》的真实地点。但说这是曹氏家庙，还是令人怀疑。回到城里，已经打消了堂食的想法，在《饿了吗》订了快餐，送到酒店。快递员自然不让上楼，由送餐机器人送到房间门口。

第三天早上，我们觉得应该做一次核酸检测，以备景点进门之用。酒店这时也说，这一天许昌要开始为期三天的全员核酸检测。许昌明明多天没有一例感染者，为什么突然发动全员核酸？真是莫名其妙。好在核酸检测就是酒店后院，人也不算多。做完了我们就出发。这天安排的是，在周边县游览，主要是襄城县，禹州市。在出去之前，我还是有点担心，因为回到许昌还是要扫码，我怕这次流量会不会没有信号。但不能管那么多了，将重要的物品（计算机和相机）带上，如果真不能回许昌，就到邯郸去。房间里的箱子可以不要了。我们第一站要去乾明寺，在襄城县高速入口下高速时，守卡人员问我们干什么来了，我回答“来旅游”，他挥了挥手，我以为放我进去，刚在心里想，他们对外来游客还挺善意，结果那人又叫到，不是让你进去，是让你回去，用手做了个调头的姿势。原来这个地方连核酸检测都不做，就干脆不让外地人来。

碰了这个钉子，我们就开始怀疑，是否许昌全境都实行了更严厉的进入管制，我们准备去的其它地方是否也不让进？于是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要去的下一站——神垕古镇，接电话的人说还开放，只是老街关闭了。既然还开放，我们就继续前行。到了禹州下高速的地方，守卡人示意我们停车做核酸，心想，这还有戏。做核酸和抗原似乎不需要扫什么码，只是让我们做完了抗原等几分钟，等看到没问题，就放我们过去了。从禹州城到神垕镇的路也不短，最后到了神垕，发现也没有什么关卡，还挺高兴。停好车后，走到老街大门口，发现它已关门，这我们打电话已经知道了，只是不知道老街原来是一个用墙封闭的地方。有两对老年夫妇也在老街大门口，因为进不去，就在外边照相。一交谈，原来是广西人，先是去四川，又从四川开车过来。看来是与我们一个级别的游客。他们说，他们从四川一路开车过来几乎所有的高速路口都不让下。看来这里还算好的。

原以为神垕老街只是古镇上的一条街，原来它就是人们通常指的古镇本身。那些重要景点，如伯灵翁庙，关帝庙等都在里面。所以进不去老街就等于没法观览古镇。在老街墙外面转了转，又到附近的灵泉寺去看了看，就开车走了。这次等于又补了个空。于是原来这一天的安排全都没有实现，只得往回走。路过禹州城，偶然想起书中说到这里有一个御史街坊，其中有个古牌坊，可以看看。于是到那里找。一问人，都说没有这个牌坊。原来介绍许昌的那本书是很夸张的，把原来有现在没有的东西都写上，误导游客。那就回去吧。但是回去也还有不确定性。万一回到许昌，手机扫不了码，守卡人员又特别死性怎么办？没想到回去的路没有上高速，只是沿着一条大道驶回许昌城区，没有什么高速口要查核酸。这又轻松了一下。

第四天的计划是先游览天宝宫和铁佛寺，它们都位于许昌北部的长葛市，然后就去邯郸的景点，并在那里住一晚。有了昨天的教训，就事先在《美团》上察看天宝宫是否关闭，似乎没有关闭的消息，但当用《高德》导航时，发现天宝宫已经关闭。干脆也不去铁佛寺了，直接到邯郸的娲皇宫。到那里大约需要四个半小时。在接近郑州的时候，发现高速旁不时有人拉着行李箱徒步行走，觉得可能是什么大巴甩客了。但后来在朋友圈上看到郑州富士康的员工因疫情离厂回乡的消息，才知道我们又碰上了过度防疫导致的企业崩坏事件了。过了郑州不久，邯郸的酒店来电话，说邯郸很有可能封控，劝我们不要去酒店了。那就不去了吧。但当到《携程》退酒店时，却已过了免费退订的时间。这是当初没看清楚，以为12:00是晚上12:00。不过经过与《携程》交涉，还是给退了。这大概在《携程》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所谓“防疫”的突然袭击，游客会经常变动他们的预订。

那就继续朝娲皇宫的方向前进。它位于涉县。不过既然邯郸要封控，涉县隶属邯郸，是否涉县也一并封控了？《美团》上并没有关闭的信息。不能确定。只有到那里才能知道。在涉县下高速，还好，还允许我们做核酸和抗原，说明可以进去。他们只不过做得更精致，做完一道就给一个颜色的牌儿，最后抗原通过了，就给绿牌儿。在关卡处问他们，娲皇宫是否开放，他们都不敢确定。继续往前走，有一个人在路口专门守着，给他绿牌儿才能过去。问他娲皇宫是否开放，他说肯定关了吧。我们还不死心，继续驶向娲皇宫。开到停车场，发现有些车，看样子是开着。看来坚持还是很重要。我在游客中心接上WIFI，扫了码，心里觉得进门没问题了。走到门口，有两个大白问我们做了核酸吗？当然做了。下高速就得做。于是就让我们进去了。娲皇宫还是不错，在全国女娲庙中是最大的。这是一组寺庙建筑。由朝元官、停骖宫、广生宫和娲皇宫等一组建筑组成。还有摩崖刻经和石刻博物馆，有价值的文物还不少。

娲皇宫

从娲皇宫出来，已经下午4点半了。结果不能去邯郸了，也不能在河北的其它城市住宿，因为邯郸的封控可能来自河北省的命令。我们就不到这些城市碰钉子了。只能回北京。我们估计，这需要5个小时左右。但一导航发现，得需要7个半小时。心想大概是回京防疫检查排队吧。结果10点半到了北京外围的防疫检查点，竟排了5小时的队。原来想象这么长的队，一定检查得很复杂，还得做核酸吧。我为了能够扫出码，也已购买了一点儿车载WIFI，以防扫不出码的麻烦。结果通过检查点的时候，警察只刷了我们的身份证，就过去了。大概身份证上确实有核酸信息。到了家，已经凌晨4点半了。我们排了5小时的队固然辛苦，而且也是较高的成本。如果到北京就要排队5小时，将会阻碍多少人员的流动。况且这是在大多数人，也许有90%，还不敢出京或到北京的情况下的人流，比正常的人流少了很多。如果人流正常，将会排多长队？

进入北京防疫检查排队

回想一下，虽然此次出京自驾的经历远不如意，但与其他人相比，似乎还算很幸运。经常在朋友圈上看到有些人被弹窗了，有的人甚至长达一个多月不能回京。与他们相比，排队5个小时真是太幸运了。我意识到，我有一种对坏的事情的感激之情。这很糟糕。这是因为有更坏的事情存在。与“更坏”相比，“坏”竟然是件好事。比如下高速就要求做核酸是件坏事，但比起根本就不让下高速就觉得很高兴，毕竟我还能进去；到北京就要排5个小时的队，但与被弹窗相比，就觉得很好了，毕竟在这之后我就能回家，而不必等10天一个月。如果这种情境持续的时间很长，就会助长这种心理形成定势，对坏的事情心存感激。况且这不只是我的一个人的情况。但这是一种不好的心理，“更坏”的是在“坏”的基础上发展的，如果感激坏的事情，只会助长更坏的事情。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这篇文章题目不是“许昌游记”或“邯郸游记”，而是“核酸游记”？这是因为，游记是要记述印象最深刻的事情。这次出游，不得不停步的核酸检测点要多于景点，我们只去成了五个景点，但却到过六次核酸点做了核酸，就在我们回家以后，许昌那边还追过来一个电话要我们做许昌的第三次全员核酸。他们应该有我们的住宿记录，我们明明在前一天已经离店，这种要求近乎荒诞无礼了。况且在入住酒店和进入景点时都要出示核酸证明，又是多次核酸刺激。本来旅游就是要看自然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山川河流，但核酸检测都是一样的，这抹杀了不同地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大大减弱了游客从不同和差异中获得的快感，使他们在印象中很难将一个地区从另一个地区中区别开来，只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核酸。

从许昌和邯郸这两个地方的疫情数据来看，它们在10月底左右都只有很轻的疫情，许昌甚至一直是零，邯郸虽然出现了若干例感染者，却都是“无症状”，为什么它们突然要求全员核酸，甚至进行封控，有的地方竟不让旅游者进入呢？这显然是过度防疫之举，并且相邻省份还有竞争“谁更严格”之嫌。原因一是防疫当局一直把新冠疫情，尤其是奥密克戎变异后的疾病说得很严重，不放松防疫的基本尺度。这是大政策上的误差。在此背景下，所谓“防疫不力”可能会丢官，这已经被许多案例所证实；那些以所谓“防疫”为名实际造成更多非正常死亡的地方官员不仅没事，反而有可能得到高升。所以地方政府实际上把“防疫”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来抓，而它们的本职工作——保护公民宪法权利却是次要的了。而这些过度措施根本没有防疫的实际效果，如将“风险区”的范围从社区扩大到行政区只是将传染风险从零减少到零，只是作给上面看，难免是“谄媚式防疫”，即以过头实施来表示效忠。这种取向继承了文革时期“宁左勿右”的恶习。

而在另一方面，过度防疫的措施多是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举措。突然封城，所谓“静默管理”，“区域管控”等等，都是以一个不充分的理由为借口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是明显违反《宪法》的。而即使有《传染病防治法》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法律，过度防疫也是于法无据。如该法根本没有规定对核酸阳性者可以集中隔离，遑论更没有对核酸阴性者的集中隔离，核酸检测既没有全员检测、也没有连续多天检测的规定。对于进出地区间的限制，也不能由地方政府任性实施。但民众没有有效手段制止地方政府这些违宪违法的行为。地方当局之所以能够严重侵害公民权利，如破门绑架老人出去隔离，非法入户消杀，焊死楼门，阻碍急重病人就医等，是因为它们有着“现场暴力优势”（盛洪，2022），公民无法对抗。当过度防疫因地方政府走向极端后，中央政府也不得不出来揪偏。如国务院防控机制的“九不准”。然而这是假定地方政府有权任意越过宪法前提下的非强制性批评，它并不能采取霹雳手段，将已经违宪违法的地方官员绳之以法。

我的三年来的旅行史告诉我们，地方政府在过度防疫上不仅是层层加码，而且是步步进逼。所谓“步步进逼”是指，过度防疫的层层加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并且有棘轮效应，只进不退。我们一般说“三年防疫”，但是就外出自由来讲，这三年之内也大不一样。现在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限制已经从2020年的只查健康码到现在的落地查核酸，天天查核酸。而在任何一地，如在北京，从2020年的到公共场所只看健康码到现在的要求72小时核酸证明，是一步一步升级的。每次升级都似乎有一个短期的理由，但是升级以后就不退回去了，并且也没有取消的条件和日期。例如5月份因当时阳性病例多了几例，当局就因此提高措施等级，要求72小时核酸，但自此之后就持续如此，没有取消之意。在10月时由于某个非疫情目的又增加了进小区也要查核酸的措施，到现在这非疫情目的已经过时，却没有取消的迹象。诚然，最近国务院防控机制鲜见地作了点调整，但与步步进逼相比，步子小得可怜。这种步步进逼被某些官员称为“压力测试”，是要测试对公民的权利可以侵犯到什么程度吗？

当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起“健康码”体系后，上述违宪违法行为变得更加容易和隐蔽。对防疫数据库的侵入，对数据的非法使用或篡改，没有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致使一些地方官员任意侵入防疫数据库，修改其中的参数，将非防疫目的强加其中，甚至用来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局外人却无法知道。如最早听说滥用健康码的事情是给将要到本地出庭的律师赋红码，直接破坏法律的正当程序；再则是郑州当局为了阻止乡镇银行储户合法维权而将它们赋红码；最近看到的是十一前后北京当局将许多出京人士的健康宝弹窗，而他们根本没有到过中高风险地区。陶斯亮被弹窗就是一例（陶斯亮，2022）。前两天又是到上海采访进博会的官媒记者被集体弹窗（安德烈，2022）。健康码弹窗或赋红码操作使滥权者的侵权手段达到了“理想境界”：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限制特定个人或人群的人身自由，而且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不会被追责。但这却会摧毁健康宝的公信力，使其不再有资格充当防疫的工具。

核酸及其背后的网络给国人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是肉体的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精神的。一个人在观念上如果每天都要受到一种不愉快的持续刺激，他或她的心灵很难安宁。现在除了做核酸，每个人每天至少受到四次核酸的侵扰，久而久之，这会在大脑中形成固定的神经元群，在这时核酸已经不具其表面上的含义，而从各种角度有不同意味：愚蠢，病态，谄媚，滥权，禁闭，侵害甚至死亡。无论人们的专业有多么不同，他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干扰。人们不能排除干扰，静下心来沉浸于他们的精神探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验。我原来在修改文章初稿时，经常可以全身心沉浸于阅读之中，忘掉眼前的烦恼。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了。如果只是我这个个人的情形还不值得担忧，但这种情况会使整个国族的精神受到伤害，不可预料的荒诞措施和恐惧的普遍性，使人们不可能心无旁骛，灵感频现，带来惊喜的理论创新和艺术创造。长此以往，这个国族不仅缺少昂扬的精神气质，而且文化沉闷思想僵滞，她的成员能感到自豪吗？

参考文献：

安德烈，“大批央媒记者上海采访进博会遭弹窗求助中宣部”，《网上电台》，2022年11月7日。

盛洪，“用唐山打人事件比拟滥权的性质”，《盛洪教授》，2022年7月11日。

陶斯亮，“弹窗”，《凤凰网资讯 》：“社会”， 2022年11月5 日。

　　　　2022年11月12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