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般度族与俱卢族大战的第一天晚上，猛光问奎师纳，既然这是正法之战，为什么还会首战失利？奎师纳回答说，正法之战也是战争；战争就难免有胜负。这是著名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在电视剧中的一个场景。猛光是木柱王之子，而奎师纳则是毗湿奴的化身，又称黑天，也叫薄伽梵。在印度教中，毗湿奴是最高的神之一，其他两个是大梵天和湿婆。所以在这里奎师纳几乎就是正法，而正法相当于中国人说的天道。关于这部印度史诗，我以前曾有过部分阅读。我在约三十年前买过一本《薄珈梵歌》，这是《摩诃婆罗多》中的一部分，讲的是在大战即将爆发之际，阿周那看到敌方阵营中有不少亲友心有不忍，向奎师纳提出很多疑问。由于这一段涉及了印度教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所以被人们节选出来单行出版。但这给人以错觉，以为这是一本鼓吹战争的书。后来又看过一本《摩诃婆罗多》的简写本，主要叙述战争部分，给我的印象是乱打一气。
好在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是2005年《摩诃婆罗多》全书译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共有六卷之多。这是季羡林和金克木及其弟子们，赵国华和黄宝生等数十年辛勤努力的结果，也是译介轴心时代经典的重大文化事件。它的出版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为我国社会展现了世界多元文化重要一元的巨大空间。对于人类来说，天道或正法只有一个，但在不同地域和人群中，依正法规则展开的，是不同的历史故事；正如遵循同样围棋规则的不同棋局不可能重复一样。因而，在印度上古发生的事情，不同于中国，不同于巴比伦和亚述，不同于埃及和以色列，也不同于希腊和罗马。从人类具体博弈的角度看，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不足以展现和穷尽在正法规则下所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从而不同地域或人群中发生的故事，就不可能完全重复和相似。因而《摩诃婆罗多》向我们讲述的故事，超出了我们熟悉的范围，提出了我们的历史所没提出的问题，也用颇为不同的理论和行为来解释和解决。
另一件事就是2013年印度拍出最新的《摩诃婆罗多》系列电视剧，长达267集。这便于不看上古经典的人在休闲时了解这部史诗的丰富内容。一边看电视剧，一边对照重要情节翻看原书，真是一个巨大的享受。这是历史，又极具戏剧性，剧情曲折，常有出人意料之情节发展，却并非做作，合乎人性的逻辑；剧中人常陷入道德困境，辗转反侧，徘徊纠结，又常有高人来解。虽我不熟悉印度影视明星，却觉得这里一定是大腕云集，正反面人物都很精彩。般度五子作为中心人物自不必说，其中尤以阿周那气度不凡；他们共同的妻子，剧中最核心的女性，黑公主德罗波蒂行止优雅，端庄亮丽；还有恒河之子毗湿摩，持斧罗摩，银发飘飘，英武神逸；持国王虽追求正法、但心怀私念，左右彷徨，心神不定，表演奇绝；难敌作为“最坏”的角色，也是坏得生动自然；他的舅舅沙恭尼有着高水平的狡猾邪恶，他往往能够机敏地抓住对方的弱点。当然，奎师纳是印度人一贯的偶像，一个风度翩翩，超凡脱俗的美男。
我在这里将会交替引用这两个版本的《摩诃婆罗多》。这意味着，我认为电视剧也是一个版本，也是另一个译本，而且相当达雅。作为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显然包含了大量的上古史实。它表现为诗，是因为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们往往将历史编成诗歌加以记录和传承。因为诗歌遵循特定格律，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也便于口口相传，代代传诵。因而史诗的形式告诉我们，它一定是上古的真实记录。但历史不可能被完全记录，在今天也不可能，更何况上古时期。许多没有记录或无法解释的部分，就用神话、咒语或预言替代。如某个妇女被某个天神赐予一个孩子，可能就是野合的结果，只不过在当时并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后来的编修者根据后世的道德规范编出神话加以掩盖。我们不要对这些神话部分太过介意，而根据我们对文明的基本理解，其中的大量故事，包括对传统和规则的描述，都是合乎逻辑的，但形式与其它文明略有不同。这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
从戏剧角度看，这是一出真正的悲剧，是希腊悲剧所不能比拟的。说的是俱卢王国两兄弟，持国和般度的后代，他们彼此是堂兄弟，他们的长辈都希望他们和睦相处，永远亲密无间。但持国百子和般度五子一步一步地走向对立和仇恨，最后到了不得不打一场血腥残酷战争的地步。而每一步都是心灵的挣扎，都是那样的不得已。般度五子甚至一度以到森林中苦修和放弃权争来避免冲突。而从具体人物来看，除了般度五子，在俱卢朝中还有一身正气、一言九鼎的元老毗湿摩和精通正法的宰相维杜罗；即使是有点偏心的国王持国，也还要在表面上遵循正法。他曾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难敌继承王位，劝般度长子坚战主动放弃王储之位，否则他将痛苦不堪。但阿周那问他，印度有一个传统，国王每年春天要替百姓烧荒，为此伤害自然中的一些生灵，则要以到地狱受苦一段时间抵罪；他是又想作国王又不想下地狱吗？持国听到此话后立刻决定立坚战为王储。但随着故事的展开，每一次看似化解冲突的努力又成了进一步的伤害。
真正的悲剧，就是穷尽了所有避免悲剧的手段，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灾难和毁灭。在《摩诃婆罗多》中，交战双方都在事先知道了战争的结果。黑公主是借助于奎师纳能预见未来的能力，知道自己的五个儿子和阿周那的另一个儿子激昂都会死，活下来的只有般度五子。而持国和他的王后甘陀利也请仙人占卜到持国百子都会死。但是即使双方都知道这样的结局，知道自己一方要付出沉重代价，但仍没有改变事情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战前般度五子与持国百子派代表进行了和谈，但最后以难敌不接受分给般度五子五个村庄的条件，而没有达成和平。而黑公主一直不能接受失去所有儿子的后果，长时间下不了决心要进行一场战争以洗刷耻辱和在王国恢复正法。但最后她明白，非法行为不仅造成已有的伤害，还会因欲壑难填而不断漫延，无法以回避来阻止；她贵为王后尚且受辱，一般妇女的尊严怎么能有保证？不仅是她个体受到了侵害，而且是整个正法受到了破坏。难敌之所以仍然选择战争，是他不能容忍般度五子的生存，并且认为他有赢得战争的实力。
他为什么相信他能打羸？让我们回到本文一开始引述的那段对话。为什么奎师纳说，“正法之战也是战争”？这是在说，坚持正法的一方也可能失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坚持正法的一方不是“得道多助”吗？但坚持正法的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正法的骄傲”。什么是正法的骄傲？就是坚持正法之人，不屑于、不愿意利用违背正法的方式来获得优势，或者避免伤亡。这在具体情境中或战争中有什么不好呢？相对于不守正法之人，坚守正法的人的策略空间就会较小。试问在一场博弈中，策略空间大的人不是更有优势吗？在历史中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没有道德底线的军队战胜有道德底线的军队。尽管正法最终会胜利，但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在局部、在某一段时间，非法的一方会胜利。他们的胜利不仅因为坚守正法的一方有着“正法的骄傲”，而且因为非法的一方有意识地利用这一正法的骄傲。
例如持国的长子难敌多次加害般度五子，如给般度第二子怖军下毒，设计火烧紫胶宫，妄图烧死般度五子，但这些罪行都没有受到般度五子和朝廷重臣的追究。如果按照正法，难敌早就会失去继承王位的资格。但当难敌和沙恭尼下圈套让坚战参加赌博，坚战明知他在掷骰子方面没有优势，却认为服从长辈持国的命令是符合正法的，一直赌到把黑公主也输了。更糟糕的是，当坚战把般度五子和他们的妻子黑公主输了以后，就沦为奴隶或奴婢。在这时他们对赌博输赢的看法与难敌和沙恭尼就有很大不同。这决定于他们内心对正法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内在道德规范，而没有外在的明确表达，以致会有很不同的标准。在坚战看来，只有通过公正战争获得的国土、财富或奴隶才是合法的拥有，但难敌和沙恭尼却认为，赌博获得的也是符合正法的。对待奴隶，坚战认为可以给他自由，如在俘虏了信度王胜车后，在他愿意为奴的情况下免去他劫持黑公主的死罪，但坚战放他自由（第二卷，第496页）。但到了难敌这里，就认为奴隶或奴婢可以任意打骂、污辱甚至杀死。
这样，《摩诃婆罗多》中最大的罪恶开始了。难敌为了泄愤，命令剥去黑公主德罗波蒂的衣裙。在她的五个丈夫和国王、王子和百官面前剥去一个女子的衣服不啻一种最极端的污辱。但般度五子因已输掉自身为奴，若遵循赌博规则和坚守誓言，就没有理由阻止，而朝堂上的重臣毗湿摩和维杜罗也因找不出难敌一方违规的地方，以及他们对待黑公主的作法超出了对女奴最极端的惩罚，而闭口不言。在满堂坚持正法的人面前，非法之徒作了天人共愤的事情。虽然《摩诃婆罗多》在这里用神迹把罪恶掩盖了一部分，说他们剥掉黑公主的一层衣服后，黑公主身上又会出现一层衣服，而所有其他人的衣服却被剥掉，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一种从道德角度的隐喻，即真正羞耻的是那些拥有暴力优势、用邪恶的眼睛看着弱女子被欺侮的人。实际上很可能，这个罪恶实施了。它依赖的不仅是作恶者的强力，而且是自认为坚持正法的人的“正法的骄傲”。
在《摩诃婆罗多》中，“正法的骄傲”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将遵守誓言当作坚守正法。一种是在正式规则范围内选择更为宽容和仁慈的标准来实施。前者以毗湿摩和坚战为最。“言必信，行必果”显然是跨文明的美德，但总有其上限。这就是当遵守誓言与更高的价值，如对人的生命、尊严和财产的保护，与基本宪则和法的公正相冲突时，再遵守誓言就可能是违背正法了。但在上古印度，对遵守誓言的强调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并且遵守誓言带来的伤害越是严重，遵守誓言者越是骄傲。这也许是坚战即使在黑公主受辱时也不破誓的原因。在《摩诃婆罗多》中，奎师纳对这种“正法的骄傲”提出了批评。对于黑公主的受辱，他既批评了毗湿摩，也批评了坚战。正是当时两个方面坚持正法的人都受制于对誓言的遵守，才共同将黑公主送上了受辱的境地。而黑公主受辱成了不打一仗就不能雪洗的奇耻大辱。也就是说，正是因为貌似坚守正法的人拘泥于遵守誓言，才导致了后来几乎毁灭整个俱卢族的血腥战争。
后一种“正法的骄傲”是过度宽容。仔细对比一下般度五子与持国百子，或其代表人物坚战和难敌的行为，就会发现，他们在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和对对方的道德要求上是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对称的。般度五子对自己的道德约束要高于持国百子。当他们在正式规则下取得胜利后，不会利用这种胜利穷尽利益，尽可能地伤害失败方。而持国百子就可能会。因而，当双方在正式规则定出输赢后，般度五子就可能获得较小利益或受到更大伤害，而持国百子则可能获得更大利益或较小伤害。这会影响到双方的实力对比和优势变换。例如在最后的大战中，毗湿摩的正式身份是俱卢族象城的军队主帅，般度五子因他是他们的伯祖父而不忍心与之作战，因而在几天的时间里，毗湿摩消灭了般度族的大部分军队。最后只剩下两支了。般度族即将全军覆没。在面临失败的极端情形下，奎师纳激励般度五子与毗湿摩作战，但他们仍不能全力与他拼杀。这时出现了女变男身的束发，因一个前世的誓言以及想寻求解脱，毗湿摩放下武器，在束发向他射了第一箭后，般度五子才一齐向他射箭，将他杀死。但正如奎师纳所说，束发的出现只是提供了他们杀死毗湿摩的借口。
阿周那
这种“正法的骄傲”还可以表现为说真话者与说谎话者之间出现信息不对称。这对前者是明显不利的。例如坚战不肯说假话，即使在要求隐藏一年的期间内，也不能用一个假名字。幸好聪明的黑公主给了他一个夫妻间的爱称，他才认为不违背正法。在最后与德罗纳的对决中，奎师纳让坚战告诉德罗纳他的儿子马嘶已经战死了，坚战又是不肯，但怖军打死了一只名叫“马嘶”的大象，坚战才肯说“马嘶死了”。而在难敌一方，他们先是诱骗般度五子及其母亲到紫胶宫居住，伺机烧死他们；后又欺骗坚战举行“友好的掷骰子赌博”，而实际上是要把般度五子及其妻子全部变为奴隶。坚战在有人质疑的情况下还要接受到紫胶宫居住的要求，在明知赌博是恶习的情况下仍然接受赌博的邀请，就显得更为不对称。其结果，都带来了当时的失败。般度一家从紫胶宫大火中死里逃生；在输掉黑公主并受辱后，般度五子和黑公主到森林中苦修十二年、隐藏一年，都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失败。这就是“正法的骄傲”带来的失败。
“正法的骄傲”还会带来时机选择上的不对称。在最后的般度族和俱卢族的大战中，双方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不能打仗。如果在休战时袭击对方，显然会获得攻其不备的优势。有一次阿周那因儿子激昂被设计杀死，愤怒地夜闯敌营，目的只是泄愤，但最后被坚战以“不能违背正法”而制止了。但难敌一方两次夜袭般度族营地，第二次杀死了黑公主的五个儿子。这在世界历史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例如1884年中法舰队的马尾之战。7月14日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福建马尾军港，清朝官员不知其真实意图，命令中国舰队“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也斩”，“彼若不动，我亦不发”。法国舰队停泊月余，侦察好地形，并选择有利的潮汐时机偷袭中国舰队。更长期地看，“正法的骄傲”也会带来战略性的失败，尽管从历史角度看仍是“暂时的”。如中日甲午海战。后来的分析都说，日本人是在舰队实力超过中国的舰队后，才开始谋划和实施这一海战的。问题是，在中国舰队的实力比日本舰队强的时候，为什么不主动消灭日本舰队呢？
在《摩诃婆罗多》中，那些行非法之人，难敌和沙恭尼都对“正法的骄傲”有清楚的认识和充分利用的意图。沙恭尼之所以相信坚战会进入他的圈套，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坚战的“正法的骄傲”的判断。正因如此，他的阴谋每每成功。在那场导致极大罪恶的掷骰子比赛之前，坚战说“和赌徒们一起用骗术进行赌博是一种罪恶”，“即使不欺诈，赌徒们的行为也不值得尊敬。”沙恭尼用激将之词说“如果你感到害怕，就退出赌博吧。”结果坚战说，“受到挑战，我不会退缩，这是我立下的誓言。”难敌提出让沙恭尼代他掷骰子，因为沙恭尼是此中高手，胜率会高出很多。坚战明白对他“似乎不公平”，但又表示“既然你要这样赌，也就这样赌吧。”（第一卷，第600页）又如在大战爆发之前，沙恭尼在谈判制定战争规则时，提出女人不能上战场，坚战没有理由不同意，结果就巧妙地将束发——毗湿摩的克星排除在外。当有人质疑沙恭尼制定的计谋有违正法时，沙恭尼说，等我利用这个计谋打赢了，我会重新定义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非法。虽然真正的正法不可能被某个人歪曲，但在一定时间内，却能起到迷惑人们的作用。
黑公主
用这样的视角看待人类历史，我们似乎多了一个维度。人们总是抱怨他们多灾多难，怀疑上帝不够仁慈，质问为什么要让坏人横行。如果考虑到“正法的骄傲”，以及“坏人”对这一正法骄傲的利用，就会发现这会增强违背正法者的力量，拓宽他们的战略空间，采取更为“灵活”和无底线的手段，在与行正法者的战争中获胜。奎师纳说的“正法战争也是战争”，正法的骄傲更会使正法战争失败。因而，人类的历史表现为违背正法者经常占据优势并且统治，就不那么奇怪了。有一次奎师纳对阿周那说，正法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人们把它搭成，又会被海水冲蚀并垮塌，人们又要重新把城堡垒起，再次被海水冲垮，如此反复。这个比喻真是非常生动和贴切。人类历尽艰难而形成的文明，往往包含了约束人们行为的正法，但如果在有人违背正法，却可能获得某种优势。这就是所谓“文明悖论”。在民族之间，这表现为蛮族对文明民族的征服；在国家之内，这表现为阴谋家僭夺权力。他们都利用了文明规则对遵循正法者的约束，和他们违背正法所带来的优势。
那么，怎样解决“正法的骄傲”这个问题呢？人类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从《摩诃婆罗多》的故事来看，教训是可以总结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固执于誓言。这是坚战、毗湿摩、维杜罗、德罗纳和珈尔纳共同犯的错误。他们似乎都没有看到，有比誓言更高的正法。正如奎师纳所说，正法是一棵大树，誓言只是它的枝叉，国家法令是它的枝干，而它的根是同情。如果为了枝叉而损伤树根，则是本末倒置。如果没有了同情，没有对伤害和侮辱的愤怒和反抗，誓言就不仅无用，甚至可能成为罪恶的帮凶。同样的话，奎师纳批评的毗湿摩、德罗纳和珈尔纳，他们最后都心悦诚服。因而这个问题也许会得到解决。再有一次掷骰事件，他们会表现不同吧。在其它文明，如中华文明中，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如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也。”守信很好，但不过是一个聪明的普通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去卫国路上受到公叔氏阻拦，在答应不去卫国后被放行；但刚过去就奔卫国而去。子贡质疑，孔子说“要盟也，神不听。”如果是城下之盟，神就不会怪罪违约。
而另一种“正法的骄傲”却不太好纠正，即对不法者的过度宽容。对此，奎师纳有着充分的认识，所以才亲自下凡人间，并披挂上阵，为阿周那充当车夫。车夫似乎是一个低等职业，但在印度教看来，车夫才是决定马车方向的人。正如维杜罗，那个精通正法的宰相所说，“人的身体是一辆车子，灵魂是车夫，感官是马匹”（第三卷，第169页）。所以奎师纳决定着般度五子最强者阿周那在哪里进攻，与谁战斗，从而深深地参与了这场战争。与般度五子相比，他似乎更“好战”。他坚定地认为必须有这么一场战争，而且必须胜利。在他认为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不惜亲自动手。当般度五子不忍心向毗湿摩下手时，他甚至要违背自己不参战的誓言。当他驾车把珈尔纳的战车引诱到荒野、使其车轮陷入泥沼，也是他催促阿周那违背战争规则杀死珈尔纳。在与毗湿摩、德罗纳和珈尔纳对阵时，奎师纳都亲自与他们交谈，促使他们放下武器。当般度五子怀疑他的建议是否符合正法时，奎师纳辩解说，这场战争的胜利是符合正法的。
奎师纳一直在向阿周那宣讲“行动瑜珈”，即只问行为对否，而不计较成败，但他这次为什么要战争的胜利呢？也许在于，正法的通行，要靠对不法的惩罚。但由于正法的骄傲，不法的行为却无法惩罚。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导致这导致战争的极端事件——黑公主受辱的出现，这场战争也许就是一个总清算。在《摩诃婆罗多》中，他就是正法的化身，也清楚知道“正法的骄傲”已经使正法无法实现，所以才亲自出场。这是否意味着，他认为人类已无可救药，所以不能任凭般度五子浪费胜利的机会？实际上，在《摩诃婆罗多》的结尾，似乎给出了答案。表面上，般度五子活了下来，阿周那儿子激昂的妻子生了一个继承人，最后继承了王位。但奎师纳明确地说，原来俱卢族和般度族的后代全被消灭干净。般度五子实际上分别靠正法之神阎摩，风神伐由，雷神因陀罗和双马童赐福而生，不是凡人般度的儿子；而激昂的遗腹子已被马嘶用梵天法宝杀死，奎师那靠神力起死回生的完全是另一个靠神力诞生的人。胜利者般度五子其实代表了新生的人类。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摩西五经》中的大洪水。《创世纪》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于是就用洪水消灭所有人类，除了诺亚。诺亚，这个耶和华眼中的义人，代表了人类的新生。这与大战后般度族的新生何其相似。这似乎说明，人类的自发行动不见得能够形成一个公正有效治理的社会。如果没有外力的矫正，人类社会可能会在自相残杀中灭亡。而所谓外力，实际上就是正法本身，或曰天道。不法的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外力惩罚，它纵容一部分人盘剥压榨另一部分人，又纵容前者镇压后者的反抗，因而必定制造出人群之间的仇恨，只待适当时机爆发。这似乎就是一个命定的结局。在《摩诃婆罗多》中，在黑公主受辱到大战爆发之间有着很长篇幅，都是在讲双方努力怎样避免战争。其中的《斡旋篇》就长达几百页。但战争还是爆发了。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不法行为越是猖獗和漫延，纠正它的战争越是惨烈，越有可能毁灭整个社会。
《摩诃婆罗多》大战之后，人类变好了吗？应该是。何以见得？就是《摩诃婆罗多》本身。这本至早出现于西元前四世纪的经典，就是人类这一惨痛教训的记述和总结。它清晰指出了“正法的骄傲”是要害问题，并通过奎师纳的言行来阐明什么是正法。因而《摩诃婆罗多》就是一个成为历史分水岭的经典，在其之后的印度文明就是一个使人类享受其社会的文明。而在《创世纪》中，耶和华在洪水过后对诺亚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诺亚及其后代就值得信任？因为有了《摩西五经》（《旧约》），据说它形成于西元前五世纪，而它记述的历史也应回溯上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诺亚的后代亚伯拉罕接续地与耶和华定约，他的后代摩西上西奈山面见耶和华，并得戒律称“摩西十戒”。西元前六至前三世纪，这正是人类的轴心时代。还有希腊的黄金时代和中国的春秋时期。出现了希腊哲学、戏剧和神话，出现了中华的经典，《尚书》，《易经》，《诗经》，《春秋》等，出现了孔子和老子。轴心时代后，人类真正进入的文明时代。
由此看来，轴心时代使人类在精神上脱胎换骨。其原因，也许就是对正法的骄傲的纠正。在《摩诃婆罗多》记述的大战前的情形中，尽管有人经常指出某某人的行为“不符合正法”，但没有惩罚不法的法律程序。在王族中，除了违法者本人接受惩罚，否则没有可能实现惩罚。更何况正法的骄傲经常会宽恕不法。而轴心时代的经典，包含了“要建立强制实施的法”的内容，并且侧重于否定性规定，即对不法的限制。如《摩西十戒》就是规定不能做什么，如不可杀人，不可贪恋他人之妻，如果违反了，惩罚是严厉的，当然也许会过于严厉。如摩西对崇拜金牛犊的人的惩罚，就是在证明《十戒》不是说着玩的。在传统中国，现实中的正法经常用“礼”来指称。违反正法就是“非礼”。在《礼记》中，礼经常用否定性表述，所谓“礼”，就是“不要非礼”。《礼记》之《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以往的解释不区分“威仪”和“礼仪”。在我看来，儒家强调自愿遵行的礼，但有时也不得不用“威仪”来惩罚那些严重非礼的人。
《摩诃婆罗多》告诉我们，如果不在日常的秩序中惩罚不法，还以此为傲，就不可避免地要打一场灭绝人类的战争。为了避免这种惨烈的结果，在平时就要硬下心来，收起正法的骄傲，对不法行为加以恰当惩罚。哈耶克后来提出的“正当行为规则”也许就是正法的现代表述，他同时说，正当行为规则全是否定性的。这是很到位和凝练的总结。而否定要有手段。也许，轴心时代创立的文明就是用否定性规则避免了因正法的骄傲而不可避免导致的正法的衰败。无论我们今天对轴心时代以后的历史有多么低的评价，回到当时的情境，轴心时代建立起来的秩序，终究使人类能够不借助于“外力”——在《摩诃婆罗多》中，这一“外力”化身为奎师纳——而有效治理自己了。“文明”开始了。
（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020年2月14日于五木书斋
原载《读书》2020年第4期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