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天道很简单，谬误很“复杂”（+按）｜盛洪

盛按：普京侵乌战争爆发已经一周年，战争的性质和必然结局更加清楚。战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和痛苦，乌克兰的反抗也使普京侵略军遭到重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者不仅遭到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谴责，而且在得到大量国际支援的乌克兰军队的打击下，丢盔弃甲，不得不从大量侵占的土地上后退。我在这篇约一年前写的文章中说，“作为文化上的和宪法文本上的中国人，也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普京的侵略战争。”（2023年2月24日）

盛按：据报道，乌克兰在九月份收复了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祝贺乌克兰军队，祝贺乌克兰人民！预祝乌克兰取得完全的胜利。我在半年前写道，普京“注定要失败。明智的人不会和他站在一起。”如果现在再与侵略者站在一起，那就不仅没有站在正义一边，而且没有站在胜利一边。（2022年9月15日）

天道很简单，谬误很“复杂”

——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谴责侵略？

盛 洪

前些日子看到在乌克兰的中国同胞抱怨，国内网络中有人对乌克兰发出污辱性的调侃，说要“收容”乌克兰女孩，被迅速翻译成乌克兰文，引起乌克兰民众的愤慨，迁怒于中国在乌克兰的侨民，使他们遭到辱骂，车辆被砸。我想，麻烦是这几个没有良知的人渣惹的，但在国内之所以会出现污辱乌克兰的言论，主要是国内人为控制的舆论环境，和官方媒体的偏袒性报道导致的。加上当局不肯谴责俄罗斯侵略，并公开为其辩护，说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原因“很复杂”；遂使有些人在其中窥探“上意”，发出极端言论。而当局在外交上的进退失据，外交表态上前后矛盾，根子在外交政策及其指导思想上，是缺少文明价值基础所致。

当美国等西方国家撤侨时，中国大使馆并没号召中国人撤离；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开始，中国大使馆竟建议中国人在车上贴上中国国旗。这一举动就是一个极为错误的信号，无异是说：欢迎俄军！可以这样理解吗？当然可以。难道贴上中国国旗是给乌克兰人看的吗？中国侨民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大多与当地人和睦相处，难道俄罗斯一入侵，他们就开始恨中国人了吗？显然不是。那就是给俄军看的。意思是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友邦的），请不要打我。这是假设一种情境，俄军已经攻入。其含义，一是希望俄军打进来，二是相信俄军能够打进来。“你可以向乌克兰人开枪，但要看清楚我的国旗，我不是乌克兰人。”这样的含义显然会激怒所在国民众。

这显然不是一个技术性错误，而是价值观问题。这就是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问题。它是正义的吗？它符合国际法吗？它符合人类的文明规则吗？普京总统在开战前夕曾发表演讲，列举他入侵乌克兰的种种理由，包括乌克兰本是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列宁犯了历史性错误，将其设为一个共和国；乌克兰本身存在的不民主和腐败问题；北约东扩带来对俄罗斯的威胁，乌克兰政治被西方国家操纵，等等。把问题说得很复杂。然而，他说的这所有理由，都是牵强之词，不能得出要用战争解决的结论来。

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中“吾言”即“天道”。意思是说，天道很简单，很好理解，也很容易实行；但世间人们却似乎不能理解，也不能实行。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们看不到天道从长期来看为人类整体带来好处，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以看似“复杂”的“道理”证明自己为什么应该偏离天道；所以“莫能知，莫能行。”关于国家间的天道是什么呢？就是人类的基本文明规则。这个规则就两个要点。一是如康德所说，它是一个“普遍的法则”。意思是说，一个人愿意遵循的法则同时愿意被作为所有人的法则，这意味着这一法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并且是有好处的。一是非暴力原则。即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方式解决纠纷和冲突。

对于第一点，检验的方法就是，当某一规则被宣称，你是否愿意它也适用于你的身上？例如，普京总统在战前演说中说，由于列宁的错误，乌克兰被错误地建立为国家，所以要用战争纠正。在人类的历史中，国家的分分合合、国家间的边界经常是由战争等暴力手段决定的。历史上有很多不公之事，正如汉娜 ∙ 阿伦特所说，“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2011，第9页）今天的独立国家和国界是二战后和冷战后由国际协议决定的，如果我们今天要用战争解决历史问题，那人类就永无宁日。况且历史地看，俄罗斯欠别国的血债远多于别国欠它的。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帝国，今日的疆土大部分是武力夺取的，包括从中国夺取的领土。中国是否可以根据普京说的同样道理，为恢复中国昔日的疆土而发动一场对俄战争呢？显然，普京的逻辑通不过这一检验。

关于第二点，非暴力原则，就更是对普京逻辑的否定。乌克兰的问题自有乌克兰人民自己解决，更何况俄罗斯在“不民主”和“腐败”方面的问题比乌克兰更甚，普京还是先解决本国的问题吧，更不能因此而发动战争。非暴力原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类之间无论有多少冲突，也不应动用武力，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可以。一是反抗侵略；二是反抗奴役。其实这两点的前提都是对方先动用了武力。宣称为了某种高尚的或必需的目的而发动战争，其实是达不到好的目的的，因为“战争创造的坏人比杀死的坏人还多”。蒋庆先生说，“善的目的只能用善的手段来实现。”当宣称为了善的目的可以用恶的手段时，目的已经变了。更何况普京所追求的，也并不是善的目的，所以普京演讲中所列举的所有入侵乌克兰的理由，都通不过这一原则的检验。

上述文明规则的两个要点，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国际关系准则，而且可以检验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结构的性质。它是可以贯通国家和个人。一般而言，国际上的文明规则在国内表现为宪治原则，粗略地说，它包含市场经济，法治和表达自由原则，它们都是非暴力的，或者是在“可控制的暴力”之下。所谓“可控制的暴力”，是指政府是在民主和法治的约束下使用权力及其暴力资源，用于打击非法暴力和犯罪行为，而不用于偏离宪法和法律的目的。市场是平等人之间的自愿交易集合而成，法治是约束权力下的公正司法规则，而自由表达意味着不滥用公共暴力干预公民的表达。同样，如果在国内实现“普遍的法则”，则要消除国内一部分对其他人的压迫、剥夺和限制，这需要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同等保护，需要经济自由、表达自由和公正司法。偏离上述宪治原则的国家实际上与人民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而只要将这一状态向外延伸，就是对其它国家施加暴力，就是侵略战争。

从较长期的历史来看，沙皇俄国及其后继的苏联是一个在国内压迫、奴役和剥夺人民的国家，它实行的是违反基本文明规则的规则，人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言论受到监视和控制，没有公正的司法体系，因而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国家。将这种反文明的规则向外延伸，沙俄及苏联就是一个专门于军事的帝国，它用暴力征服和侵略周边国家，形成了它的领土，形成了它的某种优势。国际社会并非歧视俄国本身，而是对它的违反文明规则的行为进行谴责；同时鉴于它长期实行这种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行为，也形成了某种对俄国的习惯看法，即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帝国，对之保持警惕甚至敌意。普京入侵乌克兰的理由之一，就是想将乌克兰重新并入沙皇时的俄国版图，成为他直接统治的一部分。这种对沙皇俄国的怀念，是对其所奉行的压迫和侵略的反文明规则的怀念；他的统治就是一种缺少控制的暴力的统治；这就是贯通内外的反文明规则，更不能为世界所接受。

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离心和恐惧是在苏联时期已经形成了。在苏联时期，乌克兰是苏联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苏联对待乌克兰地区的作法并没有给它带来好处，却造成了几次大的灾难。如苏联强制实行集体化，严酷镇压乌克兰农民的反抗，仅1930年1月就镇压了1700次暴动和抗议；1930年有7.5万人被驱离到西伯利亚等偏远地区。由于农业集体化以及过度征粮，发生过多次饥荒，其中1932~34年大饥荒，饿死约400万人，约为乌克兰人口的1/8；2006年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认为这是苏联对乌克兰种族灭绝的阴谋（浦洛基，2019，第435~436页）。第二个灾难是在“大清洗”时期，乌克兰有27万人被捕，约13万人被处决；其中包括很多乌克兰的党政领导人（浦洛基，2019，第438页）。第三个灾难，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9万多人死亡，27万人致癌（《百度百科》）。在这些灾难后面，包含着苏联对乌克兰的歧视和恶意，类似于帝国对殖民地的压迫，也自然使大多数乌克兰人对苏联怀有仇恨，这种情感也会延续到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身上。

可能有人不同意“苏联对乌克兰有恶意”的说法，没有关系，即使是有善意也会导致对乌克兰以及苏联全体人民的伤害。因为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就是会带来对所有人伤害的制度，尽管可能在最初这种经济制度的创立者有点儿善意。最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制度违反了上面提到的非暴力规则。计划经济就是由计划当局制定生产和消费计划，因为这种计划必然与人们自愿交易的市场经济不同，就必须强制性地实行。如果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偏离计划的轨道，计划经济就会崩坍，所以为维护计划，就必须使用暴力。如果人们有经济自由，就会自发地进行生产和投资，这又与公有制相悖，所以维护公有制就要消灭私人产权。这表现为打击人们的自愿交易（它称为“投机倒把”），打击任何私人进行生产经营的企图；这些打击都利用了国家暴力。

如前述，如果政府偏离法治的约束，就是不当地使用暴力，使自己处于与民众为敌的战争状态。苏联时期就是如此，尤其是斯大林建立的恐怖统治，就是建立在滥用国家暴力压制民众，压制不同意见的基础上的。乌克兰与其它苏联共和国及其民众一样，深受其害。在今天，俄罗斯也不是一个其国家暴力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它的政治反对派领导人不时遭到暗杀、下毒或者监禁，尽管普京宣称他并不知情，但在他治下，政治反对派的不安全，仍使民主难以真正实行；普京打压非政府组织，2009年他关闭了9000多家非政府组织；他限制自由媒体，控制了全部全国电视网，取消了讽刺和讨论节目（李莹，2010）。而做到这一切的背后，是国家暴力。

由于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盘剥和不公，它对广大民众权利的剥夺，使它自然不能受到各共和国的向心拱卫，也使民众离心离德，一旦出现一个历史机遇，苏联的解体是很自然的。这不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阴谋所致，它完全败于自身的反文明性质。在苏联解体的几乎同时，华沙条约组织也宣布解散，这本是一个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军事组织。东欧国家长期被苏联纳入其经济政治体系中，在经济上受到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压抑，在政治上受到苏联操控，并且主权处于随时可能被苏联侵犯的状态下，苏联的坦克就曾经开进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既没有经济利益，也不安全。一旦出现机会，它们就会唯恐逃之不及，脱离华约组织。因而华约组织的解散也是苏联的反文明规则造成的，也并非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战略有多高明。

当然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中，美国的压力是起作用的。由于宪治原则，市场经济，法治与表达自由不仅是对每个公民都公平的“普遍的法则”，而且因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保护而导致效率的增进，经济的发展和创新的勃发。与之相反，计划经济，司法不公和压制言论的做法只会降低效率，压抑增长，并遏制创新。因而在经济实力上，苏联远落后于美国及西方国家，而这又是一国军事实力的基础。在另一方面，由于压制表达自由，妨碍学术讨论，在苏联内部缺乏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源泉，而军事技术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创新。苏联只能借助于与西方科学界的交流或间谍活动获得科技创新的资源，但这种获得技术的方法会使苏联至少落后一拍，从而在军事技术的竞争中，苏联也落到下风。继承了苏联的俄罗斯仍然继承了苏联某些特质，如对表达自由的压制，同时它的扩张行为增强了西方的戒备之心，也警惕俄罗斯利用自己的技术，对之进行技术封锁，因而俄罗斯在军事技术上仍是一个二流国家。

至于普京指责的北约东扩，从大的战略上看，是俄罗斯自己造成的。一方面，其国内奉行的反文明规则，会被认为会向外延伸，所有受到它控制或影响的国家都会受到伤害，看看普京支持的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独裁政权就知道了。况且对苏联的痛苦记忆，使这些东欧国家或前苏联国家不愿再回到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它们又恐惧俄罗斯作为一个军事帝国的威胁，向西方靠拢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明智选择。它们一来不会因加入北约而使主权受到伤害，二是相信北约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并不是在西方国家的威逼利诱下、而是自愿的申请加入北约的。它们为什么不主动向俄罗斯靠拢呢？这是俄罗斯自己的失败，它不检讨自己有什么问题，而说这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阴谋，甚至不惜以杀戮乌克兰人民为代价，来阻止北约的东扩，岂不是把问题的原因搞反了吗？这更会使周边国家感到威胁，强化它们加入北约的意愿。

当然，美国等国家的宪治制度并不能保证它们在国际上不犯错误，否则世界永久和平就有希望了。普京总统指责美国和北约对伊拉克的入侵，对塞尔维亚的轰炸，这本身是有道理的，但不能为他入侵乌克兰辩护。如果他认为这些入侵是错的，他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是错的；如果他认为自己入侵乌克兰是对的，他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和北约是对的。但就是不能用别人的错误证明自己正确。并且还有一个区别，使得普京的侵略与美国、北约的侵略不同。前面说过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是他在国内政治原则的延伸，是将在国内使用的暴力用到了国外；而美国和北约在国际上的侵略或轰炸，是违背了它们在国内的宪治原则的。两者在国际上犯错误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原因是一样的，都是违反了非暴力原则。民主原则的核心原理是进行一项公共决策要经利害相关者的同意。我曾建议，美国若要为推翻独裁者萨达姆出兵伊拉克，在伊拉克人民不能投票的情况下，可请在海外的伊拉克人投票。而这场战争让伊拉克人民付出了60万条生命的代价。

历史地看，一国之内的宪治体系是人类长期探索，付出大量的血的代价才发现的制度结构。人类文明进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类的暴力死亡率从15%降到4%以下（莫里斯，2015, 第481页）；宪治制度进一步解决了用和平的方式化解人与人的冲突的问题。如果将这种宪治体系所包含的规则推向国际，就可以解决世界永久和平问题。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在于国家间在规模、实力等方面并不相仿，无法像在一个社会内部一样，在人之间的冲突中难分胜负，只能在长期磨合中形成均衡，最后形成权利体系。况且在军事技术方面，技术的突破经常会打破已有的均衡。因而一个世界宪治体系很难形成。即使那些宪治国家，也会在没有一个有效的世界政府，没有成熟的国际宪治机制的情况下，违反国际的文明规则。于是出现上述美国或北约侵略的情况。

然而，尽管美国等宪治国家在国际上不受约束，以其军事优势经常做出违反国际文明规则的事情，但由于国内遵守文明规则，遵循法治和表达自由，究竟还是受些约束。自由媒体经常站在国家视角的对立面，揭露对外战争的丑恶和损失，如《纽约时报》披露美国防部关于越战的秘密报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揭露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这都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战浪潮，也会使民众的反战意愿影响到议会对战争的态度；它容许少数反对派的声音，如2002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奥巴马发表了当时唯一一个反战演讲，几年以后他当选了美国总统。因而，虽然美国等国家会犯些对外战争的错误，但错误最终还是能够被纠正。而没有宪治规则的国家则可能缺少这种制衡机制，会使战争变得更为残酷，更无法停止，无法纠错，直到带来巨大伤亡，直到侵略国家被彻底打败，如二战时的日本、德国。因而，我们在中立地谴责俄罗斯、美国或北约的侵略行为时，也要看到，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更不能容忍。

俄罗斯以自己的战争行为证明了乌克兰等邻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变成入侵的现实，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并不是北约东扩的阴谋，而是面对俄罗斯威胁、增强本国安全的理性之举。而普京所说的“北约威胁”倒像是一个借口，非要用“实现的威胁”到乌克兰土地上去消除。国与国之间是接壤的，如果邻国在国内部署防御力量就说是“威胁”，显然是太霸道了。这样的说法，如果俄罗斯用到中国身上，行吗？在普京的借口背后，是新的称霸计划——新欧亚主义，一个类似于“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霸权的妄想，这使人联想起沙皇俄国的血腥扩张，联想起日本军队对中国人的野蛮屠杀。他想把反文明规则推广到世界范围。而“开疆拓土”，又是古代君王提高声望和巩固权力的惯用伎俩，也是普京巩固和延长其权力的黩武手段。

然而，反文明规则不仅野蛮，而且低效。只要普京坚持这种反文明规则，他就从根本上——从价值观开始就失败了。反文明规则，用暴力奴役和侵犯他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引起广泛的敌意，从而既没有道德感召力，也没有政治凝聚力，所以毫不奇怪，他的侵略战争在国内就遭到俄罗斯民众的普遍反对——147个城市爆发反战示威（National Public Radio,2022），在联合国大会上遭到绝大多数国家——141个国家的谴责，他在政治上空前孤立，他的力量就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同时，由于他压制表达自由而使俄罗斯缺少创新机制，在军事技术上远逊美国等西方国家，他的军队武器落后不止一代，在美国等国支持乌克兰先进武器的情况下，也无法在战场上取胜。尽管普京本人聪敏过人，能在战术上出奇制胜，却无法弥补战略上的重大缺陷，他注定要失败。明智的人不会和他站在一起。

上述文明规则，不是指西方世界独有的规则，从西方世界还没有解决世界永久和平问题的角度看，这是超越西方现有规则的文明规则，是普适的。因而，也是中华文明遵循的规则。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外国侵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中尝尽被欺凌的痛苦。而俄罗斯这个特定对象又是近代欺凌侵略中国最甚的一个。当我们看到有人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欢呼时，就像看到日本侵华时有人为之欢呼一样，会被深深刺痛；如果这样的人是一个中国人，就会让人有“认贼作父”之感。套用文明规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愿意被侵略的中国显然应该谴责一切侵略。无论侵略者是谁，侵略是一样的。作为历史的中国人，理应谴责所有的侵略战争。而在外交上左右徘徊，态度暧昧，不符合中国历史决定的对侵略战争的憎恨和厌恶。

更何况，中华文明是一个有着悠久天下主义传统的文明。《易经》中有“天下文明”之说。“天下”与“文明”不可分割。即天下不仅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还是一个有文明规则的世界。只有当出现了仁义道德的文化价值，世界才开始成为“天下”。正如顾炎武的名句所表明的那样，要区分“亡国”和“亡天下”。亡国只是“易姓改号”；而“亡天下”则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如果没有文明规则，世界只是一个蛮荒之地，已经不是人类社会。而在现有大陆中国的宪法文本中，也写入了“市场经济”，“法院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的原则，虽然远没有实现，却至少在文本上与文明规则相吻合。宪法与文化传统共同构成贯通国内外的文明规则。因而从宪法文本出发，从天下主义的价值出发，作为文化上的和宪法文本上的中国人，也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普京的侵略战争。

参考文献

National Public Radio, “Russia arrests nearly 5,000 anti-war protesters this weekend”, March 7, 2022

《百度百科》，“切尔诺贝利事故”，由“科普中国”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 审核。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11。

李莹，“普京治下的‘帝国’与媒体关系探析”，硕士论文，2010。

莫里斯，《战争》（电子书），中信出版社，2015。

浦洛基，《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电子书），中信出版集团，2019。

2022年3月10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