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我在说这番话时，我在怀柔的美丽庭院还没有被非法摧毁。这说明我说这番话不是只为了我自己的权利，也说明我捍卫我的住宅权，也同其他一切捍卫权利的人一样，不仅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利，还是在捍卫所有人的权利。所以任何一个其他人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我都非常感激他或她，因为我知道，他或她同时为我的权利做了努力。
保卫自己的房子
——在第592次双周学术论坛上的评论
盛洪
非常感谢郭教授的演讲。我提两点印象深刻的地方，第一是“无私产无人权”，第二是“要行动起来”。这两点可以作为口号和基本原则。无私产无人权，是有哲学道理的。洛克说，上帝创造人，就要让人活下去，就必须得占有一部分资源，用来养活这个人的资源。这种小的产权是基本的人权。而中共过去也经常强调，说的“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生存要有基本的资源，你要占有一部分资源，以维持你的生命。包括你的房子，房子就是一个人的命。为什么很多人要用生命捍卫自己的房子？这种例子很多。这特别重要。无私产，无人权；你要保护人权，必须要保护私产。
第二是行动非常重要。这样一种观念，好像在中国慢慢兴起。刚才郭教授讲的不行动就不是人，我觉得特别对。人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不动的话，就没有人的关系，没有人的关系，就没有法，法就是人与人之间互动形成的，法的实施也是要靠人的行动。过去中国人为什么不行动？我觉得近代以来有非常强的国家主义观念，就是“国家管一切，国家把你安排好了，你不需要行动。”到现在为止，一出了什么事，民众、舆论甚至知识精英都说“国家为什么不管”，这是惯出来的。你的权利、你的利益，需要你自己站出来捍卫。没有一个国家说你不动，这个权利就到你手里了，从来没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你不动，宪法不会自动掉你脑袋上，权利不会主动还给你，所以要动，这个动非常重要。大家动，就好一些，这个动不仅是你当下获得了什么，而是通过你的小小的案例，推动整个社会。
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有那种动？我特别反对“革命”的说法，好象革命完了就会有最完美的宪法，并且得到完全的实施。从来不是。所有的社会前进都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动，我这个动是捍卫我的权利，同时也在确立一个原则，产权的原则。不可能是要么是100%的实行，要么是0%的实行。要通过具体人的行动，从10%到20%、30%。绝对不是教科书式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动非常重要。不少中国人现在确实没有走出国家主义的思维，要么就是抱怨生在中国倒霉，要么说美国多好。美国那个社会是动的结果，美国人争气，他们流了很多血。所有人都要动，动就有好结果，但动就会有牺牲，尤其是领袖人物。如果没有人动，就不配有权利和自由。我觉得这两点非常重要。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郭老师说“现在的法律为什么可以依凭”？我们确实要看到改革开放以后的立法的发展过程，我最近因为一些原因也在读一些法律，发现这些法律基本上是好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权利的。《八二宪法》有一个背景，就是文革之后对这场灾难痛定思痛，对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和反省，它不是凭空的文字游戏，包含了很多血和泪，它有非常多好的原则。
在八二宪法笼罩下的立法活动，基本上是好的，当然有很多缺陷。虽然我批判大陆法系的毛病，但是不能不承认，这些法条是大致正确的，可以依据的。为什么这些法律比官员拿的政策文件要好？它们确实有我们法学家的贡献，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有非常好的基本原则，还是要肯定，不然我们连这种法律都没有。
再有一点，什么是最有效力的规则？刚才陈教授也说了，最高的原则不是这些法律，而是自然法，我说就是天道，那是最高的正义。而那个天道恰恰不是从庙堂上产生的，而是在民间产生的。最初的自发秩序来源于民间，是老百姓互动形成的习俗，被知识精英所吸纳和提炼，形成了成文法。这是与现有的观念倒过来的，中国也要将这样的观念颠倒过来。到底谁更有法律资源，谁更有自然法的支撑？不是官员，是老百姓，就在老百姓的常识里。人们之间的同意比那些法条更重要。如果男女俩人同意要结婚，而法条说跟他们结婚不行，要换一个人，这就是纯粹瞎扯。同意高于法律；合约高于任何制定法，老百姓的常识高于任何制定法，老百姓的习俗高于任何制定法。现在“法”的概念都混淆了，法是天道的意思，而它经常被和法律混淆，这完全是两回事。我们近代引进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不是指“法律的精神”，应该说是“天道精神”。但以前全搞错了。有些政府官员也在说“法”，但他说的是法律。一听到“法”你就矮一截了，不对，他说的是“法律”。你比他高，因为你比他接近天道，接近自然法。
这两年中国还不错，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的常识、习俗和情感，逐渐被承认了。如前些日子的于欢案。一开始济南公安局还发贴说，“法律是法律，情感是情感”，似乎法条比情感要高。但后来从于欢案改判来看，法庭还是承认情感的份量，承认母亲被污辱所激起的反抗的合理性。这是要颠倒过来。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的资源，才更有底气。
再有一点，是要重视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只是局限于现在，是被教育出来的。在传统中国，唐宋的一个政府，一个皇帝根本不敢侵犯产权。也许大家觉得很可笑，皇帝有权力，可以胡作非为，其实不是的。传统中国的人对古老习惯的看法与现在不同，他们是敬畏的，把它看成是天道。古老习惯不是任何人有了权力就可以违反的。举几个例子。在汉代皇亲国戚强买民田就是大罪。为什么强买是大罪？因为一定不是按照公平价格买的。所以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故事，叫作“张良强买民田以自污”，是说张良怕刘邦怀疑他，所以就强买民田，好让刘邦认为他胸无大志，他贪财，也有缺点，也就没有野心了。
宋代是更尊重私人产权的社会。据说宋仁宗想扩展他的皇城，然后就跟周边老百姓谈，老百姓不同意，多少钱都不换，他就没扩成。据说有一天宋仁宗在皇城里听到丝竹之声，就问这是哪儿的声音？宫人回答说这是老百姓在娱乐，接着说“你看老百姓那么乐，皇宫里却这么冷清”，宋仁宗说“就是因为我的冷清，才有了老百姓的乐。”
再举一个民国的故事。孙中山去世了，国民党治丧委员会说要搞一个很好的墓，看中了一座山上的石头。但这座山是属于范家的。范仲淹的后代说这是我们私家的山，你们不能开采石头，结果又换了另一座山采石。中国尊重私产的思想源远流长。我们要运用外国的例子，也要应用自己本国的例子。从来都是这样的，只是1949年以后才变成现在这样。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8年3月9日，双周学术论坛，郭于华教授讲“居住的政治：维权行动与私人生活空间的公共转化”。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