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现代是从传统中长出来的｜盛洪

现代是从传统中长出来的

——在第573期双周学术论坛上的评论

盛洪

非常感谢赵士林教授刚才一番有关儒家的讨论。我非常佩服赵教授，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虽然我现在也在读儒家文献，但是恐怕赶不上赵教授。通过赵教授对儒家的批判，感到了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都肯定儒家那些正面价值。其实我们看到的历史、读到的文献、看到的事实很类似，不同在于我们的角度，在于我们怎么看，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想强调的是不同的角度。比如像赵教授一开始谈到现代和传统的关系，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认为要现代化就要摒弃传统，否定传统。这种看法是比较生硬的，这种看法越来越被现代的知识界所否定。其实现代就是从传统中长出来的，从来没有一个和传统完全无关或者完全颠覆的现代。这种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的看法是我们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错误，尤其是像哈耶克所批评的唯理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错误。

这种错误实际上是从欧洲大陆过来的。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英国的宪政民主的结果，认为很好，然后就认为这样一套制度应该拿到欧洲大陆来。他们的缺陷是，没有看到这个制度是怎么从英国传统中长出来的。我们其实可以写一本书，或写若干本书来证明，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从英国过去的传统中长出来的，从来不是对传统的否定。我简单点几点。

第一，普通法是从亨利二世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而且当时是在英国某些知识分子，如格兰维尔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是在王权底下发展出来的体系。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个英国的司法传统，他们认为普通法之所以好，因为是从英国古老的习惯和传统中提炼出来的，而并不割断跟传统的关系。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就是爱德华·柯克。他强调传统，最后强调“普通法至上”的观念。今天的“司法独立”原则，“司法审查权”概念，和这个“普通法至上”观念是非常相关的。柯克是在伊丽沙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人，那时也是王权时期。

例子很多，不能说太多了，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说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犯了错误，中国到欧洲大陆去学习的知识分子也就跟着犯错误。他们只看到了结果，而没看到过程；而又希望只要结果，不要过程。所以就要否定传统，一下子现代化。

大家知道，欧陆的革命，包括后来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是极为惨烈的，甚至有很多问题。现在这些革命基本上在西方在知识分子中是被否定的。所以我们要去反省这种观点，即一旦谈现代化的时候就要否定传统，这是很错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刚才赵老师说儒家根本没戏，尽管它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也承认儒家有缺点，但我觉得否定某一文化传统时要非常慎重，因为我只能说很难去判断。因为事实上轴心时代出现的这些比较成功的文明，都是人类形成的文明，由于是人为的文明，它们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在各个文明历史中都是有的。要提它们负面的东西，所有文明全都要被否定掉，很简单。所以我们似乎不能这么看问题。比如包括所谓“跟专制合作”，你要放眼看一下那些古代王国，都有其所谓的宗教基础。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做过古代王国的宗教基础。这不是一个儒家的问题。并且都不是一个错误，甚至是有利人类文明发展的。

第三，我们怎么评价一个文明呢？它有各个方面。比如“儒”这个概念，“儒”字在中国有很多含义。一是指“儒家传统”，要通过儒家经典去理解；对一个文明要从轴心时代文明的概念中去理解，从文明经典去理解。一是泛指读书人为“儒”。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你要把它们分清。你用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行为去否定“儒家传统”，显然是混淆了两者。你说“这是一个儒者，你看他多么卑躬屈膝，多么趋炎附势”，来否定儒家经典，是不对称的。你说孔子，然后说公孙弘，用公孙弘的行为否定孔子；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官僚，他们俩是不对称的。我们讲的儒是儒家文明经典所体现的主张，然后就是文明的圣人、大师，他们的学问和人品。所以我们看文明首先要看文明经典。历史上有很多好人物，有很多坏人物，各个文明都有。凡是人为的文明都会有的，但是我们要判断还是要从经典来判断，不然的话就没法去判断了。

第四，涉及到对儒家的全面判断，刚才赵教授说儒家为什么根儿上就不好，原因是儒家把伦理、宗教和政治放在一起了。其实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所谓的伦理，就是习俗中所包含的道德价值。我刚才讲了普通法，普通法就是这么来的。大家以为后来的法律比伦理更高，不是的，“法”在它最褒义的层面实际上是天道的意思，LAW在西方不是现代的“法律”含义，而是最高的正义。而这个天道或最高正义应该是最高的东西，就是人们想象的最理想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当然了谁都达不到，人怎么能达到呢？人们只有通过对的习俗的观察和判断，才能近似地理解。所以伦理是现实中的法的源泉。

习俗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经过多次重复博弈，形成的人类之间均衡的规则，人们可以从习俗中发现，其中包含的伦理原则最后可能会被提炼成某些文字性的描述，可能进入到法律体系。为什么有法律体系呢？并不是法律的价值比伦理要高，是因为现实中有时需要强制性地实施规则，而狭义的法律是强制性执行的规则，其规则的源头是从伦理来的。

再谈宗教。一说宗教就是迷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经常犯的错误。宗教说得比较严格一点，就是有一个全能的神。为什么这个全能的神对人类有意义呢？是因为人类理性有限。全能神的存在让你反思你自己的理性有限，所以在近代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说上帝死了，然后人的理性变得无限，而事实上它有限；才犯了最大错误，因为上面没有一个神笼罩着它、约束着它。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一套世俗的宪政民主的政治框架，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错的。因为你仔细看一看，西方宪政民主的政治框架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的，为什么呢？就是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有限的凡人，你才能去约束他们，这是一种宗教上的震慑。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是做不到自己约束自己的，所以宗教才存在。儒家也有这种宗教性作用。我觉得这一点也要去思考，宗教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坏东西，在政治结构中是否有意义。

第五，是对儒家传统的传承的判断，我觉得赵教授虽然经典读得很多，但是可能还是忽略了后期的一些人。你讲到原始儒家，讲到孔孟，讲到董仲舒，而你对宋明基本是否定的，这好象不对。我们基本认为宋明这些大师们还是基本复活了原始儒家的基本精神，这是我们的判断。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你可以看看他们那些主张，绝对是天道在上，要约束君权等等。他们的高度你没强调。宋明已经是到了近代，出现这些人，这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并不是说到了孔子以后逐渐就衰落了。宋明儒家的重新崛起，我觉得还是把他们的位置放得稍微高一点。

最后，我要说我们对近代儒家人物的一些看法，刚刚讲到了梁漱溟。我觉得不仅我们并不把梁漱溟放得很高，而且还要说近代以来，其实我们知识分子犯了一个错误，从总体上否定儒家以后的恶果，就是刚才赵教授非常肯定儒家谏议精神、抗争精神，以“致君尧舜”“正君心”为己任，“士志于道”这种精神被丢弃掉了。

近代以来，还不是五四以后，实际上是在1949年以后对儒家的否定，恰恰否定了儒家最精华的部分，所以才有毛泽东这样的人。在宋代，你根本不可想象会出现毛泽东这样的人。很简单，因为宋明的制度就是约束君权的制度，这是很简单的。皇帝一写个诏书，那就是要送到中书省的中书合人去拟诏，如果他认为不对就要驳回。这叫“封驳”。现在谁封驳啊，更没有人会说谁封毛泽东吧。

其实这是儒家在古代政治结构中的巨大贡献，尤其到宋代达到一个巅峰。近代大家都说皇权专制不好，儒家是专制的帮凶，把儒家的东西全否定了。有多少人援引比如说唐代、宋代的故事来约束现代的专权呢？只有一个毛泽东自己说，“你们要学海瑞”，有的人真学海瑞了，一下子就把他打倒了。共产党就没有一个人敢公然地去说“批评领导人是天经地义的”这句话。如果在宋代，我给皇帝提出谏议，被贬谪了，大家都会认为很光荣。

主讲人赵士林：文革的巅峰把好的全都抛弃了，坏的全都继承了，一直这个样子。

盛洪：所以我说恰恰这是否定儒家的结果。我觉得儒家的主流是好的东西，坏的不是儒家的主流；从孔孟来看，坏东西怎么能是儒家的主流呢？这个很重要。

最后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想干什么？说中国的东西全是垃圾，或者说即使有好东西，总体上不行，我们把它抛弃掉，这有什么意义吗？这恰恰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现代是从传统中长出来的，你不珍视传统一点一滴的改进，挖掘那种观念上的闪光，你不可能有未来！就像我刚才举的柯克例子，要知道在《大宪章》里头，勉强有两条够得上现代的宪政原则，但有一个限定，只是给那些贵族们的权利。但柯克怎么说？他把“贵族”改成了“全体人民”。什么意思？这就是知识分子对待传统的正确态度，把传统中哪么一点好的东西也放放大，为今所用。

其实，传统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好的东西。我的态度是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看那好东西。甚至有人评价柯克，说这个人都到了扭曲古今的程度了，“你把古代说得那么好，其实古代没那么好。”他的用意也不在古代，也不在为古代证明，只想从传统发现好东西，把它提炼出来发扬光大。那么柯克做的这个努力有没有用呢？绝对有用！形成后来的英国的宪政传统，宪政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是从英国传统中演化出来的，从亨利二世那会儿就开始了，虽然那会儿还是很薄弱。

所以，从这又可以回应那个问题，知识分子要不要跟政府合作。这对英国人，对格兰维尔和柯克不是问题。我觉得政府有两个含义，第一是一个公共机构，任何社会都需要，什么时候都需要。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形式能够形成政府，那就是这样一个政府。

第二，政府中具体的人。当有些人说，比如古代士大夫说“忠君”的时候，你是说他是在忠于这个具体的皇帝，还是忠于这样一个公共职位？这是有区别的。所以你不能说他假如在政府工作，他就是阿谀奉承，他就是要为专制服务。现在在政府中工作的人在做什么呢？都一样的，你为什么不批评他呢？这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也不能往前否定这种态度，这跟你现在是一样的，你说你现在怎么做吧。你现在的做法还是这样，我说一句比较现实的话，我们还要继续给政府提一些正确的意见，而不是拿起枪杆子推翻政府，这可能是最现实的。

再说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没有资格批评古人，说句实话。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至少是没有资格批评宋代和明代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人有错误，你敢站出来吗？宋代的士大夫、明代的士大夫，明代那些士大夫是杀头也敢站出来的，明代那些士大夫更厉害。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很惭愧。数数我们现在自1949年以后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别说梁漱溟，他还是这些人里的佼佼者。所以我说我在事实认定上跟赵教授没有区别，我只是态度上跟你有区别。

我就说这些。谢谢！

2017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