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诚意】哈耶克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盛洪

盛按:在分三期发了“哈耶克与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讲课视频以后,再发这个整理出来的文字版,供朋友们参考。(2022年9月2日)

哈耶克与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

——在《西学经典》导师见面会上的演讲

盛洪

谢谢兴元。这样的题目,“哈耶克与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在我们这个西学经典品读班讲呢,我在这里讲的不是比较。有两种讲法,一种中国跟西方的比较,还有一种是中国作为西方的原因,中国跟西方的互动,我在讲中国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时候,不是比较。既然它是西方一个原因,必然在西学经典品读班里,也是可以讲的。

首先要大致回顾一下哈耶克与经济自由主义传统,我读哈耶克是很多年以前,《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宪章》。既然请我讲,我回顾了一下,我回头看了我的几篇文章,温习了一下。我们描述经济自由主义,有一个表层的理解,一是市场,二是小政府,三是经济自由,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表层主张,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要对表层主张进行深入思考,要知道它的基本逻辑是什么。逻辑的基础是基本概念。一是“个人主义”。大家都知道,哈耶克强调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经济分析。因为一个一个的个人是判断成本和收益的基本单位,不是家庭,也不是集体,这叫做个人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个人主义还强调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主体性”。对一个人的成本和收益的判断,只有这个人自己才能判断,别人是不能判断的,这叫主体性。我认为高更的一幅画判断值多少钱,这是我自己的判断,别人是无法进入我的内心替我判断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人对成本和收益的判断,别人是不能替他判断的,只能由他自己来判断,这叫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告诉大家,如果对某种东西有些判断的话,一个人的成本或效用的判断只能从他的表达中看出来,不能从别人的表达中看出来。这可以用于对计划经济的批判。因为计划经济是替别人计划,它有一个假定,别人对某些物品或者效用的判断,他是能知道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基本的批评。实际上这个人的判断只能通过他的表达,他的表达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来表达,这是最真实的,最真切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能够反映这个人对某个商品的效用或者成本的判断。

二是“自由”。哈耶克讲的,在社会来讲叫最小强制的状态;对于任何个人来讲,自由就是非强制。这样一种状态,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我可以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来说明。自由首先是要有自我意识,你和别人是有区分的,这和个人主义相关,因为你是个人,你跟别人是有区分的。一个小孩刚生下来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逐渐长大以后,他突然会说“我”,这时候他就有自我,在说之前,他把自己看成是父母的一部分。奥古斯丁的讲法里面,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眼睛发亮,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这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很重要,说明亚当和夏娃有了自我意识。第二,吃了禁果,有智慧了,他能判断了,他能判断做一件事好还是不好,他就有了自治能力,也就是享有自由权利的条件。

三是要承担后果,自由不意味着只做正确的决定,也可能会做错误的决定,这是没关系的。做错误决定的结果是要承担错误决定的后果,这个前提是你必须是自治的,有自我意识的,有一定智慧的。奥古斯丁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一块石头滚下来砸伤了你,这个山是没有罪的;但是你拿一块石头砸坏了别人,你是有罪的,因为你是有自治能力的,有自由意志的人。

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限理性”。哈耶克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有限理性。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宇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的经济体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个复杂系统,不是一个简单系统。而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某些成功,只是在简单系统中获得了某些成功,人类就自大起来,自以为可以用理性把握和理解,甚至能够设计出复杂的系统,如社会系统。哈耶克强调,其实人类的理性是不能理解复杂系统的,理性不及,大家要注意这个重要的概念。他的通篇立论很重要的是反对唯理主义,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

再有就是分散决策的、具体情境的交易。人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为单位去判断成本和收益,他们是自由的,可以自由的互动,自由的签订合约,他们的理性是有限,只能根据有限理性进行判断,他们行为的结果,一般来讲就是分散决策的众多交易。这个社会有许多民众,这些民众他们来自己做决定,跟别人去做交易。但是这个交易都是分散决策的。比如说我们买计算机,你知道在中国有多少地方现在在进行着计算机的买卖?这是不知道的,是分散的,他们的交易是具体情境的,一个交易只有当你进入到交易过程中才能理解它,在这之外是不理解的,也不知道价值是多少,只有进入具体交易过程中才知道,所以这是具体情境的交易,必然是具体的交易。结果是什么?信息是特质的,在中关村买个电脑和在上海买个电脑,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个理论是用来批判计划当局的。计划当局想做一些加总的计划,是从根本上不可能的,认识论上不可能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构成了基本逻辑。基本逻辑是什么?在这社会中有众多的人,他们有自由的意志,他们以自己的利益为依据进行着互动的交易,通过这种交易形成了某种社会的结构,也形成了某种秩序,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干预这个秩序,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力量去干预秩序,而这个秩序就是最好的秩序,这个秩序叫自发的,扩展的秩序,这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反过来讲,任何对自发的、扩展的秩序的强制性干预,都是错的。

所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内核,归结为自发的、扩展的秩序。

经济学有很多其他的流派,比如说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但我们讲经济学的主流传统,还是经济自由主义传统,要从法国重农学派说起。虽然有关谁创始了经济学还有争议,如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这对我们不重要。应该说,重农学派更早。重农学派的法文本意就是自然秩序哲学,Physiocracy,有两个希腊文的词根,Physio是自然的意思,cracy是治理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自然秩序哲学。这个词就说明问题。这是经济学的发端,就是正宗的经济学传统。自然秩序哲学跟后面哈耶克讲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就是一回事。

魁奈说,“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斯密讲“自然形成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我们说经济学的传统就是自然秩序哲学,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这是经济学的正根,魁奈、斯密就是根。

下面这句话,“社会运动是自发的而不是人为的,一切社会活动所显示的追求快乐的愿望,不知不觉地使理想国家的形式得到实现。”自然秩序哲学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它坚信,我们遵从自然秩序,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是一种坚信。

还有一点,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决策的时候,很简单的决定就是什么都不做,让自然去发挥作用,它的结果会比我们不懂什么,硬做一件事的结果要好。大家要牢记这样一个主流经济学,正统经济学的传统。

下面我讲一讲这样一个传统跟中国的关系。在十六七世纪有很多欧洲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他一边传教一边去了解和阅读中国文化的文献,他们把这些文献通过书信或者其他方式传回欧洲,对欧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有关的介绍,包括欧洲有一个中国热的时期。这里我介绍一本书,《中国:欧洲的楷模》,作者是马弗里克,讨论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欧洲经济自由主义起源的影响。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到中译本,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在图书馆发现的,我把它复印下来了,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值得翻译成中文。讲的是欧洲传教士的文献对魁奈的影响。有以下几个具体的事实。

麦勒布兰奇,一个到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于1706年发表了《基督教哲学家与中国哲学家的对话》,“魁奈作为一个青年人,是麦勒布兰奇的忠实读者”。

杜哈尔迪,尽管他没有去过中国,但他通过第二手资料编辑了传教士的书信。 一是法国人接受的有关中国的一般知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一是他的著作是鲁斯洛•德•苏尔热的著作的主要的直接的来源。

“第三批有关中国的书信是西尔霍特的书信,他与魁奈和米拉比很熟识。”

西尔霍特写到,“中国哲学家的书对于我们学习自然法是很有帮助的,它能使我们看到,自然本身会自动发挥作用,只要我们听从她的劝告。”

我们专门讲讲魁奈。他被称之为“西方孔子”、“欧洲孔子”。他有这样的声誉,说明他当时阅读了大量中国的文献,通过自己的表述,把来自中国的思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表述,而且影响非常大,所以他被称之为“西方孔子”,这是对魁奈的形容。

他有一本书非常重要,叫《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刚才说了,有一个叫苏热尔的人对魁奈有影响。这本书发表于1767年,前七章抄袭苏热尔的书,现在这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事情,当时没有人去说,某种意义上来说,知识产权是很晚才有的制度,在那个时候,不仅法律不追究,道德上也没有太多的谴责。前七章是对中国制度的描述,中国当时社会的描述。

第八章是对比中国的治理和对经济学基本原则的表述,是比较关键的,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前面七章可以不看,看第八章就够了,基本是对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表述,这是经济学的正根,几乎跟现在的表述一样。

其中有一些对中国人的讨论,如“根据中国注疏家的解释,天是统辖苍穹的灵魂,他们又把苍穹看作是大自然的物主最为完美无瑕的杰作。苍穹的外貌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使人们看到自然秩序的美妙和卓绝;在那里,造物主的不变法则得到最为清晰的显示。但是这些法则不应被看成仅仅适用于宇宙万物的某一部分,因为它们是适用于宇宙万物所有部分的普遍法则。”

魁奈还说,中华帝国“由于遵守自然法则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那个时代是中国的康乾盛世,为什么很多欧洲人很崇尚中国,包括魁奈,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这样的。也可以看出,他是深深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影响。

同时,儒家思想也对斯密产生了影响。有一本书叫《经济学说史》,里面记载了,斯密与魁奈、杜阁等人经常会晤,斯密经常去巴黎跟他们讨论问题。斯密是苏格兰人,当时苏格兰跟英格兰的关系还不如跟法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早期,人们认为欧洲大陆才是文明的源泉,英伦三岛是蛮荒之地,苏格兰人经常直接从欧洲大陆汲取文化资源,斯密经常去法国。

马弗里克说,1763年和1764年,大卫 · 休谟和亚当 · 斯密曾在巴黎或凡尔赛拜访过魁奈,间接地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思想资源。他也讲到,很多中国的文献直接影响到了斯密。马弗里克说,“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可能会影响到诸如史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像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

在经济学发端时期,中国的儒家思想直接对这些创始人产生了影响。影响有多大?还是有一个判断。马弗里克做了一个判断,我比较认同。马弗里克:“自然秩序是魁奈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断言自然秩序的概念是新近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因为自从伊壁鸠鲁及其信徒的时代即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在西方就有过有关社会基础框架的讨论。但是在十六、七世纪,欧洲对自然秩序的思考又有了新的原动力。对这一话题的重新讨论也许应归因于几个原因:宗教改革,走向自然神论和不可知论的运动,当然还有来自中国的报告,连同她的理性主义的儒家哲学。”

我非常认同这种评论,这种自然秩序哲学有它的欧洲源泉,这里谈到了。有一点我稍微说一下。自然神论,是欧洲的哲人们,他们同时受到两种亚文化的影响,一个就是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一个是希腊传统的影响。大家应该注意这样一点,中国人一般比较低估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大家只认为他们是希腊文明的传人,其实不仅仅是。我刚才讲的奥古斯丁,他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神学的大师,但是他用的是希腊哲学的方法,奥古斯丁更多的借鉴了柏拉图,力图把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自然神论是这两种亚文化互动的结果。后来在基督教的内部产生了自然神论,但是也有人不承认它是基督教的一支,无所谓,自然神论融合了基督教的思想资源和希腊哲学的思想资源。

自然神论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上帝的。这个上帝在创造世界的头几天就把基本规则定下来了,然后规定奖惩的规则,然后就去睡觉了。还有一种上帝,启示论的上帝,这个上帝当他创造完世界以后,不回去休息,继续工作,今天看看这个人违反了什么,明天去干预一下。自然神论认为上帝不需要做这些事,只要有基本规则和奖惩制度就够了,这是自然神论后来在英国,在欧洲发展起来的重要背景。

当然,正如马弗里克所说,自然秩序哲学的形成也有来自中国的报告的影响。我们的一个判断,就是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学,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不是唯一的影响。它有中国的源泉,也有欧洲的源泉。中国的资源其实还是有重大影响的。

我们回头继续讲中国的自然秩序哲学。我刚才讲了一下中国的儒家思想对经济学起源的影响,回头就要想,中国的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呢?相信大家都比较奇怪,其实我在很多年以前也比较奇怪,这个不赖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受到的教育有极大的偏颇,就是中国的去儒家化过程造成的。

先讲《论语》。有这样一句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什么意思呢?孔子说,我什么都不想说了。这帮弟子吓坏了,老师,您什么都不想说了,您让我们学什么,记什么呢,我们做什么笔记呢?孔子说了,天说什么话了?天没有说话,但是四季照样转换,万物照样生长,天没说话!

这个意思很简单。为什么孔子不想说什么了呢?因为自然秩序摆在那儿,你说它也在运转;你不说,它也在那儿运转。语言表达是有限的,一旦你说了,就不能完美的表达它。这是很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很多故事,如老子过青谷关,守关的官说,你是大学问家,得留一点字,老子不想留,他说你要是不写点字,我不让你过去,老子不得已写了五千字,是《道德经》。还有一个例子,据说阿奎那后来把自己写的书烧了。作为真正理解天道的人,他认为自己无法也无需表达天道,但是学生不干,他认为你不说,自己没办法学东西。孔子说,天没有说话,自然是没有说话的,但是自然是照样运转的。这是儒家自然秩序哲学非常经典的表述。

再看一句话。有人问孔子我们怎么去从政,政府做什么事比较好呢,孔子说了一句话,“惠而不费”。弟子又问,“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意思就是,老百姓要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让他们去追逐吧,这就是“惠而不费”。我给老百姓好处,但是又不花什么成本,没必要去干预。老百姓想追逐利益,你就让他追逐好了,他们就获得了利益,还会使社会繁荣,你也省了成本。跟斯密讲得很接近。

再有就是轻徭薄赋。其实这个就是小政府。让老百姓的徭役少一点,赋税低一点,这样政府就小一点了。这个也是儒家一贯的传统。孟子有一句话“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有一个地方方圆百里,但是可以称王,为什么呢?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你施了仁政于民,又省了刑罚,又薄了税敛,很低的税负,老百姓就会四方归往。“百里可王”有很多含义。一个社会的核心是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并不是这个国家的土地有多大,大小并不是特别重要。

另外,孟子强调一个最佳的税率。有一个人,白圭问他,“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就是老百姓挣二十块钱给政府一块钱,5%的税率,孟子就说了,“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来生产陶器,够不够用呢?不够用。孟子又说了“夫貉,五谷不生…”,貉就是夷狄,不需要这么多公共物品,所以二十取一是可以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要有人伦,要有君子,要有国的架构,如果按照二十取一,恐怕就低了。最后一句话是比较重要的,“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么是“尧舜之道”?当时认为是1/10的税率。轻于10%的税率,就是夷狄;“桀”是暴君的意思,如果重于10%的税率,就是暴君,暴政。

儒家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与民争利”。有一个记载的故事,春秋时有一个人叫公仪休,他在鲁国当宰相后,看到家里种的菜就拔掉,看到妻子织布就把织布机烧掉,认为有政府薪水以后就不应再在市场上与老百姓竞争。这个故事还形成了一个成语,即“拔葵去织”。不与民争利也是儒家在经济方面一贯的主张。

其实道家思想也对欧洲有很多的影响,我没有找到直接的文献,所以就不能直接说了。我这里举几个例子,都是《道德经》里的。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我们知道,《道德经》经常是以执政者的角度去说话的,我们就能明白,“无为而无不为”,第一个“无为”指的是统治者、社会治理者、政治家无为,他不要去干预自然秩序,不要去妨碍老百姓的行为,不要妨碍老百姓的有为,这个时候的结果就是“无不为”。因为你不去干预老百姓的有为,老百姓就很有为。“侯王若能守之”,就是一个统治者,一个社会治理者,你要能自己守住自己,不要去乱作为,“万物将自化”,老百姓,刚才讲了,他们就可以自由的互动,形成契约,形成合同,进行交易,形成市场,这个结果是我们不能想象的。这个万物可以是自然界的万物,也可以是社会的万物。反过来讲,要是有为的话,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甚至都不可能有万物。

顺便说一句,自由主义还有一种审美价值,自由主义因为大家自由的、分散的去互动,形成的结果,是多样化的,是万紫千红的,是值得欣赏的,甚至它所产生的结果是我们无法预料、不能预期的好,无法预料不能预期的美,想象不到的,也要强调这一点。

再有一句话,“我无为,而民自化;我为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百姓会自己在互动中形成某种规范,老百姓会寻求正道。奥古斯丁好象也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自由意志会导致人们寻求善的行为。自由意志也可以做坏的事,为什么会寻求善的生活呢?因为老百姓之间会互动,你做恶的行为,会被老百姓之间的互动行为所纠正。你今天去欺骗一个人,明天去抢劫一个人,不是没有反应的,最后的反应会对你产生约束。

再有一句话,“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意思就是政府没有什么作为,没有什么英雄,也没有什么伟人,也没什么干预,但是老百姓民风淳朴,老百姓之间很和谐。如果这个政府的人好像很聪明,今天一个决定,明天一个决定,今天发起一个工程,明天搞一个什么计划,老百姓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见得会有民风淳朴,他们在行为上受到干预,他们的行为也会扭曲,因为政府的干预下,必须有对政府的博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使老百姓在道德上都丧失了基本的准则,就“其民缺缺”了。

儒家经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影响,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这几十年对中国历史是真正的抹黑,中国的历史是一片黑暗的,很多中国人没有文化自豪感,认为我们没有光荣的历史,其实不是的,中国历史非常灿烂,只是这几十年黑暗了一些。一般正常的情况是什么呢?低税负,小政府的社会,大家可以看很多文献,我推荐一本书,赵冈和陈仲毅的一本书,叫《中国经济制度史》,他们认为中国两千年来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

我们看一下实例,文景之治的时候,三十税一,就是3.3%的税率,当时叫田赋,即农田交的税。贞观之治的时候,四十税一,2.5%的税率。这里要说明一下,孟子当时讲轻于尧舜之道,大貉小貉,这些都轻于10%的税率了,那不成了蛮夷了吗?大家要知道,孟子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讲的,那时候国家的规模比较小。到了汉以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大国,有国防的规模经济性,保卫边疆的平均成本就会低,所以税率也就可以低。这与孟子的论断没有什么冲突。

清末是多少呢?不说清初,任何一个朝代的末期税负可能会上来的,我看到一个研究资料,大概是2-4%,秦代大概是30%。1959年到1962年为什么有大饥荒?因为田赋率高达50%。不说了。

有一个学者叫麦迪森,他是还原历史上GDP的,他有一个结论,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比重的33%,现在美国大概是28%,不到30%。当时中国的人均GDP可能稍微低一些,因为人口比重更大。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当时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这个就不说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历史上还有很多故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故事,一个是汉代,汉武帝时期曾经搞过盐铁专营,据说是为了打匈奴,后来到了汉武帝晚年,发了一个“轮台罪已诏”,说以后不再轻易穷兵黩武了,打匈奴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后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军费,原来的盐铁专营作为一个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其实就是国家垄断,有一系列的弊端。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批评,当时有人提议,要搞一个大辩论,后来由霍光支持,搞一个盐铁会议,有一本书叫《盐铁论》,这本书就是会议记录,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会议记录,包括表情都有记录。其中的贤良文学就是代表儒家经济自由主义,对坚持国家垄断的御史大夫进行批判。后来徐复观有一个评论,他说“儒家承认工商的正常功用(“通郁滞”,“备器械”)”, “贤良文学此处真正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及在朝廷直接经营下与官府勾接的工商业者。” 就是反对国家垄断,反对官商勾结,但是主张的是民间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这场辩论非常精彩,这样的辩论在现在中国都不可能。所以我由衷地对大汉有一种神往。这场辩论以后,盐铁专营部分得到了纠正,这是一个例子。《盐铁论》有很多精彩的话,我这里不可能列举了,我只举一段,“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什么意思?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是不应该计较财富的多少,你不是追逐利益的商人,你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当然这句话是针对盐铁专营而言的。“诸侯不言利害”,就是地方政府也不要计较商业利益,你还是要提供地方的公共物品。官员也不应该计较商业得失,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强调尊重市场,尊重人们的经济自由,小政府,一方面,这个小政府本身不是设立用来追逐利润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还有一个争论是在宋朝,新旧党之争,新党是王安石,旧党是司马光这些人,苏东坡也是批判了王安石的。王安石就是主张干预主义,背景跟汉代很类似,新旧党有很大的辩论,旧党站在儒家正统的一边。儒家有一个流派,浙东学派,主要是在浙江东部,代表人物有陈亮,叶适等人。他们的主张,可以看一下陈亮的话“功到成处,便是有德”,陈亮跟朱熹是有争论的,他们有一点点不同,亚当.斯密也是这个意思,“看不见的手”,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最后导致社会的繁荣。但亚当. 斯密跟陈亮还是不一样的,亚当. 斯密还有《道德情操论》,跟《国富论》还是两本书,不完全是陈亮的意思,但是在“看不见的手”方面是一致的。

朱熹与陈亮有微妙的区别。他有这么一段话,“固是得道义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义而功利不至者”。这句话其实更严谨。在大多数情况下,有道义也会有利益,但是也有些时候,有道义不见得有利益,这句话现在看来非常正确,因为有市场失灵。在市场有效的时候,我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导致社会的繁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有市场失灵的时候就未必了,现代经济学都能证明这一点,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必须采取非市场的手段来补救,或者是政府,或者是道德。

这里就讲到了义的概念,义不完全对应于利,绝大多数情况下利益之间互相冲突的均衡就是义,但有些时候未必,所以必须超越利。墨子是完全对应了,他说“义者,利也”。但是儒家却说,有些时候还不一样。《大学》有一句话,“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什么意思呢?国就是国家,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就跟前面说的一样,政府不应该追逐商业利益,不要以商业利益为自己的最大利益。第一个“利”是指商业利益,第二个“利“是指国家的最大利益。“以义为利”,以义为自己的最大利益,以提供正义,以提供公共物品为最大利益,作为国家,作为政府,就不该追求商业利益,一旦追求,就会出现问题。

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反对国有企业的原因,国有企业就是矛盾的事情,因为“企业”就是要追求利润的,但是“国有企业”,“国”是不应该追求商业利润的,国有企业就是一个矛盾体,一旦说国有企业是合法的,其实它对这个社会就有深深的损害。一是使得我们的政府去追求商业利益,和政府本身的定位完全相反,你不是在追求义,不是在提供公共物品。二是一旦有了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提供公共物品,因为当国有企业跟其他企业有冲突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怎么能够公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最后回到现代,既然儒家传统对经济学的创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也会产生重要作用?如果反过来经济自由主义又传到中国,就会有一种文化回归的现象。所以,我现在稍微介绍一下中国现代的儒家自由主义。

这个人叫周德伟。大家有人可能去过台北的紫藤庐,就是他的旧宅。不知道大家上二楼没有?我也没上。但是有一副对联,在二楼,下次再去一定到二楼看一下。“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据说这一副对联是批判两个人的,特别符合儒家自由主义的精神。一个是批判胡适。上联是说,胡适好象是在启蒙民众,其实民众不需要你启蒙,他们有自发的秩序,他们遵循自己的判断,当然在法治的环境下进行自由的交易,自能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后一句是批判蒋介石的,你搞了那么多工业,搞了那么多事情,其中有多少事情是好事情呢?国民党有很多干预主义的思想,有很多干预主义的做法,到了台湾以后,据说是二二八起义以后,蒋介石才有所醒悟,他做了很多干预自然秩序的事情。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批判,当然我们说胡适也好,蒋介石也好,对历史还是有一定贡献的,只是从儒家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有一定需要批判的地方。

周德伟是什么人呢?他是五四时期在北大读书的学生,他是哈耶克的学生,他是亲耳聆听哈耶克教诲的人,他是得到哈耶克真传的人,但是他不看《新青年》。我们受的教育,《新青年》是启蒙的杂志,他是反对《新青年》的,反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这帮人的,他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师从哈耶克,从来没觉得儒家思想跟哈耶克这套思想有什么冲突。但是他也有补充,自发秩序的社会也要有道德,这个补充也不是很新的补充,因为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里其实是有道德的,大家知道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都强调了。

可以把当时的自由主义分成两类,一类是激进的自由主义,像《新青年》,一类是保守的自由主义,周德伟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也叫儒家自由主义。为什么是保守呢?保守就是保守传统,传统这个东西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大家知道哈耶克讲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这个结果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经过数代人的互动形成的某种规范,而传统一定是自发秩序的结果,哈耶克很重视传统。

本来得出来的应该是尊重传统的结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启蒙时代,我认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的是欧陆哲学的影响,经常是比较不尊重传统。不像在英国,英国是一个尊重传统的社会,所以英国经验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他们都是尊重传统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看到,英国的历史演进也是不那么激进的。反过来讲,像周德伟,他认为激进就不是自由主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自由主义的观念可以激进的方式加之于某个社会,应是不那么激进地加之于某个社会,它不需要去打倒谁,比如“打倒孔家店”。既然是自由主义的,既然是自发的,互动的,不需要采取激烈形式。周德伟有很多跟当时看法不一样的看法。如反传统的就是非自由主义,反传统以后引进的那些激进思想那就是反自由主义。他可能还不认同激进自由主义。这个词我就不管了,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自由主义本身不必然表现为激进,甚至一定不是激进,是这样的概念。这个话题大了,近代中国,我们饱受激进主义之害,今天就不说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德伟,大家可以看看他的书。

其他人,还有陈焕章,他是大清进士,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还有余英时,他的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看。还有一个是侯家驹,《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我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感到很惊讶,当时第一眼看的时候认为,儒家竟然还有儒家自由经济思想吗?当然太无知了,因为我们接触的太少,建议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世界的文化传统,它的学说思潮是互动的。东西之间真正形成互动的东西,确实是在欧洲的十六七世纪,欧洲的一些传教士,把中国的思想传到了欧洲,实实在在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其中很重要的是它的经济学,而且这都是有纪录的。反过来讲,这种思想又从欧洲传了回来。而在这样的过程中,非常可悲的是,中国这样一个好的传统,在激进主义的氛围中,自己丢失了,我们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再重新发现它,这个重新发现也是激进主义走到了极端,因为这样的政治环境,我们长期封闭,才会隔这么长时间才重新发现。我们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和欧洲思想互动不太多的例子之一,我们应该珍视它,反省它,我们为什么走了这样的弯路。反过来讲,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前进的过程中,我不想说“现代化”,这个词可能有歧义,中国在不断的走向,想去形成一个更美好社会的时候,我们要用开放的心态,要去吸取全世界的思想资源,同时一定不要忘记中国本来就有很好的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值得我们挖掘,值得我们继承,而且,它和我们具有更强的亲和力,也有一种我们熟悉的审美标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

最后是一堆文献,我就不具体讲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这些文献,包括我原来的文章,大家也可以看,我就不说了,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答问:

问:

盛洪:这个问题我经常能听到,你提这个问题,首先是假设儒家不是理性主义的,其实儒家就是理性主义的,它是很讲道理的,它是有它的逻辑的,只不过它的逻辑跟西方的逻辑有一点点不同。你可以看看儒家的表述,比如说《论语》和《孟子》,他们在劝说别人的时候,都在讲道理。因为儒家在我们看来还是相对世俗的文化传统,他们在劝说别人的时候,不会像基督教一样。基督教说,上帝是这么说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儒家劝说别人的时候,一般是讲道理的。什么意思?就是“这样做对你有好处”,儒家一般都是这么说话,只不过这种好处不是当下的好处,可能是长远的好处。《孝经》里,劝告天子要关怀天下苍生,要遵从道德,“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为什么呢?能保证你的子孙万代仍然能祭祀这个家族。所谓的长远的,理性的,是跨越世代的,中国是家庭主义的社会,是家族制的,有崇拜祖先的传统。儒家在讲的时候,不讲神秘主义的东西,讲的就是理,所以就叫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无非就是成本和收益分析,我只是不给你讲当下的利益。而讲长远的利益,也就是长远的理性主义。

再比如说孟子跟梁惠王对话,说你要行仁政,梁惠王说我可行不了仁政,因为“寡人好货”,我喜欢商品,物质财富,孟子没有给他唱高调,没有说上帝说了,你不能好货,没那么说。他说你好货没关系,你只要想着老百姓也好货就行了。梁惠王又说,我还不行,“寡人好色”,孟子说也没关系,你好色也正常,你只要想着老百姓也很好色就行了。

有人说儒家不是理性主义者,这是缺乏根据的,跟理性主义相对的是神秘主义,他不跟你讲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理性主义的。

自然神论,有很多的文献,可以找一些文献看看,基本的理论和主张和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上帝设立了一套规则,也设立了奖惩制度,然后就不管这个世界了。自然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某些发现也是有关的,比如说牛顿等等,发现这个世界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它很美,难道这不是上帝的设计吗?这是自然神论,这种自然神论对西方世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包括后来的宪政。西方世界繁衍出很多东西来,马克思主义也是基督教世界繁衍出来的;美国的国父们,他们的理想也是基督教理想,他们的理想是要在美国建立一个上帝之城,建立一个新教的理想国。但是区别在哪儿,我觉得就在于一种是自然神论的传统,就是定立规则,跟宪政是一样的,宪政是先立宪,我们在模仿上帝设立一套规则,然后我们设立奖惩制度,谁违宪了我惩罚谁,我有《宪法》,我有违宪诉讼,这就是宪政。

启示宗教就是上帝要经常干预。马克思的理想国,就是上帝要经常干预社会的理想国,上帝要直接去定计划,一个社会要吃多少饭,要有多少电影,这是不休息的上帝。

而自然神论基本就是这样的传统,这种传统它对很多欧洲近代的学者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像康德,洛克,可能都受这个传统的影响非常深,近代以来,很多欧洲的学者受这个影响非常深,不要以为欧洲学者只是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主义,他们一定有基督教的传统背景,可能表现为自然神论。

问:

盛洪:刚才讲过“无为”。无为是首先承认了有一个政府,如“侯王若能守之”,并没有说不需要侯王,无为肯定是尽量的无为,这跟哈耶克讲的,要把强制压到最低的限度是一个意思。而且,老子知道人的本性是想有为,所以,强调无为,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还是我刚才说的,他还是有些部分需要有政府的,这些部分可能就是由于有所谓的市场失灵,不得不有政府,但是不可能太大。而一旦有政府,你不要有有为的冲动,是这样的含义,并不是完全的什么都不作为,什么都不做就不需要政府了,道家没这个含义,只是一种倾向性的说法。

大家知道,在汉初,是崇尚黄老之术的;李唐姓李,所以很崇尚老子。道家在很多成功王朝中都有。原来我去颐和园,看到有一个匾牌,“无为”,经常会跟儒家警句并行不悖的放在那儿,这是对政治统治者的提醒:你尽量要去压低心中的有为冲动。道家从来没有说“无为”就是取消政府。我刚才说,我觉得《道德经》就是在经常以执政者的角度来说,刚才讲了“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中的“政”就是政府。就是经常跟统治者说这些话的,前提是有这样一些统治者。

儒家的义和利。实际上儒家的主张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说,就是认为在99%的情况下,义和利都是一致的。刚才讲的朱熹和陈亮的争论,陈亮说“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朱熹都同意;朱熹只是有一个保留意见,说有些时候不是这样。99%的时候不冲突,但是他说有些时候会有对立,我刚才讲了,因为有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时候,也就是1%的时候,不见得你获利就一定是符合道德,符合道德也不见得会获利,这个非常好理解。你知道市场失灵的概念就行了。市场失灵了,举一个例子,企业污染,生产一种产品,污染周边的水源,你卖了钱了,你赚了,但是让周边的村民遭受了损失,这对你是有功利的,但是是不道德的,对社会也是没有功利的,这种情况会有。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政府来补救,而这个政府,如果他就是一个营利性机构的话,可能不能够很好的补救,因为他自己还在逐利。在这个时候,在1%的情况下,有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补救,政府的性质一定是要以义为利,一定是要提供公正的裁决和提供公共物品,这个时候这两者其实关系就说清楚了。

问:

盛洪:无论什么理论,都要有一个政府,并不是说儒家道家说“要有政府”就不彻底。经济自由主义也要有政府,这是没问题的。个人主义。中国,并不是没有个人主义的社会,这是第一点,需要有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有个人。只是经常表现为家庭主义,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为成本和收益和的单位。如果家庭需要接续的时候,就会显现出作用。家庭之间的交易与个人之间的交易是一样的。但家庭中的兄弟要分家,个人又显露出来了。简单的说,中国没有个人主义传统,还是一种对中国很深的误解。

所谓只有这些思想,没有约束机制的话,就不起作用。这个话题特别大,涉及到中国有没有宪政主义传统,涉及到我们对中国的政治历史要多读一些文献,再说话比较好。我最近准备发一篇有关的文章,现在就不说了。中国是有约束机制的,不是没有。

像汉后期出现的问题,那就是问题,不是儒家的主张。我只是说儒家的主张影响到了至少在汉初是这样的。经历了汉末的大乱,到魏晋南北朝,到了唐,吸取了教训,唐的税负非常低,我刚才说的四十取一,那是租庸调全部全加上的,确实比较低。

我们看历史,应该看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我们继承它。只看坏的地方对我们有什么用?但这是这些年我们看历史的一种惯性,这种惯性经常出现,但是这样做不好。

    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作者: flourish378

经济学家,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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