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诚意】孝爱、长寿和人文开端｜盛洪

盛按：惊悉张祥龙兄逝世，万分痛惜。他学贯中西，他的思想创见为中华新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与祥龙兄有几面之交，并认真拜读过他的《思想避难》和《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受益匪浅。受他关于家庭和孝爱的思想的启发，我写作了这篇论文。现以再发此文，向他致敬！（2022年6月9日）

摘要：当人类的始祖宁愿自己少吃点儿，也不愿将年老的父母扔进深山时，他们做了一件违反此前一贯的自然法则的事情，即生育和抚养儿女的任务完成后，就不要再耗费宝贵的资源了。但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年老的父母可以照顾孙辈，使得有外婆的家庭比没有外婆的家庭更多地生育孩子。因而，孝爱行为可能是人类从猿类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做没有功利动机的事情，却可能在很长时间后有功利结果，并且能够辨认出这一结果与原因的关系，是这种孝爱行为能够发生并持续存在的重要特质。而文化就是一种超越当下功利的，为情感、审美和道德的价值而愿意付出的，最后又有功利结果的东西。从此，这种特质作为人类的文化基因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

一、一个假说

张祥龙先生指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爱可分成慈爱和孝爱。前者是人与其它动物共有的爱，即父母天然地就爱子女；但后者则是人类特有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是以生育子女为一生最终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甚至还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父母的生命就可以结束。它们再生存下去，就太浪费稀缺的资源了。例如雄螳螂在交配完成后就被雌螳螂吃掉了，它的躯体还要为孕育着的后代作出贡献。不少鱼类，在雌性产卵后很快死去。绝大多数动物的寿命都比人类要短；然而无论长短，都与其生殖期相关。如果不再生殖了，寿命也就快要结束了。一些动物甚至有这种本能，如大象在老到一定程度时，就自己找到一个地方，不吃不喝，直到死去。

有证据表明，人类作为从灵长类动物分化出来的一种动物，也在相当长时期内与其它动物相似，即过了生殖期不久就会死亡。这在人类早期的寿命中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的寿命较短，这与动物界通常的生殖后死亡很接近。我们知道，黑猩猩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0岁。还要考虑，人与黑猩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类的哺育期和成长期较长，在生育后父母不能马上就离开。所以生物繁殖延续的要求决定了人类的寿命较黑猩猩要长，但也不会长太多。人类学家指出，人类早期的一个分支尼安德特人的寿命也不过30~40岁，最长超不过45岁（戴蒙德，2016，58页）。

不过尼安德特人究竟与黑猩猩不同。人类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类与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在约700万年前分家，约300万年前又分化成粗壮南猿和纤细南猿。后者又演化出“巧手人”，又经“直立人”和“古智人”，又发展为尼安德特人。当然这最后的叙述，我与人类学家有点不同。他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人类演化道路上的一个分支，而我认为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在这时，尼安德特人已经有了与黑猩猩的不少不同之处。他们有了更精细的语言，有了制造工具的能力，作为人体结构特征，他们的脑容量已经远远大于黑猩猩。

自然，他们采集和打猎的本领也要高于黑猩猩，因而有较多的营养，潜移默化、日积月累，偶然地，有些人在生殖哺育期结束后仍然活着。但这又与大自然的规则和当时潜在人类的习俗不相吻合。前者是说，生育并将后代抚养成人，父母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再生活下去就浪费资源了；子女一开始也没有适应父母的长寿，如果他们要赡养没有生产能力的父母，显然是增加了子女的负担。于是一种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传统就起了作用，即年老父母主动或被动地死。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有不少关于弃老习俗的记载。如日本、朝鲜的古代都有弃老的传统。有一部日本的经典电影《楢山节考》，讲的是一个偏僻山村有一个习惯，老人过了70岁就要被送到山里等死。近年来中国一些地方也发现了证明汉族曾有弃老习俗的“弃老洞”和弃老传说（黄绍坚，2014），在一些中国的史书如《史记》中，也能发现少数民族“贵壮贱老”的传统（黄绍坚，2014）。在希腊神话中，记载着不少杀父行为。如宙斯杀父，俄底浦斯杀父等。在人类发展的较早时期，这种弃老习俗应该相当普遍。人类学家贾瑞德·戴蒙德总结出了弃老的五种形式，从故意疏忽到主动杀死（2014，第227~228页）。这些也许都是几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早期习俗的遗存。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说他们残酷，而要承认这一直是大自然的策略，只不过在演化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人们仍然要采取人为手段，以维护过去由自然维持的人类生存繁衍和资源之间的平衡。

然而，在这时，人类的始祖不仅是一种动物，而且是一种感情最丰富的动物，子女对父母的爱发生了作用，他们看到父母是如何将他们抚养成人，他们也把父母看作家庭必不可少的成员，他们选择了一项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不可能选择的行为，这就是不顾父母已经没有生产能力，仍要侍奉和赡养他们。尽管这只能加重他们当下的经济负担，他们也在所不惜。这时，孝爱萌芽了。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虽是批评“只养不敬”，也透露出“养”是孝的最初形式。试想，面对稀缺的生存资源，子女作出养父母的决定，是何等的孝爱。

这种作法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年老的父母活了下来并不是毫无价值，他们可以帮助孙辈采集果实和提供其它帮助，这使得年轻的母亲能够养育更多的孩子；他们积累的经验也有助于家庭和社区进行较复杂问题的决策。对这一事实的发现，使人们提出了“外婆假说”（Hawkes，2003）[1]。即外婆因为照顾孙辈带来好处，而获得了寿命的延长。豪克斯和斯密斯的研究指出，尽管人类寿命远长于黑猩猩，但人类的生育期和黑猩猩相差无几（Hawkes, Kristen; Smith, Ken，2010）。这说明人类女性在停经后的相当长时间里，还继续生存着。计算机模拟也显示，由于外婆假说的效应，人类在3万年的时间里，期望寿命从25岁增加到49岁（Kim, Coxworth and Hawkes,2012）。

值得思考的是，外婆假说只是揭示了外婆可以超过生育年龄而长寿的功利结果，但这种功利因素是在他们已经长寿了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可以假定，长寿是孝爱的结果，只有长寿了才能帮助孙辈，但孝爱并不能马上导致长寿。也可以说，这种结果是没有进入到决策者的功利计算之中的。因而存在着一段时间，成年子女清楚地知道他们供养年老父母不会有直接的回报，但仍然坚持供养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直接的经济动机。也可以说，成年子女赡养父母有功利结果，却没有功利目的。这也许是人类始祖从黑猩猩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如果功利直接又明显，为什么黑猩猩没有演化出赡养年老父母的行为来呢？

当然，这一变化过程极为缓慢，而且是从某些个体开始的。从人类始祖到尼安德特人，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变迁。有研究说，尼安德特人有照顾衰弱老人的习惯（邓巴，2016，第202页）。这也许就是人类始祖经过演化而产生变化的中间状态，而且并不是一种全体成员都遵循的习惯，而只表现在一些个体或家庭层次。而正是这些个体演化出了更高层次的人类——智人，他们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尼安德特人改变行为，再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化，原来的尼安德特人消亡了，而变为了克罗马侬人，一种智人。最近的研究表明，现代人类的基因中还包含有约1~4%的基因与尼安德特人相同，也许就是上述假说的一个证明。

显然，孝爱就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爱。因为有孝爱，人类才脱离了寿命与生殖功能的直接关联，不断地延长，从而使人们积累更多的经验，增加了生存人口的辈数，扩大了家庭的规模和社群的复杂度，也就促进了人脑的发育。这就值得我们问一下，孝爱这种违反经济人假设的行为，是怎样发生，又是怎样形成一种习俗或文化传统的？

二、亲子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却特殊的关系

人们组成超个体的组织，最初的关系是两性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动物界也会自发生成，太过自然，太过亲密，以致无需人为规定。当然人类的两性关系发展为夫妻关系还是要比其它动物精致很多，但无论如何，两性之爱并不是人类专有的。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是孝爱。在《礼记》的第一章“曲礼上”中，首先讨论的就是亲子关系，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什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如此亲密，还要特殊地规定，并记录下来，形成较正式的规则？这是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很强的不对称性，他们之间不能直观自发地形成平等的交换关系。

虽然家庭是人类最古老和最自然的组织，但经济学一开始研究的并不是家庭，而是市场。这是因为在市场中，人与人是平等的，这既包含权利的平等，也包含能力的相当。这大大简化了问题。而在家庭中就缺少这样的相当性。子女刚出生时，父母强壮，孩子弱小。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表面上看的平等关系。例如在《礼记》“曲礼上”中，我们看到大量亲子间的礼，主要是对子女的要求。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惧辱亲也”。完全没有对父母的要求。这是因为，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在绝大多数情况是自然实现的，这是基于慈爱是动物界的自然本性，无需人为的规定。而子女爱父母则并没有从动物界的传承，所以以文化的形式出现。

让我们想象一下最初的情境。丈夫出去打猎，妻子在附近采摘野果，一天下来，只能养活他们自己和两个孩子。现在父母老了，他们不能出去打猎和采摘了。一开始孩子还小，吃得并不多，一家人稍微紧一点还可以过得去，随着孩子不断成长，打猎和采摘的成果养育五个人（假定父母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就显得很紧张了。在这时，邻居们的习惯仍然是将没有劳动能力的老人背到山里去等死。但这对夫妻深爱着父母，他们决定赡养她（更可能是这个外婆）。这意味着，家里的其他人要减少他们的福利。尤其是，作为壮年的夫妇很可能会压低自己的消费，而让孩子和父母得到较充分的营养。

这是一个动物界前所未有的举动。它违反了以往自然界的策略，也违反了动物的本能，亲子感情已经超出了经济计算。这种子女对父母的爱，也许就是人类所有文化的开端。所谓文化，就是人类特有的、让人觉得有意义和可审美的东西。张祥龙先生指出，亲子关系“确实有非特殊的或根本性的东西，即如果摧残了它，人类就将失去中心或中极，而滑向让自己灭亡、导向非人的新世界或‘无世界’的境地。”（2009，193页）而“这种最原初的爱来自‘被需要’”（2009，196页），而不是任何功利目的。这首先是父母爱子女的最初动力，不仅是因为子女是自己的后代，而且因为子女需要自己。这就是说，即使是慈爱，父母爱子女是出于本能，却也与黑猩猩有些微不同。

当子女逐渐长大，并结婚生子；父母慢慢老去，当初的情形终有一天改变了方向。原来父母爱子女是因为被子女需要，子女又被他们的子女需要，现在父母老了，子女也被父母需要。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所激发出来的孝爱，在特定情形中再次显现了。可能是有些夫妻的能力高于他人，他们的收获也高于平均水平，他们也就有能力抚养老人；可能是他们对父母有着更深的感情，宁愿自己少吃点，也要让父母生存下去。这种变化并不是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齐步走的，而是一个一个的家庭偶然地选择了这种策略。他们的后代可能继承这种策略，也可能不继承。但这种家庭的后代一定会比没有这种策略的家庭后代更倾向于选择这种策略。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亲眼看到父母怎样善待祖父母的。

久而久之，赡养老人的策略产生了可以辨认的功利结果。其中之一就是外婆效应。邻居们发现，老人在家里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帮助照料孙辈。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远古时期，有老人照料的孙辈的死亡率降低了，他们比邻居的孩子长得更健康，甚至他们的孩子也比邻家的要多[2]。这种现象一开始并不为人注意，人丁兴旺与家有老人的关系只是慢慢地被人们所注意。这需要较长时间的观察能力，而不只是当下的功利判断。而在这一点上，尼安德特人超出了黑猩猩，克罗马侬人又超出尼安德特人，他们的智力已经能够记忆较长时间的事情，他们也许发展出了发声更精致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能够叙述故事，从而可以把上一代的事情告诉下一代。正是较长时间的功利判断，使外婆效应进入到了人们的计算之中。

总结一下，在黑猩猩的计算中，是否赡养老人，只有当下的成本－收益计算；而在人类始祖的计算中，则加上了对年老父母的爱，和经过多代才能发现的外婆效应。但结果就大不相同。如下面两个博弈损益矩阵所示。

表1  黑猩猩损益矩阵

		子女
		养老	不养老
父母	活下去	10，－10	0，0
主动死	0	0

 表2  人类损益矩阵

		子女
		养老	不养老
父母	活下去	10，10	0，0
主动死	0	0，0

在黑猩猩矩阵中，子女养老和父母活下去的意愿这对选择中，损益不相兼容，子女不愿承担养老的负担，结果是老人就死去；而在人类矩阵中，子女养老和父母活下去的意愿这对选择成为了最佳选择。在这两个损益矩阵中，子女养老的收益从黑猩猩的－10变为人类的10，正是因为有孝爱带来的感情价值、意义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及外婆效应带来的多代收益。正是这一转变，使人走向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方向，也似乎有悖于大自然以往的规则。然而，考虑到人的感情、智慧和审美能力也是大自然所赐，这何尝不是一个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自然规则呢？

三、孝爱成为一种文化以及带来更多的外婆效应

于是，人们借助于更细腻的感情、更精致的语言，和更高的智慧，使看来没有功利目的的孝爱成为一种有长期功利结果的行为策略。这使得孝爱能够稳定存在。同时孝爱也还是不同于动物本能，一个人如果没有得自于父母、习俗或文化传统的知识和精神引导，也许不能仅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应该孝爱的结论来，尤其是在他们年幼时期。因而，一个家庭或一个社群就会有意识地把孝爱当作一个人的外在知识告诉新的成员。于是他们就把孝爱原则用文字写入了他们的家规或社群规则的手册中，作为教育孩子的读本。

这也许就是《礼记》“曲礼”中有关亲子关系规则的由来。仔细想想，“曲礼”所说“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都是强调子女要为了父母而要注意自己的行为。如果他们在父母需要的时候远游不归，或为朋友两肋插刀，都可能不能履行对父母的孝爱。

有了“能养”父母的开端，孝爱并不会止步。当人的生产能力又有提高，当人们看到奉养年老父母带来的好处后，就会进一步考虑投入更多的资源、提高养老的质量。随着人类情感能力的日益丰富，最初的孝爱也就有所发展，不仅是维持父母的生理存在，而且要让他们愉悦。这就回到孔子所说“不敬，何以别乎？”的意境中。具体表现为“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每日早晚、一年四季，问寒问暖，关心备至。这并没有增加物质上的投入，但父母精神上的愉悦也会增加他们的寿命。

随着年老父母寿命的延长，带来了很多原来想不到的变化。如单个个人寿命的增长，会增加经验的积累，还会在有生之年看到更多的后辈，也会以这个长辈为中心形成更大的家庭规模，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也会变得更为复杂。这也是人类学家区别人类与其它动物的一个维度（邓巴，2016，第76页）。这会演化出更为复杂的社会规则，也需要对这种规则进行记录、把握和实行，还要在规则基础上处理与更多人之间的关系。这导致对大脑的需求。根据社会脑假说，因为要应付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人类的大脑出现了显著的发展（邓巴，2016，第61~77页）。

可以看出，与老人寿命增长同步的，是对老人的需求。正是更大规模的家庭和更复杂的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中心，从家庭结构来看，老人自然是这个中心。有了他或她，这个大家庭就有了天然的组织资源。大家庭和复杂社会也需要有对规则的记忆和维护，老人则是最权威的专家。在这时，一个孩子的成长就不仅是生理上的成长，而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学习时期。这使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的时间变长了，祖父母的寿命同时变长恰恰又对应了对孙辈的更长的照料和启蒙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中，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教育孙辈的情形非常普遍。例如明代大儒王阳明幼时就是跟随祖父学习的。我的父亲最早上的学就是他的外祖父开办的私塾。

我们可以想象，赡养老人的孝爱行为与人类的寿命延长是互为因果和互相促进的。孝爱行为每前进一步，如从管吃管穿，到让老人活得舒服，再到让老人心情愉悦，再到对老人的真心恭敬，都会改进老人的生存境况，老人会因子女的孝爱行为而延长寿命。当然，人类寿命超出生殖期的延长有很多原因，然而不能不说，子女的孝爱行为是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张祥龙先生说，“人就是在家里活着的。”在传统中国，医生总是要到家里去看病人。这不仅是医疗传统的风格，而且是看病所必需。因为在中医看来，家庭里的情形对病人有着重要影响。他们从来不把病人当作一个单独的个人来看待，而是把他当作家庭的一分子来看待。他的病可能就是家庭之病。

若干研究已经说明，家庭对一个人的寿命有着重要影响。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研究人员对过去60年约5亿人进行的研究发现，结婚女性比单身女性寿命平均高7~15年，结婚男性比单身男性寿命高8~17年（新浪健康，2011）。中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已婚人口的期望寿命比未婚人口的期望寿命长约5.17~8.53年（林榕，张宇红，《杜会科学》，1991年第5期）。多伦多大学詹姆斯·伊文纽克教授团队对一群57岁至85岁的人的研究发现，与家庭成员关系“极为亲密”的人未来5年的死亡风险约为6％，而与家庭成员关系“不太亲密”的人这一风险为14％（欧飒，2016）。结婚一般会有孩子，家庭成员中也有子女，尤其在一个人老年时期，来自子女的关爱对健康和寿命都会有重要影响。

四、人的寿命数据

对人类寿命长度的观察也证明，从远古时期走向文明时期，人类的寿命有着显著的延长。所谓“延长”，是人类相对于最近的亲戚黑猩猩而言。有研究表明，黑猩猩的期望寿命在15岁时约29.7岁（Kaplan,et al., 2000）。

麦迪森曾提供了一张从西元33年到十九世纪的包含婴儿死亡率的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表。其中人的期望寿命似乎偏低。这是因为将较高的婴儿死亡率计算了进来。由于人类的生理结构与猿类很不相同，人类的母婴体重比例是7%，而大猩猩则只为2%（莫斯，2014，第163页），相差三倍多。因而人类生产要困难得多，也经常引起婴儿的死亡。所以自然出生死亡率有很大差别。据观察，恒河猴的生育死亡率约0.2%（戴蒙德，2016，第163页），而一项对妇女生育的调查数据显示，1988年非洲妇女的生育死亡率高达5%。用这样差别很大的生育死亡率来计算期望寿命，把自然演化的先天特点算了进去，就会有偏差。

这妨碍我们对成人的预期寿命的判断，尤其是外婆效应的判断。因而我们根据麦迪森的婴儿死亡率数据反推人的一岁以后的预期寿命，得到了一个较高的一岁时的期望寿命。即使我们没有有关黑猩猩的类似数据，因为猿类的生育死亡率很低，所以可以忽略不计，不影响我们对期望寿命的估计。如果我们要与上面提到的黑猩猩15岁时的期望寿命比较，还可估计出人15岁时的期望寿命。这会更高一些。

表3  欧洲及日本出生时预期寿命（西元33年~1869年）

表4  根据上表估计的1岁以后的预期寿命

时期	33~258	1301~1425	1620~1626	1751~1755	1820~1829	1751~1869
1岁后预期寿命	35.5	30.9	45.4	47.3	47.3	47.6

可以看出，罗马时期，欧洲人的寿命刚刚超过黑猩猩不远，而在十四、五世纪的英格兰，似乎与黑猩猩相差无几。似乎外婆效应并没有发生。

表5  工业革命后西欧平均预期寿命

时期	1820	1900	1950	1999
出生时预期寿命	36	46	67	78

似乎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以后，人的预期寿命才有了明显超出黑猩猩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的原因，并不是外婆假说所提及的照顾孙辈的因素，而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显著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明显改善。当人的生产率提高到一个人可以在能工作的时候生产出可供额外寿命消费的产品时，又有某种形式可以储蓄时，年老时的生活物资就会得到保证。

不过，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古代中国人的期望寿命的研究出了不少成果。他们所利用的资源包括史书记载，人物传记，特殊人群，如皇帝、科举状元或士人的寿命资料，墓碑记录，家谱和墓地的人骨研究。虽然进入史书和传记的人是地位较高或较富裕的人，不代表一般水平，但特殊人群的期望寿命未必比一般民众要高。如唐代皇帝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4.6岁（李燕捷，1994，第215页），而一般民众为59岁（李燕捷，1994，第202页）。况且这些数据中也包含了人为致死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地采用这些数据，应该还是比较保守的。由于史书、传记、墓碑和家谱等一般不记载早夭的孩子，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将婴儿死亡率计算进来的数据。不过，这正可以与前面剔除婴儿死亡率的数据进行比较。

图1  中国历代人口1 岁（15岁）以后期望寿命

如果这个数据反映了真实情况，那么在人类文明时代（假定从轴心时代，即西元前500年）开始以后，人类的期望寿命还是有明显增长的。

我自己的家庭有一个自元至正二年（西元1342年）开始的家谱，600多年来变化不是太大。平均寿命为69.5岁。显然，这没有将夭折婴儿计算进来。但这正反映了一个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如果按婴儿死亡率250‰反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约为52.4岁。

图2  家谱数据计算的期望寿命（西元1342年~1949年）

至少，这是支持外婆假说的证据。而中国，正是世界各文明中最强调孝爱的文明。正是这种孝的文化使中国人在前现代有着比世界其它地区更高的预期寿命。如果这种现象是真实的，显然要用本文的论点，即孝爱启动了最初子女违反动物界的一贯作法，赡养没有生产能力的年老父母，这才导致人的寿命延长和外婆效应的互相促进。

显然，人的预期寿命大大长于女性的生殖年龄，虽然可以用各种技术性和生理性因素去解释，但更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方式改变导致的。外婆假说将我们的注意力引致了这个方向，但只是用结果来说明原因。外婆的称呼就已经暗示了她的年纪很大，已经能够与她的女儿的孩子一起生活了。她究竟是怎样活到了外婆的年龄，本文的解释是，正是在人与猿共同始祖那里，有若干个家庭中的子女冒出了孝爱的念头，不忍心将年老的父母扔掉，才使得父母有可能得到给养，才可能活得更长。意外地，子女发现年老父母还可以照顾自己的子女，他们就更坚定了要养活父母的作法，并且影响了邻居和社区，从而形成了一种孝爱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子女进一步愉悦父母和尊敬父母，父母因境况的不断改善而愈发长寿。

五、人文开端的一种假说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再作更深入和抽象的陈述。这就是，第一，人与黑猩猩的分野就在一念之差。当黑猩猩根据当下利害的计算，决定不再养活没有生产能力的父母时，潜在的人决定不顾当下利害养活年老父母；第二，潜在的人有能力看到这种孝的策略的功利结果。这需要他们的智力能够超越当下，看到有时间间隔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时间间隔可能是几年，也可能是几代。时间间隔越长，越需要智慧去发现。实际上，更广义地讲，无论是当下交易，还是有时间间隔的孝策略与外婆效应都是一种交换，只是时间间隔不同。黑猩猩的智力永远不知道有时间间隔的交换是什么，它们只知道当下的利害计算；而人类知道有更长时间间隔的交换。这里要强调一下，经济学在思考经济人的理性计算时，一般不区分所涵盖的时间长短。当我们将当下计算和较长时间间隔的计算区分开来，就能发现这之间有多么不同（盛洪，2013）。

上述两点有什么意义呢？首先，在人与黑猩猩分野的最初的一念之差时，潜在的人并不知道不顾当下利害的选择的结果是什么，他们并不是按经济人的逻辑去行动。他们已经产生了超出物质计算的情感的、心理的和审美的需求。这种微小的变异带来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潜在的人的创新空间变大了。如果只顾当下利害，选择空间必然狭小，也可能会更多地因循已有的策略。而当潜在的人不顾当下利害进行选择时，才会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这也许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它一直渗透在人类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中。直到今天，人类中总有一些人做一些别人不解的事情。人们会问，你这样做有什么用？这与最初黑猩猩对潜在的人的作法不解一样。我们知道，正是许多看来“没什么用”的探索开创了人类的新的方向，使人类走到今天。

当然，做当下没有什么用的事情，并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但一定会有一些会带来好的结果，只是这并不在当初的计算之中。那些失败的探索没有功利结果的支持，被历史湮没不见了。只有有功利结果的探索才保留了下来。所有人类保持下来的就是好的文化。关键在于，当这些好的结果出现时，人们能够观察到，并与原来“没有什么用”的作法联系起来，从而更有意识地做原来认为没有用的事情。他们还可能进一步考虑加强这种作法，以挖掘这一作法带来的好处。这不仅需要较长时间间隔的观察能力，而且需要认识到这种复杂的交换关系背后的等价关系，从而坚定地推进这种作法。

所谓“复杂的交换关系”是一种不直观的交换关系，它一般表现为当下的不等价关系。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子女养活没有生产能力的父母，一个比较经常提及的关系就是礼物的关系。礼物在被送出的时候是一种单向馈赠，不是当下的等价交换。但是正如莫斯所观察到的，送礼制度之所以在古代人群和现代人群中持久存在，是因为人们坚信，送出的礼物会以某种形式等价地送回来，在物质上没有损失，而又获得了精神上的盈余（2014，第242~254页）。而在黑猩猩中，我们永远看不到送礼的行为，因为这违反了当下利害的均衡原则。当潜在的人突破了时间局限和表面的等价原则时，他的选择空间才会大幅度的增加。这使他们有更大范围的物质交换，也使他们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这都使最初的人类更有效地组织与合作起来，使他们明显地优于了黑猩猩的社会。

人的这种看来以当下不等价的行为进行实际上等价交换的能力，在此之后又有了很大发展。这就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习俗或秩序。由于家庭必然以不同性别、年龄和辈分的成员组成，他们之间也很难显现出当下等价交换的对称行为，因而也很难简单观察到其中的等价含义。但夫妻、亲子之间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或可称为习俗。这些习俗从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是一种有时间间隔的等价交换，而只是一种习惯定式，甚至并不见得对在当下遵从习俗的人有好处。然而，人们自从开始了孝爱行为，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肯定不同于功利本能，如果等同了，就无所谓文化了；然而遵从这种文化的结果，却一定是一种有时间间隔的交换，即会带来一个功利结果。这就是文化，也是文化之所以可以存在和演化的重要原因。

虽然习俗，包括其内含的文化，表面上看不是等价的，但从较长时间来看，必定是等价的，就如同市场中的交换一定是等价的一样，就同人们坚信送礼一定会获得回报一样。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只认为市场中才有交换，市场之外的习俗、习惯法乃至制定法等社会秩序是另一种规则；实际上，习俗也是一种交换。只不过在市场中交换的是商品，在习俗中人们交换的是行为。只要我们认为这些习俗是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试错和磨合，仍然被人们自愿地遵循着，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些习俗本身就是一种等价交换，就跟市场中的均衡价格一样，只是要从较长的时间视野去观察。

例如前述《礼记》“曲礼”中所说，子女要“出必告，反必面”，意思是说，子女出门要告诉父母，回来后要面见父母。而反过来，父母对子女不必如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父母与子女之间有能力和责任上的区别。小孩因能力上的不足，在出门后可能遭遇的危险更多。父母在子女的成长阶段有着更多保护子女的责任。这个习惯也可以从反面去更深的理解它。我父亲小时候生长在湖南农村，他说有一次到山上去玩，一时忘了回家，结果回来时发现父母已经找人在池塘里捞过好几次了。他的父亲（我的祖父）没有责备他，而是说，圣人说过，“出必告，反必面。”

这种非对称习惯是指互动双方的行为是不同等的，但双方都能接受这种不同等行为构成的习惯。这与不公平博弈也不同，因为不公平博弈是指博弈双方的收益不同，因而其中有人感到需要调整这个习惯规则；但非对称习惯则是互动双方都认为这个规则对他们同等有利。如子女出门要告诉父母，而父母则不一定要告诉子女，对双方都有同等的好处，因为父母就要多牵挂子女，而子女则不必如此牵挂父母。这与双方的能力和责任是对称的。并且，所谓父母和子女都是一个人一生在不同阶段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从他们都会扮演这两个角色而言，即使有些许不平等，也能在自身得到互相补偿。

表6  “出必告，反必面”收益矩阵

父母       子女	出必告，反必面	出不告，反不面
出必告，反必面	10，10	-5，-10
出不告，反不面	10，10	-5，-10

六、由人文开端进一步演化的规则

如前所述，人与黑猩猩的区别只是一念之差，顾念感情、恩德与审美，作出违反当下功利原则的事情；而在这种行为有了功利结果时，又能够发现这一行为与功利结果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文化的开端。这也是人的开端。这一文化开端作为人的文化基因深深埋在了人作为一个物种的根部。它必然引导着在此之后的人类的所有行为，它就是人的一种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性。

秉持着这种文化特性前进，人类通过长期互动，发展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习俗与秩序。这些看来自发生成的规则，实际上还包含着人们并不执着于当下等价原则和行为对称原则的特性。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黑猩猩通过长期互动不能形成这些习俗。如前述“出必告，反必面”规则。我们也可以由此同样看待《礼记》“曲礼”中的其它规则。在本文中，我们尤其要聚焦于亲子关系的规则。如：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

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飨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

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

这些都是对子女的要求。包括对关心父母，问寒问暖；对父母要恭敬；对父母在时和死后的穿着也有规定，当然也是表示对父母的尊重；再有就是要求要避免危险，有正常职业，当然也是要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能解释，这些看来不对称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有较长时间间隔的交换。不仅要用自己对父母的孝爱交换外婆效应，而且要用父母的长寿交换自己的长寿。一个人可以期待，他遵循这些规则孝爱父母，他的子女也会遵循这些规则孝爱自己，从而使自己在老年时也能享受一种导致长寿的生活。

这种跨时间的交换不仅止于父母有生之年，而且还延续到了父母过世以后。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去世以后已经没有感觉，也不会看到子女恭敬的样子，为什么还要“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我们观察到，葬礼和祭礼是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曾有过、并仍然有的习俗，只是在较早时期，葬礼和祭礼的仪式更为复杂和隆重。如《仪礼》中第十二章“士丧礼”有着关于丧礼的详细记载；《礼记》第二十三章“祭法”记载着祭礼的仪式；《旧约》也有大量祭礼仪式的记载，虽然是祭祀耶和华的，但这显然是从祭祀祖先的习俗中发展而来。关于希腊罗马的祭礼，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也从古典文献中搜集了大量的祭礼仪式描述。

显然，这仍然是一种交换，只是看来比最初的养活年老父母的冲动更为离谱。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坚信，只要这种习俗长期存在，它就一定有某种我们可观察到的、或者还没有观察到的好处存在。莫斯指出，人们对送礼一定会获得回报的坚信，很自然地会扩展到送礼给死去的人和诸神。他发现，毛利人认为还礼是送出去的礼物的精灵（2014，第245页）；给死去的人送礼，一定会获得回报。爱斯基摩人认为这种仪式就是与亡灵和诸神订约，也就是认为他们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关系，“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世上事物和财富的真正所有者”（2014，第251页）。

实际上，通过观察，我们知道家庭的祭礼会带来很多原来创立祭礼时所没有想到的好处。这我在我的另一篇文章“论家庭主义”中谈到过。首先是，家庭祭礼是一个大家族联结起来的很好形式。通过祭礼，一个祖先的多个后代才更深切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并成为一个可以互相依赖和帮助的团体；祭礼也是一个道德教化的仪式，祭祀的祖先也多是依据道德和功绩的标准选择出来，参加祭礼的人除了按年龄、还要按德行和功绩排序。这同时也是一个将孝爱之心传递给下一代的仪式。祭礼也强化了人们作为家族血脉中的一环的意识，他们不仅增强了对家族整体的责任感，而且也拓展了时间视野，从而能够超越生死。最后，家族通过祭礼组织起来，可以提供家族内的公共物品。等等。

以孝爱开端，也许经过祭礼阶段，人类才走向了更复杂的社会秩序结构。不同家庭的人之间的交往，陌生人的交往，只有人类解决了亲子关系后，才能真正开始，否则就是敌对状态。一个猿类个体，只有在突破了只爱子女的动物本能，而开始爱自己年老的父母，才萌发了真正的人类之爱。一个人只有体会到什么是人类之爱，才能仿照爱自己的父母，爱家里人，而爱别人，爱家庭之外的人。只有能够爱家庭之外的人，才能打破敌对状态，才能和睦相处，才能互相信任，才能开始合作，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开始。《礼记》“曲礼”说，“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将对父母的爱，家庭中之爱推广到了社会。

当这种不计当下利害、又能观察到其有利后果的行为发展到祭礼的水平，人类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够远了。从经济人的角度看，没有比与死人做生意更难的了。既然祭礼已经做到，其它的规则与制度都不算难了。然而我们知道，凡是人类有而黑猩猩没有的制度规则，都是人类以不计利害的突破开始的，在经过大量的失败和淘汰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制度规则，一定是带来了功利后果的制度规则。

七、结语

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人从黑猩猩种群中分离出来，只因一念之差，即她不愿舍弃年老的父母，所以不顾利害地赡养她们，结果却意外获得了外婆效应的好处，她又能够辨识这种好处与最初的孝爱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而这种作法延续了下来，且这一类黑猩猩逐渐变异为另一个种群。

与以往猿类演化为人类的假说不同，这一孝爱假说提出，是猿类个体的一个想法导致的一种行为，开始了潜在的人从黑猩猩种群中的分离。而以往的假说都侧重于人的生产技术或生理构造的变化。我不能说，孝爱假说能够替代这些假说，毋宁认为，它们也许共同起作用。即每一个因素的变异都是非常微小的，甚至几乎不会与黑猩猩种群中的其它个体有什么明显区别。但偶然地，这种微小改变激发了另一个微小改变，后者进而又激发了又一个微小改变，或反过来与第一个微小改变互相激发。

这些微小改变互相激发到了一定程度，才使潜在的人产生与原黑猩猩种群的较大生理的和技术的差异，这才能为现代的研究者所辨认。但现代的研究者不能从这些差别中看出产生差异的过程。这种微小互动激发的过程，现在暂时只能用假说来想象。

正是因为人从黑猩猩中分离出来得益于最初的一念之差，所以这一念之差就根深蒂固地永存于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它默默地指导着以后人类的所有能称为人的习俗、秩序与文化，从而使人类结成不同于任何动物的社会，创立更为复杂的制度结构。

然而，孝爱假说并不意味着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不顾利害的冲动，这种冲动只限于很小的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为仍与黑猩猩无异，即他们还是要计算当下利害。所以，人们最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市场行为，在市场中的大部分交易是现货交易。所以，人类社会除了更大范围的爱以外，仇恨及其指导的行为并没有根本消除。人们把爱扩大到了家庭之外，但仍有新的边界，部落、国家或宗教文化。在这之外，当初残留于人体内的与黑猩猩共享的行为基因仍在起作用。

孝爱行为也不是无限度的。将有限资源用于养老还是育儿，仍是人们面临的永恒权衡。只是养老所用资源比例远远超过了人猿分离之时。然而，当超过一个恰当的限度时，对老人的过多投入有可能压抑新一代的成长。尤其是在某个既定的家庭中，这个问题仍是需要权衡的。如在现在的中国农村，有些老人在得病时拒绝上医院看病，就是有这样的考虑。一个家庭中长期卧病的老人可能被视为一种负担。再有就是对老人的尊重和服从如果超出一定的限度，也可能妨碍年轻人的创新。这也许是传统中国文化被视为保守的一个原因。

因而，孝爱假说即使被接受，也应放在人类学的大背景下的恰当位置，才会产生理解人类的有益作用。

附表：中国历代人口1 岁（15岁）以后期望寿命的数据来源

地区	文献		新石器时代	商	先周早期	先周晚期	西周	战国秦	汉	唐	南北朝	北宋	南宋	明	清	民国
关中地区	《关中地区周秦时期人类体质健康状况研究》，熊建雪，硕士论文，2016	平均预期寿命	27.8		36.7	37.9	37.9*	39.2*	43.8
郑州	《荥阳薛村遗址人骨研究报告》，河南省文物局编，科学出版社，2015	平均死亡年龄							36.8	37.8			42.3
山西	《山西浮山桥北及乡宁内阳垣先秦时期人骨研究》，贾莹，文物出版社，2010	1岁至15岁后期望寿命					41.2
河北阳原姜家梁	《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人口寿命研究》，李法军，《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5岁时预期年龄	37.1
北京延庆西屯	《北京延庆西屯墓地人骨研究》，周亚威，硕士论文，吉林大学，2014								36.1		38.3			38
梁王城	《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西周墓地出土人骨研究》，朱晓汀，《东南文化》，2016年第6期						31.2
殷墟				33.9
唐代墓志	《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试探》，蒋爱花，《中国史研究》 , 2006 (4) :59-76	平均死亡年龄								59.3
中国	《唐人年寿研究》，李燕捷，文津出版社，1994	平均死亡年龄								57.6	55
中国	《中国人口史》(第四卷），曹树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平均死亡年龄												63.3
谈文溪村郑氏	“明清时期湘南家族文化与家族人口研究 ——以新田县谈文溪村郑氏为个案”，郑勇，硕士论文，2009													53.7
中国	“宋代士人平均死亡年龄考”，吴志浩，《浙江学刊》 , 2017 (4)											60	60.1
义门郑氏	“义门家族的寿命和婚姻状况分析”，李静，《江淮论坛》 2004年第5期	14岁以上的平均年龄												55.8	55.8
潜川盛氏	“人口和寿命与年代关系 : 基于家谱资料”， 盛如，宣维健和盛承发，《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 第3期	15岁以上平均年龄												67.6	51.6	47.2
陕西华县元君庙	《先秦人口研究》，焦培民，博士论文，2007，第186页	平均年龄	20
殷墟	《先秦人口研究》，焦培民，博士论文，2007，第186页	14岁以上的平均年龄		34.3
山西长子县	《山西长子县西南呈西周墓地人骨研究》，李钊，硕士论文，2017						32.6
选择数据			27.8	33.9	36.7	37.9	37.9	39.2	36.8	57.6	38.3	60	42.3	55.8	51.6	47.2

* 多个数据，选择中间的数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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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

《礼记》；

《孟子》；

《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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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Grandmother hypothesis 被普遍翻译为“祖母假说”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在中文中，祖母专指父亲的母亲，而豪克斯提出Grandmother hypothesis时，主要是指母亲的母亲。另外，在Grandmother 效应形成时期，人类应是处于母系社会。

[2] 豪克斯指出，有母亲的育龄妇女在两次怀孕之间的间隔要短。戴蒙德指出，“女性在过了50岁停经年龄依然存活，每10年其子女平均能多生出两个孩子（可想而知，这是祖母或外婆的帮助）。”（2016，230页）

原载《宗教与哲学》第九辑，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