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力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叫“测不准原理”，意思是说，在量子层次，人们无法同时准确测量到量子的动量和位置。量子大概就是以一种高维的形式运动，三维半的人只能看到量子在低维度上的投影。这时量子是以一种坍缩的形式呈现在观察者眼前，而这种坍缩形式只是某种概率分布的瞬时显现。就如同薛定谔猫实验一样，把一只猫关进一个有随机开关放进毒气的箱子里，它是死还是活，只是一个概率问题。但只有在观察的一刹那，观察者才确知猫是死是活。如此推理，这个世界如何，取决于观察者。如果观察者不观察，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存在，或者是一种概率的存在。
这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哲学家的看法很相近。康德说，人们只能观察到事物的表象，并不能完全把握物自体。而观察，就暗示着有观察者。而这个观察者，据康德，就有着“先天综合判断”能力，就如同要计算，就得先有计算机一样。一块石头是不能计算的。而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太阳升起，江河奔流，不是因为有一个太阳，有一条河流，而是因为有一个有意识的主体，看到了太阳升起，江河奔流，否则什么都不存在。因此，“世界就是我的意志。”而“我”，就是“我思故我在”的主体，表象不过是意志的外在化或客观化。
而在中国，这样的看法早在十六世纪就被王阳明阐述过。他和友人到山中游玩，友人指着山岩中盛开的花发问，如果如先生所说，“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世界万物，只有被观察者观察时，才一时明白起来，否则就归于沉寂。观察到存在一个世界这件事，就是由观察者主体和世界客体共同构成的。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取决于观察者，他是主动的，他是主客体两者之间更具决定性的。
因而，存在着某种“观察者优势”，他的观察即使不是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存在，至少是决定着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而观察结果如果取决于观察者，还要看观察者是从什么样的观察角度，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观察一个整体的哪个部分，在其中观察还是在其外观察等等。于是，作为表象的他物或世界，就会显现出各种不同。那么，什么是被观察之物就变得不那么确定。如果王阳明秋天到山中游玩，看到的同一棵花树，就是一棵落叶之树。这与薛定谔猫实验的观察者看到了一只死猫，量子运动的观察者看到的是坍缩的量子一样，是沉寂世界中的明白一闪，就如同黑夜中的一瞬闪光一样。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康德说我们永远也不能认识物自体的原因。
不过，假设有一个观察者，就是假设有一个有意识的主体。观察是一种优越的行为，当他观察之时所有其它事物都被假设是没有意识的。这显然与一个多人的社会，或多民族的世界不太一样。假如一个人观察另一个人如何？量子物理学家们将薛定谔猫实验改成了人实验，假定有一个人被关进箱子里，里面有一支手枪，以一定的概率随机射出子弹。在外面观察的人，会认为这个人或者死或者不死，以一定的概率活着。当打开箱子时，他们才看到坍缩的景象。而在箱子里的人，却又是另一个观察者，只要他不死，他出来以后一定会告诉别人，他并不是以一定概率活着，而是100%地活着。然而，如果他死了呢？箱子里就没有一个有意识的观察者了。
实际上，我不知为什么量子物理学家把实验设计得那么极端，观察两种状态为什么非活即死？例如猫实验中，可以是有鱼或没鱼两种状态，这都是能辨认的。在人实验中，可以是有光或没光，有香味或没香味两种状态。在箱子里和箱子外的观察者就一定有不同观察，谁是对的呢？假如王阳明看到的不是一棵花树，而是一个女人，譬如他挚爱的妻子，能否说，在他没看到她之前，心与她同归于寂，看到她以后，心与她一时明白起来？他的妻子也是一个观察者，她的观察显然与王阳明不同。在她遇到王阳明之前，她一直很明白地活着，倒是王阳明与她的心同归于寂。直到她遇到王阳明之后，他与她的心一时明白起来。
如果套用康德的理论，对于一个男人来讲，一个女人永远是个迷，不是因为世俗的原因，而是因为康德说过，作为被观察者的女人，永远是观察者看到的表象，而一辈子也不能看透她的本质。套用叔本华的理论，一个男人娶一个妻子，不是因为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女人，而是因为他感受到有这样一个女人；他之所以娶她，不是因为她有着令他倾倒的品质，而是因为他把自己感到陶醉的意志客观化到她身上。那么，对于这个女人来说，这个男人又是什么？是她感受到了的表象？因而，一个作为主体的人，虽然似乎可以成为观察者，至少可以说世界的表象如此这般；但他同时也可以成为另一个人观察的表象。他们彼此没有看到时，他们在对方心中同归于寂，而当他们彼此看到时，就一时明白起来。当他们各自独处时，难道不是“我思故我在”吗？
康德和叔本华理论所暗示的“观察者优势”，又被量子力学强化了。这样一种硬的科学也在证明，观察者的存在是多么重要。当人们将这种观察者优势用于人与人之间，或人群与人群之间，就会明显地产生问题。一个人作观察者的时候，就会比另一个人作被观察者更为优越，但他永远只看到了这个被观察的人的表象，而永远看不到后者的本质。这与那个被观察者自己的感觉相差很大。而显然，据叔本华，一个人的意志就是物自体，就是本质。因而，观察者对被观察者的观察，就远不如被观察者对自己的观察。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观察意义何在呢？
人类中对别人、或别的族群的观察由来已久。中国历史典籍中，有大量对外国或异族的描述。这些描述是很宝贵的，因为除了这些中文记述，似乎就没有记述。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大量关于中国西部地区、中亚和南亚国家的记载，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史料。尤其像印度这样一个古老又巨大的文明，竟然也缺乏自己的历史记录而要借助于玄奘及其他游历者的文字。然而，这些记录与真实相差多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的见闻，就很类似于量子物理学家打开箱子看到猫的一刹那，这时景象是真实景象的坍缩；也像王阳明看到山中花树的一瞬间，只是圆满生动的真实景象的一个片断。在这时，我们说“《大唐西域记》只是西域向玄奘展现的一个表象”，“只是玄奘有关西域意志的客观化”也许还准确些。
更何况，观察者还有可能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对异文化的偏见，从而阻碍观察朝向真实的努力。例如在中国历史中大量关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有着明显的贬抑痕迹，如称呼他们为匈奴、鲜卑、犬戎、骊戎、猃狁等，并常用“豸”字旁的字来作为他们的名字。在近代以来出现的人类学研究，在最初也是一种西方殖民者对所谓原始民族的博物学式的研究。尤其在一开始，充满了偏见和猎奇心理。即使在后来成为一种严谨的“科学”，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民族志方法，更加注意“无聊的”细节，更加关注人与人的关系，更长久的田野调查时间，也仍然只是看到了坍缩的一瞬，明白的一闪，一个表象，一个自己意志的客观化。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看，如果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都是有主体意识的人，那么是观察者的观察、还是被观察者的自我观察更准确一些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伪装成量子，到量子运动的场景中“卧底”，他看到的一定比那个外在观察者要多，也更真实。如果山中花树有主体意识，她一定会对自己一年四季的感受有着远比王阳明饱满得多的记忆，而王阳明来观赏她时，则只留下一个灰暗的、坍缩的影像。因而，观察者的观察总与被观察者的自我观察不同，也总比后者要差。如果两者互相观察，就必然会形成一个显著的观察差异。这也许就是文化之间必然存在误解的原因。
不过，无论如何，又不能否定观察的意义。自我观察再好，没有跨越主体间鸿沟的意义。对外界的观察即使是表象，也比没有观察要好。观察者看到的量子即使是坍缩的，也可以用来作为理解量子的参照；王阳明看到的山中花树即使只是一闪，也究竟比沉寂明白得多。只要我们牢记对它文化的观察只是一个坍缩影像，谨慎地不把这些民族志作为对被观察人群的全部特性，而只作为理解的出发点，人类学研究还是有意义的。更接近真实的是，当观察者进入到被观察群体中相当长时间，逐渐不再作为一个外来者，而是其中一员，则会使自己介于外在观察和自我观察之间，产生出更接近真实的观察。
由于某种原因，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到另一种文化的社会中长期生活，他们一方面是观察者，最初好奇地看待当地社会，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文化审美；逐渐地，他们与当地人互相往来，买卖，互助，交友，甚至通婚，融入到了当地社会。这时他们又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观察他人也就是观察自己。同时，他们还没有忘记他们来自于的那个社会，原来的价值观已经深深埋在了他们心中。更进一步，他们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尤其是，用他们母语文字记录下来，发表到原来的社会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赛珍珠。她的父亲就是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她从小长期生长在中国，有一个中国保姆，所以她说了一口中国地方话。她的著作《大地》既是对他者的观察，又是自我观察，虽然还有疏漏，却是异域风情，这也许就是她之所以大获成功的原因。
另一方向也有同样的效果。如林语堂带着对中国文化的深切感受长期寓居美国，他以对美国的理解，用美国人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用英文写出了《吾国吾民》，也成为美国人理解中国的经典作品。在这时，林语堂也身兼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他既有着生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经验和价值观，又有着在理解美国价值观基础上的主体意识；既有着观察者的跨主体、跨文化的主动性，又有着有主体意识的被观察者的实际优越性。由此我们发现，在有主体意识的人之间，康德说的表象更容易被攻破，这就是同样具有主体意识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互动与交流。按照叔本华的理论，有意识的被观察者与观察者的跨主体沟通，会告诉后者物自体本身的感受，这远比观察者把被观察者看作自己的表象要好得多。
因此，只要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意识上的差别，只要我们不认为对别人观察的观察者具有优越地位，只要我们重视被观察人群的主体意识，只要人们互为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只要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能够进行交流与沟通，那个观察时的坍缩影像就会丰满起来。当一个被观察者能够与观察者对话时，他就不仅是一个观察者认为的表象，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概念，他是另一个意志，他能通过语言将他的意志告诉另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在这时，就连叔本华的悖论也会被克服，因为那个看不透的表象自己说话了。因而，也许对他人或他文化的理解难题就可以被破解。
当一个意志与另一个意志对话时，最伟大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观察者能够获得接近被观察者真实情况的信息。因而在多个意识主体存在的世界中，这极大地改进了人们的观察。然而，不同意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简单。他们可能存在着利害冲突，并且当人类发展出语言后，表达不见得会真实。因而，这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长时间的交流。人越多越会冲淡利害冲突，越会在平均的意义上保持中性，时间越长就越能克服短期的利害计算，从而使意志之间形成某种均衡。同时，不同的意志也可共同观察非意志的第三方，当任何一个意志也无法窥透表象时，不同意志的多角度观察还是会带来较为立体的更接近真相的表象。因而，对话，而不是单方面观察，会带来更真实的世界景象。
并且，尽管一个意志主体对自己更为了解，但另一个观察者对他的观察也不是一无是处。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本质不仅由自己、也由与之相关的他者决定。因而，另一个主体对该主体的观察不仅是观察，也是该主体丰富性的一部分。而这种丰富性，体现在主体间的交往与沟通中。他们之间可以互相印证、激发和补充，从而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必然是生存于这个主体构成的群体之中，一旦对其中一员单独进行观察，一定会产生坍缩。这种个体间的交流也可以推广到民族与文化之间，历史表明，她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往往是文化创新的源泉。我们知道，法国印象派的诞生，是受到了来自日本和中国艺术品的激发。
反过来，如果没有可以对话的另一个主体，一个观察者反而很难理解被观察者。就如同量子不会说话，所以物理学家只能看到坍缩景象；山中花不会说话，王阳明只能看到颜色的一时明白。这种情形同样会出现在对人类过去的记忆，或对古代艺术品的解读时。创作这些艺术品的古人已经逝去，他们留下这些画作只是他们丰富生活的一个断面，就如同坍缩的量子。当我们看到这些画作时，往往做出各种解读。这就如同面对坍缩的量子而对量子运动妄加推断。恰当的态度，就是把一幅画作当作作者丰满生命的坍缩信息。只是在这时，我们已经无法与那个被观察者进行对话，进行主体意识的交流。不过与量子和山中花相比，似乎还有可以挽救的地方。
在梵高有生之年，他只卖出去一幅画。而当他的弟媳将他们兄弟的通信结集出版后，他的声望不断上升。欧文·斯通在看到他的画作后，就产生了为他写一部传记的冲动。除了梵高兄弟的通信外，他走访了梵高生前曾经居住和创作的地方，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地，最后写出了畅销世界的梵高传记——《对生活的渴求》；梵高的画作才逐渐变成了一种最有价值的收藏品。显然，作为一种艺术品，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它本身的表达上，人们只能从中看到它的作者丰富生命的单调投影。当作者已经逝去，他遗留下来的文字和故事仍是他的丰富生命的某种补充表达。当人们看到这些文字和故事以后，就会增加对该画作的理解。因而，把一幅画作看作是一个故事的缩影，或者是一个人的生活片断，就会更为理解这幅画作。
反过来，也就可以把某幅画作解说为一个动人的故事。例如荷兰画家维米尔的画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其中少女的眼神被视为惊鸿一瞥，引起无数联想。于是有人根据这幅画作创作一部小说，想象了一个贫家少女的恋爱故事。最后这个故事被搬上银幕。另一个被搬上银幕的画作是同是荷兰画家的伦勃朗的《夜巡》，这幅本来的定制之画，被画家打破常规，做了艺术的探索，结果尽管有艺术上的突破，却引起经济上的纷争，本身就构成了故事。尽管将画作编成故事有很多想象成分，但不满足于画作本身，只把它看作是一个更丰满生命的坍缩，却是正确的态度。
在中国，画作更与作者的生命状态和文化传统相关。宋代以后，文人画逐渐成为中国画的主流。而作画，就是文人的一种生命状态；文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个性相投以外，更有一个大的文化氛围笼罩其上。他们共享着古典文献，熟知相同的典故，有着相近的审美趣味。他们的情感，也是由他们经常在一起诗词唱和，书画赏析，抚琴饮酒，变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联结。当我们在黄州看到苏轼的《老梅》图，就能联想到这画作背后深厚丰满的文化故事。“梅”本来就隐喻着“岁寒绽放”的君子人格；而“老”则包含宦海浮沉、饱经风霜，却坚毅不屈之意，使人不能不联想起使苏轼遭贬的乌台诗案。只有我们知道苏轼在黄州的生活起居、山川游历以及前后《赤壁赋》后，我们才能略知“老梅”代表的立体生命。
今天的人经常会有“后说优势”，这只是因为作为观察者有着单向的优势。历史中的人和事不可能再有主体意识，不可能用自己的亲身感觉反驳后来的观察者根据坍缩影像的判断。但这种观察者优势并不会给观察者带来好处，只是看起来好象所向无敌。用康德的话来说，这些历史观察者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只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伸展到了过去。不能确知历史的本质或物自体，才是这些历史家们的最大失败。避免失败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件历史遗存，一段文字，一首诗，一张合约，一幅画，等等，仅当作是丰满生命状态和丰富社会关系的坍缩，切不可夸张解读，妄加推广；而是要尽量找到与之相关的其它资料，建立起一个立体的轮廓来。
这包括要对历史文物的创作者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他留下的文字和画作，与他密切交往的文化群体，他们留下的相关文字，都是复原坍缩的重要信息。采取这样的方法，并将其推向极致，我们会发现艺术品更为迷人，历史就像当下。我们不仅会感受到更真切的过去时光，而且还会有更高层次的审美趣味，并且有对历史的更生动真实的理解。想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正是用坍缩的信息编写的，我们就会期待，那种着意挖掘前人意识网络的还原工作，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不同的历史，一个鲜艳生动的、可以享受其中的当下生活。
有趣的是，虽然作为一种物理学理论的量子力学强化了人们的观察者优势观念，但另一种物理学理论却在消解它。这就是相对论。它的要义是，观察的结果依不同观察者的时空参照系的不同而不同。没有一种时空参照系是更优越的，因而没有一种观察结果是更优越的。要理解时空，理解这个宇宙，就不能以任何一个观察者为中心，而要把不同观察者的观察综合起来。这是相对论优于牛顿体系的地方。这样的看法放在人与人之间，今人与古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就更为合适。如果我们把不同文化的艺术品放在这样一种文化相对论的视角下，是否能感受一种更超越的美和文化力量呢？
2019年1月30日于五木书斋
2020年7月首发于《随笔》2020年第4期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