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过几本书的作者，我一直觉得出版书籍很神奇。会突然有一天，一个人对你说，“多少年前我曾读过你的一本书，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偶然的。更多的情形是，你不知道谁读了你的书，对他或她产生了什么影响。就像我读那些人类先贤的书一样。他们已离开人世，并不知道他们对我产生了何种影响，怎样激发了我的思考，我又如何将我受到激发的思想写出来，分享给其他人。但这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神奇机制。
这本书，《视野与计算》是我的一个论文集。论文是用中文写的，现在将它们结集成册以英文出版。我虽然出版过几本英文著作，但都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只因为我是主持人和主笔，才以我的名字与合作者的名字作为作者名。这本书全都是我自己的论文。这使我有直接面对英文读者的感觉。我将不会知道，谁将读我的书，以及这本书将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神奇结果。但我觉得我有义务，让英文读者读得容易一些。所以我要在此对我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背景做些介绍，并就我以为普通的英文读者可能感到困难的地方做些说明和解释。
这本书的题目，取自其中的一篇文章，叫作“视野与计算”。经济学一直认为，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做出理性的判断。然而我们经常看到不理性的行为。201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件。一名青年人，叫药家鑫，开车撞伤了一个农妇。他非但没有救她，反而用刀把她杀死。这当然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在理性计算上也是不对的。药家鑫的理由是，受伤的农妇会因此纠缠不休。但他杀人被破获的概率很高，且杀人就要判死刑。
关于计算错误，心理学和经济学已经有了不少解释。我的解释是，因为视野受限，所以计算错误。人的计算依赖于他或她所获得的信息。信息越多、越全面，计算也就越是准确。而信息多少或是否全面，取决于视野范围。空间的和时间的视野范围越大，信息就越丰富和全面，计算也才能越准确。在这方面，我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则成语出自春秋时期（西元前770年~221年）的一个故事，是说吴王想攻打楚国，并拒绝谏言。这时一个少年拿着弹弓到王宫后花园去了几次，吴王好奇地问他在做什么。少年说，“我看到树上有一只蝉在鸣叫，却不知后面有一只螳螂；而螳螂想捕蝉，却不知后面有一只黄雀；而黄雀一心想吃螳螂，却不知我拿着弹弓想把它射下来。”吴王听了后，决定不攻打楚国了。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视野对计算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人们（更不用说其它生物）的视野有限呢？因为第一，观察和关注外界事物是要耗费注意力资源的，自然演化让生物们尽量节约资源。在几百万年演化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只是在进行狩猎和采摘，他们只需注意几百米范围和当下时间就可以了。超过这样的范围，对人们生存的直接威胁就会小很多，再去观察和关注就是在浪费稀缺的注意力资源。所以大自然将人类注意力自动地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第二是因为，当人及其它生物发现某种能带来利益的目标（如猎物）时，就更有可能只关注这个目标而自动忽略其它目标。这被我称为“羸了小游戏，输了大游戏”的错误。然而近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快速发展，人类之间的合作，已使影响一个人的成本或收益的因素，远远超出他或她的生理视野范围，有可能在地球的另一端，或在另一个时间段。这就需要人们超越以往的视野。但在心理结构不能较快演化调整的情况下，克服视野太小的错误就要依赖于学习、教育和宗教及其它文化传统。
本书的副标题是“中国视角的经济学”。我想对于普通英文读者来说，这里有两个难点。第一个是“经济学”，第二个是“中国”。关于经济学，我这本书可以看作是经济学论文集。因为我的学术专业就是经济学，我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家。本来经济学并不是难以读懂的文字，只是我这里有一些论文包含了不少数学公式和几何图表。这对有经济学基础的读者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可能会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困难。然而我想说，这些公式和图表并不是这些论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觉得困难，可以跳过，只看非数学部分和结论就可以了。我之所以借用数学，主要是因为我受了一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并且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进行的研究，需要一些数字来表达判断和说服读者，因而养成了一点儿用数学的习惯。
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可以算作是经济自由主义者，我的学术背景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我自认为继承的是从亚当 ∙ 斯密到哈耶克的传统。我还能记得第一次读哈耶克时的兴奋，直到现在我还在钻研哈耶克的《法、立法与自由》。很显然，哈耶克的书里面是没有数学公式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指由罗纳德 ∙ 科斯开创的经济学传统。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读到了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我不仅为其理论洞见拍案叫绝，而且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理论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有着多么强的解释力和实用价值。我后来与科斯教授互相通信，并编辑和组织翻译了他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当1991年我们听到科斯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他的这本论文集的中译本正好出版。
1993年我受科斯教授邀请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周都与科斯教授讨论一次。我在去之前已经基本上读完了科斯教授的主要文章，所以在这里学的更多的是他的思维方法和学术风格。第一是注重经验，反对“黑板经济学”。他有一次带我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去看交易场景，叮嘱我“要懂得真实的世界”。第二是要在交流和辩驳中形成学术概念和理论。当我想请他给“制度”下个定义时，他说权威的定义是在不同定义的互动和竞争中形成的。第三他有对不熟知事物的极好直觉和恰当判断。他并没有到过中国，但当我们讨论中国农村改革时，他说中国的成功是因为解散了人民公社还有家庭；而俄罗斯不成功，是因为解散了集体农庄，就剩下个人了。
后来我有14年没有见到他。直到200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倡议召开了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学术讨论会，他用他的诺贝尔奖金资助了几十位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官员参会，也邀请了我去。他在闭幕辞中说，“为中国奋斗，就是为世界奋斗。”2010年，科斯教授又在芝加哥组织了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他不需要资助中国人路费了。2010年12月29日，为庆祝他100岁生日，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大型学术研讨会，通过互联网请科斯教授发表了演讲。他说，“正如中国有孔夫子，英国有亚当 ∙ 斯密。”2013年，当他准备访问中国时，不幸患病去世。当我想到他曾说过，“我想再次扬帆远航，去寻找到中国的道路，即使只是发现了美洲，也在所不辞”时，不禁为他惋惜。
科斯教授一个人创立了两个学派。在法学界，被称为“法与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我是经济学家，所以与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更近一些。如道格拉斯 ∙ 诺思教授。他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有助于我理解科斯的理论。他多次访问中国，他也参加了科斯教授2008年和2010年组织的芝加哥会议。所以我有多次机会与他相见和讨论。另一个人是哈罗德 ∙ 德姆塞兹教授，他或与阿曼 ∙ 阿尔钦教授一起或单独发表有关产权的论文，是我们理解产权理论的重要经典。2008年我在芝加哥见到他时，他是一个幽默的老人。还有奥利佛 ∙ 威廉姆森，1988年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听过他讲“交易费用经济学”。再有一个人，就是张五常。论年龄，他比科斯小一辈。不过他的贡献和影响很大，以致对科斯本人，诺思等人，都有启发。更重要的，他是一个中国人。他把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到了中国，他也吸引了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注中国。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论文“论企业的契约性质”，后来又读了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以及其它早期论文，越来越觉得他的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更能解释中国现象的一种理论。
所以也可以说，我的经济学论文，主要就是制度经济学论文。比如“公共物品什么时候可以变为私人物品”就是一篇进一步研究产权理论的论文。2002年，我在受水利部委托研究水权的时候，发现传统中国对河流水资源的默认分配原则是，谁有能力开凿水渠，谁就拥有水权。但在现代社会中，开凿水渠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又没有建立起河流的分水制度，各地用开水渠的办法竞争水资源，实际上是“上游优先”，导致黄河中上游的水库总库容超过了黄河一年的径流量。这造成了黄河流域的整体水资源稀缺。曾有几年黄河断流。我由此想到，当获取某种资源的成本相当高时，这种资源就可能不稀缺。因为稀缺意味着需求大于供给。而决定需求的，不仅是资源本身的稀缺性，还包括获取的成本。当获取资源的成本低到一定程度后，原来不稀缺的资源就会变得稀缺了。只有当资源稀缺时，才有建立产权的必要。因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来没有产权的水资源，现在看来也有必要建立水权了。
而产权制度又与资源的物理特性相关。水是液体，是流动的、边界变动不居的，要想建立产权，界定其物理边界就比界定固体物品边界难一些。由此可以考虑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到声音和景观，再到无形资产，如数码和创意，是一个连续谱系。一个有效产权，首先要能够被其所有者“持有”，能持有才能“排他”。但是若要持有就要有成本，或可称“排他成本”。而资源的物理特性会影响到排他成本。如液体比固体更难持有，气体比液体更难持有。人类只有创造了固体容器，如水库、瓶子或气球后，才能有效持有液体或气体。至于思想的产品，由于印刷术以至互联网的发展，已经很难界定其物理边界，只能依赖于人为的产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才能加以保护。所以人类产权制度的具体形式，在一个维度上，与资源的物理特性相关。
谈到“中国”，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我这些年来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研究的领域，我想也是英文读者关注的方面。第二是中国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这是要理解中国，包括理解现代中国所必需的。第三是中国的文化。这是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想，以及中国为什么不同于英语世界的很重要的方面。第四是在中国发生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五是从中国的角度看待外国发生的事情，并给出的中国角度的解释。
还是先谈谈我的文化背景。虽然我是一个中国人，但在早年的教育中，我基本上没有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这里主要指的是儒家和道家文化。文化革命中后期，我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我所知道的“儒家文化”，是从“批林批孔”运动中听到的用于批判的孔子的只言片语。1979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以后，主要是学习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外，还有西方经济学。我在文化上认为我是个世界主义者。但颇为讽刺的是，使我第一次感觉我与中国文化有联系的，是我在1987年第一次访问美国。因为美国就不是一个没有文化色彩的国家，同时在美国的华人也还尊崇孔子。从美国回国后，我就开始大量阅读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包括李慎之先生推荐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侯家驹的《先秦儒家自由经济思想》等。当然最重要的，是阅读原典，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道德经》等。
在儒家和道家传统中，我最先认同的，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近的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何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种自然秩序哲学的表述似乎比斯密的“无形之手”更为精彩。斯密之说尚有“手”，孔子之说已无“口”。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在图书馆借到了马弗利克的《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其中包括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英译，和他自己对欧洲传教士有关儒家思想的书信如何影响到魁奈以至斯密的描述。后来我又阅读了朱熹编篡的宋儒箴言集《近思录》和王阳明以“良知”为核心价值的《传习录》；受蒋庆的《公羊学引论》影响关注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由于对中国崛起之后问题的思考，我又关注儒家文献中关于天下主义的思想资源；还有，就是包括《孝经》在内的儒家有关家庭的观念和传统。当我认为对儒家文献作了“修齐治平”的全面梳理后，觉得可以用经济学作合理解释，我于是从2008年开始在山东大学讲授一门叫作《儒学的经济学解释》的课程，2015年我将讲稿修订出版。我可以称我自己是儒家了。
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容易发现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关键之处。如对家庭的态度。西方也有家庭，但中国有“家庭主义”。我在“论家庭主义”一文中提出，家庭主义主要是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经济计算。这就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计算很不相同。因为家庭与个人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区别。第一个方面是，个人是寿命有限的，而家庭在理论上是寿命无限的；第二个方面是，个人主义的个人之间互相独立，而家庭主义的个人之间互相依赖。经济学一旦改变了基本研究单位，结论就有可能大不一样。例如家庭主义的社会更倾向于可持续发展，因为家庭寿命无限，其贴现率为零。又如从家庭福利最大化出发，传宗接代就比当下利益更重要，因为如果家庭终止，再大的当下利益也是零。这就可以理解孟子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还有，因为家庭内成员之间的利害互相依赖，他们的个人的决策就不能独立。等等。然而如果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家庭传统，就会误以为家庭中个人的行为很不理性。
另一个误解有关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在我接触的外国学者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产权传统。不少中国学者也是如此。这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偏差造成的。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军事失败导致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偏激情绪，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时，认为一无是处，“事事不如人”。这自然包括土地产权制度。我在“制度应该怎样变迁”一文中指出，中国至少自汉以后就形成了土地自由买卖的制度，宋代以后，直到明清和民国，土地产权制度愈发成熟，形成了永佃制。关于永佃制，我在另一篇论文，“永佃制的经济性质”中作了更为细致的讨论。永佃权不仅是指永远租佃的权利，而且包含了部分产权。这是永佃制加上固定地租带来的必然结果。于是土地产权可以分成两层，即田面权和田底权。更可贵的是，这两种权利是互相独立的完整产权，其中任何一种权利卖给第三方时，不需要对方的同意。
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近乎教科书式的完美土地制度，竟是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对象。为什么会如此，我在“制度应该怎样变迁”一文中作了初步的探讨。土地革命鼓吹者认为，当时的土地过于集中，如毛泽东认为大约有70~80%的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但后世研究者认为他把公田也算作地主拥有的田地，所以高估了土地集中度。另一个共产党人杜润生则通过调研认为，土地集中度只有40%。赵冈的研究则指出，民国时期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只有0.3~0.5，如果将田面权也算作土地产权，则土地分配更为平均。土地革命鼓吹者的第二项指责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严重。但这也被后来的研究所否定。如高王凌的研究指出，由于地主并没有收缴地租的强制手段，且官府也无意帮助地主收租，从明清以来，地租的实收率在250年间持续地从80~90%下降到50~60%。名义地租率也因此数次向下调整。
我在“制度应该怎样变迁”中也同时比较了英国的土地制度及其变迁。到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土地制度在文字上仍然还是威廉大公建立的土地保有制。一个人若要购买一块保有农的土地，就要接替他的农奴身份，在接收土地的时候向领主效忠，以致一桩土地买卖要耗费相当于3~5年土地收益的交易费用。所以那时的土地资源的再配置，主要靠的是手续便捷的土地租赁，由此完成了产业革命时土地资源向工业和城市的转移。而在中国，土地革命靠暴力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在分配给农民后，又通过集体化集中到了政府手里。土地革命破坏了土地与农民之间的较好配置，又因人民公社由政府配置农业资源，并且毫无激励，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从来没有超过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年饥荒最严重的一年（1961年）只为光绪十三年的67%；遑论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一比较告诉我们，中国的错误不仅是对土地制度性质的错误判断，而且是制度变迁形式的错误，即是用暴力推动的制度变迁。
也就是说，即使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是能否采取和平的形式。这正是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的情景。在三年大饥荒以后，毛泽东还是作了小幅度让步，即允许农民拥有少量的自留地。后来人们发现，自留地里的亩产量四、五倍、甚至十倍于集体土地。这显然是激励所至。这一信息被杜润生——他后来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带到了中共高层。他们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能否将所谓的集体土地改变为私人所有的产权制度。如要改变产权制度，就要改变法律。而在毛时代形成的意识形态惯性，使得当时中国不具备改变法律的政治条件。后来的实际选择是“土地家庭承包制”。实施结果有目共睹。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有趣的是，这一制度变迁的成功可以用科斯定理及其它制度经济学理论作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我在“合约重要：一种对历史的更好解释”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
科斯定理是说，如果法官对产权归属有一个任意裁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当事双方可以通过自由交易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对它的一个接近事实的引申是，“即使政府干预的错误由于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暂时无法纠正，人们也有一种方法能够纠正，这就是合约的方式，这也就避免了当下纠正政府错误的困难或成本。”这就是用合约变革来替代产权变革。关于合约理论，正是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在其《佃农理论》中就指出，在同一产权制度下面对同一情境时，不同合约会带来不同的效率。改变合约就会改变效率。而产权制度可以化解为合约权利，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就是在不改变土地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将农民与国家及集体的合约，从固定工资改为固定租税。前者意味着，无论多么努力，农民的收入是不变的；后者意味着，只要交纳一个固定数额的租税，劳动努力增加的产出就归农民自己了。
五常教授对中国改革成功的另一个解释，是在他为2008年芝加哥会议提交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论文中。他指出，中国改革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县政府之间的竞争。竞争的对象是资本和人力资源，竞争的手段就是降低土地价格。为了争取企业到本地投资，土地价格可以降为零，甚至是负地价。县政府的收益则是税收。2011年，张五常在深圳召开了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研讨会，我的论文“论租税同源、分离与互替”就是为这个研讨会而写的。我很赞赏五常教授对租和税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我想这大概与他常年居住香港有关。因为香港就是一个零关税、低赋税但高地价的地区。当地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于土地批租的收入。如果一个经济主体兼为土地所有者和征税人，租和税之间就有某种互替关系。税率低则租率高。如果中国大陆的县政府同时拥有土地和征税权，它们降低土地价格而牟取税收就是合理的选择。只是五常教授在这里犯了一个小错误，即按照宪法，农村土地并不归政府所有，县政府向企业提供的低价土地，是依靠强力从农民手中夺过来的。在产权制度被破坏的情况下，土地成本就被扭曲，他的理论就出现了误算。
导致中国奇迹的另外两个重要现象，是专业市场的涌现和城镇化。我分别在“专业市场的经济学逻辑”和“交易与城市”两篇论文中进行了讨论。专业市场在浙江省尤其发达。我曾去过海宁的皮革服装市场，台州的塑料小家具市场，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柳市的电器市场等，都是覆盖中国全国的专业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的市场半径更是超出了中国的国界。为什么专业市场能够存在？这是因为专业市场专门销售一种（类）商品，就可以将这种商品的各种花色、样式、品种和品牌聚集在一个市场中销售。这会给消费者带来花色品种效用，即对商品的选择范围增大，从而可以更贴近自己的偏好。为了这额外的效用，消费者愿意到更远的市场去购买。这就是专业市场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专业市场带来了巨大需求，企业就聚集到市场的周围进行生产，于是专业市场就带动了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这正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整个中国的发展就是这个专业市场模式的放大版。中国沿海和内地的大型城市，就是多个专业市场聚合而成，他们的市场半径大至全球。涌入巨大城市的巨额需求吸引了大量中国和外国企业投资于城市及其周边，这又带动了城市的扩展。所以伴随着中国几十年的经济腾飞，是一个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6年的30%已经上升为2018年的60%，平均每年约有1700万农民进入城市。据刘易斯，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动力之一，另一个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对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的巨额需求；带来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收入大幅增加，也带来他们的消费习惯的重要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永久性的消费需求。据我的估计，近些年中国每年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约为2.5万亿元。假如中国城镇化率的目标是80%，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还可持续十几年。
2010年，深圳市政府邀请我们为其前海实验区编制城市产业规划，使我得以更深入地思考这一问题。在这方面，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可谓先驱。他们认为生产的规模经济使得人们集聚为城市。但这似乎与真实情况有些差距。在我看来，城市是以交易为基础的。由于交易会带来交易红利，人们会为交易而集聚，进而会带来市场网络外部性，即交易机会的增长比人口密度增长得快，从而带来更多的交易红利，又促进人的进一步集聚。如此循环往复。集聚同时也会带来拥挤外部成本，红利和成本相减就是“集聚租”。当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集聚租达到最大值，城市的规模也由此决定。在这里，交易是研究的基本单位。巧合的是，制度经济学也是以交易为研究的基本单位，从而在这里，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互相贯通了。依据这一原理我开发出了一个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结合的规划模型，这是一个考虑空间和制度因素的一般均衡模型，既可以帮助地方政府进行规划，又可以进行制度和政策的测试。
这种对城市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在对互联网的研究上。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人的集聚。只不过在互联网中，是虚拟集聚。2000年后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是中国奇迹在互联网上的继续。然而它们的商业模式却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即网上交易或交友平台的边际成本为零，因而按照微观经济学的教条，它们提供服务的价格也应该为零，但这样一来，他们就没钱赚了。这与很多年前科斯讨论过的“公用事业定价问题”非常类似。这就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的边际成本低于平均固定成本，如果按边际成本定价，就会带来亏损。霍特林主张由政府来补贴亏损部分，而科斯则提出两部制定价，即消费者既要支付边际成本，也要支付平均固定成本。然而，政府并没有补贴，淘宝或微信的普通消费者也没有支付一分钱服务费用，阿里巴巴和腾讯怎么赚的钱？
我在“零边际成本和虚拟地租”一文中作了解释。当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为消费者提供免费服务时，消费者集聚了起来，当然是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中。但这就足够了，只要他们能够互相沟通买卖的意愿并实际成交，他们就像在真实的市场中相遇一样，只是拥挤外部性几乎不见了。前面的讨论已经指出，只要有人的集聚，就会产生集聚租。既然集聚是由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免费服务创造的，它们就有理由去收租。收租的对象，是那些想在虚拟空间中占据更为中心位置的人；收租的形式可以是平台使用费，交易佣金，也可以是对更中心位置的竞价等等。事实证明，它们收到的租金不仅抵偿了成本，还能带来盈余。这就是它们的商业模式。
还有一些论文，我认为也都还很有价值，只是觉得这篇序言篇幅不能太长，所以简单地讲一下。不算最近的贸易战，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有两次比较大的外部影响，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美国金融危机。我分别在“对冲基金、金融市场与民族国家”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两篇论文中，从中国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值得强调的是，我在后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亏损均衡”，用以描述人们为了获得巨额收益的可能性而愿意接受亏损的情形。我在“广义寻租理论”一文中，主要讨论了在中国因政府管制而带来的各种租值，民众、企业或政府官员看到租值可能消散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企图留下租金。另一篇论文，“医疗保险悖论：医药价格与自付率成反比的假说及其在中国的验证”，是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的副产品。我们发现，中国的医疗费用快速增长，似乎与医疗保险的普及很有关系，于是提出了一个假说，即医药价格与自付率成反比。我们的研究大致证明了这个假说。
最后的两篇论文，“宗教人及其制度含义”和“经济学的神学坐标”是超出经济学范围的两篇文章。真实的世界一定是超出经济学的解释范围的。近二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大家也在注意这个问题。如詹姆斯 ∙ 布坎南在讨论宪法时提出，仅用经济理性人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宪法起草者会考虑身后人的利益，他用“宪法公民身份伦理”作了解释。桑塔费学派提出，如果仅有经济人，而没有强互惠者，一个社会就会崩溃。宗教人相对于经济人而言，就是不计利害的，因而就是一个社会的强互惠者，或具有宪法公民身份伦理。按上帝的尺度，即使人类暂时不再存在，祂仍然在做着一件朝着在亿万年后让人类或类似人类的智慧生物重新诞生的事情。这是一件只有摆脱当下功利计算才能理解的事情。如果只看到眼前功利，人类既不可能成为人类，也不可能发展出今天的文明。在当代中国，家庭主义已经瓦解，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人是没有信仰的个人。只有涌现出一群超越功利主义的精英，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自然秩序是好的，中华文明才可望真正复兴。
2019年11月16日于五木书斋
Vision and Calculation, published by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