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 1 以下 | 盛洪

盛按:最近在许多国家接种疫苗人口比例已达到群体免疫水平,又出现了新的一波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播的高潮。其原因是各种疫苗的有效性远低于预期,中国及其它国家发现许多接种疫苗后仍感染的病例,并且病毒变异加速,变异毒株多能避开疫苗抗体,还有严重副作用,且传染性更强。英国的一项研究称,“使目前所有疫苗都失效的新冠病毒变种几乎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使接种疫苗形成群体免疫的战略归于瓦解。有些人提出要放弃与新冠病毒的对抗,还有的国家回到了极端状态,如中国在新的一波疫情中又直接封闭了有感染者的小区甚至楼道,英国回归了完全的“自由”。在这种两难困境中,我发现我在去年四月提出的“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是将基本传染数降到 1 以下”仍是兼顾防疫和经济 ,兼顾健康要求和自由、交往本性的适宜目标,这不依赖于技术手段,只需要人们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习惯。戴口罩,社交距离和洗手,都是简单易行的。由于要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这些行为习惯将可能永远地改变了。(2021年8月3日)

盛按:新冠病毒很”狡猾”,在一些国家已接近群体免疫,疫苗刚开始大规模接种,就变异出多个新毒株,规避抗体,使疫苗功效大大消减。中国的用封人来闷死病毒的作法也漏洞频现,病例爆发是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无论是群体免疫,疫苗,还是封城封区,都似乎已失灵。怎样既要战胜病毒,又要保证经济正常运行?我们又回到起点。这是本文讨论的假设前提。即无法辨别谁携带病毒,也对自己能否避免传染没有把握,只有假设所有人都是病毒携带者,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保证既要交易,保持正常的经济收入,又要减少接触,从而减少传染。如同这篇文章所说,”哪些行为规则将胜出,哪些国家能够发现并形成这些行为规则,将重新构建疫情后世界格局。”

盛按:最近看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文章,称新冠疫苗也只能维持300天的效果,且新冠病毒已经有三个变异,比我写这篇文章时依据的无症状感染又多了一些克服新冠的困难,文章之立论就更为坚实。我在文章结尾中说,“不同抗疫措施实际上是一种行为规则间的竞争,最终那个最优的行为规则将会胜出;即那个既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又保证经济正常运转的行为规则将胜出。”再发。

盛按:据说北京出现新的新冠确认病例,又升级防控。这说明“将感染人数降至零”是不现实的,也是低效率的。不能在“清零防控”和“完全正常”两个极端间摆动。所以“将基本传染数降到 1 以下”是“抗击新冠的适宜目标”。再发此文。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3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的目标,是将新增感染人数降到零。然而这既不现实,也代价高昂。说“不现实”,是说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如果要全部发现他们并及时隔离,就需要对全民检测。尽管有些国家,如美国已经宣布免费全民检测,但也无法解决与外国人交往的问题。更何况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做不到的。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全民检测,又要防止病毒传播,就要把全体民众看作无症状携带病毒的嫌疑人加以防范,要使新增感染者人数降至零,成本就会太高。假定人群中只有1%的无症状感染者,除了检测又无法辨别,就只有对100%的人采取隔离措施。由于现代经济高度依赖于人与人的交往, 这就等于停止了经济的运行,中止了收入和财富的创造。据我在“既要防疫又要交易”一文运用SIEM模型的估计,武汉因封城和社区隔离,GDP下降了99.4%。

那么,仅将基本传染数(R0)降到1以下,是否又太宽松了。这是不了解传染病的指数型特性所致。所谓“指数型特性”是指传染病的传染速度对指数高度敏感,指数高一点,感染人数就大增;指数低一点,感染人数就大减。我将钟南山团队给出的基本传染数3.77,平均传染间隔时间7.5天作为基本参数,将377开7.5次方,得出平均每天的感染人数增长19%(请专家指正),从2019年12月1日到2020年1月23日,理论上受到感染的人数累积约为78159人。而如果基本传染数小于1,比如为0.94,累积感染人数平均每天只增加0.96%,新增感染人数速度则为每天-1%。同样在54天的时间里,理论上受到传染的人累积只有148人。既可以由武汉医疗体系轻松应对,也不妨碍其他所有人正常出行。

图1 基本传染数不同导致的明显不同结果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

说明:本图以2019年12月1日为起点,2020年1月23日为终点,分别描绘基本传染数为3.77和0.94的感染人数变化轨迹。因两者数据相差太大,故分别用左右两边的坐标作为基本传染数3.77和0.94的标尺,以使后者能够有所显现。

假定在武汉封城那一天,受到感染的人数每天新增15464人,但如果基本传染数下降为0.94,则新增感染人数也会逐天下降(见下图)。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的传染是收敛的。只要时间足够长,新增感染人数也会降为零。

图2 假定武汉封城日基本传染数开始为0.94的结果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2

说明:纵坐标表示感染人数,横坐标表示时间,时间单位是天,在这里一共有365天。

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呢?实际上,决定基本传染数有自然因素,如病毒本身的传染特性,也有社会因素。不仔细想,基本传染数好象只是受自然因素的支配。其实,既然是传染病,必与人们之间的交往特性相关。现在得出的基本传染数,只是在现有社会交往的正常状态下的数值。例如每个人每天都由于工作或经营与其他人进行交往,与亲朋好友聚会,外出旅行等等。如果在一个农耕社会,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会大大低于现在这个数值,即使是在十九世纪的正常交往状态下,基本传染数也会低于今天。因而,人类也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因素,即改变行为方式来降低基本传染数。

影响基本传染数的社会因素有两个重要变量。一个是人口密度,一个是交往频率。静态人口密度是相对固定的,如人们居住和工作的分布是相对固定的。而动态人口密度则不那么固定。如观看球赛、戏剧或电影,宗教礼拜,不定期的商业的或政治的集会等等。时聚时散。这也称为人口的“时间密度”。交往频率即单位时间中交往的次数,交往频率越高,人与人之间传染病毒的几率越大。这两者之间也有关系。人口密度越大,人与人交往就越容易,也就越多交往。很显然,农耕社会或十九世纪的人口密度和交往频率低于今天。

假定基本传染数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乘积,表示为:

基本传染数 = 自然因素系数×社会因素系数

这意味着基本传染数会随着社会因素系数的变化而同比例地变化。如果我们把平均每天的交往次数算作100%,假定减少交往频率就会同比例地降低基本传染数,即如果我们的平均交往次数减少10%,则基本传染数也减少10%;平均交往次数减少50%,基本传染数也减少50%;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如果我们把交往频率减少到某个数后,基本传染数会降到1以下。例如,在基本传染数为3.77时,如果我们将交往频率减少到正常水平的25%,基本传染数会降到0.94。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将交往频率降到日常的1/4,就能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必封城封路,不必待在家里不出门,就可以实现抗击新冠肺炎的目的。

首先可以对自己日常交往做一个分析。至少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必要的交往”,一部分是“不必要的交往”。必要的交往主要是工作交往,因为不工作就没有经济收入,就不能维持生活;除此之外还有强度很高的非工作交往,如上学,强烈感情驱使的对亲友的拜访,对旅游的渴望,对重要球赛的现场观看等等。不必要的交往是可有可无的,如逛街,闲聊,看电影打发时间,等等。人们首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交往。必要交往和不必要交往各占多少比例,可以通过社会学、行为学调查获得经验数据。现假定必要交往占比为80%,不必要交往为20%。那么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不进行不必要交往而减少20%的交往频率。

在必要交往中,人们也可以既保持经济交易,但又不进行人身接触、导致病毒感染的交往。我在“既要防疫,又要交易”一文中提出,可以进行“非面对面交易”。尤其是指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技术业,电子商务,教育,咨询等行业,基本上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交易或交流,并创造价值。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2007年就已经高达GDP的46.6%。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服务业已达GDP的54.5%。如果按武汉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60%的比例估计,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高达32.7%。假定GDP,即人们的工作提供的所有增加值,所对应的人们的交往是全部交往的70%,则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应的交往就占全部交往的约22.89%。如果这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工作采取非面对面的形式,如在家办公,在线开会,远程教育,视频咨询,在线谈判,等等,实际上就等于在不减少工作交往的同时,减少了直接接触的交往,也就减少了传染的可能性。加上上面说的去掉20%的不必要交往,现在已经累计有42.89%的交往,可以在不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不会减少经济收入。

抗击新冠肺炎当然要在医疗技术方面作出努力,然而这一疾病最重要的危害是它的传播。而对于病毒传播,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行为。在为了必要的交往而不得不外出交往时,人们也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行为规则,来避免传染。现在有人对新冠疫情有些夸张的判断,认为这改变了世界运行的轨迹。其实,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不少传染病,如鼠疫、疟疾等,人类是靠调整行为规则加以避免的。如在欧洲黑死病时期,犹太人靠传统的隔离规则极大地减少了得病比率。在传染病流行过后,人类也是因将避免传染的行为规则纳入日常的行为规则中,如避免艾滋病的行为规则,得以长期抑制住传染病的爆发,同时继续正常的交易,一直走到今天。因而,只要稍微改变行为规则,就可以降低基本传染数。

例如保持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这一般指在实际空间中与他人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这包括在路上,在办公室里,在车间里,在任何公共场所中。据报道,福特公司已让员工佩戴社交距离手环,当两人之间距离低于6英尺时就会振动提醒。现在似乎还没有社交距离的效果数据,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保持社交距离规则不可能万无一失,我们假定保持社交距离比正常交往减少了90%的感染概率,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大部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可以以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进行生产。在农业中和在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车间里,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距离都在两米以上,因而不存在问题。即使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车间中,只要进行轮班生产,也可降低人口密度,使工人之间的距离大于两米。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工作交往,按GDP比重,占了全部交往的32%。由于假定保持社交距离规则还有10%的概率会传染,总体上也只增加了3.2%可传染交往。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增加了可交易却不可传染的交往约28.8%,到现在累计为71.7%。

还有一种方法是“不接触交易”, 这我在“既要防疫,又要交易”中提到过。在必要的交往中,生活服务业似乎是不可避免要面对面接触进行服务的。然而 这也可以改进。现代技术可以使人们在服务时不直接接触。我们曾想到过的超市和商店自助结账,餐馆也可以自助点餐,机器人送菜等;旅店也可以自助入住,本来大部分爱彼迎顾客已经是在网上订好房间,到了住处开电子密码锁即可。也可以改变行为规则以减少高峰。如超市可分时间段分人群购物,各机构也可错峰上班,可以错峰坐公交;甚至学校也可以每周有一半学生到校上课,另一半在线听课。其结果,就是为社交距离创造了条件。2018年,我国的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1.5%,其交往数量约占全部交往的8%,如果“不接触交易”可以减少90%的传染可能性,就相当于增加了7.2%既不传染又可交易的交往,到现在累计为78.9%。也就是说,把可能传染的交往降低到正常水平的25%以下,亦即把基本传染数降到1的最低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

图3 在保持GDP不变的情况下,各种降低基本传染数措施对新增感染人数的累加影响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3

说明:本图由“空间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规划模型”(SIEM)模拟做出。其中GDP和感染人数均为指数,因此可比。时间跨度为一个月。其中不同措施的效果是累加的。最后一个措施,“保持社交距离”这所以显得影响很大,是因为一旦基本传染数小于1,就会立刻显现出明显的收敛,而并 非这一个因素的影响。

然而,还有潜力可挖。在各种服务业中,可能旅游业是最需要人与人接触,才能提供服务的产业。 既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长途巴士等,又包括导游服务。首先是,人们会更多地采取自驾形式进行中短途旅游,会部分地替代飞机和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第二从形式上,自由行或自驾游会大幅度增加,替代旅游团形式。即使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采取社交距离管制,如飞机或火车最多只能坐一半的乘客,以留出社交距离,另一方面允许航空公司或铁路公司向上调价。旅行社也要将服务形式从组大团改变为组小团,或更多的为家庭的自由行和自驾游服务。

最后,就是必要的非工作交往。如看球赛,戏剧,电影或亲友聚会。如果实在想去,也是可以去的,除了仍可以用控制人数,如只卖一半座位的票,保持社交距离以外,还可以增加要求,如在去之前检测,去的信息要在公共卫生机构备案,等等。这一方面可以约束人们去参加高度聚集的活动,一方面也可以在事先和事后辨认和掌握受感染者信息,及时隔离和治疗。

在上面行为规则改变的基础上,还有个人防护和机构防护可以降低传染率。个人防护就是戴口罩和洗手。这是成本很低的措施,因而容易执行。这不仅指口罩价格很低,而且指戴起来容易,而且无需总是戴着。可以在人口密度低的地方,即与别人之间的距离大于社交距离时不戴,而低于时戴。戴口罩的效果,目前似乎没有成熟的经验参数,最保守的估计,戴口罩至少可以减少50%的感染可能性。而机构防护包括出入测体温,办公室消毒等,增加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也会明显降低传染率。如果个人防护和机构防护能够降低70%的感染率,上面21.1%的必不可少的实际交往又可以减少14.77个百分点的感染概率,只剩下6.33个百分点。与前述欲达到基本传染数0.94所要求的25个百分点要低得多,使基本传染数可降到0.2。

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上述措施,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它就可以接纳其它实行同类措施、并实际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的国家的公民进入本国。其措施就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如可以要求飞机或火车只搭乘满员一半的乘客;或对乘坐国际航班或列车的乘客,可以要求事先检测和事后将旅游信息存入本国公共机构即可。进入到本国内遵循本国的疫期行为规则。这样国际之间的交往就会基本恢复。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讨论,医学或医院的因素。也就是说,不考虑医治,也不考虑发现症状将患者隔离,不考虑确诊后进行有效治疗,也不考虑先天免疫,愈后免疫,疫苗免疫等,只进行行为规则的改变,降低基本传染数到1以下,就可以达到使疫情收敛的状态。如果将医学或医疗考虑进来,效果只能更好。又由于这种只改变行为规则的措施不会带来病患数量急增而导致对正常医疗能力的冲击,又会使得医生力量和医疗物质资源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假如我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是恰当和适宜的,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目前各国实行的措施也许有一些就是无用的,或者起反作用的。例如,我在“既要防疫,又要交易”一文已经提出过的,武汉禁行私家车可能就是一个起反作用的措施,它剥夺了家庭的动态隔离设施,被迫去乘坐出租车或120急救车;反而增加了感染概率。又如,武汉禁止个人在超市买菜,代之以政府基层组织分配,也增加了感染的概率。还有就是武汉封闭居民社区,中国大陆大多数城市对居民进出社区进行测体温和盘查,世界许多城市要求居民“待在家里”,可能至少是没作用的“多余措施”。与保持社交距离相比,待在家里也并不会减少多少感染概率。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增加感染概率。因为钻石公主号的经验证明,也许正是这种将人都集中在一个窄小的建筑内,反而会增加感染。可能通过中央空调,也可能通过邻居间更多地挤在较小空间中。另外,待在家里不许外出,还会造成对人的健康的损害,因为实际上人们如果到郊外空旷的地区去散步或锻炼,因人口密度低、空气新鲜,阳光充足,会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抵御病毒侵害。

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的措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大大减少了政府的强制手段。这意味着将大量选择交给公民个人决定。实际上,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大,受感染的概率也不相同。年轻人就较老年人更不易感染,他们在外出时就可以采取更为大胆的选择。依赖市场流水度日的人就比靠固定收入的人更倾向于工作交往。偏好风险的人就可能比厌恶风险的人较低估价受感染的概率或成本。更重要的是,个人决定的后果要由个人自己及其亲友承担。因而也会是一种家庭选择。一个人会因家人的约束而不选择过于冒险的交往行为。这同样无需政府的强制性措施。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基本传染数降到了1以下呢?很简单,目前各国公布的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就是一个简明的指标。现在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指标都已经过了峰值,有些国家,如意大利、美国等的数据在此之后在高位徘徊,被称为“高原区”,这说明基本传染数虽低于1,但仍在0.9x左右。如果对政府发布的确诊病例数据有所怀疑,还可由公共卫生机构委托中立的民间专业机构,每隔几天,如五天进行一次随机抽样检测。根据地区大小决定样本数量。如每次1万人抽检。只要在几次(如五次)抽检中,显现出每日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的数量在下降,就说明基本传染数降到了1 以下。当然,这要保证抽样是绝对随机的。这就要求,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让行政机构来做。尤其在中国大陆,是不能让行政机构通过它的组织层层控制。

图4 意大利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4

资料来源: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italy/

图5 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5

资料来源: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us/

更一般地,这种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的策略,要求数据的绝对真实,否则决策者就无所依凭。在中国大陆,就要改变收集新冠病毒信息的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由于行政体系将感染人数及确诊病例数与“政绩”挂钩,与官位或晋升挂钩,数据就一定不会准确。曾主持传染病报告17年的曾光说,“在这17年间,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当地发生疫情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不让医疗机构报告,甚至也不让当地疾控系统报告。……也不排除有些情况下,行政部门将意见汇报给了当地政府,当地政府主管的市长或更高的领导拍板不让报。”而且瞒报的地方官员经常得不到惩罚(宋攀,2020年3月29日)。不仅如此,为了隐瞒,地方政府还会通过网络控制,压制住民间出现的病情信息,如武汉对艾芬和李文亮等人所做的那样。因而,只要传染病报告制度是行政体制控制,其数字就不可信。因而,在中国大陆,最重要的,还是要落实《宪法》第35条,并且废除让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控制疫情数据的制度。

虽然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提出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的目标,但不少国家采取的措施与此相近。如瑞典。这个国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没有封城,没有封路,没有停工,没有停学,没有停商,没有限制国际航班,没有号召民众“待在家里”。人们照常工作和生活。从新增确诊人数的趋势看,瑞典已经过了高峰期,峰值是单日新增726人确诊,且与第一例出现只相隔41天,总体上是新增确诊数在下降。这就意味着基本传染数已下降到1以下。与邻国相比,瑞典的确诊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略高于挪威1.2/10000,丹麦2/10000,芬兰6.1/10000(根据Worldometer 网上的数据计算)。而同时瑞典的个人消费却下降不多,与丹麦和芬兰分别下降66%和70%相比,瑞典只下降了30%;瑞典的救济金申请只是挪威的1/4(Fredrik Erixon, 21 April 2020)

图6 瑞典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6

资料来源: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sweden/

还有其它国家或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等,都没有封城,也没有对民众自由的做过多限制,其从第一例到峰值的时间分别为14天和34天。其措施与“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很相似。相比之下,由于武汉的措施有很多多余的成份,并且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官并不会真的动脑筋发现更好的措施,而只是做着给上面看,显得很“有力”就可以了。所以实际上,武汉从第1例新冠肺炎开始到峰值,约为75天。效果差距很明显。

图7 韩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7

资料来源: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south-korea/

图8 中国台湾每日新增病例数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8

资料来源:Worldo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untry/taiwan/

我称“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是“适宜目标”,并非说还有更好的高目标。其实所谓“高目标”,实际上是单一目标的高目标。而人类社会的目标是综合的,不仅需要防范新冠肺炎,还要防范其它疾病;不仅要防范疾病,还要保持经济正常运动,人们能够获得正常的收入以维持生活。因而适宜目标是兼顾了综合目标的最佳目标。因而这一措施也是达到最佳目标的最好手段。运用“空间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规划模型”(SIEM)扩展的同时对传染病和经济运转的分析,我们能给出达到目标的各项措施对应的感染情况和经济结果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去掉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不接触交易”,“保持社交距离”,“去聚集处要事先检测”,“公共交通工具减半载客”,“个人防护”和“机构防护”,一个社会可以在基本上保持工作交往和必要的非工作交往的情况下,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既保证了正常的经济收入,又使新冠疫情受到了有效控制。

图9 模拟武汉2020年1月22日后将基本传染数降到0.77时的GDP指数和感染人数指数

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9

说明:这里假定采取了“减少不必要交往”,“非面对面交易”,“不接触交易”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为规则,将基本传染数降到0.77后,从2020年1月23日到3月23日的GDP指数和感染人数指数。

当然,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各种行为规则效果的粗略估计基础之上的。更好的分析应借助于一方面对现有各国不同措施效果的追踪和研究,一方面由专家对行为规则进行微观实验,以得出接近准确的经验参数,形成更好的行为规则。目前各国采取的不同抗疫措施实际上是一种行为规则间的竞争,最终那个最优的行为规则将会胜出;即那个既将基本传染数降到1以下,又保证经济正常运转的行为规则将胜出。这一胜出将给胜出者带来实际的利益,而不是由文字包装的好处。因为删掉有关病毒的文字,病毒依然存在;如果违反适宜的防疫行为规则,纵然有再大的权力,也无法阻挡病毒的传播,或撑起经济的正常运转。这迫使世界各国朝着适宜的行为规则靠拢。当然,它们或快或慢。哪些行为规则将胜出,哪些国家能够发现并形成这些行为规则,将重新构建疫情后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Fredrik Erixon,“The Swedish experiment looks like it’s paying off”, The Spectator, 21 April 2020

宋攀,“曾光:没有血的教训,疫情瞒报问题解决不了!”微信公众号《县域卫生传媒》,2020年3月29日。

2020年4月23日于忘言山房

作者: flourish378

经济学家,儒家。

发表评论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徽标

您正在使用您的 WordPress.com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Google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Google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Twitter picture

您正在使用您的 Twitter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Facebook photo

您正在使用您的 Facebook 账号评论。 注销 /  更改 )

Connecting to %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