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这篇旧文，用“新冠”替代“非典”，道理不变。只是当时相信政府公布的确诊人数，现在觉得有点儿过于冒险了。
以更小的代价战胜非典
盛 洪
一个人类未知的新病毒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大则可以毁灭一个种族。如不少记载所说，北美印第安人不是被欧洲殖民者的枪炮，而是其带去的传染病灭绝的。由于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长期隔绝，印第安人没有生成对旧大陆病菌和病毒的抗体。这样的说法虽不可信，但仍有警示作用。今天的医疗技术和社会组织已经比当初印第安人复杂得多，似乎有能力控制住非典的蔓延。然而现代社会也有更为不利的一面，它分工发达，所以高度依赖人与人的交易；现代交通工具也使它的流动性更强；大规模生产方式将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工作。这些“现代因素”都会加剧病毒的传播，也使得防止传播的社会成本变得异常高昂。明白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应对非典的挑战，也许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艰难了。
所谓艰难，并非指一个社会战胜不了非典，而是指它也许不能恰当地应对非典的挑战，以至或者不能动员社会资源战胜非典，或者在战胜非典危害时导致其它方面更严重的损害。因为不仅存在着非典直接带来的损害，而且存在着对非典的恐惧所引起的损害；不仅可能因为应对不足而引起损害，而且可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带来损害。这种损害可能表现为把过多的资源调配到防治非典方面来，而同时减少了防御其他的疾病和致死因素方面的投入，导致其他因素致死人数的上升；这种损害也可能表现为，因防止传染的一些措施（如有人提出的封城或戒严）而带来的一些产业的交易的停顿，由此引致企业的亏损和破产，甚至引起连锁反应，引致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应对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因非典具有传染性，一个人患病就不仅是他自己的事情，而是具有经济学所说的“负外部性”。如果将疾病传染给别人，就相当于损害了别人。这种损害一般不会计入传染者本人的个人成本之中，所以我们无法保证每一个传染病人会自觉地避免传染。这时一个人得病后是否看病，是否休息，是否再接触别人，就不再是他自己的自由。这时就需要集体行动。“制止传染”就是社会要提供的集体产品或公共物品。尽管民间非盈利机构也可以实行集体行动或提供公共物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介入。然而要注意，政府介入既有其优点，即迅速调集资源扑灭非典传播，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如不当地配置资源以及过度使用强制性手段。
当抗击非典作为一个政治性任务成为各级政府的首要指标（如有的地方提出“出现一例非典，辖区官员免职”）时，有关社会福利的其它问题可能被掩盖，退居到非常次要的位置上，从而因非典占据了过多的资源而使其它方面缺少必要的资源。不仅如此，政府部门还有可能过度使用强制性权力使社会付出过大的成本。例如，为了防止非典的传播，有人建议政府采取戒严或封城措施。这种措施建立在每个走出疫情区的人都有携带非典病毒的嫌疑上。但即使是在目前的北京，已确诊的非典病人约为2300人，仅为人口比重的不到万分之二。在对已知患者有接触的人进行隔离的情况下，一个北京人携带非典病毒的可能性，据最夸张的估计，也不会超过万分之二。为了这万分之二的可能性而实行戒严，代价极为高昂。第一，要实际布署军队；第二，一旦有人违反戒严令，就要强制性地制止，这会伤及一些个人甚至他们的生命；也限制了所有北京人的自由；第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一旦隔绝戒严区域与其它区域的交往，就会对经济产生深刻损害；第四，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心理影响；第五，还有可能造成宪政层次的损害，即超越《戒严法》规定的范围实行戒严。
可以估价的社会成本，是因阻止交往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不仅与旅游相关的产业会受到直接打击，只要依赖于交易，任何产业都可能受损。一些外国竞争者会夸大中国非典疫情，变相地给中国的出口制造麻烦，如瑞士借口非典而歧视香港钟表制造业。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这只是经济损失，与生命无法相比。实际上，预防和治疗包括非典在内的所有疾病，还要依赖于财务支持。据《纽约时报》报道，即使美国的医院也没有多余的资源应付非典；更何况在中国的偏远地区，如《财经》杂志所揭示的那样。事实上，中国的贫困山区经常会因缺医少药而让疾病夺去人的生命。因此，经济的正常运转也有利于战胜非典。经济增长会给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政府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支持较贫穷的省份。尤其是旅游业，它在收入分配上，是一次富人向穷人，富裕地区向贫穷地区的财富转移，这种转移直接地会改善穷人和贫穷地区的财务状况，从而使他们更有实力战胜非典。
因此看来，政府的目标并非只是克服非典，如果这样就太简单了。更准确地说，应是以最小的代价战胜非典。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第一，是提供准确的信息。尽管专家和民间机构也可以提供有关信息，但他们在目标和资源方面都有局限，尤其在突发事件面前，信息更是一种公共物品。作为一种传染病，非典在病死率上比不上艾滋病，在传染性上比不上普通流感，真正引起人们恐惧的，是对它的未知；包括治愈非典的手段，非典传染的方式，也包括究竟有多少非典病人。因此，政府投入资源搜集和获取有关信息，以及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显然是战胜非典的重要步骤。在另一方面，还要考虑有关非典的信息在各种信息中的恰当位置。实际上，非典并非唯一危险的疾病；疾病也非唯一的致死原因。不仅有关非典的信息需要透明，“信息透明”是一个一般原则，而不是一个特殊例外。如果仅仅突出非典信息，会给人（包括个人和政府）以错觉，从而使人不当地配置预防的资源。例如我国近年来每年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就高达10万人；全世界约50万人；占人口比例近万分之一。又如美国因普通流感死亡的人每年就在35000人以上，全世界约25万至50万（据曾光）；也在人口的万分之一左右。而即使在北京这个“重灾区”，按目前高峰期来计算全年比率，非典死亡人数占人口比例也只在十万分之四的水平上。据说我国道路交通死亡人数中，有约2/3即约6万多人是因为缺少急救措施而丧命。然而依现在的信息结构，与非典相比，可能会有较少比例的资源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急救上。
第二，在各种信息中，哪一种信息最为重要呢？对社会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有关传染方式的信息。直到今天，人类还是没有治愈艾滋病的特效方法，普通人也并不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多少艾滋病人，但人们一般并不恐惧，从而取消社会性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知道艾滋病是如何传染的，并且相应地采取了避免感染的行为规范，如约束自己的性行为等控制体液接触途径。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道路交通事故。在约有万分之一的人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没有恐惧感，是因为他们知道交通事故多发生在违反交通基本行为规范的人身上，如2002年导致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有约78.56%是违章造成的。只要遵循交通的基本规则（如不酒后驾车、不疲劳驾驶等），出现事故的概率也几乎为零。
所以，发现和掌握非典的传染方式至少与研制出治疗非典的药物同样重要。有关非典传染的知识，将会帮助人们形成避免非典传染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将建立人们的信心，消除恐惧感。关键在于，目前关于非典的传染方式，在医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有些医学专家的判断比较乐观。比如钟南山院士认为，非典主要是飞沫传染，而且在非常近的距离如1~2米内；曾光教授则指出，“潜伏期的非典病人是没有传染性的”。依据这样的判断，只要注意通风，在公共场所与人保持适当的距离，就几乎没有危险。然而据《华盛顿邮报》，一些科学家指出，非典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生存多达数天的时间。如果真是如此，非典病毒的传染就更为隐蔽，而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恐惧。预防非典就要付出更高成本，即需经常对各种可能沾染病毒的物体进行消毒，并且随时洗手和更换衣服，等等。显然，投入更多的资源研究非典的传染方式，迅速在这方面达成共识，是降低非典的社会成本的重要一步。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使非典患者自觉地就医和隔离。同样是避免传染，非典患者采取行动要比其他人采取行动的成本低得多。如果每个怀疑自己患有非典的人都能自觉地就医和隔离，社会成本就是最低的。然而就医和隔离也是有成本的，并且是个人为社会承担了部分成本，如果政府或公益机构能够补偿或部分补偿这些成本，就能鼓励他们这样做。政府可以很低的成本免除巨大的社会成本。因此，免费治疗农村人或进城民工中的非典患者，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政策。但还不够。据新浪网，一个辽宁籍非典病人因在北京的医院向他收取5000元医疗费而逃走，现在又激起“公愤”，遭到传媒的谴责。这代表了一种危险的倾向。5000元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确实很高，如果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是强制性的，政府就要至少部分补偿这一费用。而“公愤”虽属正常，却有过头倾向。因此要警惕已经出现的对非典病人的歧视，它会对病人的心理产生损害，从而使更多的人即使怀疑自己患有非典，也不敢到医院去。即使去了也有逃跑动机。实际上，现在甚至有其它疾病的人也不敢上医院，生怕被当作非典病人。因此，强调对非典病人的尊重，减少社会上对非典病人的歧视，而不仅是用法律去威慑，恰恰是控制非典传染的重要措施。
第四，政府要支付“甄别”的成本。在我们无法保证所有非典病人都已隔离的情况下，其他人有理由感到担心。世界上已有上百个国家对中国人的入境进行限制，其中有些国家干脆禁止中国人入境。然而目前中国的非典患者与总人口比例仅为约26万分之一，这样的限制显然颇为荒诞，只是因为没有关于每个入境中国人是否非典患者的准确信息。这无疑会给中国以及其它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例如因瑞士政府拒绝香港商人参加世界珠宝钟表大会，而使我国钟表生产损失约100亿的订单。而旅游业的损失也很惨重。然而，如果政府能够支付一定资源，对所有出境的人进行有效的体检（据中央电视台报道，目前我国已经实行了出境检疫措施），并颁以相关证书，也许就会在个体层次给出某一中国人是否非典患者的准确信息，从而减少对中国人作为一个人群的入境限制。体检的意义，不仅是发现患有非典的病人，而且是证明其他人不是非典病人。只要对患有非典的个体可以甄别，就会减少对某一群体的不信任。与减少的损失相比，政府的支出显然是值得的。
第五，提供财政和金融支持，减少非典对经济的短期冲击的力度。非典以其传染性威胁着经济交往，在人们没有掌握战胜它的有效办法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会对经济产生短期冲击。这种短期冲击大过一定阈值，可能会引起正反馈效应，引起整个经济的衰退。然而如果政府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上对短期受到打击的产业予以支持，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受损产业进行补偿，更在于阻断危机传播的途径。例如1987年美国股灾时，格林斯潘迅速调动大量联储信用支持各大商业银行，阻止了股灾的影响向金融其它领域以及整个经济的扩散。美国国会今年也通过了一项法令，对因恐怖主义原因而亏损的航空公司予以补贴，也是阻止危机蔓延的重要措施。这次国务院对餐饮、旅店、娱乐、民航、旅游、公路、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行业实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也有如此含义。政府更要注意，在这些受打击的产业背后的金融机构是否存在危机，并在危机出现时及其地救助。这样，非典危机对于经济就只是一个短期挠动，而非长期损害。
可考虑的作法还有很多。关键在于，当一个社会面对危机时，不仅需要勇气，还要有智慧。当我们说一定要战胜非典时，并不意味着要采取极端行动，也不意味着不惜任何代价。我们承认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记政府始终是社会的工具。既不能过度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也应在非常时期过去后，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我们考核这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它是否带领人民渡过危机，还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价。
2003年5月13日于北京郎家园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