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按：回顾非典时期，我发现我当时的一篇发言记录。其中的内容现在看来似乎还有些用。人们对疾病的恐惧，不是因为这种病有多“厉害”，而是对它的无知。所以对现在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的恐慌，来源于对它的不了解。而要“知道”它，就需要有信息的完全透明和流动。包括疫情信息的全面披露，医学等知识界的跨国界交流，社会各界有关这一疾病的方方面面的报道，以及任何个人的情形和感受的表达等等。而近些年来相反的做法已经大大削弱了我们社会对这一疾病的抗击能力。这次武汉严重贻误战机就是这一倒退的后果。另外一定要警惕在抗击时，政府的一些作法必须符合宪法，必须是在特定时期的非常行为，不能借此而不当地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不能将这一作法长期化。
知道非典的传染方式比疫苗更重要
—— 2003年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关于非典的发言
盛洪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当然要依靠人和人的交易。我跟别人打交道得非典的危险有多少分之一，反过来讲它可以折合成一种交易费用。换句话说就是我可以全副武装来避免非典，但是会增加交易费用。增加成本不仅直接是GDP的减少，交易成本增加的重要含义是，有时候交易费用过高，以致人们不交易了。经济学认为交易就有交易红利，不交易就不会有交易红利，即所谓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就是GDP的损失。显然交易费用放大了GDP的损失。这还是静态的，长远来讲肯定对分工有影响，因为“分工受市场范围有限制”，市场范围受交易费用的影响。
第二点，刚才谢平从对非典的保险率来看非典危险的溢价，我觉得关键是要判断这样一个溢价有没有永久性因素。我认为没有。这是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即使疫苗没出来，人们也会逐渐地形成抗体，所以危险性是逐渐减小的。更何况刚才我也提出来，实际上最重要的不是疫苗，最重要的是知道它的传染方式，然后形成人们的规范行为。只要你按照规范去做，你得非典的概率接近于零。这时人们就不会恐慌。就跟艾滋病是一样的，人们并不怕艾滋病。艾滋病的病死率很高，但只要约束自己，得艾滋病的概率几乎为零。人们不会因艾滋病而恐慌。现在政府说我们一定要搞出疫苗来，我说发现或者确认它的传染方式至少跟发现疫苗一样重要，甚至比它还重要。
有人说，“艾滋病是个特例，如果它的传染方式跟每个人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你不可能说规范自己的行为就不传染，流感就是这样。”不是，这是可以的。钟南山就列了几条，比如说潜伏期基本不传染，但是不绝对。其实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判断，你只要不发烧，即使带病毒也不传染，这个概率可以计算出来。传染病专家提出的这些传染方式只要能确认，我觉得一般人就可以相信它，然后就规范你的行为。原来大家害怕，是因为不知道它的传染方式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带毒不带毒，潜伏期的病人会不会传染我。但是假如钟南山说的是事实的话，根本就不用害怕，只要你不发烧，我就不害怕。
在判断所谓非典成本溢价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实际上恐惧这个东西是夸大的，就是所谓的选美规则。就是大家并不关注谁最美，而是猜选美的这些评委认为谁最美。而在危机的时候，人们不关心一支股票真正值多少钱，而关心人们认为它值多少钱。这不是均衡的看法，是很夸张的看法。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披露信息。刚才谢平也讲了信息透明，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要指出一点，其实大家只注意了非典的信息，其实别忘了，大家攻的是非典，所以后来政府调整了，变得比较透明了。但是现在也有信息扭曲，为什么呢，很简单，一块都是黑的，然后有一点亮了，你就看那亮点了，你忘了别的黑的地方其实还有别的问题，就是你要透明就全透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美国每年死于普通流感的人多于三万五千人，其实中国也有类似数，我看钟南山讲一年全世界就是几十万人。你现在看非典好象非常严重，大家很恐惧，其实你把别的信息披露出来，你想想三万五千人对于美国人是什么数字，大于万分之一，你算算现在按北京市最高峰的时候死于非典的人不到这个数，当然按全体人口，病死率和全体人口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讲的三万五千人是对美国全体人口，已经万分之一以上了。所以说有时候政府把眼光集中在这，传媒也把眼光放在这方面，这显然是夸张了，其实人们仍面临的死因是非常多的，你只看到这一点，因此，资源配置肯定是错误的。
有人说，“非典传染不分阶级不分等级，其他的矿山爆炸炸不着你也炸不着官员。”但是别忘了还有别的死因呢，有的是富贵病死因。我认为所有的信息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死因，还有当官的人的死因，我们都要说，这样才是真实的，这个社会才能正确判断。举个例子，全中国每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亡就10万人，在这里很多是富人，因为是有车阶级。现在官员情况很特别，有一例非典可能就要丢官了，但是可能别的方面死10个人都丢不了官。所以这种机制反映的1/500那样一个保险率，我认为肯定是在这个背景下过度夸张的，老百姓肯定是很难判断，政府官员也是过度夸张的，因此官员们为抗非典付出的成本宁可更高一点，也不愿更低了，因为我要保住我的官，在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
实际上对任何危机来讲，恐怕应对危机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也就是说应对危机实际上是公共物品，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提供这种公共物品是在特定时期，就是在危机时期。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就是政府扩张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时候政府扩张是正常的，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可怕就在于政府扩张在危机过后仍然占着地盘不回去了，这显然是需要讨论宪政问题。也就是说，非典和其他的所谓危机应该叫做特殊时期或紧急状态，因此确实要在宪法层次作出规定，就是说在特定时期政府有权部分地、暂时地限制公民自由。但是一旦这个紧急状态结束后应该立刻回到正常状态，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强调的。
在这次危机中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政府越权的事情，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孟学农，大家说他免职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要从宪政角度来看，他应该怎样被免职？我不知道他是被谁免职的，如果他是北京市人大选的话，我记得当时是选的，那么应该是怎么被免职？（他是辞职，那假如他不愿意辞职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传染病防治法》赋予了政府可以对这些传染病病人进行隔离，就是暂时剥夺他的自由，但是实际上现在剥夺人自由的这样一种方式已经扩展到了非常大的范围。比如说北京人要到外地去，就先被隔离了。政府已经大大越权了。我觉得在宪法上应该是没有任何依据去剥夺你的自由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要警惕在特殊时期政府力的过度扩张。
（经本人校订）
盛洪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