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命】一、温情与敬意

旧邦新命

一、温情与敬意

宇：我们在研究和讨论问题时通常遇到两种事物：一种是可定义的事物。比如说等腰三角形，这是可定义的。还有一种事物大概是无法确切定义的。这里所说的无法定义又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干脆没人能够定义，其二是每人均赋予自己独特内涵的定义。据说“政治”一词就有一百五十多种可以明确区分其含义的定义。还有些东西说它不是什么比说它是什么要容易得多。比如，你可以说杯子不是文明。这也许很对。但是，杯子上的图案又可能包含了文明、文化的信息。所以处理这样的问题比较棘手。记得对国学非常有研究的庞朴先生曾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讲有次去见钱钟书先生，两人攀谈起了在学术界出现的国学热来。庞先生问钱先生道：“眼下大家都很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您是这方面的大师了，能否说说究竟什么是文化？”钱老的回答甚妙：“你不问我吧，我觉得我知道。可经你这么一问，我也说不清究竟什么是文化了。”这就好像你刚才讲的，对一些人文概念，如要进行精确刻画是有相当难度的。因此，我们要充分地意识到，一些人文概念具有不可定义、至少是不可严格定义性。它们不是写下来个定义就可以交差的。它们往往边界很模糊，常常让人觉得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在我看来，文化或文明大致就属于这样一类事物。

大约十年前我曾经看过一本介绍禅宗的普及读物，其中有一段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对话。一位小和尚去问禅师：“我在寺庙里修行很久了，可一直没弄清楚什么是禅。您能不能告诉我禅为何物？”禅师微笑着说：“还是先让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有一天，一条小鱼游到海龙王那里并对龙王说：我总是听大家谈论大海。您能不能告诉我究竟什么是海？海龙王不紧不慢地说：海嘛，就是你在它之中，它也在你之中的那个东西。”这个故事实际上在暗示我们，鱼生活在大海里，对海已经司空见惯了，海也已经深深地融入其中了，鱼对海水如此熟悉了，以至于它已经无法理解它身处其中或处于它自身之中的事物了。我想文明概念虽然可能稍微好一些，但和鱼海关系也有类似之处，因而也需要我们用身心去感悟，去领会，去体味。

其实科学研究难也难在这里。如果我们想要思考、要进行逻辑推演，就必须有一个大家都基本认同的假设或演绎前提，有一组被明确定义的、而且大家普遍接受的基本概念，然后才能看一看如何往前走，才能看一看在一步步的推演中有无逻辑毛病，看一看你推导出的结论与经验到底有什么偏差。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去处理那些无法回避的人文概念的定义问题。首先我们就要来设法定义一下什么是文明？什么是文化？

盛：没错。你一旦要用科学的方法讨论人文问题，你就必须把它们当成客体。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身处它之中的，这又有一种先天的因素使你无法将这些问题变成客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所以，讨论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慎而又慎。同时又要像钱穆先生所讲的，我们在讨论中华文化的时候需要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如果没有这种倾向，没有这种温情，没有这种敬意，你实际上就和中华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她的特色，以及你所处的角色失去了联系。但如果你完全投入其中，你又很难去非常客观地讨论她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因此，我们努力使自己的态度慎而又慎，但又非常强调我们的角度。现在有的国人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在讨论中华文化的时候，往往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温情与敬意，已经失去了中国人的角度，而把中华文化当成一种纯粹的客体来讨论，结果变成一种失去角度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存在非常大的问题，这就是李慎之先生讲的 identity问题，即自性的问题。

尽管面临的困难很多，但是我们又不得已要去讨论这些问题，像我在“什么是文明”里讲的东西，实际上我最后还是把它是什么列了出来。但是，我当初列出文明是什么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界定，而是对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先不说，我假定有几个特定的点，我现在能把它们把握住。我觉得这是处理棘手问题的一种非常勉强的方法。

宇：说到这里，我突然回忆起弗洛伊德曾给爱因斯坦写过的一封信，其大意是说爱因斯坦比他弗洛伊德幸运。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爱因斯坦所从事的工作如此之伟大，以至于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相对论究竟讲了些什么，以至于普通人必须先有一大堆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准备才能理解他的相对论。结果，大家都非常尊重爱因斯坦。而弗洛伊德所从事的工作尽管也十分伟大，然而，由于人人都是现成的检验者，都能够以自己为样本直接检验他的理论，都可以就他或她所得出的结果说上两句，所以弄得弗洛伊德的理论非常有争议。

不过这样也有些好处，因为这能使社会科学的可检验性更直接、更简单、更普遍。有趣得很，一方面我们说文明问题难以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人类自己又是文明、文化的最终意义上的承载者。文明、文化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行为之中，体现在每个人的思考之内，体现在每个人所创造的事物之上。当我们身在其中时，当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时，我们或许对诸如文明及文化的理解会来得更深入更全面一些。我记得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在那本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提到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能够更加客观，能一步步地依照逻辑推导下去，或在经验中得到检验。萨缪尔森还形象地比喻说，没人能假设自己是铁原子。相比之下，社会科学很难做到客观，因为被研究对象和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并且互相影响。当然，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不具备的优势，比如说，由于每个人大致都是价格的接受者，所以他马上就可以对价格理论加以检验。

但话又说回来，到底有没有客观的事实，这事儿也很难说。曾提出著名的“测不准原理”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物理学和哲学》一书中有句名言：“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先有地球后有人类，先有人类后有科学。由此推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科学本身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类自身主观判断的影响。我们接触到的理论、定理都是由人发现或提炼出来的。由于经过了人脑的思考和过滤，被描述的“客观世界”便有可能早已成为走了样的“原本”世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即使你所观测的对象都是事实，但这些事实极可能不完整。盲人摸象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由于感受到的事实有差距，人们得出的最终结论便可能大相径庭。更复杂一点儿的情况是，把同样的信息同时告诉两个人，他们所接受到的东西也很可能相差甚远。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指的便是这么一类现象。可见，一旦涉及到认识论，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不过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得不处理这些认识论或方法论难题。

宇燕，盛洪，《旧邦新命：两位读书人漫谈中国与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