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间竞争中发问
——代《旧邦新命》序
盛 洪
宇燕和我都同意将5年前的对话正式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也很积极，除了别的含义外，至少说明了一点，即那个七、八年前就困扰着我们的问题，至今还是问题，而且越来越成问题了。1996年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什么是文明”时，曾要求编辑“一字不差”地刊出，但出了一点小疏漏，即出版时将文章题目后的问号去掉了。其实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提出问题。在此之后，一些报刊进行了讨论，有不少批评文章。但我一篇也没有回应。我应当向那些批评者道歉，因为他们至少在关注我的研究。然而我这样做也有一个小小的理由，即批评者主要的论点是，这不是问题。
我的目的是想讨论这个问题。它就是：按照现在的国际规则，人类能否免于覆灭？感谢宇燕。因为他是把这个问题当问题的人。我们之间的对话便是明证。在今天，也许把问题当问题的人多了起来。这是因为问题越来越明朗了。自1996年以来，世界经历了科索沃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第二次海湾战争。美国甩开联合国在伊拉克单干，说明了当今世界的真正规则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联合国可以制裁伊拉克，但不能制裁美国。因为存在着美国与其它国家相比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美国不可避免地幻想在这一规则下实现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世界和平，同时在这种“和平”下占尽好处。然而比人们预想得还要早，这种规则最坏的结果被展现了出来。这就是911。这个恐怖事件告诉我们，暴力的竞争已经不仅是科技和组织的竞争，而且可以是非科技的和非组织的。在杀死“敌人”方面，人类“智慧”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战略恐怖主义的出现不仅局部地削弱了西方世界的武器优势，而且修改了“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使之变为“不择手段者胜”。只是更糟了。
美国可以迅速占领伊拉克，但不能统治它。因为一个社会不仅是由暴力统治的，无法灭绝也无法防备的伊拉克游击袭击说明，统治的更重要的基础是文化和道德的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赢得这些认同，更会引起文明间的仇恨。几百年的殖民史和后殖民时代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如今的美国单边主义行为之后，是更为紧张的文明间，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美国的精确制导的炸弹，只会制造出源源不断的阿拉伯人体炸弹。我们看不到两个文明间合解的前景，也看不到其中一个文明（如伊斯兰文明）向另一个文明（如基督教文明）屈服的迹象。它们似乎只有一条路，即用对方更为想象不到的暴力手段消灭对方。因此，现有的真正的国际规则不仅是问题，而且是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
提问题就要回答，我和宇燕在对话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回头来看，当时的回答还很初步，严格来说，这不是我们两个人所能回答得了的。然而当时的思路还是值得肯定的，即：既然在当今西方的思想资源中很难找到改变当今国际规则的思想资源，我们就应在非西方的资源中去寻找，作为中国人，就更应该在中国的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既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巨大的创新，这不是一时一事所能做到的，我们难道不可以从历史中发现解决之道？诗经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周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中国又有着漫长的天下主义的历史，她得之于历史的文化资源恰恰可能解决当今世界的政治规则问题，而她本身，即中华文化的传人又可能成为解决这一天下问题的主体之一。于是，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旧邦新命》[1]。
我同宇燕一样，感谢为这个对话作出贡献的人。一个是陈蓬，还有一个是龙希成。关于陈蓬，宇燕在序中已经做了介绍。龙希成则是为这次对话做具体安排的人。我至今仍然怀念那个在北京郊外的周末。
2003年11月14日于北京郎家园
（《旧邦新命》200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 大家公认，“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是与冯友兰先生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这可以概括“现代中国的特点”。本书以这四个字为名，说明其主旨与冯友兰先生是完全一致的。
盛洪教授 